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欖型社會

從全球視域來看，世界上許多的現代化發達國家都是這種結構，當然也正是這種結構鑄就了許多國家今日的發達和輝煌。因為，龐大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具有對社會貧富分化較強調節功能和對社會利益衝突較強的緩衝功能。一個社會的理想類型是衣食有餘、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我們必須默認人的稟賦能力差異和社會對效率的“選擇性激勵”，所以所謂人間的富窮都必然相對地存在，而正是人際效用比較所體現出的正常差異才會推動社會的進步。同時，這種“差異”並非無限度地拉大，也並非一定要製造出兩個對立的階級才會推動歷史的進步，那種過分的貧富分化所造成的事實和教訓在歷史上已經不無領教。假如仍然處在“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狀態之中，那麼貧富分化所導致的階級對立肯定會加劇“為富不仁”和“殺富濟貧”並存促推式的永無休止的階級鬥爭，於國於民於生產力都極為不利，這是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願意重蹈的覆轍。 “啞鈴型”結構無疑是一種病態的社會結構模式。

1999年，在遭受了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長江流域大洪水以後，國家開始實行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政策。面對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國際國內曾經有不少人唱衰中國經濟。中國經濟到底怎麼了？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經濟學家趙海均先生，根據當時的實際，寫出了《什麼在左右中國經濟》一書。這本書由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先生作序，書中的不少觀點立刻引起國內經濟學界的關注。

在這本書中，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一系列問題，是因為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因此，他就當時中國社會大家關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譬如投資拉動問題、消費問題、收入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包括大家後來熱議的區劃調整問題。

他最先提出了“橄欖型”社會的概念。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共同貧困”的局面已經消失，但“共同富裕”還只是一張藍圖。深深困擾政府和社會的一個問題是：東西分化、城鄉分化、地區分化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分化，形成所謂的“馬太效應”，即，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

當時，有人認為中國目前的收入狀況是一種“金字塔”形的。趙先生認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種“倒陀螺型”社會，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結構。他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國民收入的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高居頂尖的少數人佔據著大量的財富。但是與發達國家收入的“量級”不同，少數富有者中間的大部分佔有著很多不良資產，因此超高收入和高收入者約佔國民的20%—30%。而中低收入者和貧困居民沒有多大差別，可以看成是同一類，占居中國居民的絕大多數，約70%—80%。因此，其結構形狀像一個“倒陀螺”型，上圓錐形，下圓柱形，兩層級的。

趙海均進而分析，發達國家的經濟是一種穩定的或趨近穩定的狀態，其市場機制、產業結構、生產消費均處於這種狀況，從而人們的收入也比較穩定，由於不同收入結構的形成，進而社會各階層也就形成。在這種穩定狀態下，以收入來劃分的社會各階層的結構是一種“橄欖”形狀，中間大、兩頭小。它是穩定狀態下的合理（或者說是科學的）的結構。大致可分為五層：一是超高收入階層；二是高收入階層；三是中等收入階層；四是低收入階層；五是“貧困階層”。五大收入層級，構成了一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不僅影響著一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它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風氣、精神狀態和價值取向。

趙海均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合理的收入階層結構還沒有形成，一旦這種結構形成，中國經濟就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的階段。因此，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政府的政策就應該促使其形成合理結構的收入階層。在“轉軌時期”：經濟不斷增長，價格適時上漲，收入不斷提高。這應是一條看似簡單而實際又是重要的法則！

在《什麼在左右中國經濟》一書中，趙先生還針對當時的國有企業整體塌陷，經濟處於困境中的情況提出了“點啟動”理論和“梯級發展”理論。按照梯級發展，中國應該是在中部選擇啟動點。為此，中國出版社的負責同志不敢出版此書，並專門邀請趙海均先生到北京修改書稿，因為當時中央剛提出要進行西部大開發，徵得趙海均的同意，書稿中“中國應該在中部選擇啟動點”改寫為“中西部”地區才得以出版。另外書中還提出了消費量級以及區域規劃等一系列有遠見卓識的觀點。其中在區域規劃中，他認為中國應該實行扁平化管理，縮省設州，把中國變成50到55個州。同樣一些觀點做了比較隱晦的處理。

趙海均的許多觀點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和獨到的地方。對此百忙中的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家董輔礽先生看到書稿后，欣然為《什麼在左右中國經濟》一書作序。國務院發展中心和《中國經濟時報》，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些專家學者還就此專門與採訪趙先生進行了座談。2001年以後，他的許多經濟思想後來被媒體採用。不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都開始認同“橄欖型”社會。

通過社會政治改革，改寫不合理的社會規則，給民眾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實現各個階層之間的良性社會流動。當前，由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構成的排斥性體制，已經且日益固化、僵化，很多底層民眾根本沒有向上流動的平等機會。低收入者被“鎖定”在底層的現象日益嚴重，而且這種被“鎖定”狀態具有代際傳遞的特徵。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窮二代”、“新生代農民工”、大學生“蟻族”等問題，就是底層被“鎖定”的現實例證。

通過公共政策的調整，優化資源配置結構和利益分配機制，縮小貧富差距。根據國際上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富人階層徵收高額的累進稅來補貼窮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重要的“劫富濟貧”角色。

通過公民教育和宣傳工作，提高民眾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培育健全的公民社會。良好的公民社會是抵制國家侵犯個人權利的重要力量。因此，要想實現社會結構的調整和轉變，需要充分發育公民社會，提高公民的社會參與水平。

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帶來的最大危險，就是社會不穩定。眾所周知，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徵是“兩頭小，中間大”，也就是中間階層的數量和規模比較大，精英和底層的數量相對較少，這樣的社會結構有利於社會穩定。中產階層是維繫社會穩定的基礎性力量，他們是溝通精英和底層的橋樑和紐帶，中產階層龐大意味著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相對比較合理，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也不會很激烈。

相比較而言，在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中，經濟社會資源的分配存在很大問題，貧富分化比較嚴重，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比較激烈，沒有龐大的中產階層作為緩衝帶。比如當前流行的“仇富”、“仇官”等社會不滿和怨恨情緒就是明證，這也是誘發社會泄憤等大規模群體性衝突事件的“助燃劑”。

更具危險地是，中國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的底層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社會結構在動態下沉，造成人心不穩。這裡的下沉，並不是表示絕對貧困人口增加。而是指雖然隨著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底層的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但是底層的人數是在不斷增加的。這一點有些社會學家不承認。但你不能認為有電視看，有手機用，就比幾百年前的皇帝過得還牛？底層增加的判斷標準不是說他沒有生活來源了、沒有電視看了，而是他缺乏了原來作為中產階層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性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