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鈞

閩派著名詩人,法學家和哲學巨擘

林志鈞 ( 一八七八年 --- 一九六一年 ) ,字宰平,號北雲,是福建閩縣人。北京大學教授林庚先生為其哲嗣。林志鈞與沈鈞儒同為癸卯科舉人,辛亥革命前留學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長,後為清華研究院導師,建國後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林志鈞先生為閩派著名詩人,法學家和哲學巨擘。

人物簡介


林志鈞曾撰有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和法律的專著《漢律考》,稿久佚。與梁啟超先生交厚,編《飲冰室合集》分《文集》和《專集》兩部分編年排列,由中華書局於一九三六年出版,在梁啟超文集的幾種版本中,此種最為周備。中華書局於一九三六年出版。先生逝世后,由陳叔通先生主持為其出版詩文集、書畫集、帖考。
林志鈞先生向來為梁啟超、梁漱溟欽佩。梁啟超去世前,將所有手稿託付給林志鈞審定發表,是為《飲冰室合集》。梁漱溟先生在《這個世界會好嗎》中評價林志鈞“人品最高了”。
林宰平先生名志鈞,福建閩侯人,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比魯迅先生還大兩歲,單就年歲說也是老前輩。就交遊說,這老前輩的徵象更為明顯,比如王闓運、林琴南、陳三立、樊增祥、梁啟超、姚茫父、余紹宋等清末民初的知名之士,他都熟悉,詩酒盤桓,散見他的詩作《北雲集》里。我上北京大學時期,他在學校的哲學系兼過課,可是不知為什麼,竟沒有見過他一面。對他的一些零碎印象是由文字中來,那是離開北京大學之後的事。其時我被什麼風一吹,願意吸收些西方的知識,於是找譯本讀,其中有些是“尚志學會”編的,尚志學會會址在和平門內化石橋,聽說主持人就是林宰平先生。看這叢書的選題,知道倡議者確是“尚志”之士,其意在以新知喚起東方的睡獅,正是可敬可感。也是在這個時期,我還不廢雜覽,碰巧有幾種書,現在印象還深的是陳宗藩的《燕都叢考》,余紹宋的《書畫書錄解題》,梁啟雄的《稼軒詞疏證》,序都是林先生作的。我讀過之後,對他知識的廣博,見解的精深,態度的謹嚴,深深感到驚訝。因為先入為主之見,他是致力於西學的,不料對於中國舊學竟這樣精通。這所謂精,所謂通,單是由文字也可以看出來,就是說,那是地道的文言,簡練而典雅,不像有些人,新舊不能界限分明,用文言寫,難免攙入不見於文言的成分,使人念起來感到味道不對。再其後,我認識人漸多,才知道林先生不只飽學,而且是多才多藝。他通曉中國舊學的各個方面,詩文書畫,尤其哲學,造詣都很深。他不輕易寫作,但是由他傳世的星星點點的作品看,比如《稼軒詞疏證序》,就會知道他不只精通詞學,而且精通中國文學和中國學術思想。關於書畫,他不只通曉理論,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能寫能畫;尤其書法,行書剛勁清麗,頗像清代大家姚惜抱,章草變觚稜為渾厚,功力也很深。
更難得的是他的為人。《論語》里孔子說:“文莫(黽勉)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這話或者含有幾分謙遜,但也可證,躬行比飽學更難。林先生是既能黽勉,又能躬行。這個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後就更加明顯。但是想用文字確切形容卻也不易。林先生一九六 年逝世,其後三四年輯印了他的遺著,名《北雲集》,線裝兩冊,一冊是詩集,一冊是文集。文集後有沈從文的跋,這裡無妨借用幾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溫和親切的聲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總不消失。……他做學問極謹嚴、認真、踏實、虛心,涵容廣大而能由博返約。處世為人則正直、明朗、謙和、儉樸、淳厚、熱情。”這說得都很對。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溫和。我認識的許多飽學前輩,為人正直、治學謹嚴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樣溫和的卻不多見。不要說對長者和同輩,就是接待後學,也總是深藏若虛,春風化雨。我想這就是他的聲音笑貌所以總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認識林先生,開始於一九四七年。其時他住在和平門內,我去謁見,是為我編的佛學月刊徵稿。林先生不習慣寫零零碎碎的應酬文章,但他客氣,惟恐拂人之意,於是不久就寫了一篇,這就是發表在第四期的《記太虛法師談唯識》。此後,因為願意親近林先生的溫和,聽林先生的廣博見聞,我隔個時期就去一次,表示問安。林先生總是熱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繼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韻漪女士在松江時的老師,體質清瘦,神經衰弱,對於佛學也很關心,一九四八年還為奄奄待斃的月刊捐了一些錢。
一九四八年春天,聽說林先生夫婦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許一兩天後就要起程吧。他正忙著收拾東西,書案上堆滿雜物。想到人事滄桑,何時再見難以預知,我還是提出不情之請,希望他寫點什麼,留作紀念。他慨然答應,用信箋寫了一首杜詩:“梁楚連天闊,江湖接海浮。故人相憶夜,風雨定何如?”下署“林志鈞倚裝作”。這時期,他的心情是愁苦的,《北雲集》一九四八年部分有一首詩,題目是“重到北京今又將去此矣晨起花下得句”,詩是:“三見李花開,頻呼墮夢回。今春更惆悵,南去幾時來?”可見他也是難遣惜別之情的。
出乎意外,兩年多之後,一九五 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東單以北。我當然繼續舊例,隔一段時間就去問安。時間長了,對於他的學識精深,律己謹嚴,待人謙和,我體會得更深。他很少談學問,我推想這是惟恐後學望而生畏;偶爾談及,總是記人之所不能記,見人之所不能見。關於律己謹嚴,我還記得有一次,他提到高名凱請他題一個字卷的事,他說:“字說是白香山寫的,當然是偽品,我不能題。我做什麼事都要負責。”待人謙和的事例太多了,只舉我深受感動的兩件。有一次,我去看他,只他一個人在堂屋,談一會話,我辭出,他恭謹地向我表示歉意,說他的夫人有病卧床,未能出來接待,希望我能夠原諒。另一次是我請他寫一些章草,希望字多一些,他那時候很忙,可是寫了很長的橫幅送給我。
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去看他。其時他已是八十歲以上,可是面白而略顯紅潤,無須,身體挺直,很像六十歲上下的半老書生。我心裡想,像他這樣,一定會活到百歲吧?問他的養生之道,他說沒有什麼,不過是任其自然。此後因為內則飽食為難,外則冗務很多,有半年以上沒有去看他,一天,忽然得到他作古的消息,我感到愕然。悲傷之際,不禁想到《越縵堂日記》悼念陳德夫的話:“天留德夫,以厲薄俗,亦豈不佳?而夭折恐后,固何心耶?”薄厚對比,林先生的未得上壽就更值得惋惜了。
北京大學書畫協會會長張辛教授在論述北大書法史時還提出:“北大歷史上稱得上書法理論家的屈指可數,似只有沈尹默、林宰平(志鈞)諸公,李志敏先生承其遺緒,先後寫成並發表了《書論》和《草論》,薄書兩冊,重量壓手,意蘊不凡。”

參事上書


1956年,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林志鈞、胡公冕、舒宗鎏、萬保邦、徐行之、王卓然、張知行、范朴齋、李一平、陳修和、張志和、安若定、左宗綸、章友江、廖華、李仲公、余遂辛、李奇中等18位國務院參事聯名向周恩來總理彙報工作,直言中共的統戰工作有偏差:“我們的意見是:切實檢查統戰工作的作風,糾正偏差;同非黨人士接觸應方式多樣,深入實際,個別訪問談心容易聽到盡情盡意的真話,而不是在檯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動及事實上予人以鼓舞以開新風;真正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多聽意見,有錯認錯。”報告希望及時解決這些問題,以消除有關人士的疑慮。這便是當時著名的“十八參事上書”。 其中反映的問題切中要害,實事求是,為黨內糾錯提供了參考 。
根據國務院參事們的意見,黨中央和國務院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檢查黨的內外關係,國務院也開始著手提高參事的政治、生活待遇。國務院全體會議開會時允許參事室派三位代表列席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列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允許國務院參事輪流參加政府舉辦的一些大型招待宴會等等。當年國慶節,全體參事還應邀登上了天安門,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國慶觀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