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

1945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結束之時，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美國支持下，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欲爭奪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建立全國性的獨裁統治，與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熱切要求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要求相矛盾。

抗戰勝利前夕，國共兩黨幾乎在同一時期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七大從1945年4月23日開至6月11日，國民黨六全大會則是從1945年5月5日開至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提出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爭取人民的自由，實行農村改革，發展民族工業，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團結知識分子，爭取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解放和發展，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聯合政府”，顯然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挑戰，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很快就作出強烈的反應，堅決拒絕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決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蔣介石還在國民黨六大的政治總報告中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外部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只有消滅中共，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

從1945年1月以來，國民黨軍隊一直沒有放鬆對中共武裝力量的打擊。國共之間劍拔弩張的形勢致使中間人士擔心大規模內戰的發生。以褚輔成為首的7名參政員於6月2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希望國共繼續商談，從速完成團結。中共中央於16日復函表示出和平的意願：“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籲，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並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於商談。”電報還邀請他們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對和平表示出積極的態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協，並準備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要國民黨改變反共政策，可以考慮承認“獨裁加若干民主”的解決方式。

1945年8月5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民盟政治報告認為，抗戰勝利后，是“中國建立民主國家千載一時的機會”，民盟的任務，“就是研討怎樣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黃炎培從延安回到重慶后，與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李燭塵等共同籌備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宣稱：願“以純潔平民的協力，不右傾，不左袒，替中國建立起來一個政治上和平奮鬥的典型”。主張對美蘇採取平衡政策，對國共取調和態度，要求政治民主、經濟和思想自由。第三黨負責人章伯鈞向記者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並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成為戰後中國的關鍵詞，蔣介石正是接過這些口號，作為邀請毛澤東來渝的重要理由，他在給毛澤東的電文中就有：“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

• 美國方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的美國，倚恃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積極向全球擴張，企圖建立由美國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表面上保持獨立，實際上聽命於美國的中國，以便“遏制”蘇聯。從這個目的出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起，美國的對華政策由“援華抗日”轉變為“扶蔣反共”，這一政策成為中國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 蘇聯方面

蘇聯為避免爆發新的戰爭，保持其遠東的安寧環境，在諸多問題上亦採取妥協退讓政策，承認美國在遠東的領導地位，支持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統一中國，並於1945年8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領導人一方面防止美國插手東北，一方面向國民政府表示，中共沒有能力領導統一中國，只承認並支持國民政府這個“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

• 國民黨方面

1.蔣介石並未放棄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意圖，想借談判將內戰的責任推卸給中共。在國共矛盾尖銳的情況下，蔣介石認為毛澤東不會赴渝。如果毛澤東不來，蔣介石就可以說共產黨拒絕和平談判，將責任推到共產黨上，從而發起內戰；如果毛澤東來了，就給共產黨幾個內閣職位，迫使共產黨交出解放區，交出軍隊，最後仍可以消滅赤手空拳的共產黨。

2.抗戰勝利后，國民黨開始與共產黨進行一場搶先接管長江以北日佔區的競爭，談判可以拖延時間。抗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大多退回西北、西南地區，開赴前線的共產黨控制區還需要有一段時間，並且國民政府缺乏充足的運輸工具將足夠數量的國民黨軍隊、維持和平的機關和行政人員立刻送到日本人佔領的廣闊地區里，而共產黨早已經控制了華北的大部分農村地區。

3.應付國內人民普遍反對內戰、實現和平的要求，應對美英蘇不贊成中國發生大規模內戰的壓力。

• 中國共產黨方面

1.反映人民在長期戰亂后休養生息的強烈意願，盡一切可能爭取國內和平，希望可以實現和平、民主的建國目標。

2.揭穿蔣介石的假和平的面目。

3.爭取一段時間來作好應對國民黨的準備。

國共兩黨都用很大的精力來組織這次談判，雙方都派出得力人員織成談判代先團。

• 中共代表

中共代表團以毛澤東為首，輔以了解全局、富有談判經驗、機智靈活、剛柔相濟的周恩來、王若飛。

• 國民黨代表

國民黨代表團由蔣介石操縱，指派政治上老練通達，能嚴格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針辦事，且主張用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的資深官員組成。除了蔣介石之外，主要有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

• 外國代表

毛澤東陪同：赫爾利；蔣介石顧問：端納；蘇聯大使：彼得羅夫。

重慶談判前，蔣介石打了3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毛澤東則回復3封電報。

• 蔣介石給毛澤東的第一封電報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 毛澤東給蔣介石的第一封複電

重慶

蔣委員長勛鑒：

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未銑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 蔣介石給毛澤東的第二封電報

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

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在受降程序未盡明了。查此次受降辦法，系由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亦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猶小，今於盟軍所已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 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蔣中正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 毛澤東給蔣介石的第二封複電

重慶

蔣委員長勛鑒：

從中央社新聞電中，得讀先生複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毛澤東未養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 蔣介石給毛澤東的第三封電報

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

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蔣中正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 毛澤東給蔣介石的第三封複電

特急，重慶

蔣介石先生勛鑒：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毛澤東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為此在延安棗園召開了擴大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把這種聯合政府稱為“獨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說：“我們參加這樣的政府，就是要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這就是七大時講的長期迂迴曲折的道路；走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個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對於安全問題，毛澤東是做好了最壞打算的。臨行前，他不但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還建議書記處增補陳雲、彭真二人為候補書記，以便在毛澤東、周恩來二人都不在的情況下，書記處還能保 持5人開會。

在赴重慶談判前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我準備坐班房……如果是軟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裡辦點事。現在蘇聯紅軍不入關，美國軍隊不登陸，形式上是中國自己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三國過問，三國都不願中國打內戰，國際壓力是不利於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中蘇條約有利於中國人民，蘇聯紅軍攻佔東三省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重慶是可以去和必須去的。”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從延安飛抵重慶。這一消息震撼重慶全城，柳亞子寫詩稱讚毛澤東是“彌天大勇”。國共雙方會談從第二天上午開始。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蔣介石在重慶山洞林園官邸為他舉行了歡迎宴會。席間，毛澤東稱蔣介石為“委員長”，蔣介石則稱毛澤東為“潤之”。會後，蔣介石還邀請毛澤東在林園下榻。一對較量了十幾年的老對手再次聚首，氣氛似乎相當融洽。

對於毛澤東的到來，蔣介石心中還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果應召來渝，此雖威德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應召”二字把蔣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態表露無遺。他從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國民黨與共產黨更像封建時代的一種君臣關係。在這樣的心態下，談判註定不會順利。

談判從一開始，便陷入了僵局。

9月3日，經過幾天的交換意見之後，共方向國方正式提交了11條談判要點。其中包括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的領導地位、懲治漢奸、停止武裝衝突、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等等。談判要點的實質就是軍隊和解放區政權的問題。

• 解放區問題

在解放區問題上，共產黨提出由共產黨人擔任山西、山東等五省解放區所在地的省主席，擔任解放區廣為分佈的廣東、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個特別市的副市長；而國民黨則只允許共產黨參加政府，各解放區官員都需要國民黨認可才能繼續留任。軍隊問題上，共產黨提出將人民軍隊整編成16個軍48個師；而國民黨堅持最多只允許保留12個師。雙方期望差距甚大。

看過共產黨方面的這份方案后，蔣介石對國方代錶王世傑、張治中等人說：“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在他看來，只有“實行三民主義”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這兩條才具有誠意，其他各條“在內容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矛盾”。

中共在籌備這次和談時是做了相當大讓步的。在1945年9月4日雙方的“第一次談話紀錄”中記錄著這樣一段話，周恩來對國方代表邵力子說：“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

1944年11月，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赫爾利自告奮勇到延安調停國共矛盾。

在與赫爾利談判時，中共領導人提出了五點協定草案，其核心問題就是把國民政府改組為包括各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並提出各黨派享有平等地位。赫爾利覺得共產黨的提議很公平，沒有什麼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可當赫爾利拿著協議，興沖沖返回重慶時，卻被蔣介石兜頭潑了一盆涼水。蔣介石明確表示，國民黨絕不可能與共產黨相提並論，聯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這個協議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徹底失敗，必然導致中共控制政府。在蔣介石的頭腦中根本沒有“多黨”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認聯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產黨人來國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蔣介石說客的赫爾利，看到自己與中共的協議受到如此強烈的抵制，又馬上翻了臉，很快給中共發來了與五點協議背道而馳的三點協議。從這次反覆中，共產黨也明白，想讓蔣介石接受聯合政府的方案，無異於與虎謀皮。

為了表達誠意，在重慶談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隱去了“聯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參加政府”。這無疑是承認了國民黨在政府中的主導地位。但即便是這樣，蔣介石還是認為中共要求得太多。

雖然國共雙方代表的談判舉步維艱，但毛澤東在談判桌外的社交活動卻異常豐富。在重慶的43天中，他會見民主人士，參加國際活動，接受各國記者採訪，處處顯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與氣度，使國民黨宣傳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掃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澤東造訪了民盟中央主席張瀾。張瀾的秘書呂光光回憶，張瀾家旁邊就住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為了安全起見，周恩來特意囑咐不要在客廳見面，而選在張瀾的卧室中晤談。

呂光光記得，賓主剛一落座，張瀾就不安地對毛澤東說：“這明明是蔣介石演的假戲啊！國共兩黨要談判嘛，你們可以像過去那樣，派恩來先生，加上若飛先生，來談就可以了。何必動潤之先生的大駕呀……蔣介石在演鴻門宴，他哪裡會顧得上一點信義！前幾年我告訴他：‘只有實行民主，中國才有希望。’他竟威脅我說：‘只有共產黨才講實行民主’。現在國內外形勢一變，他也喊起‘民主’、‘民主’來了！”

聽了張瀾的話，毛澤東風趣地說：“民主也成了蔣介石的時髦貨！他要演民主的假戲，我們就來他一個假戲真演，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出是非，這場戲也就大有價值了！”

隨後，毛澤東又向張瀾介紹了中共在此次和談中提出的幾項主張，張瀾連聲說：“很公道，很公道！蔣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應採納施行。看起來，這場戲倒是有看頭。”

在重慶，毛澤東不但與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歡，還主動接觸國民黨中各派大佬。毛澤東當時的秘書王炳南記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陳立夫、戴季陶這樣的反共專家，我們平時都看作冤家對頭，相顧眥裂，有什麼好見的呢？”

毛澤東則開導大家：“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慶來，還不是為跟反共頭子蔣介石談判嗎？國民黨現在是右派當權，要解決問題，光找左派不行，他們是贊成與我們合作的，但他們不掌權。解決問題還要找右派，不能放棄和右派的接觸。”

王炳南記得，與陳立夫一見面，毛澤東就提起當年國民黨背信棄義，殘酷屠殺共產黨人的往事。毛澤東說：“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毛澤東談笑間蘊藏機鋒，搞得陳立夫異常尷尬，連聲表示要對這次國共和談“盡心效力”。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國共代表連續舉行了四次正式會談。儘管雙方在國民大會及政治會議等問題上都做了一些讓步，但在核心的軍隊和解放區問題上，還是毫無進展。

1945年9月13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和國民黨談判情況的通知》中寫有：國黨毫無誠意，雙方意見相距甚遠，談判將拖延一時。蔣對具體問題表示：政府法統不容紊亂，不主張似法國的多黨狀況。關於兩黨關係的重要問題：對軍隊只允編十二個師，需完全服從命令，按指定地區集中。對解放區民主政府，則表示含糊。蔣表面上對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會上造成政府力求團結的氣象。實際上對一切問題不放鬆削弱以致消弱〔滅〕我的方針，並利用全國人民害怕與反對內戰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與美國的支持與加強他（保障美國在遠東對蘇聯的有利地位），使用強大壓力，企圖迫我就範，特別抓緊軍隊國家化問題。因此在談話態度上只要求我們認識與承認他的法統及軍令政令的統一，而對我方則取一概否認的態度。

肩負促成國共和談任務的美國大使赫爾利，收到了回國述職的命令。掐指算來，他在中國已經呆了一年有餘，國共雙方的矛盾到底解決了多少？當初他拍著胸脯向美國總統杜魯門保證促成國共合作，到底有沒有譜？回國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國共雙方的書面協議。哪怕是紙上和平，也好向杜魯門交差了。

但是國共雙方談了半個月仍各執一詞，赫爾利急了，9月17日，就在準備回國的前一天，赫爾利宴請了國共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和談判代表。席間，赫爾利表示，無論如何要儘快發一份公告，不僅說明雙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國原則問題上所達成的諒解，而且也應該對軍隊問題有一個明確的決定。聽雙方說來說去，赫爾利發現談判還是在軍隊問題上卡了殼。

• 軍隊問題

為了儘快拿到和談協議，赫爾利主動向周恩來提出將國共軍隊照比例縮編的想法。對此，中共方面認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輪談判中，周恩來提出：“關於軍隊數目，赫爾利大使擬議中央與中共軍隊之比例數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慮，願讓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現有262個師，我方應編有43個師，較9月3日所提方案讓步5個師，以後中央裁減縮編，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編。”關於解放區問題，周恩來也提出中共願意從廣東、海南島、浙江、蘇南等8個地區撤退，僅駐防在山東、河北、察哈爾等北方地區。

儘管中共做了很大讓步，赫爾利也為了等和談結果而推遲了回國的行程，但國民黨方面仍然不為所動。在21日的會談中，國民黨代表僅把允許中共軍隊整編的數目從原來的12個師增加到16個師。

在當日的“談話紀錄”中可以看到這樣劍拔弩張的一幕。當國民黨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議后，王若飛當場拍了桌子，氣憤地說：“那麼，中央將我黨軍隊都消滅好了。”

面對僵局，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今日我等之商談，系出於平等之態度，然而國民黨之觀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國民黨及其政府皆視我黨為被統治者，為投降者……今日我黨已承認蔣先生之領導地位，已承認國民黨為中國之第一大黨。就蔣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說領導各黨各派，領導全中國，因此蔣先生不只是國民黨之總裁，而且是全國的領袖，但國民黨卻不能以領導者自居，而以被統治者視我黨。”

赫爾利當晚找到蔣介石，軟磨硬泡，終於迫使蔣把中共軍隊數量讓至20個師。不過，蔣介石強調：中共必須承認此數，不能再加，並且不能再提按國軍數目比例的事。

赫爾利的歸國行程不能再拖了。他連夜找到毛澤東，想逼共產黨接受蔣介石的最後通牒。但不論他如何巧舌如簧，氣急敗壞，乃至言辭尖利，毛澤東堅不讓步。第二天，赫爾利只好帶著他未完成的任務返回美國，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9月27日，蔣介石帶著宋美齡到西昌度假。在飛機上，蔣介石看到了當日《新華日報》上刊登的毛澤東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的報道。毛澤東說：“中共現有一百二十萬黨員，在它領導下獲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現已遠超過一萬萬。這些人民，按照自願的原則，組織了現在數達一百二十萬人以上的軍隊和二百二十萬人以上的民兵，他們除分佈於華北各省與西北的陝甘寧邊區外，還分佈於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各省。中共的黨員，則分佈於全國各省。”

看到這段話，多日來鬱積在蔣介石心中的憤怒爆發了。想到剿共多年，共軍卻越剿越多，如今共產黨代表已經與他在同一張桌子上談判了，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忿忿地寫道：“如此罪大惡極之禍首，尤不自後悔，而反要求編組一百二十萬軍隊，割據隴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區，皆為其勢力範圍所有，政府一再勸導退讓，總不能饜其無窮之欲壑，如不加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

身懷利器，殺心頓起。就在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第二天，蔣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炮製的《剿匪手本》，讓何應欽重印下發。到了西昌，他顧不上遊山玩水，一個人悶在屋裡策劃著一個驚天之舉。1945年9月29日，正是談判陷入僵局之時，蔣介石在日記中羅列中共11條“罪狀”，還寫下準備扣押和審判毛澤東的文字。

對於“扣毛”的後果，蔣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蘇雙方可能的反應。由於當初赫爾利曾以美國的國格擔保毛澤東赴渝談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澤東，美國必定大為光火，而蘇聯很可能“以此借口，強佔我東北，擾亂我新疆”。即便是這樣，他還是覺得值。

看起來，蔣介石馬上就要破釜沉舟，準備豁出去扣毛、審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猶豫起來。10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對共問題，鄭重考慮，不敢稍有孟浪。總不使內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紛擾，最後惟有天命是從也。”

但蔣介石明白，審治毛澤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蔣介石一定會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擲，那麼婁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慮國際和國內的反應。最主要的是，中國剛剛打敗日本，蔣介石覺得自己正處於事業的頂峰，他不相信毛澤東可以成事。他曾經說過：“我有400萬軍隊，我想怎樣就怎樣！”哪怕把毛澤東放回去，甚至再發給他一枚“勝利勳章”，來日沙場上見，照樣能穩操勝券。在日記中，蔣介石自負地寫道：“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也許是感覺到了重慶空氣中瀰漫的火藥味，10月初，周恩來向國民黨代表提出，“毛澤東主席來重慶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在某些問題上國共雙方短期很難達成一致，我方決定讓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談判很難有結果，國民黨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澤東回延安之前，雙方將歷次談判記錄整理成一個書面文件《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

談判場上的火藥味，幾乎沒有在《雙十協定》中表現出來。《協定》一開篇就說：國共雙方“在友好、和諧的空氣中進行了談判”。雖然雙方在一些主要問題上還有分歧，但至少從字面上看是積極的。

在《協定》中，中共對軍隊數量問題又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從最初要求的48個師，已經降到24個或至少20個師，幾乎達到了蔣介石的心理預期。但也不難看出，《雙十協定》中還有許多未解之題，雙方只有把各自的訴求都擺在上面。

10月8日，國民黨中央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在軍委大禮堂為毛澤東舉行了盛大的餞行宴會。受邀的國民黨黨政軍和重慶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張治中和毛澤東都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張治中甚至還樂觀對大家說：“談判的成功已經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這剩餘的百分之三十的距離，我們相信也會有方法使它逐漸接近，終於得到圓滿的解決。”全場來賓報以熱烈鼓掌。酒會一直洋溢著喜慶的氣氛。會後張治中還專門找來重慶有名的厲家班演了一出京劇《群英會》。

一場風波過後，1945年10月11日，蔣介石與毛澤東共進早餐，后毛澤東乘車來到重慶九龍坡機場，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啟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陳誠、張瀾等重慶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的人紛紛來到機場送行。43天尖銳而複雜的談判，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定》。是夜，蔣介石輾轉難眠，在日記里寫下“甚嘆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之語。

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並公開發表。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雙方協議“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雙方還確定召開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這是重慶談判最重要的兩項成果。此外，談判還達成迅速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實現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合法；釋放政治犯等協議。

1945年10月12日，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並轉告區黨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針雖已奠定，但暫時許多局部的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仍不可避免，除粵、豫、浙及蘇南等地頑軍正在向我進攻外，沿平漢、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頑軍正在向我大舉進攻，爭奪北寧、膠濟、平綏三路的戰鬥亦將到來，我方必須提起充分注意，戰勝這些進攻，絕對不可鬆懈"。"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鬥爭，方可解決。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不解決，全部和平建國的局面即不能出現"。"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即將來實行整編時，我方亦有辦法達到一槍一彈均須保存之目的。過去中央指示各地擴大軍隊整編主力計劃，繼續執行不變"。"東北問題未在此次談判中提出，我黨一切既定計劃照樣執行"。以後一連兩個多月，毛澤東一直在給各地軍委發電報，強調重慶談判的重要性及消滅國民黨殘餘勢力的指令。

1945年12月15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會議。會議討論通過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指示指出："盡一切努力粉碎國民黨的進攻，仍是各解放區的中心任務"，並要求各解放區抓緊做好練兵、減租、生產等十項工作，以鞏固解放區，提高我軍戰鬥力。指示強調“不論時局發展的情況如何，我黨均須作持久打算，才能立於不敗之地：。2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的指示，指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這種根據地的地區，現在應當確定不是在國民黨已佔或將佔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這是在現時條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國民黨佔領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線的附近地區內，這是因為國民黨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幹線，就不會容許我們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區內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這種地區，我黨應當作充分的工作，在軍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線，決不可輕易放棄。但是，這種地區將是兩黨的游擊區，而不是我們的鞏固根據地。因此，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地區，是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指示要求"將正規軍隊的相當部分，分散到各軍區去，從事發動群眾，消滅土匪，建立政權，組織游擊隊、民兵和自衛軍，以便穩固地方，配合野戰軍，粉碎國民黨的進攻"。

1946年1月10日毛澤東頒發停戰令，指出："本黨代表與國民政府代表對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之辦法、命令及聲明，業已成立協議，並於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兵、非正規軍及游擊隊，以及解放區各級政府，共產黨各級委員會，均須切實嚴格遵行，不得有誤。全中國人民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之後，為建立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獲得重要之結果。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同時指出："除開個別地方，國民黨都依然可能向我們進行武裝襲擊，我們應嚴加警惕，武裝鬥爭是一般的停止了，為了保障國內和平，各地應利用目前時機大練兵三個月。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敵人破壞"。"要抓緊生產運動的領導，以迅速克服財經的困難。練兵、減租與生產是目前解放區三件中心工作"。

1946年2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同國民黨談判整軍方案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美國和蔣介石要以全國軍隊統一來消滅我們，我們要統一而不被消滅。軍黨分立還不是最危險的，合編分駐才是最危險的。雜牌軍還沒有與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合編的，連雜牌的集團軍都沒有與蔣介石嫡系部隊參雜合編。我們現在只有對付好，才能擺脫危險。全國軍隊統一，原則上我們只好贊成，實行步驟要看具體情況，這是我們與法國不同的。此後一直到1946年5月，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的名義向各地發布密電。

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起草致鄭位三、李先念、王震電："（一）美蔣對我極為惡劣，全面內戰不可避免。要求美機運款接濟你們，恐已希望甚小，你們須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節省用費留出準備突圍時費用；另方面麥子已熟，向民眾徵收糧稅。（二）必須準備對付敵人襲擊及突圍作戰，預擬突圍後集中行動及分散行動兩個計劃。大概在突圍及突圍后一個時期內以全軍集中行動為有利；而在敵人"追剿"緊急，行軍給養均極困難時，便應分為兩股或三股，各自獨立行動，可以避免集中行動之困難，而利於分別牽制敵人與互相作戰略上之策應。（三）目前時機緊迫，你們應充分注意，並團結內部，準備艱苦鬥爭。"。

1946年-1949年，經過解放戰爭，國民黨敗退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重慶談判的舉行和雙十協定的簽訂，表明國民黨方面承認了中共的地位，承認了各黨派的會議，使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主張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而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發展。重慶談判作為戰後中國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國共兩黨的合作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戰後中國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時也為國共兩黨關係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儘管重慶談判的政治鬧劇本質和它註定破產的歷史結局，幾乎毫無正面意義可言，但是，它畢竟公開提出和論列的三條原則，即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化，卻是中國從1911年到1945年間政治教訓的真實總結。應當承認，自從孫中山所提“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來，自從抗戰以來，重慶談判中兩黨公開倡言和認同的“三化”，是對中國幾十年深重災難的沉痛反思，是中國社會對兩黨兩軍的天然要求，是中國真正走向和平、民主、憲政和現代化的必備前提，也是中國結束戰爭、流血，避免專制獨裁極權復辟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國真正實現民族復興、國家統一併以現代偉大國家的風範和品質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基礎。

毛澤東：這次雙方會談，全國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關心，因為我們所談的，不是一二個黨派的問題，而是全國人民利害相關的問題。談判情形良好，前途樂觀，這在我們也有同感。世界是光明的，中國也是光明的，我們在這樣的情勢下來商談團結、合作統一問題，當然是可樂觀而且應該樂觀的。在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大原則下，在蔣先生的領導下，我們中國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難的。我們這次商談，不是暫時的合作，而是長期的合作；不是一時的團結，而是永久的團結。我們互諒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難，一定可以建設新中國！

周恩來：現就商談中得到的四點經驗教訓，特向各位陳說：第一點是要互相承認，不要互相敵視。既然商談了，就是要政治解決，不應互相敵視，尤其是商談的雙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這種態度。中共方面有這樣一個信念，不管衝突怎樣嚴重，我們對於已經承認了得並不改變。第二點，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獨斷。既然要政治解決，就是要互相協議，而不是一方決定了，通知別方面去做。第三點，就是互相讓步，不要獨霸。既然要政治解決，總是要於國家人民事業有利。那麼兩黨之間、各方面之間，有什麼不可以讓步的？第四，要互相競賽，不要互相抵消。

張治中：這是一件大事，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毛澤東之到重慶，在當時來說，是象徵著中國內部的團結，之意味著國共兩黨新關係的開始。勝利與團結，正是雙喜臨門，不但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熱烈的期望，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為之提高了許多。雙方商談的大前提大原則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礎上建國，在蔣主席領導下實行三民主義，這些大原則，是毛先生提出來的，我們意見完全一致。毛先生一再表示願在蔣主席領導下建設新中國。一再表示願為徹底實行三民主義而努力，這種地方真值得我們佩服。

閻錫山與馬歇爾的一段談話

閻錫山說：“你在談交易。如果共產黨的確想做交易的話，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們的目的是接管這個工廠，那麼交易就做不成。”馬歇爾問：“你認為中國共產黨真的不會妥協嗎？”閻錫山說：“這我不能肯定。這完全取決於共產黨是否願意放棄進行世界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1946年6月馬歇爾與胡霖的談話

胡霖：建成聯合政府就像建立一個“德意志法蘭西聯合共和國”，國共合作是沒有基礎的。馬歇爾最多只能爭取到一個暫時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須保證停戰協定起作用，如果沒有國際上的監督，停火協定就不會奏效。有一個比較實際的辦法就是把東北給共產黨，這樣他們就可能在那裡建立某種自治政府。但問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願背上分裂國家的罪名。

赫爾利大使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

此次會談的全部成就在於使共產黨和國民黨，當幾乎所有擁護使中國分裂政策的分子預測要又內戰的時期，進行商談和平時期的合作。會議講是繼續的，毛澤東還留在重慶。蔣委員長許諾毛氏並以他的人格保證毛氏和他的隨員的安全。他同意任何時候他們如果不願意繼續會談時，當與毛氏和他的隨員以去延安的交通工具。

馬歇爾離華聲明

1947年1月7日，馬歇爾發表了一份長篇的“個人聲明”，說他的失敗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對方都有著“幾乎無法解除的懷疑”。兩黨都是由極端分子操縱的，國民黨里的是“一批反動派”，共產黨里的則是“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國民黨和共產黨提出的條件是無法調和的，這就像兩條平行線，永遠走不到一起。雙方都沒接受美國調解人的意見。

布賴恩·克羅澤：赫爾利的自信是由於無知造成的，而毛澤東和蔣介石無比的自信則屬於另一個類型：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念，認為自己代表著中國。當然，他們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對方。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之間的會談註定要失敗。

赫伯特·雅德禮：雙方都將對方視為仇敵，比敵視日本人的程度還要嚴重……在日本這個共同的大敵的威脅下，這兩派力量或許會再度暫時合作，但只要戰爭一結束，同室操戈必然會再度上演，直至其中一方徹底征服另一方……而毛澤東則把田地分給擁護他的人。他們是頑強戰鬥的少數派，只可能被武力征服，絕不可能妥協投降。無論敵對雙方達成什麼樣的停戰協議，最終結果只能有一個——重新打一場血腥的內戰。

毛澤東在重慶與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話，其中影響最大的還要數《沁園春·雪》的發表。到達重慶的第四天，毛澤東就會見了老朋友柳亞子。柳亞子早年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又與毛澤東共事過一段。由於二人都愛好詩詞，所以較一般朋友顯得更加親密。

得知老友到達重慶，柳亞子興沖沖地來到毛澤東居住的桂園探望。柳亞子詩興不減當年，一見面就贈了毛澤東一首詩。詩中有言：“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戰尚休。”稱讚毛澤東這次為了全國人民的福祉，涉險來重慶談判的義舉。

吟罷自己的詩，柳亞子又請毛澤東也賦詩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澤東哪有雅興寫詩，於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陝北時所作的一首舊作《沁園春·雪》贈給了柳亞子。

柳亞子展讀之餘，讚歎毛澤東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手，雖蘇、辛猶未能抗手，況餘子乎？”

起初，柳亞子想把這首詞拿到中共在重慶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但《新華日報》的同志說，主席不想讓青年人知道他做舊體詩，所以只發表了柳亞子的《和毛潤之先生詠雪詞》。可每每有朋友造訪，柳亞子總忍不住拿出這首詞與人一同鑒賞。這樣一來，一傳十，十傳百，不久《沁園春·雪》就在重慶傳開了。

彼時，吳祖光正在重慶擔任《新民晚報》副刊“西方夜譚”的主編。讀到坊間傳抄的《沁園春·雪》時，他擊節稱讚，認為作為一名報紙副刊編輯，遇到這樣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後來，吳祖光先生回憶說，《新民晚報》是一張民營報紙，所受約束較少，於是就自作主張在《新民晚報》副刊上發表了這首《沁園春·雪》。他還在詞后加了一段按語：“毛潤之先生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並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氏自稱，則遊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

《沁園春·雪》發表時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澤東早已回到延安，但這首“詠雪”詞還是轟動了山城。據說，蔣介石讀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一句時，大為不安。他對自己的“文膽”陳布雷說：“我看他毛澤東野心勃勃，想當帝王稱王稱霸，想復古，想倒退。你趕快組織人，寫文章批判他。”可他們徵集上來幾十首《沁園春》詞作，卻沒有一首能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相提並論的。

曾有人撰文稱，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人是蔣介石。該文說：1945年抗戰勝利后，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曾六次高呼：'毛主席萬歲！'”文章最主要的根據是《大公報》的報道：1945年10月9日，《大公報》刊登了一則張治中設宴款待毛澤東的消息。在酒席上，毛澤東作了希望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的演說，“毛先生在高度的熱情中，結束了他的演說。毛先生的話音一落，蔣委員長就咆哮般地大喊道：'毛主席萬歲！'連喊三次，回贈毛澤東”。此文一經發表，各大網站紛紛轉載，還引發不少評論：“毛澤東的死對頭蔣介石對他的才華能力也是敬佩有加，自愧不如”；“拋開政治的因素，英雄惜英雄，蔣介石高喊'毛主席萬歲'也在情理之中”。

《大公報》1945年10月9日第2版中間位置，以《團結談商大部協議》為標題，的確刊載有張治中設宴的消息。被邀者除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之外，還有“黨政軍文化新聞各界”。文中不僅沒有說蔣介石喊“毛主席萬歲”，甚至未提及蔣介石是否出席此次宴會。進一步查證張治中的回憶文章，其對這次宴會有詳細生動的描述，但亦未提到蔣介石出席；《毛澤東年譜（1893-1949）》對10月8日毛澤東出席宴會的描述，也沒有提到與蔣介石一同赴宴。據此可以認定，蔣介石出席這次宴會並高喊“毛主席萬歲”之說，純屬子虛烏有。

有人查閱了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和紅岩革命紀念館根據檔案、書刊材料編的資料集《重慶談判紀實》，其中詳細收錄了《新華日報》《大公報》《新民報》等多家報紙對毛澤東、蔣介石會談情況的報道和當事人的回憶等。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和蔣介石共會面11次，同時在公眾場合出現僅三次，分別是9月4日的慶祝抗戰勝利茶會、9月5日的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茶會和10月10日的雙十國慶招待會。這三次公開露面，重慶《新華日報》、《大公報》等僅發了簡短消息，會面情形無詳細報道。其餘八次，皆為小範圍高層會面，史料記載極為簡略。小範圍會面的場合、氣氛不適宜喊口號，因此即便沒有報道，也可以想見不可能有蔣喊“萬歲”之事。由此可以判定，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六次喊“毛主席萬歲”的說法，毫無根據。根據更多的資料，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不僅沒有喊過“毛主席萬歲”，對毛澤東亦不存在“英雄惜英雄”之情，而是始終表現出既敵視、藐視又忌憚的矛盾心態。處於這種心態之下的蔣介石根本不可能在公開場合高呼“毛主席萬歲”。由此引起的歷史誤讀，可以休矣。

國家社會黨重要成員蔣勻田曾回憶在重慶談判期間與毛澤東的一次面談中，毛澤東提到和蔣介石的一段小插曲。在一次會見中，蔣介石對周恩來說：“盼告訴潤之，要和，就照這條件和，不然，請他回延安帶兵來打。”蔣介石所說的“這個條件”，就是取消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實現國民黨一黨專政。次日見到蔣介石，毛澤東針鋒相對地答覆說：“現在打，我實打不過你，但我可以對日敵之辦法對你，你占點線，我占面，以鄉村包圍城市。”談判過後，蔣介石曾對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后，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啊！”這一印象的取得，不在於毛澤東不抽一支煙的行動本身，而在於毛澤東在談判中表現出不卑不亢、從容不迫的淡定態度，使得蔣介石不得不時時提醒自己謹慎對待之。

就在大家正興緻勃勃地看戲時，突然進來一個人在周恩來耳邊耳語了幾句，周恩來臉色驟變，起身出了會場。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記得，張治中和他看到這一情景都很納悶。散會後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秘書李少石被國民黨士兵開槍打死了。

正值毛澤東要返回延安的當口，突然出了這麼檔子事，國共雙方都非常緊張。是事故，還是謀殺？當時國共雙方都搞不清楚。余湛邦記得，當晚張治中急得團團轉，到處打電話詢問情況。蔣介石也親自命令戴笠調查此事。后經調查發現，這起事故是個意外。當天下午，柳亞子到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拜見周恩來，了解談判情況。談了一會話后，柳亞子起身告辭。周恩來讓李少石把柳亞子送回沙坪壩中央大學附近的家裡，負責開車的是剛來不久的司機熊國華。

熊國華事後接受採訪時回憶，送柳亞子出門時已是下午4時45分了，可5時半他就要送毛主席參加活動，他一路猛踩油門，到了中央大學門前時已經5時10分了。著急的熊國華對柳亞子說：“我5點半還有要事，必須趕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

柳亞子下車步行回家。熊國華和李少石風馳電掣地往回趕。重慶多是山路，彎彎曲曲很不好走，行到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附近是個下坡，由於車速太快，躲閃不及，車的後門撞倒了一個正在路邊方便的國民黨士兵。

熊國華回憶，當時他並沒有察覺，還是一股勁地往前開。後面士兵大喊，他也沒聽見。被撞士兵的班長氣急敗壞，朝汽車開了槍。子彈穿過車后的工具箱，射進李少石的肺部。熊國華聽見槍響回頭一看，見李少石已經手捂胸口，滿身是血了。熊國華趕緊開車把李少石送到了重慶市民醫院。晚上7點，得知消息的周恩來趕到醫院，李少石已經傷重不治。

得到彙報后，蔣介石如釋重負。為了讓公眾眼見為實，他下令將被撞傷士兵吳應堂從中央醫院轉到市民醫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遺體的病房隔壁。這樣，來送別李少石的人們，同時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10月10日下午，周恩來親自到市民醫院，看望了被撞成重傷的吳應堂，誠摯地說：“對不起，我們的車撞傷了你，我代表八路軍辦事處向你表示歉意。我們會承擔你的全部醫療費、營養費和後期治療費，請你安心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