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藤周作

1923年，遠藤周作生於東京巢鴨，有一年長2歲的哥哥，父親在安田銀行（富士銀行的前身）工作。

1926年，3歲時父親工作調動遷往大連居住。

1929年，6歲時，進人大連市大廣場小學就讀。

1932年，9歲時，因為父母之間的不和，常常以惡作劇來隱藏心中的難過。這時期的陪伴，是一隻名叫“小黑”的狗。小黑成了他的“悲哀同伴者”。

1933年，10歲時，因為父母離異，遠藤周作與母親、兄長返回日本，轉學到六甲小學。剛開始住在神戶市六甲的阿姨家，之後搬遷到西宮市夙川的天主教教會附近。在天主教徒的阿姨的建議下，與母親一起到教會聽公教要理，並於1935年6月與兄長一起於夙川天主教教會領洗，領洗聖名為保祿（Paul）。

根據遠藤周作的說法，在此時的他之所以接受洗禮，主要是為了讓母親高興而無自覺地受洗。遠藤周作的學成績不佳，進人高中（三高）的考試也受挫連連，於是，在仁川開始了他的“浪人”生括。當年，獲東大法科錄取的兄長，搬遷到世田谷經堂的父親家，而遠藤周作也因為入學考試接連不順利，為了不造成母親的經濟負擔，也搬到了父親家。

因搬家造成讓母親獨自生活，遠藤周作認為自己背叛了母親。

1941年，18歲時上了上智大學。

1944年，考入日本慶應大學文學部預科，但是因為父親命令他改讀醫學系，遠藤周作離開了父親的家，並始打工生活。當時戰局苛烈，學校上課無法進行，所以就在川崎的勤勞員工工廠工作。後來，遠藤周作搬到由天主教哲學吉滿義彥擔任舍監的信濃町天主教學生宿舍之白鳩宿舍——聖斐理伯宿舍居住。在此除了受到吉滿的影響，閱讀了法國哲學家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的著作，並結識了奧地利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和德國浪漫派。之後，因為與堀辰雄（Hori Tatsuo，1904—1953）會面，體會到必須思考西洋人的“一神與日本人的諸神”以及法國作家莫里亞克（Francois Mauriac，1885—1970）小說中所討論的人類深層心理等問題。當時雖然取消了文科學生徵兵猶豫制，被編入第一乙種軍隊的遠藤周作卻因為肋膜炎之故，延後一年入隊。

1949年，獲文學學士學位。

1950年，遠藤周作為了學習法國的天主教文學，戰後初期去法國留學，進入里昂大學。受教於巴第教授，研究領域為法國現代天主教文學。與此同時，遠藤感覺到與基督宗教的距離感越來越大，於是決意放棄進入法文研究所就讀，而要以有距離感的基督宗教為近身之物，作為自己的創作主題，成為一名小說家，開始在里昂的居住處學習寫作小說；同時，因為三田的前輩大久保房男的好意，在《群像》發表數篇關於法國留學生活的文章。第二年（1951），遠藤到莫里亞克《特雷茲·特絲格爾》小說中的背景地——蘭德地區作徒步旅行，並且訪問了在波爾多近郊一個村落的修道院修行的井上洋治。

1952年，時年29歲的遠藤結核病發作，病況一直不佳。翌年的1月，因為健康因素，遠藤回到日本，兩年半的留法生活於此劃下句號。回到日本后的遠藤，重新開始與三田文學的前輩們往來，並成為天主教文摘的編輯長。同年12月，母親郁子突然因為腦溢血去世，遠藤未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母親孤獨地死去，對他有著很深的影響。

二戰的經歷讓遠藤周作對“罪”有了重新認識，開始從內心深層重新認識基督教。留學時代寫了一些法國見聞，隨筆發表在《群像》、《天主教要約》上。

1953年，回到日本。

1961年—1962年，他因肺病發作長期住院，進行了三次大手術，造成肋膜粘合醫療事故。第三次手術，取得了成功。

1964年7月出院。

幼年時期的遠藤周作不管是在家裡還是在學校都處於弱勢的地位。因此就自然會關注和自已同樣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在進入慶應大學文學部之前的遠藤周作的記憶中，充斥著失敗和痛苦。進入大學全方面地接觸文學世界以後，遠藤周作終於找到人生的方向而開始為之奮鬥。可天不遂人願，他因為體質虛弱，開始了長期的住院生活。所以遠藤周作就特別理解忍受肉體和精神上絹苦的弱勢群體，井把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付諸實際行動，開展了“溫暖人心的醫院”運動等一系列社會活動。遠藤周作，對《聖經》中被世人唾棄的猶大這樣的背叛者們寄予了極大關心。

遠藤周作一反戰後派作家那種強烈批判現實的傾向性，故意冷漠政治，反倫理綱常，在傳統的私小說基礎上加以剔抉、概括、抽象、重視“藝術的高濃密度”，以創造尊重自己實感的獨立世界。稱其創作手法上回溯接近傳統文學，作品酷似私小說而又有別之，具體表現在以虛構的“我”來貫通作品脈胳，藉助私小說的技巧，有選擇地再現生活，從而幻現出一個遊盪於日常瑣事的詩情文學世界。

1947年，遠藤寫出第一篇評論《諸神與一神》，並得到神西清的認同，將文章登在神西清所編輯的《四季》期刊第五號中。而佐藤朔所推薦的評論《天主教作家的問題》，也刊登在《三田文學》中。對一名大學部學生而言，遠藤可說是幸運地接受到許多良師的指導與協助，並漸漸地以文學與天主教的問題而漸露頭角。

1947年—1993年，從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的作品中，體現出他對耶穌之愛的理解程度分為三個階段：1、“矛盾階段”；2、相互理解階段；3、融合階段。作品中出現的耶穌形象最後歸結為“母性之神”，具體體現為“人生同路人”，同時遠藤周作對“人生同路人”的“母性之神”的追求，歸因於作者青年時期在法國留學時遭受的歧視以及晚年患病時體會到的孤獨感，此外日本傳統宗教中的觀音以及古神道對母體的敬畏習慣也對作者產生了一定影響。

1953年7月，選擇“白色人和黃色人”的差異作為主題，開始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思索。在早川書房出版《法國大學生》隨筆集。開始踏上評論家道路。

1954年，在文化學院任講師。

1955年，遠藤周作以小說《白種人》獲第33屆日本最高文學獎——芥川獎。《白種人》描寫一個法德混血兒在納粹迫害下出賣朋友、在精神上陷入崩潰的故事，集中表現了作者對西方文化、基督教、人道主義等的懷疑和批判。

1957年《海與毒藥》發表，確立了小說家的地位。獲得新潮文學獎、每日出版文化獎。該小說取材於二戰中日本九州大學醫學院以美軍戰俘作為活體解剖的殘酷事件，深入追究了日本民族的“罪”意識。

1960年至1962年，因肺結核病入院治療，在此後的作品大多以宗教主題展開。

1960年，《沉默》獲得谷崎潤一郎獎。

1966年長篇小說代表作《沉默》發表，獲谷崎潤一部文學獎，該部小說描寫的是日本幕府時代基督教徒受迫害的歷史故事，探討了“弱者的宗教”、神的形象等內容，此後，他開始探索宗教中的許多核心問題。

1980年之後，遠藤進入其文學創作的後期，長時間的病床體驗使他在人“衰老與死亡”的相關問題上有了深入思考，其作品主題更加多元化，並出現了宗教融合的思想。《侍》獲得野間文藝獎。

1981年作為日本藝術院會員。

1985年，擔任日本筆會會長。

1987年，辭去芥川獎審查委員工作。

寫於1993年的《深河》，是遠藤最後一部集大成之作，在日本和世界文壇享有盛名。遠藤周作的文學多以基督教為題材，他的作品善於挖掘和表現宗教中的主題，具有豐富的宗教內容和濃厚的宗教意味，該作品獲每日藝術獎。

遠藤周作的文學思想：以日本人的身份塑造出屬於日本人的“耶穌形象”進行救贖

直接以基督耶穌為塑造對象的文學作品並不多見，耶穌作為神的存在，其神聖性不言而喻，這也是難以刻畫之處，而遠藤周作則以極大的勇氣進行了嘗試。

從《沉默》到《死海之濱》，歷時7年時間遠藤周作將耶穌從“母性的神”發展至“永遠的同伴者”。他通過《沉默》中的“母性的耶穌”，將基督教植入日本人的信仰中，在《死海之濱》中，遠藤塑造出“永遠的同伴者”耶穌，使其深入日本人內心，與日本人永遠地相伴在一起。與《沉默》中踏板情節的衝擊力相比，《死海之濱》之中的耶穌形象引起的震動也不遑多讓。作為一位文學家，他始終努力地探索能夠為日本人所接納的耶穌形象，他在作品中盡量避免表現信仰的神秘主義性的原因也在於此。《沉默》問世，作者推出的“母性的耶穌”引起了巨大的爭議。

在神的存在這個問題上，遠藤周作關注的並非是神的具體形象，而是神通過其存在作用於人的行為。

小說《沉默》以17世紀日本江戶時代的禁教活動為背景，描寫在日本長期傳教、身為教區長的克里斯多夫·費雷拉教父棄教的消息傳到了羅馬教會，教會以及費雷拉的學生都對此表示懷疑，葡萄牙神甫羅德里奧、卡盧佩動身前往日本，欲探明費雷拉棄教的真實原因。途中，他們遇到了來歷不明的天主教信徒吉次郎，由他帶潛入日本長崎的一個秘密天主教徒聚居的漁村，後來羅德里奧因吉次郎的告密而被捕。

被捕后卻在近乎極端和殘酷的情況下，靈魂受到逼迫，信仰遭遇困境。為逼迫他棄教，三名日本信徒被處以“穴吊”的酷刑。受刑者四肢被捆綁，吊在洞穴上，耳朵上打了孔，血慢慢流下來。羅德里奧所面臨的困局是，他必須在堅持自己的信仰和解救這三個無辜的生命之間做出選擇。無論羅德里奧做何選擇，他都註定成為一名罪人：選擇救人，意味著他不得不背棄自己的信仰；選擇堅持信仰，那三個教民就要為他的信仰殉葬。

期間，他目睹了卡盧佩的殉教也了解到費雷拉棄教的事實與原因，經過長時間的思想鬥爭后，為解救其他被捕的教徒，羅德里奧踏上了刻有耶穌像的木板以示棄教，就在棄教的時刻，他終於明白了神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最後，羅德里奧留居日本。

羅德里奧神甫篤信神的存在，然而同為信徒的吉次郎卻發出了疑問：為什麼神一直保持沉默，在教徒們因為信仰受難而死的時候，為什麼不見神的庇佑？這讓羅德里奧內心不斷掙扎：“自從發生宗教迫害到今天，已經有20年了，在日本這塊黑土地上有多少信徒呻吟，司祭留著紅色的血，教會的塔也倒了；但是，神為什麼在把一切奉獻給自己的信徒面前，還沉默著呢？‘我’當然知道最大的罪就是對神的絕望，可是我不明白神為什麼一直沉默著。”

羅德里奧的懷疑也是遠藤周作的經歷，“一直沉默”的神是作者心中基督的存在方式。《沉默》創作於1960年至1962年，這個時期的遠藤周作深受病痛的折磨，身心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對基督教徒而言，最大的罪便是懷疑神的存在，在無法否定神存在的基礎上，作者的疑問就是《沉默》中的最大問題：如果神存在，那麼在信徒如此痛苦之時神為什麼一直保持沉默？故事的最後給出了答案，羅德里奧在獄中聽著外面獄卒的呼嚕聲，一面歌頌神的榮耀，一面卻為無法理解神的沉默而感到絕望與不解，此時費雷拉教父出現了，他告訴羅德里奧那“呼嚕聲”其實是被折磨的教徒發出的痛苦呻吟，無法繼續忍受的羅德里奧做出了和費雷拉同樣選擇——棄教，但踏下木板的瞬間他卻徹底明白了棄教正是對基督信仰本質——犧牲精神的堅守，為了其他教徒的得救而捨棄可以救贖自己的上帝，不顧因棄教而成為教會污點的事實，將自身置身於泥淖中。該小說的結尾，遠藤通過棄教的羅德里奧之口說出：“那個人並不是沉默。縱然那個人沉默著，直到今天我的人生就在訴說著著那個人。”

雖然宗教所關注的是使人生神聖的力量，但其實質上仍然是一件實踐的事情，基督教的本質是有神論背景中的耶穌理論，但體現出的是在其教導下的生活中去實現道德意識的最高追求，即神通過“場”在人的生命與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因此《沉默》中對神的所有懷疑事實上成為了“神是存在的”這一肯定命題的論證方法。遠藤周作在《耶穌傳》中認為上帝之愛雖未直接起作用，卻通過作用於人的心靈深處為人減輕痛。

《沉默》的故事雖然發生在日本，但作者所探討的人類如何面對以及如何實現救贖的重大命題卻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意義。該作品體現出人在面對苦難時體現出的堅韌、尊嚴和無私。愛的倫理學沒有華麗的言辭，見證的是無聲的行動。

神的形象與存在形式

神的存在是身為天主教徒的遠藤周作所不曾懷疑的，然而西方傳統中神的存在方式與日本文化的衝突又讓遠藤感到苦惱。從《沉默》開始，遠藤就從不同於西方基督教的角度探索神的存在問題，關於沉默的含義，除了指神的沉默，另一方面指羅德里奧與吉次郎這樣的教徒被淹沒在以殉教為榮的歷史中，表達對歷史沉默的反抗，正因為其關注的是作為“弱者”在歷史中失語的叛教者，因此基督的形象就被塑造成弱者的同伴與其共同分擔痛苦，神雖然一直保持沉默，但當羅德里奧踏下銅板時，銅板上的人（耶穌）說：“踏下去吧，踏下去吧，‘我’就是為了讓你們踐踏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為了分擔你們的痛苦才背負十字架的。”

遠藤周作後期的神學觀發生了質的變化，他不再拘泥於傳統基督教的一神論觀點，而是傾向於將基督教與日本風土進行融合。《深河》的故事背景設定在印度教聖地恆河河畔，就結構來看，由多個支線故事組成，以一個赴印度旅行的團隊為基礎，將數個有著不同經歷的遊客聯繫起來。全篇共分為十三個小單元，作品中神的形象似乎並沒有明確起來，相反卻更加模糊。小說人物眾多，心性各異，有一心追尋妻子轉世可能的職員，有欲將心事寄託於鳥兒的童話作家，也有曾經歷過戰爭煉獄之苦的老兵，以他們印度之行的經歷展現了神“擁有各種臉”這一神學觀，童話作家沼田因肺炎引起肺結核惡化需進行手術，妻子為他買了一隻鷯哥，他將內心的痛苦向鷯哥傾吐，手術成功時，鷯哥卻因妻子忙於手術、疏於照料而死去了，術后醫生告訴沼田他的心臟在手術台曾經停止跳動過，但又奇迹地恢復了，他認為是鷯哥代替了他的死亡，承受他的痛苦，沼田的神存在於鷯哥身上，他認為自己的人生中“能夠對話的只有狗或鳥，神是什麼，不知道，如果神能讓人說出真心話，那麼對他而言，神是小黑（沼田幼年時養的一隻小狗）、是犀鳥、是鷯哥。”

故事的主人公基督徒大津在同學們眼中是一個無趣、軟弱、無法交談的人，大學期間，在女同學美津子的誘惑下他放棄了信仰，但被拋棄之後卻認為自己真正地理解了基督教。遠藤周作表示，平凡懦弱醜陋且沒有任何威嚴的大津就是他心目中耶穌形象的代表，另外，該小說還通過遊客的眼睛描繪了印度當地的女神查姆達，從沼田的鷯哥、大津到印度教女神，神的形象是多樣的，而共同點是與弱者同行，承擔人間的痛苦，如遠藤周作在該小說結尾引用聖經中的話表達的一樣：“他坦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從《沉默》到《深河》，遠藤周作筆下的神是“行動的影響者”、“弱者的同伴”和“愛的集合”、“偉大而永恆的東西”，他將基督教中與人分離的神轉化為日本人易於接受的同伴者形象，將神的神秘形象“世俗化”，體現了他在東西方文化衝突中所形成的獨特宗教觀。

罪惡與救贖

《海與毒藥》的主題是集中討論日本人“罪”意識的缺乏，小說以二戰期間日本九州大學醫學院用美軍戰俘做活體解剖這一事件為素材寫成，故事分為“海與毒藥”、“受裁判的眾人”、“到天亮之後”三個章節和若干小節，以不同角色為第一人稱，深入剖析了事件中的主人公，並將他們置於集體與社會之中，展現其心理。小說首先以第一人稱“我”開始第一章，主要記敘“我”搬到了東京新興住宅區，在那認識了加油站和西服店的老闆以及勝呂醫生，加油站的老闆向“我”輕鬆地敘述著戰爭時期在中國的暴行和殺人經歷，“我”是一個充滿疲勞感、內心空虛，缺乏熱情與追求的普通人，混合了話語者“我”和作者的雙重觀點，第二章和第三章進入故事主體，中心人物是大醫學部的幾個醫生，橋本教授為了競選院長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對前任醫學部長的親戚田部夫人進行肺成型手術，結果造成了病人的死亡，後來為了討好軍事局答應對俘虜進行活體解剖和醫學實驗。故事的焦點人物是研究生勝呂和戶田，勝呂對任何事情都表現出被動感，面對戰爭的殘酷、病人的痛苦、上司的麻木感到痛苦而無奈，參加人體試驗時，他意識到了實驗的殘忍而感到良心不安，卻沒有退出，原因是他認為周圍的人都是在那樣的環境下麻木地面對一切。

日本社會的主流文化，是一種實用的理性文化，強調集團利益、規則對個人的約束和管理，所謂的“罪”，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與集團利益的衝突，對規則的違背，缺乏主體對道德的自省。故事的焦點人物——研究生勝呂認為：“怎樣都無所謂，‘我’答應參加解剖，或許是因為那藍色的炭火在作祟，或許是由於戶田的香煙在作怪，隨便怎樣都無所謂，不再想它了，睡覺吧。多想也沒有用，這世界光靠‘我’一個人也起不了作用的。”他是醫院集體性的行為中的一份子，因此雖然對實驗感到無法理解與認同，但還是順從了集體行為。戶田是小說中另一個主要人物，不同於勝呂的被動，他對任何事情都有著積極的態度與想法。在談到這個人物時，作者表示，該小說登場的兩個人物勝呂和戶田中，他最感興趣的就是戶田，因為戶田代表作者自己——日本的知識分子。

可見作者希望在戶田身上表現出日本民族的共同心理，戶田的故事以其自傳手記為形式，記敘了他在成長過程中，習慣性期瞞、偷竊學校標本、與表姐通姦、對女傭始亂終棄等一系列行為，面對這些罪行，戶田卻並未表現出痛苦悔改之意。小學時他憑藉小聰明欺瞞老師並洋洋得意，在日記中謊稱將心愛的標本送給同學而感到難過，實際上他有好幾個那樣的標本，卻被老師在作文中認為表現了“真實的情感”而受到誇獎。而後班裡轉來一名新生，戶田認為這名轉校生總是能看穿他虛偽的面孔，總是對其進行揣測。

日本人時刻從別人的行動中領會到所有暗示，強烈地意識到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判斷。在他們的生活中，原動力是“恥感”，如果不能遵守明確規定的善行標準，不能維持各種義務間的均衡，或者不能預見可能發生的偶然，就是恥辱。因此，當戶田感到轉校生可以窺見自己的內心時，他感到的“不是內心的苛責，而是秘密掌握在別人手中的屈辱感”。

無論是“我”和住宅區中的其他人，還是參加實驗的醫生，都缺乏罪感，該小說通過這些不同角色的陳述，討論了日本人在集體行動與社會習慣下的思考方式，然而對於日本人是否缺乏罪的意識，還是因為信仰的缺乏才造成這樣的假象，遠藤在小說中也有所體現，勝呂在進行手術實驗之前一直在照顧一個患病的老婦人，他會因為老婦人的痛苦而難過，當醫院決定對其進行提前手術時，勝呂備感靈魂上的譴責與不安。戶田是小說中唯一一個有明確“罪感”意識的人，關於寫下成長手記的原因，他感到：“因為我感到可怕——只顧及著他人的眼睛和社會的制裁，除卻這些便什麼顧忌也沒有了，這樣的自己我感到可怕。”

他為自己的麻木感到痛苦，發出“我真的沒有良心嗎？”這樣的責問，當實驗結束后，他渴望的是內心的譴責、胸口劇烈的疼痛和頓足捶胸般的後悔，然而回到手術室里時，他卻仍然無動於衷。

遠藤認為，日本人無法從根本上理解基督教的原因除了其泛神論的土壤，更在於日本人對於神的無感覺，不同於西方人對“神”的概念清晰，即使是無神論者，其對立論仍然以神的存在為前提。然而日本人的無神論則是對於神的存在與否並不關心，可以說在日本人的感覺中，神的存在並不是必要的。日本的宗教具有宗教與倫理分離的特徵，宗教缺乏倫理的社會性的行動層面，倫理缺乏宗教的內在動機，法律是對違反者的懲罰，倫理是讓全社會去懲惡揚善，宗教則更看重信仰之心，然而，在日本，宗教都習慣化了，直接導致了信仰心，內在性的弱化，宗教失去了具有深刻內在動機的外在行為。

當勝呂認為有一天他們會因為自己的行為受到處罰時，戶田說：“你說的處罰是社會的制裁，如果只是社會的制裁，那麼一切都是不會改變的，我和你只不過是因為活在這個時代、這個醫學院才參加實驗的，說穿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在《海與毒藥》中，遠藤所真正思考的是，沒有信仰，個體只是在自己的內部尋找罪感，罪的意識只會變得模糊並最終消失，從而無法得到最終的救贖。

在以二元對立與本體論為哲學基礎的西方，人的思維習慣是界限明顯的、對立的、主動的；而日本人的感性根植於泛神性的土壤，以集團意識為中心，感受不到個別與全體的明顯區別，也缺乏對立與主動，日本式感性所追求的是界限模糊的、曖昧的東西，在日本人心中，絕對的善與惡似乎是不存在的。《深河》中木口所認為“人做事沒有絕對的正確。反過來，任何惡行也都隱藏著救贖的種子。”

作者描寫了“罪”之後，將“罰”的成分淡化，將重點轉向了救贖，且他筆下救贖的對象往往都是在罪的泥潭中痛苦掙扎而無法自救的人。軟弱的次郎最後獲得了羅德里奧的原諒，冢田和木口得到了解脫，甚至勝呂，作者在《海與毒藥》的續篇《悲歌》中也通過“聖徒”加斯頓之口承認他獲得了救贖。

作者關於“罪與救贖”的態度深受日本傳統文化影響的，通過神對人罪惡的寬恕與救贖的描寫，作者信仰觀中的神也漸漸遠離西方傳統中制裁審判的形象，而接近了日本人容易親近仰慕的寬恕之神。

作者文學作品中的神，不是精神的創造者；也不僅是西方基督教所強調的光明、理性或者個體心靈完滿價值的典範；而是心靈世界的陪伴者和撫慰者。作者的宗教觀體現出人的生存、努力、珍惜與愛。

遠藤周作作的作品中滲透著對於生命、人生、社會、文化、歷史的深刻思考和沉重拷問，《深河》與《沉默》是兩部代表作。

作品結構

《深河》採取線狀結構中的平行式小說結構。該故事人物在敘述心中的傷痛同時，不斷地進行著巧妙的穿插，將原本互不相關的情節內容交錯進行，使得每個人的價值觀與思考方式在彼此心中產生碰撞。在各自關於生死的執著追問中，只有美津子是帶著關於自身與愛的追問上路的，而大津對於宗教的執著與困惑則成了美津子疑問的實質載體。同時，大津的尋教之路與美津子的尋愛旅途也在冥冥當中為這些故事的鏈接起了穿針引線的作用。

在大津的每一次自我懷疑、否定與重新認識中，包括美津子在內的所有人都受到了憐憫之心的感召。美津子原本不明愛為何物，卻在印度觀光時細心照顧突然犯病的木口並傾聽他為死去戰友吟誦經文，靜心領悟磯邊身上關於一對平凡夫婦的故事，陪同沼田放飛了曾給予過他心靈慰藉的鷯哥，目睹大津背負異教徒賤民前往聖河，美津子完成了自我救贖的征途，也見證了各人的心理改變。那條包容人間一切的河流，也讓人們放下了心中的負重。每個人的故事都如交織的藤蔓蔓地延開來。這種相互交錯的情節、交融地提升了小說本身框架結構的力度。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條獨立的情節線路，各自鋪陳各自展開，帶著未解的困惑彙集一處，共同注入印度的恆河之中去尋找各自的答案。

《深河》在結構上的特點是情景合一，將結構與內容這兩個藝術成分相互融合，其章節安排是與其情節發展緊密相連。聖河既是小說中人物共同的目的地，同時，它更像一個穿插始終不變的意向，牽引著人物的心理發展與情節走向。

電影語言

《深河》將結構與思想緊密相結合，層層遞進，營造出一種具有畫面感的電影語言效果。故事最後，大津用自己的生命踐行了信仰，美津子則像所有虔誠的信教者一樣，親臨恆河水，接受聖河的沐浴。彷彿是逐漸拉遠的鏡頭，恆河水依舊緩緩流淌，兩岸是來往的人群，故事似有若無地結束了，生命的永恆輪迴卻從未曾被任何繁瑣的人事打亂步調。如果能賦予靜態的畫面以動感，使生氣貫注其間，這樣的畫才是一幅活畫。小說中的大河奔騰無疑是使故事活化的靈魂。

《深河》帶領那些疑慮不安的人去直面苦難與罪孽，去尋找信仰的救贖而最終完成自我救贖。《深河》中的每個人在對於生命意義沒有準確了解之前，每個人的靈魂都在漫無目地遊盪，直到皈依了堅實的軀殼，此後的人性才從此變得不再孤獨。

通往恆河的人們帶著深感失落的靈魂四處遊盪，於是只能踏上聖河之路，希望能夠在那裡洗清自己身上的污濁與罪過。彷彿是不同流域的支流，匯總一處才最終完成了永恆的奔騰。小說中恆河的出現在常早晨或黃昏，沐浴在陽光下的聖河目睹所有生人死靈的輪迴交替，而四處是解人心結的暖黃色調。孤獨上路的靈魂行游此處，真正具有了超脫的可能。

遠藤周作獨特的研究視角使他獲得嶄新的耶穌形象。作者認為天主教會所宣揚的客觀的基督形象在於愛、復活與神之子這三點。遠藤周作表示不會迴避普通日本人對基督教抱有的疑問，而是作為日本人背負著疑問行進下去。

遠藤周作以注重“安慰”、否定“奇迹”的方式塑造耶穌，這一點早在《聖經中的女性們》（1960）中即有所體現，而在《死海之濱》中則以更加文學化的方式表現了出來。遠藤周作在《聖經中的女性們》中塑造的耶穌是一位具有連帶感情的存在，這種連帶感情的對象是弱者，他永遠陪伴在弱者的身邊。《聖經中的女性們》有如下一節：“剛才碰我衣服的是誰？”他（基督）問道。“這裡有這麼多人，碰到您也是理所當然的吧。”一個門徒微笑著回答道。

“不，不是那樣的。有一個人碰到了我的衣服。”基督搖了搖頭。

就在剛才他感覺到那隻手指怯懦地觸摸了自己的衣服。手指之中飽含著深深的悲哀、煩悶與苦惱。那隻手指對自己有所渴求，一直在渴求著。

而《聖經·馬可福音》第5章第27—34節則有如下敘述：

她（患血漏病的婦女）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雜在眾人中間，摸耶穌的衣裳，意思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癒。”於是她血漏的源頭立刻幹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病好了。耶穌頓時心裡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誰摸我的衣裳？”門徒對他說“你看眾人擁擠你，還說‘誰摸我’嗎？”耶穌周圍觀看，要見做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耶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他。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2003：46）

遠藤周作將“您”設定為一位因為生病而心情抑鬱的普通人，他認為耶穌是分擔弱者痛苦的存在。遠藤周作在描述耶穌與娼婦對話的情節時，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對耶穌的理解：女人小心地潛伏在院子的一個角落裡，偷偷地向裡面張望著。“你在這裡幹什麼？”這家的一個男佣發現她便申斥起來，“這裡不是你來的地方。”

但是女人假裝沒有聽見向基督的身後靠了過去。“再不出去就讓你吃點兒苦頭。”聽到男佣粗暴的驅逐聲基督轉過身來，看見一個女人滿臉悲愁地站在自己的跟前。突然幾粒淚珠從女人的臉上滾落下來，珍珠般的淚珠一滴一滴地掉下來打濕了他的腳。從這幾粒溫熱的淚珠中基督理解了這個女人悲傷的過去和凄慘的人生。

“安心地去吧。”從他的嘴裡吐出了一句強有力的話。

福音書強調的重點在於婦女所犯下的姦淫大罪以及耶穌對她的赦免，遠藤周作表示他的描述與福音書略有差異。但那不是重點：“這個故事最使我們感動的便是女人的眼淚淋濕了耶穌的腳的那部分吧。僅僅通過‘眼淚濕了耶穌的腳’我們便可以切身體會到那名娼婦的悲哀。”與此同時，遠藤周作還將《聖經·新約》中耶穌對待娼婦的態度與《聖經·舊約》進行了對比，《聖經·以賽亞書》第3章第16—26節中，上帝耶和華對娼婦進行了嚴厲的懲罰：

因為錫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項，賣弄眼目，俏步徐行，腳下玎鐺。所以主必使錫安的女子頭長禿瘡；耶和華又使她們赤露下體。到那日，必有臭爛代替馨香，繩子代替腰帶，光禿代替美髮，麻衣系腰代替華服，烙傷代替美容。（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2003：661－662）

《聖經·舊約》中的上帝是一位憤怒、懲罰的神，對不潔女子極盡詛咒之能事。而遠藤認為《聖經·新約》中的基督全然不同，基督告訴我們“比起總是自認為是善人的信徒、裁斷他人的女人、不為羞恥以及自我厭惡之情所動的人，這些娼婦的悲哀與痛苦更加接近信仰的真諦”。

遠藤周作在《聖經中的女性們》中刻畫了一位特別的耶穌，對比小說與《聖經》中相應的部分，可以了解到遠藤對耶穌的描述有兩個特色：第一，他刻意淡化了耶穌行奇迹的情節，盡量迴避《聖經》中的神話因素；第二，遠藤周作否定了神的懲罰等情節，甚至擱置了其中憤怒的、懲罰的神，他極力宣揚的是同伴者耶穌的憐憫、慈悲、分擔弱者痛苦的行為。這一耶穌形象在《死海之濱》中被刻畫得具體而且飽滿。

《聖經》的內容博大精深，自古以來對耶穌形象的探索從未停止過。但是直接以基督耶穌為塑造對象的文學作品並不多見，耶穌作為神的存在，其神聖性不言而喻，這也是難以刻畫之處，而遠藤周作則以極大的勇氣進行了嘗試。

遠藤周作不是憑藉文字取勝，他的作品整體擁有讓人感動的力量。

——安岡章太郎（日本作家）

遠藤周作的神學思考，無疑有著日本宗教傳統觀念的烙印，也有著世界宗教大環境的影響。遠藤周作用寫小說、講故事的方式來傳達自己的神學思考。一位台灣的牧師說，遠藤周作對基督教的貢獻勝過日本基督教神父的總和。

——路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