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灣

三上灣是個模範村，但是從1951年合作社成立以來，圍繞著擴社和開渠兩個問題村裡鬧得天翻地覆。

事情還得從村長范登高說起。范登高是老黨員，早先對革命有過貢獻，土地改革時分了好地，便對個人發家致富用上心，買了騾子又僱人到城裡販貨。村裡的群眾對此有意見。黨支書王金生和副村長張永清的批評，范登高都不接受。這次社委會決定開渠、擴社，范登高心中有自己的算盤：開渠要經過自家上灘幾畝地，而且”糊塗塗”的水車也團結不住滿喜和黃大年了，他們一一入社，自己為了面上不難看，也要入社的，但是又不能公開對抗開渠，於是轉念一想，便決定利用“糊塗塗”來作擋箭牌。

袁天成是個腳踩兩隻船的人，處處聽從老婆“能不夠”的指揮。女兒小俊嫁給王一生后，“能不夠”嫌棄女婿家人多，女兒不能當家，便挑唆女兒和玉生生氣：要分出來單過，如果玉生不答應，便和玉生離婚。

一天，因為買一件絨衣的錢，小俊和玉生打了起來，兩人都說日子不能過了。小俊回娘家后，“能不夠”便借這件事讓兩個人離了婚，原來她已想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常有理”的三子馬有冀。

馬有冀卻和范登高的女兒靈芝要好三年了，但靈芝對他一家人的落後和他本人沒有主見的情況不滿意，兩人關係一直是處在不即不離中。馬有冀一家人：“糊塗塗”爹，“常有理”娘，“鐵算盤”哥、“惹不起”嫂四個人都是當家理財的能人，家裡能不富嗎？當然，他們對於人社都是極不情願的，范登高正是看中了這一點，才決定暗中幫助他們反對擴社、開渠，明面上讓這幾人去替人受過的。

靈芝對馬有冀不敢對家裡反對擴社、開渠的舉動提意見，很有怨氣。聽說小俊和馬有冀訂婚的事後，她恨這個人沒骨頭，徹底對他失望了。在長期共同的勞動過程中，她慢慢對王玉生產生了好感，玉生的真誠、能幹、踏實、不自私的優點逐漸使她愛上了他。於是她鼓足勇氣找到王玉生，大膽而熱烈地向他表達了她的愛慕之意：“你愛我不”。玉生面對姑娘對愛情的追求，把雙手同靈芝姑娘的手緊握在一起。

有冀聞知靈芝和玉生結婚登記的事，終於猛醒過來。他掙脫了束縛在他身上的家庭的鎖鏈，衝出家門，找到了玉生的妹妹玉梅，和她結合在一起，分出家來，又入了社。

袁天成在一連串的“革命”事件后，有了新的認識。他對老婆“能不夠”好吃懶做，挑拔關係的行為，越來越氣惱，說什麼也要和她離婚不可。“能不夠”這時卻也能不起了，多虧滿喜從中調解，才算沒離婚。他們家也入了社，“能不夠”和小俊也下地勞動了。

針對群眾對范登高和袁天成的意見，黨支部開了整黨會，會上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讓兩人作了檢查，“糊塗塗”也在會上報名入社了。

困擾三里灣的難題終於解決了，人們紛紛入社，議論著三里灣的宏偉藍圖。

趙樹理這部小說是從他十分熟悉的山西太行山區長治地區試辦、擴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現實生活吸取題材的。1951年春天，他聽說家鄉山西晉東南地區在試辦初級社，他非常高興，“認為 初級社可以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可以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於是他便決定要去摸一摸農村工作如何轉變的底。當時長治地委根據本地情況，試辦了十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趙樹理回到長治后，就到平順縣川底、羊井底等地去協助參加建社。這次試辦初級社，為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群眾收入，開闢了新的途徑。廣大農民願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廣，這給趙樹理以極大的鼓舞。他決心要把這個新變革反映出來。但由於當時還形不成-一個完整的社會生活面貌，他沒有動筆。第二年他又去川底這個老社參加了生產、分配、並社、擴社等工作。由於這段較長時間的深入生活，使他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他感到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就是農業合作社應不應該擴大，對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和對擴大農業社有抵觸的人，應該怎樣批評。因為當時有些地方正在收縮農業社，但我覺得應該擴大，於是就寫了這篇小說”。

馬多壽

馬多壽，綽號“糊塗塗”，是一個落後、保守、自私的富裕中農的典型。“糊塗塗”在政治上十分保守、糊塗，但在為自己謀私利時卻很精明能幹。如他利用互助組的勞力為自已種地，利用老婆“常有理”的胡攪蠻纏阻撓合作社開渠。在日常生活中，他刻薄成性，頑固地維護封建宗法制，壓制新思想的成長，明明是一家之主，卻願意擔個怕老婆的名聲。馬家院終於四分五裂，二兒子馬有福獻出了刀把地，菊英分家，有翼革命，他也“從糊塗變光榮”，加人了農業合作社。作者通過馬多壽自私、保守、狹隘而狡獪的性格，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幾千年的宗法觀念給農民造成的巨大的精神負擔。這一形象的塑造，也充分地顯示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艱巨性及必然勝利的趨勢。

范登高

范登高是黨內熱衷於搞個人發家致富的代表人物。他是抗日時期黨開闢工作時的老幹部，土改時，他分得了，上等好地，人送綽號“翻得高”，熱衷於個人發家致富。.他掛著黨員的招牌，利用村長和調解委員的職權，阻撓擴社工作，成為阻礙社會變革勢力的黨內代理人。這一形象的塑造，顯示了當時農村鬥爭的複雜性，顯示了在生產體制的變革過程中必須重視黨內的思想鬥爭。

王金生

黨支部書記，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基層的優秀幹部的典型。他雖然沒有范登高參加工作早，但思想覺悟高，有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自我犧牲精神和踏實細緻的工作作風。他善於發現問題，並能按照黨的方針路線採取適當對策，處理和解決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

袁天成

袁天成是一個動搖於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人物。他是三里灣的老黨員，在農業合作化中，雖不象范登高那樣熱衷於資本主義道路，但卻是個“兩隻腳踏在兩條路”上的人。在黨內他接受了組織的教育，參加了合作社，但回家后又接受了老婆“能不夠”的“領導”，又把參軍弟弟的地作為自留地留下單幹。最後在組織幫助下以及現實的教育，他也起來革了“能不夠”的命，把土地全部入了社。

“能不夠”

袁天成的老婆，“能不夠”是一個逞能、自私而又愚昧無知的潑婦，是小說里落後婦女形象中寫得最為生動的一個。村裡人對她的評價是“罵死公公纏死婆，拉著丈夫跳大河”。她有一套損人利已的人生哲學，一套“攪家婆”的小本領，制服了丈夫，教壞了女兒，使丈夫背離了黨的要求，使女兒脫離了一個先進農民的家庭。作者通過這個人物深刻地揭示出舊思想殘餘在農村的嚴重危害，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重視對剝削階級殘餘思想的批判。

王玉生

王金生的弟弟，是個富有創造性的新型農民，熱心於技術革新，是農村新生產力的象徵。

王玉梅

王金生的妹妹，樸實、勤勞、聰明、識大體，是一個秉承著農村淳樸家風的姑娘。

《三里灣》通過秋收、整黨、擴社、開渠等四件事的描寫，生動曲折地反映了中國農村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熱情歌頌了貧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表現了農村中先進力量與落後勢力的矛盾消長，揭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同時，作品注意對生活的縱深剖折，挖掘中國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之所以艱難曲折的歷史根源和人們的心理態勢，並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描寫農民的家庭生活關係，愛情婚姻的變異，道德觀念的變化，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潮在人們的精神世界、家庭生活引起的巨大的裂變，再現了農村鬥爭生活的現實風貌。

村裡的共產黨員、貧僱農、下中農、富裕中農在農業合作化面前表現十分不同：有的積極擁護，有的圖謀阻撓，有的動搖不定。小說中的王金生、王玉生、王玉梅、范靈芝、王滿喜等堅決擁護合作化，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范登高、馬多壽、袁天成卻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合作化。在整黨、擴社、開渠中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雖然這種資本主義思想和勢力在三里灣是一股不小的力量，頑固地抗拒著合作化運動，但他們終於抵制不住這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鬥爭中銳不可擋的社會主義力量終於取得了勝利。在整黨、擴社中，廣大群眾的覺悟提高了，王金生、張樂意等鍛煉得更加堅強了，王玉梅、范靈芝等青年一代迅速成長起來；資本主義勢力在鬥爭中宣告失敗。現實生活教育了“翻得高”，震驚了“糊塗塗”，駁倒了“常有理”，使他們也都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小說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在農業合作化初期，中國農村複雜、尖銳的兩條道路的鬥爭，並揭示出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這一生活真理。

《三里灣》不僅反映了農村兩條道路鬥爭這一主要矛盾，還反映了封建主義思想在農村中的遺毒和影響，反映了農民在家庭關係、婚姻問題上的種種矛盾和衝突，從而廣闊地描繪出農村各階層人們的精神面貌，展現了農村生活的風光。深刻地反映了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既包括了生產關係的改變，也包括了人們的精神面貌、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道德風尚、社會習俗的改變，使作品的內容更為深厚。特別是作品還描寫了刻苦鑽研技術的青年農民王玉生與范靈芝、馬有翼與王玉梅這兩對青年男女的愛情，真實地反映了農民群眾在合作化以後對文化、技術和知識的渴望，反映了農村知識青年同農民的結合，顯示了中國社會主義農村的發展方向，使作品充滿了理想的色彩。

總之，長篇小說《三里灣》十分真實、深刻地描寫了中國合作化初期農村和農民思想上發生的巨大變化。作者以飽滿的政治熱情讚揚了廣大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展現了農業合作社的優越性和山區建設的美好前景；同時也淋漓盡，致地揭露和鞭撻了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們，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農村的兩條道路鬥爭，並指明了社會主義道路必然勝利的歷史趨勢。

人物塑造

從人物塑造上看，《三里灣》突出的特點是作者善於通過人物自己的語言、行動以及對日常生活的細節的描寫來刻畫人物。

《三里灣》描寫“能不夠”時，在行動上主要寫了她乾的兩件事：一是制服丈夫不讓袁天成入社；二是挑拔女兒小俊和公婆分家，進而同玉生離婚。通過兩件事揭示她極端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學”。作者描寫“能不夠”時讓她用自己的語言把她的性格揭示得淋離盡致。她給小俊的教育是：“對家裡人要尖，對外邊人要圓——在家裡半點虧也不要吃，叫人人覺得你是個好心腸的人”。“對男人要先折磨得他哭笑不得，以後他才能好好聽你的話”。作者通過對“能不夠”的語言、行動，把她和社會主義思想不能相容的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深刻揭示出來。

《三里灣》在刻畫人物上，作者還善於選取富有特徵性的生活細節來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如作品中生動地描寫了馬多壽家關門和養狗這兩個生活細節。作者要通過這兩個細節，來刻劉馬多壽要死死地保持住這個封建家庭的規矩，怕家人從外面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從而生動地表現出馬多壽的落後、保守的內心世界。

另外，作者還善於以“外號”來突出人物的個性。《三里灣》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都給了個有風趣的“外號”。象“翻得高”（范登高）、“糊塗塗”（馬多壽） 、“鐵算盤”（馬有餘）、“惹不起”（馬有餘老婆）、“常有理”（袁天成老婆） 、“一陣風”（王滿喜）等。這些“外號”對人物性格往往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情節安排

從情節結構上看，《三里灣》 故事性強，結構嚴密緊湊，情節連貫曲折有致，引人入勝。《三里灣》 在結構，上運用評書和中國傳統小說的手法。小說開門見山，從頭說起，然後“接上去說”故事連貫不跳躍，使結構嚴密而又緊湊。《三里灣》全書三十四章，寫的是一個月內所發生的事情。《三里灣》 的楔子是“從旗杆院說起”，先交待了整個村子的歷史和當時的形勢，為人物的活動提供了歷史背景。然後很快便從旗杆院轉到民校，由民校寫到玉梅，由玉梅引出有翼、靈芝、滿喜。又由玉梅帶出了她的全家，寫到她父親寶全老漢，她的大哥大嫂金生夫婦，二哥二嫂玉生夫婦。由這個家庭的矛盾又引出了“能不夠”、范登高、馬多壽的三個不同類型的家庭。小說從第一章到第八章描寫的僅僅是三里灣一夜之間發生的事。從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寫的是一天的事，矛盾進一步展開，並為以後解決這些矛盾提供了線索。第二十章以後寫兩條道路的鬥爭發展到高潮，並隨著其他有關矛盾的解決而得到了解決。在這中間，情節發展沒有斷了線的，人物沒有半途失蹤的，整個結構十分嚴謹，一貫到底。《三里灣》 還以“扣子”的手法，使情節曲折有致，引人入勝。作品中所寫到的“刀把地”、一張分單、范登高問題、靈芝與有翼關係等都是扣子。特別是“刀把地”，因為涉及到開渠、分家、擴社等問題是全書的主眼之一。如“刀把上”的那塊地，就是有意保留關節而挽的一個大扣子（製造懸念）。“刀把地”涉及到開渠、分家、擴杜等這些與主題表達密切相關的問題。由於作者不是一下子說明它的底蘊，這樣就為一個並不曲折的故事創造了曲折，情節的變化一多，故事的幅度也就跟著大大的擴張了。賣關子、挽扣子，是過去評書和章回小說中常用的一種藝術手法。但作者運用這種筆法並不拘泥前人，不像傳統小說那樣為了奇而奇，為了巧而巧，故做驚人之語，而是很自然地融化在故事的進行之中，讀者並不覺得作者在賣關子，只感到故事很有波瀾，促使人尋根究底，一氣讀完。

語言運用

從語言方面看， 《三里灣》的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都具有口語化、形象化的特點。作品中的語言準確鮮明，生動形象，明白曉暢，增強了作品的藝術魅力，充分顯示出趙樹理是一個語言大師。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三里灣》人物語言的個性化，作品中的人物語言都能確切地體現出每個人的身份、個性及心理狀態。

創作局限

《三里灣》不論就其思想性或藝術性看，成就都是十分突出的，但也有一些不足之處。首先，作品結構略有些前緊后松，作品描寫的矛盾衝突收縮也有點顯得匆忙一些。對范登高的轉變，糊塗塗的入社都顯得有些匆促；三對青年男女匆忙結婚也不夠自然、真實。特別是讓王滿喜、袁小俊兩個人在毫無思想基礎的情況下結為夫妻，是有損於王滿喜形象的。其次，有些地方的敘述略嫌長，與作品的主要矛盾衝突有些遊離，正如有的評論者指出的：何科長巡視三里灣，作者足足寫了四章，讀起來感到沉悶。第三，作品有重事輕人的現象。寫一件事情許多人去做，往往只注意刻畫了其中的幾個人物，其餘人物一閃而過，給人印象不深，魏占奎、秦小鳳、何科長、張信等，成了招之既來，揮之而去的形象。此外，作品中的先進人物的刻畫，也不如落後人物生動、鮮明。產生這些缺點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在創作之前對生活的體驗不夠，而又急於迅速配合當時的政治任務所造成的。

現代文藝理論家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作者成功地創造了“糊塗塗”、“常有理”等幾個老中農典型形象，同時描寫了農民中的新人物。我們在《李有才板話》中見過的那些小字型大小的人物已經隨著時代大大地成長了，他們已經成為農村中實現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戰士。

現代翻譯家、作家傅雷《評〈三里灣〉》：以農業合作化為題材的創作近來出現了不少，《三里灣》無疑是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作者寫青年男女的戀愛，夫婦的爭執，婆媳妯娌之間的口角，頑固人物的可笑，積極分子的可愛，沒有一個細節不是使讀者彷彿親歷其境。……運用側筆的例子觸目皆是；糊塗塗外號的來歷，我們是從范登高老婆那裡聽到的；范登高之所以稱為翻得高，是馬有翼說明的。側面描寫是一種比較輕靈的筆觸，含蓄多，偏重於暗示，特別宜於寫戀愛場面。靈芝與有翼的“治病競賽”……都是用側筆極成功的例子。

趙樹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趙樹禮，山西晉城市沁水縣尉遲村人，現代小說家、人民藝術家，山藥蛋派創始人。曾任《曲藝》《人民文學》編委、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範，開始寫新詩和小說。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後在《工人日報》《說說唱唱》《曲藝》《人民文學》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晉城工作。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於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鬥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開創的文學“山藥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

2019年9月23日，趙樹理長篇小說《三里灣》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