華北事變

日本侵佔華北的具體謀略，使用了“華北分離”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實施方法，則和炮製偽“滿洲國”的手法如出一轍，即收買小部分漢奸，強姦民意，憑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脅下實現“自治”，進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獨立”。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製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誕鬧劇。但日本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緩和國際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陰險狡詐不可謂不惡毒。但是，中國人民決不允許日本侵略者的陰謀得逞，對其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鬥爭。然而，面臨如此緊迫的態勢，南京政府當局竟繼續對日妥協退讓，喪權辱國，步步撤退，導致日軍得寸進尺，越發貪得無厭，華北和中華民族產生了空前嚴重的危機。

1935年1月中旬，日軍首先製造了“察東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5至7月，其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關東軍奉天（今瀋陽）特務機 關長土肥原賢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張北事件”，脅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今北京）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梅津達成的條件，即世人所稱的“何梅協定”，及察哈爾代理主席秦德純與土肥原簽定的“秦土協定”，接受日軍所提取消冀、察兩省境內的國民黨黨部等多項要求。使河北、察哈爾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

10月20日，日軍繼“丰台奪城事件”后，再次收買漢奸、流氓發動“香河暴動事件”，並同時加緊進行以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為重點對象的上層策變活動。

11月11日，土肥原賢二向宋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誘其出任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委員長，限20日前宣布。25日，土肥原見宋哲元未如期宣布“自治”，轉而先策動灤榆區兼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通縣成立脫離南京中央政府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一月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同時繼續對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壓力。經過日軍、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間一系列的討價還價，12月18日，終於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體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日本侵略者的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特派宋哲元為委員長，王揖唐、王克敏等為委員。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發生了親日分子《國權報》社長鬍某和《振報》社長白某被暗殺的“河北事件”。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等密謀挑起事端，聲稱此案“系中國排外之舉動，若中國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則日方將採取自衛行動”。向國民政府提出無理要求，並調兵遣將，駐津日軍連日在河北省政府(當時天津是河北省會)門前武裝示威，並舉行巷戰演習。1935年5月29日，日本關東軍天津駐屯軍借口中國當局破壞《塘沽協定》，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對華北的統治權，並從東北調集大批日軍入關，以武力相要挾。5月31 日，南京國民黨政府電令何應欽與日方談判。6月，國民黨軍委會華北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談判，達成了所謂的《何梅協定》。按協議規定，中國軍隊從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內的國民黨部；撤換河北省主席和平、津兩市市長；禁止河北省內的一切反日活動。《何梅協定》的簽訂，日本帝國主義實際取得了對華北的控制權。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發生了“張北事件”。5月30日，4名沒有護 照的日本特務機關人員潛入察哈爾省境內繪製地圖，行至張北縣，被當地駐軍扣留，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釋放。由於日方借口提出了蠻橫要求，6月27日，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和日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達成《秦土協定》。其主要內容為：(一)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軍官，擔保日人今後在察哈爾省可以自由行動；(二)取消在察哈爾省的國民黨機構，成立冀東非武裝區，第二十九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三)中國方面停止向察哈爾省移民，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撤職。至此，中國在冀、察二省主權大部喪失。

日本帝國主義在迫使國民黨中央的勢力退出華北后，隨即積極策動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的所謂的自治運動，企圖使華北五省成為“第二個東北”。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動河北東部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縣的“饑民”（漢奸）舉行暴動，攻佔香河縣城，並由少數漢奸組織臨時維持會，實際上是成立漢奸政權。11月25日，日寇又收買一批漢奸，流氓向國民黨天津當局“請願”，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國民黨政府特派冀東行政督署專員漢奸殷汝耕（當時兼任灤榆、薊密兩區的行政督察專員）在通縣組織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后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冀東20餘縣脫離了中國政府的管轄。這就是“冀東事變”。

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還策動閻錫山、韓復榘搞華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借“自治”的名義達到吞併華北的目的。而國民黨政府既不能允許華北脫離南京中央政策管轄而宣布“自治”，又懾於日本的威脅，在日軍的壓力下，南京政府於1935年11月26日取消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和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12月18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由日方推薦的著名漢奸王揖唐、王克敏等為委員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是蔣介石政府對日妥協的產物。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雖隸屬南京國民政府，但它實際上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勢力對它有很大影響和控制力，實際上成為變相的“自治”，使冀察兩省實際上置於中國行政區域之外。

華北事變表明，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

華北事變是日本侵略中國、稱霸世界的一個重要步驟，雖一時得逞，但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華北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作為侵華急先鋒的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積極策劃其所謂以“華北特殊化”為目的的“華北自治”運動，並公開擺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勢。之前，日軍已在華北各地製造了一系列事件，壓迫中國退讓，撤兵，為其開展“自治運動”創造條件。首先是謀划建立“蒙古國”，在察哈爾製造了兩次張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後在1935年6月27日逼簽《秦土協定》，“割讓”察東6縣於“滿洲”，二十九軍撤出察哈爾境內長城以北地區，國民黨黨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製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與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承諾國民黨黨部和中央軍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換平、津兩市長，取締一切抗日組織活動，並且凡是日本認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勢力都“不得重新進入”。這樣日本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為傀儡，實施其“自治”陰謀。這無異於將河北平津拱手讓與日本。這時卻突然發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預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極力壓迫排斥的駐察哈爾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突然利用丰台事件開進北平，成為中國在華北平津的主要軍事力量，給“華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軍因宋不是中央嫡系認為可以利用，轉而以宋為脅迫“自治”的主要對象。

但是宋哲元並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無援，無力獨自抵抗日本，故而態度非常曖昧。日本以軍事訛詐為後盾，緊鑼密鼓地開展“華北五省自治”(五省為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運動，企圖先從它處入手最終脅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製造“香河事件”，煽動河北省東部香河、昌平、武清等縣的“饑民”暴動，佔據香河縣城，並成立由漢奸組成的臨時維持會。接著，日本扶植漢奸殷汝耕在河北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22縣，宣布脫離國民政府，以之作為促進宋哲元“自治”的“榜樣”。日軍還開列“反日分子”名單，在平津大肆濫捕。同時大批日軍進入關內，威脅北平、天津。一時間，華北空氣極其緊張。

經過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間緊張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雖也曾力爭保留主權，但在妥協退讓政策下，提出並得到日本的勉強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除了名義上隸屬南京政府，實質已經成為變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

華北平津地區包括了中國北方大片地區，尤其北平是中國的歷史古都，當時也是全國 的文化中心。華北事變的發生，使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生死危機。1935年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學生終於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遊行示威活動，迅速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覺醒，打擊了南京政府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后，“華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對華北政策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化，總體上則暫停了軍事侵略，採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實”的手段，妄圖從政治、軍事、經濟上緊密控制冀察當局。採用其慣用的陰謀手法，先由交通經濟入手，企圖使“成為張作霖時代之東北”。然而，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採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陰謀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會善罷甘休，更猛烈的驟雨，就要落下。

日軍在華北所製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華北的局勢處於危機關頭，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影響重大。

首先，華北事變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導地位。華北事變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作為其獨霸亞洲，征服世界的戰略基地的野心。華北事變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重要步驟。事變后，日本準備把戰爭擴展到更大的範圍。1936年8月，廣田內閣確定了“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發展”的侵略方針。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華北事變使中國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成為國共兩黨由對峙到聯合的重要契機。華北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全國各階層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二九”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響下發生的西安事變，反映國民黨內部分化加劇，說明抗日救國符合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事變和平解決，揭開了國共兩黨由內戰到和平，由分裂對峙到合作的序幕，標誌著十年內戰局面基本結束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第三，華北事變改變了國共兩黨的關係，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提供了可能。事變發生后，中共發表的“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瓦窯堡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並於1936年9月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正式將“反蔣抗日”的總方針改為“逼蔣抗日”，鬥爭矛頭指向帝國主義。

第四，華北事變促使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急劇分化，在對日政策上發生分歧，形成以蔣介石為首的親美英派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

最後，華北事變加深了美英與日本的矛盾。華北事變后，日本從政治上和軍事上控制了華北。他們扶植漢奸、買辦拼湊了許多經濟機構，使華北經濟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華北經濟勢力的擴張，損害了美英帝國主義在華北的經濟利益。於是英美就支持國民黨統治集團中的親美英派來抵制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