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講述我想把這個研究報告當作一種手冊，詳盡敘述一種社會學觀點。社會生活，特別是在建築物或房舍的有形界限內有組織的社會生活，可以根據這種社會學觀點來研究。我將描述一組特徵，它們共同構成一種框架，這一框架能運用於任何具體的社會設施，無論是家庭設施、工業設施還是商業設施。本報告所使用的觀點是戲劇表演的觀點，其原理從舞台演出藝術原理引申而來。我將討論個體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現他自己和他的活動的方式，他引導和控制他人對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維持表演時可能會做或不會做的各種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中，戈夫曼將戲劇比擬引入社會學分析，深人研究日常生活中人們面對面的具體互動細節，並運用戲劇舞台的特有語言，描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活動。

戈夫曼所關注的是一個個體或群體在與他人互動過程中應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和技術使得他人產生行動者所期望出現的印象。他將個體和群體在他人面前努力產生並維護理想印象的過程比作一種戲劇表演，並用一種戲劇學的術語分析了個體（單人劇班）和群體（特指劇班）的各種技術。

第一章表演

相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前台

戲劇實現

理想化

表達控制的維持

誤傳

神秘化

真實與人為

第二章劇班

第三章區域與區域行為

第四章不協調角色

第五章角色外的溝通

缺席對待

上演閑談

劇班共謀

再合作的行為

第六章印象管理藝術

防衛性的品質和措施

保護性措施

有關乖巧的乖巧

第七章結束語

框架

分析的背景

人格-互動-社會

比較與研究

扮演角色傳達著自我印象

演出與自我

主要內容

一、戲劇分析的因素

在戲劇中，劇本、舞台、表演者與觀眾是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戈夫曼用戲劇來類比人生，那麼對應地，在社會生活這個大舞台上也存在著類似的組成因素：這裡的劇本就是社會生活本身；表演者就是個體或群體，包括榮辱與共的同伴或相互競爭的對手；導演是決策者等等；觀眾，可以是周圍真實存在並進入情境中的人，也可以是表演者想象中存在的人。

與表演分不開的一個概念就是自我。關於自我的概念，戈夫曼受米德對自我中自發性主我與社會化客我的對立統一關係討論的影響。在該書中，戈夫曼也指出，“在我們太人性的自我與我們社會化了的自我之間存在著差異”。也就是說，我們自發地想去做某事，與他人所期望我們去做的事不一定是一致的，也許兩者是相互矛盾的。但作為一個出色的生活表演者，為了不讓觀眾失望，就必須隱藏自己真實的主我，而表現出觀眾所期望的角色。所以自我是情景定義的產物。

為了達到觀眾心目中理性化的形象，表演者就必須協調好自發性主我和社會化客我之間的矛盾。戈夫曼通過前台和後台領域的描述來協調這一矛盾。像舞台一樣，戈夫曼把情境分為了前台和後台兩個區域。前台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存在，它所構成的先決條件業已由特定時空應有的歷史環境提供，用戈夫曼的話來說，“在行動者擔當一種已確定的社會角色時，他通常發現一種特定的前台已經存在，所以前台是易選擇，不易被創造的”，因而制約了表演者，要求他表演的是理想化、社會化的自我。在前台，表演者的活動離不開兩個基本要素：一是舞台設置，它是表演者互動時的實體背景。如，扮演“學生”角色需要的教室，扮演“醫生”角色需要的診所等。表演者在固定的舞台設置中進行表演；當表演者離開舞台設置時也就結束表演。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舞台設置會隨表演者一起移動，如市民遊行。二是個人前台，它是能使觀眾確認表演者的傳達性配件，體現了表演者的身份特徵，並期望表演者將它們帶入舞台設置中。

按所表達的信息的功能，戈夫曼進一步將個人前台分為外表和舉止。外表是用來表明表演者的社會身份的因素，包括表演者的穿著等，如，學生的校服。舉止是用來表明表演者在特定的情境中希望扮演的角色類型的因素，包括言談方式、面部表情、軀體姿態等。如一個女人在一個豪華舞會上做出一些優雅的動作，是期望他人認為她是一個得體、有修養的貴婦。戈夫曼指出，一般情況下，我們不僅期望外表與舉止的一致性，還期望舞台設置、外表和舉止的一致性。

後台是與前台相對的概念，是與表演場所相隔離的、觀眾不能進入的場所，處於呈現表演前台的末端。表演者在後台得以放鬆和休息，暫時地脫下“理想化”的面具，宣洩情緒，為前台的表演做準備。因此在後台中，表演者更多地表現出自發性的主我。

我們在日常生活的每一處都可以發現劃分前後台的界線。最為典型的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能與他不拘禮節的人越少，在後台花費的時間越少，就越有可能要求他表現出前台的理想化的客我。但前後台的劃分並不是完全固定不變的，可根據表演者對互動對象的不同情景而變化的。如，教室用來上課時，它是前台；但下課後，老師離開教室，同學們之間的閑談，做自己想做的事時，它又變成了後台。前後台的區別在於“在後台工作的人往往獲得技術標準，在前台工作的人往往獲得表達方面的標準”。

戈夫曼認為研究印象管理的最好的分析單位不是個體，而是群體，即劇班。劇班是任何一組在上演單一常規程序中協作配合的個體。在劇班的分析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其一，劇班不是與社會結構、社會組織有關的，它表演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特定的情景定義，也就是說當離開特定的情境，劇班也就喪失了它存在的意義。因此它要求其成員是相互依賴，分工明確的，每個成員在表演中所擔當的角色是不同的。如，擔當顧客角色的個體，就應該把服務員自然服侍的人的社會定義指向自己，並通過她的外表和舉止來投射這種社會定義。其二，劇班是個體表演者的簡單相加，表演者表現的也不僅僅是自己的特徵，更主要的是表現了成員間的關係和被表演的工作特徵。

從劇班的定義中我們發現了另一個角色，即導演。導演是一種邊際角色，介於表演者與觀眾之間。導演的職責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幫助那些表演不當的劇班成員或新成員與其他演員相互協作。撫慰和制裁是兩種常用的措施。二是導演根據情境需要和劇班成員的特點，分派表演中的角色和每個角色所使用的個人前台。當觀眾發現有導演時，他們會把表演的成敗歸於導演的責任；在表演者內部，導演向其他演員提齣戲劇要求而與劇班表演者不同，因此與演員也存在著距離感。

二、印象管理藝術

印象管理有多少種類型，如何進行印象管理，是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的主旨，也是對符號互動論的重要貢獻所在。

(一)誤導性表演

為了在與他人互動期間呈現理想化的表演效果，表演者在一定程度上應該進行誤導性表演。首先，表演者要摒棄或隱瞞與社會規範不一致的動機或行為，而表演能體現與符合社會公認的準則的動機或行為。其次，表演者在表演前就要掩飾或糾正準備工作中所犯下的失誤。如，帶錯講義進教室的教授，被迫在課堂上即興講課，以掩飾自己帶錯講義。第三，表演者往往隱瞞某項活動成果的複雜、乏味或卑劣的製造過程，而只呈現最後能入大雅之堂的成果。如，某學生獲得英語考試的最高分，但他不會讓人知道為準備這次考試每天複習至深夜。第四，表演者暗地裡放棄或犧牲一些易於掩蓋的標準。如，一個收入一般的女性為了呈現並維持自己的富有的外表來滿足其虛榮心，會把大部分積蓄用來購買名牌服飾，而暗地裡犧牲伙食方面的開支。最後，在不同的情境或不同的觀眾面前，表演者經常會誘使觀眾認為表演者與他的關係是最為密切、最為獨特的。如，售貨員總會想辦法使顧客相信他特別與她投緣，所以願意賣給她比別的顧客更便宜的價格。

(二)神秘化表演

在交往過程中，為了防止表演者與觀眾交往過密，他們之間要保持一定的社會距離，使觀眾無法完全了解表演者而深感神秘，從而產生一種敬畏的心理。實際上，這種社會距離下隱藏的秘密根本就不神秘，也不一定有秘密，而真正的秘密是不讓觀眾知道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總經理會單獨使用一個辦公室，而不與其他職員合用一個大辦公室的原因。

(三)補救表演

在表演過程中，有時因互動雙方無意或者有意的行為會造成表演崩潰，即出現事變，它包括無意動作、不合時宜的闖入、失禮和當眾吵鬧。這些行為使表演者自發性的主我暴露於觀眾面前，破壞了理想化的形象。而印象管理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避免這些事變，這就需要所有參與互動的人進行補救表演。

表演者為保全自己的演出，必須具備以下三種專業表演素質。首先，劇班成員必須對劇班忠實。也就是說，劇班成員必須服從劇班中的角色安排，全身心地投入表演，不能將同情心轉向觀眾。因此，可以通過劇班的企業文化等培養劇班成員的集體意識，加強群內團結；也可以通過劇班成員的定期調職來變換觀眾，以免表演者與觀眾建立情感聯繫。其次，劇班成員必須擁有戲劇素養，這是表演者表演能力的體現。戲劇素養最突出地表現在面部表情和說話態度的控制中。第三，劇班成員必須做到戲劇縝密，這要求表演者在表演過程中小心謹慎，對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有預見性並做好防範措施。因此，要做到戲劇縝密，就要求劇班應該根據信息狀況來選擇觀眾較少或者中產階級觀眾居多的情況下進行表演。如，售貨員更喜歡向無人陪伴的顧客銷售商品。即前面所講的神秘化表演。

觀眾與局外人為幫助表演者順利完成演出會使用保護措施，該措施包括當局外人進入後台或前台區域時，常常會通過傳信、敲門、咳嗽的方式對表演者發出提示；當互動必須在局外人面前進行時，局外人圓通地表現出一種漠不關心的舉動。如，在計程車上，司機會表現出對乘客們的談話漠不關心的樣子，而不會趁機偷聽乘客的談話。這種漠不關心的禮節隨著社會與亞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當觀眾被納入表演時，觀眾會圓通地表現出一種細緻入微的禮節。觀眾與局外人使用圓通措施來保護表演的順利進行，這就要求表演者使用圓通對圓通的保護措施予以回應。實施這一保護措施的技術有：表演者必須敏感於暗示，並善於接受暗示；表演者在誤傳事實時，必須按照適於誤傳表演的技巧行事，如，在說假話時，表演者略帶開玩笑的語氣。

歐文·戈夫曼將蘭島作為觀察地點，通過社區生活發現，在最近四五年中，島上一對佃農出身的已婚夫婦開設並經營著一家觀光旅社。一開始，主人只是被迫擱置自己原先的生活觀，而在旅館中提供全套的中產階級的禮儀和服務方式。但到了後來，看來經營者們對他們所呈現的表演已不是那麼玩世不恭了。他們自身開始成為中產階級，並且愈來愈傾心於顧客所賦予他們的自我。後來，歐文·戈夫曼又在軍隊的新兵中可以發現另一個例證。新兵最初只是為了避免受體罰而遵守軍規的，後來卻變成為了不給他的部隊丟臉，並得到長官與戰友的尊重而遵守軍隊紀律。在這些觀察的基礎上，歐文·戈夫曼創作出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

戈夫曼的理論被稱為”戲劇論”，因為他把人們的活動比作劇場上的演出，從戲劇的角度研究社會互動。與此同時，戈夫曼認為，人們在日常生活的表演中，非常關心並試圖控制自己留給他人的印象，如通過語言、姿態、手勢等表現來使他人形成自己所希望的印象，這個過程叫印象管理，它有專門的技術。戈夫曼聲稱他的著作是研究這些專門技術的，故他的理論也稱“印象管理理論”。

戈夫曼根據人際互動發生的場合，將互動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社會設施”內發生的，即有界限的、經常的、持續的互動；另一類是沒有界限的，臨時的互動，如人們在街頭的邂逅相逢。在這本書中，集中研究了在社會設施內發生的互動。他把社會設施比作一個舞台，每個人在舞台上的表現都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行為者相對容易控制的表現，另一部分是行為者無意的流露，當這兩部分表現發生不一致時，人們往往以無意流露的行為的意義為基準形成行為者的印象。戈夫曼強調的表演主要指后一部分的表現以及對這部分表現加以控制的技巧。通過控制無意流露的行為以使對方產生我們希望他產生的印象，這就是印象管理；印象管理的目標是使雙方的互動維持下去。因此作為“印象管理“的表演，在社會互動中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日常生活常見的現象。戈夫曼在表演一章中談及的誤解表演，神秘化表演，理想化表演等都是日常人際互動中最常見的一些表現。

“劇班”或譯成劇組是與個體表演者相對的、由兩個以上的個體共同組成的另一基本表演單位，作為印象管理的對象劇班表演化個體表演更有價值。成功的印象管理需要整個劇班進行合作，劇班成員相互依賴，他們共同擁有並保守一旦泄露便會斷送表演的秘密。在觀眾面前，正常的劇班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劇班”這章談的是如何做好劇班的印象管理。

“區域與區域行為”這一章講的是前台和後台這兩個不同區域的特點，在不同區域表演者的行為特徵及相互關係。前台是指表演場合；後台是相對於前台而言，演員在後台為前台表演作準備，掩蓋那些不能表現於前台的東西，並得到休息。在日常生活中，後台並不是一個固定地點，而只是相對於表演場合而言，例如相對於飯店而言，廚師回到家裡便是退入了後台；在家裡夫妻吵嘴是正常的，但如果來了客人，這個後台就立即變成了前台，夫妻就得協調一致，共同表演給客人看。戈夫曼特別指出人們從後台進入前台那一瞬間是如何轉變的，這是社會學尤其應注意的。

“不協調角色”指的是各種“准”表演者。表演劇班為演好一場戲，一般都守有一定的秘密。協助表演的准表演者都多少知道這些秘密，但他既不是表演者，也不是觀眾或旁觀者。例如某人假扮顧客搶購商品但事實上卻是賣方有意安排的；再如”無足輕重的角色”象僕人，他雖不屬於主人的劇班成員，但主人也不把他看成觀眾，他便能獲得許多秘密。因此要作好印象管理，就不能不對這些准表演者加以注意。

角色外的溝通是指，當兩個劇班互動時，各個劇班成員在他們分擔的正式角色之外所進行的私下溝通和表演。正如個體表演無論怎麼加以控制，總會有些需要對方諒解的“流露”一樣，劇班之間的互動也是在一種“君子協定”下進行的。因而在君子協定背後，總存在著許多潛在的暗中交往和表演。如果這種交往和表演以公開方式進行就會破壞協調一致的互動，所以必須加以有效的管理。在這一章中，戈夫曼列舉了四類角色外溝通，即”缺席對待”、“上演閑談”、“劇班共謀”和“再合作行為”。實際上，角色外溝通表明：表演者所維持的表演只是，而且僅僅只是一種表演罷了”。

最後，在“印象控制的藝術”這章中，戈夫曼陳述了控制印象的一些注意事項，譬如防止觀眾闖入後台；防止遺漏台詞；防止表演中不守紀律的現象等等，以及相應的具體手段，如採取保護性措施，使演員忠實於表現；嚴格維護演出秩序，控制表情和態度，選擇合適的劇班成員，限制觀眾數目和選擇表演時機等。這些事項和措施在控制印象過程中具有一定實用價值。

歐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所開創的“擬劇分析”理論不但突破了社會互動分析的舊有模式，而且豐富了社會心理學和微觀社會學的研究。

歐文·戈夫曼（1922—1982年），美國社會學家，符號互動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首創社會學中的擬劇分析。戈夫曼1922年出生於加拿大的曼維爾，是20世紀前開始的俄羅斯向加拿大移民潮中烏克蘭人的後裔。1945年獲多倫多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士學位，后移居美國，就讀於芝加哥大學，1953年獲社會學博士學位。1962—1968年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1969—1982年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本傑明·富蘭克林人類學與社會學教授。1981—1982任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