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鈞

林志鈞曾撰有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和法律的專著《漢律考》，稿久佚。與梁啟超先生交厚，編《飲冰室合集》分《文集》和《專集》兩部分編年排列，由中華書局於一九三六年出版，在梁啟超文集的幾種版本中，此種最為周備。中華書局於一九三六年出版。先生逝世后，由陳叔通先生主持為其出版詩文集、書畫集、帖考。

林志鈞先生向來為梁啟超、梁漱溟欽佩。梁啟超去世前，將所有手稿託付給林志鈞審定發表，是為《飲冰室合集》。梁漱溟先生在《這個世界會好嗎》中評價林志鈞“人品最高了”。

林宰平先生名志鈞，福建閩侯人，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比魯迅先生還大兩歲，單就年歲說也是老前輩。就交遊說，這老前輩的徵象更為明顯，比如王闓運、林琴南、陳三立、樊增祥、梁啟超、姚茫父、余紹宋等清末民初的知名之士，他都熟悉，詩酒盤桓，散見他的詩作《北雲集》里。我上北京大學時期，他在學校的哲學系兼過課，可是不知為什麼，竟沒有見過他一面。對他的一些零碎印象是由文字中來，那是離開北京大學之後的事。其時我被什麼風一吹，願意吸收些西方的知識，於是找譯本讀，其中有些是“尚志學會”編的，尚志學會會址在和平門內化石橋，聽說主持人就是林宰平先生。看這叢書的選題，知道倡議者確是“尚志”之士，其意在以新知喚起東方的睡獅，正是可敬可感。也是在這個時期，我還不廢雜覽，碰巧有幾種書，現在印象還深的是陳宗藩的《燕都叢考》，余紹宋的《書畫書錄解題》，梁啟雄的《稼軒詞疏證》，序都是林先生作的。我讀過之後，對他知識的廣博，見解的精深，態度的謹嚴，深深感到驚訝。因為先入為主之見，他是致力於西學的，不料對於中國舊學竟這樣精通。這所謂精，所謂通，單是由文字也可以看出來，就是說，那是地道的文言，簡練而典雅，不像有些人，新舊不能界限分明，用文言寫，難免攙入不見於文言的成分，使人念起來感到味道不對。再其後，我認識人漸多，才知道林先生不只飽學，而且是多才多藝。他通曉中國舊學的各個方面，詩文書畫，尤其哲學，造詣都很深。他不輕易寫作，但是由他傳世的星星點點的作品看，比如《稼軒詞疏證序》，就會知道他不只精通詞學，而且精通中國文學和中國學術思想。關於書畫，他不只通曉理論，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能寫能畫；尤其書法，行書剛勁清麗，頗像清代大家姚惜抱，章草變觚稜為渾厚，功力也很深。

更難得的是他的為人。《論語》里孔子說：“文莫(黽勉)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這話或者含有幾分謙遜，但也可證，躬行比飽學更難。林先生是既能黽勉，又能躬行。這個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後就更加明顯。但是想用文字確切形容卻也不易。林先生一九六　年逝世，其後三四年輯印了他的遺著，名《北雲集》，線裝兩冊，一冊是詩集，一冊是文集。文集後有沈從文的跋，這裡無妨借用幾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溫和親切的聲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總不消失。……他做學問極謹嚴、認真、踏實、虛心，涵容廣大而能由博返約。處世為人則正直、明朗、謙和、儉樸、淳厚、熱情。”這說得都很對。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溫和。我認識的許多飽學前輩，為人正直、治學謹嚴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樣溫和的卻不多見。不要說對長者和同輩，就是接待後學，也總是深藏若虛，春風化雨。我想這就是他的聲音笑貌所以總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認識林先生，開始於一九四七年。其時他住在和平門內，我去謁見，是為我編的佛學月刊徵稿。林先生不習慣寫零零碎碎的應酬文章，但他客氣，惟恐拂人之意，於是不久就寫了一篇，這就是發表在第四期的《記太虛法師談唯識》。此後，因為願意親近林先生的溫和，聽林先生的廣博見聞，我隔個時期就去一次，表示問安。林先生總是熱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繼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韻漪女士在松江時的老師，體質清瘦，神經衰弱，對於佛學也很關心，一九四八年還為奄奄待斃的月刊捐了一些錢。

一九四八年春天，聽說林先生夫婦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許一兩天後就要起程吧。他正忙著收拾東西，書案上堆滿雜物。想到人事滄桑，何時再見難以預知，我還是提出不情之請，希望他寫點什麼，留作紀念。他慨然答應，用信箋寫了一首杜詩：“梁楚連天闊，江湖接海浮。故人相憶夜，風雨定何如?”下署“林志鈞倚裝作”。這時期，他的心情是愁苦的，《北雲集》一九四八年部分有一首詩，題目是“重到北京今又將去此矣晨起花下得句”，詩是：“三見李花開，頻呼墮夢回。今春更惆悵，南去幾時來?”可見他也是難遣惜別之情的。

出乎意外，兩年多之後，一九五　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東單以北。我當然繼續舊例，隔一段時間就去問安。時間長了，對於他的學識精深，律己謹嚴，待人謙和，我體會得更深。他很少談學問，我推想這是惟恐後學望而生畏；偶爾談及，總是記人之所不能記，見人之所不能見。關於律己謹嚴，我還記得有一次，他提到高名凱請他題一個字卷的事，他說：“字說是白香山寫的，當然是偽品，我不能題。我做什麼事都要負責。”待人謙和的事例太多了，只舉我深受感動的兩件。有一次，我去看他，只他一個人在堂屋，談一會話，我辭出，他恭謹地向我表示歉意，說他的夫人有病卧床，未能出來接待，希望我能夠原諒。另一次是我請他寫一些章草，希望字多一些，他那時候很忙，可是寫了很長的橫幅送給我。

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去看他。其時他已是八十歲以上，可是面白而略顯紅潤，無須，身體挺直，很像六十歲上下的半老書生。我心裡想，像他這樣，一定會活到百歲吧?問他的養生之道，他說沒有什麼，不過是任其自然。此後因為內則飽食為難，外則冗務很多，有半年以上沒有去看他，一天，忽然得到他作古的消息，我感到愕然。悲傷之際，不禁想到《越縵堂日記》悼念陳德夫的話：“天留德夫，以厲薄俗，亦豈不佳?而夭折恐后，固何心耶?”薄厚對比，林先生的未得上壽就更值得惋惜了。

北京大學書畫協會會長張辛教授在論述北大書法史時還提出：“北大歷史上稱得上書法理論家的屈指可數，似只有沈尹默、林宰平（志鈞）諸公，李志敏先生承其遺緒，先後寫成並發表了《書論》和《草論》，薄書兩冊，重量壓手，意蘊不凡。”

1956年，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林志鈞、胡公冕、舒宗鎏、萬保邦、徐行之、王卓然、張知行、范朴齋、李一平、陳修和、張志和、安若定、左宗綸、章友江、廖華、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等18位國務院參事聯名向周恩來總理彙報工作，直言中共的統戰工作有偏差：“我們的意見是：切實檢查統戰工作的作風，糾正偏差；同非黨人士接觸應方式多樣，深入實際，個別訪問談心容易聽到盡情盡意的真話，而不是在檯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動及事實上予人以鼓舞以開新風；真正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多聽意見，有錯認錯。”報告希望及時解決這些問題，以消除有關人士的疑慮。這便是當時著名的“十八參事上書”。 其中反映的問題切中要害，實事求是，為黨內糾錯提供了參考 。

根據國務院參事們的意見，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檢查黨的內外關係，國務院也開始著手提高參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國務院全體會議開會時允許參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列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輪流參加政府舉辦的一些大型招待宴會等等。當年國慶節，全體參事還應邀登上了天安門，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國慶觀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