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齋詩話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湖南衡陽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2）。晚年居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與顧炎武，黃宗羲合稱“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的作品有經後人整理收入《船山遺書》，詩的創作有《姜齋詩集》傳世。

在詩的選本方面，著有《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和《明詩評選》等書。至於詩話，後人則將《詩譯》、《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合編而成《姜齋詩話》。《姜齋詩話》是王夫之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有著極為豐富的思想內容與理論價值。文章從藝術形象、藝術真實、藝術創作、藝術鑒賞等四個方面概括船山詩論的理論內涵，指出其藝術理論的歷史功績與現實意義。

《姜齋詩話》共四卷，收入王夫之詩論三種。卷一為《詩繹》，計十六則，論《詩經》藝術及對後世的影響。卷二為《夕堂永日緒論內編》，計四十八則，泛論一般詩藝。卷三為《南窗漫筆》，計三十二則，點評時人詩作。

王夫之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及現實性，以繼承《詩經》的“興、觀、群、怨”為旨歸；以創作必須有作者生活經歷為基礎。王夫之的論著《姜齋詩話》 3卷，包括《詩譯》、《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外編》和《南窗漫記》。王夫之認為：“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姜齋詩話》《姜齋詩話》）王夫之強調詩歌必須重情重意，情景交融，認為“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同前）。王夫之認為文學創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強立“門庭”，強立“死法”，黨同伐異，趨於模擬。王夫之說：“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詡為大家，為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因此，對明代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批評尤其激烈。這些對於清代文學理論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

王仲淹氏之續經，見廢於先儒，舊矣。繼而僭者，《七制》之詔策也。仲淹不任刪；《七制》之主臣，尤不足述也。《春秋》者，衰世之事，聖人之刑書也。平、桓之天子，齊、晉之諸侯，荊、吳、徐、越之僭偽，其視六代、十六國相去無幾；事不必廢也，而詩亦如之。衛宣、陳靈下逮乎溱洧之士女，葛屨之公子，亦奚必賢於曹、劉、沈、謝乎？仲淹之刪，非聖人之刪也，而何損於採風之旨邪？故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於《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兆在人心，流連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於《三百篇》之律度，則為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於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為株守之兔罝。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隋舉兩端，可通三隅。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雲者，隋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出於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於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即為冰鑒。“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是幫延年不如康樂，而宋、唐之所繇升降也。謝疊山、虞道園之說詩，並畫而根掘之，惡足知此？

“采采芣苡”，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非韋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所得而問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知此，則“影靜千官里，心蘇七校前”，與“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情之深淺宏隘見矣。況孟郊之乍笑而心迷，香啼而魂喪者乎？

唐人《少年行》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獵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想知少婦遙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於取影者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丑，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於夷。”其妙正在此。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建旌旗，舉矛戟，車馬喧闐，凱樂競奏之下，倉庚何能不驚飛，而尚聞其喈喈？六師在道，雖曰勿擾，采蘩之婦，亦何事暴面於三軍之側耶？徵人歸矣，度其婦方采蘩，而聞歸師之凱旋。故遲遲之日，萋萋之草，鳥鳴之和，皆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於閨閣，家室之欣幸，遙想其然，而徵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曲盡人情之極至也，

始而欲得其歡，已而稱頌之，終乃有所求焉，細人必出於此。《鹿鳴》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三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異於彼矣。此之謂大音希聲。希聲，不如其始之勤勤也。杜子美之於韋左丞，亦嘗知此乎！

“庭燎有輝”，鄉晨之景，莫妙於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叆叇，但以“有輝”二字寫之。唐人《除夕》詩“殿庭銀燭上熏天”之句，寫除夕之景，與此彷彿，而簡至不逮遠矣。“花迎劍佩”四字，差為曉色朦朧傳神；而又雲“星初落”，則痕迹露盡。益嘆《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蘇子瞻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體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當“沃若”，固也。然得物態，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葉蓁蓁”，“灼灼其華”，“有蕡其實”，乃窮物理。夭夭者，桃之稚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則液流稚結，花不榮，葉不盛，實不蕃。小樹弱枝，婀娜妍茂為有加耳。

“子之不淑，雲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懷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國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於此維繫，其源出此。俗筆必於篇終結鎖，不然則迎頭便喝。

句絕而語不絕，韻變而意不變，此詩家必不容昧之幾。“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降者，玄鳥降也，句可絕而語未終也。“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歸寧父母。”意相承而韻移也。盡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繇乎此，不然，氣絕神散，如斷蛇剖瓜矣。近有吳中顧夢麟者，以帖括塾師之識說詩，遇轉則割裂，別立一意。不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陋解詩，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子學詩，其弊必至於此。

知“池塘生春草”、“蝴蝶飛南園”之妙，則知“楊柳依依”、“零雨其濛”之聖於詩；司空表聖所謂“規以象外，得之園中”者也。

“賜名大國虢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夫子存而弗刪，以見衛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而子美以得“詩史”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為，若口與目之不相為代也，久矣。《魯頌》，魯風也；《商頌》，宋風也：以其用天子之禮樂，故仍其名曰“頌”。其郊禘之升歌也，乃文之無慚，侈心形焉。“鼓咽咽，醉言歸，於胥樂兮。”與《鐃吹》、《白紵》同其管急弦繁之度，雜霸之風也。鮑昭、李白、曹鄴以之。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語似排偶，而下三語與上一語相匹。李白“劍閣重開蜀北門，上皇車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竊取此法而逆用之。蓋從無截然四方八段之風雅也。

謝靈運一意迴旋往複，以盡思理，吟之使人卞躁之意消。《小宛》抑不僅此，情相若，理尤居勝也。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

用復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顧用之以駘宕。善學詩者，何必有所規畫以取材？

興在有意無意之間，比亦不容雕刻；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為珀芥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樂，用之無窮，流而不滯，窮且滯者不知爾。“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讀之若雄豪，然而適與“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相為融浹。當知“倬彼雲漢”，頌作人者增其輝光，憂旱甚者益其炎赫，無適而無不適也。唐末人不能及此，為“玉合底蓋”之說，孟郊、溫庭筠分為二壘。天與物其能為爾鬮分乎？

興、觀、群、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為群，《柏舟》、《小弁》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雲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彷彿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允為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爾。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人摶合成句之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處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繢中求活計也。

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詞采，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櫟柞，皮屑紛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以意為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為能取勢，宛轉屈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剩語；夭矯連蜷，煙雲繚繞，乃真龍，非畫龍也。

“池塘生春草”、“蝴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即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則與景相迎者也。“日暮天無雲，春風散微和”，想見陶令當時胸次，豈來雜鉛汞人能作此語？程子謂見濂溪一月，坐春風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僧敲月下門”只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俗論以此為賓，以賦為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賓，賓非無主之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洽。若夫“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於賈島何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於許渾奚涉？皆烏合也。“影靜千官里，心蘇七校前”，得主矣，尚有痕迹。“花迎劍佩星初落”，則賓主歷然鎔合一片。

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即極寫大景，如：“陰晴眾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輿地圖便可雲“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樓所得見者耳。隔垣聽演雜劇，可聞其歌，不見其舞，更遠則但聞鼓聲，而可雲所演何出乎？前有齊、梁，後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

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夔府孤城落日斜”，繼以“月映荻花”，亦自日斜至月出，詩乃成耳。若杜陵長篇，有曆數月日事者，合為一章，《大雅》有此體。后唯《焦仲卿》、《木蘭》二詩為然。要以從旁追敘，非言情之章也。為歌行則合，五言固不宜爾。

古詩無定體，似可任筆為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榘矱。故李於鱗謂：唐無五古詩，言亦近是；無即不無，但百不得一二而已。所謂榘矱者，意不枝，詞不盪，曲折而無痕，戌削而不競之謂。若於鱗所云無古詩，又唯無其形埒字句與其粗豪之氣耳。不爾，則“子房未虎嘯”及《玉華宮》二詩，乃李、杜集中霸氣滅盡，和平溫厚之意者，何以獨入其選中？

古詩及歌行換韻者，必須韻意不變轉。自《三百篇》以至庾、鮑七言，皆不待鉤鎖，自然蟬連不絕。此法可通於時文，使股法相承，股中換氣。近有顧夢鱗者，作《詩經塾講》，以轉韻立界限，划斷意旨。劣經生桎梏古人，可惡孰甚焉！晉《清商》、《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長篇拆開可作數絕句者，皆？若蟲相續成一青蛇之陋習也。

以神理相取，在遠近之間，才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飄忽去，如“物在人亡無見期”，捉煞了也。如宋人《詠河魨》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饒他有理，終是於河魨沒交涉。“青青河畔草”與“綿綿思遠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湊合時，自然恰得。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極滿，或即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為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為蘇子瞻，萎花敗葉，隨流而漾，胸次局促，亂節狂興，所必然也。

“海暗三山雨”接“此鄉多寶玉”不得。迤邐說到“花明五嶺春”，然後彼句可來，又豈嘗無法哉？非皎然、高棅之法耳。若果足為法，烏容破之？非法之法，則破之不盡，終不得法。詩之有皎然、虞伯生，經義之有茅鹿門、湯賓尹、袁了凡，皆畫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總緣識量狹小。如演雜劇，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樣步位，稍移一步則錯亂。若馳騁康莊，取塗千里，而用此步法，雖至愚者不為也。

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遠之情；“影靜千官里”，自然是喜達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難曲寫，如“詩成珠玉在揮毫”，寫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賞之景。凡此類，知者遇之；非然，亦鶻突看過，作等閑語耳。

“更喜年芳入睿才”與“詩成珠玉在揮毫‘，可稱雙絕。不知者以“入”字“在”字為用字之七，不知渠自順手湊著。

“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則山之遼廓荒遠可知，與上六句初無異致，且得賓主分明，非獨頭意識懸相描摹也。“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陽樓詩。嘗試設身作杜陵，憑軒遠望觀，則心目中二語居然出現，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釣”鉤鎖合題，卻自全無干涉。

近體中二聯，一情一景，一法也。“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已爭梅信發，林花不待曉風開。”皆景也，何者為情？若四句俱情而無景語者，尤不可勝數，其得謂之非法乎？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離，唯意所適。截分兩橛，則情不足與，而景非其景。且如“九月寒砧催木葉”，二句之中，情景作對；“片石孤雲窺色相”四句，情景雙收：更從何處分析？陋人標陋格，乃謂“吳楚東南坼”四句，上景下情，為律詩憲典，不顧杜陵九原大笑。愚不可瘳，亦孰與療之？

起承轉收，一法也。試取初盛唐律驗之，誰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於成章；立此四法，則不成章矣。且道“盧家少婦”一詩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樹銀花合”，渾然一氣；“亦知戍不返”，曲折無端。其他或平鋪六句，以二語括之；或六七句意已無餘，末句用飛白法颺開，義趣超遠：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氣靈通，成章而達。至若“故國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虛籠喝起，以下曲江蓬萊、昆明、紫閣，皆所思者，此自《大雅》來；謝客五言長篇用為章法；杜更藏鋒不露，摶合無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轉？陋人之法，烏足展騏驥之足哉？近世唯楊用修辨之甚悉。用修工於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

起承轉收以論詩，用教幕客作應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為一首尾也。塾師乃以此作經義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若蟲相銜成青竹蛇而何？兩間萬物之生，無有尻下出頭，枝末生根之理。不謂之不通，其可得乎？

《樂記》云：“凡音之起，從人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為音律之准。“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說，不可恃為典要。“昔聞洞庭水”，“聞”、“庭”二字俱平，正爾振起。若“今上岳陽樓”易第三字為平聲，雲“今上巴陵樓”，則語蹇而戾於聽矣。“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皆仄，自可；若“涵虛混太清”易作“混虛涵太清”，為泥聲土鼓而已。又如“太清上初日”，音律自可；若雲“太清初上日”，以求合於粘，則情文索然，不復能成佳句。又如楊用修警句云：“誰起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烽煙？”若謂“安”字失粘，更雲“誰起東山謝太傳”，拖沓便不成響。足見凡言法者，皆非法也。釋氏有言：“法尚應舍，何況非法？”藝文家知此，思過半矣。

作詩亦須識字。如思、應、教、令、吹、燒之類，有平仄二聲，音別則義亦異。若粘與押韻，於此鶻突，則荒謬止堪嗤笑。唐人不尋出處，不誇字學，而犯此者百無一二。宋人以博核見長，偏於此多誤。杜陵以酇侯“酇”字作“才何切”，平聲粘，緣《史》、《漢》注自有兩說，非不識字也。至廉頗音“婆”，相如音“湘”，則考據精切矣。蘇子瞻不知《軒轅彌明詩序》“長頭高結”，“結”字作“潔”音，稚子之所恥為，而孟浪若此！近見有和人韻者，以“葑菲”字音押，雖不足道，亦可為不學人永鑒。

唯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土夢作乂”，“夢”本音蒙。“青陽逼歲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音住。浩然山人之雄長，時有秀句；而輕飄短味，不得與高、岑、王、儲齒。近世文征仲輕秀與相頡頏，而思緻密贍，駸駸欲度其前。

王子敬作一筆草書，遂欲跨右軍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尚以一筆為妙境，何況詩文本相承遞耶？一時、一事、一意，約之止一兩句；長言永嘆，以寫纏綿悱惻之情，詩本教也。《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蕪”等篇，止以一筆入聖證。自潘岳以凌雜之心，作蕪亂之調，而後元聲幾熄。唐以後間有能此者，多得之絕句耳。一意中但取一句，“松下問童子”是已。如“怪來妝閣閉”，又止半句，愈入化境。近世郭奎“多病文園渴未消”一絕，彷彿得之。劉伯溫、楊用修、湯易仍、徐文長有純凈者，亦無歇筆。至若晚唐餖湊，宋人支離，俱令生氣頓絕。“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醫家名為關格，死不治。

不能作景語，又何能作情語耶？古人絕唱句多景語，如“高台多悲風”、“蝴蝶飛南園”、“池塘生春草”、“亭皋木葉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寫景之心理言情，則身心中獨喻之微，輕安拈出。謝太傳於《毛詩》取“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以此八句如一串珠，將大臣經營國事之心曲，寫出次第，故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同一達情之妙。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葉開時任好風”、“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風正一帆懸”、“青靄入看無”，皆以小景傳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張皇使大，反令落拓不親。宋人所喜，偏在此而不在彼。近唯文征仲《齋宿》等詩，能解此妙。

情語能以轉折為含蓄者，唯杜陵居勝，“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柔櫓輕鷗外，含凄覺汝賢”之類是也。此又與“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更進一格，益使風力遒上。

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若但於句求巧，則性情先為外盪，生意索然矣。“松陵體”永墮小乘者，以無句不巧也。然皮、陸二子，差有興會，猶堪諷詠。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餖輳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為酒令而已。黃魯直、米元章益墮此障中。近則王謔庵承其下游，不恤才情，別尋蹊徑，良可惜也。

對偶有極巧者，亦是偶然湊手，如“金吾”、“玉漏”、“尋常”、“七十”之類，初不以此礙於理趣，求巧則適足取笑而已。賈島詩：“高人燒葯罷，下馬此林間。”以“下馬”對“高人”，噫！是何言與！

一解弈者，以誨人弈為遊資。后遇一高手，與對弈，至十數子，輒揶揄之曰：“此教師棋耳！”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詡為“大家”，為“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高廷禮、李獻吉、何大復、李於鱗、王元美、鍾伯敬、譚友夏，所尚異科，其歸一也。才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為之解者？昭代風雅，自不屬此數公。若劉伯溫之思理，高季迪之韻度，劉彥昺之高華，貝廷琚之俊逸，湯義仍之靈警，絕壁孤騫，無可攀躡，人固望洋而返；而後以其亭亭嶽嶽之風神，與古人相輝映。次則孫仲衍之暢適，周履道之蕭清，徐昌谷之密贍，高子業之戌削，李賓之之流麗，徐文長之豪邁，各擅勝場，沉酣自得；正以不懸牌開肆，充風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掩抑，豈與碌碌餘子爭市易之場哉？李文饒有云：“好驢馬不逐隊行。”立門庭與依傍門庭者，皆逐隊者也。

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為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耶？故嗣是而興者，如郭景純、阮嗣宗、謝客、陶公，乃至左太沖、張景陽，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視子建蔑如矣。降而蕭梁宮體，降而王、楊、盧、駱，降而大曆十才子，降而溫、李、楊、劉，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陽、琅邪、歷下，降而竟陵，所翕然從之者，皆一時和哄漢耳。宮體盛時，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筆縱橫，不屑煙花簇湊。唐初比偶，即有陳子昂、張子壽扢揚大雅。繼以李、杜代興，杯酒論文，雅稱同調；而李不襲杜，杜不謀李，未嘗黨同伐異，畫疆默守。沿及宋人，始爭疆壘。歐陽永叔亟反楊億、劉筠之靡麗，而矯枉已迫，還入於枉，遂使一代無詩，掇拾誇新，殆同觴令。胡元浮艷，又以矯宋為工。蠻觸之爭，要於興、觀、群、怨，絲毫未有當也。伯溫、季迪以和緩受之，不與元人競勝，而自問風雅之津。故洪武間詩教中興，洗四百年三變之陋。是知立“才子”之目，標一成之法，扇動庸才，旦仿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羈絡騏驥；唯世無伯樂，則駕鹽車上太行者，自鳴駿足耳。

所以門庭一立，舉世稱為“才子”、為“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何、王、李門下廝養，但買得《韻府群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廣輿記》四書置案頭，遇題查湊，即無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則更不須爾，但就措大家所誦時文“之”、“於”、“其”、“以”、“靜”、“澹”、“歸”、“懷”熟活字句湊泊將去，即已居然詞客。如源休一收圖籍，即自謂酇侯，何得不向白華殿擁戴朱泚耶？為朱泚者，遂褎然自以為天子矣。舉世悠悠，才不敏，學不充，思不精，情不屬者，十姓百家而皆是。有此開方便門大功德主，誰能舍之而去？又其下更有皎然《詩式》一派，下游印紙門神待填朱綠者，亦號為詩。《莊子》曰：“人莫悲於心死。”心死矣，何不可圖度予雄耶？

曹子建之於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王敬美風神蘊藉，高出元美上者數等，而俗所歸依，獨在元美。元美如吳夫差倚豪氣以爭執牛耳，勢之所凌灼，亦且如之何哉？敬美論詩，大有玄微之旨。其雲“河下佣”者，阿兄即是。揮毫落紙，非雲非煙，為五里霧耳。如《送蔡子木詩》：“一去蔡邕誰倒屣？可憐王粲獨登樓。”恰好安排，一呼即集，非“河下佣”而何？

元美末年以蘇子瞻自任，時人亦譽為“長公再來”。子瞻詩文雖多滅裂，而以元美擬之，則辱子瞻太甚。子瞻、野狐禪也，元美則吹螺搖鈴，演《梁皇懺》一應付僧耳。“為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元美竭盡生平，能作此兩句不？

立門庭者必餖飣，非餖飣不可以立門庭。蓋心靈人所自有而不相貸，無從開方便法門，任陋人支借也。人譏“西昆體”為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鱨鯊也。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如劉彥昺詩：“山圍曉氣蟠龍虎，台枕東風憶鳳凰。”貝廷琚詩：“我別語兒溪上宅，月當二十四回新。”“如何萬國尚戎馬，只恐四鄰無故人。”用事不用事，總以曲寫心靈，動人興、觀、群、怨，卻使陋人無從支借；唯其不可支借，故無有推建門庭者，而獨起四百年之衰。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豈以“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為出處耶？用意別，則悲愉之景原不相貸，出語時偶然湊合耳。必求出處，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於詩求出處，抑以詩為出處，考證事理。杜詩：“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遂據以為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耶？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

一部杜詩，為劉會孟堙塞者十之五，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為謝疊山、虞伯生污衊更無一字矣。開卷《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盡人解一“卧”字不得，只作人卧雲中，故於“闕”字生許多胡猜亂度。此等下字法，乃子美早年未醇處，從陰鑒、何遜來，向後脫卸乃盡，豈黃魯直所知耶？至“沙上鳧雛傍母眠”，誣為嘲誚楊貴妃、安祿山，則市井惡少造謠歌，誚鄰人閨閫惡習，施之君父，罪不容於死矣。

《小雅鶴鳴》之詩，全用比體，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創調也。要以俯仰物理而詠嘆之，用見理隨物顯，唯人所感，皆可類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為隱語也。若他詩有所指斥，則皇父、尹氏、暴公，不憚直斥其名，曆數其慝；而且自顯其為家父，為寺人孟子，無所規避。詩教雖雲溫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宋人騎兩頭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多作影子語巧相彈射，然以此受禍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則雖無所誹誚，亦可加以羅織。觀蘇子瞻烏台詩案，其遠謫窮荒，誠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鳴，三木加身，則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可恥孰甚焉！近人多效此者，不知輕薄圓頭惡習，君子所不屑久矣。

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葉於度。歌行，鮑、庾初制，至李太白而後極其致。蓋創作猶魚之初漾於洲渚，繼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鱗鬐始展也。七言絕句，初盛唐既饒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揚扢性情，馺娑景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詩之聖證矣。此體一以才情為主。言簡者最忌局促，局促則必有滯累；苟無滯累，又蕭索無餘。非有紅爐點雪之襟宇，則方欲馳騁，忽爾蹇躓；意在矜莊，只成疲苶。以此求之，知率筆口占之難，倍於按律合轍也。夢得而後，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麗塵。白樂天、蘇子瞻皆有合作，近則湯義仍、徐文長、袁中郎往往能居勝地，無不以夢得為活譜。才與無才，情與無情，唯此體可以驗之。不能作五言古詩，不足入風雅之室；不能作七言絕句，直是不當作詩。區區近體中覓好對語，一四六幕客而已。

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颣；儲光義、崔國輔其次者。至若“秦時明月漢時關”，句非不鏈，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詩起句，施之小詩，未免有頭重之病。若“水盡南天不見雲”、“永和三日盪輕舟”、“囊無一物獻尊親”、“玉帳分弓射虜營”，皆所謂滯累，以有襯字故也。其免於滯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則又疲苶無生氣，似欲匆匆結煞。

作詩但求好句，已落下乘。況絕句只此數語，拆開作一俊語，豈復成詩？“百戰方夷項，三章且易秦。功歸蕭相國，氣盡戚夫人。”恰似一漢高帝謎子，擲開成四片，全不相關通。如此作詩，所謂“佛出世也救不得”也。

建立門庭，已絕望風雅。然其中有本無才情，以此為安身立命之本者，如高廷禮、何大復、王元美、鍾伯敬是也。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門庭故自桎梏者，李獻吉是也。其次則譚友夏亦有牙后慧，使不與鍾為徒，幾可分文徵仲一席，當於其五七言絕句驗之。

論畫者曰：“咫尺有萬里之勢。”一“勢”字宜著眼。若不論勢，則縮萬里於咫尺，直是《廣輿記》前一天下圖耳。五言絕句，以此為落想時第一義，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墨氣所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李獻吉詩：“浩浩長江水，黃州若個邊？岸回山一轉，船到堞樓前。”固自不失此風味。

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句自歌行來，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早日暢耳。有云：絕句者，截取律詩一半，或絕前四句，或絕後四句，或絕首尾各二句，或絕中兩聯。審爾，斷頭刖足，為刑人而已。不知誰作此說，戕人生理？自五言古詩來者，就一意中圓凈成章，字外含遠神，以使人思；自歌行來者，就一氣中駘宕靈通，句中有餘韻，以感人情。脩短雖殊，而不可雜冗滯累則一也。五言絕句，有平鋪兩聯者，亦陰鑒、何遜古詩之支裔。七言絕句，有對偶如：“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亦流動不羈，終不可作“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平實語。足知絕律四句之說，牙行賺客語，皮下有血人不受他和哄。

《大雅》中理語造極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漢以下無人能嗣其響。陳正字、張曲江始倡《感遇》之作，雖所詣不深，而本地風光，駘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樂者，風雅源流，於斯不昧矣。朱子和陳、張之作，亦曠世而一遇。此後唯陳白沙為能以風韻寫天真，使讀之者如脫鉤而游杜蘅之沚。王伯安厲聲吆喝：“個個人心有仲尼。”乃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語，驕橫鹵莽，以鳴其“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志荒而氣因之躁，陋矣哉！

門庭之外，更有數種惡詩：有似婦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鄉塾師者，有似游食客者。婦人、衲子，非無小慧；塾師、遊客，亦侈高談。但其識量不出針線蔬筍，數米量鹽，抽豐告貸之中；古今上下哀樂，了不相關，即令揣度言之，亦粵人詠雪，但言白冷而已。然此數者，亦有所自來，以為依據：似婦人者，仿《國風》而失其不淫之度。晉、宋以後，柔曼移於壯夫；；近則王辰玉、譚友夏中之。似衲子者，其源自東晉來。鍾嶸謂陶令為隱逸詩人之宗，亦以其量不弘而氣不勝，下此者可知已。自是而賈島固其本色；陳無己刻意冥搜，止墮虀鹽窠臼；近則鍾伯敬通身陷入；陳仲醇縱饒綺語，亦宋初九僧之流亞耳。似塾師、遊客者，《衛風》、《北門》實為作俑。彼所謂“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夫子錄之，以著衛為狄滅之因耳。陶公“飢來驅我去”，誤墮其中。杜陵不審，鼓其餘波。嗣後啼飢號寒，望門求索之子，奉為羔雉，至陳昂、宋登春而丑穢極矣。學詩者，一染此數家之習，白練受污，終不可復白，尚戒之哉！

艷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為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艷極而有所止。至如太白《烏棲曲》諸篇，則又寓意高遠，尤為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唐人則“閨中少婦不知愁”、“西宮夜靜百花香”，婉孌中自矜風軌。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杜牧之惡其蠱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近則湯義仍屢為泚筆，而固不失雅步。唯譚友夏渾作青樓淫咬，鬚眉盡喪；潘之恆輩又無論已。《清商曲》起自晉、宋，蓋里巷淫哇，初非文人所作，猶今之《劈破玉》、《銀紐絲》耳。操觚者即不惜廉隅，亦何至作《懊儂歌》、《子夜》、《讀曲》？

前所列諸惡詩，極矣；更有猥賤於此者，則詩佣是也。詩佣者，衰腐廣文，應上官之徵索；望門幕客，受主人之雇托也。彼皆不得已而為之。而宗子相一流，得已不已，間則繙書以求之，迫則傾腹以出之，攢眉叉手，自苦何為？其法：姓氏官爵，邑里山川，寒暄慶弔，各以類從；移易故實，就其腔殼；千篇一律，代人悲歡；迎頭便喝，結煞無餘；一起一伏，一虛一實，自詫全體無瑕，不知透心全死。風雅下游至此，而濁穢無加矣。宋以上未嘗有也。高廷禮作俑於先，宗子相承其衣缽。凡為佣者，得此以擿埴而行，而天下之言詩者，車載斗量矣。此可為風雅痛哭者也！

詠物詩，齊、梁始多有之。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士氣。徵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又其卑者，餖湊成篇，謎也，非詩也。李嶠稱“大手筆”，詠物尤其屬意之作，裁剪整齊而生意索然，亦匠筆耳。至盛唐以後，始有即物達情之作，“自是寢園春薦后，非關御苑鳥銜殘”，貼切櫻桃，而句皆有意，所謂“正在阿堵中”也。“黃鶯弄不足，含入未央宮”，斷不可移詠梅、桃、李、杏，而超然玄遠，如九轉還丹，仙胎自孕矣。宋人於此茫然，愈工愈拙，非但“認桃無綠葉，道杏有青枝”為可姍笑已也。嗣是作者益趨匠畫，里耳喧傳，非俗不賞。袁凱以《白燕》得名，而“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按字求之，總成窒礙。高季迪《梅花》，非無雅韻，世所傳誦者，偏在“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句。徐文長、袁中郎皆以此炫巧。要之，文心不屬，何巧之有哉．杜陵《白小》諸篇，踸踔自尋別路，雖風韻足，而如黃大痴寫景，蒼莽不群。作者去彼取此，不猶善乎？禪家有“三量”，唯“現量”發光，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審，便入“非量”；況直從“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無鹽之色敗露無餘，明眼人豈為所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