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三喜

曹三喜不滿現狀，獨闖關東到了原東北熱河省的三座塔村，以種菜、養豬磨豆腐為生，生活十分艱辛，略有積蓄后，開始利用當地盛產的高粱釀酒，釀酒業就成為曹家發展的第一個行業。曹三喜有了錢以後，不是過一種很奢華的生活，而是把它投入到其它行業的發展中，用我們現代話說就是擴大再生產。所以他的商業很快又發展到雜貨業、典當業。三座塔村也隨著地方的繁榮，人口日益增多，政府在這裡建立朝陽縣制。至今當地還流傳有這麼一句話：先有曹家店，後有朝陽縣。曹家生意不斷擴大，由朝陽逐步向瀋陽、錦州、日本等地擴展，最終於明末在東北創建了其雄厚的商業基地。到了1664年清兵入關，曹家生意也由關外向關內發展，首先回到太谷設號，以太谷為中心向中原各大城市輻射，雄踞了大半個中國，不僅如此還跨出國門，走向世界，近到日本東京、朝鮮平壤、俄國的伊爾庫茨克，恰克圖、蒙古烏蘭巴托，遠到德國的柏林、法國的巴黎、印度的新德里，最遠還跨英吉利海峽到達倫敦。橫跨歐亞兩個大陸，縱橫幾萬里，不僅僅在山西人的經商史上、就是中國人的經商史上都創下了不朽的輝煌。到了清道光咸豐年間，曹家商業發展到鼎盛時期，商號達640多座，資產高達1千餘萬兩白銀，總僱員達三萬七千人。

曹三喜之所以成大富，是因為他“以利制權”把取利放在首位，只要能獲利，不管買賣大小都做。他的經營之道如下：

循環經濟這個詞，是我們今天才叫出來的一個經濟學名詞，但是古人曹三喜早在明末清初時期就應用了。他早年在熱河省朝陽縣三座塔賺了第一桶金，就是用循環經濟的經營策略取得的。他先租地種蔬菜和大豆，然後開豆腐店，將大豆變成豆腐，又用豆腐渣養豬，使豆腐渣變豬肉，豬糞又作肥料再種菜、大豆和高粱，如此不斷循環，他的財富就大量增值，積累了資金后，又投資開雜貨店、典當行，所以財富就愈滾愈多。

經商發財要靠天時、地利、人和，這其中就有許多商機，商人能否抓住商機是能否成功的關鍵。曹三喜就最善於抓商機，例如，當年清兵人關與朱明王朝作戰，曹三喜立即乘機發戰亂財，他隨清兵人關，為清兵提供軍事物資，既可討好清軍，又可從中賺錢，果然，朱明王朝被滅后，曹三喜不僅成了清政府的功臣，還從中發了一大筆財。於是他又用這筆錢在瀋陽、錦州、四平開了許多雜貨、釀酒和錢莊分號等，曹三喜坐鎮總號，指揮調度分號，還經常派員到各分號巡視，以保證曹氏集團經營生意興隆。又如，曹氏駐瀋陽的“富生峻”分號掌柜，有一年回關內探親，路過高粱地時，突然發現高粱莖內有害蟲，立即把消息報告曹三喜，曹立即預感到蟲害會使高粱減產，於是立即決定大量收購高粱和其他糧食，果然，當年由於蟲害，秋收大減，糧價暴漲，曹三喜不僅為自己的酒業儲備了大量原料，還拋出了大量高價糧，因而大發其財。

曹三喜用人規矩非常嚴明，他不僅獎罰分明，而且鐵面無私，例如，“豐治通”錢莊的兩個掌柜發生矛盾，使錢莊生意受到很大影響，被曹氏發現，立即將二人撤職，但他們二人均是有來頭的人，一個是分號經理的兒子，一個是曹氏家族的親戚，但儘管他們有後台說情，曹三喜仍不徇私情。曹氏用人不疑，瀋陽分號有個掌柜，有一次虧了70000兩白銀，向曹三喜報告后，曹覺得有客觀原因，因而不但不責怪他，反而再給了他一批資本，結果掌柜又虧掉了，曹氏問他還敢不敢幹，掌柜果斷地回答，只要東家信任，夥計一定再干。結果，曹三喜又給了他第三批資本，這次，掌柜果然成功了，不僅把前兩次虧損賺回，還再賺了一筆。曹三喜為了調動夥計的積極性，還實施了股份制，夥計可投資入股，如果業績突出，還可人“頂身股”，就是以自己的技能和貢獻入股。當年，曹氏商號，每一頂身股，年終可分得紅利銀子1000兩。曹三喜用股份制，把夥計與東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成了利益共同體，所以夥計們都對東家忠心耿耿。

山西商人是最講信義的一個商幫。光緒年間，各大錢業都發行一種叫“平貼”（原始紙幣）的信用券，但發行這種“平貼”的商家，必須是在用戶中有高度信譽的。“平貼”經行會批准后可在商家流通。有一年，大晉商喬、梁兩家的貼子發行過多，人們怕以後不能兌現，於是都紛紛前去擠兌。喬、梁兩家在危機時刻，求曹三喜幫忙。有人建議曹不要幫忙，因為此時正是擠垮對手的好時機。但歷來以信義為重的曹三喜不聽眾言，他宣布曹家所有票號均可代喬、梁兩家貼子兌付現銀。其之所以這樣做，一是可幫助喬、梁兩家化解危機，二是顯示曹氏實力，可提高曹氏聲譽。果然，喬、梁風波過後，喬、梁兩家對曹氏感恩不盡，遇事都處處讓著曹家，曹三喜在晉商中的聲譽愈來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