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洪幫

洪門以“忠義”二字為統治思想。組織形式仿效梁山泊，以“山”命名，例如太行山、終南山、九龍山、少華山、武當山、楚金山等。山下設“堂”，如忠義堂、忠信堂、仁義堂、洪順堂等。幫內均以兄弟相稱，沒有輩份之分。幫中執事分“內八堂”、“外八堂”。“內八堂”的職位是：“龍頭”(亦稱“山主”，有正副之分)，“坐堂”(左相)、“陪堂”(右相)、“禮堂”(掌管禮儀)、“執堂”(掌管總務)、“刑堂”(掌管刑法)，以及“盟證”、“香友”(均為客卿)。“外八堂”名義上有十排，計：一排“心腹”(“外江總督”)、二排“聖賢”(軍師，通常由和尚充任)、三排“當家”(掌管糧餉)、四排“金鳳”(亦稱，“金姐”、“四姐”，弟兄們的家室)、五排“紅旗”(掌管號令、執法)、六排“巡風”(巡營查哨)、七排“銀鳳”(亦稱“銀妹”、“七妹”，未婚女子)、八排“守山”(山口守將，通常以道士充任)、九排“江口”(山口水口守備)、十排“么滿”(衛戍)，十排中的四、七兩排為婦女散將，不入堂，故稱之為“外八堂”。入幫上山時，要交納錢糧，以三、三十六、一百零八為掭’准數，不能多，也不能少。“三"表示桃園三結義，“三十六"表示賈家樓三十六友(亦稱瓦崗三十六友)，“一百零八"表示粱山泊一百單八將。

青幫來源於紅幫。相傳有洪門中人翁某，錢某、潘某被清王朝收買叛變，把洪門反清復明之宗旨，改為安清保清，另立門戶，成立安清幫。安清幫不再以“忠義"為本，而以混雜的僧道俗“十三祖”為供奉的偶像。他們把過去的兄弟相稱，改為師徒相傳。組織形式，以幫命名，例如北方常見的“嘉白幫”、“江淮四幫”、“嘉海衛幫”等。安清幫香堂分大小兩種，大香堂供“十三祖”，有達摩、惠能、陸祖、羅祖……，以及創幫人翁、錢、潘等；小香堂只供翁、錢、潘三祖。安清幫的輩分，原定二十字，即“清靜道德，文成佛法，仁論智慧，本來自信，元明興禮。”到了清末，這二十個字用完，又添了“大通悟學”四字，即二十一輩至二十四輩。民國以後，幫中人又續添二十四個字，即：“萬象依皈，戒律傳實，化渡心回，普門開放，廣照乾坤，帶法修行。”在幫中稱之為“前二十四代”、“后二十四代”。

安清幫投靠清王朝以後，清廷責成安清幫護運軍糧，從杭州運到通州，沿運河設碼頭官，分段護衛。洪門視青幫為叛徒，洪門有一諺語：“由青轉洪，披紅挂彩；由洪轉青，抽筋剝皮。”由於長江航運原在洪門勢力範圍之內，所以洪門見安清幫護送的糧船就打，並曾殺害了不少安清幫的碼頭官。後來海運發達，糧食改由海道北運，運河失去作用，安清幫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轉而投向其他行業，如開設賭局、妓院、煙館、戲院、戲班、澡堂、茶樓、飯莊、旅店等等，以至走私販毒，販賣人口，或為軍閥、政客、資本家充當保鏢，打手、刺客等。安清幫遂演變而為結交官府，坐地分贓的惡霸流氓集團。

天津位處九河下梢，是水路運輸的中轉樞紐，船舶雲集，商業繁盛。航運行業是青紅幫的主要職業，因此幫會勢力隨之而來。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政府曾嚴令禁止“混混兒”打架鬥毆，並懲治了一大批流氓惡霸，從而幫會活動大為收斂。至一九二六年奉系軍閥褚玉璞進佔天津之後，青幫分子又大肆活動。原因是褚玉璞的軍警督察處處長厲大森，原在山東系青幫頭子，屬“大”字班(二十一輩)，來津后收徒不少。厲的徒弟白雲生更是大開山門，廣收門徒，如大惡霸袁文會即出自白的門下。從此青幫在天津的活動便囂張起來。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者進而企圖吞併華北，糾集青幫分子及其他流氓匪徒，組織“便衣隊”，在天津製造暴亂，曾幾次從日租界衝出，到東馬路、大衚衕、金鋼橋一帶，鳴槍騷擾，向天津市政府施加壓力。其中最猖狂的一次是在於學忠擔任河北省主席期間，省政府警衛部隊擊斃了一名進行挑釁活動的日本警察署特務張德祿，為此日本警察署向于學忠發出照會，責令緝捕兇手，為死者償命。隨後日本警察署唆使青幫頭子袁文會糾集其羽翼爪牙，為張德祿舉行出喪遊行，抬著張張德祿的血衣，沿東馬路，過東浮橋，再穿興隆街繞小關大街到金剛橋旁的省政府，高喊“為張德祿償命”的口號。于學忠的警衛部隊受命嚴陣以待，防範意外事件發生。這一群民族敗類未敢輕舉妄動，又抬著血衣返回日租界。“七七”事變日軍佔領天津以後，袁文會更加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寵信。他為虎作倀，利用青幫為日本效勞。在日本特務機關支持下，袁文會組織天津安清道義會，由“江淮四幫”“大”字班的吳鵬舉任會長(吳死後由鹽商王慕沂繼任會長)，副會長為袁文會、張遜之，“嘉白幫”“大”字班王大同任顧問。安清道義會的地點設在三岔河口金龍大王廟。安清道義會成為日本統治壓迫中國人民的御用工具。日本投降后，安清道義會解散。國民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指示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陳仙洲把青紅幫控制在手，並指派金玉波協助(金繫上海大流氓)。由於內部勾心鬥角，各派系醞釀多日也無法合作，只好分別成立兩個組織：一是忠義社(后改名忠義普濟社)，一是共濟社。忠義社由陳仙洲任理事長，張儉齋、朱佑衡任副理事長，姜般若任顧問，周大痴任常務理事。忠義社下設九個分社，大部分以腳行碼頭為主。共濟社以張遜之任理事長，參加者行業比較複雜，有妓院、戲院、澡堂、飯館的老闆以及一些地痞流氓。這兩個幫會組織，全屬於國民特務外圍組織。直至解放以後，這些組織才被摧毀。

天津的青幫頭目中，有所謂“東西北中四大霸”，即袁文會、劉廣海，佟海山、王士海。其他比較惡名昭著的有江湖騙子王大同，開杠房的魏子文(綽號“魏小辮”)，大連碼頭腳行頭子楊聚祥，東浮橋菜市腳行頭子翟春和(綽號“翟瞎子”)，小劉庄擺渡口的把頭張鳳樓，東站腳行頭子馬金龍，飯店業年光垚，旅店業高步雲，戲院業李吟梅，影院業楊季隨，妓院業李萬有等，此外還有一些專搞“腥賭”(且騙人賭博)的如李連城、王雲波等。紅幫頭子有姜般若。

殺人越貨、淫亂無倫

一九四0年冬，我由於工作上的需要，經天津日租界“紅帽衙門”(日本憲兵隊)特務劉恩第的介紹，結識了袁文會。當時袁文會住日租界閘口街北口，是一所二層樓房，內有四方大院(後來袁搬到亨得利衚衕)。我和他往來接觸約計七、八個月的時間，在他家中結交了青幫中的許多人。我清楚地了解到袁文會是一個殺人越貨、淫亂無倫的亡命徒，甘心充當漢奸特務出賣國家利益的民族敗類。他的羽翼是一群趨炎附勢、為虎作倀、捧場架勢、卑鄙無恥之徒。袁文會的叔父袁八，早年在日租界蘆莊子鴻義棧開設賭局，袁文會從十來歲時就在袁八的賭局當一名小夥計，以賣崩豆蘿蔔為幌子，為賭局站道報風。稍長，拜天津青幫頭子白雲生為師。白雲生是“通”字班，二十二輩，袁文會是“悟”字二十三輩。袁入幫后，又拜日租界警察署(俗稱“白帽衙門”)偵探長劉壽岩為乾爹。袁在幫內結交了一夥流氓，整天在一起鬼混。當時日租界乃藏污納垢之地，坑人害命的行業遍布各處，例如賭局、鴉片煙館、明妓暗娼，土匪小偷窩子等等。這些害大魔窟全在青幫分子控制包庇之下。袁文會等人進財之道不斷增加，幫派勢力日益膨大，逐漸形成日租界的一霸。袁文會奪了賭局，又奪車站碼頭。在三十年代，天津的鴉片走私活動相當猖獗，多從西北一帶運來。說是走私，實際上是半公開的活動。彼時在綏遠省有禁煙善後局，是收購販運鴉片的機構，運津時派有士兵押車，到天津東站“下貸”時，必須買通車站的幫會頭子，才能運往日租界交收貨人，否則必然橫生枝節。

血拚

一九三五年天津日租界發生了一場青幫血拚事件，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因為袁文會稱霸逞強，八面進財，與另一青幫頭子劉廣海發生矛盾，雙方都想尋找機會制伏對方。日租界有個、萬國公寓，是袁文會一伙人的“窩子”，有一天劉廣海率手下幾個人到萬國公寓辦事，與袁文會的人相遇，發生誤會而動起武來。在鬥毆中，劉廣海手下大將宋國柱(綽號“宋禿子”)被袁文會手下的郭筱波捅了一刀，因流血過多，當場斃命。劉廣海以寡不敵眾，乘人不備偷偷溜走，得以逃命。日租界警察署聞訊趕來，立即通知天津地方法院驗屍，追緝兇手。劉廣海向天津地方法院控告袁文會行兇殺人，法院傳訊袁文會，袁拒不到案，派其羽頂替出庭。劉廣海揚言不肯善罷干休，法院對袁文會下了拘票，袁經其乾爹劉壽岩的介紹，前往大連“避風”。由於袁文會賄通法院，此案一拖再拖，最後不了了之。袁文會避居大連期間，結識了日本特務小日向，彼此過從密切，袁進一步投靠了日本帝國主義。後來袁文會返回天津，經小日向的介紹，與日本憲兵隊曹長蒔苗拉上關係，被派任日本憲兵隊特務隊長。小日向也經袁的介紹，參加了青幫，拜“嘉自幫”“大”字班王大同為師，得以插手控制青幫。在日本侵華期間，袁文會利用其幫會組織，不遺餘力地為敵人效力此外，袁文會還在日軍指使下，改編土匪武裝，自任大隊一長，直接受日軍指揮。“袁部隊”經常在天津周圍的農村竄擾，以搜索八路軍為名，搶掠燒殺，魚肉鄉里，人民對其恨之入骨。袁文會還有仗勢巧取豪奪，走私販毒，拐賣人口，蹂躪婦女等方面罪行，罄竹難書。袁的一生，可謂之惡貫滿盈，壞事做絕。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袁文會被其仇人劉廣海手下的高玉璞扭送警察局，又移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看守所拘押，后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經天津肅奸委員會起訴后，法院僅僅判了他。七年徒刑，直至天津解放后，人民掌握了政權，才被判除死刑，償還了欠人民的血債。

劉廣海是天津西頭人，早年在西頭南大道大酒缸衚衕。以賣柴草為生，后拜青幫頭子王文德為師，又收羅很多羽，在西頭灣子一帶很有勢力，成為一方霸主。因爭權奪勢與袁文會發生嫌隙，終於在一九三五年演出萬國公寓鬥毆事件，其手下大將宋國柱被袁文會手下人殺害，劉、袁兩派更加勢不兩立。一九三七年日本佔領天津以後，袁文會得勢，串通日本憲兵隊，將劉廣海逮捕。劉越獄逃跑，奔往上海，又避居香港，直至日本投降后才重返天津。這時袁文會已被關押，劉得意洋洋，成為天津的青幫頭子。一九四八年國民在天津建立參議會，劉廣海以其幫會勢力，撈得個參議員身分。國民的參議會本來就是個御用工具，一個流氓頭子當上了參議員也是不足為奇的。在天津解放前夕，劉廣海逃往香港。

佟海山是在天津河東郭莊子長大的，從小便到處胡作非為。他是青幫頭子王如興的弟子，“學”字二十四班輩。他手下一有一夥嘍羅，專門盜竊鐵路運輸物資，號稱“黑旗隊”，當時在河東地道外一帶地區，稱王稱霸。

王士海是天津丁字沽人，其父系封建腳行把頭，王士海子承父業，稱霸於丁字沽、堤頭一帶。王士海及其弟王士江為爭奪腳行，曾殺害腳行把頭李六，逃匿於日租界，託庇於日本人及幫會勢力，逍遙法外。日軍佔領天津以後，王士海認賊作父，成為日本侵略者壓迫奴役中國人民的幫凶。大約在一九四一年，天津鐵路警務段的日本特務頭子阿部，授意王士海組織特務隊，負責維護京山、津浦、京漢等鐵路沿線的治安。這個特務組織命名為“義俠隊”，王士海任隊長，總隊部設在河北賈家大橋(現河北區文化館)，下轄四個大隊，約有五、六百人，都是王士海的徒弟。“義俠隊”在鐵路沿線，對群眾任意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燒殺搶掠，敲詐勒索，無惡不作。

簡介

王大同，山東沂縣蘭陵鎮人，自幼失去父母，為當地基督教會一外籍女牧師收養，后將他攜往國外讀書，到二十多歲時，被派往南洋群島一帶傳教。

青幫“老狐狸”

二十八歲時來到上海。他在上海見到幫會勢力很吃得開，便冒充青幫，自稱在南洋傳教時曾拜南洋商船主鄭老闆為師，並說鄭是“嘉白幫”二十班輩，他是“大”字二十一班輩。當時在上海還沒有他這麼高的班輩，杜月笙、王曉籟、黃金榮等人的班輩都比他小。王大同更以他善於應酬的權術，又能說英、法、德等國語言，因而名聲大噪。王大同廣收門徒，從他的一九四三年的收徒登記冊來看，編號約計二萬二千多號，說明已收徒二萬多人，張宗昌、楊宇霆、何應欽、陳覺生、馮司直等許多軍政界人物都在其收徒名冊之內。王大同哄騙訛索的手段多種多樣，在青幫中被稱為“老狐狸”。王大同在天津倫敦飯店也設過香堂口，在華蔭南里有他的住宅。這個人裝束怪異，道貌岸然，而訛詐有術，勒索有方，是一個手法高超的江湖騙子。

姜般若是天津紅幫頭子，還是個小有名氣的文人，又篤信佛教。我和他並不太熟悉，只在北京章夔一擺香堂時見過一面。日本投降后，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陳仙洲奉戴笠之命，在天津重建青紅幫組織，我當時是稽查處的秘書，曾有機會接觸一些青紅幫頭子，在陳仙洲辦公室里又與姜般若相見。後來我才知道姜般若與陳仙洲稱為知己，姜在國民里資格很老，據說曾和孫中山在一起照過合影，後來屬於汪精衛一派。由於他在社會上較有聲望，所以很受幫中人的尊敬。忠義普濟社成立以後，他出任顧問。他在天津還辦了一個育德學院。姜般若在天津也設過香堂口，擺過多次香堂，上山的人多系小知識分子。

上海青紅幫頭子 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

黃金榮愛錢，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這是三人的性格特點。

“流氓大亨”黃金榮

黃金榮（1867—1953）浙江餘姚人，字錦鏞。早年在上海當學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當巡捕。后勾結帝國主義、官僚政客發展封建幫會勢力，成為上海青幫最大的頭目，門徒達1000餘人，操縱販賣鴉片、賭博等罪惡勾當。1927年組織中華共進會，參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同年辭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職務。1928年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政府少將參議、行政院參議。抗日戰爭時期寓居上海，拒絕出任偽職。抗日戰爭勝利后重新從事幫會活動，但是權勢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國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流氓大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上海灘里的特有產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貧寒，但又不學無術的流氓，利用幫會勢力，網羅門徒，成為 地方一霸。這些人無孔不入，在舊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權勢相加，左右 逢源，一路而為上海聞人。對於這些人，老百姓給他們一個綽號，叫做“流氓大亨”！而舊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頭號大亨，當推黃金榮。

黃金榮（1868－1953），字錦鏞，小名和尚，綽號麻皮金榮，祖籍浙江餘姚，生於江蘇蘇州。系舊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幫頭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張嘯林）。清光緒18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員，直至警務處唯一的華人督察長。倚仗帝國主義勢力，在上海廣收門徒，欺壓民眾。1927年與杜月笙、張嘯林等積極支持並參與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將參議及行政院參議。

黑吃黑

黃金榮自幼不愛讀書，稍長與地痞流氓交往。為了加強租界內的治安，法國駐滬總領事白早脫和公董局總董白爾研究決定招募120名華人巡捕。黃金榮曾當過裱畫匠，后又在上海縣衙門裡做過一陣子捕快，這時黃金榮聽說進了巡捕房當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無量，他不甘寂寞，便決定去碰碰運氣。這一年，他才22歲。他來到設在公館馬路法租界總巡捕房報名應試。也許是他那強壯的身體佔了便宜，他居然給錄用了。進了巡捕房后，黃金榮就跟著法國巡捕的屁股後面，挨家挨戶去徵收“地皮捐”、“房屋捐”，還要到越界築路區為新建的房屋訂租界的門牌號碼。在這些工作中，他表現得格外賣力，還參與鎮壓那些不願意動遷的農戶、墳主和抗議加捐的小東主活動。由此，他就被警務總監看中，一下就由華捕提升為便宜，也就是包打聽。提拔后的黃金榮被派差到十六鋪一帶活動。這時候的他，一身便裝，成天地泡在茶館店裡，喝喝茶、吹吹牛，從中收集情報，聯絡眼線，也算是一項工作。莫看黃金容人長得五大三粗，但腦子蠻活絡。他用“黑吃黑”、“一碼克一碼”的手法，網羅了一批“三光碼子”，即那些慣偷、慣盜、慣騙分子給他提供各類情報，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還製造假象，用賊喊捉賊的辦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國巡捕房的街對面有一家咸貨行的一塊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飛。老闆急得六神無主。這時，有人就對那個老闆說對面的黃金榮破案子“交關靈光”。老闆進了巡捕房就直接點名找黃金榮破案。誰知，不等黃金榮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癟三就敲鑼打鼓地將那塊招牌給送了回來。由此，黃金榮名聲大噪。其實，這全是黃金榮在幕後一手策劃、導演出的一出醜局。

升為領班

不久黃金榮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強盜班二個部門的領班。不過，

黃金榮在任期間還真的破過幾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國總領事的書記官凡爾蒂偕同夫人去太湖遊覽。沒想到竟遭到了那裡土匪的綁架。法租界聞訊后，就派黃金榮前往營救。黃金榮找來了手下的小嘍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頭領“太保阿四”、“豬玀阿美”，便輕而易舉地將這一對“法國肉票”保釋了出來。還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蔭人的參謀長楊知候帶了六箱古玩、字畫到上海來。不料，一出碼頭就被人盜走。為此，松滬護軍使何豐林特請黃金榮協助追查。結果，不到半天黃金榮就將原物如數追回。在當包打聽的生涯里，最令黃金榮得意的還是偵破法國天主教神父被綁架案。為此，法國東正全權大臣授予黃金榮一枚頭等金質寶星。法國巡捕房提升他為唯一的一個華認探督察長，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給他當保鏢。從此以後，黃金榮更是飛揚跋扈、膽大妄為，成為地方一霸。

不動黃金榮

實際上，對於上海的幫會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為我所用，黨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確的方針，即只要他們不出來搗亂，不干擾上海解放后的社會治安，老實接受改造，就不動他們。特別是對於黃金榮、杜月笙這樣的幫會頭面人物，“觀察一個時期再說”(劉少奇語)，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亂”(周恩來語)，這樣對全國大局有利，對恢復上海經濟發展有利。

陳毅市長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漢年副市長，

都忠實地執行了這一正確的方針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見黃金榮，向他說明既往政策不變，但希望他能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實認罪，以求得人民群眾在某種程度上的諒解。

“黃金榮掃大街”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聞報》、《文匯報》刊出了《黃金榮自白書》，結果非但沒有平息群眾的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風波，已如前面所述，“黃金榮可殺不可留!”的口號響徹上海灘。黃金榮在“自白書”中，自稱“自首改過”、“將功贖罪”、“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云云。上海灘第一大亨的“懺悔”，在當時轟動一時。不用說，對穩定社會秩序，震懾幫會殘餘勢力起了不少作用。隨後，黃金榮響應政府的改造號召，開始掃大街。

黃金榮掃大街”的新聞不脛而走，傳遍世界各地。舊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這一消息，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留在上海，躲過一劫。考慮到國內外的反響，對黃金榮的這項“改造”措施只是象徵性的並沒有持續下去，畢竟他已是風蝕殘年的老人。兩年後，這個曾在上海灘顯赫一時的人物，因發熱病倒，昏迷了幾天，就閉上了眼睛。時年86歲......張嘯林(1877—1940)，乳名阿虎，原名小林，后更名寅，慈溪庄橋(今屬江北區)人。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移居杭州。早年遊手好閒，鬥毆滋事，與流氓為伍，為當地地痞。後進武備學堂讀書，結識張載陽。民國初，結識上海英租界流氓季雲卿，隨季至滬，后拜上海青幫“大”字輩樊瑾丞為“老頭子”，與黃金榮、杜月笙結為把兄弟，並稱“上海三大亨”。1920年，三人合股開設“三鑫公司”，販賣鴉片，逼良為娼，橫行霸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組織“中華共進會”，率“敢死隊”冒充工人，襲擊工人糾察隊，旋被蔣介石委為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委會少將參議。1932年經杜月笙推薦，充任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監事。抗戰爆發后，指使徒眾組織“新亞和平促進會”，收購軍需物資資敵，大發國難財。1939年附逆投敵，籌建偽浙江省政府，擬出任偽省長，因遭國民黨軍統暗殺(未成)作罷。次年1月被軍統收買的貼身保鏢林懷部刺斃於上海。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幫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鏞，號月笙，出生於江蘇川沙（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南杜家宅。四歲以前，母父相繼去世，先後由其繼母和舅父養育。十四歲到上海十六鋪鴻元盛水果行當學徒，日夕與流氓、歹徒為伍，又嗜賭成性，不久被開除，轉到潘源盛水果店當店員。后拜青幫陳世昌為老頭子。陳世昌是小東門一帶的流氓頭子，綽號“套簽於福生”，在青幫中屬“通”字輩，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輩。由於陳世昌等人的關係，杜月笙獲得機會進入黃金榮公館。他機靈詭詐，善解人意，很快獲得當時法租界華探頭目、黑社會頭面人物黃金榮的賞識，成為其親信，由佣差上升為鴉片提運，並負責經營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公興俱樂部。

因善於糾合同夥，勾結軍閥，他成為鴉片提運中最有勢力的一個。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與軍閥當局庇護下，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運，勢力日大，成為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擔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比起黃、張來，杜月笙確實高明一些，他善於協調黑社會各派勢力之間的關係，善於處理與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善斂財，會散財，他通過販賣鴉片、開設賭檯等活動，大量聚斂錢財，然後，又以這些不義之財，籠絡社會上各種人物，從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幫會骨幹，無所不有。由於他在上海善待下台總統黎元洪，黎元洪的秘書長特撰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干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黨羽吹捧為“當代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買人心的事情。他持續多年購買預防傳染病的藥水，送到浦東老家，按戶免費發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區發生災害，他必定出面組織賑濟。他有時裝出維護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調解勞資糾紛。他一改傳統**身著短打、手戴戒指、捲袖開懷的打扮，而是四季身著長衫，打扮斯丈，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形象。他附庸風雅，廣結名流，大學者章太炎、名士楊度、名律師秦聯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充當打手。4月11日晚，他設計騙殺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隨後又指使流氓鎮壓工人糾察隊。他因此獲得蔣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雖是虛銜，但有助於提高社會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1929年任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創辦中匯銀行，涉足上海金融業。通過結交金融界徐新六、陳光甫、唐壽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銀行業務頗為興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鄉買地五十畝，大興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舉行家祀落成典禮和“奉主入詞”典禮。儀仗隊有五幹人之眾，自法租界杜公館出發，長達數里，巡捕開道，鼓樂震夭。杜祠開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蔣介石、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上海市長張群等在內的黨國要人都送了匾額。排場之大，靡費之巨，極一時之盛。1932年，杜月笙開始組織恆社， 1933年2月25日，舉行開幕典禮。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社名取“如月之恆”的典故，名義上是民間社團，以“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效忠國家”為宗旨，實際上是幫會組織。杜月笙藉此廣收門徒，向社會各方面伸展勢力。恆社初成立時，有一百三十餘人，到1937年達五百二十餘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市社會局。新聞界、電影界等許多方面的人士都參加進來。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協會會長。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8月，又發動進攻上海的八一三事變。上海人民與全國人民一樣，投入英勇悲壯的抗日鬥爭中。在全國人民抗日要求推動下，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他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援會。他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中共將領。他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外國進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贈送給八路軍使用。

上海淪陷后，杜月笙拒絕日本人的拉攏，於1937年11月遷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活動。他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門徒協助軍統特務刀劈了大漢奸、偽上海市長傅筷庵。1940年他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這是在國民黨支持下的中國各幫會的聯合機構，杜月笙為主要負責人，由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之總龍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杜月笙遷居重慶，建立恆社總社，向大後方發展勢力。他組織中華貿易信託公司、通濟公司等，與淪陷區交換物資，藉此中飽私囊。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杜月笙於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舊部，重整旗鼓。這時，由於租界已被收回，國民黨勢力可以公開活動，幫會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參議會選舉議長，杜月笙經過多方活動，雖然以最高票當選議長，但因國民黨不那麼支持他，所以，他當選后馬上辭職。此後，他致力於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聞等各業中發展勢力，擔任各種各樣的董事長、會長、常務董事、校董達六七十個。

1948年，蔣介石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蔣經國到上海實行市值改革，發行金圓券，要求民間將所持法市外幣及金銀一律兌換成金圓券。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沒有完全照辦，被蔣經國以投機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個月的徒刑。經過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勢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連獲大勝，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攜家倉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