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培善

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湘贛游擊大隊青年幹事，茶陵縣獨立團連政治指導員，江西省安福縣獨立營政治委員，湘贛紅三師第三團政治委員，湘贛軍區第二軍分區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湘贛第一支隊政治委員，獨立團政治委員。參加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一支隊二團政治委員，蘇北指揮部第二縱隊政治委員，第一師二旅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華中野戰軍第七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十兵團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副政治委員，福建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福州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劉培善1912年9月4日出生於湖南省茶陵縣陂區梘田石屏村。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參加農民協會任中隊長，並任少先隊隊長。

1929年1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12月調任茶陵縣獨立團連政治指導員。

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任江西安福縣警衛營政治委員。

1934年2月任湘贛軍區第二軍分區政治部組織科科長。

1935年7月至1936年1月任湘贛邊游擊司令部第四大隊大隊長兼政治委員。

1936年1月至12月任湘贛游擊司令部第一大隊政治委員。同年12月至1938年1月任湘贛紅色獨立團政治委員。主力紅軍長征后，在湘贛邊堅持三年游擊戰爭。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1月至1939年春任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副團長。

1940年7月至1941年2月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二縱隊政治委員。

1941年6月至1942年12月任新四軍第一師第二旅政治委員。

1943年4月到延安出席七大。同年10月至1945年8月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參加整風運動。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任華中第五軍分區副政治委員。

1946年5月至1947年1月任華中野戰軍第十縱隊政治委員。

1947年4月至1948年6月任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副政治委員，1948年6月至1949年2月任政治委員。

1949年3月至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二十八軍政治委員、中共第二十八軍委員會書記。

1949年6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員。曾兼任福州市軍管會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兼福建軍區政治部主任。

1950年3月至1952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兼福建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等職。

1951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福州軍區黨委副書記，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第二書記。

1952年4月至1967年5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務委員。

1956年10月至1959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副政治委員。

1959年11月至1968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1956年10月至1958年4月任福州軍區黨委第二書記。

1958年4月至1968年5月任福州軍區黨委第三書記。

1961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華東局委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5月8日被迫害致死。

后平反昭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78年5月福州軍區為其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

新中國成立后，帶領部隊在福建進行剿匪作戰，全身心地投入部隊建設和邊海防建設，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領導者。

中共中央黨校第一部第三支部也對他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湘贛紅軍離開蘇區后，當地的軍事上失敗，黨的活動困難，處於嚴重的白色恐怖時期，劉培善始終沒有失掉黨的組織關係，堅持該區三年游擊戰爭，保持了革命據點和陣地，這都說明他的歷史清白和對黨的忠心。他在工作中表現政治堅定，堅決勇敢，工作積極，吃苦耐勞，在整風中有深刻的反省和長足的進步，又都表現了他是有發展前途的青年幹部。”

在華中黨校留影。前排左起：張震東、劉先勝、王集成、王必成、吉洛（姬鵬飛），後排起：陶勇、劉培善、鍾期光。

1947年春天，萊蕪大捷后，解放軍在膠濟路北章邱縣休整，渤海部隊前線指揮部率七師、十一師改編為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當時劉培善分工直接領導管理機要工作，也就在機要科過黨的小組生活。劉培善的工作很忙，雖然是個副政委（政委是渤海區黨委書記景曉村，他沒有到部隊就職），但實際上負責領導全面工作。部隊準備開過膠濟路南打大仗，各項工作都十分緊張，劉培善還經常來機要科參加黨小組會。有一次，戰友見他實在太忙、身體又不好，需要休息，就沒通知他。事後，劉培善責問道：“為什麼不通知我？是不是我就可以特殊？在黨內沒有什麼首長，都是一樣平等的。以後開會一定不能不告訴我，如實在不能來我就請假，無故不來是應受批評的。”

初次開會，大家都先作自我介紹，介紹過後，劉培善向大家徵求批評意見，問我們有否聽到一些對他的反映，但一分多鐘過去沒人先開口，他不耐煩地對著劉德元說：還是你開個頭吧！劉德元見他急切誠懇，就冒出一句：“您從南方部隊剛來不久，大家對您還不熟悉，只聽到人說：看您的樣子很嚴肅，眼睛瞪得大大的，有點可怕，不敢同您接近，其他還沒聽到過，以後聽到再向您彙報吧!”他搖一下頭，說：“不是彙報，而是提批評意見。”他吸了一口煙又說：“我的樣子么，是不大好看，是媽媽生成的這個樣子，恐怕難改了吧？能怪我嗎?”大家聽了不禁笑出聲來。他的幽默立刻消除了大家對他的距離。後來他還常到機要科看看，問長問短，同大家促膝談心，有時也找人下棋、打撲克，很快和大家成了朋友。

機要科初建時，華東軍區司令部派來袁震寰、顧陽光、陳世培、張健、殷雲生等幾個南方幹部，他們剛到山東，不習慣吃小米，不熟悉山東風俗習慣和北方話，對北方幹部的作風也看不習慣，同志間有時發生誤會，有的人不安心，想回南方部隊去，有的人發牢騷，認為自己在這裡是不受歡迎的人。劉培善知道后，親自出面做思想工作，建議開黨的小組會，讓大家把意見都擺出來，不要在背後議論。在政委的耐心教育下，機要科科長首先向新來的南方同志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對剛來的同志關心不夠、要求過高、批評方式態度不好，表示以後要注意改進，南方同志也檢討了自己有意見沒有好好地提出來，有自由主義，以後要改正，並表示服從分配，安心在十縱工作。大家誠懇地交談以後，再不說你們、我們怎樣怎樣，都改成咱們、我們大夥兒了，從此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搞好團結，互相支持把工作做好。因為劉培善調查分析了機要科同志間的關係問題，純粹是些非原則性的小事引起的，實際上不存在什麼宗派主義、親信非親信、嫡系非嫡系的問題，所以強調通過學習共產黨員修養和毛主席的反對自由主義各自多作自我批評，化解了矛盾。

不少機要人員羨慕打仗立功的戰鬥英雄，認為自己天天跟10個碼字打交道，干不出名堂，不安心本職工作，因而要求到戰鬥連隊去。情況反映到劉培善那裡，他百忙中來找機要人員談話，說明機要工作的重要性。他說機要部門是黨的一個重要部門，就像處在一個人的心臟部位，起著神經中樞的作用，這個工作幹得好不好，直接關係到勝敗，是事關全局的重要一環。選你們干這個工作，是黨對你們充分信任，應當感到光榮，努力干好它。絕不能妄自菲薄，輕視這個工作。這是一項秘密工作，你們的成績不能公開宣揚，是無名英雄，有成績黨知道就行了，要甘心當一個無名英雄。他介紹蘇聯的小說，要人們學習《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保爾·柯察金，學習中國的吳運鐸……隨後，我們向政治部隨軍書店購買和向其他同志借來了這幾本書輪流傳閱了，大家思想受到啟發鼓勵，逐步克服了不安心機要工作思想，有的同志表示甘心當一輩子無名英雄。

縱司機要科張錦川科長的密文皮包在過黃河時丟失，落入敵手，給黨造成了重大損失，他受到留黨察看、撤職查辦的處分。劉培善認為自己有領導上的責任，請求了通令警告處分。他還親自調查處理這一事故，直接帶機要科幾個組長找知情人談話，詳細查問了過黃河時被敵人包圍和突圍的經過，也多次詢問張錦川科長，文件包中所失密件的內容和數量，但沒有用任何逼供手段，沒有傷害同志感情。這次事故對我們全科同志是一次嚴肅的深刻的教育，為以後幾年的保密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沒再發生失密泄密事故。

1947年秋、冬，華東給十縱分配了機要科副科長和科長（謝光和余傑）。他們初到時，劉培善都找他們談話，向他們介紹機要科工作和幹部情況，也讓我和其他組長旁聽和彙報情況，他親切地對謝光、余傑說：你們都是南方部隊，新四軍中的老同志，到十縱隊和北方同志一道工作，要了解同志的情況，注意發現優點向他們學習，如團結上搞不好，你們科長應先檢討，我要先查你們的責任，爾後再批評下級同志。你們各有長短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團結一致共同克服困難，戰勝敵人。科長的任務是了解情況、出主意，用幹部，就要發揮幹部所長，克服和迴避幹部之弱點，揚長避短。據此精神，科長和支委商議后對幹部提出分配使用方案：著工作能力較強的袁震寰、楊嵩以編密本為主，著漢字較清楚的李樹森、周樹基以抄底本為主，著記字多、快的殷雲生、陳世培以譯電為主，著工作細心知識較全面的同志以審核辦理電報為主，著辦事敏捷、關係較熟悉的同志以行政事務為主，著獨立能力較強比較有戰鬥經驗的韓芳桂去執行偵察任務，著身體有病、虛弱的周樹基、張助臣、袁震寰去後方留守處邊工作邊養病。大家各得其所各盡所能，較順利地完成了任務，受到首長和兄弟單位的好評。

機要人員在劉培善和其他領導同志關懷下，政治待遇是較高的，他們有時可以看重要會議文件電報、聽重要報告。如陳毅、鄧小平作報告時機要科的組長也同團級幹部一道聽。目的是讓機要人員提高覺悟更快一點，革命人生觀樹立得更早、更牢固一點，成為真正可以信賴的人。

劉培善常對身邊人員說：機要工作很重要，機要人員很辛苦，參謀長和各科科長們要經常關照機要人員的安全、身體和生活情況。為了減輕機要人員行軍時的負擔，按規定配備了科長、副科長的乘馬，機要組長、老機要員有馱騾，對工作負擔特重、疲勞過度、或生病的同志盡量讓他們騎馬行軍。還配備了運輸員挑行李或辦公用品。住宿和行軍時，位置要靠近首長，不能相隔太遠。遭敵機轟炸掃射時，及時派人問候機要人員安全情況，檢查防空洞準備的怎樣？行軍時特別在途中休息時，檢查機要員到齊了沒有，防止有人因瞌睡，丟在後邊。在分配勝利物資，分享勝利果實時都不忘給機要人員一份。甚至首長把分給自己的食品和衣物送給了機要人員。

劉培善政委常對我們說：你們機要部門有兩個任務：一個是首先把當前工作干好，二是抓緊學習，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加強鍛煉，準備將來為革命作出更大的貢獻。隨時準備聽從黨的調遣。當然，穩定機要人員的情緒安心從事鑽研業務是第一位的，這很重要，但也要有全局觀點和有遠見，新陳代謝是一種規律，幹部不能永久固定不動了。根據形勢發展，工作需要和幹部的發展水平，1947年秋季和冬季，上級作了一番幹部調整，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使機要科更激發出青春活力，成為縱司機關的一個朝氣勃勃的單位。形成內外交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好環境。為打好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作了組織準備。

1964年夏季，劉德元應邀帶領省地、市委譯電能手參加了福州軍區機要局召開的前線三軍機要譯電比武大會，會中，軍區首長劉政委、皮副司令、周參謀長接見大會代表，由卓局長介紹各地帶隊幹部，快介紹到我時，先說：這個人是劉德元，我早就認識了，不然，人們一定會罵我是一個“死官僚主義者”。話剛說完引起了一陣笑聲，人們交頭接耳議論，“劉培善委記性真好，可見他平時對機要人員很關心”。因而感到做機要工作是光榮的。更安心熱愛事業了。

劉培善17歲參加工農紅軍，戎馬一生，渾身虎威，但長期從事政治工作又磨練出他粗中有細的性格，感情世界更是十分豐富。

劉培善和左英是1945年在延安結婚的。那時候，他們都是中共七大的代表。七大開幕前，從全國各地來的代表們先集中在中央黨校學習文件，劉培善和左英一起被編在第一部華中第二組。劉培善擔任組長，是左英的頂頭上司。左英是從上海投奔解放區的知識分子幹部，模樣文靜秀氣，身材苗條，舉止端莊，有著一種優雅的氣質和風度。劉培善第一次見到左英就愛慕不已。在學習小組裡相處了一段時間后，他已把左英的形象刻在心靈上，再也抹不去了。在中央黨校學習沒多久，學習班幾個已婚的女同志，受劉培善和組織的委託，紛紛來找左英說合了。但左英對由組織上安排這一對、撮合那一對甚至帶著點強迫命令的做法，從心底里反感。所以，無論誰來說合，她都拒絕了。但是劉培善辦法多，他知道強扭的瓜不甜，就採取了迂迴的戰術，向陳毅司令員搬救兵，請老首長出面說幾句好話。陳毅一聽說劉培善要追求左英，哈哈大笑，稱讚道：“你好眼力喲？這個媒人我當定了。”陳司令員馬上叫人給左英帶去口信說：“我陳毅向你拍胸脯擔保：劉培善是個好同志，我了解他。請你多考慮考慮，千萬不要錯過了好姻緣喲？還有什麼想不通的，儘管來找我聊。”

接著，蔡暢大姐也出馬了，她叫人約來左英談心。在延安，蔡暢大姐是有名的月老，熱心促成了許多人的好事。左英把心裡話全都掏給了蔡大姐：“我承認劉培善是好同志、好領導，但我們的性格和生活習慣不同，就是結了婚弄不好也還會離婚，既要離婚還不如不結婚。再說，我熱愛我的醫務工作，若叫我犧牲自己的事業專門去照顧對方，我不願意。”“你有事業心，我很高興。”蔡暢大姐針對左英的顧慮鼓勵說：“我最反對當‘夫人’了。革命隊伍中的夫妻，不只是丈夫和妻子的關係，也是革命征途上的伴侶和戰友。革命的目標一致，是雙方產生愛情的基礎。我看你和劉培善挺合適的。”蔡暢和左英足足談了三個小時，左英的心終於被說動了。

劉培善得到左英已鬆口的“情報”，便抓住時機主動出擊了。第二天，左英去河邊洗衣服，突然聽見身後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她回過頭一看，原來是劉培善，她的臉立刻發紅了。“小左，”劉培善窘迫地叫了一聲，臉色也跟著發紅了，胸脯起伏，額頭冒汗，結結巴巴地說：“我……我……想和……你……”看到戰場上叫敵人聞名喪膽的虎將，在自己的面前竟然如此羞澀不安，左英的心頭泛起了一股甜蜜的滋味兒。她還沒有來得及說什麼，只見劉培善猛地雙腳併攏，“啪”一聲向她立正，舉起右手敬禮說：“小左同志，我保證改掉口頭禪‘他媽的’，保證不會影響你的事業。”在七大結束后的1945年7月1日，劉培善和左英在延安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此後，他們轉戰南北，始終沒有一個安定的家。

新中國成立后，劉培善和左英終於在福州有了一個安定的家。但是，天有不測風雲。1950年，左英因車禍受了重傷，強烈的腦震蕩、雙側股關節粉碎性骨折，只差點沒把命丟掉。當時，劉培善是福建省軍區政委，正在前線指揮剿匪戰鬥，得到消息后，他立即趕回福州。組織上決定送左英去上海治療，劉培善百事纏身不能陪同妻子，他趕緊給華東局衛生部掛電話，請求無論如何要醫治好左英。這年左英才32歲，她的道路還很長很長啊?

一天中午，左英從朦朧中醒來，感到渾身痛苦難忍。她伸手抹了一把臉，睜開眼，一張魂牽夢縈的熟悉面孔突然跳進了她的眼帘。“是你？”她立刻睜大了眼睛。果然是他？劉培善正坐在她的病榻邊，兩眼脈脈含情地注視著她……左英來不及多想，只感到心頭一陣陣發熱，興奮地叫了一聲：“培善?”忘情地伸長雙臂勾住了丈夫的脖子。“別動，躺著別亂動。”劉培善強露笑臉，輕手輕腳地扶妻子重新躺好。她端詳著丈夫的神情問：“你突然來，是不是因為我……”

劉培善點了點頭，語氣沉重地說：“華東局衛生部的崔部長叫我來，說你的病情萬一惡化，只能保命不保腿，高位截肢要我同意。我相信醫院的黨組織，請崔部長全權處理，你不反對吧？”幾個月來，左英在病榻上不止一次地想過，共產黨員活著就要為革命干工作，如果自己長期卧床不起，白受人民的供養，倒不如死了的乾脆。她嘆了口氣，下意識地說：“如果真要弄到這種地步，你要乾的革命工作還很多，我絕不拖累你。”“你這是什麼話？”劉培善猝然變色，“我們一起生活了這麼多年，你難道還不了解我嗎？”接著，他又放鬆了語氣說，“你不要胡思亂想，現在首要的任務是把病醫治好。”一個多星期後，左英收到劉培善從福州寄來的信：“無論你傷殘怎樣了，我對你的愛情始終如一，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絕不會改變。”左英把信緊緊地貼在胸口上，淚珠湧出了眼眶。“我不能死，也不能成為黨、人民和丈夫的累贅”憑著這樣一股堅定的信念，左英終於戰勝了車禍帶給她的傷殘，頑強地站立起來了。她的身上套著鋼護肢架，走上了福建省衛生廳廳長的工作崗位，繼續為黨和人民工作……

1968年5月8日，劉培善在“文革”中受盡侮辱后含冤去世。左英痛不欲生。當時她也是天天在挨批鬥的“走資派”，身心的痛苦超過車禍千萬倍。但她相信黑暗一定會過去，光明一定會到來。她頑強地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