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文化

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繼短暫的秦朝之後出現的朝代，分為“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與“東漢”（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兩個歷史時期，後世史學家亦稱兩漢。西漢為漢高祖劉邦所建立，建都長安；東漢為漢光武帝劉秀所建立，建都洛陽。其間曾有王莽代漢自立的短暫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學者亦將蜀漢列入漢朝的延續而將其歸入漢朝的一部分，認為蜀漢作為地方割據政權延續漢室，如此漢朝滅亡則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說法均將由蜀漢昭烈帝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歸入三國史中。

荊楚文化是漢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最基礎的文化類型之一。它主要分佈在長江中游的廣大地區，是當時劉邦誕育地區的本土文化。豐邑原為宋國屬地，后曾在此設都（故豐縣有“漢高故里，古宋遺風”之稱）。

齊魯徠文化即儒學文化。其地域是以泰山為中心的黃河下游地區。這一地區主要從事於農業和蠶絲織業，並因臨海而富於魚鹽之利，故而形成了這一地域的文化和習俗特徵。“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斗，勇於持刺，故鄉人者，大國之風也”；“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

對劉邦而言，荊楚文化、齊魯文化都是爛熟於心的，推崇與否都是因時勢而定的，表面上的好惡並不代表著文化層次的厚薄。確切地說，漢文化的很大成份來源於齊魯文化，即儒學文化。

中原文化即華夏文化。這種文化主要產生於黃河的中游地區，在這一地區有著突出的較文明的農耕文化，而且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均較為發達，成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搖籃。

關中文化即三秦文化。這種文化觀念產生和形成於黃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這裡膏壤千里，以田為上好稼穡，多大賈，農耕文化形成較早。

北方文化亦即燕趙文化。這種文化觀念主要產生於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時期的趙國、中山國、燕國以及以北的地區。這一區域文化與中原文化有相同之處，且受塞外匈奴的游牧文化的影響，顯得更加雄渾粗獷，賓士豪放。

除了上述五種文化主體之外，還有巴蜀文化、吳越文化、嶺南越族亞文化等，都曾對漢文化的形成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同時更多的則是受後來漢文化的影響，形成了中國全國一統的“大一統漢文化”。漢朝建立前，中國廣大地區所存在的文化差異，極大地限制了區域交流和各項事業的發展。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在李斯等人的倡導下，雖然對戰國時期“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文化現狀進行了改革，但這項工作並非像戰爭那樣在一朝一夕之間就能夠改變，而是要經過較長時期的潛移默化才能夠使八方文化融為一體，諸子百家互相滲透，最終凝聚成中華民族的文化――漢文化。漢字、漢語、漢文化來自百族，又影響八方，對中華民族的鞏固和發展產生了千年不衰的深遠影響。

• 傳承變化

漢朝初建，承襲秦法，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卻恢復了春秋戰國時代，各家並立的狀態，因為秦朝滅亡后，學術思想的研究障礙已解除，雖然秦朝的“挾書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呂后時才廢除，但實際上未廢除前，政府對學術思想的研究，是不太過問的。戰國時代的儒、法、道、陰陽、縱橫五家，在漢朝初期依然活躍，但在中期以後，由於政府的提倡，學術界變成以研究經學為主。

漢代的治國思想。漢代在立國時用法家之法，又用道家黃老思想為主，文景時期，並輔以儒家和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不僅強調無為，還注重禮與德的作用，既承認法律的重要性，又堅持約法省簡，務在安民。而從漢武帝之後，統治者又確立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並輔之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輔”，即先用德禮教化，教化無效再施之以刑罰。這種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成為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漢宣帝曾有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便是這種思想的精闢闡述。

早在秦始皇焚書坑儒所毀壞的很多文獻，通過漢代學者的記錄得以重現，包括五經當中的古文尚書，也是這時候發掘整理出來的。漢初的經書，全由私人傳授，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經學成為學術主流，經學家也愈分愈多。由於不同學者對經書的理解與記憶有所不同，經學也被分為不同流派。宣帝時期，在太學中立學官的，《易》有三家，《書》有三家，《詩》有三家，《禮》有一家，《春秋》有兩家，共十二博士。東漢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學者都尊崇其師以及學說，世代不替，因此學派的區分，日益嚴格。

兩漢的儒家，雖然尊崇孔子，不過也受到陰陽學家的影響，因此他們的學說，開始出現宗教的迷信色彩。例如京房易專重卜筮，大小夏侯尚書喜論五行之說。武帝時，董仲舒治公羊，著春秋繁露一書，其中也有不少離奇的話，此外他也提出“天人感應”，敦促君主施行仁政。成帝時的劉向，治穀梁，也多次以禍福附會其說。總之，這些學者認為天降的祥瑞或災禍，全是受到人事的影響，尤其是君王的賢愚勤怠，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由於武帝以來，君王的權力已經大為提高，唯一還有所顧忌的便是天災異變，當時學者常使用這種論調來批評當時朝政。

西漢末年，儒學附會陰陽學說后，天象人事的比附，演變為“讖諱之學”的出現，內容更為奇特。讖緯大都出於當時人之手，而偽托為古人的著作。這種神話思想的風行，使得儒學的人文精神和實踐精神遭到敗壞，也造成王莽篡位的理論基礎，光武帝同樣因為圖讖，最終建立東漢王朝，統一天下后，由於他特別篤信讖緯，在處理政務遇到紛爭，猶疑不定時，常常借重讖緯來幫助決策。又在建武中元元年（56年），又曾經正式“宣布圖讖於天下”，進一步確定圖讖作為法定經的地位。讖緯神學的尊嚴得到政治權力的庇護。造成當時“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因此讖緯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甚至超過了經書。後來曹魏代漢，也造作讖言“代赤者，魏公子”，“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利用民間讖緯迷信，以實現政權的更替。

西漢晚期，劉歆發起研討古本經籍的運動，他根據漢代陸續發現的古文經書，如春秋左氏傳、古文尚書、逸禮等，另立解說，此外他也將毛詩也列為古文，與今文家相抗衡，引起“今古文之爭”，他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經書，更主張設置上述四經博士，不過為當時今文家所反對，立學官的事，終告失敗。不過民間研究古文之風大盛，學者輩，明帝時的賈逵，桓帝時的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到東漢晚期，古文經學走向發達，今文經學日益衰微。古文學最大的貢獻，是把經學從今文家的荒誕迷信的經說，引導考據訓詁之途。

• 龍鳳文化

“龍鳳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是繼承和發展了夏商文化的一個部分，是炎黃先祖所尊崇的圖騰。夏朝、商朝之後，龍鳳的形象在華夏民族的心理上越來越偉岸豐彩，詩詞歌賦、器皿飾物無不體現出龍鳳呈祥的吉瑞之象。時至今日，雖沒有人再將自己封為“真龍天子”，但“龍的精神”，即那種叱吒風雲、駕馭自然的神偉形象，依然活動在每個人的心中，鼓舞著人們奮發向上，拼搏進取。

• 著作

兩漢崇文，大一統的鼎盛帝國，要求用文學來歌舞昇平。於是一種以譜寫帝王和都市生活為主的文學樣式——辭賦便應運而生。賦是兩漢最流行的文體，是一代文學的標誌。其體式導源於荀子的《賦篇》，並吸收了楚辭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漢初賈誼、淮南小山的賦，尚未脫楚辭形跡，被稱為騷體賦；枚乘的《七發》奠定了漢代大賦的形式格局；至漢武帝時代，獻賦誦賦風氣大盛，產生了一大批賦家。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極寫帝王苑囿之盛、田獵之樂，稍後的揚雄，有《甘泉》《羽獵》諸賦。這些賦寫得鋪張揚厲：多以歌功頌德為宗旨。到了東漢，班固的《東都賦》《西都賦》，張衡的《東京賦》《西京賦》仍是散體大賦中的煌煌巨作。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國強勢不再，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用辭賦來抒情志、來刺時世。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蔡邕的《述行賦》等是這方面的名作。他們的創作突破了大賦原有的體制，對以後魏晉時期的抒情小賦和唐宋時期的散文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 詩歌

中國西漢初至東漢末大約400年間的詩歌創作，包括文人創作和民間歌謠，以兩漢樂府和東漢末年的文人五言詩成就最高。漢代詩歌是在《詩經》《楚辭》和秦、漢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致經歷了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創作、從樂府歌辭到文人徒詩即“古詩”、從四言體到五言體、從騷體到七言體、從敘事詩到抒情詩的發展過程。漢武帝時期，正式建立樂府官署，由精通音樂的李延年充任協律都尉，負責制定樂譜和訓練樂員，同時大規模地搜集民歌配樂演唱。樂府官署的設置，使漢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漢代文人詩壇特別冷落的情況下放射出異常絢爛的光彩，從而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繼《詩經》《楚辭》之後的第三個重要發展階段。

• 漢樂府民歌

漢樂府民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其中有些詩揭露了官僚貴族的豪奢與殘暴，反映了勞動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現了漢代社會尖銳的階級對立，傳達出被壓迫人民憤怒反抗的呼聲；有些詩反映了戰爭和徭役帶給人民的痛苦和災難；有些詩反映了青年男女的愛情和棄婦的痛苦哀怨；還有些詩反映了社會動亂給人們帶來的不幸等等。在藝術上，漢樂府民歌多採用敘事的形式，具有較強的故事性和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語言樸實凝練，不事雕琢；句式上靈活多樣，有四言、雜言，而其最大貢獻是開創並完成了五言詩的形式，不僅影響到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創作，而且直接為建安詩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漢樂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書·樂志》和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中；漢代文人詩主要保存在《史記》《漢書》《後漢書》以及南朝梁蕭統《文選》、南朝陳徐陵《玉台新詠》中。逯欽立輯有《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

• 楚歌

與漢樂府民歌比較，漢代文人寫詩的很少。西漢文人詩主要有以劉邦《大風歌》為代表的楚歌，傳統典雅的四言詩以韋孟《諷諫詩》等為代表。直到東漢時期，在漢樂府民歌的影響下，文人五言詩才開始出現。班固的《詠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詩。其後文人五言詩如雨後春筍，如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趙壹的《刺世疾邪詩》等。其中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最高成就的，是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詩中所抒發的大都是他們失志傷時、離愁別怨及人生無常的憂憤情緒，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因此在民間廣為流傳，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詩的典範。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稱譽它為“五言之冠冕”，給予極高的評價。

• 散文

兩漢散文創作的成就很高。漢初賈誼和晁錯的政論散文，思想敏銳、直言時弊、文采飛揚。後期至東漢的散文雖有駢偶化發展的傾向，但能夠保存漢初關注現實，指摘時弊的文風。而兩漢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史記》開創了紀傳體這種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編寫體例。它敢於批判、敢於歌頌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為人們所稱道。從文學的角度看，司馬遷以飽滿的情感和豐富的歷史知識，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使它成為中國傳記文學的典範。如《項羽本紀》中的項羽，《李將軍列傳》中的飛將軍李廣，《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藺相如等。《史記》刻畫人物的高超技巧，變化多樣的謀篇布局和語言的非凡表現力，都對後世敘事散文起到了示範作用。魯迅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兩語熱情地評價《史記》傑出的史學和文學成就。可以和《史記》相提並論的是班固的《漢書》。《漢書》記事詳細，寫得也頗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準則，來寫入記史，顯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遜於《史記》。

• 漢賦

漢朝文學的特點就是在當時有許多人寫“賦”。漢賦的內容主要是歌功頌德，而且篇幅很長，現代人幾乎沒有人去看漢賦。寫漢賦的高手有：司馬相如，張衡，杖乘。

史書

《史記》：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國偉大的文學成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記敘歷史的著作。《史記》分為五部分，是：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紀傳體通史。《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漢書》：《漢書》是東漢時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歷史著作，由東漢史學家班固所著。《漢書》起自漢高祖劉邦，止於平帝、王莽，寫了西漢王朝二百多年的歷史，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班固的父親班彪，繼《史記》之後，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繼承父業，完成《漢書》一百卷。班固死時，《漢書》的八表和《天文志》還沒有完成，後來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補寫。《漢書》大體上沿襲《史記》的體例，只是把《史記》的世家併入列傳，改書為志，共分紀、表、志、傳四類。《漢書》十志的規模比《史記》的八書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藝文》四志，是《史記》沒有的。

• 建安文學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漢沛國譙（今亳州）人曹操組建青州兵，挾持漢獻帝，統一北方，社會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學修養，由於他們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學有了新的生機。在當時建都的鄴城（故址在今河北省臨漳縣境內），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詩、賦、文創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詩歌，吸收了漢樂府民歌之長，情詞並茂，具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末的社會現實以及文人們的思想情操。因發生在漢獻帝建安時期，故後人稱這一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核心是三曹。

• 服飾

這一時期服飾的衣料較春秋戰國時期豐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發展。特別在漢代，隨著輿服制度的建立，服飾的官階等級區別也更加嚴格。秦漢服裝面料仍重錦繡。綉紋多有山雲鳥獸或藤蔓植物花樣，織錦有各種複雜的幾何菱紋，以及織有文字的通幅花紋。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張騫奉命兩次出使西域，開闢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陸路通道，成千上萬匹絲綢源源外運，歷魏晉隋唐，迄未中斷，史稱“絲綢之路”。於是，中華服飾文化傳往世界。自秦而漢，深衣有了一些發展和變化。從東漢社會上層來看，通裁的袍服轉入制度化。秦代服制與戰國時無大差別，保中國服飾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漢男女服裝，仍沿襲深衣形式。不論單、綿，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縫連為一體，上下依舊不通縫、不通幅；外衣裡面都有中衣及內衣，其領袖緣一併顯露在外，成為定型化套裝。下著緊口大褲，保持“褒衣大裙”風格。足下為歧頭履。腰間束帶。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漢代有了輿服制度。史書列有皇帝與群臣的禮服、朝服、常服等20餘種。服飾上的等級差別已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①冠服在因襲舊制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區分等級的基本標識；②佩綬制度確立為區分官階的標識。"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織錦上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八個字。

• 飲食

中國飲食文化的豐富時期，歸功於漢代中西（西域）飲食文化的交流，引進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黃瓜、菠菜、胡蘿蔔、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於馬糧，萵蓮（即萵筍）、大蔥、大蒜，還傳入一些烹調方法，如炸油餅，胡餅（即芝麻燒餅，也叫爐橈）。東漢時期，淮南王劉安發明豆腐，使豆類的營養得到消化，物美價廉，可做出許多種菜肴，1960年河南密縣發現漢墓有大畫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東漢還發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動物油，叫脂膏，帶角的動物油叫脂，無角的如犬，叫膏。脂較硬，膏較稀軟，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實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後植物油的品種增加價格也便宜。

在飯、菜的食用上都有嚴格的規定，通過飲食禮儀體現等級區別。如王公貴族講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麥，魚宜漲，凡君子食恆放焉”。糧食有稻、小麥、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筍、藕、菱角以及梅、楊梅、梨、柿，棗、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屬於獸類的有黃牛、綿羊、狗、豬、馬、兔、梅花鹿；屬於禽類的有雞、野雞、野鴨、雁、鷓鴣、鵪鶉、鶴、天鵝、斑鳩、鷸、鴛鴦、竹雞、火斑雞、鴞、喜鵲、麻雀等；屬於魚類的有鯉、鯽、鱤、刺鯿、銀鯝、鱖等。此外，隨葬的食品和飲料還有雞蛋、各種餅食和酒。烹調時使用的調味品有鹽、醬、豆豉、糖、蜜、曲、醋等。而貧民的日常飯食則以豆飯藿羹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有菜肴二十餘種。“凡王之饋，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瓮”。這說明，進獻王者的飲食要符合一定的禮教。《禮記·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間平民的飲食之禮則“鄉飲酒之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飲酒，是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在這種慶祝會上，最受恭敬的是長者。

禮儀產生於飲食，同時又嚴格約束著飲食活動。不僅講求飲食規格，而且連菜肴的擺放也有規則，《禮記·曲禮》說，凡是陳設便餐，帶骨的菜肴放在左邊，切的純肉放在右邊。乾的食品菜肴靠著人的左手方，羹湯放在靠右手方。細切地和燒烤的肉類放遠些，醋和醬類放在近處。蒸蔥等伴料放在旁邊，酒漿等飲料和羹湯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成干肉、牛脯等物，則彎地地在左，挺直的在右。這套規則在《禮記·少儀》中也有詳細記載，上菜時，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於左手上；上魚餚時，如果是燒魚，以魚尾向著賓客；冬天魚肚向著賓客的右方，夏大魚脊向賓客的右方。

在用飯過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縟禮。如共同吃飯時，不可只顧自己吃飽。如果和別人一起吃飯，就要檢查手的清潔。不要用手搓飯糰，不要把多餘的飯放進鍋中，不要喝得滿嘴淋漓，不要吃得噴噴作聲，不要啃骨頭，不要把咬過的魚肉又放回盤碗里，不要把肉骨頭扔給狗。不要專據食物，也不要簸揚著熱飯，吃黍蒸的飯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圇的喝湯，也不要當著主人的面調和菜湯。不要當眾剔牙齒，也不要喝沾漬的肉醬。如果有客人在調和菜湯，主人就要道歉，說是烹調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醬類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說是備辦的食物不夠。濕軟的肉可以用牙齒咬斷，於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個要撮作一把來嚼。吃飯完畢，客人應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債物的碟子交給旁邊伺侯的主人，主人跟著起身，請客人不要勞動，然後，客人再坐下。

漢代的飲料主要為茶；酒渾濁，度數很低。漢代開始利用腌制的方法保存水果。

漢代的藝術活動，繼承和發揚先秦多種形式藝術與技術的基礎，造形意識從萌芽逐漸趨於成熟；西域與佛教外來藝術的傳入，更豐富漢代繪畫與雕刻的題材與技法，表現出極高的原創性。無論陶兵馬俑、歌舞俑還是畫像石、畫像磚，工匠懂得雕刻這些作品的人、神、獸。工匠除了用特殊的藝術手法塑造和描畫古代著名人物、神仙妖魔和珍禽異獸，也能以寫實的手法描繪當時生活中的達官貴人、文臣武將乃至工匠農夫。

• 工藝美術

陶俑：漢代陶俑的最高水平表現在歌舞俑上。西安出土的舞女俑，扭動腰肢，揮舞雙臂，挪動舞步，正在輕歌曼舞。舞女身穿舞裙，纖細的腰上束著寬腰帶，兩條寬大的舞袖隨風擺動，像長而輕的紅綢。這座塑像體態輕盈，動作優美富於動感；舞衣和長袖柔軟而飄，顯得非常生動。從歌舞俑的造型來看，漢代工匠已經確實掌握人像塑造的技巧，尤其是人物在運動時，肩、胸、腰、腿的變化關係，給人像注滿活躍的生機。

石雕：漢代最具代表性的石雕為霍去病陵墓石雕。內部有馬踏匈奴、卧馬、躍馬、卧虎、卧象、卧牛、石蛙、石魚、野人、野豬、石蟾、母牛與小牛，人與熊等造型。

青銅器：由於近代以來，漢代青銅器大量出土。這些青銅器有兩個特點：一、青銅器出土的地域非常廣大，除了文化發達的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外，偏遠的雲南、貴州、廣東等地，也發現精美的青銅器。二、青銅器的種類比較齊全，既有皇親國戚墓葬里的豪華器具，也有一般墓葬里的各式生活用品，還有雲南、貴州等地各民族的具有充滿地方特色的青銅器。

繪畫：繪畫品類繁多，帛畫、壁畫、畫像石、畫像磚，異彩紛呈。漢朝帛畫作品極多，然而流傳下來的已幾乎無存，唐朝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就指出漢朝帛畫數量繁多，然而經天災人禍后毀壞極為嚴重。能見到的漢代帛畫作品是出自漢墓的“非衣”、“銘旌”（旌幡）等隨葬品。這是時下所見最早的記錄現實生活的大型繪畫作品。惜剝損較重，只能觀其大略。最完整的為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描繪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而長沙楚墓出土的帛畫《龍鳳仕女圖》，是中國最早繪畫作品之一。西漢壁畫的幻想氣氛相當濃厚，從已發現的洛陽墓室壁畫來看，題材多集中於青龍、白虎、朱維等方位神，荷花，靈芝等仙草，還有日月星象、後龍升天、乘風成仙等神話內容，其風格與戰國帛畫有承襲關係。東漢墓室壁畫雖然以仍然以升天、避邪、鬿福為主要內容，但是加強繪畫的人文因素，表現生活的場景明顯增多。畫像石在漢代陵墓地面建築的石闕、石亭祠的壁面上，地下建築墓室的石構件上，往往雕刻出各種人物故事、生活過程和動植物形象，人們一向稱之為“畫像石”。漢代畫像磚的數量上雖然沒有比畫像石多，但仍有其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漢代畫像磚是由戰國和秦代的瓦當、空心磚上的畫像演變而來的。

書法：漢代的主要書寫文字為隸書，從泰代隸書發展而來。“隸書”又稱“佐書”、“古隸”、“今隸”、“八分書”。隸書具有以下特色：一、隸書的最大特點是由直線構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連接的圓轉，有時又有逆向書寫的線條組成，而是由散開而平直方折的筆畫構成，凡逆筆都變為順筆，書寫起來不僅順手，而且快速。二、筆畫難以呈現具體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質從此消失，而且形體多已不合六書原則。三、漢字發展至隸書已經徹底“符號化”。隸書對大、小篆加以省略、簡化，結構單純許多，就是做為日常生活書寫工頁，不啻為一大進步。另外篆隸形成中國書法藝術主流，漢代時期，隸書漸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書寫字體，隸書的出現奠定現代漢字字形結構的基礎，成為古今文字的分水嶺書法。隸書經過兩漢的發展后，又發展出另一種字體“楷書”，最後成熟於唐代。

• 樂舞戲劇

音樂：西漢初年，先秦雅樂已多數失傳，但民間音樂在上層社會上中頗為盛行。他們尤其喜愛楚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楚漢戰爭末期，西楚霸王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對著虞姬唱出《垓下歌》。張騫通西域后，把西域的摩訶兜勒曲和蒙古的北狄樂帶回中國，當時樂官李延年據以製成“新聲二十八解”，聽到的人都大受感動。從此，中國的音樂在民間音樂和外族音樂的互相交融下更加彭勃發展。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音樂有古樂和胡樂之分。古樂是指上古以來的傳統的本土音樂，胡樂則指從外族胡人吸收的音樂。另外漢武帝時設樂府，採集許多民間歌謠與外來歌曲后，在東漢末年，出現琴曲《垓下歌》，表現出中國古代音樂的陽剛之美。

舞蹈：漢代舞蹈是以楚舞與中原舞蹈、中原與西域舞蹈的結合為特色。它改變先秦以來縱向承襲為主的格局，開闢縱橫吸收、交流、結合發展的新局面。由於西域和西南越等少數民族樂舞、雜技、幻術的傳入，表演性質舞蹈技藝的大幅提高，著名舞蹈作品和舞人的出現，樂府對民間樂舞的廣泛採集，舞蹈表演活動普遍興盛起來，出現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舞蹈藝術發展的高潮。

戲劇：中國戲劇在漢代處於發展階段，漢代民間的各種演出總稱為“百戲”，包括歌舞、雜技、武術等各類伎藝形式。秦二世就有“角抵”戲，到了漢朝蔚為風行。張衡《西京賦》描繪，就有角抵戲，提到“東海黃公”，“戲”里一個演員扮黃公，以紅綢束髮，佩赤金刀；一個演員扮成猛虎。博斗的結果，黃公被虎咬死。表演為代表體，顯示出簡單的戲劇性，可以視為中國戲劇的胚胎。

• 建築

漢代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上，是承先啟後的時代。漢代建築有以下特色：一、布局和結構均勻、對稱。二、門窗變化自由，有多種樣式出現。三、頂部舒展而優美，基部氣派而穩固。四、充分利用其他造型藝術，使繪畫、雕塑等各方面藝術裝飾於建築。五、木料的框架總是顯露出，建築物的基本輪廓。六、城市規劃嚴謹方整。七、園林布置靈巧別緻。

漢代聞名於世的建築，如：兩都長安、洛陽和成都的建設，大量宮室、離宮、苑囿的興建，長城防禦體系的延伸與修繕，大規模營造陵墓、壇廟等等。其面積廣大、數量亦多，達到前世前所未有的地步，形成中國建築發展史上的高峰。漢代生產技術的發展和鐵工具的大量使用，對建築上的材料與應用，甚有幫助。

西漢時期已經開始使用絲絮和麻造紙，是紙的遠祖，而東漢時的蔡倫改進了造紙術，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紙。造紙術成為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東漢張衡製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夠預報地震的候風地動儀。落下閎等人制定的《太初曆》第一次將二十四節氣訂入曆法。張仲景因《傷寒雜病論》而被尊為中華“醫聖”、中醫之祖。而史書記載華佗更是世界上最早採用全身麻醉的醫生（其真實性受到陳寅恪等的質疑）。公元前一世紀的《周髀算經》及東漢初年的《九章算術》則是數學領域的傑作。其中，《九章算術》是對戰國、秦、漢古代社會創立並鞏固時期數學發展的總結，列有分數四則運算、今有術（西方稱三率法）、開平方與開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數值解法）、盈不足術（西方稱雙設法）、各種面積和體積公式、線性方程組解法、正負數運算的加減法則、勾股形解法（特別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數的方法）等籌算方法，形成了一個以籌算為中心、與古希臘數學完全不同的獨立體系。漢代也是中國最早發明瓷器燒造的時代。這個時期還發明了蒸餾法、水力磨坊、現代馬軛和肚帶的原型、漆器、用於冶金的往複式活塞風箱、出現於漢末的獨輪車、水車和弔橋。造船已經採用了防水隔艙、多重桅和船尾柱舵，並且開始使用羅盤。此外，血液循環也是首先在此時發現。兩漢時期，中國的冶鍊技術也有長足的發展和進步，鑄錢技術成熟，如三銖錢、五銖錢等。彩繪工藝獨特，如馬王堆所出土的帛書彩繪，各種生活用品齊全，如有“漢代魔鏡”之稱的銅鏡，煮鹽技術也不斷提高，兩漢出現了蒸餾酒，釀酒水平臻於完美。農業技術大幅度提高，東漢早期出現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漢朝也是中國宗教的勃興期。佛教在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白馬寺是中國第一間佛寺。道教也是在東漢時期宣告形成的。東漢末年，道教分為兩大流派，一支為太平道；另外一支為天師道，亦稱為五斗米道（張道陵創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內部還有一個大支派，以于吉為教主，在長江下游地區傳播。

由漢高祖劉邦奠基而發展起來的漢朝文化，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發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無論對中國、對世界都曾產生過並將繼續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漢朝文化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代表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它所形成的影響則滲透到中華民族發展的方方面面。

1.漢朝文化的形成是衡量民族興亡的一個標誌；

2.漢朝文化揭示了政治經濟的基礎地位；

3.漢朝文化對家族觀念、倫理道德影響深遠。

總之，博大精深的漢朝文化是一個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體。它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種類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統”文化，因而也就顯示出十分的廣泛性和適用性。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個性和鮮明性，是使民族統一、國家統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輝典範，其功績之大、影響之深是任何一種文化都無法比擬的。因此，作為華夏民族“核心文化”的漢朝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象徵，它凝聚著中華民族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鬥爭精神，仍將會對中國、對世界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漢朝漢人不同的地域風俗文化，推動了漢人漢文化與其周邊民族文化的交融，促進了漢人和周邊民族的融合，使漢朝成為歷史上漢族形成發展的重要時期。

漢朝漢人注重淵源於古代華夏的先世血緣傳承，積極發展和周邊民族的交融。漢朝漢人不同的地域風俗文化，不僅鞏固了不同地域上的漢人團結統一，而且也對周邊民族起著有力的吸引和聚合作用。在封建統治者的策動下，通過儒家思想的統理，漢朝形成和出現的漢人不同地域風俗文化，“隨君上之情慾”而對周邊民族進行著“移風易俗”的教化，成為周邊的一些游牧民族，及江南和東南沿海的百越民族，學習、接受漢人漢文化，逐步融合於漢人漢文化的便捷途徑。

漢朝的幅員空前遼闊、制度完備，主體民族漢人的人口眾多、分佈廣泛。漢朝周邊各民族紛紛學習和接受漢文化，源源不斷地融入於漢人漢文化之中，使漢朝漢人的發展，如同滾雪球似地越滾越大。

在中央王朝的疆域內，主體民族漢人和主流文化漢文化，一方面有力地吸引和影響著周邊民族和周邊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極大地吸納和融合了周邊民族及周邊民族的優秀文化，不斷地發展和壯大了漢人漢文化。漢武帝時，累世生活在北方和西部的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長期在東南沿海“飯稻羹魚”的百越支系吳越、東甌、閩越和南越等稻作民族，不都是經由學習和接受漢人漢文化，逐步融合於漢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