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妤

斯妤，女，漢族，1954年出生，福建廈門人。大學畢業。當代散文家，小說家。

1973年赴廈門郊區海滄公社插隊務農，后歷任廈門郊區教育科幹事，全國青聯辦公室幹事，《青年文學》編輯、編委，專業作家，文學創作一級。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中國散文學會常務理事。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著有散文集、小說集20餘部：長篇小說《豎琴的影子》、《斯妤文集》(4卷)，散文集《兩種生活》、《某年某月》、《風妖》、《斯妤散文精選》，小說集《出售哈欠的女人》、《尋訪喬里亞》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兩度獲“當代女性文學創作獎”。其中《北海的早晨》被選入上海二期課改八年級下學期語文學科。

斯妤的散文寫作涉及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比如，描述日常世俗生活中的母與子，關注幼兒園、雪、老屋、柴米油鹽的境界、足球、規則、生病、嫉妒等日常生活，尖銳指出“愛情就是大慟之後的心頭空白”。90年代中期以來，斯妤以一種全新的手法和題旨轉向小說創作，短短几年間，《故事》、《紅粉》、《夢非夢》、《出售哈欠的女人》等小說引起文壇關注，等蜚聲文壇，被評論界冠以“幻想寫實主義”稱號，“構成了九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道獨特風景”。

斯妤寫真人，抒真情，顯真我，現真誠，親情、友情、愛情以及生命的真諦在其筆下流淌，拓展了散文的內蘊與形式。她的散文很快贏得了讀者，尤其為青年讀者和知識女性所喜愛，並在新時期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斯妤的小說在主題上多表現居於男權重壓之下的知識女性的抗爭與毀滅；在創作手法上，可謂奇譎詭異，靈動飽滿，熔沉重與幽默、悲劇與荒誕、現實與幻想於一爐，令人耳目一新。

“我近乎執拗地在散文這個小小的空間里著力耕耘，發願要在它的內涵、形式、風格上有所拓展。”這真是斯妤化了的文學言志，全然突破了她一貫溫良恭謙的態度，於是從第一本散文集《女兒夢》開始，到迄今為止出版的《愛情是風》、《兩種生活》、《感覺與經歷》等十多部散文集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對上述理念持恆不懈的追求：80年代初期對“三家模式”的反叛，力圖在散文中表現以真為宗旨，以善為極致的審美情趣；1985年後轉為對人生荒誕與人性荒謬的審丑思考；而90年代前後萌發的女性意識的自覺，不僅使她的散文內涵增添了文化歷史的質感，而且也增添了思想的厚重感與濃郁的思辨色彩。

斯妤對散文文體寫作的偏好，對拓展其形式與內蘊的執著，成全了她在散文方面的建樹，使她以散文名家蜚聲文壇。文評家吳義勤曾指出斯妤的那些帶有終極意味的形而上追問的散文，改寫了散文“輕文體”的形象，提升了當代散文的品格。這個評價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

如此看來，斯妤的出現，即便就是為了散文寫作，那麼至此也算是功成名就了。然而，斯妤的作家使命似乎還不止於此，散文文體的寫作似乎並未全面開發出作家斯妤的潛能。散文也許可以直接宣洩她的情感，也能充分體現她的智性，它給我們帶來平實的生活氣息，也不乏思想深度的衝擊與震撼，但它並沒有完成把她帶入真正的文學創造中去的使命，因為文學決不止於真實的表述或記錄。文學與所有真正的藝術一樣，它更能體現世界上所有事物本質之間的聯繫，以及這種本質聯繫與作家想象力之間的奇特關係。

或許是出於作家特性的感召，或許是出於內心表達的需要，1993年，斯妤暫時結束了如日中天般的散文寫作而轉向小說領域。如果說寫散文的斯妤，還在人們的料想之中的話，那麼斯妤寫的小說，可就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了。一向溫柔敦厚，並以散文寫真名世的斯妤，作起小說來卻一反常規，出手凌厲，風格怪誕，立意高遠，內涵繁複，意味深長。一種洞明世事的清澈與鞭辟入裡的尖刻，把個眾生相、尤其是女生相的本質，通過充滿想象力的架構入木三分地鋪陳給我們看，令人觸目驚心。

如《狂言》中的“我”在失態后的狂出真理：“我不是透徹之後才善良（更徹底的善良），而是善良導致了不透徹。所以我說我更像個瞎子而不像是聖徒”。斯妤把人性方面一個十分微妙的癥候揭了開來：善良有時就是怯弱的道德美化與虛偽託詞，所以看起來對人滿懷善意的人，走到後來卻只有對人的恐懼。

《浴室》把這種人性的荒誕表現得更為具像化了：一個常常受制於人，不敢說“不”的怯弱女人，通過一次幻想式的境遇改變了她一直想改變的現狀。饒有意味的是，用幻想替代現實恰恰是女人逃逸現實的通病，幻想的力量後面是真實的無能。因此，當女人也用這個方法去改變她的色狼上司——女性生存惡劣境遇的象徵時，他反而得以如願以償地佔有了女人身體。此時，身體被銳痛刺激的女人才真正如夢初醒。如果想了解女性主義“身體寫作”的真正涵義，這個文本倒真是一個十分形象的詮釋：也許頭腦還在接受並製造幻覺，只有身體感受才會真正道破真相。斯妤的敘事揭示了女性在性別關係中不僅弱勢而且劣勢的生存形態、心理形態與反抗形態。對現實的逃逸，結果是被現實罩牢。女性幻想式的反抗反而成全了男性的夢想而成為男性的現實，女性的夢魘。

斯妤在小說中充分施展了她對事物本質的認識，故事被她以荒誕的形態所呈現，人生與人性的荒謬性盡在其中流露無遺。《出售呵欠的女人》、《豎琴的影子》就是她此類小說的代表作，當這些小說驚艷文壇時，一個文學的斯妤真正誕生其中：在笨拙的言談舉止後面，是思想的靈動與鋒芒畢露；在循規蹈矩後面，是詭異狡黠的橫空出世；在軀體的懶散惰性後面，是洶湧澎湃不能止息的內心生活；在粗糙的日常事務後面是精細入微的觀察與思考；表面隨和、懦弱後面是敏感、尖銳、執著、特立獨行。當斯妤寫出這些小說時，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羅蘭·巴特把作家區分為兩類是什麼意思：一類作家寫重要事物，一類作家不寫重要事物而只寫人，他覺得後者才是真正的作家。而對於斯妤來說，她起碼以此實踐了她的口出狂言：“不讓自己僅僅是自己”這樣一個貌似簡單實則極具偉大的目標。

斯妤：寫作是我最好的生命方式

(作家雜誌2004第五期)

石一寧：三卷本的《斯妤作品精華》編選精當，裝幀典雅，看了令人喜愛。當然，其中更蘊含了你20年辛勤創作的汗水和心血。你是何時開始文學創作的？對你而言，當作家是你童年的夢想還是一種出乎意料的結局？

斯妤：第一次萌生寫作念頭是在農村插隊的時候，我記得那時正是農閑，經過整整一季的披星戴月，早出晚歸，大家都鬆弛下來了。我百無聊賴，一天里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乏了就睡，醒來就發獃，覺得生活無聊極了，無謂極了。

正在這個時候，有位知青同伴拿了他寫的一篇小說給我看，要我提意見。看著他那工工整整的筆跡，我心裡突然一動，可能就是在那個瞬間，寫作這個念頭像鬼一樣鑽進了我心裡。而在此之前，我做夢都想進清華物理系，成為一個物理學家。我父母也是一直這麼期望的。當然真正動筆已經是若干年後。也許生活就是這樣，立志要做的，時代不給你機會，避之唯恐不及的，到頭來卻成了你的歸宿。我上初中正是“文革”猖獗的時候，曾經目睹語文老師授課時口誤出錯而被貧宣隊當場揪出教室，關押批鬥，百般羞辱，所以對文史類產生了深深的恐懼，覺得這個世界上最不能做的就是舞文弄墨，談經論道，沒想到，若干年後全力來做的恰恰就是“舞文弄墨，談經論道”。

石一寧：我很欣賞博爾赫斯的一段話：“我寫作，是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們；我寫作，是為了讓光陰的流逝使我心安。”我發現你也很喜歡這段話。但這是否是你寫作的全部動機？

斯妤：我曾經引用過博爾赫斯的一段話：“時間是構成我的物質，時間是一條從我這兒攫取東西的河，而我就是這條河；時間是一團消耗我生命的火，而我就是這團火。”我覺得它表達了一直充塞在我心裡但從沒被明確表達過的想法。的確，促使我提筆的最初原因正是對於時光流逝的恐懼，而後來，當思想漸趨成熟后，我發現它仍然是我寫作的主要動機。說主要是因為，還有別的東西，比如對語言的迷戀，比如寫作時被語言所激活而進入的美妙的創造狀態，這些同樣是驅使我們提筆的重要因素。我相信，一個真正的寫作人是天生的，這種天生不僅僅指才情，同時也指他對於語言魅力毫無貳心的臣服，指他對於內心舒展、精神歸依的重視。這份臣服和重視遠勝於常人，足以抵禦浮華喧囂的物質世界的侵擾和誘惑。

石一寧：這正是我接下來要問你的問題：你認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作家嗎？我指的是把寫作視為生命的人？

斯妤：我不能說我就是一個純粹的作家，但我是那種固執地把寫作視為我最好的生命方式的人。執筆二十多年，雖然出於對語言既表達生活又遮蔽生活這種雙重性的疑慮，也曾有過停筆的念頭，但最終還是強烈地感到，即使你對語言有所懷疑，你也無法抵禦語言的魅力。離開語言的生活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已是不可能(我指的是書面語言、文學語言)。只有在閱讀與書寫的時候，我們才感到心安，感到愉悅。是的，靈動飽滿、富於張力充滿表現力的語言總是使我們心曠神怡。

石一寧：你覺得自己的讀者多嗎？他們大體上屬於哪個階層？

斯妤：前幾年收到過不少讀者來信，所以我大概知道自己讀者的範圍。散文的讀者似乎知識女性更多一些，青年讀者更多一些。小說則不那麼確定，各階層都有，當然還是知識階層多一些。

我的原則是寫作時只遵從藝術準則，力求飽滿，鮮活，深刻，新穎，並不考慮市場或讀者。但是我相信，好作品自有讀者，雖然它不像大眾讀物那樣，能夠鋪天蓋地，引致街談巷議，但它仍然有自己的讀者——不會一時洛陽紙貴，但也不會空谷足音。事實上，有鑒賞力、有良好藝術感覺的讀者相當不少，他們有時甚至比職業書評家更能切近作品本身。

石一寧：你是一個注重創新的作家，在相對保守的散文領域，你的革新引人注目，但又保持了散文的固有特質，被看作是一個既先鋒又典雅，既尖銳又深情的散文家。在小說領域，我發現你仍然不願因循守舊，《出售哈欠的女人》《紅粉》《風景》《浴室》等小說表明你仍在獨闢蹊徑，“蓄意創新”，你為什麼如此重視形式和文體？

斯妤：大概因為我對“形式即內容”這句話有很深的體驗，同時，我相信藝術的生命在於不斷的革新，創造，裂變，再生。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永遠都是藝術的大敵。我是在1985年寫《婉穗老師》時強烈地認識到這一點的。那一陣“婉穗老師”的形象總是在我心裡飄著，揮之不去，若不寫出來我就無法平靜。但是當我開始動筆，我發現竟然“辭不達意”，好幾個開頭都被我撕了——一直在我心裡來來去去的形象我竟然無法表達它！後來，我弄清了問題的癥結：在我心裡的婉穗老師是遊動行走，飄忽不定的，也就是說素材是零碎斷開，動感十足的，而我卻用常規的、嚴謹、靜態的結構去裝它，當然要無功而返了。明白問題出在哪裡后，我開始尋找適合的形式，它必須和素材的節奏，內蘊，形體相契合……很快，它呼之欲出了。找到它以後，我發現簡直筆底生風，如有神助，心裡的那個婉穗老師很快就栩栩如生地站在紙上了，而且，相當飽滿，自己很滿意。從那以後，我高度重視形式，因為我深切地體會到，每份素材都有一個最契合它的形式，只要找到這個形式，作品就自己站在你面前了。

石一寧：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時代，生存問題已越來越突出，加上影視對文字的擠占日漸嚴重，有的作家在寫小說時便已考慮到改編電視劇的問題。對此你怎麼看？生存壓力是否有可能改變你的寫作態度乃至風格？

斯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就我來說，我首先想的是把小說寫好，畢竟小說首先是語言的藝術，它的優長在於語言，而不是畫面。但有的小說的確可以改編成電影電視劇，那也不是壞事，畢竟可以有更多的人看。但我不會事先就兼顧兩者。純文學作品稿酬肯定不會高，但如果我們對生活要求不高，心境可能就不同。事實上我很知足，雖然生活簡單一些，但此生可以做你喜歡的事，有時間讀書，有心境有能力欣賞自然的美，藝術的美，我相當慶幸了。

俄國詩人慈維達葉瓦，他說的一句話斯妤非常認同，“他說吻過我的人，會錯過我。”斯妤認為這是真理，因為兩性的那種感情蒙朦朧朧有距離的時候，這種美感是很恆定的，而且有一種神秘和一種距離在裡頭，可是當走近了，吻過的時候，他就很切近了切近可能這個美感也消失了，神秘感也消失了，

斯妤認為：“愛一個人就是欣喜於兩顆心撞擊爆發出來的美麗時，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祈禱這不是幻影，也不是瞬間，而是唯一的例外，是真實的永恆。愛一個人就是在極度失望后，保險絲終於噝噝地燃燒起來，枷鎖卸下，心重新輕鬆起來，自由起來，可是只要一句話，一個關切的神情，就會輕而易舉地將你扔進新一輪的燃燒。這時，愛一個人就變成了一段經歷。這段經歷曾經甘美如飴，卻終於慘痛無比。這段經歷漸漸沉澱為一級台階，你站到台階上，重新恢復了高度。”

斯妤坦言：“她的最愛是兒子，其次才是書。”

斯妤很小就喜歡哲學，詩，還有美學，文學更不用說了。插隊的時候，大家輪流讀那個手抄本的《安娜卡列尼娜》，斯妤是非常乖的知青，非常老實的知青，從來都是勞動非常好，不敢表現不好，就為了能上大學，可是拿到那個《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斯妤就謊稱生病，請病假，把小屋門關起來，一天都不待吃東西的，一出去要碰見人，關在小屋裡讀那個《安娜卡列尼娜》，讀的痛哭流涕的。斯妤認為閱讀其實是人生很好的一種享受，讀到好書那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那段知青歲月在斯妤的生命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艱苦的鄉村生活中，她開始覺得自然的偉大與生命的渺茫，斯妤想到了寫作。1978年，斯妤從福建來到北京，不久之後就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