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投身抗日戰爭。先在家鄉長沙創辦抗日刊物《火線下》(三月刊)。

1937年12月起，參加創辦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觀察日報》，並任總編輯。

1940年～1941年間先後在桂林、香港任國新通訊社經理。

1943年～1945年9月任成都《華西晚報》主筆。

1946年任上海《文萃》周刊主編。

1947年～1948年間先後任香港新華通訊社總編輯和《華商報》編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任新聞總署研究室主任。

1950年～1955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先後任秘書室主任、報紙處處長、出版處處長、黨史資料室主任等職。

1955年～1960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歷史組組長。

1961年以後任《歷史研究》雜誌主編和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發生后，受到錯誤的批判，此後八年沒有安排工作。

1975年仍任《歷史研究》雜誌主編，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198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總編輯。晚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曾任第六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

1988年12月9日因病逝世。

黎澍1966年以前主要研究項目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孫中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毛澤東思想。

粉碎“四人幫”后，主要研究項目有：中國的封建主義；近代中國文化史；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問題等。

他在長期主持學術刊物的編輯工作中，尤其是主編《歷史研究》雜誌期間，主張刊物應當敢於開風氣之先，倡導並支持確有新見解、新觀點的論著；注意發現並扶植優秀的青年史學工作者；重視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探索和研究。他根據對中國歷史的考察，嚴肅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指出，“中國所面臨的不但有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且有社會主義同封建勢力的矛盾，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不能牢牢地站穩腳跟，就必定倒退到封建主義”。因而，消滅封建主義殘餘影響，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他論述馬克思主義傳播中若干影響深遠的一些理論觀點，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的提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並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還指出“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的提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能將一切歷史都歸結為階級鬥爭史。他總結中國歷史學發展的曲折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深入思考歷史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探求發展中國歷史學所需要的穩定而正確的方向、途徑和具體辦法，尤其強調歷史的真實性原則。

著有《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政治》、《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文集)、《再思集》(文集)、《早歲》(回憶錄)、《歷史的創造者及其它》(文集)等。

黎澍對發展中國社會科學事業所做出的卓越建樹，對真理執著追求的精神，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對學問精益求精的嚴謹作風，以及愛護和大膽起用人才的氣魄，這些卓識懿行都將長留人間，澤及後人。

學貴創新，這是黎澍治學和論學的基本信念和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