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

本文中的大部分的“中國”、“中華”、“華夏”、“中夏”乃同義詞，源於中原地區指黃河中下游一帶。《說文·文部》中寫“華，榮也”。《周書·武成》：“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古人認為中國處於世界的中心，因此稱該地為“中華”，是一個地理文化名詞，“華夏”在孔穎達的《春秋左傳正義》中解釋為“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故稱夏”。

炎帝、黃帝兩部落融合成的“華夏民族”多起源於黃河流域的中原一帶，古人認為該民族居住在中央位置、文化發達、歷史悠久，因此稱該地為“中華”。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化起源於華夏文明，從遠古至秦、漢，為中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漢朝之後，歷經在北方異族多次入侵與統治，而被鮮卑人、蒙古人、滿洲人等統治中國的人影響。漢唐時期藉由絲路，亦傳入了大量西域文化。自漢末以來，則為中國文化中衰之時期。

其流傳年代久遠，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時期產生。在中國各朝代的統治者雖然由許多民族有所更替，但是中華文化卻始終延續，所以中華文化是持續至今的古老文化之一。流傳地域廣至東亞與東南亞地區，影響層面包含政治意識、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概念亦被稱為“華夏文化”與“漢文化圈”。

中華文明亦稱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明。中華文明歷史源遠流長，若從黃帝時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有“三十萬年的民族根系、一萬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國家史”。舉世公認，中國是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一般認為，中華文明的直接源頭有多個，而其中又以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為主，中華文明是多種區域文明交流、融合、升華的果實，學術界一般稱之為“多源一體”的文明形成模式。

將中華文化定義為中國國族（即中華民族）的文化總匯，但由於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並且漢文化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佔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漢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中國內部普遍認知的中華文化基本上就是漢文化，即國學（國外則稱漢學），但國外學者們則認知為中國境內56個已識別民族和其他未識別民族的文化總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文化定義“中國所有民族（即中華民族）的文化總匯”，中華民族的文化總匯譯為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group company；因此，“中華文化”在國內簡寫為“CCNGC”。

由於歷史上越南、琉球和朝鮮半島曾是中國王朝的一部分，並長期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所以有歷史學家認為歷史上的越南、琉球和朝鮮的文化亦屬於中華文化的派生，但由於二十世紀越南和朝鮮廢除了漢字教育和漢語教學，今日的越南和朝鮮半島和中華文化已沒有直接的聯繫；而琉球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已被日本長期殖民統治，其文化和中華文化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區別；另外中華文化亦被日本部分人民尊稱為“日本文化之母”，所以日本文化有選擇的繼承了中華文化，雖然在日本文化中能尋找到部分中國文化的影子，但日本文化和中華文化已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近現代以來由於中國的落後、日本的崛起導致二者更大的疏遠，所以學者們普遍認為日本文化是中華文化、西方文化和日本土著文化的雜交體。

小中華思想是一種由中華思想派生而來的，是指漢地十八省和漢族統治的中原王朝的思想，大中華思想則指中華民族國族文化的思想，這種思想在日本、朝鮮、越南等中國以外的東亞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內都存在的“文化認同”和“文明繼承者”的思想。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古樸認為，“中華文化的全部含義就是為人一生的善始善終，善是中華民族不同種族、不同地域、不同時代、不同年齡性別公認的的最大公約數；故當以‘善’來解讀中國文化；持善走遍天下，無善寸步難行；與人為善也是當今“合作共贏”策略的思想基礎。”

中華民族在三代以前的政治形態是部落政治，而部落的領袖是“巫”。這種說法與傳統的認知差異很大，在歷史上人們的認知中“巫”是迷信的，“巫”是裝神弄鬼沒有知識的。實際上在先民的原始時代“巫”是科學家，“巫”代表知識的權威。

原荒時代，先民知識未開，見大自然各種現象，如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氣候變化的風雨雷電等等。因不了解，而心生疑、恐怖。對於這些疑惑要想獲得答案，只有去向“巫”請教。“巫”對於這種現象，經過觀察，思考，分析等過程后做出的結論是風有風神，雨有雨神，雷有雷神，電有電神，其它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無不是各有一位神在主宰。

另外，人類有兩件事情無法自己處理，必須求助於他人。一是生理的，人沒有不生病的，人生了病必須要請醫生診治。二是心理的，人要做一件事情，事前總是患得患失，東想西想，猶豫不決，這時就要請教他人提供意見作參考。心中有猶豫不決的事，要請教至親好友，或者向專家諮詢。在秦朝以前相當長的時間裡（秦以後問方士和術士），這兩件事發生了，都求助於同一類人，這就是“巫”。由古“殹”字寫作“醫”，及卜筮的“筮”字可做證明。

原始時代，先民所害的疾病是很簡單的。多數是飲食不適合，所引發的腸胃病“腹瀉”之類，和氣候不適應所引起的“感冒發燒”等。當先民生病去求助“巫”的時候，“巫”最初也是用祈禱的方式求助於神。但是病是現實的，正在腹瀉的病人靠祈禱是止不住的。聰明的“巫”便改換用食療的方法，順手采一些植物給病人吃。當然沒有經過白老鼠、白兔子、猴子做試驗，直接做臨床，是非常危險的事。所以病人吃的結果，有的病好了，有的沒有影響，有的更嚴重了。“巫”又把它記錄下來，什樣的草治什麼病，把植物的形狀繪出來。到神農時候又把它整理歸類彙編成《神農本草經》”，所以傳說的神農嘗百草，就是指此事，絕對不會是用自己做試驗。

先民所問的事，以氣象為主。主要是為了打獵。回想一下，氣象台具有最新的科學儀器，尚且無法預 測氣象的變化，“巫”又有什麼本領可以確實預測呢？然後“巫”發現對於事情發展的推斷，不如用藥治病一樣那麼直接，那麼明顯，會產生極大的落差。對於人民的問題，又不能不回答。聰明的“巫”對於人民所提的問題不再予以明確的答案，而改采比喻的方式給對方一個暗示。而其比喻多隨興採用民謠歌詞。一直流傳到伏羲，把歷代的“巫”回答人民的答案加以整理歸納成六十四個個案，這就是《易經》的由來。“醫”和“易”是一對雙胞胎，是人類文化的兩大主軸，有關《易經》的版本流傳：在人類沒有符號文字之前，是採用結繩記事，《易經》的八卦的“陽爻”，“陰爻”是用一個大結，和二個小結分別做代表。一串一串繩子結掛在牆壁上就是“卦”的由來。而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疊而組合成的，因此每一個六十四卦的卦是由二個三爻卦相聯結，所以便稱做“連三”。又因為三爻卦中沒“三”這一卦，只有“山”“艮為山”。由結繩進步到符號文字以後，把“三”連結起來就像“山”如乾卦的排列是「」好像兩個山字連結起來的樣子，故把“連三”改為“連山”了。由於文明的進步，人類知識漸開，對周遭事務的認知也有改變，故對“連山”易有所修訂整理。至黃帝時代，發明了文字，把原先掛在牆壁的“連山”易，修改成平面的符號。發現易的排列，應該由坤干兩卦開始。而且人類生活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地，故把坤、干排在乾卦前面，排在第一，為了正名故改為“歸藏”。一直延用到殷朝。周文王被紂王政治迫害，被囚在羑里。周文王被囚困在羑里為了避免紂王對他起謀反的疑心，所以對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書籍不敢讀。只有弄一本“歸藏”易來讀，以示胸無大志。即是文王羑里城演易故事的由來。“歸藏”易經周文王修訂整理即改名為《周易》。對《周易》發揚最有力的是孔子。孔子周遊列國反魯，六十八歲獲得《周易》，發現自己心中一切的疑問，在《周易》中都可以得到滿足的答案。孔子讀《周易》“韋編三絕”可見其用功夫之勤。並為《周易》寫了十篇文章，闡揚《周易》的理論。最後感嘆“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自嘆讀易太晚了，假如在五十歲讀到《周易》的話，就不必周遊列國，到處問道了。《周易》經過孔子整理后，就定稿了，以後再也不會有人敢更改隻字片語。所以《連山》、《歸藏》、《周易》實際上是一本書，由於版本不同而書名亦有所異。

也稱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古代文化，漢文化是其中的組成部分，指中華民族（即中國境內的所有族群和民系）共有之文化。流行於東亞，以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為主，中國大陸的中華文化經過文革等事件曾一度斷層，后恢復。人們口中的中華文化一般指中華文化中的優秀文化，對待中華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應予以適當的揚棄。包含民俗、戲曲（主要是崑曲、豫劇和黃梅戲）、棋藝、茶道、中國傳統樂器、文人字畫等。當前，中華文化正在通過民間交流、網路自媒體等方式，傳播至世界各地。

智人時代，已經開始出現文化，此時期考古發現有織縫衣物和葬禮，新石器時代已經開始懂得耕作。在湖南已有文獻記載有第一個的人工耕作，群居文化開始出現，形成氏族公社。在中原地區考古發現西元7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賈湖文化等，已經進入以原始農業、畜禽飼養業和手工業生產為主，以漁獵業為輔的原始氏族社會。

後來陶器和玉石和文代開始興起，其中以仰韶文化以彩陶（在紅底上描繪出彩色的陶器）與龍山文化的黑陶為主要特色。仰韶文化年代約為西元前5000年~前3000年前，屬於新石器時代前期的範疇。生產工具以發達的磨製石器為主，常見有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骨器也相當精緻。各種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紅陶和夾砂紅褐陶為主，主要呈現紅色，紅陶器上常彩繪有幾何型圖案或動物型花紋，是仰韶文化最明顯特徵，故也稱為彩陶文化。從挖掘的墓地遺跡證據顯示，仰韶時期為母系社會。後來在黃河下游與長江中下游發現的龍山文化，出土了大量黑色陶器，而且擁有更先進的建築技術，除了石鋤和石鍬與獸骨與木製的鍬之外，還使用石制的菜刀與鐮刀與貝類制的刀子，陪葬品多在男性的墓中，似乎變成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了。

從前21世紀到前17世紀夏王朝晚期的河南洛陽二里頭文化已有出現中國最早的都城，二里頭遺址其中青銅爵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還有鑲嵌錄松石的獸面銅牌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銅鑲玉石製品。玉器有圭、璋、琮、鉞、戈、刀等用品，與製作精美的陶器。而二里岡文化的遺址經研究確認為商的初期王朝所在，商初期到中期政權歷經多次變動，盤庚遷都到殷墟之前，應該已經遷都多次，二里頭遺址可能也是被廢棄的首都之一。

除了黃河下游出現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以外，還有處於西元前2500年~前1500年的河姆渡文化，這些遺跡說明了在新石器時代的前半期，無論在中國的北方與南方都已經發展出農耕文化。隨著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古代四川一帶（古蜀）有達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的文明，證明巴蜀地區等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是同等為中華古文明發祥地。而且各地的文化互有交流，並且一起繼承之前的文化遺產，也可證明中華文化早期也是多元發展的，而中原文化是主體。

從三皇五帝一直到周厲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史家稱為傳說時代。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沒有信史記載，即使是被考古學界公認存在的商朝，因為缺乏信史記載，也被列為傳說時代。這一時期，關於一些事情的記載較為模糊，以至於堯舜禹禪讓，都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竹書記年》）、“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韓非子》的說法。

經過堯、舜、禹和夏、商、周等時期的發展而日臻成熟，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等，這些地域文化共同組成了中華文化早期的主體—華夏文化。

中國神話，中華文化與歷史的瑰寶，通過口耳相傳或書面文字記載等各種形式流傳在寓言、小說、宗教、舞蹈、戲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話會被假定是歷史真實的一部份，最初的文字記載散見於《山海經》、《淮南子》、《水經注》、《尚書》、《史記》、《呂氏春秋》、《太平廣記》等古典中。晉代至明清時，中國文學史上又出現了一種被稱為“志怪小說”或“神魔小說”的類別，當中很多是參考了神話、傳說和仙話，其中有名的當屬《封神演義》、《西遊記》及《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等。

一隻龍與一隻鳳組成，意思代表陰陽，也就是男女，由於漢族人口眾多，佔據了中國歷史發展大部分，所以 延續了中國最古老的動物龍和鳳，作為自己民族的標誌。龍飛鳳舞，是中原地區與南方地區的民族標誌。

中國人自稱是“龍的傳人”。中國的帝王自稱“真龍天子”，具有權威的象徵。龍是一種在中國傳說中虛構的動物，具有蛇身、蜥腿、鷹爪、蛇尾、鹿角、魚鱗、口角有須、額下有珠的形象。龍在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龍與鳳凰、麒麟、龜一起並稱“四瑞獸”。（也有許多典籍和史書著作中提到“四瑞獸”分別為：猰貐、居、貔、狻猊。）青龍與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國天文的四象。

藝術的影響在整個東亞文化圈都可以觀察得到。尤其在曾經在中國統治下的地區，像朝鮮，越南，琉球曾為藩屬，或者有華人移民的地方，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即使從未受中國統治的日本，在藝術方面同樣不能擺脫中華文化的影響。在一些領域，日本的追隨者甚至超越了他們的先師，比如在日本達到鼎盛的漆器手工藝。16世紀以來，中國的工藝品－尤其是瓷器，大量向歐洲出口，這對歐洲藝術也產生了影響。中國書法、中國畫、瑤琴是中華文化中獨特的藝術，亦影響到日本書法與其他東亞書法。

在中華文化里產生、發展起來的書法是表現漢字形體美韻的藝術。中國書法隨著漢字而廣為流傳在東亞流傳發展成為日本書道、朝鮮書藝，越南書法、琉球書道，因此漢字書法也包括韓國漢字、日本漢字與越南喃字。書法被認為是東亞的重要藝術和最優雅的寫字形式，並受東亞文明社會敬重並被廣泛實踐，亦促成了其他東亞藝術發展。中國書法以毛筆沾墨汁書寫，基本上分成篆書、隸書、行書、草書、楷書。漢字書法的使用工具也有特別的名稱，稱之為文房四寶，也就是筆、紙、墨、硯。書法最基本的表現手法是用筆，使“點畫”呈現，由一點一筆一畫組合成整體結構，而且要依照漢字的筆順，與繪畫大不一樣不能重複和填描。書法是由漢字的形體變化而有所不同，一般“筆法”有中鋒、側鋒，提按、使轉，順勢、澀勢。熟練地掌握了各種用筆方法，才能寫出或粗或細、或剛或柔的“點畫”，不同的書體，用筆的方法亦有所不同。例如寫篆書時，運筆要柔軟而莊重；在寫草書時，運筆則表現順暢而有力。書法的表現手法非常豐富，只有靈活運用，才能寫出具有力感、動感，自然美觀的上乘的作品。兩晉和兩宋是書法發展的黃金時期，西晉時期有陸機等書法名家，東晉時期有王羲之、王獻之等書法大家，北宋則有黃庭堅、沈括、孫抃、蔡襄、米芾等一大批書法家，南宋有張孝祥、張即之等知名書法家。

使用工整的書法書寫，寫在紙上而成的對聯藝術也是獨特的藝術形式。就是由格律詩的對偶句和駢文與賦的儷句發展而來的，一般是貼在牆、門之上，特色是對仗工整，平仄協調且言簡意深。對聯還傳入越南、朝鮮等地，這些國家至今還保留著貼對聯的風俗。

五代、兩宋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鼎盛期。隨著畫院的設立，宮廷繪畫呈現興旺活躍的景象，後世文人畫通常將繪畫傳統回溯至此時。新的繪畫內容如民俗畫也開始出現，如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以長卷式構圖，生動地描繪汴京（今開封）的繁華景象，如實地展示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風貌。

明代以元四大家為學習對象，出現後來成為文人畫傳統的“吳派”（代表畫家是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與浙派為明代畫壇的兩大主要派別。由於晚明崇尚吳派而貶低浙派，致使吳派在中國傳統繪畫中成為山水畫的主流，影響力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甚至國民政府遷台初的繪畫教育，依然以吳派繪畫為主。

清代亦為西方繪畫逐漸進入的時期，最著名的就是乾隆時期任職於宮廷的郎士寧，然而這種西方的風潮並沒有影響到民間。但中國當時唯一對外的口岸廣州，出現專門替歐洲商人以油畫作畫的畫工，此是西方繪畫進入中國民間之始。晚清上海闢作通商口岸，由於地處輻輳，成為重要港口，也帶動油畫的需求與發展，中國畫家逐漸學會透視法等西洋繪畫方式，並使用進口顏料作畫，影響傳統繪畫的風貌。

民國美術大體延續清末發展，著名有李鐵夫、顏文梁、徐悲鴻、林風眠等人。以顏文梁、徐悲鴻為首新式繪畫仍強調古典寫實的訓練。此種訓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學習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所繼承。另一方面，以林風眠、方干民、吳大羽等崇尚現代主義的畫家則讓表現主義、立方注意等現代主義思潮漸漸在中國萌芽。同時，透過共產黨引入的木刻版畫，也是民國之後所出現的新風格，同樣影響了中國大陸之後的美術發展。

傳統戲曲方面，表演形式主要以歌舞說唱形式表達，有別於同樣是舞台表演藝術的歌劇，從先秦的俳優、漢代的“百紅”、唐代的“參軍戲”、宋代的雜劇、南宋的南戲、元代的元雜劇，明代的秧歌，清代的京劇。現在中國六大劇種有京劇、豫劇、越劇、黃梅戲、崑曲、秦腔。

京劇又稱平劇、國劇，是在北京形成的中國戲曲曲種之一，融合了徽劇和漢劇，並吸收了秦腔、崑曲、梆子、弋陽腔等藝術的優點，腔調以西皮和二黃為主，主要用胡琴和鑼鼓等伴奏。演員角色種類主要分“生”、“旦”、“凈”、“丑”四種。有文有武，集“唱、做、念、打”於一體。“念”就是具有音樂性的念白，京劇中的念白分京白、韻白和蘇白，京白是用北京音，韻白則用湖廣音、中州韻，蘇白使用蘇南地區的方言。“做”就是做表情和肢體身段。“唱”就是唱腔。“打”是結合民間武術將其舞蹈化的武打動作。京劇是13世紀中期元朝的雜劇所形成，而後在清朝宮廷內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在19世紀伏爾泰將《趙氏孤兒》改編為五幕劇本在法國巴黎公演，亦在歐洲造成轟動，因此被視為中國國粹。

豫劇是中國的五大劇種之一，居中國各地方戲曲之首。因早期演員用本嗓演唱，起腔與收腔時用假聲翻高尾音帶“謳”，又叫“河南謳”。又因其音樂伴奏用棗木梆子打拍而得名河南梆子，豫劇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繼承、改革和創新發展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因河南省的簡稱是“豫”而將該劇種定名為“豫劇”。豫劇在安徽北部地區被稱為梆劇，山東、江蘇的部分地區仍稱梆子戲。豫劇主要流行於黃河、淮河流域。除河南本省外，河北、山東、陝西、湖北、山西、安徽、江蘇、四川、甘肅、東北、新疆、西藏以及台灣等地都有專業豫劇團的分佈。豫劇在台灣舞台上與歌仔戲、京劇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根據2004年的統計，中國大陸的豫劇團達160個，是全國之最。

潮劇，又稱潮州戲，用閩南語潮州話演唱的地方劇種，在明朝開始形成后，流行行於廣東潮汕、閩南等地，並隨潮州人傳播到香港、上海，以及海外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柬埔寨、越南等東南亞與歐美地區，是中國對外最有影響的地方戲劇之一。潮劇歷史悠久，是中國最古老的地方劇種之一。潮劇亦有就傳入了泰國，在1685年至1688年泰國宮廷宴會中用以招待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使節。20年代至30年代泰國曾是世界潮劇的中心並成為潮劇的第二故鄉，同時也是在潮劇歷史扮演著重要角色。在2006年，泰國有30多個職業與半職業的潮劇團。

源自南戲的粵劇，原稱大戲或者廣東大戲，自明朝嘉靖年間開始在廣東、廣西出現，是糅合唱做念打、樂師配樂、戲台服飾、抽象形體等等的表演藝術。粵劇最初演出的語言是中原音韻，到了清朝末期，知識分子為了方便宣揚革命而把演唱語言改為粵語廣州話，使廣東人更容易明白。粵劇亦有傳播海外。19世紀末，大量大批華工前往美國巴特和瑪麗斯維爾等礦區擔任礦工，於是從三藩市有粵劇戲班定期演出，並且在紐約與三藩市經營粵劇戲院。粵劇為華人帶來了賴以生存的民間文化。當年擁有123名演員的鴻福堂劇團在美國大劇院首次登場，上演粵劇，大獲成功，並在唐人街建立自己的劇場。1920年代中有粵劇戲班在北美各地公演。

福建梨園戲起源於宋元時期的泉州，被譽為“古南戲活化石”，和浙江的南戲並稱為“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的“閩浙之音”。梨園戲流傳在閩南地區、台灣和東南亞華裔閩南人聚居區，梨園戲可分為“上路”、“下南”及“小梨園”(七子戲)三大流派，前兩者又稱大梨園。每個流派風格與劇目不盡相同，三大流派各有其代表劇目，稱為十八棚頭。常見劇目有荔鏡記、呂蒙正、郭華、朱弁等等，劇目通常以主角名字命名。。演唱的曲調和樂隊、樂器系福建南音（南管）系統，在台灣的戲路以小梨園為主，因此較常稱為南管戲或是七子戲（小梨園）。2006年5月20日，梨園戲被列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歌仔戲（薌劇）是台灣地區唯一原生的劇種，原產自福建，亦為中華傳統戲曲的獨特分支；由福建閩南移民入台後，歌仔戲在台灣宜蘭地區結合了福建漳州地區的“錦歌”（台灣稱“歌仔”）與“車鼓戲”的場面和動作表演，並搭配南管樂曲與唱腔，產生形式簡單的“老歌仔戲”；之後又吸收其他多種流行劇種的戲目、音樂和表演藝術，而發展為成熟的歌仔戲。1925年之後，歌仔戲在內台、野台、廣播、電影和電視中都有進行演出；其後，又大量吸收上海與福州京劇戲班的機關布景和表演，豐富了通俗劇場的內涵。歌仔戲在台灣熱門之後，不僅傳回了中國大陸福建，也同時流行於東南亞一帶的華人地區。明華園引進了現代劇場、實驗劇場及電影分場的節奏，將現代歌仔戲躍登國際舞台。

1950年代，當時中國有367個戲曲劇種；到了1982年，仍有317個劇種；而到了2005年，僅剩下267個劇種，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京劇、粵劇、越劇、潮劇、歌仔戲（薌劇）…等劇種名列於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518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內。

中華傳統舞蹈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經在中國出現了原始舞蹈。現在主要分為古典舞、民間舞兩大類。另外有著名少數民族舞蹈有維吾爾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瑪，壯族的銅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蘆笙舞、朝鮮族農樂舞等。

中國原始時代舞蹈是華夏文化初始形態，而且此時期舞蹈的作用與後來的舞蹈有很大不同。這時期主要是通過舞蹈來反映狩獵、農耕生活，戰爭，或者性愛、生殖，以及祭祀或祈禱等活動。

中國樂舞的第一個高峰時期是周代雅樂舞蹈，西周周武王之弟周公對公元前26世紀到前11世紀流傳的歷代樂舞的整理更是文化史中的空前壯舉。周公制禮作樂，除了為了紀念其父兄建周滅紂之樂舞的“大武”之外，周公還把傳說中的帝王從黃帝堯舜到商湯等五帝的樂舞整理與大武並稱為“六代舞”。在“制禮”的同時“作樂”，用“樂”這種聲形諧和的藝術型式來表現禮。為雅樂舞蹈前聲，也是周代雅樂的主要內容。之後，雅樂在其他東亞文化的廣泛流傳。

兩漢舞蹈百技紛呈，是俗樂舞文化的高峰早在秦始皇即把民間的角抵戲引入宮廷，後來漢武帝大興角抵百戲就是延續秦制，發展至東漢已成為極為豐富的宮廷舞樂百戲，，富豪貴族的家庭宴會也多是雜技的成份的綜合性演出。漢代舞蹈有即興歌舞和宴飲中的“對舞”，即是女子長袖對舞、男女長袖對舞、男子寬袖對舞和男子短袖對舞。一般宴會中是由主人先舞，客人再起舞為報，還有舞劍、舞刀、舞棍、干舞、戚舞、長袖舞和巾舞等，舞姿舞容都很考究。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時代，這時期的民間舞名稱之為“雜舞”，融合了漢、魏以來的雜舞，江南的“吳歌”荊楚的“西曲”等歌舞，形成“清商樂”和漢族的“清商樂”相平行，而少數民族的“胡樂”、“胡舞”及外國樂舞如“天竺樂”、“龜茲樂”、“疏勒樂”、“安國樂”、“高麗樂”、“康國樂”、“高昌樂”等，隨著民族文化的交流而形成漢族樂舞“西涼樂”。各民族共同創造的舞蹈文明在這個時期顯示了其藝術的自覺，為隋唐樂舞文化的新高峰奠定了基礎。唐代舞蹈文化燦爛輝煌，達到了藝術巔峰，因南北朝朝野崇信佛道也出現以宗教為背景的宗教樂舞。

隋文帝彙輯當時流傳各地的漢族傳統舞、少數民族舞、外國傳入的各類樂舞計七部，稱七部伎；而後來更增加疏勒樂和康國樂，改稱為九部樂。隋唐帝曾征各地散樂及舞蹈進行表演，此後成慣例於每年正月演出用來招待突厥客人。到唐朝時，唐人把舞蹈視為抒情和展示才華，表示禮節的手段能文能武、能歌善舞的文化素養。著名代表人物有善作曲能伴舞的唐玄宗與以善舞“霓裳羽衣”的楊貴妃，親自排練過聲勢浩大的破陣樂的唐太宗李世民；即興善舞以抒情的詩人李白。唐代的宗教樂舞也很發達，如鶴舞和花舞等禮佛娛人的舞蹈在佛寺中很常見；祭祀巫舞從巴楚之地到中國西北荒村都很興盛，唐代宮廷的驅儺是種面具神舞，繼承漢代的宮儀規模亦即為盛大。

唐代不僅有自娛的民族舞蹈還有大量的表演性舞蹈，唐代對歌舞的分類比前代更為細膩有按風格特點來分的健舞和軟舞類別；有以結構的嚴謹和統一歸類的歌舞大麴，其中霓裳羽衣舞最為著名；有以故事情節歸類的歌舞戲；有從用途和表演方式歸類且用於宮廷朝會、宴饗的九部樂、十部樂、立部伎等。尚有一些名舞不能歸類，如讚美龍女的凌波曲是盛唐著名舞人謝阿蠻依舞曲編舞表演的，深得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喜愛；唐懿宗的伶官李可及編創的“菩薩蠻舞”是表現佛國仙女的美音妙舞，其他不能歸類的名舞如“何滿子”、“嘆百年”等都是在當時興盛有深遠影響力的。

宋代的宮廷樂舞雖衰退但完善了宗法禮教，所以宋朝宗廟祭祀一直保存著雅樂舞蹈。宋代的雅樂舞現保存在文獻中的有《大善樂舞》、大順樂舞、《大慶樂舞》、《大定樂舞》、《天盛樂舞》、《大和樂舞》、《大昭樂舞》和《大熙樂舞》等。宋代的《燕樂》是隊舞，男子隊有拓枝隊、劍器隊、異域朝天隊等；女子隊有菩薩蠻隊、拂霓裳隊、菩薩獻香花隊、彩雲仙隊等。宮廷隊舞在宋初尚為興盛，宋代文人喜好填詞，士大夫家有家伎歌女善歌舞，如北宋寇準喜好拓枝舞，傳說每宴必有拓枝歌舞表演。宋代的趙構在晚年時留下一部舞蹈動作譜《德壽宮舞譜》。

宋代燕舞比起民間的舞蹈已大為遜色，宋代是民間舞蹈興起的時代，既有節日的社火舞隊，又有日常在市集街坊的賣藝演出。竹馬、旱船、舞獅等在宋代已極為興盛，有些則為後來的戲曲所吸收，如《抱鑼》、《舞鮑老》等。有些民間舞蹈傳入日本如《龍舞》、《九連環》、《撲蝴蝶》等；而有些燕樂舞傳入朝鮮並作為宮廷樂舞保存下來，其中有《五羊仙》、《獻仙桃》、《拋球樂》、《蓮花台》等。宋代舞蹈走向市井也使明清以後的中國舞蹈演變成武藝和民間娛樂整合發展的新型式。

自元、明、清以來，舞蹈藝術從兩方面得到繼承與發展，一是戲曲表演“打”即是武術動作，即元雜劇稱為“科”在京劇稱為“做”的“武舞”。另一方面是在民族文化活動中的長足發展，元、明、清時期民俗活動、民間舞蹈如《高蹺》、《旱船》、《舞獅》、《舞龍》各種鼓舞和《秧歌舞》等，不但具有地方風情也有群眾性。

元代雖在宮廷舞上繼承宋代的隊舞型式，但在內容上則大大不同。蒙古族古代的薩滿巫舞（如安代舞）在蒙古地區廣泛流傳成為群眾喜愛的娛樂型式。元代的帝王在宮廷隊舞中，不僅有說法隊舞；還有元順帝創製的十六天魔舞，表現佛國仙女的曼妙舞姿。元雜劇中吸收了宋代宮廷隊舞的音樂和舞蹈，同時也吸收元代戲曲與民間舞蹈的生動舞姿。

舞蹈發展在清代是一個比較衰落的時期，但宮廷舞蹈仍流行《佾舞》與《隊舞》。佾舞主要用來祭祀神靈，分為文舞和武舞。文舞又叫《文德之舞》，武舞又叫“武功之舞”。一般是在祭祀開始時舞“武功之舞”，武舞生左手執干，右手執戚。祭祀中間及結束時跳“文德之舞”，文舞生右手執羽，左手執籥，兩邊還有執節者，指揮舞隊。清代宮廷隊舞又叫《慶隆舞》，是從《蟒式舞》、《瑪克式舞》演化而來，本為滿族傳統舞蹈，入宮後用於皇帝宴饗巡酒。因舞蹈藝術呈衰落之勢，因此民間社會沒有專業的舞蹈演出團體，但仍有於燈節和迎神賽會的舞蹈活動，作為自娛性、群眾性的娛樂，民間舞蹈並常與技藝組織在一起，形成綜合性的表演隊伍，稱為走會或花會，其中著名有《秧歌》、《高蹺》、《獅舞》、《胯鼓》、《旱船》、《小車》、《竹馬》、《大頭和尚》等民間舞蹈。

而西方舞蹈約始於光緒初年傳入中國，主要是西方人聚會時的交際舞和後來的舞台表演的舞者傳入，但未能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直到近代以後，西方舞蹈作為獨立的劇場藝術的舞蹈日益完善和成熟起來，並融入古代舞蹈的。由北京中央戲劇學院舞蹈團人員建立的一套復古的中國舞蹈體系－中國古典舞，是從中戲曲中取材，採用世界芭蕾的訓練舞種，發展創建並起來的一個有獨特的韻律、形體語言及審美特徵的中國風舞蹈。而台灣的舞蹈團體雲門舞集許多經典舞蹈融會了中西與古典與現代的特色並享譽世界，演出許多經典舞蹈作品。其中包括有《白蛇傳》、《水月》、《紅樓夢》、《薪傳》等節目都是中華文化的發揚。

傳統音樂是在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音樂和四域音樂以及外國音樂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中原音樂、四域音樂、外國音樂是中國傳統音樂的三大來源。中華傳統音樂以楚風燕樂、文佾武佾、南北朝夏昭樂、北朝迎神曲、北魏吳歌西曲、唐朝教坊樂曲、破陣樂、雅樂、明代的十番樂等在歷史上頗具盛名。其中在西周初年制定雅樂成為東亞樂舞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雅樂原是中國古代的宮廷音樂的儀式體系。日本雅樂中自中國傳入的唐樂曲目，卻演變成是自唐朝的宴會音樂燕樂，至今仍是日本的宮廷音樂。朝鮮雅樂最初於1116年經由中國宋朝皇帝宋徽宗贈與朝鮮的樂器引入朝鮮。越南雅樂自1400年至1407自胡朝引入，1996年由順化大學復興，並已以順化宮廷雅樂之名列入2003年第二批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台灣的南華大學亦有與中國古樂專家的搜集、考證，雅樂團所演奏的雅樂以“大晟樂”為基礎。考證從上古的巫儺樂舞到明萬曆的十番鑼鼓，甚至以編鐘演奏“歌鐘鳴舞”。

樂器就以樂器的演奏方式，概分為管樂器，弦樂器和擊樂器。常見的管樂器有笛、笙、簫、嗩吶、巴烏和管等。弦樂器常見的有柳琴、琵琶、阮咸、月琴、三弦、古琴、古箏等。常見的打擊樂器有鍾、磬、鼓、鑼、鈸、板類。傳統音樂講究藝術表現的中和、簡約、適度、含蓄、空靈。以“中和”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簡約淡化的節奏的手法，“和”不僅是協調、統一，還要於“和”中求“平”、求“適”。包蘊著無限情、無限意的“境”。不盡的思緒，無垠的遐想，與那象外之境神合意凝，體現出一種“思與境偕”的和諧美。樂理方面以五聲音階為主。與西方傳統藝術注重立體感不同，它更著重於表現線形態。

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音樂的大量傳入，加上思想領域內的“歐洲中心論”以及中國人缺乏對民族音樂文化的深層認識，使得中國民族音樂漸受冷落。民國時期的上海產生了不少優秀的中國流行音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民族音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挖掘與研究，曾一度欲建立“中國樂派”。隨著改革開放的加深，民族音樂受到了港台流行音樂等諸方面的衝擊與挑戰。近年來，不少音樂人提出了“新民樂”或“民族音樂交響化”的概念，並進行了相關的音樂創作，但也受到了很大的爭議。隨著現代流行文化演變，傳統音樂出現“女子十二樂坊”等流行化的民族樂隊組合。交響樂團演出的中國民族音樂亦有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黃河鋼琴協奏曲，其中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成為中國第一顆探月衛星嫦娥一號30首太空播放曲目之一。中國民歌亦為中華音樂的口頭創作，其中某些優秀作品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傳統音樂在中國文學史上亦是詩歌與文學的始祖，是作家創作的源泉之一。

蘇州評彈是蘇州地方戲，由於是地方性劇種，保留大量古代吳語發音，同時曲譜也多為傳調。吟誦是民間傳唱詩文的一種方式，也依靠傳調得以保存。

傳統建築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中國由於幅員遼闊，各處的氣候，人文，地質等條件各不相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築風格。尤其民居形式更為豐富多彩。如南方的干闌式建築、西北的窯洞建築、北方的四合院建築等等。

其中以四合院的院落式的建築群風格為代表，房舍為多層台基，色彩鮮艷的曲線坡面屋頂與屋瓦，建造時講究因地制宜、依山就勢，造景的巧妙的園林，並以風水來選擇宮殿、村落選址，而日本傳統建築、朝鮮傳統建築、越南傳統建築、琉球建築也因為受到中華文化影響，都有相似建築風格。

相對於西方古建築的磚石結構體系來說，中國古代建築是獨立的機構體系，其最大的特點，以木結構體系為主。中國木結構體系歷來採用構架制的結構原理，以四根立柱，上加橫樑、豎枋而構成“間”，斗栱是中國木架建結構中的關鍵部件，其作用是在柱子上伸出懸臂樑承托出檐部分的重量。多層台基，色彩鮮艷的曲線坡面屋頂，院落式的建築群，展現廣闊空。漢朝已經有院落建築的表現，及至明清最宏大的建築群—紫禁城，也採用的複雜的圍合形式。中國古代建築中也有少量磚石建築，磚石結構多用於塔式建築。

在中國建築成就中最為重要的是“榫卯木架結構”。榫卯結構從字面和形象上講是中國木構建築的骨架。木構建築在中國已有七千年之久，從遠古時代即已存在。與榫卯結構一起運用了數千年之久的另外兩個特點是台基和裝飾性屋頂。這三個特點是中國木構建築的核心。進一步發展以後，建築中的這三個特點就表現為台基、樑柱結構和屋頂結構。出現於西元前末期出現的“斗栱”繼而發展，成為木構房屋的第四個特點了，斗栱後來發展為將樑柱和屋頂連為一體的結構。

中華民國（1912~1949）時期，受孫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思想影響，當時的政府官方以中山裝為男子禮服和國服、旗袍為女子禮服，除此之外均不是官方認定的代表中國的服裝。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民族問題上更加開放，認為，中國的服裝在各民族互相影響滲透以及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融合的基礎上形成了獨具特色、豐富多樣的服飾文化。

中山裝原本是中華民國的正式男子禮服和國服。受到中華民國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出國訪問和考察學習的工程技術人員、以及留學生都有把此服裝作為國服而穿出國門的經歷，該服裝可被視為代表中國的服飾之一。

唐裝又稱漢衫，是清代至現代中國人以及華人的一種傳統服飾。當今唐裝並非唐朝服裝的發展，而是從明代對襟衣、罩甲、以及清朝時期的馬褂發展而來的服飾，關於現代唐裝的起源，有學者認為唐裝的淵源可推至漢魏時期。

在中國人里人口最多的漢人服飾也被稱為“漢服”，“漢服”一詞是一種“中國朝代服飾”或“相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漢人之服”的概念，例如唐裝也被稱為“漢服”。然而“漢服”這一概念在古代並不常用。

宋朝到元朝，女子相撲、踩高蹺、噴火球、胸口碎大石是民間主要的競技和表演方式之一，是當時經濟高度繁榮的縮影。宋代經濟非常繁榮，文人不僅尋求藝術上的娛樂，達官顯貴經常蹴鞠、擊鞠、捶丸、風鳶，在比賽同時有各種彩頭，盡顯當時社會風氣，各種娛樂競技項目高度發展。到了元代，繼承了宋、金兩朝的發達經濟和文化，在體育競技方面雖然沒有太大的發展，但基本繼承了南宋和金朝的衣缽，而金朝又基本繼承了北宋和遼朝的衣缽。

從明初到清朝中期，較活躍的流行運動為武術、摔跤、冰嬉、導引等，到了清代，因為滿清統治者善於騎射、並習俗溜冰、摔跤，摔跤和冰嬉被清朝列為軍事訓練項目，使得這兩項傳統運動得以快速發展。此外當時民間流行還有流行拍球、踢石球。

隨著明朝廣泛流行民間武藝，從軍事與防身用途逐漸演變成健身、娛樂的作用，最後形成一種專門的運動形式－武術，並成為近代傳統文化的代表。發展到明代建立有特定內容的武術系統，又統稱為十八般武藝，主要內容包括搏擊技巧、格鬥手法、攻防策略和武器使用等技巧。與防身用途的武術不同的是，在體育、健身方面，著重在套路時顯示出身體動作之優美姿態而非傷敵。並融入獨特的養生、推手等概念。

中國武術亦稱為功夫或國術，並被視為中華文化之精粹。由於歷史發展和地域分佈關係，亦有許多衍生出不同門派。影響較大並高度發展的典型武術代表就是有"天下武術之源"稱號嵩山少林寺的少林功夫，在中國民間亦稱其為少林派。其他經典武術還有太極拳的武當功夫。由已故國際武打電影明星李小龍所創截拳道與其起源的詠春拳。中國的武學亦為中華文化的特色之一，氣功與氣除了在養生保健方面有獨特的功效，亦有中國哲學、道教和中醫學的概念。武術、氣功與中醫一起，被認為是重要中華傳統文化之一，受到世界各地與文化界內許多人的喜愛。

中華傳統民俗運動項目尚有舞龍、舞獅、風箏、踢毽、獨輪車、彈腿、跳鼓陣、獅陣、車鼓陣、宋江陣、扯鈴。舞龍和舞獅是中國古代經常在廟宇慶典出現的表演節目，現在舞龍舞獅的文化傳統遍及全世界各個華人集中的地區（唐人街），成為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的一種。舞獅是在逢年過節迎神賽會不可或缺的遊藝，所以舞獅在早期即很興盛。傳統的獅陣大都由武術館組成，若是一般社團也都要聘請武師來教拳腳功夫，藉以鍛煉成員的身體。

其他著名技藝有象棋、圍棋、蹴鞠、龍舟、角抵。

“六藝”指六種儒家人士所掌握的技藝，包含：禮、樂、射、御、書、數。

美學在宋代發展到了極致，令今天的文人雅士都對宋代充滿了嚮往。

“楊柳岸，曉風殘月”，“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朗讀並背誦全文”的經典之作有很多便是出自宋朝。

王安石、蘇東坡、歐陽修、李清照、辛棄疾、范仲淹、司馬光......都有一個共同的標籤——“宋代文人”。

除了“引經據典”，書畫經典在宋代文化中也佔據著一席之地。既可以在千年前的“航拍中國”《千里江山圖》中一窺北宋風貌，也可以在“百科全書”《清明上河圖》中看到千年前的市井生活。

1000年前，北宋都城無疑是名聞遐邇的“美食之都”。《清明上河圖》上，有近半建築為飲食店，《東京夢華錄》提到的一百多家店鋪，酒樓和各種飲食店也佔了半數以上，而且，《東京夢華錄》還介紹了近百種宋朝開封街頭的美食與小吃，可謂是“東京小吃錄”。

“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累家。”，茶酒花香之器在宋代各有專用，器物，便成了另一個流傳於世的宋代標籤。萬貫家財，不及宋紙一張，宋瓷一片”。宋代“五大名窯”——汝官哥鈞定，無不體現著繁華盛世的清澈素雅。

勾欄瓦肆和百戲藝術的活躍，自然極大地刺激了市民文藝的發展，比如當時產生了一系列新的藝術形式，像鼓子詞、諸宮調、講史、說經、雜劇、南戲、話本、風俗畫等等，可以說，中國的通俗性審美意識和藝術形式幾乎都可以在宋代找到。

所以說，宋代的審美是雅與俗的兼備，也可以概括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三個傾向。

兩宋時期，文學重心逐漸下移，也是市民文化勃興的標誌。文學重心下移，是指文學體裁從詩文擴大到詞、曲、小說，與市井有了更為密切的關係；創作主體從士族文人擴大到庶族文人，進而擴大到市井文人；文學的接受者擴大到市民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大眾。

北宋文人相對安逸，又基於崇雅的觀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畫和精緻化，更把詩酒相得、談文論畫、宴飲品茗的日常交誼視為生活基礎，文會雅集則是這種生活的集中體現。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之文明，歷千載演進，造極於趙宋”。花、香、畫、茶、瓷器，當然都不是宋人的創造，但卻是由宋人賦予了雅的品質。

在宋朝，官方和民間都能進行高度審美，貴族文化和大眾文化有機會交叉碰撞......並重理想與現實，兼備大俗與大雅，生活在宋代，不“美”也難。

而今天與宋朝的連接點，恰巧是一種“生活美學”。如今，部分由日本美學傳遞而來的大朴若拙的“侘寂之美”“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頭，而宋的極簡風格，又能和當代藝術精神相契合。

如果要給宋朝貼個標籤，“懂生活”當為其一。撫琴、調香、賞花、觀畫、弈棋、烹茶、聽風、飲酒、觀瀑、採菊、詩歌、繪畫......“美”是宋代文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平常事。

而當今藝術與生活界限的日漸模糊，“藝術生活化”也不再是新鮮事。追本溯源，中國本土的思想傳統裡面，藝術與生活、創造與欣賞從來都是內在融通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古典美學就是一種活生生的“生活美學”。

宋之美乾淨利落，著色的畫卷艷而不俗，淡而不素，著墨的書法包容內斂，韻味深長。

一直以來，綿延千載的宋風美學都是城市的文化密碼。宋朝的極簡之美，領先世界千年。

文人雅士愛宋朝的原因很簡單，宋朝理想與現實並重，大俗與大雅兼備。宋朝的美好，不僅體現在發達的經濟與濃厚的商業氛圍上，更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峰，被歐美學者稱為“東方的文藝復興”。

宋人吳自牧在其筆記《夢粱錄》記載：“焚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累家”，由嗅覺、味覺、觸覺與視覺角度點出了宋人的雅緻日常，更將日常生活提升至藝術境界。

宋人從本來屬於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高雅的情趣，為後世奠定了風雅的基調。宋朝美學跟生活緊密結合，深植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今天與宋朝的連接點，恰巧是一種“生活美學”。

三百餘年的繁榮富足，也培育出整個社會的簡雅審美與對生活器物的講究。宋瓷就是在這個時代，將自然風韻之美髮揮到了極致。

宋朝被稱之為“瓷的時代”，宋朝瓷器端莊典雅,以簡潔、清秀的美而大放異彩。宋瓷沒有唐瓷那樣的雍容，沒有明瓷那樣繁縟，也沒有清瓷那樣華麗，較元瓷的俗情又多出幾分文人雅士的矜持。

宋瓷多是在萬千繁華中提煉出樸素與雅緻，一色明凈、芙蓉出水的宋瓷，以那些原本就以質地、釉色高雅的單色釉瓷器取勝。並沒有過多的裝飾，因而質樸清新。

宋瓷的裝飾風格多為精巧但又不浮華，其裝飾題材不但自然而且富有人情味，在平實之中提煉出簡潔純粹的藝術美感。

這些圖案有時即便是用幾道簡單的線條，勾勒靈動的空間，也能表現出一種悠遠具有詩意的感覺，是大美的極致表達。

而宋瓷這種韻味十足的生活美學，時至今日也令人羨慕不已。

“天青”飾面的製成工藝猶如宋瓷的淘煉燒制過程，對每一步製成工序嚴格精準把控。

在製作時亦投以耐高溫性能極佳的礦石粉，呈現出自然天成、無一重複的肌理，使得飾面擁有豐富的色彩層次，打造“天青”盈潤如玉的獨特釉面質感。

“天青”這場人文、建築、美學相互交融的雅集盛宴，賦予了宋朝文化更多的內涵。其所揭示的宋風雅韻，不僅沿襲了宋朝極簡審美，亦處處彰顯了雋永的宋瓷美學， 喚起人們回溯傳統文化的價值審美。

如果說文化是城市的符號，那麼城市則是文化的容器與載體。而眾多的城市載體中，建築透過這些文化符號，傳遞著城市的精神氣質和生活底蘊，構築出人們對它的感知和記憶。

極簡主義設計的產生和宋瓷相聚千年，但通過實物以及各種影像資料的比對慢慢便會發覺宋瓷中竟然有大量的瓷器設計風格與極簡主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繪畫方面有宋初大畫家范寬的代表作《溪山行旅圖》。在北宋也有《千里江山圖》這樣設色濃麗的青綠山水，兩幅畫放在一起比較，就可以看出它們的差別有多大，這種差別不僅是畫面構圖、設色、用筆的區別，也是審美的差異。

山水畫里除了有剛才提到的《溪山行旅圖》《千里江山圖》這種全景式山水，也有《臨流撫琴圖頁》這樣的“邊角山水”，還有《雲山墨戲圖》這類文人戲筆之作。

花鳥畫，既可以看到“黃家富貴”風格的《花卉四段圖卷》，也可以看到“徐家野逸”的代表作《墨竹圖》。這麼豐富的藝術樣式顯然不是一個“極簡”可以概括的。

在宋代，不僅山水畫、花鳥畫日益成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多元面貌，中國的文學創作、工藝美術乃至社會經濟等領域，同樣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比如在文學方面，明朝人評選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這六位都是北宋人。宋詞和唐詩並稱為中國文學的兩大高峰。此外，元曲的劇本、明清的小說等體裁也都起源於宋代。

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宋代美學是中國審美的最高峰，不如說是中國美學史上一個真正的承前啟後的關鍵時期，正是宋代的兼收並蓄和多元包容，開啟了後世中國文化與藝術的持續繁榮。

從國策到瓷器，都強調返璞歸真，和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國國策有直接的關係。

比如《宋史》中就這樣評價宋太祖趙匡胤的用人之道，說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可以說，重視文人和文化是整個宋代的國策。

宋仁宗趙禎便是一個典型，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仁”為廟號的皇帝，蘇軾曾評價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據此，宋仁宗堪稱與士共治天下的典範。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范仲淹才能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呼籲，張載才會喊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的心聲。

因為，這些士大夫是真的把自己視為國家的棟樑，身擔社會的重任，而不是皇帝的統治工具。

可以說過，在宋代，士大夫群體不僅僅是社會的政治主體，也是國家的文化主體和精神主體。

較之於前代，宋代的官僚階層在整體上更加趨向士人化、學者化和審美化，士大夫本身就是兼通數藝、數技的藝術家，剛才提到的范仲淹，以及王安石、蘇軾、司馬光等人，除了是政治家，個個都是大詩人、大詞人，有些還是畫家和音樂美學家。

因此，宋史學者鄧小南用《論語》中的“游於藝”三個字來形容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可以說非常貼切了。

作為社會主體的官僚階層日益文人化，勢必會推動風雅文化的興起，前面我提到的宋詞、宋畫就是這股風潮的代表，當然還有宋瓷、園藝、金石學等等方面。

說到瓷器，可以多說兩句，在故宮節目里講過汝窯天青釉瓷盤，人們常說它是宋代極簡美學的代表。

其實除了汝窯外，其他的官、哥、鈞、定四大名窯的瓷器，大體也都是如此，多純色，少裝飾，不像後世的瓷器那麼華麗，給人以一種簡約復古的美感，或者用宗白華先生的話說是“初發芙蓉”之美。

這種美的形成其實與宋代文化思想層面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有關，就是儒、道、釋三家思想的深度融合有關。

在宋代，社會上層的儒者普遍對道佛思想都比較包容，宋代的理學實際上也雜糅了不少道佛的思想，而宋徽宗趙佶更是對道家的學說推崇備至。

無論是儒家，還是道佛思想其實都比較推崇一種返璞歸真的自然之感，這點甚至體現在治國之道上，當時的官員會說，“王者之治，至簡而詳，至約而博”，也就是說，在治理國家方面，他們也認同簡約之道。

正是這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從深層次上影響了以汝窯為代表的宋代官窯瓷器的審美。

大雅之外，也有大俗。 在民間還是可以看到風格比較通俗的瓷器，比如故宮收藏的一件磁州窯白地黑花梅瓶，通體裝飾著繁複的花紋，這是和秀雅的汝窯天青釉瓷同時代的瓷器。

其實，宋代美學除了把簡淡自然的“雅”推到了高峰，同時也帶有鮮活熱鬧的“俗”的一面。這與當時的商品經濟和城市生活迅速發展密切相關。

由於皇權相對弱勢，對民間的控制也相對寬鬆，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

在《東京夢華錄》里記載，北宋汴京“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都市的繁華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的世俗化。

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圖》里描繪的景象，大致就能想象出那種熱鬧與喧囂的感覺。

而勾欄瓦肆和百戲藝術的活躍，自然極大地刺激了市民文藝的發展，比如當時產生了一系列新的藝術形式，像鼓子詞、諸宮調、講史、說經、雜劇、南戲、話本、風俗畫等等，可以說，中國的通俗性審美意識和審美形式幾乎都可以在宋代找到。

所以說，宋代的審美是雅與俗的兼備，也可以概括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三個傾向。

那麼，宋代社會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是不是存在一種共通的審美文化，或者說，有一種超越了雅與俗的審美特質，至今沒有答案。

韻者，美之極也。如果說真的要找到這樣一個審美觀念或特質，最貼切的可能就是“韻”了。

在宋代美學里，“韻”這個範疇佔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不管是文學家還是藝術家，關於“韻”的討論非常多，比如黃庭堅就主張“凡書畫當觀韻”，而“韻”有其自有的解釋。

“韻”作為一個美學範疇，最早是用來形容音樂的，比如常說的韻律。不過，從魏晉時期開始，“韻”逐漸拓展為一種品評人物和書畫的辭彙，《世說新語》里有“風韻”“神韻”等評語，謝赫提出的“六法”里，第一個就是“氣韻生動”。

到了宋代，“韻”被進一步推廣到一切藝術領域，並且成為藝術作品的最高審美標準。所以有人說，“韻者，美之極”。

那到底什麼才是韻，宋代人對“韻”的解釋有很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一位叫范溫的文學家，他說，“有餘意之謂韻”，那什麼是“余意”呢？范溫舉了個例子，他說“大聲已去，餘音復來，悠揚婉轉，聲外之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餘音繞梁，回味無窮的感覺。

所以，“韻”並不是特指某一種風格，而是所有風格的作品都可以具有的審美內涵，巧麗、雄偉、古典、富麗、深沉、穩健、清雅等等風格的作品，都可以有“韻”。

比如故宮節目里講到的郭熙的《窠石平遠圖》，郭熙提出的“遠”，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韻”，通過無限延伸的“遠”景，把人的目光和精神引向遠方，在凝視和玄想中，進入一種超越具體形象的畫外之境，這種意境就是“韻”。

“韻”作為宋代美學的獨特內涵，其實反映的正是一種開放、多元，且富有內涵的文化心態，也正是這樣的文化心態成就了宋代的文化盛世。

在今天並沒有必要強調宋代的審美是不是引領世界千年，因為宋代留給世界最寶貴的財富，並不是那些陳列在博物館里的文物，而是它所展現的時代精神，對文化、藝術、思想的寬容，對知識群體的尊重，對民間社會的開放，這才是宋代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漸帶有鮮明的地方特色，並且具有中華文化的共性。除了主體民族漢族外，藏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也擁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文化。中華文化主要可分幾個地區：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河北一帶的黃河流域；四川、雲南、貴州一帶的長江上游；湖南、湖北、江西一帶的長江中游；安徽、浙江、江蘇一帶的長江下游；東北地區；內蒙古地區；新疆地區；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的藏區；廣東、廣西一帶的珠江流域，福建的閩江流域等。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不斷碰撞交融，也因此產生了現代江淮文化、楚文化、嶺南文化與北方文化碰撞的歷史現象。

中原文化、衚衕文化、秦隴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晉文化

荊楚文化（也稱湖湘文化）、吳文化、越文化、徽文化、贛文化、廣府文化、江淮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滇黔文化、閩越文化

文昌廟祭祀、武廟祭祀、孔廟祭祀、關帝廟、岳王廟、伍子胥祭祀、屈原祭祀、寒食節

媽祖信仰、鄭和信仰、天妃宮、海上絲綢之路、七下西洋

儺文化、藏文化、大坌坑文化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古代中國分為士農工商四種身份，時至今日，除了士的階層被學者、專家、知識分子取代外，其他各種階層都在中國保留。不同的階層擁有不同的文化，如農民擁有田園之樂的文化等。此外，中華文化亦強調民系、族群的分別，各民族都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它們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大陸有56個已識別民族和65種未識別民族，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等地區也有一些民族，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中華文化也講究族群、民系之分。

其中未識別民族指：

綜觀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各個朝代都創造了燦爛的思想文化，如先秦諸子之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 

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們互相討伐，促成了中央集權制度的萌芽。中國的知識份子或探討救世的學問，或發明各種學術以利諸侯爭霸，造就了中國思想史上最活躍的年代。這一時期產生的各學術，總稱為先秦諸子百家。先秦學派眾多，號稱“百家爭鳴”，可以用“諸子學”概括這一時期的理論形態。其實，先秦的主要學派，大體上就是司馬談所概括的六家，即陰陽、儒、法、墨、道、名。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最後以法家勝出而宣告終結。法家學說被秦始皇選為官方話語，並且獲得付諸實踐的機會。但是，秦王朝二世而亡，同樣以實踐證明了法家學說的偏激性。漢代秦立，再次統一中國，必須吸取秦朝迅速滅亡的教訓，到法家之外去尋找理論支持，鞏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在這種語境中，哲學家的使命在於適應維護“大一統”的需要，幫助皇帝找一種足以“平天下”的哲學理論。先秦諸子儘管不能割捨政治哲學情結，但畢竟保持多維發展的態勢；而在漢代，政治哲學則成為核心話題。漢代“百家爭鳴”不再，經學掌握主流話語。在漢代，經學特指經漢儒整理而成的儒家典籍。“經”有了“大經大法”的新含義，成為人們必須遵循、不能違背的信條。相傳孔子曾整理古典文獻，編定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到魏晉時期，東漢劉氏王朝解體。在新的語境中，“半是哲學，半是神學”的經學，遭到了冷遇；那種束縛人們的行為和思想的政治哲學話語，更是令人生厭。玄學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名教話語的糾纏，但其畢竟再次跨入自由思考的哲學門檻，開啟了半政治哲學、半人生哲學的新時代。集中表現在解構經學家“天在人上”觀念，把天人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於是，他們便由天人之辯，演繹出體用之辯，實現了中國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次變形。“體”的提出，是玄學家的一大重要發現，標誌著他們已達到了本體論意識的自覺。玄學家追問何者為體，涉及個人的精神安頓問題，但他們沒有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路徑。他們游移於政治哲學與人生哲學之間，最終的落腳點是前者，而不是後者。玄學只構成中國哲學發展過程中的過渡環節，還不是成熟的理論形態。

玄學把如何搭建個人精神世界的問題突出出來了，可是儒道兩家的資源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引進新的思想資源，這就是佛教。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哲學，理論優勢在於撇開了名教話語，只關注個人精神世界如何搭建的話題，給中國思想界吹來了一股新風氣。於是，中國哲學的發展，進入宗教哲學時代。佛教般若學改變中國固有哲學的思維方式，不再肯定世界萬物真實性，也不肯定人生的價值，而是構想出來一個彼岸世界來。佛教哲學的超越本體論思想的引入，擴大了中國哲學的資源，有利於中國哲學的發展。中國佛教學者把“兩個世界”逐漸地納入“一個世界”的框架。從隋代開始，中國佛學家大都強調此岸與彼岸的一致性。華嚴宗講的“一即一切”的般若學、禪宗講的“頓悟成佛”的解脫學，都是中國佛學家取得的創新性成果。佛教的“五蘊”教義說，人生的本質是不自由，是苦；因為人受諸物質和精神條件的制約，生滅無常，沒有存在的獨自性和永恆性。“十二因緣”的教義還說，人的真正本原，不是傳統上講的“陰陽合氣”、“父母構精”之類，而是出於思想糊塗，沉淪情慾。佛教主張自作善惡自受苦樂，個人行為，個人承擔後果。這種思想，曾在士大夫中間引起強烈反響，成為中國宗教觀念中最有影響力的一種。早期流傳於中國的大乘思想主要是般若學；經過鳩摩羅什介紹印度中觀派論著，亦稱“三論學”。在它看來，認識的本質是矛盾，而矛盾就是荒謬和虛妄。語言概念不是溝通客觀世界的橋樑，而是達到真理的主要障礙。凡認識涉及的範圍，都屬幻化不實，此即謂之“空”。它也否定一切權威，不管是世俗的還是神聖的。般若學解釋現實世界的根源是“憶想分別”。把這一思想擴大和系統了的是“唯識學”。唯識學的標準命題是“三界唯心”、“唯識無境”。佛教大乘中有阿彌陀凈土和兜率天宮兩個彼岸的世界，為某些僧俗所信仰。對中國哲學影響較大的，則是哲理化了的彼岸世界，即“涅盤”、“法身”和“佛性”。“涅盤”的本意是熄滅煩惱，而後被說成有“常樂我凈”四種屬性的理想境界。梁啟超就曾以“涅盤”的這些屬性作為“大同”世界的說明。所謂“法身”，既是世間一切現象的制約者，又是一切善凈、出世間的客觀依據。作為一種哲學觀點，對宋明理學中主張“理在事先”的客觀唯心主義影響很大。所謂“佛性”，是指成佛的原因、根據和可能性。佛性論者高唱“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要求把人生的全部活動都納進促使“佛性”實現的軌道。這種思想成了宋明理學中以“心即是理”的主觀唯心主義的重要來源。 

經過中國佛學家的詮釋，佛教文化資源已經漸漸地融入中國文化傳統，為宋明理學出現做好了鋪墊。理學家從儒家資源中演繹出“天理”本體論理念，證明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和唯一性，解構了“兩個世界”的宗教世界觀。“禮者，理也”。天理既是存在的本體論依據，也是價值的本體論依據。與“理”相對應的哲學範疇，叫作“事”，泛指人們所有的行為實踐。“理”對應著“天”，“事”對應著“人”。理學家本體論意識的形成，顯然受到華嚴宗“一”的觀念的啟發。他們借鑒佛教的理論思維成果，找到了講儒家本體論的話語方式。正統理學家比較重視儒家內聖學，卻忽視了儒家外王學；比較重視“窮理盡性”，卻忽視了“經世致用”；比較重視“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卻忽視了“兼濟天下”的實踐哲學。正是由於正統理學存在著這些局限，引發了清初樸學思潮。他們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對儒學做出再整理。他們十分重視儒家經典的研究，喜歡做扎紮實實、樸實無華的學問，故而後人把他們的儒學思想稱為樸學。他們擅長考據，促使考據學在清代有了長足的發展，故而又稱他們的儒學思想為考據之學。清初儒學家承接著漢代古文經學講究名物訓詁的傳統，所以又稱他們的儒學思想為“新漢學”。

在春秋戰國時代，文化泛濫成災，諸侯們互相討伐，促成了中央集權制的萌芽。中國的知識份子或探討救世的學問，或發明各種學術以利諸侯爭霸，加之戰國時期各國爭相拉攏人才，開創辦學機構西河學堂和稷下學宮，出現了西河學派和稷下學派，造就了中國思想史上最活躍的年代。那時期產生的各學術，總稱為諸子百家。以下為對中國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幾大學派。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論語》、《孟子》、《荀子》

儒家（英文：Confucianism）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學派之一，它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

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有教無類”，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貴君輕”，提倡統治者實行“仁政”，在對人性的論述上，他認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惡，也是戰國時期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的表現。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栗（今河南商丘市夏邑縣）。據史記所說，他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創人物，被後世尊為“萬世師表”，也被稱為“聖人”。

孔子周遊列國，先後到了衛、陳、蔡、楚、宋等國，宣揚其政治抱負，但皆不得要領。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負，心灰意冷，遂返回魯國，是為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歲。自此以後，他潛心講學和著書，在此其間與弟子重新編訂了《五經》和撰寫《春秋》，為的是要記載春秋時代所發生的大事，闡發儒家的價值觀。其一生主要貢獻在於，奠定了教育的基礎，他在政治上採取保守主義，主張恢復西周禮樂制度；但在教育上倡導“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這些開明的啟髮式教育方法，以及他對於思想領域的開創性見解間接的促進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這一文化鼎盛現象的形成。

五年後，孔子去世，終年七十三歲。及后弟子們將老師一生的話語，去蕪存菁地摘錄下來，編成《論語》，是孔子的“言行錄”，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是儒家學說的必讀經典。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魯國鄒(今山東鄒城)人。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孫子思的再傳弟子，也是孔子以後的儒家大師。

孟子在母親的教育下，用功讀書，學成以後以孔子的繼承者自任，招收弟子，並且遊歷列國，宣揚“仁政”、“王道”的主張，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到過齊、宋、魯、滕、梁等國，見過梁惠王，齊宣王等君主。雖然受到了尊敬跟禮遇，可是因為被認為思想保守，不合當時潮流，又沒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經試圖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到了晚年，孟子回鄉講學，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等，從事著書的工作，寫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以及盡心。由於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兩篇，因此全書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論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這七篇之中。

荀子

荀子，名況，字卿，趙國郇邑（今山西安澤）人，生於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於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戰國後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關於荀子的記載很少，而且頗有出入。荀子是繼孔子、孟子以後最大的儒學的。他的思想記載於《荀子》一書中，對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荀子曾經遊歷燕、齊、楚、秦趙多國，後任蘭陵令（今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蘭陵鎮），家居蘭陵至死。

在蘭陵時荀子開始教書與寫書，有名的韓非和李斯就是他這時候的學生，他也在這段時間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雖是儒家之繼承人，但他並沒有盲目地將儒家學說全盤接收。反之，荀子將儒家學說融會貫通、加以發揮，提出了“性本惡”等影響後世深遠的學說。

代表人物：老子、莊子。作品：《道德經》、《莊子》、《黃帝四經》等。

道家（英文：Taoism）以“道”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見於西漢歷史學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當初也叫道德家。從廣義上來說，主要分為老莊派、黃老派、楊朱學派三派，其中老莊派以大道為根、以自然為伍、以天地為師、以天性為尊，以無為為本，主張清虛自守、無為自化、萬物齊同、道法自然、遠離政治、逍遙自在，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體現了“離用為體”的特點，因此成為了歷代文人雅士遠離殘酷現實的精神家園。其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列子等；黃老派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張因俗簡禮、兼容並包、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刪繁就簡、休養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統，體現了“離體為用”的特點，成為了歷次大亂之後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駢、環淵等；楊朱派主張全生避害、為我貴己、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對道家思想進行了激進的改革，屬於道家的別支，代表人物楊朱、子華子。春秋後，因不容於世，后湮滅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家其他派別全盤繼承。

道家哲學不同於儒家社會哲學的進路，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是解釋此原理的內涵，從而得以提出一個活潑自在的世界空間。透過對此一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的認識，道家哲學發展出迥然不同於儒家的社會哲學，社會只是一方存在的客體，在其中生存的人們，應有其獨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的束縛。所以對於社會責任的態度並不先存立場，而能有更尊重人類自主性的態度與存在定位。由此道家黃老派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並提出了因循天性、順勢而為、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主張，而老莊派認為現實中充滿了束縛和限制，大至鯤鵬，小至蜩鳩，都需要憑藉一定的外部條件才能活動，即它們都是“有所恃”的。為了擺脫所有的束縛，達到完全“無所恃”的精神自由，就需要“齊物”“逍遙”的生活態度。另外，老莊派還提出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認識原理，以實現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謙”、“弱”、“柔”、“心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來面對世界，以實現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同時，老莊派還講究“人天合一”、“人天相應”、“為而不爭、利而不害”、“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虛心實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法於陰陽，以朴應冗，以簡應繁。”等等；而楊朱派認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時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天下為公。

政治觀∶老莊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張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黃老道家追求大一統，主張因俗簡禮、寬刑簡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兩者都主張無為而治。

人生觀∶黃老道家主張因循萬物，身國同治，老莊派主張萬物都有對立面，物極必反。因此，人們必須“知足寡慾”、“柔弱不爭”、“順應自然”，拋棄一切禮教的枷鎖，才能避免災禍。

代表人物：

老子

據一般記載，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太清宮鎮）人，生卒年不詳，一說生於公元前604年，謚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學主無為之說，以自隱無名為務。有很多學者認為老子是戰國時代的人，但是比較多人認為老子是春秋時代的人。

道家的理論奠定於老子，老子《道德經》一書上下五千言，書中廣論道的形上學義、人生智慧義，提出一種有物混成且獨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論，也提出世界存在與運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動”的本體論思想。對於存活於其中的人類而言，其應學習的就是處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眾多的政治、社會與人生哲學觀點出來，主張“無為而治”。

莊子

莊子名周，字子休，宋國蒙人（今河南商丘市），生卒於約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據《史記》所記載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莊子早年曾在蒙作過漆園吏，后一直隱居。他生活貧困，但淡泊名利，楚王聞其賢德，曾派使者贈以千金並請他作宰相，被他拒絕。遂終身不復仕，隱居於抱犢山中。

莊子學識淵博，交遊很廣，著有《莊子》一書，大旨本於《老子》，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獨到見解，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

列子

列子，名寇，又名禦寇（又稱“圄寇”“國寇”），是戰國前期的道家人物，鄭國（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與鄭繆公同時。其學本於黃帝老子，主張清靜無為。《列子》一書，在先秦曾有人研習過，劉向所整理之《列子》為集合公私所藏二十篇而成八篇之數，西漢時仍盛行，西晉遭永嘉之亂，渡江后始殘缺。其後經由張湛搜羅整理加以補全。

《列子》又名《沖虛經》，是道家重要典籍。列禦寇所著，所著年代不詳，大體是春秋戰國時代。該書按章節分為《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說符》等八篇，每一篇均有多個寓言故事組成，寓道於事，其餘篇章皆已失散。

文子

老子的弟子，與卜商子夏同時，而少於孔子，曾問學於子夏和墨子。現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認為是漢以後的偽書，但1973年河北定縣40多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中，有《文子》的殘簡，所以確證是先秦著作無疑。

法家（英文：Legalism）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及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東方法家或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繫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深受齊文化熏陶的荀子，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秦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法教兼重；秦晉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齊法家既重術、勢，又重法、教。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蕩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封建，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法家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帝制時代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隋書·經籍志》列出的法家經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書》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韓非子》二十卷、、《新書》三卷、《正論》六卷、《法論》十卷、《政論》五卷、《阮子正論》、《世要論》十二卷、《陳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難論》五卷。

其他思想主要是近現代才被發掘先進性的思想，也逐漸被現代人吸收消化，成為影響當代人的思想。下述三個學派在戰國之後湮滅不存。

楊學

楊朱學派（英文：Yangism）是春秋戰國時代產生的非常先進的一種思想，主張個體的無限自由，如孟子所說，楊朱學派“無君”，楊朱學派最有名的一段話便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朱學派認為，只要所有人都不想著利他，也不想著利己，天下就會大治。“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中，“損一毫利天下”和“悉天下奉一身”都是君主所做出的事，因此一般認為楊朱學派是反對君主專制的。楊朱學派同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學說有很多相似之處。楊學和墨學、儒學、法家並稱四大顯學，是先秦諸子百家中唯一明確反對君主專制的先進思想。

墨學

墨家學派（英文：Mohism）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其中，“尚同”被認為是社會民主主義或者集體主義的思想，而“尚賢”則被認為是推舉賢能來做國家的首領（即選舉），這一點被認為是反對在君主專制。墨學有很多機械製造的內容，其思想被孟子斥為“無父”。而一些學者也認為，墨家的思想來自於殷商的母系氏族社會，其思想文明上比儒家還要陳舊。但即使如此，人們還是發現了墨家思想的先進性。

名家

名家學說（英文：School of names），中國對嚴謹邏輯思想之開創者，和西方邏輯思想之先鋒亞里士多德同期。是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六家之一，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之一。古代名家“辯者”以嚴謹邏輯思想而聞名。名家在中國開創了邏輯思想探究，包括對思想中最基本的元素“實”與“名”和各命題關係的詮釋，著名的命題包括“白馬非馬”、“離堅白”、“合同異”等，著名人物有鄧析、公孫龍、宋鈃、尹文、惠施等人。

名辯之學雖然是因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為論辯之必要而興起的。然而名家對於名學的研究，與諸子相較就有了變化。名家學者首先將“語言”與“事實”分離開來，讓語言變成純粹運思的符號。接著，又任意挪移這些符號，有意識的違反語言約定俗成的內涵與外延，使得變異的語言本身就變成哲理思辯的內容。也就是說，在名家學者的思想里，語言不再只是思辯用的工具，而是思辯的主要對象。

在語言與事實分離之後，惠施藉由瓦解語言與事實之間的確定關係，從而消解語言認知和經驗知識帶給人們的固執，並理解相對的視角。當萬事萬物皆不存在絕對的分別時，就能到達天地一體的境界。而公孫龍則更偏向純粹的語言分析，將用於描述事實、感覺、性質的語言一一分離。世界的萬事萬物都分析成感覺要素之後，就可以得知真實世界都是拼湊各種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語言的呈現才能讓事物真實的存在，而現象世界中的萬物卻都是虛幻的。

在先秦時期，並無“名家”的稱呼，先秦諸子的著作當中多半稱其為辯者。如《莊子‧天地篇》“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天下篇〉：“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到了漢代始見名家之稱。司馬遷之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說：“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漢書‧藝文志》采劉歆《七略》說法，則云：“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對於此一命名，後世有些學者持反對之見。著名的如胡適認為：“家家皆有名學（邏輯學），所以沒有什麼名家，不過墨家的後進如公孫龍之流，在這一方面，研究的比較高深一些罷了。不料到了漢代，學者如司馬談、劉向、劉歆、班固之流……凡有他們不能懂的學說都稱為‘名家’……。”

關於名家的起源，《漢書‧藝文志》引用劉歆《七略》的說法，認為出於禮官，因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禮儀要遵循，因此禮官會特別擅長於辨別名位之事，成為後代名家的來源。另有一說認為名家系出於墨家之後，如晉代魯勝在注《墨辯》時，就認為惠施、公孫龍是祖述墨家辯論之學，甚至考證出他們屬於“相里氏”這一系的墨家流派。然而，也有學者認為惠施、公孫龍的觀點與《墨辯》恰恰相反，因此不同意這一類的看法。

先秦名學到了秦始皇滅亡六國就難以發展，其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項：

● ● 秦朝使中國統一以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秦始皇禁止私學，只能以吏為師；到了漢代，又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央政府的強勢領導下，名辯之學難以發展，名家也隨之衰落。

● ● 名辯之學與秦漢以來的中國主流文化精神不一致。中國古代文化重人文，輕自然，名辯之學窮極事理，卻招致諸多批評；而儒家成為顯學之後，士大夫皆關注於社會倫理，強調經世致用，名辯之學被視為以爭勝為目的的無用之學。此外，名辯之學所採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純粹的語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學皆對此方法有所批評，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擠之下，名家之學無立足之地。

● ● 就名家內在的發展而言，名辯之學本身相當艱澀難懂，也影響了其發展。首先是一字多義的情況嚴重，致使後學眾說紛紜，難以詁訓；其次，由於名家時常以違反常識的語言敘述命題，常人難以接受而失去研究興趣。在後學難以為繼的情況之下，難免走向絕路。

有說名家和禮官有關，那麼《禮經》當中與名家相關的記載便是其中的數學問題。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形成數學的九個分支-九數：鄭玄引《周禮注》：“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軍輸、方程、盈不足、旁要。”

方田：田地測算。

粟米：糧食換算比率

差分：賦稅的分配。

少廣：田畝面積和長闊。

商功：工程土方估計。

運輸：運輸費用的分配。

方程：方程式。

盈不足：計算盈虧。

旁要：勾股問題。

到了近代西學東漸，隨著西方哲學和邏輯學的傳入及其與中國傳統哲學的融合，辯論之學重新興起，在當代，一些高中思想政治課的教師會組織學生辯論，學校、社會也會組織學生進行辯論比賽，名家之學重又興起。

道教是中國本土巫教、玄學、清談產生的宗教形式。

佛教自從漢代傳入中國后，在不斷和中華文化交流中融合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被稱之為漢傳佛教。此外還有藏傳佛教。

儒教指儒家的宗教化信仰（如信仰儒家聖人）。幾千年來，提倡以仁為中心，重視倫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體系形成的儒家學說對漢族產生著深刻的影響。此外還有其他各種中國本土及各地地方性信仰，比如關公信仰、媽祖信仰、三山國王信仰、以岳王和關帝崇拜為代表的忠烈信仰等等。祭祀祖先軒轅黃帝、祭孔都是代表性的具有信仰色彩的活動。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被國人稱之為漢服的服飾，從三皇五帝到明代千年歲月中代表了中華文明的主體服飾，宋朝滅亡后的蒙元時期，漢服和各民族服飾都成為合法服飾，一些蒙元服飾在明朝保留，並對後世產生影響。滿清入關后，通過剃髮易服的方式強制漢族人民身穿滿族服飾，使得中原地區的漢族傳統服飾一度中斷。當前很多年輕人專註於恢復漢族傳統服飾，稱為漢服復興運動。

漢字不僅在華人地區中存在，也被日本等非華人國家使用，是傳承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漢字是在圖形符號的簡化過程中形成的。在山東省泰安市發現“大汶口陶符”距今約6000年，已是漢字誕生的雛形，比殷墟甲骨文要早2000多年。商朝的殷墟出土的動物甲骨上的甲骨文為現在所發現的最早的成熟漢字。同時青銅器上的鐘鼎文也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先秦的文字頗不統一，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將漢字發展分化，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改秦國的大篆為小篆，結束了文字分化的歷史。

小篆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有新的形聲會意字出現，讓文字記載更為準確精密。小篆筆畫以曲線為主，後來逐步變得直線特徵較多、更容易書寫。到漢代，隸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書體。隸書的出現是漢字的一大進步，奠定了現代漢字字形結構的基礎，成為古今文字的分水嶺。今天人們書寫字體有隸書、楷書、宋體、行書等等。由於現代中國大陸進行漢字簡化改革，如今的華人社會裡存在正體中文和簡化漢字（簡化字）兩種主要書寫系統。

漢語，包括標準國語和各個漢語方言：官話、平話、晉語、湘語、吳語、粵語、贛語、客家語、閩語等。中古漢語是吳語、粵語、閩南語、越南語、日語、韓語的“祖先”。

中國神話、中國寓言、中國典故、中國小說、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中國古典四大名劇、新文化運動、中國詩詞、唐詩、宋詞、宋詩、元曲、明清小說、清詞、現代詩。

中國文字的書寫系統非常複雜，其中除了正體中文和簡體中文兩種體系外，還有少數民族的書寫體系。

此外，歷史上還有類似漢字的書寫體系，主要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方塊壯字、古白文、古苗文、古羌文、水書、字喃、和制漢字（也稱“日本漢字”）和舊韓文。

中國古代文學在宋、明兩代發展到最高峰，期間有對東漢雲台二十八將、唐朝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歷史的文學演繹，宋代出現大量諷喻政治的詩詞，有宋一代出現了難得一見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文化，在明代，出現大量小說影射和諷喻社會及政治現實，也有不少作品專註於愛情的描寫（如三言二拍）。

在西周時期的的文學高峰是易經與詩經。易經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和宇宙觀，以陰陽兩種元素的中心思想，以對立統一去描述世間萬物的變化。從十七世紀開始，《易經》亦被廣泛介紹到西方。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中國歷史上第二部詩歌作品集是《楚辭》，收錄中國戰國時期楚地詩歌的詩集，楚辭採取三言至八言參差不齊的句式，比喻、象徵、托物起興等表達手法，都得到更大的發展。

漢興起的樂府最早稱“歌詩”，是合樂的聲詩，也就是可以歌唱的詩，廣義上凡是可傳唱的詩歌，都可稱為樂府。兩漢樂府詩著重於“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故多長篇的敘事詩，如諷刺上層社會之醜態《陌上桑》、《孤兒行》、描述愛情、家庭悲劇《孔雀東南飛》等；六朝樂府大都是緣情而綺靡的小詩，故大半為抒情詩，如《子夜歌》、《華山畿》、《襄陽樂》等，而北朝則相對於雄渾大方，如《木蘭詩》。

在中國唐朝之前的詩，往往都稱為古體詩，古體詩是一種較少拘束的詩體，多半是字數不拘的偶數句，不嚴格講究平仄與對仗，也不講究韻腳。最廣為人知的古體詩多為五言詩或七言詩，具代表性的有《古詩十九首》、陶淵明的《歸園田居》、陳子昂之《登幽州台歌》、李白的諸多古風、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等等。四言詩有諸如曹操的《觀滄海》。雜言詩有諸如李白的《行路難》、《將進酒》等。在唐代則是近體詩到達其頂峰，其形式為律詩與絕句。近體詩是講究平仄、對仗和葉韻的詩體。代表詩人有：李白、杜甫、李商隱、陸遊等。

宋詞是一種詩歌藝術形式，一開始伴曲而唱，所以寫詞又稱作填詞、倚聲。後來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專門的詩歌藝術。北宋代表作家有晏殊、歐陽修、張先、柳永等人，其後蘇軾進一步“以詩入詞”，完全突破了詞的傳統題材和傳統風格，擴大了詞的境界，提高了詞的品格，使之成為一種可以表現多方面內容的新詩體。南宋詞壇的代表人物是辛棄疾。著名的如《稼軒長短句》《破陣子》、《鷓鴣天》、《水龍吟》、《永遇樂》等，辛棄疾早年在北方曾從金人學詞，成名之後，又成為金朝詞人學習的榜樣。

白話小說之代表自元代章回小說開始，到了明清，小說成為主流。元代名作有《水滸傳》，明代名作有吳承恩《西遊記》、蘭陵笑笑生《金瓶梅》、羅貫中《三國演義》，清代者前期有曹雪芹《紅樓夢》、吳敬梓《儒林外史》等，晚期逐漸出現諷刺時政的譴責小說，如李伯元《官場現形記》、曾樸《孽海花》、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民國時期張恨水《金粉世家》等書。張愛玲的小說也有很大影響。也有大量用方言寫成的書，在上海出版或發表的《蜃樓志》、《何典》、《海上花列傳》、《九尾龜》、《九尾狐》、《海天鴻雪記》都是用吳儂軟語寫成的書。在香港，雜誌《迴響》常連載粵語小說。

華夏族自古就有錄史的習慣，從未間斷，這也深深影響了東亞的其他民族國家和各大族群。最早的史學傳世文獻主要有《尚書》、《春秋》，至漢代，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同時也是第一部通史。此後，中國各種類型的史書，如專門記載典章制度的《宋會要》、《通典》。除此之外，各種筆記小說也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

中國史學通常分為正史和野史，正史包含二十六史、其他紀傳體史書（如《罪惟錄》）、《逸周書》、《竹書紀年》、《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通鑒紀事本末》、各國別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實錄體史學著作。至近代，兩岸三地出現了集古今大成的“史學四大家”（呂思勉、錢穆、陳寅恪、陳垣）。改革開放后，史學界除了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外，傳統史學、新史學、分期法史學等派別開始活躍於中國史學界，三論五說、無奴派等說法層出不窮。中國史學界正在傳統史學與現代史學的碰撞中走向國際。

中國古代大型書籍的分類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經、史、子、集；另一種是類書。“經”指儒家經典，“史”是儒家認可的史書，“子”就是諸子百家，“集”是詩文彙編。類書則是按照關鍵字或所講內容進行分類而編訂的圖書，其中一部分相當於今天的“百科全書”。

在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四代以及民國都有修書。

類書有宋代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元代的《皇朝經世大典》，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和民國的《叢書集成初編》《叢書集成續編》。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圖書有清代的《四庫全書》，民國的《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當代的《儒藏》等。

中國古代非常講究謚號，帝王的謚號一般由一字到十餘字不等，大臣謚號多為一字謚或兩字謚，宋朝以後，謚號最好的是文正、文貞、文成、文忠、文端、文定等。謚號一般認為最早起源於周公所定的《謚法解》，記載於《逸周書》，但王國維認為謚法起於宗周共王、懿王諸王以後（參見王國維《觀堂集林·通敦跋》）更據適簋銘文稱穆王、獻侯鼎銘文稱成王等，認為周初諸王如文、武、成、康、昭、穆皆生時稱號而非死後之謚，郭沫若認為《逸周書》是戰國時期的偽托之作，搜集前代諸王名號，穿鑿附會形成謚號的多種解釋(參郭沫若《金文叢考·謚法之起源》)，因而謚號產生於戰國時期；而廟號起源於商朝，源自中國人的先人崇拜；如劉邦謚號為高皇帝，廟號太祖。謚號和廟號，在中國古代形成了獨特的謚號文化和宗廟文化，在此基礎上還形成了一定的詩文文化。

自前漢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中國開始了2000多年的儒學教育。隋朝時確立科舉制度，宋朝時開始興建書院，併發明了策論考試，並在明朝得到實行。

19世紀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人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的干擾，成功引入西學，創辦新式學校，將平民教育納入滿清朝廷的視野。清政府迫於形勢壓力，不得不對教育革新網開一面，於1905年末頒布新學制，廢除科舉制，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新式學堂，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形式。

雖然直到宣統元年（1909年），沿襲中國300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才真正廢除，地方科舉考試才真正停止。但是，教育方式的這一根本性變革，從思想體繫上動搖了滿清皇權的根基，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社會精英，以及血氣方剛的年輕新銳隨即脫穎而出，為辛亥革命積蓄了巨大能量，為滿清王朝的覆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今大陸地區主要實行高考制度來選拔學生進入大學；台灣地區則是以學力測驗制度來選拔學生進入大學。

國子監

太學制度

科舉制

私塾

書院四大書院

翰林院

高考

學力測驗

道教

鹿邑太清宮，坐落於老子故里。在唐代時，被奉為皇家祖廟。現屬於全真道。

終南山樓觀台，為老子向尹喜傳道之所，始建於周代。

龍虎山天師府，為歷代張天師居所和正一道的總部。

青城山常道觀，又稱“天師洞”，是張道陵修道之所。現屬於全真道。

北京白雲觀，丘處機在此長住且葬於此，是全真道總部和三大祖庭之一。現為中國道教協會所在地。

北京大高玄殿，位於北京故宮西北角，是明、清兩朝的皇家道觀。

泰山岱廟，位於山東泰安城區。現屬於全真道。

嵩山中嶽廟，因為臨近宋代首都開封，而受到歷代北宋皇帝的尊崇。

瀋陽太清宮，現屬於全真道。

蘇州玄妙觀，觀內三清殿為今已罕見的宋代古建築。

武漢長春宮，祭祀丘處機，故名“長春”。

武當山太和宮，是世界遺產武當山古建築群的主體。

成都鶴鳴山，是張陵創立道教的地方，正一道。

青羊宮，傳說是老子李耳的出生地。現宮觀為清代所修，屬於全真道。

昆明太和宮，以擁有銅鑄的“金殿”而聞名。現存建築主要為吳三桂所修。

西安八仙宮，相傳是呂洞賓修仙得道之處。慈禧太后、光緒皇帝避難時曾來此居住。現屬於全真道。

佛教

十大名寺、白馬寺、法門寺、西安寶慶寺、布達拉宮、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

夏朝：二里頭宮殿；

商朝：商王宮；

周朝：鎬京西周王宮、洛陽東周王宮、新鄭韓王宮、邯鄲趙王宮、大梁魏王宮、郢都楚王宮、薊城燕王宮、臨淄齊王宮、商丘宋王宮等；

秦朝：秦川宮、西垂宮、平陽封宮、大鄭宮、陽宮、雍宮、霸宮、蘄年宮、橐泉宮、頻陽宮、櫟陽宮、芷陽宮、倍陽宮、長安宮、羽陽宮、高泉宮、棫陽宮、六英宮、長楊宮、步高宮、步壽宮、回中宮、華陽宮、成山宮、章台宮、咸陽宮、信宮、甘泉宮、阿房宮、梁山宮、曲台宮、宣春宮、望夷宮、林光宮、雍門宮、高平宮；

西漢：長樂宮（東宮）、未央宮（西宮）、建章宮、桂宮、北宮、太子宮、明光宮、永信宮、中安宮；

東漢：北宮、南宮；

三國：魏皇宮、蜀漢皇宮、吳皇宮；

晉朝：洛陽西晉皇宮、建康東晉皇宮；

南北朝：北魏皇宮、長安北周皇宮、南朝皇宮；

隋朝：大興宮（太極宮）、仁壽宮（九成宮）；

唐朝：大明宮、興慶宮、華清宮；

五代十國：各國王宮、皇宮；

宋朝：開封皇宮、杭州皇宮；

遼朝：遼朝皇宮；

金朝：金朝中都皇宮；

西夏：西夏皇宮；

大理：大理皇宮；

元朝：大都皇宮、興聖宮、隆福宮、太子宮；

明朝：北京紫禁城（北京明清故宮）、南京紫禁城（南京明故宮）、鳳陽紫禁城（鳳陽明故宮）；

清朝：盛京皇宮（瀋陽清故宮）、雍和宮。

八大名窟

黃帝陵、秦始皇陵、漢朝皇陵、曹魏皇陵、劉備漢惠陵、孫權蔣陵、西晉皇陵、南京東晉帝王陵、南京南朝帝王陵、北魏皇陵、北齊皇陵、北周帝陵、隋文帝泰陵、唐朝帝陵、北宋皇陵、南宋六陵、遼代帝王陵、金代帝王陵、西夏皇陵、成吉思汗陵、起輦谷元帝陵、明祖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清東陵、清西陵、中山陵。

大運河、靈渠、鴻溝、鄭國渠

燕園、清華園、圓明園、頤和園、蘇州園林、揚州園林

山海關、嘉峪關、函谷關、長城、大雁塔、四大名樓、天壇、文淵閣、岱廟、明清故宮、龍亭公園、都江堰

除此之外，中國古典建築還有牌坊、祠堂等，都為中國古代的建築文化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民族音樂、中國戲曲、傳統民歌、中國傳統樂器、少數民族音樂

古代舞蹈

周朝雅樂、大舞、小舞、漢朝樂府、唐朝樂舞

當代改進舞蹈

彩帶舞、武功蓮香、扇子舞

京劇又稱京戲，是中國戲曲曲種之一。京劇是十九世紀中期，融合了徽劇和漢劇，並吸收了秦腔、崑曲、梆子、弋陽腔等藝術的優點，在北京形成的。京劇形成后在清朝宮廷內得到了空前的繁榮。京劇的腔調以西皮和二黃為主，主要用胡琴和鑼鼓等伴奏，被視為中國國粹。

豫劇、越劇、崑曲、漢調、徽劇

粵劇，原稱大戲或者廣東大戲，源自南戲，自明朝嘉靖年間開始在廣東、廣西出現，是糅合唱做念打、樂師配樂、戲台服飾、抽象形體等等的表演藝術。粵劇每一個行當都有各自獨特的服飾打扮。最初演出的語言是中原音韻，又稱為戲棚官話。到了清朝末期，知識分子為了方便宣揚革命，把演唱語言改為粵語廣州話，使廣東人更容易明白。粵劇名列於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518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內。

潮劇，又稱潮州戲，用潮州話演唱的地方劇種，潮劇歷史悠久，是中國最古老的地方劇種之一。

評劇、淮劇、黃梅戲、吉劇、呂劇

贛劇、採茶戲、湘劇、花鼓戲、湖南花鼓戲湖北花鼓戲、長沙花鼓戲、鳳陽花鼓戲、曲藝、相聲、快板、墜子、大鼓、歌仔戲、皮影戲、布袋戲、南曲、南音、高甲戲、川劇、秦腔（即墨柳腔）

中國電影、中國電影史、中國電視、中國電視史

青銅器、漆器、陶器、瓷器、玉器

緙絲：本緙絲（南通緙絲）、明緙絲（蘇州緙絲）

刺繡：四大名綉

染纈：夾纈（印花）、蠟纈（蠟染）、絞纈（扎染）、藍印花布

織造：南京雲錦、蘇州宋錦、四川蜀錦、廣西壯錦、湖北土錦、海南黎錦

翡翠、印章、雲子、木刻

剪紙、皮影、泥玩具、漆雕、屏風、摺扇、孔明燈、燈籠

書法和中國畫是中國獨特的藝術。

書法：金文、篆文、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硬筆書法

其他：對聯、福字、碑刻

代表作：蘭亭集序

陶器、青花瓷、青瓷、白瓷、色釉瓷、粉彩、鬥彩、琺琅彩、古銅彩、金彩、釉里紅

陶俑、木俑

中華茶文化與歐美的茶文化的分別很大，亦有中國十大名茶與台灣十大名茶，並以茶藝以區分，茶風格各地不同，最有名氣的要數四川成都的蓋碗茶和廣東潮州的功夫茶。日本茶道等其他亞洲地區的茶儀式雖源自中國，但自行發展後有很大分別。中國的茶葉相傳是神農氏發現的。而茶文化起源於宋朝。

中國的茶文化甚至影響了歐洲的大航海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於茶葉的傳入，西方發明了奶茶等物。而中國茶文化講究煎、煮、泡，與西方的茶文化有著天壤之別。

中華飲食文化，在日本和韓國稱為中華料理或中國料理，歐美稱之為唐餐，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深遠的影響了東亞地區的飲食文化。米食和麵食是主要的兩大類型，中國南方和北方種植稻類地區，以米食為主，種植小麥地區則以麵食為主，此外，各地的其他糧食作物，例如玉米、高梁、穀類、薯類作物作為雜糧也都成為不同地區主食的組成部分。中國東南方仍以米食為主，大米製品種類繁多，如米飯、米糕、米粥、飯糰、米面、糍飯、湯圓、粽子等；西北、華北則以麵食為主，饅頭、包子、麵條、烙餅、餡餅、餃子等都為日常喜愛食物，其他如山東煎餅、陝西鍋盔、山西刀削麵、西北、華北抻面、四川擔擔麵、江蘇過橋面等都是有名的面制風味食品。菜譜來源於中國各個地區和民族的菜肴，中國菜主要八大菜系組成；“八大菜系”是指川菜（四川菜）、湘菜（湖南菜）、粵菜（廣東菜）、蘇菜（江蘇菜）、魯菜（山東菜）、浙菜（浙江菜）、閩菜（福建菜）、徽菜（安徽菜）。著名菜肴有北京烤鴨、牛肉麵、麻婆豆腐、拉麵等，日本拉麵亦源自中國。起源於中國的食具筷子亦為流傳至東亞飲食文化。

酒是全人類的飲料。然而中國酒與古希臘等西方世界最早的葡萄酒不同，中國人最早是以穀物為原料釀酒的，其創始人據傳說是杜康（也有說法是儀狄）。酒在中華民俗活動不可分開。近現代民間風俗的婚禮酒、喪葬酒、月米酒、生期酒、節日酒、祭祀酒等等，都可以在周代風俗文化的“八禮”中尋找到源頭。諸如農事節日、婚喪嫁娶、生期滿日、慶功祭奠、奉迎賓客等民俗活動，酒都會在活動出現。也常在祭祀、會盟、祝捷等公務活動出現，還出現於民間的喜喪禮儀、歡聚迎送等場合。

老人生日，子女必為其操辦生期酒。擺酒宴請鄉鄰好友，並作攜贈禮品以賀等。提親與結婚亦是常備有酒，各種禮品其中又必不可少酒。婚禮后新人入洞房必要共飲“交杯酒”。洞房儀式完畢，新人要雙雙向參加婚禮酒宴者敬酒致謝，此時也亦會向新婚夫婦勸酒。

祭拜酒因襲於遠古對祖先諸神的崇拜祭奠。一般在立房造屋、修橋鋪路要行祭拜酒。凡破土動工，有犯山神地神，就要置辦酒菜，在即將動工的地方祭拜山神和地神。祭拜儀式要備上酒菜紙錢以求保佑。工程中，凡上樑、立門均有隆重儀式，其中酒為主體。然後逢年過節、遇災有難時，要設祭拜酒。除夕夜，各家各戶要準備豐盛酒菜，燃香點燭化紙錢，請祖宗亡靈回來飲酒過除夕，娛神活動其形式仍是置辦水酒菜肴。在傳統意識中，認為萬物皆有神，若有擾神之事不以酒菜祭拜，就不會清靜。端午節也會噴灑雄黃酒，小孩要掛香袋並在額頭上用雄黃酒畫一個“王”字；大人喝雄黃酒。

中國酒文化和詩歌、戲曲也有著豐富的聯繫，如“阮籍三哭”、“太白醉酒”、“武松醉跌”、“魯智深醉打山門”、“醉八仙”等，現代流行文化亦有以出現創作的功夫電影－醉拳等。

中國古代的酒又稱“醴”，傳統上多用果物製作，是一種甜度高、酒精濃度較低的飲料酒，因為味道甘甜所以常見古人愛飲酒，其實就類似現代人愛喝含糖飲料的習慣一樣，也因酒精濃度不高才會有千杯不醉之類的形容詞。日本自古以來受中華文化影響深遠，也保留許多古中華的文化典故，故在日本“醴”一字從古至今皆是甜酒的專稱，其他酒類都不能稱為醴。

中國在龍山文化時期出現了自然發酵的果酒；後來發展了將穀物糖化再酒化的技術；先秦時期出現了曲法釀酒；漢代以後發展了制曲技術；東漢引進了葡萄酒；宋代出現了藥酒；元代、明代出現了用蒸餾法釀製的燒酒。

《周禮》有酒正、酒人、漿人等官職的記載，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供）奉之”（出自《周禮·天官·酒人》），“酒正”是當時的酒官之長，《周官‧酒正》有五齊、三酒、四飲的記載。

儒家並不反對飲酒，但《尚書·酒誥》中反對過度飲酒。

早期道教並不嚴格禁酒，道教戒律《老君想爾戒》亦無禁酒之戒。後期的道教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之說，開始嚴令飲酒，《教主重陽帝君責罰榜》便作出“四酒色財氣食葷，但犯一者，罰出”。即便如此，往後的道家人物對酒仍無法忘情，長久以來，並無深刻執行戒酒紀律，但也提醒信徒喝酒不可過量。道教經典《太平經·丁部》則詳列出酒的害處，例如“凡人一飲酒令醉，狂脈便作”，“傷損陽精”，“或緣高墜，或為車馬所克賊”。酒醉之後，“或為奸人所得”，“縣官長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動皇靈，使陰陽四時五行之氣乖錯，復旱（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氣逆行”。但道教發展到魏晉之後，開始禁酒。

唐朝、宋朝官方默許或鼓勵飲酒，唐人飲酒非常多，李適之與賀知章、李進、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稱為“飲中八仙”。宋朝的皇室、士大夫因為經濟繁榮，以酒助興，風雅詩樂有美酒相伴，宋朝的酒文化發展到巔峰。

元朝由於實行開放的經濟政策，民間飲酒開始增多。泉州港成為進口外國酒的天堂。

明太祖建立“鄉飲酒禮”，是鄉州鄰里之間定期的聚會宴飲，也是明代地方教化的機制，每年正月、十月各舉行一次。清朝順治時又重新舉行鄉飲酒禮。

陳從周稱：“中國的文化，說到底一句話，園林、崑曲、黃酒。”金門高粱酒、少數民族小米酒為台灣地區較具代表性的烈酒。而中國大陸主要有茅台等。

中國酒文化不同於酒桌文化，酒桌文化雖然也是古代就有的，但在改革開放之後，勸酒越發沒有禮貌，已成為年輕人眼中社會積弊之一。

四大名醋中國醋都

粵菜

由於廣東處於我國大陸南部，位於南嶺之南，屬嶺南地區，北回歸線橫穿境內。它背山靠海，區域內有沿海、有內陸、有山地、有丘陵、有平原，也有一些小海島。海岸線長達3368公里，平原上河網交錯，土地肥沃，山地丘陵，樹林茂密。該地區處於熱帶、亞熱帶、，氣候溫和，雨量充沛，使得物產豐饒，四季富足，奇花異草遍野，珍禽野味滿山，海鮮水產生猛，瓜果時蔬常青，家畜家禽滿欄，糧油糖醬充足。廣東夏長冬短，天氣偏於炎熱，使得粵菜菜口味以清鮮為主，講究口感的脆、嫩、爽、滑，即清而不淡，清中求鮮。

粵菜的基本特徵有：1.選料廣、博、奇、精、細，鳥獸蛇蟲均可成菜。2.菜肴注重良好的口感，講究清、鮮、爽、脆、嫩、滑，有濃郁的嶺南特色。3.五滋六味，調味基礎；因料施味，味型鮮明；慣用醬汁，濃淡得宜。4.成菜講究刀工、火候，造型美觀。5.烹調技法以我為主，博採中外為我所用，尤其擅長軟炒、軟煎、軟炸、煨、燉、蒸、煲、熬、焗、鹵、浸等；烹調方法運用靈活，創新品種層出不窮。6.粵菜講究料頭的使用。7.廣州菜、客家菜、潮州菜相互交融，爭相輝映，各出其色。

廣州菜的特點有：選料精奇、品種眾多、範圍廣泛、口味講究清鮮爽脆嫩滑，技藝精湛，善於變化，尤其擅長炒、浸、煨、焗、炸、煲等烹調方法，自古有“食在廣州”的美譽。

客家菜的特點有：由於客家人在歷史上是由中原南遷的漢人組成，所以在飲食風俗上還多少保留著中原人的習俗。所以客家菜的主料突出，樸實大方，口味偏於濃郁，尤其擅長砂鍋菜，具有獨特的鄉土風味。

潮州菜的特點有：由於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潮州菜受到了閩南菜和客家菜等影響，以烹制海鮮見長，湯菜功夫獨到，擅烹素菜與甜食，滷菜也別具風味，口味清醇，注重保持原料的鮮味，偏重香、鮮、甜。

魯菜

山東省位於華北平原東部、黃河下游，其半島部分突出於渤海與黃海之間。境內平原、窪地及湖河水域佔總面積 的65%，余為山地和丘陵。該省屬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特點是夏熱多雨，冬寒乾燥。山東的烹飪原料豐富，海參有刺參、鮑魚、海螺、烏魚蛋、對蝦、黃花魚、魚翅、西施舌、扇貝、海蜇等；黃河、微山湖的淡水產品有鯉魚、甲魚、青蝦、螃蟹等。畜禽原料有魯西南肉牛、菏澤青山羊、壽光雞、微山湖的麻鴨等。植物原料名產有大明湖所產的蒲菜、茭白、汶上馬蒂、以及章丘大蔥、蒼山大蒜、萊蕪姜、膠東大白菜、濰縣蘿蔔、煙台蘋果、萊陽梨、肥城桃、東陵小棗、青州銀瓜等。調味品有濟寧玉堂醬園的黃醬、黑醬、味珍醬油；濟南天然醬油；洛口王村醋；羊口蝦油等。

魯菜源遠流長，風格高貴大方、曠達灑脫。

因為山東是中國古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的故鄉。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出土的紅紗陶、黑陶等烹飪器皿、酒具，反映了新石器時代齊魯地區的飲食文明。春秋戰國時期，魯國孔子提出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飲食主張，並從烹飪的火候、調味、飲食、衛生、飲食禮儀等多方面提出了要求，對齊魯的烹飪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北魏時期有一書《齊民要術》中有關烹飪的論述，對魯菜的形成和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魯菜以後歷經唐、宋、金各代的提高和錘鍊，逐漸北方菜的優秀代表。元、明、清時期，魯菜深入宮廷成為了御膳珍饈，並且遠播華北、東北和京津等地。《金瓶梅》和《水滸傳》都曾生動地描述過山東地區的市井飲食生活。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魯菜發展迅速，餐飲市場繁榮，傳統魯菜精品不斷被挖掘出來，又在消化吸收川、粵、蘇等地菜肴風味的基礎上，創製出一大批魯菜新餚。

魯菜由濟寧、濟南、膠東等地方菜組成。濟寧菜歷史久遠，選料講究，加工精細，素以烹制河鮮以及乾鮮珍品見長，同時宴席禮儀規格也莊重分明，具有中國傳統的宴席規格和特色。濟南菜以濟南為中心，流行於德州、泰安一帶。其烹調方法擅長爆、燒、炒、炸，菜肴以清、鮮、脆、嫩著稱。特別講究清湯和奶湯的調製。清湯色清而鮮，奶湯色白而醇，調製方法精美細緻。膠東菜以烹制海鮮見長，擅長爆、炸、扒、蒸等烹調方法。口味以鮮為主，偏重清淡，注意保持主料的鮮味。

總體上看，魯菜常用的烹調方法有炸、熘、燒、扒、炒、爆、蒸、氽、燉、燜、烤、熬、熏、拔絲等，其中尤以爆、炒最能體現魯菜快速成菜的特色。魯菜講究調味純正，以咸鮮為主，善於蔥、蒜，常用的味型還有咸甜、酸辣、糖醋、椒鹽、蒜泥、純甜等。

川菜

四川省（包括重慶市）位於我國西南的長江上游。地形為高原、盆地、山地，主要河流為長江及其支流。氣候受 地形影響，差異較大。東部屬於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具有冬暖、春早、夏長、和多雲多霧的特點；西部為溫帶，、亞熱帶高原氣候。四川、重慶的食物原料豐富而有特色，自古就有“天府之國”之稱。川渝地區盛產“三椒”（辣椒、花椒、胡椒），為其基本風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川渝菜有“一味一菜，百味百菜”之稱。川菜以家常小炒為主，渝菜以火鍋為主。

川渝菜以擅烹飪肉菜、禽蛋菜、水產品菜見長。在菜品形態上是古樸與精巧並重，新品菜藝術性較強。常用的烹調技法有：蒸、炒、爆、煸、炸、熘、煎、燒、燜、燴、氽、煮、燉、熏、鹵、拌、熗、腌、糟等數十種，其中蒸法使用廣泛，最能表現其用火特色的是小炒、干燒、小煎、干煸等技法。

川渝菜的常見味型有：咸鮮、咸鮮辣（家常味、蒜泥味、煳辣味等）、咸鮮甜酸（糖醋味、荔枝味等）、咸鮮麻（椒鹽味、椒麻味）、咸鮮酸、咸鮮麻辣味、咸鮮酸甜辣（魚香味）、咸鮮酸辣（酸辣味、芥末味）、咸鮮甜酸麻（陳皮味）、咸鮮甜酸辣麻（怪味）、甜香味等。尤其以麻辣、魚香、怪味更具特色。質感以嫩、酥、脆、糯、軟爛為主。

川渝菜菜式多樣、葷素並舉、湯菜並重、樸實無華，經濟實惠，家常性強，大眾氣息濃郁，具有深厚的食客基礎。

淮揚菜

淮揚菜是江蘇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菜的傑出代表。

江蘇菜主要由淮揚菜、金陵菜、蘇錫菜、徐海菜四個地方風味菜構成，影響遍及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在國內外享有聲譽。

淮揚菜以揚州、鎮江、南通、鹽城菜為代表。淮揚菜選料講究，製作精細，講究刀工，突出主料，力求鮮活，一物一味，注重火候，精於調湯、味道清淡。烹調方法以燉、燜、煨、焐見長，口味保持原汁原味，擅長制湯，清澈見底，濃則乳白，咸甜適中，其菜品鮮嫩、酥軟、清新味美、是中國國宴必備菜品。

除四大菜系外，中國菜肴還有許多風味流派，各有其濃厚的地方特色。少數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也形成了各自的飲食文化模式，曾出現了不少著名的菜肴風味流派，主要有清真菜、蒙古族菜、滿族菜、朝鮮族菜等。（西湖醋魚是浙菜）

中國歷史上，無論是科技還是文化，宋朝和明朝都是中華文化的巔峰時期，尤其是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文化最繁榮、經濟最昌盛、科技發展最快、社會變化最大的時期，歷史學家陳寅恪評價宋朝“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曉至湖上》、《百字令·秋光今夜》、《歸舟江行望燕子磯作》、《浣溪沙·甲戌年夏夢麴院荷花》等詩詞名篇，《樊榭山房集》、《漁光曲》等傳世經典，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嶽麓書社、中華書局、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西泠印社、中德文化協會等高校名社，都是歷史經過百餘年的耕耘與積澱留給世人的文化瑰寶。

以下是已經失傳的文化瑰寶：

永樂大典是中華文化最絢爛的瑰寶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類書。全書共22,877卷，11095冊，現今全世界僅存800冊左右，不到原書的4%。大典正本早已去向不明，今存僅剩的800餘冊全是隆慶元年（1567年）重抄完成的嘉靖副本。

《永樂大典》是中國最著名的古代典籍之一，編纂於明朝永樂年間，由翰林院大學士解縉、太子少師姚廣孝擔任總纂修，歷時六年(1403－1408年)編修完成。是迄今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

《永樂大典》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編纂的所有類書，保存了14世紀以前中國歷史地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百科文獻。共計22937卷、目錄60卷，分裝成11095冊，全書約3億7千萬字。比法國狄德羅編纂的百科全書和英國的《大英百科全書》都要早300多年，堪稱世界文化遺產的珍品。

公元1449年，南京文淵閣大火，《永樂大典》所據原稿付之一炬。後來1557年，宮中失火，收藏在南京文淵閣的《永樂大典》正本差點毀於大火。

明朝嘉靖年間重錄《永樂大典》后，有關《大典》的記載就很少見了，特別是永樂正本的下落更是人云亦云、變得撲朔迷離。

有人認為《大典》正本毀於戰亂或火災，早已蕩然無存。有人卻認定《大典》應該是被殉葬了，現在還有重現於世的希望。

顧炎武《日知錄》斷定《大典》“全書已佚”。張忱石《〈永樂大典〉正本之謎》羅列了《大典》正本去向的說法：“歸納起來，正本下落大體上存在五種說法。首先，毀於乾清宮大火……其次，毀於明亡之際……第三，毀於明萬曆宮中火災說……第四，藏皇史宬夾牆說……第五，殉葬說。……由於明世宗對《永樂大典》‘殊寶愛之’，筆者認為極有可能正本為其殉葬於永陵……”不過，第四種說法已經被現代測量儀器所否認，而殉葬說在考證時由於對明代皇帝葬禮制度的時間問題並沒有徹底弄清，事實上殉葬的可能性也不大。《永樂大典》正本應當早就毀於各種戰火，或在抄錄副本后無人看管而遭到腐蝕，而副本很可能並沒有抄錄完全，一部分毀於庚子事變中清軍和義和團火燒翰林院的大火之中。

蘭亭集序是另一種形式的中華文化瑰寶，其書法價值和藝術性堪稱一流。然而，蘭亭序原作的失蹤，是我國文化瑰寶的又一重大損失。

《蘭亭集序》被譽為古今第一書法作品，又名《蘭亭宴集序》、《蘭亭序》、《臨河序》、《禊序》和《禊貼》。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由書聖王羲之所作的序文手稿，記敘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的歡樂之情，抒發作者對於生死無常的感慨。蘭亭集序最後一次現世是在唐太宗時期，唐太宗得此瑰寶，命人大量臨摹。唐太宗去世后，《蘭亭集序》真跡從此消失，傳聞被唐太宗陪葬於昭陵。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

秦始皇將天下的殺傷性武器全部收繳攏來，鑄成12個銅人像，亦稱之為十二金人。這些金人身著外族服飾，身上彫刻著精細的花紋，置於咸陽宮司馬門外，日夜守護著秦王宮殿。

《三輔黃圖校注》引《三鋪舊事》云：“鑄金狄人，立阿房殿前”，意思是這些銅人，是巨人族狄人。

秦始皇時，有大力士名阮翁仲，相傳他身長1丈3尺，端勇異於常人，秦始皇令翁仲將兵守臨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後，秦始皇便將這12個銅人取名為翁仲。匈奴人來咸陽，遠見該銅像，還以為是真的阮翁仲，不敢靠近。於是後人就把立於宮闕廟堂和陵墓前的銅人稱為「翁仲」。

司馬貞的《索隱》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這12個銅人各重千石，秦代一石約摺合現今37.5公斤，以此推算，12個銅人就重達45萬公斤。

但遺憾的是，這12個金人如今已不見蹤影。

關於十二金人的去處，歷史上大抵有3種說法：

（1）項羽火燒咸陽，將其一併燒毀；

（2）十二銅人流落民間，於漢末被董卓銷毀十座用於鑄造錢幣，剩餘兩座又毀在前秦苻堅手裡；

（3）十二金人被始皇帝放入了皇陵，在地下繼續守衛著大秦始皇。

傳國玉璽為中國皇帝的信物，象徵正統皇權，是歷代皇帝夢寐以求的「天命」象徵物之一。秦始皇首制傳國玉璽后，歷經兩千餘年風風雨雨，皇權更迭，傳國玉璽數隱數現，自從五代時期王璽失蹤后，玉璽的下落至今無人知曉。

《後漢書》卷四十八記載：“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腢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

據說，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后獲得和氏璧（一說是藍田玉），秦始皇將其琢為傳國玉璽，替代遺失的「九鼎」作為天子的象徵。

據傳，玉璽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始皇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上寫“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蟲鳥篆字，由玉工孫壽刻於其上。又稱之為“天子璽”。根據記載和現存拓片，玉璽字跡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受命於天，既壽且康”以及“受（昊）天之命，皇帝壽昌”三種說法。其中，『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說法最可信。

據傳，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乘龍舟過洞庭湖，風浪驟起，龍舟將傾，秦始皇忙將傳國玉璽拋人湖中，祈求神靈鎮浪。玉璽由此失落。而八年後，華陰平舒道有人又將此傳國璽奉上。

傳國玉璽得之則象徵其“受命於天”，失之則表現其“氣數已盡”。《文獻通考》記載，“高祖入咸陽，秦王子嬰以璽降，其璽乃始皇藍田玉璽、螭獸鈕，在六璽之外。帝既誅項籍，即天子位，因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

由漢至唐，傳國玉璽均被歷朝帝王視為開國必備要素。唐末，朱溫篡唐后，天下大亂，群雄四起，歷經五個朝代，後唐廢帝被契丹擊敗，登樓自焚，玉璽也遭焚燒，下落不明。東晉諸帝渡江之後，因為沒有傳國璽，曾被北方諸政權譏諷為“白板天子”。

相傳，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劃分天下為九州，將各方諸侯、方伯進獻的金鑄成九座鼎。象徵天下一統，萬國歸一。“禹復為九州，收天下美銅，鑄為九鼎，以像九州。”

傳說鼎各重千鈞，九州的山川名物、奇禽異獸鐫刻於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徵一州，九鼎成為夏王國鎮國之寶。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陽城，表示夏王大禹是九州之主，天下從此一統。九州也從此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此外，大禹所鑄的九鼎，五鼎為陽，四鼎為陰。陽鼎以雄金製成，陰鼎以雌金製成。九鼎中注以水，能用來預知天象及國運之興衰。夏桀時，鼎水沸騰；周將亡時，九鼎皆震動，這些都是亡國之兆。

《拾遺記》引《春秋傳》說：”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像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佔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跡，代代鑄鼎焉。“

九鼎成為國之重器，是天命之所在，夏、商、周三代，九鼎一直被視為帝王最高權柄的象徵。鼎在哪裡，王權就在哪裡，天命也就在哪裡。兩千年中隨著王權的移轉，九鼎也隨之遷移。

夏桀失德，夏亡而傳於商都毫邑；商紂失德，商亡而傳於周都鎬京。周朝自認承襲夏朝，對九鼎十分尊重。周武王滅商后曾展示九鼎寶玉。周成王即位后，周公建京畿雒邑，將九鼎慎重地遷至新都，並由成王主持盛大祭禮，將九鼎安放在太廟之中。到周代末年，帝王德行衰弱，九鼎失傳。

有傳說九鼎入秦，也有說鼎亡於周火。另外一種傳說是九鼎沉於泗水，秦始皇、漢文帝都打撈過，卻沒有找到鼎的蹤影。“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九龍寶劍是乾隆皇帝陪葬的寶劍。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古董玩家兼藏家莫過於大清的乾隆皇帝。他在位60年，又當了4年太上皇，64年間廣收名畫古帖、珍異古玩。死後這些奇珍異寶與之同埋在裕陵的地下宮殿中。這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當屬放在他身邊的一柄九龍寶劍。

劍共5尺，劍柄特長，上雕9條金龍，象徵“九九歸一”。劍鞘用名貴鯊魚皮製成，嵌滿紅藍寶石及金剛鑽，堪稱價值連城。國寶被軍閥孫殿英盜出東陵后，顛沛流離，下落不明，成為歷史之謎。

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銅像原為圓明園海晏堂外的噴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間的紅銅鑄像，由宮廷西洋畫師義大利人郎世寧主持設計，法國人蔣友仁監修，宮廷匠師製作。1860年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火燒圓明園，獸首銅像開始流失海外。

目前，圓明園十二大水法中的十二大生肖獸首已經有8個回歸中國，其中龍首目前在台灣保存完好，不過蛇首、雞首、狗首、羊首則下落不明。

元代畫家黃公望為鄭樗（無用師）所繪，以浙江富春江為背景，全圖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當，被稱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

公元1640年代，清朝的順治年間，《富春山居圖》被宜興收藏家吳洪裕所得。吳擔心死後被人佔有此畫，竟在彌留之間將其付之一炬。

慈禧死後，被葬於清東陵定東陵，陪葬了大量的珍寶，最為珍貴的當屬她口中所含的那顆夜明珠。據說，這顆夜明珠合攏就是一個圓球，透出一道綠色寒光，比功率很高的燈泡還亮，而且還可以分開。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個詭異的功能，那就是可保持屍體不腐化。

1928年，孫殿英帶人盜取了慈禧的墓，並把她口中的這顆夜明珠帶走。後來，孫殿英為了躲避追究，把這顆價值連城的夜明珠送給了別人，從此夜明珠下落不明。有人曾對其進行估值，至少不低於8億元。

20世紀20年代，考古學家開始在周口店挖掘，發現了距今約60萬年前的一些完整的猿人頭蓋骨，定名北京猿人，也叫北京人頭蓋骨，是價值無法估量的珍貴化石。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考古學家在北京周口店的龍骨山上發現了一個頭蓋骨化石，被稱為“北京人頭蓋骨”，也是極為珍貴的化石，對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活動的研究，有著不可代替的價值。

二戰時期，為了防止北京人頭蓋骨落入日本人之手，就準備先將北京人頭蓋骨運送到紐約代管，戰爭結束后再取回來。但由於隨後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軍隊俘虜了北京、天津等處的美國兵，北京人頭蓋骨從此下落不明。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曾將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下落作為一件禮物送給中國政府。尼克松提供的線索是：“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極有可能在沉船“阿波丸”上。

《青囊書》是神醫華佗畢生的心血，書中記載了麻沸散等配方，以及各種治療疑難雜症的方法。但是由於華佗輕慢曹操，晚年遭到下獄。

華佗欲將自己的《青囊書》傳授給獄卒，但獄卒怕受華佗牽連，華佗沒有強求，將《青囊書》焚毀。《三國志》稱，《青囊書》只流傳下半頁殘卷，記載內容有五禽戲等。根據考證，今天流傳的五禽戲並非華佗所創，而是後人託名華佗發明的。

和氏璧又稱和氏之璧、荊玉。春秋時期，楚國有一位叫卞和的琢玉能手，在荊山裡得到一塊玉璞，呈給楚厲王、武王、文王去，均不被認可，而最終，文王命人剖開這塊璞玉，見真是稀世之玉，便命名為和氏璧。

和氏璧面世后，成為楚國的國寶，先後流傳至趙國、秦國。秦亡后不知所蹤。有一種說法是秦始皇將和氏璧製成了傳國玉璽，但無法印證。可信的說法是，和氏璧不知所蹤，而傳國玉璽則是由藍田玉所制。

隨侯珠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隨國的珍寶，也稱為“隨珠”，與“和氏璧”並稱為“春秋二寶”、“隨珠和璧”或“隨和”。

傳說隨侯在一次出遊途中看見一條受傷的大蛇在路旁痛苦萬分，隨侯心生惻隱，令人給蛇敷藥包紮，放歸草叢。這條大蛇痊癒后銜一顆夜明珠來到隨侯住處，說：“我乃龍王之子，感君救命之恩，特來報德。”這就是被稱作“靈蛇之珠”的隨侯珠。

《淮南子》有雲:“隨珠和璧，隨侯之珠，卞和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和“和氏璧”命運一樣，在劉邦滅秦后隨侯珠下落不明，民間最流傳的一種說法便是隨侯珠有可能隨秦始皇殉葬。

尚書是上古時期唯一留下來的史書，獨存了大量珍貴史料，我們現在所知的上古歷史，大都來自於此書。據說原書共100篇，而至今確定存世的，僅29篇，且被斷定基本為後人篡改的偽作。

孫武和吳起都是古代著名的軍事家。

而現在所知的孫子兵法僅有13篇，是為理論篇，另外有吳子兵法更只有6篇。但根據歷史考證，孫子兵法共有83篇，後面70篇是實戰篇，包括了陣法及戰例等實戰內容，而吳子兵法原文已經失傳，流傳至今的也是偽作，《漢書》記載為“《吳起》四十八篇”。兩本書一共應有131篇。另有一種說法，古人過於推崇孫武和吳起的兵法，所以將兩書合併為孫吳子兵法83篇，但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只能看到13篇極為抽象的理論篇了。

史記凝聚了司馬遷與其父兩代人的心血，堪稱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史書。遺憾的是，其中有十篇散佚，尤其是最重要的漢景帝本紀和漢武帝本紀兩篇。史記的讀者應該都知道，史記雖然號稱是通史，但有一半的篇幅講的是漢朝的歷史，即是司馬遷時期而言的當代史，皇帝的本紀是串聯起當時人物的核心史料，也是司馬遷的終極發揮。大多數人認為，是被漢武帝所毀。

後來班固的漢書中重寫了這兩篇，但無論是文學水平還是思想境界，都和史記相去甚遠。可見，同樣的史料，在不同的史學家手上，寫出的文章也會有迥異的藝術造詣。

關於《紅樓夢》的猜測和爭論一直都未停止。有人說，後半部有二十八回；也有人說，按原書節奏，150回都收不了尾。據周汝昌猜測，《紅樓夢》後半部的失傳與乾隆帝下令修訂《四庫全書》有關。實際上，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毀掉的書比《四庫全書》本身還要多。

《紅樓夢》寫的是家族興衰，其中後半部的“衰”，在全書中可謂是重中之重，遠比前半部重要得多。與斷臂維納斯有本質區別，維納斯斷的手是多餘的部分，斷了更美，是因禍得福，而《紅樓夢》則是狗尾續貂，高鶚的續書遠遠比不上曹雪芹的原著。

《廣陵散》為嵇康在被斬首前向世人彈出，為嵇康代表作，中國十大名曲之一。

嵇康在被殺前十分鎮定，彈奏出《廣陵散》，由於《廣陵散》從不傳授於人，嵇康嘆息；“《廣陵散》於今絕矣。”引頸就戮。

有好事者回家默寫出曲譜，但各版本互不相同，且今日的古琴家彈奏時發現出現音律不和、銜接不上等問題，通常學術界認為今天流傳的《廣陵散》絕非嵇康原作。

《周易》、《連山》、《歸藏》損失的篇幅巨大。其中，《連山易》全部散佚，魏晉之後，三本《易》書大多亡佚，僅存《周易》小半部分。民間傳說認為《易》書透露天機過多而被神明毀壞，這種說法姑妄聽之，其實並不可信。

《黃帝內經》不僅涉及治病、養生，其實還有涉及修鍊的內容，事實上《黃帝內經》出自道教。《黃帝內經》的《素問》第一篇《上古天真論》就提到“真人”說：“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真人”即神仙。由於這一部分為“敬鬼神而遠之”的儒家所排斥，后歷朝歷代都禁毀這一部分。

木匠的祖師爺魯班曾經作過《魯班經》，由於部分內容涉及詛咒他人的方法，為歷朝歷代禁毀，后萬曆年間有刻本，基本可以斷定為偽作。原書除宣揚迷信的部分內容外，實際上還有大量內容記錄魯班如何製造各種機括、農具、木工、兵器、雕刻的方法。

推背圖是古代政治預言奇書。相傳為李淳風、袁天罡所作，當作到第六十象時，袁天罡推了李淳風的背，道天機不可再泄，遂名之。為宋朝以後歷代禁毀，今存六個版本，互相矛盾，基本斷定為偽書。

原本儒家經典為“四書六經”，《樂經》是其中唯一全部缺失的一本。關於《樂經》的流傳，有多種說法。一種是認為，《樂經》已亡於焚書坑儒中的“秦火”；另一種是認為，《周禮·春官宗伯章》之《大司樂》為《樂經》；還一種是認為，本來就沒有《樂經》這部經。

《樂經》已亡於“秦火”觀點較為可信，採信的人也最多。不管出於何種原因，《樂經》的平白消失成為中國歷史一大懸案，也成為中華文化瑰寶中的永遠的缺憾。

中國人在古代發明了中國象棋、圍棋和五子棋等重要棋類遊戲。武術是中華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國也是古代足球的故鄉。中國還是相撲的起源地，司馬遷在《史記·黃帝本記》中曾記載：“蚩尤氏頭有角，與黃帝頭，以角抵人，今冀州為蚩尤戲。”直至公元七世紀，在允恭天皇的葬禮上（西元四百五十三年），中國派遣特使到日本表演素舞致意，被認為是中國相撲首次傳入日本，對日本原有的相撲造成一定影響。

主要有：中國象棋、圍棋、五子棋、武術、中國功夫、氣功、五禽戲、氣、蹴鞠、騎射、龍舟、鬥雞、斗蟲、相撲、投壺、御馬、擊鞠、放紙鳶、打馬球、打捶丸、打彈弓、八極拳、太極拳、噴火、踩高蹺等。

中國武術（英文：Chinese KungFu）分門派，各門派大多講究輕功。而蹴鞠則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

由傳說時代的神農嘗百草開始，中國的醫學源遠流長已數千年。重視臨床實驗和全面性的調整。百家爭鳴時期誕生的方技和醫家奠定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基礎。兩漢時期張仲景、華佗推動了中醫學的發展。中醫學分望聞問切四診，理論有寒邪、熱邪、中氣等。

中醫：針灸、中藥、氣功、推拿、導引、房中、食補。

藏醫、蒙醫、雲葯、苗醫。

從東晉衣冠南渡后，江南形成了特有的門閥政治和士大夫文化，其影響力大概為淮東、浙西、浙東，並大大促進了江南的開發，最終在宋代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而與之配套的則是文學藝術的高度發達。景德鎮瓷器、南宋官窯相繼出現，為宋元明清四代的瓷器文化最終的定型作出不朽的貢獻。有資料顯示，中國最早的瓷器，正是起源於南方。宋朝的經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繁榮、貧富差距最小的朝代，河北大學教授漆俠據此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朝代，沒有之一。”

古代中國使用夏曆、干支紀年，同時使用年號紀年，紀元第一年稱為元年，第二年稱為二年，以此類推。戊戌變法時康有為、梁啟超提出“孔子紀元”（也稱“孔子紀年”），以孔子出生時的公元前551年為元年。后劉師培提出“黃帝紀元”並受到宋教仁倡導，主張以黃帝登基時的年份為元年，民國時《民報》以西曆前2698年為元年。而《黃帝魂》則以公元前2709年為元年。《江蘇》等報刊以西元前2489年為元年。后經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總統蔣中正提倡，確立民國紀年，以1912年為元年。直到今日，一些機構仍然一直使用黃帝紀元，甚至有學者提出恢復黃帝紀元，社會上亦有恢復年號紀年的呼聲等復古思想。

中國自古被稱為禮儀之邦，《儀禮》、《禮記》、《周禮》等文獻記載了古代中國的各種情形下的禮儀，主要有五禮。現存主要禮儀如下：

由於在黃昏時分舉行，取陽往陰來之意，也稱昏禮。在現今部分農村地區依然保留了較為完整的中式婚禮，應國家提倡，也受到古裝言情劇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響應恢復傳統文化的號召，舉辦中式婚禮或中西結合式的新中式婚禮。中式婚禮常見的禮儀內容有交換庚帖、拜堂、飲合巹酒等，是繼男子的冠禮或女子的笄禮之後的人生第二個里程碑。吳越地區、粵府地區、台海地區等不同地域都有不同的婚俗禮儀，但都以三書六禮為主。

最初周公制定喪禮時，嚴格劃分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平民喪禮的停靈時間。時至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仍使用停靈三日的喪禮。

古代男子20歲為弱冠，需要行加冠禮以表示成年，冠禮內容主要是將男子頭飾更換為帽。

古代女子15歲至16歲（以成親年齡為準，最遲不超過20歲）達到及笄之年，需要改束髮為簪發，為笄禮。

揖禮即作揖，多為右手抱拳、左手貼於四指，用於見面時的禮節。

中國在漢唐時期，流行席地而坐，即有點像跪的坐法。後來這種坐法流行在20世紀之前的日本。

此外，中國古代講究禮制，任何事都不能違背禮制，很多現代人不懂禮制，因此將一些歷史中的大問題看成小節，卻不知違背禮制牽一髮而動全身，更有可能會摧毀政治平穩的局面。如宋代的濮議，明代的大禮議。

中國的傳統風俗習慣存在一定相似，但同時也存在差異。中國有句古話叫“十里一風，百里一俗”，以此來說明習俗風格隨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風俗分為民風和習俗兩個部分。

相似

從整個中國範圍來說，漢族大的習俗是大體相同的，比如都要過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端午節一般會舉行賽龍舟、插艾草辟邪、吃粽子等，但實際上各地的節日習俗不盡相同，另外日本、朝鮮半島、越南也有相似的風俗。

差異

婚喪嫁娶存在地域差異。如台海地區的婚俗有出洞房的習俗，吳越地區有擲扇和兩家並一家的婚俗，廣府地區有姐妹團的婚俗。

在春秋戰國時期，列國民風已經產生，《詩經》的《國風》詳細的記載體現了各國的民風。到了戰國，秦國人好戰勇猛、燕國人謙謙守禮、韓國人剛毅忠正、魏國人銳意進取、楚國人彪悍粗獷、齊國人精於生意、趙國人任性暴烈。同時，各國的美女也反映了當時的民風，如趙女嫵媚迷人且能歌善舞、楚女熱烈奔放且不擇手段、魏女溫婉賢淑且細膩溫柔、齊女玲瓏巧思且謀略超群。

當代的民風形成主要是北方經歷民族大融合、南方經歷衣冠南渡等事件后，如今日的江南吳越之地民風淳樸、溫文爾雅卻錙銖必較，嶺南粵地民風開放、偏執且剛直激烈，四川巴蜀之地民風熱情火辣，兩湖民風彪悍，北方民風粗獷，各地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四大發明火銃曲轅犁耦犁

從宋朝開始，中國的學術派別呈現出向理學、心學和永嘉學派的三足鼎立方向發展。宋學四派（金華學派、永康學派、永嘉學派、四明學派）交相輝映，至宋末元初，繼承者尤以東發學派最盛。至明朝，實學出現，中華文化在農學、水利、醫藥、地理、化學、語言學、考據學多方面發展，形成了《農政全書》、《魯班經》、《園冶》、《瘟疫論》、《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髹飾錄》、《天工開物》、《駢雅》、《蜀語》等作品。李時珍、王世性、宋應星、陳於陛、王世貞、方以智、楊慎、焦竑、張自列、李實等一大批學者。至明末清初，姚江學派之後的心學學派，以浙東學派和東林學派為最盛。

“士”起源自春秋戰國時代的讀書人，他們奔走於列國之間。而“大夫”則是西周封建制下受到分封的“卿大夫”，他們則是以做官為人生追求。士大夫因此指代讀書做官的人。士大夫選拔官員歷經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其身份分別從孝廉、門閥、寒族或平民出身，歷經了為家族做官到為社稷做官和孝父母到忠天下的思想轉變。

士大夫文化發展的巔峰是宋仁宗時期，這一時期的純儒，“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們以民生為己任，選擇優先忠於社稷和天下，這一時期的范仲淹、韓琦、富弼、文彥博、蘇舜欽、歐陽修、宋祁、包拯、張載、曾公亮、蔡襄、余靖、薛奎、魯宗道、蔡齊、李格非、趙挺之、宋綬、張觀、田錫、蘇紳、葉清臣、楊察、楊徽之、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范純仁、司馬光、王安石等，為人正直清介，有君子風範，為百姓鞠躬盡瘁，為真理前赴後繼。他們敢於直言進諫，敢于堅持自己的政見，不因私交而影響自己的理念，真正做到了忠於社稷和天下，限制君王的權力，為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仁宗盛治”打造好了非常良好的基礎。宋仁宗時期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君主政體所能達到的做理想的、最好的四十二年了，北京大學教授趙冬梅認為：“再好就不可能了，就必須有所突破了”。

但是，到了英宗時期，由於濮議中台官和諫官悉數被貶，台諫制度徹底崩盤，加上後來的新舊黨爭，北宋的士大夫集團和官僚集團中出現了巨大的分裂，南宋時期官場被官僚集團徹底把持。元朝政府一度廢除了科舉制，整個元代都不太尊重士大夫和文人，到了明代發明了廷仗，具有侮辱士大夫脊樑的意味，文人風骨雖有所復興，士大夫能夠以死捍衛公平正義，卻也爆發了東林黨爭，閹黨弄權，排斥忠良。至清代，南北黨爭和文字獄的出現，徹底壓制了士大夫文化，直到乾隆末年廢除文字獄后的道光年間，士大夫文化才有所復甦，民國時期出現了大量純儒，建國后士大夫徹底淪為過去式。當今社會普遍反對儒家思想的不良現象，值得深思。

中華民族精神在漢唐時期是昂揚向上的，到了宋明則變成鐵骨錚錚。元朝和清朝兩次非漢族統治扼殺了這些民族精神，特別是清代的文字獄，紅學家周思源認為，清代文字獄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一次重大摧殘，是對中華文化犯下的嚴重罪行。

華人的社會關係是一個典型的互惠型的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通常是以“家庭”的稱呼進行表達的，例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農家”、“醫家”、“縱橫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外交家”、“史家”、“野心家”、“陰謀家”、“帝王家”、“皇家”、“天家”、“武家”、“詩家”、“世家”、“大家”、“官家”、“公家”、“東家”、“洒家”、“酒家”、“渾家”、“闔家”、“親家”、“娘家”、“婆家”、“人家”等，以及“門閥”、“門第”、“妻室”、“妾室”、“繼室”、“外室”、“外子”、“內子”、“士族”、“庶族”、“寒門”、“豪門”等同家庭相關的稱呼，除了這些個之外還有諸如“書院”、“門派”、“宗教”等說法。

個人與社會的聯繫被稱作“關係”，而這種聯繫裡面的情感被稱作“感情”。華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儀”為核心的。這一傳統，最早的文字記載可以追溯到《周禮》。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的弟子整理出來的《春秋》，助推了“禮儀”在中國本土文化的發展。

“氣節”、”名節”是儒家文化圈社會獨有的，其中“名”、“利”都是華人看重的。

華人的社會關係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面子的概念。這一點，跟華人對權利、名利等的重視程度有很大的關係。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跟宗教或者自身修養等相關的概念。例如與道家有關的概念——“性分”和“時遇”之說，與道教或者道家相關的概念——自然等。這些概念亦影響了華人對事情及人物的觀感，往往以利害關係來判斷事情好壞。

和其他民族、社會習慣於把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比喻為大小箱子關係的觀點不同，華人更趨向於把社會關係比喻為“網”。因此，華人評價與他人的社會關係的好壞是親疏遠近而不是裡外。

自古以來，中華文化對中國周邊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相對獨立的中華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這一地區除了中國外，還包括日本、朝鮮、韓國、越南等國。

中華文化也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文化，以及科舉制度、四大發明、航海造船等等，是歐洲近代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源泉。

中華文化在古代曾經對周邊國家造成深重影響。一般把中國和收到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統稱為漢文化圈或者中華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是指中國以及受中國皇帝冊封的周邊國家或民族。這些中國周邊的國家或民族以文言文作為交流的媒體，從中國歷代王朝引進國家制度、政治思想並發展出相似的文化和價值觀。在政治方面，上述的國家或民族與中國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漢字文化圈的覆蓋地域與現代地域區分所指的的東亞地區有的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國、越南、朝鮮半島、琉球和新加坡等地，此外還包括世界各地保留著中華文化傳統的華人世界。通常日本學者也會把自己包括在“漢字文化圈”內，但也有部分日本人覺得自己是西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員。

日本文化是指在日本群島形成的獨特文化。日本文化在歷史上曾深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

朝鮮戰爭后朝鮮半島的南北對峙導致了南韓和北朝鮮現代文化的差異，但雙方傳統文化卻一脈相承。朝鮮半島在歷史上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是中國的朝貢國，因此朝鮮半島傳統文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不過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比，朝鮮半島的傳統文化略有不同和獨特之處。

越南北部（交阯）由於在歷史上曾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其文化特徵和中國文化非常接近，亦是漢字文化圈的一部分。越南南部（占城）由於是中國藩屬國，受到中華文化影響。

琉球國曾是中國的附屬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被日本佔領並長期進行殖民統治，今已成為日本自治領土，但琉球文化亦屬於中華文化圈。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屬於南洋，明清歷史上大批來自廣東、福建的移民到達南洋，這些華僑支援過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雖然是伊斯蘭國家，其國家主體民族為馬來人，但由於華人有自己的圈子，兩國的華人圈亦屬於中華文化圈。

關於孕育出中華文化的中國文明史，學術界有兩個爭議，一是關於中華文化是否從未中斷，有學者認為，中華文化雖然有三次幾乎接近中斷（幾乎中斷標誌是文人氣節的喪失，如大臣行跪拜禮）失傳（文革、滿清和蒙元），但所幸的是在此之後都得到了恢復（主要依靠反元復宋、反清復明和改革開放三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改革開放后）；而絕大多數人認為，中華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從未中斷過的文明。二是關於中華文明究竟有多少年，首先，國際學術界公認中華文明只有3500年，甚至部分國內學者也這樣認為，主要是因為考古資料尚無法完全證實夏朝的存在；其次，國內學術界部分學者認為中華文明史應當從有信史時計算，即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而此前的則屬於傳說時代；第三種說法是大眾普遍接受的5000年文明史。但無論是何種說法，中國文明都是所有文明中時間最長的之一。

中華文化的核心傳承區是中國大陸、香港地區和台灣地區。澳門地區因在400多年前的明朝時就被葡萄牙殖民，而先前又同中國大多數地區來往較少而沒有傳承中華文化，只是在1999年回歸之後受到輻射影響。香港地區則由於1949年國共內戰後大量學者如錢穆和作家如金庸遷居香港。而台灣地區則因為1966年起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得以傳承中華文化。而文革中文物建築雖然在大陸遭到浩劫，文化遭到破壞，但主體的書籍和建築都是在大陸地區保存，因此大陸的文化傳承總體沒有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