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響，非常近

九歲男孩奧斯卡的父親在“911”事件中喪生。在偶然打碎的花瓶里，他找到一個信封。信封里有一枚鑰匙——但不知它可以開啟什麼；信封上有一個名字“布萊克”——但不知道他的姓，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誰。小奧斯卡認為這是父親留給他的尋寶遊戲，他開始在紐約尋找400多位姓布萊克的人。通過尋找，他走進了歷史和陌生人多彩的生活，走進了爺爺奶奶蕩氣迴腸的愛情和三代人布滿傷痛的情感回憶。

（參考資料）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美國民航4架客機，兩架撞毀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大廈”，一架撞塌華盛頓五角大樓的一角，一架墜毀。這一系列襲擊導致3000多人死亡，並造成數千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喬納森·薩福蘭·弗爾未將自己的創作拘囿於一個固定事件的限定中，他借一名孩童的尋覓之途，延展開去，選取淡化慘劇背景的視角，也即“去9·11化”，從一個孩童的心理療傷，上升到人性的層面。作者將人類面對無理性的大屠殺時，該如何處理存在與死亡的探究，寫入《特別響，非常近》作品中。

奧斯卡

奧斯卡，九歲，男孩。他早熟、聰明異常，喜歡給斯蒂芬霍金寫信，在腦子裡發明各種奇妙的事物，想發明一種茶壺，壺嘴能吹出好聽的調調，或演出莎士比亞。他與父親在一起時他最快樂，但他的父親在“9·11”事件中喪生，他陷入巨大的悲傷之中。奧斯卡保留著所有關於爸爸的往事回憶，還有珍貴的最後時段電話錄音。

透過創傷轉移后的新生，反思美國政治

在《特別響，非常近》小說中，應對創傷的方式分別在主人公奧斯卡祖父與祖母身上得到體現——他們均是二戰德累斯頓轟炸的倖存者，後來又在“9·11”恐怖襲擊中失去了唯一的兒子，祖父陷於抑鬱的“為何‘我’不在你身邊”的創傷展演中不能自拔，祖母在痛苦地呢喃著“我的感情”中拚命尋找生命的意義以應對創傷。

1、奧斯卡的祖父：沉迷創傷展演，拒絕應對

一般受創者會糾結於見證或規避、展演或應對的矛盾之中，然而奧斯卡祖父湯姆斯·謝爾的身心言行卻完全埋在憂鬱或創傷展演之中，換句話說，他一直活在那個重創的過去——1945年德累斯頓轟炸中。其中緣由是事件的猛烈性和突發性而不能被受創者的意識立刻接受，發生的當時受創者，也沒能感到痛苦或焦慮，所以“對這樣難以想象事件的最初接受方式通常均為難以理解”。謝爾就是這樣的受創者。

在德累斯頓轟炸之前，他的女朋友安娜告訴他，她懷孕了，他喜出望外，甚至對空襲的警報熟視無睹：“‘我’離開之前，她說，請你喜出望外。‘我’告訴她‘我’確實是喜出望外，‘我’當然喜出望外了，‘我’吻了她，‘我’吻了她的肚子，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那天晚上九點半，空襲警報響起來了，所有的人都去了防空洞，但誰都是不緊不慢的，‘我們’習慣了警報，’我們’以為警報是虛驚，誰沒事要來炸德累斯頓？”

謝爾在這場慘絕人寰的轟炸中存活了下來，但安娜沒有。這對他而言，生比死更可怕，他內疚自己為何還活著，他不解自己為何沒和親人一起死去，“倖存成了死亡危機與生存危機的搏鬥”，在“為何‘我’不在你身邊”一節中，謝爾在從未寄出的給未出生的兒子的書信中呢喃出了自己的生死兩難：“抱歉。這是‘我’一直想向你說的話，‘我’為一切抱歉。‘我’抱歉，在‘我’或許能夠挽救她和‘我們’的理想、或者至少和它們同歸於盡的時候，‘我’卻離開了安娜。‘我’抱歉，‘我’沒有能夠捨棄那些不重要的東西，沒有能夠抓住重要的東西。‘我’為‘我’將要對你母親和你做出的事情而抱歉。‘我’抱歉，‘我’將永遠也不能看見你的臉，喂你，在你睡前給你講故事。‘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試圖為自己辯解，但當‘我’想起你母親的生平故事時，‘我’知道‘我’什麼也沒有解釋清楚，多麼遺憾，‘我們’必須活著，多麼可悲，‘我們’只有一次生命，因為假如‘我’有兩次生命，那‘我’一定會用一次生命和她一起度過。那樣‘我’就會和她一起留在公寓里，‘我’將在活人中度過這一次生命。”

顯然，這種生存的悖論與倖存者的內疚感緊密相關，而後者又是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直接結果。除了其他癥狀，“傷后應激障礙還導致受創者自我形象嚴重扭曲”。謝爾不僅遭受了失去本可以與之一同度過“唯一的一生的唯一的一個人”的苦痛，還陷入了混亂，總是在想自己“是個多大的傻瓜，多麼愚蠢狹隘，多麼無用，多麼遭罪和可憐，多麼無助”。他的痛苦部分源於自己不該從德累斯頓轟炸中倖存下來的執念，雖然後來他迎娶了安娜的妹妹為妻，卻仍然對過去無法釋懷，不能掙脫過去也就無法過好現在，剛結婚就和妻子在公寓里用紅膠條劃出了“無事區”和“有事區”，“無事區”是“供人消失的好地方”。後來，“無事區”比“有事區”更多了，謝爾甚至只能在“無事區”才能和妻子過夫妻生活。最終，當得知妻子違反約定懷孕了，他避無可避，只能離開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不是因為他自私”，而是“不能活下去”，“他試過，但是他不能”。他拋妻棄子的行為，實際就是創傷展演，“受創者承受著抑鬱的痛苦，完全沒有能力去執行倫理責任，比如說，考慮他人”。

不管創傷多麼摧毀人心，還是會有活下去的可能。但對於謝爾來說，要生存下去就必須祛除情感自我，只留個軀殼。然而軀體的康健，並不等同於健康的恢復。儘管如此，隨著時間的流逝，受創者還是有可能整合記憶、明白曾經發生的事，其中的關鍵就是接受事實——不管多麼不可思議、難以承受，事情確實發生了，而說出所發生的事有助於接受過去，應承認創傷，而非壓制或規避，即“說話行為”“懇求見證”，它可以讓受創者慢慢地將創傷事件轉化為敘述記憶，讓他們回想起在過去某一時刻所發生的事，並意識到自己正活在現在，“這可以降低退至憂鬱性強迫性行為的危險性”。然而，抑鬱患者們出於“對創傷的忠誠”，抵禦這個轉變，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對死去的人的背叛，尤其是他們深愛的人。從表面上來看，謝爾因失語症才無法和他人講述傷痛，實際上那是他強加給他自己的疾病，他不能或者說拒絕與他人交談，印證了他不情願去應對、處理過去創傷的事實，他的說話能力與安娜同時在德累斯頓轟炸中喪失了。

失語的謝爾對談論過去的極端拒絕，掐斷了所有應對過去的途徑。他身體活在當下，精神卻一直糾結在過去，不斷在想象中重複過去來折磨自己，這些行為都是典型的抑鬱症，或“創傷展演”。創傷展演不僅包括無法見證過去，“還讓受創者陷入無法再去建立有愛的親密關係的惡性循環中”。謝爾迎娶了安娜的妹妹為妻，因為她與安娜相似。但在他眼裡，妻子僅僅是安娜的化身，當他叫妻子給他當雕塑模特時，他所重塑的仍是自己一刻也不能忘懷的安娜形象。

“遺忘是創傷治癒不可或缺的一個階段”。謝爾對過去的沉溺源於無法遺忘，創傷個體要學會用更清楚明了的傳述方式將創傷經驗表達出來，重獲理性，放逐過去。謝爾完全沒有足夠的理性來實現卡魯斯的“遺忘”，反而背道而馳，一直沉迷於與安娜有關的回憶之中不能自拔，問題因他自己後來注意到這點而變得愈加複雜：“每一天的每一刻，‘我’的心都碎成了比原來組成它的碎片還要多的碎片。‘我’從來沒想到過‘我’是個安靜的人，更不會沉默，‘我’從來沒想到過任何事情。一切都改變了，鍥入‘我’和‘我’的幸福之間的不是世界，不是炸彈和燃燒的建築物，而是我自己，‘我’的思考，這種無法捨棄的癌症。無知是福嗎？‘我’不知道，但思考是這麼痛苦。告訴‘我’，思考究竟給‘我’帶來了什麼，思考把‘我’帶到了什麼偉大的地方？‘我’想啊想啊想啊，‘我’把自己從幸福中想出來了一百萬次，卻一次也沒有把自己想進幸福中去。”

正如謝爾在給未出世的孩子的信中所說的，思考曾使他活了下來，如今思考卻在殺死他。他慢慢意識到只要他能夠放開過去，他的生活就會簡單得多。儘管如此，他仍情不自禁把自己囚在過去的牢籠里，折磨著自己的現在，堅信不遺忘過去才能彌補他不能與安娜共度一生的遺憾，所以他和妻子立了一個規矩——不許談論過去，而失語症也讓他不用冒險去談論他無法表達的創傷，把他的溝通簡化為雙手掌刻畫的“是”與“不是”的手勢語。

2、奧斯卡的祖母：未果的創傷應對

該小說用題名均為“‘我’的感情”的四個章節來闡述祖母的心理創傷與癒合過程。她和祖父類似，“在生存危機與死亡之間掙扎”。自德累斯頓轟炸之後，她一直難以擺脫父親、姐姐喪生而自己存活於世的內疚感，更把親人的死亡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認為是曾散放在她卧室地板上的那100封信加速了轟炸后大火的燃燒才毀了她家的房子。同時，在婚姻生活中一直被丈夫當作已故女友安娜的影子，打破夫妻協議偷偷懷孕后又被丈夫遺棄，更讓她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想做一頭棲身於污穢中的豬”，習慣羞恥。所以她每次在發表意見之前總要先貶低一下自己，習慣性以“‘我’不是很聰明，但‘我’覺得……”來開頭。儘管祖父答應她求婚給了她生活的希望，“他的關注，填滿了她中間的那個空洞”，但被當作影子的生活，讓她不停地痛苦自問“人為何要過夫妻生活”，最後更心痛地發現“愛一個人愛了四十年，此刻，這份愛變成了訂書機和膠帶”。最後命運再一次戲弄了她——在“9·11”恐怖襲擊事件中，失去了唯一的兒子。

雖和祖父一樣飽受創傷，但從表面上看，祖母更積極地應對創傷，努力投入新生活。在初見祖父之時，儘管她自己都不能保護自己，萌生自殺的念頭，想抱上最大的石頭走到哈德孫河裡，讓自己的肺裝滿水，但她想保護他，並覺得自己肯定可以做到，甚至堅信“如果情勢需要，準備粉身碎骨”。當祖父準備離開時，她鼓勵他“‘我’也不知道怎麼活下去，但‘我’在努力”。她一直努力和別人溝通，努力學習英語，好讓自己像一個地道的美國人；她努力地表達內心的情感，聽從祖父的建議，敲打著鍵盤，寫下自己的生平故事，“表達自己而不是折磨自己”，“減輕負擔”。甚至在得知兒子所在的世貿大樓遭受襲擊之時出奇的“堅強”，感覺自己像一塊石頭一樣充實，沒有覺得空虛，還在給奧斯卡的信中強調“一直想告訴的關鍵一點”，那就是“說愛‘我’永遠都是必要的”。

祖母向奧斯卡坦承自己能活下來的秘訣，是不像祖父那般想得多，學著不要那麼多愁善感”，因為“不在幸福面前保護你自己，你就不能在憂傷面前保護你自己”。所以，“9·11”事件當天，當她看到電視播放熊熊燃燒的大樓畫面時，她沒有任何感覺，並不驚訝。然而，她表面上的超脫、實際上的情感麻木，實則是創傷后的表現，是“受創者屈從於情感遲鈍，表面平靜淡然”。其實她和祖父一樣，身陷創傷的囹圄，白天尚可以憑藉自我意識的控制，壓抑創傷記憶，但不能擺脫晚上夢魘的困擾。因為受害者對創傷過去的理解還存在延遲性，之前因分離體制而抵禦的創傷經驗不可避免地會姍姍來遲，其中的徵兆並非通過連貫的敘事，也不是憑藉當事人有意識的努力，而是通過一種無法掌控的、四分五裂的方式，比如閃回或噩夢，這正是美國精神病協會所發現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

小奧斯卡經常通過對講機注意她房間里的動靜，她會在半夜裡把他也吵醒，“她咕噥著抱怨”，所以“奧斯卡的睡眠仰仗於祖母的睡眠，奧斯卡告訴祖母‘沒有噩夢’的時候說的是她”。在恐怖襲擊之後，小奧斯卡觀察到奶奶抱著一塊巨大的石頭穿過百老匯街，但她並沒有把它交給喜歡收集石頭的孫子，也從未提起。很明顯，她其實一直沒有擺脫40多年前與祖父在紐約重逢時想抱著石頭投河自殺的傾向，在“9·11”事件中失去獨子的創痛，讓她回想起德累斯頓的傷痛。

在“9·11”恐怖襲擊那天和奧斯卡趴在地板上的時候，小奧斯卡的祖母腦海里跳躍著在這兩場災難中喪生的親人的畫面：“有時候，‘我’覺得空間在和‘我們’塌下來，你父親在睡覺。安娜在吻‘我’。‘我’覺得自己被埋葬了。安娜捧著‘我’的臉頰。‘我’父親揪著‘我’的臉。所有的東西都壓在‘我’身上。‘我’想起‘我’長大的那所房子里的牆壁。‘我’的手印。牆倒下的時候，‘我’的手印也倒下了。

德累斯頓轟炸中失去父親和姐姐的創傷，懷孕時被祖父拋棄的經歷，“9·11”中失去獨子的傷痛，“9·11”之後重新接回祖父但又再次失去他的心冷，所有這些創傷記憶都纏繞著她，讓她無法釋然。

3、創傷遷移

透過小奧斯卡的祖父、祖母的故事，讀者見證了創傷“不得不說”與“難以言說”的進退維谷的困境。悲傷讓人們意識到自己同他人之間的關係紐帶，這一紐帶能夠讓人們認識到政治社群的複雜，有助於理解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相互依存狀態與倫理責任。藉助悲傷，人們可以逐漸體會並理解苦難本身，深刻體會到這樣的事實：身體意味著道德、脆弱特質和能動性。在暴力狀態下，人們受制於他人意志的擺布無法自制，他人只要肆意妄為即可抹殺生命；人類易受他人傷害的弱點也使人們可能淪為暴行的卒子與工具。“9·11”事件之後，美國出於政治目的，藉助媒體鋪天蓋地渲染這一暴力事件，對世貿中心大廈遇難者臨終時刻進行大規模報道。所有這些都產生了震撼效果——激起了人們的恐怖與悲傷，因此催生了強烈的認同感。但是，這些報道營造了氛圍、提供了敘事手段，藉此確立了值得哀悼的標準“人類”：在大眾媒體中無法看到阿拉伯人慘遭傷害的報道，在接下來的反恐戰爭中也沒有關於阿富汗平民和美國其他攻擊對象的國民的紀實報道。“9·11”小說彌補了這個缺憾。在《特別響，非常近》中，弗爾穿插了針對日本廣島的原子彈轟炸和德國德累斯頓轟炸翔實、恐怖的描寫。其中有一段是奧斯卡播放給學生的日本倖存者智康的訪談錄音：“‘我’從窗外看去，看見‘我’一個鄰居差不多一絲不掛地站著。他的皮膚從身體上脫落下來，‘我’看見一個年輕姑娘朝我走來。她的皮膚正從她身體上融化下來。就像蠟燭一樣，她的皮膚在脫落。蛆從她全身上下爬出來。‘我’不能把它們掃下來，因為那樣一來，‘我’就會掃下她的皮膚和肌肉。”

在這兩場災難中，美國不再是受害者，而是給他人帶來災難的兇手。小奧斯卡的祖父、祖母在德累斯頓轟炸、“9·11”襲擊中均是受害者，對他們尤其是前一段創傷的見證，為美國人提供了契機，讓他們在移情基礎上進行創傷遷移，去感受他者的創傷，重新意識到自己的傲慢，認識到建立更平等的國際關係的重要性；只有在同等基礎上體會自己與他人的失去與脆弱，才有可能改變理解國際關係的思維方式，重新定義所謂正義的反恐戰爭，從而有助於重構全球民主政治。

4、創傷歷練，成長以獲新生

以9·11事件為背景的《特別響，非常近》亦是一部成功的成長小說，它講述了奧斯卡在求鎖中成長以及在經歷創傷后在親情與大愛的幫助下走向成長的故事。奧斯卡在求鎖過程中，逐漸走近了父親的心靈，與母親之間的誤會也消除了，獲得了親情和他人的信任。父親遇難后，奧斯卡不敢對媽媽直言恐懼和懷念，他絕不能讓媽媽聽到父親的留言，因為保護她是他“存在的最大理由”。不傷害奶奶的感情則是他“另一個存在的理由”。於是，他給母親做了個手鏈，他將父親最後一條留言轉換成了莫爾斯密碼，表示對其父的愛和思念。他還用其父的留言給母親做了別的莫爾斯密碼飾品，如一條項鏈、一條腳鏈、一些搖搖擺擺的耳環和一件頭飾，但手鏈最漂亮，因為“最後的東西最為彌足珍貴”。奧斯卡幼小的心靈雖承受了失去父親之創傷，但他卻用稚嫩的肩膀擔當起保護母親和奶奶之責任。這是他在經歷創傷後走向成長之標誌。

同時，奧斯卡對他人的不幸、痛苦或創傷也更加敏感，也盡自己微薄之力去幫助他們。面對受各種問題困擾的受訪者，他感同身受，常忘卻自己的痛苦，而樂於做一名傾聽者，幫助他們紓解心結，解決困難，度過危機。他堅信父親的話是正確的，“將一粒沙子挪動一毫米”就能改變整個撒哈拉沙漠。

循著鑰匙線索而求鎖之歷程，使奧斯卡從創傷中學會了接受並面對殘酷的現實，在此過程中，他從一個懵懂少年成長為一個善於聆聽，理解他人之少年。更重要的是，他學會了做一個具有悲憫情懷的人，希望人人都平安無事。

《特別響，非常近》小說中的“特別響”，可指雙子塔樓倒塌時所發出的震耳欲聾之聲響，可喻指父親電話錄音在主人公奧斯卡耳畔之巨響，亦可喻指兩性之愛及人間之大愛與真情潛藏人心之特響。“非常近”可指奧斯卡在經歷9·11創傷后與母親、祖父母間的關係之近，可指奧斯卡求鎖過程中漸與罹難之父間距離之近，亦可指那些陌生的“布萊克”們與奧斯卡關係之近，雖然他們同為9·11事件直接或間接之受害者。該小說旨在說明災難或恐怖並不可怕，由此而致之創傷也不可怕，只要有親情、同情、大愛之存在，創傷就將消隱於無形，親歷創傷者亦將走出陰影而獲得新生。

對創傷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創傷后如何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重構現實生活圖景，並在創傷中成長而獲新生，此乃生存意義之所在。與其說《特別響，非常近》是一部關乎創傷的小說，倒不如說它是一部關於家庭、親情與成長之佳作，它“展現了人與人之間交流與友愛以及重建健康關係的可能”。

在《特別響，非常近》中，透過小奧斯卡的祖父與祖母的故事，弗爾展現了“難以言說”的創傷展演與“不得不說”的艱難的創傷應對過程，論證了祖父口中“活著比死亡可怕”的傷痛。“9·11”失去親人的傷痛引發了祖母德累斯頓的痛苦記憶，引發了個人、家庭創傷的遷移。然而，創傷本身具有普世性，不分宗教、信仰、國籍與民族。透過他人的創傷視角，人類更應關注人為暴力事件所導致的創傷問題，思索創傷是由誰造成的、根源何在。除了在該小說中將英美聯軍對德國的德累斯頓轟炸慘案與恐怖組織對美國的“9·11”襲擊並置，透過小奧斯卡播放錄像的故事，穿插、見證了美國對日本投放導彈的恐怖事件，“將個人及家庭創傷上升到民族、國家的層面上來，將美國9·11創傷與其他民族、國家的歷史創傷進行對照，形成互文性”。英美盟軍是德累斯頓轟炸的製造者，直接導致數萬人死於火海中；在“9·11”恐怖襲擊中，美國卻成了受害者；而在隨後的兩場反恐戰爭中，美國又是阿富汗、以色列普通民眾的施暴者。世事輪迴，歷史事件千絲萬縷、環環相扣，弗爾在該小說中，將前後兩場人類的災難並置並非偶然，創傷敘事更多的是注入對美國政治的反思。

圖像敘事

敘事模式指在敘事作品中用於創造故事傳達者（敘述者）形象之一套技巧和文字手段，那麼，圖像敘事模式則指在文學作品中通過圖像以創造敘述者形象之一套技巧和圖像手段。

《特別響，非常近》中既有單幅圖像敘事模式亦有系列圖像敘事模式，尤其是小說中系列圖像敘事模式乃成后“9·11”作品之典型。

單幅圖像敘事：即在一幅單獨圖像中達到敘事之目的，如第97頁大象眼睛。奧斯卡在第三次敘事中，他在布萊克家見大象照片，遂談到大象的超知：相隔很遠卻能約會碰頭，知道敵友所在地，無需地理線索就能找到水。他還談到大象發出深沉的呼喚以互相交談，大象在聽到死去的親屬的叫聲時，似在哭。這張圖像抓住“大象看著就像在哭”的“最富於孕育性的那一頃刻”，將時間凝固在空間之中。又如第168—169頁的鴿子飛翔圖描述奧斯卡拜訪老布萊克，聽他講述戰爭經歷，兩人漠然相對，抬頭望向窗外時，驟見一群飛翔的鴿子。圖中20隻鴿子從右下角向左上方飛，鴿子單向飛翔，意味奧斯卡對和平之渴望，短暫卻心存希望; 仰拍構圖代表和平之可望而不可及。如布萊克所言：“在過去三千五百年間，文明社會只有兩百三十年的和平。”這些單幅圖像敘事延展了事件之時間過程，將瞬間定格為永恆。再如第65頁的指紋圖像，將20餘枚不同人的指紋在不同時間中進行組合，並置在同一空間，表現在同一圖像之中。若將奧斯卡剪貼簿《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作為一整體敘事，那麼，其中所有圖像均參與並建構圖像敘事。大多圖像並不按圖像發生時的先後順序連接，但圖像本身卻暗含奧斯卡在“9·11”事件後為探乃父死因而在紐約的求鎖之旅。看似零散的圖像便結合成一個視覺統一體，其中每一張圖像均記錄其追尋過程中之一瞬，並將瞬間精華凝固在以圖像在載體的空間之中。

單幅圖像敘事已然彰顯小說中圖像敘事之魅力，而系列圖像敘事更說明弗爾的手眼獨到和匠心獨運了。以下僅舉兩例加以闡釋，便可管窺弗爾圖像敘事之獨特蠡測其系列圖像敘事之高妙。其一是門鎖與鑰匙圖像敘事。門鎖本為生活中常見之物，亦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當其以圖像形式屢次出現於小說中之時，門鎖自然就被賦予了象徵或特殊含義。該小說中門鎖圖片共現5次，分別現於第29頁、第117頁、第135頁、第217頁及第270頁。五幅門鎖圖像均出現於奧斯卡爺爺敘事之四章中。因此，門鎖系列圖與小說情節緊密相關，構成爺爺與安娜及安娜之妹（奧斯卡奶奶）的生死愛情故事之敘事線索。

第29頁門內側有門把手和插銷，插銷傾斜，寓其愛之傾斜。關閉之門暗示爺爺在紐約一麵包房與安娜之妹邂逅時，“已經不能說話了”。安娜死後，“一切都改變了”，即便安娜之妹向他說：“請你娶‘我’”，他同意而心中愛之門卻早已隨安娜之死而關閉。

第117頁門外側有門把手和鑰匙孔。此時，他去找安娜，卻並未見到：“‘我’等了一整天。她是在躲著‘我’嗎？”六日後，爺爺終於見到安娜，並送出了愛之信息。然而，門上鑰匙孔需安娜那把鑰匙，方能開啟愛情之門。

第135頁門內側有門把手和插銷，插銷開啟。此時，他知妻已懷孕，他告訴她說“‘我’得走了”。他要“買一張去德累斯頓的票”，回到他曾失去愛之所在。鎖已開啟，他欲打開這扇門，離開這個家。

第徠217頁照片中，門看不出是內還是外，門上有把手卻無鑰匙孔或插銷。此時，爺爺講述二戰期間德累斯頓轟炸，他在失去一切前“還擁有一切”，安娜懷孕了，他喜出望外，可轉瞬間，一切都“煙消雲散”。他失去了父母、安娜和孩子，因他太怕失去所愛，所以就拒絕愛。門之互為內外預示爺爺與安娜之愛亦然。

第270頁門外側倒置，把手在下而鎖孔在上。此時，他獲悉唯一之子在“9·11”事件中死亡，整個世界似再次顛倒過來一樣，他“第二次失去生命中的一切”而再次體驗喪親之痛。爺爺敘事通過門鎖所展現之空間圖像而將其與安娜及安娜之妹的愛情在時間之流中鏈接起來，從而賦予愛與被愛一種悲情的意味。

與門鎖圖像緊密相關的還有兩幅鑰匙圖：第63頁掛滿牆的鑰匙圖及第316頁奧斯卡手中之鑰匙圖。與第三章滿牆鑰匙圖並列的還有霍金、墜落的人、倒地網球手、尋歡的烏龜及指紋等13張圖片，他們看似毫無關聯，卻皆成為奧斯卡剪貼簿《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之一部分。此圖乃奧斯卡發現父親衣櫥信封中一把鑰匙后，去位於七十九街之鑰匙店——弗雷澤父子店時，乃其開始尋鎖之旅前在鎖匠鋪所拍攝之照片。

他決定拿這把鑰匙去紐約216個不同地址尋找472個姓布萊克之人，尋求能開啟的那把鎖。他找鎖是為接近其父。因此，找到那把鎖乃成奧斯卡“終極的存在理由”。

第316頁的鑰匙即信封中的鑰匙——“又胖又短的鑰匙”。單從構圖而言，此鑰匙圖與鎖匠鋪那幅形成強烈反差，白色明亮背景上僅一把鑰匙，位於圖右下方，左上方留白較多。8個月後，奧斯卡終於找到了這把鑰匙的主人——威廉·布萊克。奧斯卡“花了八個月時間找鎖”，而威廉·布萊克則“花了兩年時間找這把鑰匙”。他們一直在“互相尋找對方”。奧斯卡尋鎖與布萊克尋鑰匙之過程預示他試圖通過尋找過去以打開父子溝通之大門。他心結已解，鎖已不再重要，圖中明亮色彩亦給人以歡快，令人平靜。

弗爾小說中門鎖系列圖像不僅揭示祖孫三代之悲歡離合，也象徵“9·11”事件后美國普羅大眾之現實狀況。門鎖圖像亦為整部小說求鎖之主題和情節發展埋下伏筆。爺爺敘事中之門鎖系列圖像與奧斯卡敘事中之鑰匙圖像交互穿插，將祖孫求索、奧斯卡成長及爺爺回憶等巧妙銜接在一起。對祖輩而言，門鎖之開關意味著痛苦與幸福，甚至是生存與死亡；於奧斯卡來說，求鎖即求索之過程，是走出創傷與痛苦之過程。隨著奧斯卡敲開一扇扇陌生的布萊克大門，弗爾既展現小說人物各自之不幸遭遇，亦通過圖像敘事而將“9·11”后普通美國人緊鎖的心靈大門一一打開，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創傷敘事

《特別響，非常近》小說的創傷敘事，表現了以下特徵：語言規範性的缺席、語義的斷裂、非線性敘事、“不及物”寫作。該小說的三位敘述者雖然都在努力地將自己的創傷記憶轉換成敘事記憶，但都出現了創傷敘事障礙。

主人公奧斯卡的敘事，雖然在語言格式上符合規範，但是敘述語言支離破碎、語義斷裂、時空混亂。奧斯卡的奶奶的敘事在格式上很不規範，多半是短句子的無序排列，句子之間有較大的空白，敘事缺乏邏輯，呈現出意識流狀態。奧斯卡的爺爺的敘事在三個人中最為混亂，整個敘事沒有段落之分，令讀者十分壓抑。由於兩位老人的書信從未寄出去過，他們的創傷敘事無法達到見證創傷的目的，屬於創傷的“不及物”寫作。該小說的這一創傷敘事特徵表明，創傷記憶轉換成敘事記憶是困難的。

《特別響，非常近》小說創傷敘事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創傷的非語言敘述方式。奧斯卡和他爺爺的敘事中，插入了大量的照片、圖畫、空白頁、黑暗頁、數字元碼。這些非語言敘事方式被稱為“元語言”或“副語言”敘事。該小說作者運用這些特殊的敘事方法，目的是為了填補那些由於語言失去功能而造成的意義空白，以表徵由於無法言表的創傷給創傷主體所帶來的難言之痛。這種敘事方法規避了殘酷的現實，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語氣，運用了具有視覺衝擊力的手段，凸顯的是一種“分裂”與“怪異”。這種敘事方法強調了創傷給創傷主體所帶來的後果，凸顯了創傷的“難以言說”性。創傷記憶難以轉換成敘事記憶，是因為這一轉換過程相當複雜，決定轉換結果的因素也很多。

《特別響，非常近》作品，採用“元語言”或“副語言”的敘事方式，就是在三位敘事者的創傷記憶還沒有被轉換成敘事記憶之前，對呈現在他們身上的創傷癥狀予以表徵和操演，以填補由於敘事語言的缺失而造成的創傷體驗的空白、缺失、不在場、斷裂等。

雖然創傷事件的出現可能會使創傷主體震驚、恐懼、悲傷，並導致創傷主體主動或無意識地隔離創傷事件，從而對創傷經歷產生一種“難以言說”的隱痛，但是創傷經歷還是會以創傷癥狀的方式在創傷主體身上體現出來。

主人公奧斯卡一開始並沒有直接敘述他的創傷體驗。作者主要是通過創傷展演來描寫奧斯卡的難言之痛。奧斯卡幻想自己發明了一種能夠用父親的聲音閱讀的茶壺，以此來寄託他對父親的思念：“‘我’實在需要聽見他的聲音。”他幻想自己發明了能夠升降的大樓，可以躲過恐怖分子的飛機，這樣父親就不會死了。他幻想“墜落的人”就是父親，並以電影膠片逆向回放的方式，幻想父親能夠起死回生。作為創傷癥狀的外化，他的這些幻想都是強迫性的、無法自控的。

奧斯卡將父親的壁櫥當成了自己的庇護所。他依戀父親留下的所有遺物，努力在父親的襯衫上尋找他身上留下的氣味。他跑到商店去尋找父親的蹤跡，查閱他的筆跡。他為父親留下的一把鑰匙著迷，並根據信封上的姓氏，在紐約五個行政區尋找所有姓布萊克的人，希望找到鑰匙的主人。他或許希望能夠通過幫助父親找到鑰匙的主人而得到父親的原諒，或者希望以此能夠更接近父親，或許希望能夠了解更多關於父親的過去。奧斯卡的這種“戀物症”也是“創傷后精神緊張障礙”癥狀的一種表現。讀者可以通過這些創傷癥狀的表徵與操演，感悟奧斯卡內心所經受的創傷體驗。

出現在奧斯卡身上的創傷癥狀還有他的恐懼、憤怒、暴力傾向、冷漠等。9·11事件后，他擔心危險、死亡會隨時發生。他懇求媽媽：“你能答應‘我’，‘我’死了以後，別把‘我’埋起來嗎？”他在帝國大廈觀光時，幻想“電梯的電纜斷裂了，電梯往下摔落，”恐怖分子開著飛機撞向大廈。有一次他發現奶奶沒在家，於是幻想奶奶“在過百老匯大街的時候被計程車給撞了”，“她從圖書館的梯子上摔下來”死了，她躺在了游泳池的底部，“她心臟病發作了”，“有人把她推到鐵軌上去了”，“她被姦殺了”，他還通過幻想宣洩自己的憤怒。他在舞台上扮演約里克的時候，想象自己將骷髏從頭上摘下來，用它拚命地砸吉米斯奈特的腦袋，“血開始從他的鼻子和耳朵里噴出來。”他雖然自己也經歷過創傷，但對別人的創傷經歷卻表現冷漠。一次，他在學校的課上放完一段康智對廣島原子彈轟炸的見證錄音后，大談“關於燃燒的程度和顏色之間的關係”，對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卻顯得無動於衷。奧斯卡的這些行為舉止也都屬於“創傷后精神緊張障礙”的癥狀。

在三位敘述者中，奧斯卡的敘事相對完整。這是因為，他比較成功地從“創傷展演”轉向“創傷應對”，在該小說結尾時，踏上了創傷治癒的道路。

在該小說中，奧斯卡從迴避創傷開始，以敘述創傷結束。他在六個半月尋找鑰匙主人的過程中，走進了其他人的生活，逐漸了解了別人的痛苦與創傷，學會了將自己的創傷體驗融入別人的創傷經歷。他最後不僅解開了鑰匙之謎，還將自己的創傷體驗告訴了他的爺爺和威廉·布萊克。他還同爺爺一起把爺爺寫給父親但卻從未寄出的那些信件放入父親的空棺材里，從而填補了他心中失去父親所留下的空白。他在一定程度上言說了自己的創傷體驗。該小說結束時，他不再為自己沒有能夠接聽父親的電話而感到內疚，並最終與母親和解。

敘述結構

《特別響，非常近》作品的十七章中，奧斯卡佔了九章，開頭和結尾都是他講的故事。雖然這種結構將奧斯卡的感受與祖父母的分割開來，但後者還是鑲嵌於前者之中。由於奧斯卡自始至終對其他人的創傷經歷無動於衷，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他的故事結局應當為整部小說定下基調。也就是說，對個人及集體創傷的處理方式最後落實於該核心家庭人員的大和解之上。的確，奧斯卡不僅解決了鑰匙之謎，而且說出了自己的秘密，擺脫了由於沒有接聽父親的遺言而產生的內疚感。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通過將祖父未寄出的全部信件放入父親的空棺材之中的方法解開自己的心結，甚至欣然將母親的“朋友”羅奧也接納為新父親的角色。他與母親和好如初，後者將他的被子掖好，並說聲“‘我’愛你”。就這樣，親情成為了化解代溝的潤滑劑。但是，祖父母被排除在大團圓之外，消失於機場的“空白”地帶。而且，該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不然就會安全了”中的“‘我們’”顯然只將全體紐約人，而非祖父母包括在內，因而暗示了餘波未平，使該創傷敘事呈現出開放性特徵。

雖然其三條敘事線索並駕齊驅，互相關聯，但其分量完全不同，交流效果幾乎為零，所傳達的悲憫意境及蘊涵卻是清晰可辨、交相輝映的。值得強調的是，作為該小說的高潮，“生活比死亡更可怕”這句話既是安娜贈給老托馬斯的遺言，又是老托馬斯與孫子一起挖墳時送給後者的話，聊以作為對自己突然離家出走的一種解釋。細讀之下，它甚至還是福厄本人對世態炎涼的幡然感悟。

《特別響，非常近》是一部關於家庭、親情與成長之佳作。

——李順春（江蘇理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

《特別響，非常近》是一個炸響的文學驚雷，其發出的警示之聲不但“特別響”，而且離大眾的生活又是“非常近”。它留給人們的不僅是治療心理創傷的良藥，更多的是對自我和社會的叩問。

——朱桂成（河海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喬納森·薩福蘭·弗爾（Jonathan Safran Foer）， 1977年出生於華盛頓，他父親阿爾伯特·弗爾是美國反托拉斯協會主席，母親是猶太人。199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念大一時，弗爾參加了喬伊斯·卡羅爾·歐茨開設的初級寫作課程。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后，弗爾進入西奈山醫學院學習，不久即退學繼續寫作。作品有：《了了》、《特別響，非常近》、《吃動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