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失足者
搶救失足者
目錄
搶救失足者運動
康生是搶救失足者運動的主要發起人
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雖然被迫停止了秘密地濫捕，但他仍堅持“左”的做法。他說：
首了。我們的頭在特務的刀子底下滾來滾去”。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坦白”運動繼續迅
猛發展，“坦白”者越來越多，到七月九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了問題。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
失足者”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號召：“現在是緊急的軍事動員時期”，“無論青年人
、中年人，無論男人、女人，無論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地為敵人服務，我們共
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不要再為敵人第五縱隊服務了！”“不要放鬆一
秒鐘的時間。失掉這個最可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康生這個報告，
曾被稱為“恐怖的信號”。這個報告把反*鬥爭推到了高潮：從延安到各根據地，從黨、
政、軍、民、學、機關、團體到市民群眾，從城市到農村，直到監獄內，由此開始了“全
線進攻”，大搞坦白檢舉。
李維漢回憶說：“在康生報告的第二天，七月十六日召開搶救大會。”“在短短十多天
中，召開了三次大會。第一次以“坦白”號召“坦白”，“把張克勤請來作“坦白”，這
叫作思想發動。第二次是歡迎和勸說，勸說“回頭是岸”，歡迎上台“坦白”。氣氛極為
緊張。如文書科的一個女同志，在“搶救”她時，滿頭大汗，緊張極了”。“第三次是控
告，由邊區銀行行長黃亞光控告一個工作人員。場內群情激憤。如果有人提建議處以死刑
，也是一定會得到擁護通過的。”當時，台下還高喊：“捆起來，捆緊點！”監獄的情況
更嚴重。據當時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的陝西省地下黨員朱子彤回憶：“搶救運動開始，各
窯洞都發了康生的“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學習了這個文件就亂了套，窯洞內大搞“車輪
戰”，都在公開案情，分析、規勸。”“徹夜地揭發、分析、規勸，不達目的，規勸不止
，逼著大家交待問題。”有時還押著被關押的人去參加機關的搶救大會，促使他們交待問
題；有時組織被關押的所謂“頑固分子”到群眾大會上去“坦白交待”，給他們施加壓力
。張宣回憶：“搶救運動擴展到群眾中后，保安處領導要我到延安市民的“搶救”運動大
會上“現身說法”，坦白自己的“特務”問題。這也是為了進一步向我施加壓力。我對他
們說：去是可以，但我在會上先要聲明：我本來不是特務，是保安處領導布置的任務，叫
我來講的。他們聽了，把我教訓了一頓，要我嚴肅考慮。過了幾天，問我考慮好了沒有？
我說我去不合適，我只能是那個辦法。我既要服從組織，又不能欺騙群眾。他們又發了一
頓脾氣。一天，他們派人押著我去參加延安市民的“搶救”大會，我向押我的人說，我要
講的內容前幾天早就說過了。到了會場我一直往台上走，押我的人一把拉我下來，怕我講
上面的話，便又把我押回了保安處。”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搶救”運動中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信現象
，並且手段繁多。
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麓為馬。
當時的情況，是以主觀推論代替調查研究，將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將許多青年知識分子
幹部，都主觀肯定為特務分子，以為既有嫌疑，定是特務；既是特務，在我區域內必有組
織；既有組織，必有頭子；既有頭子，必有領導機關；既有領導機關，必有中層下層組織
。因此對每一個嫌疑分子，或特務分子，一定要逼出龐大的特務系統，供出許多特務關係
，然後才信為坦白徹底。康生常常拍胸膛說；“看某某那個樣子就象個特務。某某要不是
*細，把我康字顛倒寫。”甚至說有的女同志“長得那麼漂亮，不當特務，誰當特務！”
等等。他不僅懷疑抗戰初期進邊區的青年知識分子，而且還迫害一些老幹部。如對中央組
織部的一個老同志，因為在北平上學時，跟一個牧師學過外語，就被整成“義大利特務”
。把一個在一九三五年坐過國民黨監獄的老同志打成“叛徒”。平時，他可以任意指定任
何一個機關學校送幹部去受審查。一次他讓李維漢先後送到邊區政府的三個幹部，結果只
放回兩個，一個音信杳無。
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取口供。
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個人是
漢*，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讓她
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她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倆條大蛇到她窯洞里。她被嚇得按照小
說“雙城計”里的情結胡編一套假口供。康生說要“犯人”反省“那些最不願意叫人知道
，最對不起黨，最怕人說的，人家一說就翻臉的事情”。當誘逼出大量口供后，康生又說
：“犯人供出那麼多問題，誰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怎麼能不追查呢？”他教干
部號召“犯人”坦白后一律寬大處理。有幹部問：是不是對交待好的寬大釋放。他馬上說
：“不是這個意思，難道你們不會說坦白不徹底，交待不清楚，交不上卷嘛”。他還教審
訊人員向“犯人”提一萬個為什麼？使“犯人”永遠答不完。康生還發明一種叫被審查人
員“填月表”的辦法。就是突然讓被審查的人當場填寫每個月的歷史，如果記不清或填寫
的內容和過去交待有出入，就以“特嫌”論處。有些地方提出“五分種解決問題”，搞“
坦白競賽”等。
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
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
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杠子、打耳光、空
舉甩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
，活活折磨至死。
至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后，逼、供、信更為嚴重。據一個
縣委擴大會意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
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了
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
央秘書處六十餘人，也挖出了拾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
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特務”。
據當時任靖邊縣委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回憶；“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
肉體的折磨有時交*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
威脅，甚至誘供。比如說承認后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藉等等。”“肉體上的有
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在一次批鬥陳元方時，由於他拒不承認是“
特務”，便被五花大綁，整整四十八個小時才給解開繩子，他的兩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
色，兩隻手腕被繩子勒過的地方，開始腐爛。繩痕一直到建國后還沒有蛻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