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森

1911年7月21日，包森生於陝西蒲城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兄妹6人，排行第三。父親是個勤勞的農民，母親是個賢良的農婦，家境雖然貧寒，父母仍勉為其難供他讀書。包森幼年讀私墊，喜讀中國歷史的各種演義，特別仰慕各種善謀略、能征戰、有作為的歷史人物。在這些歷史人物影響下，他自幼形成了急公好義、慷慨豪放的性格。1927年，包森入蒲城縣第一高小上學。當時正值蔣介石叛變革命，大革命失敗，人民陷於深重的災難之中。在學校共產黨員和進步教師的啟發下，他開始閱讀進步書刊，和同學們討論社會問題，探討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逐步懂得了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國。從此，他積極參加學校的進步活動，同年在學校進步力量召開的追悼李大釗的大會上，他走上講台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說，痛斥軍閥張作霖的罪行，受到廣大進步師生的讚許。

1930年，包森入三原縣省立第三中學上學。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並侵佔中國東北，蔣介石採取了不抵抗的反動政策。包森義憤填膺，聯合學校愛國同學組成宣傳隊，在三原、涇陽等地舉行示威遊行，帶頭沖入涇陽縣國民黨部，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在遭到拒絕後，他一怒之下將縣黨部牌子砸碎，回到學校發動學生舉行罷課，反對國民黨賣國投降政策。當時在國民黨黑暗統治下，抗日愛國是有罪的，最後被學校反支當局開除了學籍，后又遭通緝，他激情難遏，立誓“不達最後勝利決不罷休”。

包森被學校開除后回到家鄉。結婚後，他不留戀新婚生活，立即四處奔走，尋找革命同志，聯絡愛國同學，到處宣傳抗日救國。1932年2月，在蒲城縣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包森入黨后不久，進入西安高中上學。這年4月25日，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來西安視察，在陝西省教育廳召開的歡迎大會上，大放厥詞，宣傳反共，為蔣介石投降賣國政策作辯護。包森帶領一些愛國學生當場對戴季陶進行質問，痛斥國民黨的賣國政策，把戴問得張口結舌，十分狼狽。在“打倒戴季陶!”“打倒國民黨!”的怒吼聲中戴季陶匆匆溜走。隨後軍警趕來鎮壓，憤怒的學生徒手與軍警搏鬥，並燒毀了戴季陶乘坐的汽車。

1932年8月1日，在黨的領導下，西安各中學學生集會紀念中國工農紅軍誕生，宣傳抗日救國，抨擊國民黨政府反動政策。西安反動當局派了大批軍警包圍了會場，逮捕了大會領導人包森等32名學生。在被關押期間，包森與難友互相鼓勵，繼續宣傳抗日救國。後來西安學聯發動全市學生進行抗議，才迫使反動當局不得不將包森等人釋放。

包森的青少年時代生活是豐富多彩的，參加過學生政治運動，領導過農民的游擊戰爭，作過軍事工作，又從事過政治工作，經受過兩次敵人監獄的磨鍊和考驗。他始終以熾熱的革命熱情，黨指到哪裡就在哪裡戰鬥，無私無畏，勇往直前，這一切，為他在冀東抗日戰場上創造出無數英雄業績打下了基礎。包森在延安抗大畢業后，分配到晉察冀八路軍獨立一師地方工作隊工作。先在淶源、唐縣、定縣工作，后隨軍挺進平西開闢平西根據地，以後又擔任八路軍鄧華支隊三十三大隊總支書記。

1932年，陝甘邊區在農民游擊戰爭的基礎上建立了新蘇區。冬季，黨派包森到涇陽苗嘉祥游擊隊大紅軍，不久又調他到三原武字區領導遊擊戰爭。1933年春，又調他到新宇區開闢工作。當時新宇區屬於白區，環境非常惡劣，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他經過短期的艱苦努力，不但迅速恢復和發展了黨的組織，成立了游擊隊，並建立了新的區委，開展了游擊戰爭，擴大了渭北革命根據地。

1933年秋，中共陝西省委機關遭敵人破壞，黨組織又派包森赴西安恢復黨的工作，他毫無畏懼地接受了這個新的任務。到西安不久又被敵人逮捕，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在監獄中，他受盡各種酷刑，仍然痛斥國民黨的反動罪行，組織難友發動絕食鬥爭，為此被敵人定為“首亂分子”，隔離監押，加以重鐐，坐監三年多，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才獲釋出獄。出獄后，正值我黨與東北軍、西北軍密切合作，黨派他到西北軍任特務營二連指導員，從事政治工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黨為培養抗日軍政幹部，又派他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1940年2月，包森率部到達盤山，全力開闢盤山抗日根據地。6月下旬設伏白草窪，與日軍激戰14個小時，全殲日軍一個騎兵中隊，首開冀東整連全殲日軍戰鬥的先河。秋季冀東軍分區13團正式組建，包森任團長。經一年浴血奮戰，盤山地區建立了七個聯合縣政府，境內人口200多萬。1941年春包森率部參加反“治安強化運動”。1941年秋，冀東軍分區開展打擊偽治安軍的作戰行動開始后，包森多謀善斷、英勇果敢，在他的指揮下，部隊打了一個又一個漂亮仗。

其中1942年1月燕山口內果河沿一役，包森以七個連的兵力，斃俘敵偽中佐以下官兵近千人，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奇迹。當時在冀東一帶包森的大名婦孺皆知，人們親切地稱他“包隊長”“包司令”“包團長”。而敵人則把他視為剋星，偽軍們口角，經常以“出門打仗碰上老包”為咒語。

包森上百次地出沒在與日偽軍短兵相接的戰鬥廝殺中，不止一次地負傷挂彩，但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每次都堅守在戰鬥指揮的最前沿。1942年2月17日，包森所部在遵化境內野瓠山一帶與日偽一部遭遇，指揮戰鬥中不幸胸部中彈犧牲。

1938年6月，冀東人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冀熱邊特委領導下，正在準備發動冀東抗日大暴動，中央決定鄧華支隊與宋時輪支隊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挺進冀東，配合冀東人民抗日大暴動。6月底，四縱主力一部抵達興隆縣東南，準備進入長城與冀東暴動隊伍會師。行動前，四縱首長決定包森率四五十人的隊伍留在興隆澈河川活動，作為主力部隊前進的支撐點。當時大暴動尚未全面爆發，這支小隊伍成為深入敵後的孤軍，而且人地兩生，情況不明，困難很多，包森毅然接受了這個艱巨任務。

包森曾在渭北領導過農民游擊戰爭，他深知孤軍深入敵後活動，必須將自己隊伍隱蔽在群眾之中，採取機動靈活的游擊方式主動尋找戰機，出奇制勝地打擊敵人。他們經常是夜裡居住在一個村裡，天亮前佯稱轉移遠處上山隱蔽，晚上再換個村莊宿營，天亮前再向山上轉移。如此活動，使敵人始終找不到部隊的蹤影。不久通過偵察，首先攻克了佛爺來(村)偽警察局，打開糧庫，給貧苦農民放糧，同時採用伏擊戰術，粉碎敵人的進攻，俘虜70多名偽軍，使這支小部隊名聲大振，保證了主力部隊的進軍。7月中旬，冀東抗日大暴動全面爆發，包森又將隊伍拉到長城沿線洪山口一帶活動，攻佔了龍山口金礦，繳獲了礦警的全部武器，召開群眾大會，號召群眾參加抗戰，支援抗日部隊糧食被服。並廣泛聯繫同情抗日的上層人士和地方幫會組織頭目，爭取多助，迅速把群眾發動起來，使這支四五十人的小部隊壯大到200多人，開闢了興隆東南，遵化東北的游擊區，有力配合了冀東人民抗日火暴動。

冀東人民抗日大暴動引起敵人極大震驚，他們抽調大批軍隊進行瘋狂反撲。四縱首長宋時輪、鄧華鑒於參加暴動的抗聯隊伍形成不久，政治素質不高，戰鬥力較弱，而且供給也有困難，決定將抗聯隊伍隨同四縱主力轉移平西根據地進行整訓，同時留下少量八路軍建立了3個支隊，在冀東地區繼續堅持游擊戰爭。其中將包森率領的200多人編為第二支隊，由包森領導在遵(化)興(隆)遷(安)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包森接受這一艱巨任務后，在敵人反覆圍攻和“掃蕩”中，緊密依靠群眾，巧妙運用奇襲、奔龔、強攻和迂迴作戰等多種游擊戰術，率領二支隊轉戰在長城內外。半年左右時間，先後攻克遷安、遵化、興隆、玉田等20多個敵據點，殲日偽軍數百入，繳獲槍支數百支。將游擊區範圍擴大到遵化全境，興隆東半部，遷安西北部和玉田邊界，創造了全冀東之冠的戰績。在此期間，抗聯隊伍向西轉移中，由於敵人圍追堵截遭受了嚴重挫折，大量抗聯戰士離隊，有的潛回家鄉。為了集結這部分抗日力量，包森大力開展了收容工作，收容后編入自己的支隊，使第二支隊由200多人迅速發展壯大到七八百人，並編為四個總隊。

1939年青紗帳季節，第二支隊的活動範圍更加擴大了，隊伍發展到千餘人。9月，冀東大部地方幹部和一、三支隊調赴平西整訓，上級決定只留下第二支隊和少量游擊隊在冀東堅持鬥爭。成為冀東戰場的主力部隊。

1939年秋，冀察軍區和分局決定建立冀熱察區黨委冀東分委，將冀東部隊統編為十三支隊（后改為冀東軍分區），李運昌任司令員。在1939年，艱苦奮戰中顯示出卓越指揮才能的包森被任命為副司令員。包森在冀東抗日戰爭中的卓越才能，受到上級黨的極大倚重和關懷。1940年元旦，在冀東抗日武裝力量和游擊區不斷擴大的形勢下，為適應日後鬥爭發展的需要，李運昌在遵化閣老灣主持召開了領導幹部會議，決定在冀東建立起統一領導，有計劃地開展工作，並決定包森到盤山去，主持冀東西部的軍事工作，開闢盤山抗日根據地。當時盤山是冀東和晉察冀、平西往來的必經之地，地勢險要，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過去三支隊曾在這裡開展過游擊活動，但收效不大，而且地方土匪橫行，正不壓邪。包森勇敢地承擔了這項開創性的任務。

在包森的抗日史料中，很多記載都濃墨重彩地描述“1939年智擒日本裕仁天皇表弟、憲兵司令赤本大佐”的故事。

這是個很具傳奇色彩的事件，一些軍史研究者認為此事存在很多疑點。其中，網友“瀚海存真”在博客中對赤本的天皇表弟身份、職務和官銜等問題提出疑問。首先，他在網上查過日本天皇家族圖譜，並沒有關於赤本姓氏的記載；其次，日本軍隊等級森嚴，1939年遵化憲兵隊的上一級單位天津憲兵隊隊長村野直弘也只不過是個中佐軍銜，而遵化縣城居然是大佐駐守，不合常理。這些疑問最終直接指向這個“智擒事件”的真實性。

冀東抗日歷史研究專家程水星表示。根據他的調查顯示，沒有任何確切證據證明赤本是天皇表弟。 “這是民間傳說，一直找不到日本方面的官方認證。”程水星說，他調查得出的真相是，包森有個警衛員叫王振錫，入伍前由於家裡窮，曾為了賞錢到土匪那裡交換被綁的地主人質，后因為地主沒有兌現賞錢，就殺了地主家的人，被抓坐牢，後來又當過土匪，並染上了抽大煙的習慣。但他一直是抗日的，1938年冀東大暴動后，加入了包森領導的冀東八路軍十三團警衛排。　“他被包森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程水星說，王振錫經歷複雜，人聰明並且處事圓滑，又能打仗，包森很喜歡這個人。當王振錫犯了煙癮時，包森破例允許他在部隊吸大煙。

1939年，王振錫得病，不能跟隨包森部隊行動，被安排到堡壘戶家養傷。但王振錫並沒有去，而是回家探望老婆孩子，結果被人告密，遵化日軍聞訊立即把他抓了起來。程水星說，赤本是遵化憲兵隊隊長沒錯，具體是何軍銜不詳，而中國軍民常愛把日本軍官說成大佐。據說赤本得知王振錫是包森警衛員，並且有毒癮，認為王振錫容易突破，於是提出給抽大煙等條件，讓王振錫說出包森的藏身地。而此時，包森也得知王振錫被捕，動用各種方式營救，並聯繫上了監獄中的王振錫。王振錫將計就計，忽悠赤本單獨進村勸降包森。赤本臨時找了一件長袍換上，帶著翻譯和王振錫就進村來找包森，結果被包森偵察班的年煥興等人活捉。 “我認為這個事情是可信的，因為調查顯示，赤本這個人非常自大和狂傲。”程水星說，當時歷史環境是，冀東大暴動失敗，敵人掃蕩非常凶，八路軍在當地已經拿不出成建制的大規模部隊和日軍抗衡，赤本可能認為包森等人都是散兵游勇，招降是兵不血刃的“高招”。而至於天皇表弟、大佐等信息可能是當時的漢奸翻譯亂說的，因為想抬高這個日本人的身份，來換取不被當場處死。路上翻譯被放，而赤本和偵察員語言不通，又不配合，在敵人追兵緊追不捨的情況下，被戰士用斧子砍死，所以事情也就以訛傳訛，對“智擒事件”產生懷疑。

日前，原唐山文聯秘書長、今年80歲的閻瑞賡老先生告訴記者，幾年前，他的朋友到日本東京訪問，特意為他調查過此事。據日方戰爭檔案館資料顯示，赤本實際叫做“池本信次郎”，是遵化憲兵大隊隊長，1939年4月被俘時他的官職是軍曹（相當於排長或副排長）。資料中稱池本被“共產第八路軍鮑森（即包森）部下年汗卿（即年煥興）”俘虜，也印證了池本信次郎就是國內傳言的所謂“天皇表弟赤本”。而對於池本隻身勸降包森之事，閻瑞賡也說，這應該是事實，只能說日本軍官太狂妄了。。

1940年2月中旬，包森親率200人從遵化南部向盤進發，黎明前到達了與薊縣隔河相望的田各庄。駐薊縣日軍聞訊趕來堵截，日軍飛機也前來助戰，戰鬥進行了一天。黃昏時分日軍渡河而來，包森見時機已到，立即率部隊撤出戰鬥。乘著夜幕初降甩掉敵人渡過南河，進入薊縣境內。在向盤山進軍中，敵人到處設伏，再行堵截。為避開敵人伏擊，包森率隊伍首先地南行深入敵占區，夜晚再轉向東北向盤山挺進。在敵人迷亂之中，兩日後，包森率部勝利抵達盤山，與當地游擊隊會師。包森到達盤山後，在薊縣黨領導人李子光密切配合下，首先整頓了原有游擊隊，加強了紀律性，提高了戰鬥力，然後向當地土匪開展了政治工作，凡是改邪歸正願意抗日的，一律既往不咎，編入抗日隊伍。

為了減少八路軍抗戰的阻力，包森還堅待貫徹了黨對敵軍的爭取政策。他得知敵駐薊縣警防隊第四區隊長董雄飛原系東北軍張學良舊部，對東北失陷常懷感傷之情，對日本侵略者踐踏我國國土耿耿於懷，便下決心爭取他。通過黨的地下關係，約定親自與他見面，曉以民族大義，宣傳黨的抗日方針和政策，使董雄飛深受感動，表示今後決不再打八路軍，不再破壞抗日政權，並答應今後有重大軍事行動，及時通報。此後警防隊每次出城行動，都事先向我軍寫信，說明敵軍兵力和行動路線，讓我方作好準備，免遭破壞，從而使盤山地區獲得相對安定的局面。在此基礎上，包森在盤山地區建立了八路軍政治處，作為冀東西部地區抗日戰爭的最高指揮部，同時建立了小規模的隨營學校，訓練軍政幹部，形成穩定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盤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極大地鼓舞了冀東西部地區人民抗戰的信心和決心，也引起敵人的極大不安，1940年6月以後，他們調離了董雄飛的警防隊，集中大批日軍對盤山進行瘋狂“掃蕩”，山中廟宇盡被焚毀。包森在一次激烈戰鬥中頭部中彈，傷及下頷骨，經過曾在北平醫大學習過的薊寶三聯合縣縣長王少奇的精心治療，月余痊癒，又投入戰鬥。

1940年7月下旬，日本騎兵竄入盤山，聲言要踏平盤山，這是日軍精銳武島騎兵中隊。這個騎兵中隊是由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牌軍國主義分子組成，武器裝備精良。包森在冀東抗日戰爭中，待敵分散后再一口口吃掉的游擊戰術。他組織四個連隊設伏於白草窪附近山頭，居高臨下，待敵軍闖進白草窪時，他一聲令下，八路軍機槍、步槍、手榴彈向敵群猛烈開火。打得敵人雞飛狗跳。鏖戰了14個小時，終於將武島中隊長及其70多名騎兵全部、徹底、乾淨地消滅掉，創造了冀東抗日戰場全殲整連日軍的首例。

1941年春，日軍調集日軍、偽“滿洲隊”、“治安軍”共萬餘人的兵力，對冀東西部地區進行了殘酷的大“掃蕩”，妄圖變我根據地為敵占區。當時我軍由於連戰連捷，麻痹輕敵，在“大戰紅五月”的門號下主力集中在豐、玉、薊平原怍戰，處於不利位置，敵人大軍壓境時倉促應戰，未能迅速跳出包圍圈，遭受嚴重損失，許多新開闢地區被敵人佔領，冀東東西兩部游擊區又被分割。這時，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發動太平洋戰爭，兵力不足，決定由偽“治安軍”代替日軍控制冀東，推行“以華治華”的政策，抽調部分日軍開赴太平洋戰場。他們先後調入“治安軍”3萬多，先以團、營為單位佔領點線，再以連、排為單位逐步散開，配合地方偽軍偽警實現面的佔領，以“確保冀東治安”。8月，中共冀東分委和軍分區召開了大張屯會議，總結了反“掃蕩”失利的經驗教訓。統一了領導幹部思想，確定了今後的鬥爭任務和工作方針。10月。針對敵人部署的變化，中共冀東分委在青龍縣王廠溝召開了會議，研究對策。決定在“治安軍”來冀東，足未穩之際，開展一個打“治安軍”的戰役，粉碎敵人的圖謀。隨後，軍分區制定了周密的作戰計劃。

1941年12月15日，打“治安軍”戰役首先在遵化四十里鋪揭開。李運昌、包森、曾克林率十二、十三兩團各一部，在四十里鋪附近布成一個長10公里的袋形陣地，伏擊自三屯營向遵化進駐的“治安軍”第三集團第六團。敵人進入伏擊圈后，我軍全線出擊，只用幾十分鐘的戰鬥便殲其團部，斃俘敵400餘人，繳獲輕機槍5挺，步槍300多支，首戰告捷。

1941年12月26日，包森率十三團三營、特務連和遵化游擊隊，向“治安軍”第五團一營新建的東雙城據點發動進攻。戰鬥從奇襲開始，由於奇襲隊員進村被偽軍檢查發現，敵人死守待援，戰鬥呈膠著狀態。包森分析敵人死守，主要等待援兵，若斷其援兵，集中力量對其打擊不難攻克。於是派出三個連分頭設伏阻擊可能來援之敵，然後親臨村內指揮三個連向東雙城據點之敵發起總攻，逐院逐屋進行爭奪，激戰數小時，迫使敵人全部繳槍投降，斃俘偽軍300餘人，繳獲迫擊炮1門，重機槍1挺，輕機槍4挺，步槍200餘支，在冀東創造攻堅克敵的首例，使八路軍軍威大振。

1942年1月3日，包森偵悉偽“治安軍”十團一個營來犯劉備寨，立即率部進行迎擊，殲其大部，並擊斃其日本教官。1月5日，又偵悉該團三營將再犯劉備寨，為日本教官收屍。包森立即率部設伏於附近亮子河一帶，翌晨敵軍果然前來。我軍將其放過，然後前後夾擊，將其全部殲滅。該團余部聞風喪膽，丟下據點倉惶逃竄，又被游擊隊擊潰。至此，“治安軍”十團全部被殲。

1942年1月12日，包森率部宿營於玉田黃家山，偵悉駐玉田城偽“治安軍”第二集團所屬三、四兩個團，準備翌日進犯燕山口進行“掃蕩”，他立即率部急行軍，設伏於燕山口內果河北岸進行伏擊。拂曉，敵後續部隊進入包圍圈，包森命令吹起衝鋒號，向敵軍進行猛撲，斃俘700人左右，有300多人奔上別古寺死守待援。我軍在處理俘虜時，得知該部為偽“治安軍”第四團，其集團司令部正率第三團儲備進入東面界山口，與四團合圍玉田東新莊、平安城，方知玉田之敵已傾巢出犯。此戰已取得基本勝利，但尚未全勝。包森分析敵我兵力相當，只要戰術得當，取得徹底勝利是有把握的。於是分出部分兵力準備阻擊援敵，然後對別古寺的敵人採取速戰速決的戰術，發起猛烈衝鋒，頃刻之間，驚恐之敵打死日本教官舉起白旗，全部繳械投降。此時偽“治安軍”笫二集團司令部和第三團於清晨已進入界山口。他們聽到果河沿的槍聲，以為第四團正在戰鬥，認為該團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不會吃虧，便停在界山口休息等待，中午時分炮聲和槍聲繼續不斷，才命令第三團向四團靠攏。下午3時聽不見槍聲了，傳來了四團被殲的消息，恐懼的心理立即籠罩了全軍。下午4時許，其先頭部隊向我軍進攻，我等待阻擊援敵的部隊向敵人發起猛烈反擊，恐懼的敵人唯恐重蹈四團的命運，丟下山炮等重武器掉頭狂跑，倉惶逃命。出於時間已晚，八路軍未予追擊。

此戰歷時16個小時，全殲偽“治安軍”第四團，斃俘敵軍千餘人，繳獲山炮2門，迫擊炮4門，輕重機槍26挺，長短槍700餘支，彈藥10餘萬發，及其它大量軍用物資。這個勝利不僅在冀東是空前的，在國內戰場上也是少見的。

晉察冀軍區接到戰報，大喜之下惟恐失實，令重查再報。然而經核實再報，戰果與原電無誤，方確信無疑。日軍二十七師團長官鈴木啟久少將對此戰果都感到奇怪：“不知怎麼？八路軍忽然有這樣大的力量，把治安軍打得潰不成軍！”果河沿大捷嚴重挫敗了日寇“以華治華”的政策。

包森此刻確認為“該壓壓關外的鬼子了。”又立即率一、三營奔向長城以北去打滿洲軍。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在遵化野虎山同敵人相遇。在戰鬥中，當他上北山用望遠鏡觀察敵情時，被敵人狙擊手冷槍射中胸部。包森自知傷重，為穩定軍心，他鎮定地說：“我負傷了，隊伍由一營長指揮”，當警衛員背著他行至戰場東側小山時，這位威震敵膽的抗日民族英雄，已經停止呼吸。

包森犧牲后，為防止敵人趁機反撲，消息被嚴密封鎖，就連他的戰馬和警衛員也被安排在一個偏遠山洞四十天，造成包森正在執行其它任務的假象。包森的遺體也在秘密安排下悄悄掩埋。

包森犧牲的消息傳出后，整個冀東黨政軍民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日軍在得知這個消息后，也一反常態，在所有報紙的宣傳報導上，都去掉了污衊攻擊之詞，作了“包森司令長官戰死”的鄭重報導，反映了這位抗日民族英雄在敵人心目中的地位。

包森烈士的遺體後來又轉移至“萬人愁”的偏遠處，直到解放後由河北省人民政府移至石家莊烈士陵園。

為紀念包森，學習他為民族、為國家無私奉獻的精神，1984年清明之際，原曹家堡鄉野瓠山村青年、民兵在包森烈士犧牲地樹起一座紀念碑。碑為正方形，正面鐫刻著“包森烈士永垂不朽”8個大字。

建國后，除石家莊烈士陵園之外，在遵化市革命烈士陵園、玉田縣烈士陵園、熱河革命烈士紀念館、盤山烈士陵園、冀東烈士陵園裡還都修有包森的陵園或懸掛著包森的遺像。

包森在冀東的四年，主要有下列功績：支援了冀東抗日大暴動；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了冀東遊擊戰爭；開闢了以盤山為中心的西部游擊根據地；打治安軍戰役中立下了突出的軍功；建立了一支能打能拼的部隊——十三團。

戰友的評價

“中國的夏伯陽”——葉劍英評價包森

“作戰最勇敢，執行任務最堅決，立的戰功最大，創造了以少勝多、成營成團消滅敵人的奇迹，充分表現出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包森在冀東是打天下的” ——李運昌評價包森

在敵人中的影響

日偽軍懼怕他，日軍聽說包森的軍隊到了，便會有人摸著腦袋：“死了死了的”；偽軍們口角，便常以“出門打仗碰上老包”為咒語。就連岡村寧次也哀嘆：“到冀東如入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