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一少

經歷三年困難局面后，中共中央決定為了渡過難關，採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該年年初召開中央擴大的“七千人會議”，初步總結了1958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分析了幾年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錯誤，以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1962年2月27日，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聯部部長的王稼祥，徵得伍修權等部黨委的同意，聯名遞交了給中央的建議信，信的抬頭是負責外交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和陳毅三人。

信中明確主張，為有利於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復工作，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在對外關係方面應該採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繼續堅持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四面樹敵，不能籠統地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蘇聯的關係上，要抓住團結和反分裂的旗幟，防止雙方的鬥爭直線尖銳下去。應“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講夠”，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同時提出在困難形勢下中國對外援助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當年7月莫斯科爭取普遍裁軍的世界和平大會上，中國代表團按照事先制定的“低調”發言，強調高舉和平旗幟的立場。

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中國對外援助最踴躍的時期之一。1962年，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穩妥務實的對外工作主張，包括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結果被批判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糾“左”的嘗試失敗了。

1962年，王稼祥上書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沒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導屬下工作人員，天下事有些是辦不到，而且不該辦的，而要制止、特別是糾正來自“上面”的“左”的東西是很難的。結果不幸而言中。

王稼祥寫建議信有一個推動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裡不怕，敢於講意見。”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議信結尾處加上了這樣一段話：“啰啰嗦嗦寫了一大篇，可能毫無參考價值，只是打擾你們。但既然有這些想法，就寫出來，即使是完全錯誤的，想你們也不會責備和見怪。”這樣謙恭的行文仍然引發了複雜的結果。

據王力回憶：“當時毛主席掰著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毛澤東是受到了陳毅小組發言的啟發，在批判右傾的大環境中，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聯繫外交領域，說現在有“一股風”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認為，同美蘇和印度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對外援“要算政治賬”，還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但他基本認同1960年以來的調整緩和的對外政策，認為鬥爭是“非常必要的”，但“都是有分寸、有約束的”。毛澤東對陳毅的發言顯然很讚賞，在簡報上批示“可看，很好”。

而“三和一少”的即興發言最終被想插手中聯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麗在《毛澤東與王稼祥——疾風知勁草》一書里記載，“他到處煽風點火，說中聯部的錯誤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康生更將“三和一少”，發展為“三降一滅”，還寫進了九大的政治報告，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而與之針鋒相對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對帝國主義要斗，對修正主義要斗，對各國反動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

被扣上修正主義帽子的王稼祥及時找到毛澤東當面認錯，毛澤東叫他在什麼範圍內討論的，就在什麼範圍內談談。儘管一再檢討，“三和一少”還是和“三風”一起被列入重點批判對象。毛澤東將當時對“大躍進”的否定概括為“三風”，即“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他曾多次說過，修正主義就是對外搞“三和一少”，對內搞“三自一包”。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三斗一多”戰勝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我國的對外援助也達到了新高。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張郁慧在其論文《中國對外援助研究》引述，進入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曾幾次主張大幅增加中國的對外援助。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提出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而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當年對外援助支出達到55.8391億元人民幣。曾經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在《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當時的對外援助金額之大：“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通報指出：“建國二十多年來，根本不存在一條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中聯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門一樣，執行的是中央的路線，重大決策都是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定的。工作中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中聯部的幹部和群眾是好的。”

康生感到中聯部批評的，正是他一直熱衷和鼓吹著的一套，即中央正實行著的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外國反動派要斗，對各國革命鬥爭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針。提出了反對主張。毛澤東認同康生意見。

客觀上處於被批評地位的毛澤東，敏感地把要求調整的種種主張串連起來，認定是要否定他的路線。如，處於被批評地位的毛澤東，敏感地把將經濟困難形勢估計得很嚴重，是非常時期的判斷（劉少奇），歸納為“黑暗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的主張（鄧子恢），歸納為“單幹風”；把所謂小說《劉志丹》要為高崗翻案，主張用一風吹辦法糾正“反右傾”運動中對幹部的錯誤處理（鄧小平等），歸納為“翻案風”；把王稼祥建議和中共中央統戰部調整與民主黨派關係、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意見（李維漢），歸納為“投降風”。

並且還把王稼祥建議，與國際上赫魯曉夫的“三和”政策（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過渡）聯繫、等同了起來。擺在反修防修戰略的對立面。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澤東先後兩次會見外國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批評中共黨內有人不講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並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談話，反映出他認為中國已經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義的完全不切實際的嚴重估計，明白無誤地把鬥爭矛頭指向了中央一線多數領導人。為準備文革，開始作大量的內部輿論、造勢工作。

文革開始以後，康生到中聯部看大字報，認為“沒有抓住大方向”，“中聯部過去不是高舉*思想紅旗的部，而是打著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聯部的要害問題是搞了‘三和一少’”。雖然此時王稼祥已調出中聯部，卻仍授意“造反派”將王稼祥揪回來，逼他交代“罪行”、接受批鬥。更把“三和一少”拔高到“三降一滅”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以蘇聯為代表的修正主義、以印度為代表的各國反動派，撲滅人民革命運動。還和批判中央黨校楊獻珍“合二而一”哲學命題掛上了鉤。並寫入中共“九大”政治報告。

在這樣極左思潮的推動下，中國對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了北京，四面出擊，使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極為孤立。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發出《關於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報》，指出：康生、“四人幫”等人強加於中聯部和整個外事戰線的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應予平反；強加於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該推倒。

2000年代有研究者把王稼祥主張認定為“探索社會主義實現形式”的努力，“已被事實證明是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