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經濟學

“安倍經濟學”（Abenomics，アベノミックス）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晉三2012年底上台後加速實施的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寬鬆貨幣政策，日元匯率開始加速貶值。

統計發現，從安倍履行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日元對美元貶值幅度就超過8.4%。結合國際環境，一些國家由此擔憂日本此舉可能引發全球貨幣競相貶值並助推新一輪貿易戰。

安倍經濟學（Abenomics）要的是創造通膨預期，當消費者預期日本物價要上漲，所以對於一些本來就要購買的商品，就會儘快地去購買，因而帶動消費及投資，進而扭轉日本長年消費與投資極度低迷的狀況。

安倍經濟學有三個主軸，安倍晉三首先強勢要求日本央行配合發鈔。

其次，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過了1170億美元，總數2267.6億美元的政府投資。在日本政府負債餘額已超過GDP200%，高於全世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情況，這樣大規模的政府舉債支出，當然也是高風險。

最後是日元貶值政策，自2008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至2012年12月，日元相對美元升值23.62%，對照韓國在同樣一段期間內，僅小幅升值0.22%。

寬鬆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其中以2%的通貨膨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已引發韓國、中國等的不滿。韓日企業在海外市場形成直接競爭局面，而雖然部分中國企業已開始與日本企業競爭，但出口產品重疊的領域仍不多。據韓國貿易協會數據顯示，2012年韓國和日本五十大出口產品當中26個重疊。該協會進一步預測：如果日元對韓元貶值10%，韓國出口額會減少4.1%。受最大影響的無疑是汽車行業，據韓國汽車產業研究所發布的報告，在日元對韓元貶值10%的條件下，韓國汽車出口額將會縮減12%。然而，無論是G7還是G20都默許了日元的暴跌，因為它們大多不會受到日元貶值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再加上，除了加拿大，G7都在進行不同程度上的量化寬鬆。

2008全球金融海嘯過後，歐美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尤其爭相反覆推出的量化寬鬆，更創造出巨額的國際資金。國際資金最有興趣的投資地區是報酬率遠比歐美來得高的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身為全球主要貨幣之一的日元，自然相對於美元歐元，吸引了更高的興趣。

為創造通脹，安倍政府強勢要求日本央行配合發鈔，學習歐美的量化寬鬆，甚至不惜公然介入央行決策，並已宣布將撤換現任作風傳統保守的央行總裁。

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過了1170億美元（總數2267.6億美元）的政府投資。在日本政府負債餘額已超過GDP百分之兩百，高於全世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情況，這樣大規模的政府舉債支出，當然是高風險。更何況，政府支出效益，除了支出本身帶動需求有助於經濟增長外，當然還是要看是否會因公共建設的加強而帶動民間投資；所以如果效益不大，但政府成本很高，就也是另一項具高風險的策略。

首先是要迫使日本央行力爭達到2%的通脹率目標，並擴大“量化寬鬆”，這是創造更多流動性或多印鈔票的另一種說法。

二是試圖通過新的公共開支計劃以通貨膨脹刺激經濟。

第三個是一個模糊的結構性改革承諾。

日本內閣2013年5月16日公布的GDP數據：2013年年一季度日本GDP年化增長3.5%，高於彭博預期的2.7%，為2012年一季度以來最快；一季度環比增長0.9%，高於彭博預期的0.7%。

具體分析這個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內外需分別為日本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貢獻了0.5和.04個百分點。內需方面，受日元貶值和股市大幅上漲刺激，消費者心理大幅改善，個人消費環比增長0.9%；住宅投資增長1.9%。。外需方面，受日元貶值和美國汽車市場好轉等因素影響，日本第一季度出口增長3.8%，進口則增長1%。不過從投資方面看，第一季度日本企業設備投資依然謹慎，環比減少0.7%；公共投資則增長0.8%

另據日本內閣2013年5月15日公布的4月份消費動向調查表明，綜合反映消費者購買意願的消費者態度指數環比上升1.4%、達到44.5，連續4個月環比上升。當前，在股價持續上漲、企業利潤創佳績的背景下，消費者對就業和薪酬改善的期待明顯增加。

安倍晉叄自2012年當選日本首相后，一直實施“安倍經濟學”以求刺激經濟。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核，安倍政策似乎是“意在沛公”，其政治效果明顯大於經濟效果。

新浪財經專欄作家徐一睿他對“安倍經濟學”作出如下評論：

在當今日本乃至世界經濟界，“Abenomics”這新名詞備受關注。“Abenomics”是由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安倍（Abe）和經濟學（Economics）組成的一個造語。

大膽的貨幣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刺激民間投資為中心的經濟產業成長戰略是安倍經濟學的三個主軸，這三大主軸又被稱之為安倍政權的三隻利箭。而這三大主軸又分別由自民黨的三位大佬分管。

三大政策中貨幣政策作為主攻方向由安倍晉三首相親自出馬，而財政政策交由安倍常年的政治盟友，曾經在安倍之後出任過首相，現任副總理兼任財務大臣的麻生太郎主管，產業政策則交由曾經在2006年自民黨總裁大選中擔任過安倍競選事務局長的甘利明。甘利明作為經濟財政政策擔當相成立了日本經濟再生本部，並設置了經濟財政諮詢會議和產業競爭力會議這兩大諮詢會議。

安倍經濟學的具體政策指向可以總結為：1，將通脹目標設置為2%；2，促使日元貶值；3，政策利率降為負值；4，無限制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5，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國土強韌化)；6，日本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購入建設性國債；7，修改日本銀行法加大政府對央行的發言權等。

本質上來說，日元自2008至今的升值，其實相當大的成分是整個國際金融大環境所造成，而非反映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但是，日元的升值卻造成日本出口及順差大幅衰退的情況。甚至在2012年的1至11月間，貿易赤字達6萬億日元（約730億美元），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情況。在這樣的情勢下，安倍決定借著量化寬鬆政策，引導日元貶值，實也不令人訝異。

然而匯率的升貶是零和遊戲。貶了日元，幫助了日本企業的出口，但亞洲其他鄰近國家，也因此皆感到極大威脅。

如果安倍的政策的確引發了通膨，但是消費者反倒是因為擔心通膨侵蝕了財富，因此更加節衣縮食，安倍經濟學就無法奏效了。

在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透露將考慮在日後逐步減小購債規模后，有分析認為，美國QE3退出后，日本“安倍經濟學”也將難以為繼。

2012年12月，日本以安倍晉三為首的自民黨從民主黨手中奪取政權后，為穩定政權，把經濟搞上去，仿照美國量化寬鬆政策（QE3），提出了“日本版的量化寬鬆政策”——“安倍經濟學”，核心內容是“三箭齊發”，即大膽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經濟成長戰略，其效果可概括為：有得有失，得不償失，難以為繼。

“安倍經濟學”令股市頻繁波動

2013年4月份，在安倍首相的安排之下，由原亞行行長黑田東彥接任日本銀行行長職位。黑田被日本媒體稱之為“只要能幹什麼都可以幹得”的行長。他上任後日本銀行每月增加購入資產7萬億日元，並以每年60萬－70萬億日元的速度增加基礎貨幣，直至實現2%的通脹目標。

隨著日本的量化寬鬆政策的實施，日本股市持續大幅度上揚，日元匯率也不斷貶值，股市從2012年12月31日的10600點，一路攀升至2013年5月的接近16000點，最高時的漲幅達50%。日元對美元匯率曾一度貶值達1美元兌101日元以上，貶值近30%。根據日本政府6月發表的扣除通貨通脹因素數據，2013年第一季度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增加4.1%，私人消費增長0.9%，出口增長3.8%，進口增長1.0%，增長速度均為2013年所罕見。

然而，2013年5月份以來，隨著美國年底前會減少債券購買的傳聞后，金融市場再度騷動。日本股市也陷入波動之中，每日跌幅平均超過3%，2013年6月13日再度暴跌6.35%，日經225指數報收12445.38點，創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以來的最大降幅。

2013年6月14日安倍首相發出了第三支箭，即經濟成長戰略。但是，非但未穩定股市，反而波動更加頻繁。表明日本的實體經濟並未感受到“安倍經濟學”的實際效果。

“安倍經濟學”是賭博性的金融緩和政策

歐美多國對日本提出的“安倍經濟學”難以理解，如失業問題，歐美國家普遍處於高失業率時期，特別是年輕階層的失業率高企。在歐洲經濟圈內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失業，即使在英國失業率也已經高達20%。與此相比，日本的失業率只有6%，在歐美國家看來算不上什麼。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3年6月英國舉行的八國峰會上，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談時曾指責，“日本推進日元貶值政策對於以廉價勞動力為競爭條件的國家來說是很不利的”。另外，即使日本大肆宣揚的其國內的通縮問題，在歐美看來只能說漲落不明顯而已，從經濟發展過程看也只是極為緩慢的通縮。所以，日本不應實施賭博性的金融緩和政策。

而“安倍經濟學”將為日本留下難以預料的“禍根”——巨額的債務。據最新數據，截至2012年度末日本政府債務膨脹至991萬億日元，2013年新通過2013年度財政預算與2012年度補充預算合計金額超過100萬億日元，預計到2013年度末債務總額將超過1000萬億日元，政府債務已經超負荷。加之人口老齡化、經濟持續低迷、工資不升反降、民間儲蓄減少。更重要的是大地震后，日本電力供應不足、能源進口大幅增加，而日元貶值又導致日本貿易連續10個月逆差，經常收支順差也逐步收窄，不久的將來可能出現“日本版的雙赤字”，即貿易赤字與經常收支赤字。日本曾在G20峰會上，向全世界承諾，2015年實現基礎財政赤字減半，2020年實現順差。如日本2014年果真提高消費稅，日本非但難以實現其承諾，很可能面臨“財政懸崖”。

日本需探討新的增長方式

日本很多學者認為，美聯儲主席伯南克2013年6月19日透露的將減少債券購買后，自2013年9月份起將逐步減少購入，否則不會這麼早提出。方式是逐月削減資產購入金額，從2013年第四季度起，每月金額由原來的850億美元降至650億美元，2014年一季度減至450億美元，第二季度再減至250億美元，2013年7月份終止QE3。

自2013年9月份開始實施QE3至終止時，美國FRB持有證券總額增加1.3萬億美元；終止后準備金餘額為2.9萬億美元左右（金融危機前不到100億美元，2013年是2萬億美元）；終止后FRB的資產總額為4.3萬億美元（金融危機前0.9萬億美元，2013年是3.4萬億美元）。2014年FRB資產佔美國GDP比重將超過25%。屆時日本“安倍經濟學”也將使日本銀行的資產大大增加，預計占日本GDP比重將升至58%左右。

美國QE3退出后，日本“安倍經濟學”也將難以為繼。因為在此前的G7與G20會議上就有很多國家批評日本實施的量化寬鬆政策“損人不利己”。但是並未在會議的決議中公開指責日本，原因是美國不同意，因為美國正在實施QE3中，待美國退出QE3后，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其次，日本股市累計升幅過大，僅2013年頭4個月升幅已達40%，日本已經獲得了豐厚的利益。今後為穩定日元匯率和股市等金融市場，將直接大規模注入資金，縮小與美國在利率與通脹率等方面的差距，以便在美國退出QE3后，防止日元升值，並確保出口持續增加。同時需探討新的經濟增長方式。

日本有意將“安倍經濟學”推廣到東盟地區

2013年7月26日，到訪新加坡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第33屆“新加坡講座”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日本在振興自身經濟的同時，有意在東盟擴展其經濟空間，將“安倍經濟學”經濟政策的範圍推廣至東盟地區。

安倍將日本和東盟的經濟合作比喻成一架飛機上的“雙引擎”，認為東盟和日本任何一方壯大經濟都將符合另一方的最大利益。他在演講中講解了包含“三支箭”的“安倍經濟學”經濟振興政策，即超寬鬆的貨幣政策、龐大的財政刺激措施和經濟改革，同時表示日本今後將把注意力放在第三支箭，即經濟改革上，而東盟在這方面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表示，日本未來將轉變成為一個更開放的經濟體，除了歡迎海外投資和海外企業，也將改變本身的電力、農業和醫療等領域，促使這些領域積極創新並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尋找市場，而東盟就是一個主要的目標市場。

安倍認為，東盟是21世紀具代表性的區域，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消費市場，而區域正在新建各種海陸空基礎設施，東盟成員國之間的聯繫勢必變得更加緊密，也會使區域的經濟規模全面擴大。在此背景下，日本希望能夠出口其系統和技術，改善本區域的基礎設施網路。他還表示，新加坡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礎設施、創意和管理技術團隊，若能和日本企業的系統技術相結合，即可為世界其他地區打造“夢想城市”。

安倍此次訪問行程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三國，這是其自2012年12月重新上任以來第三次走訪東盟成員國，此前他已於2013年1月訪問了越南、泰國和印度尼西亞，並在5月訪問了緬甸。在一年內安倍相繼訪問了東盟10個成員國中的7個，足以顯示其對東盟地區的高度重視。安倍在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也表示，他打算在東盟地區推進戰略性外交，著重加強日本和東盟的關係和經濟合作，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在振興日本經濟的同時，擁抱東盟的活力，並進一步促進日本與那些共享法律、人權、自由等基本價值觀的國家的合作。

日本政府的債務率在發達國家中名列前茅，但信用評級要比南歐國家好得多，根本原因在於日本政府的債權人主要是本國公民，外債很少，只要國民能保持對政府的信心，債務風險就可控。但過高的債務既限制了日本經濟內在增長的活力，同時也形成了巨大的還本付息壓力。穆迪下調日本的評級，並不意味著日本會發生債務危機，而是對未來日本債務的可持續性有懷疑。

安倍經濟學本質上是政治目標驅動的經濟學，因此，政府變成了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然而，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生產要素和市場制度效率，政府扮演著消費者與分配者的角色。安倍經濟學進一步膨脹了政府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稅政策都是在改變經濟體系中的貨幣數量，改變財富在社會中的分配，但並沒有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也是安倍經濟學的軟肋所在，沒有經濟的實質性增長，債務就難有持續性，政府要麼增稅減支，要麼增發貨幣，無論哪種方式都是財富的轉移與再分配。

日本經濟連續兩個季度萎縮，幅度超過預期，政府也作出了推遲增加消費稅的決定。消費稅似乎是日本政府的死敵，自引入消費稅之後，每次上調都會帶來經濟下跌和政府更迭，安倍解散國會，舉行大選，也是下了相當大的賭注，如果選民不認賬，安倍就要提前下台。

安倍經濟學的主要目標是恢復日本的經濟增長率，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現在已經兩倍於日本，逆轉了近代以來中弱日強的態勢。雖然經濟總量並不代表全部國力，但卻是重要指標，安倍執意提振日本經濟增長，還是要恢復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地位。因此，安倍經濟學是服務於政治戰略目標的。從經濟增長的角度而言，日本需要借重中國市場，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但安倍既與中國對抗，又要經濟增長，足見安倍經濟學的政治色彩之濃。

日本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老齡少子化，經濟增長的活力不夠，在新一輪的工業技術革命中，日本企業並沒有走在前列，而廉價信貸讓殭屍企業消耗了大量資源。結構性改革是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但至今未見實質性舉措。結構性改革，說說容易，做起來難，強勢的首相小泉也只是改革了郵政系統而已。安倍則希望改變勞動力市場，讓婦女進入職場，但要改變一個社會的習慣，何其難也。另外，財政金融政策的刺激推動了股市的繁榮，有錢人從股市暴漲中獲得了更多財富，而工薪階層和依靠養老金的老年人則承擔著物價上漲的成本。如果實際增長率並不高，那過量貨幣就無法帶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只能是改變財富在社會不同階層中的分配狀態。

穆迪下調日本的評級之後，日元對美元大幅貶值，日本進口的成本也相應增加，而出口的增加相對有限，因為日本產業已經全球化了，通過貶值刺激出口是在封閉的民族國家經濟時代的有效政策，並不太適合現在的日本。大幅度貶值其實也加劇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平，進口產品的消費者實際要承擔日元貶值的成本，而得益的是出口部門。

日本經濟已經達到了豐裕的程度，要增長就需要開拓國際市場，安倍政府退出了基建出口的遠期目標，並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則，為日本出口武器打開了大門，為了推動武器出口，日本政府準備設立專門基金為買家提供融資支持。這一系列舉措都讓安倍經濟學帶著強烈的重商主義色彩，甚至有點軍事凱恩斯主義的味道。安倍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的本質也越來越暴露在世人面前。

數據顯示，今年來交易員撤走了460億美元的資金，投資者已經連續第十三周拋售日本股票，創1998年以來最長連跌紀錄。目前為止，日本實施超級寬鬆貨幣政策已經有3年了，但是效果甚微，2015年四季度日本經濟再度陷入衰退，通縮壓力縈繞不去，實際工資增長乏力，信貸需求依然疲弱，現在就連日元也開始與當局的意願背道而馳，日元升值可能挫傷日本出口企業的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