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興國
科教興國
“科教興國”是指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國家的繁榮強盛。
解釋:發展科技,教育事業以振興國家,並用科技和教育使國家強大、振興起來。
時間:1995年
“科教興國”是黨中央、國務院按照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科學分析和總結世界近代以來特別是當代經濟、社會、科技發展趨勢和經驗,並充分估計未來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發展 對綜合國力、社會經濟結構、人民生活和現代化進程的巨大影響,根據中國國情,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宏偉目標而提出的發展戰略。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黨中央在全國科技大會上又進一步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今後作為科技進步源泉的科學研究的投入將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全國科研院所的體制改革正在深入開展,科研經費申請的審批方式已從過去單純的上級審批撥款,改革為專家論證評審。(節選自《應用寫作》雜誌1996年第5期)
“科教興國”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鄧小平同志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1977年,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明確把科教發展作為發展經濟、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先導,擺在中國發展戰略的首位。從7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鄧小平同志堅持“實現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基礎是教育”的核心思想,為“科教興國”發展戰略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
1995年5月6日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提出在全國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江澤民在會上指出:“科教興國,是指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實現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同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五中全會在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設中把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列為今後15年直至21世紀加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方針之一。
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正式提出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
為全面落實科教興國戰略,農業、工業、國防、財貿等行業和部門都提出了依靠科技振興行業的發展戰略。各省、市、自治區及各地(市)、縣(市)也制定了科教興省、科教興市、科教興縣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方針。1988年,江蘇省率先提出實施“科教興省”戰略,決定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從過去主要依靠廉價資源和廉價勞動力逐步轉換到主要依靠科技水平和勞動者素質上來。“科教興國”作為一項全國性的戰略提出后加速了地方科技事業和經濟的發展。1996年,國家科技領導小組成立,各地方隨繼成立了科技領導小組或科教興省(區、市)領導小組,截至到1997年6月,全國共有26個省(市、區)和計劃單列市成立了科技領導小組。據統計,到1997年底,全國已有20多個省、200多個城市制定了以科技促進經濟發展的計劃。
1998年4月,在中國科協主辦的“科技進步與產業發展專家論壇”第3次大會上,中國學者宣布,從1981年到1997年的10多年裡,中國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31.65%。同年5月,為了嚴格執行《教育法》、《科技進步法》,落實《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有關教育、科技投入的規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做好教育科技經費預算安排和確保教師工資按時發放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級政府財政部門保證預算內教育和科技經費撥款的增長幅度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通知》第一次明確了對財政預算執行中的超收部分,也要相應增加教育和科技的撥款,確保全年預算執行結果實現法律規定的增長幅度。
1998年經中央批准,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成立,並於6月9日舉行第一次會議。朱鎔基總理主持,指出要深入貫徹江澤民同志關於知識經濟和建立創新體系的重要批示精神,國家要在財力上支持知識創新工程的試點,要加大對科技和教育的投入。
鄧小平科教興國思想的提出和發展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鄧小平同志始終把教育發展和科技進步作為關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社會主義歷史命運的根本問題,進行理論思考,提出戰略設想。早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剛結束、重提中國實現現代化歷史任務的最初時期,鄧小平同志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就提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①明確地把科教的發展作為發展經濟、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先導。
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深刻地論述了經濟快速發展離不開科技進步、而科技進步又依賴於教育的關係,從戰略的高度強調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意義。1982年,鄧小平同志在論述20年內中國發展戰略的重點時強調:“搞好教育和科學工作,我看這是關鍵。沒有人才不行,沒有知識不行”。②1985年,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重申:“改革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③同年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號召各級黨委和政府把教育工作認真抓起來,指出:“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
④1988年,鄧小平同志深刻指出:“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⑤這個劃時代的論斷,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的學說,揭示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歷史必然性。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再次指出:“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⑥他號召全黨全社會通力合作,為加快發展中國科技和教育事業多做實事。鄧小平同志從7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依靠科學和教育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科學論斷,為提出和實施科教興國發展戰略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根據鄧小平同志的這個戰略思想,黨中央在1985年先後發布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和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分別確立了“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⑦和“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⑧的戰略方針。
1992年,黨的十四大依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確定了90年代中國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江澤民同志在會上深刻指出“必須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⑨1993年,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在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主要原則中明確提出,“教育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必須堅持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⑩並且提出了落實教育戰略地位的重大舉措。1994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貫徹黨的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的精神,進一步落實教育優先發展時戰略,動員全黨全社會認真實施《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
1995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召開全國科技大會,首次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發展戰略。重申“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國家的繁榮強盛。”同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在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把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列為今後15年直至整個21世紀加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方針之一。1996年,全國人大八屆四次會議正式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科教興國成為我們的基本國策。
科教興國示範基地經驗交流會
2:科教興國,科技立國是世人的共識.2001年以來,不少國家和地區出台了許多新的舉措,以加快科技創新步伐.(具體有日本,歐盟,美國的計劃見《導與練》P104),知識已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越來越決定著各國在全球政治,經濟舞台上的地位和尊嚴。我們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是適應時代要求的.
3:當今國際競爭的實質是以經濟科技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較量。能否在科技發展上取得優勢,增強經濟,科技為基礎的綜合國力,將最終決定該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而國際競爭歸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競爭。科技進步和創新,是增強綜合國力的決定性因素。在現代化建設中,科技是關鍵.
科學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斷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當今世界,科技革命方興未艾,創新浪潮此起彼伏。科學技術正在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動著經濟結構,生產組織和經營模式的變革,帶來生產力質的飛躍。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要想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把握自己的命運,就必須提高科技創新能力.
怎樣實施這一戰略
1:科技創新是我們實施科教興國的動力。要形成全黨,全社會重視和支持創新的新局面。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擺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地位,切實解決科技發展中的實際問題.
2:尊重知識,崇尚科學,尊重人才,加大科技用人制度的改革力度,充分體現知識和人才應有的價值,鼓勵科技人員在競爭中創新創業.
3:儘快形成有利於創新的文化環境和社會氛圍。要努力從學習,工作,體制,政策,環境等方面創造條件,推陳出新,讓優秀年輕英才不斷湧現。建立社會化的科技服務體系,加快科技成果的擴散和應用.
科教興國
5:建立精幹,高效,充滿活力的科研體系,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優化科技力量布局,加強原始性創新;
6:提倡敢為人先,敢冒風險,不怕失敗,鍥而不捨的創新精神,鼓勵探索未知世界和客觀真理。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提倡團隊精神,不拘一格地選用創新人才。這樣,我們的事業就能蒸蒸日上,就能永葆生機與活力.
7:要加大科技投入,努力提高科技工作者的待遇。進一步制定和完善各項激勵政策措施,使廣大科技人員的創新創業貢獻在分配上體現出來。我們要緊緊圍繞經濟結構調整這一主線,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中國經濟的效益和競爭力.
8:科技工作者自覺地把創造和發展先進生產力作為自己的使命,把服務於國家現代化建設事業作為自己的職責,把用科學知識造福於人民作為自己的追求 .
9:促進科技進步和創新:(1)重要性.(2)體制保證,體制創新是科技進步與創新的保證.(3)物質保證,加大對科研的投入.(4)組織保證,成立國家科教領導小組.(5)人才保證。具體見《導與練》
含義
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重要意義
21世紀是富有挑戰性的世紀。在世紀之交,中國決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意義十分重大。這一戰略的實施,將使古老而文明的中華民族,在21世紀再次騰飛,站在世界科技強國之林。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是中國的一項跨世紀的重大戰略決策,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深入探索領會這一戰略決策的理論內涵、運行機制和實踐特點,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一種新的國家發展的運行機制
以科技進步作為運行的動力和過程
科技進步是指科學技術自身的增長和長入經濟、社會活動,併產生效益的現象和過程。它以解放科技生產力為動力;以科學→技術→經濟、社會為全過程。它的理論基礎,既鄧小平同志高度概括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關於科教興國的演說
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理論,論述了勞動創造財富。他認為“科學是財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財富的產物,又是財富的生產者”。“生產力也包括科學”,“另一種不需資本家花錢的生產力是科學力量。”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科學技術在知識形態上是一種社會生產力,是一種潛在的生產力,一旦進入生產過程,就會轉化為現實的直接的生產力。本世紀20年代,英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了“創新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由於創新而得以發展,創新是內在的因素,對經濟的發展起著決定的作用。另外,從歷史的經驗分析,可以說,西方經濟的周期性繁榮,取決於整個經濟體系中對新技術的運用程度和應用的時機。80年代中後期美國年輕的經濟學家保羅·羅默提出“新增長理論”。其核心觀點是:在信息時代,生產已不僅僅由資本和勞動兩大要素組成,科技已成為組成生產的第三大要素。“新增長理論”專門闡述經濟學中最難以理解的,但又是極其重要的課題:增長的根本原因。保羅認為,科學技術是“內生的”,是經濟體制的主要成份。保羅提出,科技的增長與人類科技方面的投入的資源成正比,科技能夠增加投資的效益。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保持強勁的增長率,主要原因就在於此。他強調投資能夠使科技更有價值,而科技反過來,能使投資更有價值。這是一個有效力的周期,它能夠長期提高經濟增長率。
以增強科技實力作為運行的基礎
科教興國戰略是以增強科技實力為起點,並作為運行的基礎和“能源”。因此,也可以說它是科教興國戰略所追求的一個目標。鄧小平同志指出:“沒有科學現代化,就沒有工業、農業和國防的現代化”。江澤民同志也指出:“沒有強大的科技實力,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諾貝爾獎獲得者、巴基斯坦物理學家薩拉姆說:“南北國家在經濟影響力方面,日益擴大的差距,根本地說是科技差距。”日本外務省官員遠藤哲也說:“科學技術已成為左右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沒有科學技術就沒有經濟的繁榮。”以上這些政治家的看法,已成為社會各方面人士的共識。
科技實力,從字面上可以解釋為科學技術各種要素的含量和水平,以及組合所形成的合力。具體說,最重要的是科學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技術能力、生產能力)。科學能力作為特殊生產力,推動科學知識的創生、發育、增長和變化,並且給社會生產提供著力點,進而決定科學事業的興衰。正如生產力是一個社會的生產水平的標誌一樣,科學能力是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的標誌。科學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科學家隊伍的社會集團研究能力、實驗技術裝備的質量、“圖書——情報”系統的效率、科學勞動結構的最佳程度、全民族的科學教育水平。科學能力是上述五個要素的有機結合。一個國家的科學能力是一個國家發展科學技術的本領。同樣規模的科學投資,對具有不同科學能力的國家來說,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科教興國育英才
以科技和經濟的結合作為運行的基本結構
科技生產力的釋放是以科技和經濟相結合為基礎的。事實上,科學、技術和經濟並不存在一種簡單的線性關係,即科學技術發達,而經濟就自然而然的也發達。只能說,科學技術發達為經濟和社會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和提供了前提條件。問題的關鍵在於科技和經濟的有機的結合,科技生產力能量的大小,取決於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強度。
長期以來,科技和經濟各自獨立和相互脫節。經濟學家們雖然承認科學技術對經濟生活的巨大影響,但並不把科學技術活動看作是經濟分析的現象。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魯賓遜曾說過這樣的話,技術進步是“上帝、科學家和工程師給定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本世紀初關於技術進步的許多灼見長期被人忽視。英國的基礎科學研究並不落後,那麼為什麼經濟力量落後了呢?人們普遍認為,主要是英國放鬆應用研究,技術成果商品化比日美相差甚遠。
中國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行,科研機構和經濟機構脫節,研究的目標和方向與需求的目標方向相脫節,這必然造成科技進步的“梗阻”現象。科技與經濟相結合形成有機的社會結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加大向科學技術的資金投入。沒有資金的投入,就不會有更大的產出。發達國家這些年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R&D與GNP的比例,一般都在2%~3%之間。美國為2.8;日本為3.1%;新興的工業國家為1.6%,韓國到本世紀末要達到5%。二是推進產、學、研之間的相互結合,建立全社會的技術開發體系。企業建立技術開發機構,提高自主技術開發能力。三是建立科技經濟一體化的體制。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按市場規律來推進研究與開發,使科技體製成為經濟體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二者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以高科技文化素質的勞動者作為運行的主體
報告強調科教興國
一個民族要振興科技事業,首要條件是具有一流的傑出科學家隊伍。這個隊伍有一定的集團研究能力、有一種最佳的年齡結構、有一種穩定的代謝速度、有一個科學的專業構成,方能自立於科學之林,躋身於世界先進之列。為此,許多國家都加強科技人才的培養和爭奪,竭盡全力形成自己的人才優勢。戰後,美國為爭奪人才,曾兩次修訂移民法,優先批准各種專門人才入境。40多年來約有20多萬外國科學家、工程師和醫生、教授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為美國的經濟繁榮和科技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日本引進、消化技術,綜合改進技術,形成市場優勢方面的成功,根源在於有一支適應生產形勢需要的科技隊伍,其中包括技術工人。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也是科教興國的基本條件和目標。一是提高科學文化的知識水平,不斷改變個體和群體的知識結構;二是提高科學的思維能力學習現代科學的思想方法;三是提高對傳統文化理解和外來文化的批判和吸收能力。
整體行動
全社會的整體一致的行動
綜述
科教興國戰略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個長期的實踐活動。這個活動涉及許多因素,它是一項系統工程,而需要全民族、全社會的整體一致的行動。具體表現在要有以下四種有效行為:
政府的決心和有效組織
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政府的行為是起決定作用的。只有政府才有力量統一組織和調控,並且能保證長期、持久的實施。這樣,政府的決心和行為有效性程度,決定這一戰略實施效果的大小。當然,也不能離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狀況,孤立的去講政府行為的有效性。
20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都在強化政府對科技工作的領導,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美國、俄羅斯、日本、英國、德國、韓國、波蘭、澳大利亞、印度、埃及、匈牙利等國都先後成立了由總統或首相任主席(主任)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或其它科技決策機構。1995年,中國決定成立國家科技領導小組。許多國家領導人公開發表講話,以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並推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鄧小平同志在1988年鮮明的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發表演說:“不重視知識分子的國家、不重視科學技術的國家,必定走向滅亡。”美國前總統里根說:“技術是美國經濟活力的源泉”,美國時任總統柯林頓說:“技術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建立新的工業,並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所以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印度前總理、已故英·甘地夫人說:“近代國家經濟繁榮的關鍵,除了人民的精神外,還在於技術、原材料、資本等三種要素的有效結合,其中技術是最重要的……。”
許多政府首腦和政治家對科學技術巨大作用的讚佩和關注迎來了一個新時代。許多分析家認為,1968—1987年的20年中,科學技術改變了人們以往的觀念。羅馬俱樂部主席佩依教授,曾把1989年看作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歷史轉折點。其標誌是:“國家的首腦和資源的決策者、政治家們,正在認真地看待科學和科學家,把科學和科學家看作是解決特殊問題的能手”。
社會各領域行動的協同一致
全社會行動的一致性是科教興國戰略落實的可靠保證。然而,做到統一和一致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這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從各個方面加強力度和協調。首先是喚起民族精神、增強凝聚力。科教興國是諸領域的協同,而千百年來各領域都有自己的規範和價值觀。如科學追求發現、技術追求發明、企業追求利潤。由於價值取向的差異,各個領域往往是獨立的,其行動者在各自的領域裡工作並獲得聲望和利益。這樣,要統一行動就要有一個統一的價值觀,即為了民族的繁榮富強,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因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號召:“科學家應具有工業概念,工業家應有科學頭腦。”
其次是各種社會改革的結合與協同。歷史的實踐告訴人們,社會革命要和技術革命結合起來,這樣才能達到互動、互促的作用。鄧小平同志指出:“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於技術進步的體制,新的科技體制,應該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體制。”同理,新的教育體制應該是有利於經濟、科技、社會發展的體制。因此,使教育體制的改革跟上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改革的步伐是至關重要的。
再次是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環境。科學技術和人才的緊密結合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確保人類生存的關鍵因素。國際政治、經濟的新發展和世界科學技術進步的新趨勢,更加顯示出人才的價值。在這種形勢下,世界各國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重視人才的重要地位。從未象今天這樣,把科技人員視為珍貴的戰略資源。美國採取重金引進、重金培養兩大措施,日本的格言是“求知最重要”,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宣布:“在唐寧街首相府的顯要位置上,懸掛過去和當代傑出科學家的畫像”,以表彰他們做出的非凡貢獻。
實施關鍵性計劃並集中力量重點突破
一個戰略行動,只是一般號召沒有關鍵性的重點突破是不行的。18世紀英國發生的機器革命,19世紀德國的電機革命和化工革命,都是重大的關鍵性突破,對該國對世界科技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20世紀40年代以來,許多有成就的國家,都與推出重大科技發展計劃有關。如德國的導彈計劃,美國的“曼哈頓工程”、“阿波羅登月”計劃,前蘇聯的人造衛星計劃,中國的“兩彈一星”計劃。8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國家把高技術作為戰略爭奪的制高點。美國推出“星球大戰”計劃,日本推出超大規集成電路計劃,歐洲推出“尤里卡”計劃,中國推出"863"計劃。
90年代許多國家又紛紛推出大型發展高科技的系列計劃。美國有高性能計算機與通訊計劃、尖端技術開發計劃、生物技術研究計劃、新材料研究計劃、國家信息基礎結構研究行動計劃;日本提出第六代計算機計劃、亞洲新陽光計劃等;加拿大實施關鍵性技術支持計劃、綠色計劃;韓國提出了高科技與開發計劃(G—7)、國家最先進計劃和發展核能的中長期計劃。中國提出超“863”計劃、“火炬”計劃、“星火”計劃和“攀登”計劃等等。
事實上,現代高科技產品蘊含著人類空前豐富的知識和技術勞動,它將使決定重大國策的公式發生深刻變化。它告訴人們,在這場新的技術革命爆發的全球性技術爭奪大戰中,誰佔據高科技這個制高點,誰就有效地掌握了認識今天和把握明天的鑰匙,誰就贏得21世紀。因此,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必須有自己的核心工程作為突破口和基礎。
戰勝各種困難和阻力
科教興國戰略是以理性、以藝術、以一定的投入和時間才能完成的偉業。同時,它也要戰勝許多困難和阻力。科教興國要攻破三個堡壘:愚昧、迷信和貧窮。要解決各種文化的衝突。自然科學是人對自然界認識的精神產物,它是一種充滿創造精神的理性過程。它不崇拜偶像,也不存在思想的頂峰。
傳統的人文科學傾向於案例分析,善於用非科學的方法去解釋所發生的現象。因此,人文科學的非模式思維與自然科學的模式思維之間,人文文化的崇尚靈感的神秘性與科學文化崇尚理性的公開性之間,常常是對立的。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受挫,這種對立情緒的陣勢不斷變化著。大科學、大技術主張,一切與科學有關係的社會現象,都應當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主張科學方法可以成為揭示社會運動規律的有效工具。
保守主義的經濟學家,歷來限制科學成果在生產上的應用。他們認為,科學成果迅速加以利用,會造成工業上飛快的變化,打亂現有的經濟秩序。原因是技術改進帶來失業;產品換代帶來高額折舊費用;造成經濟不穩定。世界性的科技進步,擴大了發達與不發達地帶的差距。這種差距主要表現在貧富、技術開發水平的巨大差別。當今世界上,技術和科學通常是由高度組織化的研究與開發產業所控制,它們多半奠基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有相當一部分在前蘇聯東歐地區,而對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大多是邊緣性、服從性的低層次分工。所具備的研究和開發能力有限。據1983年統計,發達國家在全球研究與開發經費中所佔比重為72.7%,其中美國佔33.4%,歐共體為20.9%,日本為12.6%,原蘇聯東歐集團為24.2%。
發展中國家缺乏贏利的高、精、尖技術,因而它們要麼只能使用技術低下的機器或產品,要麼依賴外國公司或他國政府以高價購買技術。這種依賴性,已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實現自身工業化的巨大障礙。因此,貧窮和落後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科教興國戰略一大困難和一大特點。
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
採取“有所趕,有所不趕”的有限戰略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過40多年的高速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已在世界科技發展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在發展中國家具有較強的科技實力,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科技實力明顯落後。
其一,中國科技人員總數1860萬人,排在世界前列,但每百萬人口中從事研究和開發的科學家、工程師不足500人,與印度、巴西等主要發展中國家相差無幾,而韓國、新加坡均在1000人以上,美、日、英、德均在2000人以上。
其二,科技投入低。1994年,中國研究與開發總經費為196億元,合22.53億美元,僅為美國的1607.5億美元的1/71,為日本的1/29,德國的1/16,法國的1/11,韓國的1/24;還低於中國台灣省(25.4億美元)和印度(23.27億美元)。
其三,中國發表的科技論文在國際上排在12位上下。每年僅有3萬多件專利問世,而發達國家則多達數10萬件。作為科研創新基礎的儀器設備已嚴重老化,實驗裝備水平停留在70、80年代水平。中科院有53個所沒有得到任何儀器更新的支持。以上情況表明,中國科技發展戰略,只能採用“有所趕,有所不趕”的有限戰略。不可能全面趕超,大多數領域採取跟蹤戰略。所以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基礎性研究要按照“有所趕,有所不趕”的原則。瞄準國家目標和世界科學前沿,重點攻關,力爭在中國具有優勢領域中有重大突破。
實現科技生產力的新解放和大發展
中國科學技術落後於發達國家,又滯後於國內經濟建設。如果,科學技術再沒有大的發展,則必然更加滯後於經濟建設,因而必將制約今後的經濟發展。因此,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要把實現科技生產力的新解放和大發展作為戰略重點,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
為突出這一戰略重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規定:“科技工作要把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作為首要任務。”“在當前一個時期,基礎性研究要把國家目標放在重要位置,把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動力作為中心任務,重點解決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理論和技術問題,創立新的技術和方法。”這就要求:
發展高技術要緊密結合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需要,把握世界高技術發展的趨勢,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經濟競爭力、掌握知識產權、實現產業化作為主要目標。大力推進企業科技進步,促進企業逐步成為技術開發的主體,要把增強企業應用先進技術的活力,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作為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大中型企業要普遍建立、健全技術開發機構,與科研院所、高等學校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
建立新型科技體制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的新興科技體制。科技體制改革是一場解放科技生產力的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到本世紀末,中國要初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自身發展規律的新型科技體制,形成富有活力的運行機制。
過去,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科學技術長入經濟的過程脫離了市場,造成了科學技術與市場脫節,因而科學技術進步運行的速度較慢,成效不大。其原因在於,計劃經濟下靠權力下達計劃,企業的生產是幾十年一貫制,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新技術的採用和新產品的開發,使科技人員的知識逐漸老化,企業創新的能力逐漸減弱。在科學技術領域,雖然能推出新技術,但企業卻難以吸收和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把企業全面推向市場,這樣調動了企業為在競爭中獲得勝利,就必須採用先進技術的積極性。同時,市場經濟又把政企分開,使科技開發機構和企業都成為獨立法人,他們可以直接結合。企業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唯一場所,這又使企業和科研機構存在一種相互吸引的結合關係。
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按市場規律來推進研究與開發,並為市場需要服務,使科技體製成為經濟體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同時,這種改革必須符合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規律,即發展的過程和動力機制。這樣,就能使市場經濟體制、科技體制和經濟體制統一起來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技人才政策
建設一支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隊伍,既是科教興國的基礎,又是一個目標。目中國科技人才面臨一些問題,正在嚴重製約著科技的發展。應當認真加以分析和解決。比如:基礎研究存在走下坡路的趨勢,孕育著基礎研究重大突破的環境正在受到嚴重衝擊。由於科研經費長期短缺,儀器設備更新速度慢,青年人才難以穩定等原因,近幾年來自然科學一、二等獎明顯減少,系統性的重大理論建樹,科學前沿上的突破已很少。1983—11989年,共頒一等獎13項,二等獎58項。而1990—1993年,共頒一等獎1項,二等獎28項。僅此一項的一等獎還是植物區系分類方面的工作,系屬長期積累的結果。1993年在國際發表科技論文,美國為40萬篇,中國僅2萬篇。
近些年來,科技事業、科技工作對傑出年輕人的吸引力繼續減弱,科技隊伍新鮮血液的補充越來越困難。中科院對43個單位抽樣調查表明,具有研究生學歷的人才流失率達38%,大學本科學歷流失率27%,有的單位年輕人的流失率高達80%。若不採取特殊措施,到本世紀之交,人才斷層將成為嚴重的現實。出現這種狀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受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科研工作的清苦,收入又低,難以使年輕人才穩定。職稱定崗、學位點固定不變沒有活力機制,也難以調動科技人才的積極性。人才政策還存在一個誤區:把希望寄托在海外留學人員大量回國上。結果是更多的人才競相出國,留學不歸。倒不如下決心改善自己培養的科研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因此,應當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符合科技發展規律的科技人才政策。應當看到這是解放科技生產力的一個極為重要方面。
建立科學的科技投資體系
科技資金投入是科技進步的必要條件。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科技投入的總體強度還弱,研究與開發的投入指標,即R&D與GND的比例偏低,多年來徘徊在0.5~0.7%左右。1994年,中國的這個指標僅為0.5%,不僅落後於發達國家,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也僅處於中下水平。造成這種局面原因很多。其一,政府財政支持不足;其二,未形成全社會多元化的投資體系;其三,科技投入政策與機制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因而,利用市場機制吸收各類資金的能力相當薄弱;其四,科技資金投入中,各種矛盾衝突、責任不明確。如風險承擔、技術造假等問題。沒有形成有活力的機制。
長期以來,企業未形成為科技投入的主力。產業界自身很少有研究和開發機構,使產業界在中國科技投入中所佔份額至今仍不到30%。而在發達國家,產業界這一比例高達60~80%。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需要採取果斷措施。關鍵是,根據國情建立全社會多元化、多層次的科技投入體系。這個體系由有效政策的吸引,有充滿活力的運行機製作保證,真正實現既有政府投入,也有企業投入;有撥款,也有貸款;有資金直接投入,也有政策的間接投入;有國內資金,也有海外投入。通過各方面努力,形成強大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