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

1908年回國，一度在於右任主辦的上海《民立報》任記者。辛亥革命后，擔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負責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重要文件，並且發出了中國近代報業史上第一份新聞專電。因反袁世凱被捕。出獄后，在上海先後任《大共和日報》編譯和《民信日報》總編輯。1916年任上海《新聞報》駐北京記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兩地的《中華新報》總編輯。1926年與吳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記公司，接辦天津《大公報》，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主要負責評論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於重慶。身後有文集《季鸞文存》傳世。張季鸞先生文筆犀利酣暢，在標題製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獨到之處。他和國民黨元老，大書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學家李儀祉並稱為“陝西三傑”。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唁電中這樣說：“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

張季鸞幼年時有點口吃，還體弱多病，但文章卻寫得又快又好。光緒三十一年（1905），張季鸞到日本去留過學，學政治經濟學。1926年9月1日，他與吳鼎昌、胡政之合作，組建了“新記公司大公報”，同時《大公報》復刊，進入新記時期。他做起了《大公報》的總編輯（時稱“主筆”）。在具體的辦報活動中，張季鸞始終堅持對時局進行儘可能公正、客觀的報道和評論。有幾個事例可以說明這一點。1930年早春，蔣介石連續3次圍剿紅軍，《大公報》在追蹤報道中，不乏肯定紅軍的文章，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要求各個報刊一律稱共產黨為“共匪”，只有《大公報》從未服從這個命令。1935年，在國民黨一片“剿匪”聲中，《大公報》就發表了范長江採訪延安的稿子，報道了陝北的真相。不僅如此，《大公報》還派曹谷冰踏上去蘇聯採訪的遠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蘇恢復外交前後第一位連續報道蘇聯建設成就的中國記者。

起草《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後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秘書。

張季鸞在主持《大公報》筆政后，先聲奪人，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

他說“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他說“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他說“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井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他說“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夾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擲地有聲。“四不主義”一旦公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報》的堂堂報格，並付諸公眾明鑒，天下監督。

這八個字，並非心血來潮，並非靈感驟涌，而是淵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張季鸞為文坦承：“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時，往往與檢查機關小有糾紛。”“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社評[抗戰與報人]）

事實上，張季鸞的確也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性人物胡適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張季鸞、王芸生、胡適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館子。季鸞先生品評適之先生說：“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總是那麼清新。”王芸生則品評季鸞先生，認為他好比新泡的龍井茶，清新之外還有熱。以胡適之為人為文的平實理性、寬容厚道和冷靜淵博，以張季鸞為人為文的理路清晰、見解獨到和熱情洋溢來看，上述品評，絕非文人之間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論世，一語中的。誠如吳鼎昌贈給張季鸞的詩所說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舊；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面如新覯！”

1941年5月，日軍進攻中條山國民黨軍隊，發動了中條山戰役。日軍在軍事進攻的同時，還到處散布謠言，以混淆視聽。國民黨為轉移國人的視線，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聞媒介，傳播什麼“八路軍不願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乘機擴大地盤”等謠言。蔣介石還指派陳布雷請《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在渝分館總編輯王芸生出來說說話。

在張季鸞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寫了那一篇題為《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的社評。社評在引述日軍的謠言后說：“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實真相，自為中外人士，尤其我們忠良各界亟願聞知。因此，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證。”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看到這篇社論后，當夜疾書一封長信給《大公報》的張季鸞、王芸生，說明晉南戰事真相。周恩來的信寫得非常委婉，首先說：“季鸞、芸生兩先生：讀貴報今日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接下來，信中一方面駁斥敵寇的謠言，另一方面歷陳八路軍的抗戰業績和共產黨團結抗戰的誠意。接到周恩來的信，張季鸞、王芸生也很重視，他們不顧重慶一邊倒的輿論氛圍，毅然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將此信公諸讀者”的建議，在《大公報》重慶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來的來信，並配發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再次呼籲國共合作，團結抗戰。而這篇《讀周恩來先生的信》的社評，就是張季鸞先生在病床上寫就的。

正因為張季鸞在辦報實踐中始終堅持“不偏不倚”、客觀公正的立場，所以，國共雙方的領導都很重視《大公報》，也很看重張季鸞。

《大公報》的世界性榮譽

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這一世界性榮譽。張季鸞先生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應當注意他所指的《大公報》“文人論政”的特點。即，《大公報》雖然具有國際媒體通行的商業經營的性質，但同時，它還擁有中國文人論政的深厚傳統。所謂“文人論政”，就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是蘊含深重的倫理擔當，即“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這是從中國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習性中傳承下來的道統，這就使《大公報》獲得了一種在中國征服人心的力量，從而在形形色色的商業報刊中脫穎而出，臻於化境，被國際社會視為東方最優秀的報紙之一。

就張季鸞自己的為文風格而言，他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這既是張季鸞對自己社評技巧的概括，也是其為文的基本宗旨。

有鑒於此，他的政論，不偏激褊狹，不任性使氣，其論事析理，穩健明達，不溫不火，如沐清風，如飲濃茶，娓娓道來，入木三分。他不靠筆走偏鋒、嘩眾取寵來奪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闢，說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遠清新的頭腦，活潑綿密而又提綱挈領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籌的見解；而一流的學識經驗與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對國際國內紛至遝來的新聞事件，能夠迅即作出反應，幫助公眾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實可靠的分析評論，甚至能在紛紜繁複的難局中，預測事件進展，指明一線出路。有時，他也不惜違逆眾意，壁立萬仞，只爭一線，給出化解難局的應對之方。當時有人評論說，張季鸞為文如昌黎（韓愈），如新會（梁啟超），無僻典，無奧義，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這種風格，播灑於萬千社評之內，如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有助於造就社會上健全的判斷力，有益於公眾非情緒化的理性思維能力，有助於邁向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

張季鸞為文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並非鄉願，並非無原則捧場。當為了公義，他認為必須批評時，他的筆鋒又是很銳利的。如他曾撰寫過三篇被人們稱之為“三罵”的社評，曾經膾炙人口，風行國中。一罵吳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文中說：“吳氐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一語中的。二罵汪精衛，是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慾。”三罵蔣介石， 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並“確信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已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社評責問，以蔣氏的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來論，南京政府軍隊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也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

張季鸞罵吳、罵汪、罵蔣之時，確實保持著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和立場。他是無欲則剛，獨立不羈。惟因如此，蔣介石亦敬重他的這一氣度，在張季鸞後半生一直與之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但是，正因為其與蔣介石私交甚篤，在西安事變當中，張季鸞先生寫了一封公開信，以今日眼光看來，不無偏袒。事實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態，以致《大公報》同時受到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兩大對立主角的青睞。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起居室、衛生間各放置一份；而毛澤東說，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大公報》。

張季鸞一生的文章議論，鑄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活歷史。而當年的《大公報》，則構建了中國百年言論史上的重要篇章。

據《大公報》的老報人回憶，張季鸞非常好客，極有人緣。民國初期，他跟林伯渠都任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1936年秋，他去西安暫住，與林會晤，二人徹夜長談。張季鸞酷愛崑曲，跟京劇泰斗梅蘭芳、京昆藝術大師俞振飛也是好朋友。

1941年9月6日在重慶病故。

1944年，在張季鸞先生逝世3年多的時候，《大公報》館出版了張季鸞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鸞文存》（上下冊，胡政之編，大公報館1944年12月出版）。

于右任為這部著作題寫了書名，《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為張季鸞的遺著作序。

“季鸞是一位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尚在文人論政階段，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讀者今日重讀其文，將處處接觸到他的人格與熱情，也必將時時體認到這一段歷史。季鸞已逝，其文尚存；國族永生，亟待進步。我編《季鸞文存》既竟，既傷老友之逝，尤感國事之待我儕努力者尚多，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的用心，則其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

即便是今天看來，胡政之對張季鸞的評價是基本恰當的。作為一位成功的報人，張季鸞有許多地方值得今人懷念與學習。

張季鸞先生去世時創下了兩項“記錄”。一為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對他同樣都做出極高的評價；二為在中華民國史上為一報人舉行“創記錄”的隆重追悼活動。

張有三任太太，分別是：高芸軒(1908年) 陳孝俠(1934年) 陳氏夫人(1936年)

兒子：張士基(陳氏夫人所生)

1942年，這位《大公報》前主編的遺體，被從重慶迎返陝西故土，在一場規模盛大的公祭典禮之後，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鎮竹林村一座佔地40畝的陵園中。如今，這個曾經遠近聞名的陵園幾乎已經徹底被毀，在僅剩的一片一畝見方的土坡上，張季鸞後人補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叢生的雜草間。在公祭的前一年，當時任《大公報》主筆的張季鸞在重慶病逝時，國共兩黨最高層都在第一時間發來唁電，蔣介石、周恩來更是親自前往喪禮，弔唁這位報人。當時的公祭，城裡來的戲社搭台唱了好幾天大戲，周圍幾個村的廚子都被請來村裡，以便接待前來弔唁張季鸞的賓客。公祭開始前，五六十個穿著軍裝的人組成的軍樂隊進行演奏，天空中的飛機低低地盤旋在陵園的上空。發來弔唁的書信成堆成堆地摞著，陵墓周邊人山人海，前來看熱鬧的人把周圍幾百畝麥地都踏光了。張季鸞祖籍在陝西榆林，當時之所以選擇將他葬在西安，是因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專門為了迎接他所挑選的“風水寶地”。當地人們傳說，這裡背靠高山，兩側兩條水渠流淌，號稱“雙龍戲珠”。而在文獻記載中，這裡被譽為“天留佳壤，以待大賢”。在這場公祭之後，一座“又大又有氣勢”的陵墓，就在村子東頭的塬上蓋了起來。有高高的圍牆，門口的幾個石墩子“兩三個人都抱不住”。走進大門，磚鋪的一條大路，連接著一道長長的台階。陵園院牆外本來種著一排茂盛的洋槐樹，通往墓碑的那條磚鋪小路，兩側也有兩道繁茂的花牆。陵園的裡面，有兩片桃園，而在台階的盡頭，墓碑周圍，則是一大片的松樹，那是專門從周圍的山裡移來的“秦嶺松”。陵園建成之初，曾經有一個連的隊伍駐紮在這裡，專門為張季鸞守墓。沒過幾年，這些國民黨的軍隊隨著戰事吃緊，不知所蹤。這個龐大的陵園從此沒了人看守。解放后，特別是接踵而至的“大躍進”，為配合大鍊鋼鐵，周圍幾個人民公社爭先恐後地派人趕來這裡。很快，陵園院牆內外的洋槐、白楊，還有墳前的秦嶺松，都被幹勁高昂的人們爭搶著砍倒，送入土法鍊鋼的爐子里。《大公報》各大版面紛紛改組，新聞界與它的過去進行了決裂。在幾十公裡外的西安城裡，張家的後人此時已無暇顧及這些了。直至“文革”開始后，這些用江南運來的石材刻成的石碑，連同墓基上砌的石條、青磚，都被徹底砸碎，成為村民們用來蓋房子的邊角碎料。最後，在“破四舊”的運動中，一輛屬於生產隊的拖拉機從墳頂推過，將半個土包夷為平地。整個陵園瞬間變成了莊稼地，並且按照地界，被分成兩半，劃撥給了兩個不同的村子。在一片混亂中，村民們突然發現，不知什麼時候，張季鸞的墓地已經被人挖開了。打開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裡頭有一間廳堂、兩間小室，裡面的陳設只餘下一張石几，一把茶壺、一副麻將、一隻煙斗，散落在上面。這便是這個龐大的陵墓保存下來的全部葬品。之後的幾十年裡，張季鸞的墓帶著赤裸裸的裂痕，躺在這片凌亂的莊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結束后，也沒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這個這隻剩下半個土包的陵墓。 1994年，一名當地的記者尋訪到這裡，面對墓地慘狀大為震驚。他在隨後的報道中寫道：“一代報人張季鸞墓，早已淪為荒郊野冢，無任何標識，人跡罕至。一抔殘土，面對著暮春寂寞的陽光，不堪憑弔。” 1999年的一天，張季鸞旅居香港的孫女突然打來電話，告訴張季鸞的外甥女李賦英，一個曾經在《大公報》工作的老人，輾轉找到陵園，卻發現建築已經蕩然無存，墓園又荒又亂，土包也只剩下了半個。“墓一定要重修，這是我的責任。”這個女孩在電話中說，“我只能拿出一萬元港幣，你能不能幫我做一下？”李賦英立刻答應了下來，為了批下一塊地，她坐著公交車，從西安市市中心到長安縣縣城，來來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開始，當地政府以為是港商回鄉投資，熱情很高，但結果發現只有一萬港幣，立刻“失望得不得了”。幾番協商后，李賦英最終拿到了一畝地。這正是當年陵園盡頭墓碑所在的地方。雖然與陵園最初40畝的規模仍相差甚遠，但她已經覺得“很滿意”了。李賦英按照子孫給長輩樹碑的口吻，擬了“先父張季鸞先生之墓”幾個字。至於石碑的背面，最後選擇了兩條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唁電，放了上去。最後的碑文，是李賦英請自己在水電工程局的一個同事寫的。至於搭建這個墓碑的工匠，李賦英在村子里打聽了很久，最終找到做了幾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沒過幾個月，這個經驗豐富的石匠不僅蓋好了墓碑，還從生產隊的飼養室，把陵園裡原來擺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間運回村裡的。當時，因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麼，他就把這張石台丟在了飼養室里。如今，這張和生產隊飼養的牛、馬、驢子共處了幾十年的供桌，終於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因為小時候常去張季鸞陵園玩耍，邢炳年對於這次重修墓碑的活計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時候，他自作主張，在斜對門的工匠那裡，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寫有“報界宗師”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頂端。這幾個字，是他從李賦英送他的《張季鸞文集》中看到的。“這是周總理唁電里的話，”李賦英還聽從了邢炳年的另一個建議，按照她原先的圖紙設計，墓地的土包應該澆上水泥砂漿，把它整個覆蓋起來，但邢炳年說，被水泥砂漿包裹的墓地，長不出草來，“人丁不旺”。回想起張季鸞年屆五十才得獨子，李賦英心中一動，立刻爽快地答應邢炳年，讓墓地的逆土裸露著，多長些草。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終於立了起來。

2004年，與竹林村相鄰的玉村率先將自己所擁有的陵墓周邊土地租給了一所磚窯。隨後，竹林村的生產隊也將屬於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種豬場。當種豬場開始動工的時候，墓前的一條土路被截斷了。在長安區杜曲街道的曹國斌主任看來，這所新建的種豬場，是顯而易見能帶動經濟發展的“惠農項目”。如今，這個“陝西省萬頭瘦肉型良種豬繁育基地”已經擁有超過5000頭種豬。在場院圍牆外，兩條用來排出豬糞的溝渠骯髒不堪，散發出濃重的臭氣。至於張季鸞，“項目審批的時候，大家對他並不了解”。沒有人知道這座在豬圈和磚廠夾縫中的墓地屬於誰，沒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國歷史上留下許多輝煌的記憶。

2008年4月，這裡舉行了紀念張季鸞誕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動。陝西省新聞工作者協會、陝西日報社、西安日報社、香港《大公報》陝西辦事處、新民晚報社、榆林日報社的代表以及西北大學、西安外事學院新聞專業的學生，一行百餘人專程趕到長安區杜曲鎮，祭拜這位德高望重的新聞界前輩，張季鸞先生的孫子張哲明也專程從上海趕來紀念祖父。上午9時，眾人在長安區杜曲鎮鎮政府設置的祭奠現場內，向張季鸞先生的遺像三鞠躬，表達悼念和崇敬之情。在聽過張季鸞先生生平事迹之後，人們對其敬重之情又增添了幾分。張季鸞先生的親屬和來自各地新聞界的代表宣讀了紀念文字，簡樸的祭奠儀式結束后，一行人捧著鮮花，前往6公裡外的張季鸞先生墓地進行祭掃。

在祭拜儀式上，陝西省記協主席尹維祖感慨到：張季鸞先生從事新聞工作的時代，正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抉擇的危難時刻，他從民族大義出發，刊發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文章，呼籲國共合作，共同抗戰。他崇尚“文人論政”，以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寫出了一批分析透徹、文風犀利的好評論、好文章。“今天，可以告慰季鸞先生的是我們的國家已經以一個獨立、民主、富強、文明的大國形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新聞事業也在改革發展中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西安日報社社長郝小奇表示：張先生早年走言論救國之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成為享譽中外的新聞工作者和時政評論家。張先生祖籍陝西榆林，他對中國現代新聞事業貢獻卓著，是我們陝西人的驕傲；先生病逝后安葬於長安杜曲竹園村，他的精神永存。他說：“我們懷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賢的意志和事業，我們將努力辦好《西安日報》和《西安晚報》，更進一步彰顯主流媒體的社會責任感和公信力。”新民晚報新聞總監蔡偉表示：張先生一生以言報國，為民諫言，其所辦《大公報》享譽海內外。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或檄文激辯，或慷慨議政，衝鋒在新聞第一線，表現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偉大胸懷。

從2004年以後，“豬場逼侵報界宗師墓園”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但直到現在，站在張季鸞的墓前，噪音與臭氣依舊撲面而來。“我們也沒辦法”，長安區杜曲街道的曹國斌主任說，“搬遷需要的幾百萬元經費，我們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業用地，也是很困難的。”在2010年5月底長安區的一次會議中，當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幾種方案。除了耗費巨資將豬場搬走，另一個選擇，則是將張季鸞墓搬遷到同在西安市長安區的“歷史名人區”。

事實上，在種豬場和磚廠尚未建起來時，社會各界已開始呼籲保護張季鸞墓。2000年2月，西安市人大代表白瑞就提出“張季鸞先生墓應予保護並逐步恢復陵園原貌”的建議。對此，當時的長安縣政府答覆，已免費“提供了墳頭所在的耕地一畝”，歡迎張季鸞親友“投資修建張先生墓園”。

2002年1月27日，西安政協委員、陝西省記協主席尹維祖提出對張季鸞墓保護維修的建議，當時西安市政府復函稱，長安區政府“已組織文管辦、土地局、杜曲鎮政府對墓園進行了修建，並在墳地周圍栽植了花木”。然而，即使在這樣的“保護”狀態下，種豬場和磚廠還是順利地建起來了。張季鸞的孫子張哲明曾在1990年去過墓地一趟，當時面對殘景，有些傷心，2008年在張季鸞誕辰120周年時再去墓地，就感到極為憤怒，“路被佔了，養豬場、磚廠包圍了整個墓地……”

在媒體和有識之士的不斷呼籲下，2011年1月，西安市長安區區長楊建強現場查看后，要求分管副區長牽頭，相關部門和街道辦負責，由區財政出資，做好墓園修葺、隔離圍牆、道路修建、植樹綠化，將“豬場逐步轉移、磚廠逐步關閉等環境治理工作”。“重建墓地的設計圖紙做了三稿，可是搬遷進行不下去，最後就擱到那兒了。”杜曲街道辦主任張權日前稱，自己調來不久，對於張季鸞墓以前的事並不清楚，但知道張季鸞其人，所以也著意保護，“墓園內，乾淨整潔，都是工作人員不定期打掃的結果”。張權稱，關於新墓地的設計，找的是一家頗有實力的公司，根據設計圖，新墓園將在磚廠西面，也就是墓地東側開一個門，但對此設計家屬方面不同意，堅決要求搬遷種豬場和磚廠。可事實是，種豬場和磚廠分屬杜曲和王莽兩個街道辦，要“搬遷並不容易”。杜曲街道辦介紹，就搬遷一事曾與豬場多次協商，對方也同意搬遷，但杜曲範圍內已沒有用地指標。一份資料顯示，要搬的種豬場，佔地50畝，投資800萬元，2007年被省上確定為“省萬頭瘦肉型生豬繁育基地”；而磚廠屬於一家建材公司佔地70畝。街道辦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本報記者，種豬場豬最多的時候超過了5000頭，若要搬遷，需800萬元~1000萬元左右。至於磚廠，一年產值300多萬，“根本負擔不起”。

張先生系榆林籍文化名人，報界宗師。家鄉人民在得知先生位於西安的陵墓被豬場包圍的情況下，經家屬申請人，榆林市政府和陝西省政府的努力下，最終將先生陵墓遷回祖籍榆林。為此，榆林市政府在東沙專門修建了季鸞公園，將先生的陵墓遷入公園內的月亮灣，並在院內修建了季鸞紀念館，供遊客瞻仰和參觀。

季鸞公園位於榆林城區東郊，佔地面積3315畝，東起新210國道過境線，南至鍾家溝新農村，西臨金沙二路，北靠榆麻路，概算投資7.2億元，由榆林市住建局負責建設，建成后交由我區管理。目前，公園一期綠化、景觀節點、亭閣、雕塑、園內道路等工程已基本結束，二期景觀、給排水、電氣等工程正在建設，計劃2015年底建成投用。

2011年以來，根據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批示，經過市、區主要領導及相關部門的多次協調對接，一代宗師、文壇巨擘，榆陽籍著名愛國人士張季鸞先生靈骨，於2014年8月13日從西安市杜曲鎮竹林村遷回故里，安葬於此。張季鸞先生是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的奠基者，享譽海內外的政論家和愛國人士，與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水利專家李儀祉並稱“陝西三傑”，他主筆《大公報》15年，使《大公報》成為當時最富盛名、極具影響的報紙之一，1941年榮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成為我國報業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張季鸞先生陵墓選址在季鸞公園南頭的月亮灣，面臨榆陽河，背靠紅山，東北西部突起，中間平展，南部擬建54級台階作為陵園通道，寓意張先生生年54歲。墓冢座基高0.96米，直徑9.6米，由清澗青石砌護，選用本地石材，體現地方特色，其中土冢高2米。整個墓園端莊大氣，簡易樸素，風景優美，幽雅怡靜。既可安慰張先生在天之靈，又體現了一切從簡的原則。

季鸞公園建設依託張季鸞先生陵墓和東沙森林植被，著力打造體現榆林人文精神和集文化、休閑等功能於一體的生態公園。建成后，對於改善東沙片區居住環境，提升榆林城市品位，加快榆林國家園林城市和生態園林城市創建，將起到重要的推進作用。公園景觀結構整體上可概括為“一帶”、“三軸”、“四片區”，所謂“一帶”指沿金沙二路由城市向公園過度的市民休閑帶，“三軸”指沿公園東西方向物質民俗文化軸和南北方向精神生活民俗文化軸、社會民俗文化軸設置的陝北民俗文化景觀，“四片區”指公園建設的林蔭休閑區、郊野運動區、遊樂體驗區和綠野遊賞區。公園共有4個主出入口，園內建有一級園路5條，二級園路6條，三級園路19條，分別沿三條主軸線布置。此外，還點綴了以境內國家重點保護鳥類命名的8亭1閣，進一步體現了區域豐富的生態資源。

季鸞公園的建設，對於弘揚張季鸞先生精神理想，彰顯榆林人文底蘊，教育公眾銘記歷史，啟迪新人奮發成才，全面推進文化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將成為一張響亮的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