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論

中國向何處去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中國的歷史特點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駁資產階級專政

駁“左”傾空談主義

駁頑固派

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

四個時期。

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里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因此，趁著《中國文化》⑴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對於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想研究一下，也方在開始。好在延安許多同志已有詳盡的文章，我的粗枝大葉的東西，就當作一番開台鑼鼓好了。對於全國先進的文化工作者，我們的東西，只當作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希望共同討論，得出正確結論，來適應我們民族的需要。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我想，這可以算作《中國文化》出版的態度。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⑵。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那麼，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後，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於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⑶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世界。”⑷這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地解決意識和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後來列寧所深刻地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的觀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

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是什麼？而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又是什麼？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中國已逐漸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日本佔領區，是殖民地社會；在國民黨統治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日本佔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這些統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那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

那麼，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又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末，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來就有了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和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⑸以來就有了的，而是在後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我們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的準備階段，還是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⑹、中法戰爭⑺、中日戰爭⑻、戊戌變法⑼、辛亥革命⑽、五四運動⑾、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為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說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還未完成，還須付與很大的氣力，這是因為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緣故。孫中山先生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為什麼呢？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布它願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布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為敵情和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為若干的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沒有變化的。

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為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卻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了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為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這一理論的意義還沒有發揮，以致人們還只是模糊地認識這個問題。

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同樣，這種“一部分”，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還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說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主要的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巨流中去；第三，它從而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⑿

從這篇文章以後，斯大林曾經多次地發表了關於論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脫離了舊範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部分的理論。解釋得最清楚明確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同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張仲實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麼一段：

“舍米契引證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那裡曾說：‘在上升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民族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相互之間的鬥爭。’顯然，他企圖以此來暗示他給當前歷史條件下的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所下的定義是正確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寫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具有全世界意義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不是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時候起，國際形勢已經根本地改變了，戰爭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還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就在他的《民族自決權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說過，民族問題中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點，已不再是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成一般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問題的以後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講了。現在，當我們由於新的歷史環境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舍米契在這一切以後卻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寫的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這能有什麼意義呢？它只能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是離開時間和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來引證的，因而違反了辯證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沒有考慮到在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東西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就可以成為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著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有能力領導和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是處在這種時候，那末，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為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則更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的內容。

中國革命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而其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新的歷史特點。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分子）。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當作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

在五四運動以後，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和北伐戰爭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和舊俄帝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裡，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裡，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和他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

但同時，也即是由於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至於中國的大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這一個長的時期內，一直是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反對革命人民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一度附和過反革命。在抗日戰爭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⒀為代表，又已投降敵人，表示了大資產階級的新的叛變。這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同歷史上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歐美各國，特別在法國，當它們還在革命時代，那裡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徹底的；在中國，資產階級則連這點徹底性都沒有。

一方面——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就是歐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也是同具的。大敵當前，他們要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覺悟，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特點更加突出罷了。

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種多樣的國家體制中，按其政權的階級性質來劃分，基本地不外乎這三種：（甲）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乙）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丙）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

第一種，是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民主氣息，已經轉變或即將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血腥的軍事專政了。某些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可以附在這一類。

第二種，除蘇聯外，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醞釀著。將來要成為一定時期中的世界統治形式。

第三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採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必然會有某些不同特點，但這是大同中的小異。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但可惜，抗戰許久了，除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外，大部分地區關於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著手，日本帝國主義就利用這個最根本的弱點，大踏步地打了進來；再不變計，民族的命運是非常危險的。

這裡所談的是“國體”問題。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一切革命的階級對於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所要的國家。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一九二四年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十六年來，國民黨自己違背了這個聲明，以致造成今天這樣國難深重的局面。這是國民黨一個絕大的錯誤，我們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禮中改正這個錯誤。

至於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可以採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於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鬥爭，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和軍隊的組成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叫做政體和國體不相適應。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循名責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所應該建立和決不可不建立的內部政治關係，這就是今天“新中國成立”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方向。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

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

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的表現。

這種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共和國，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贊成的，舍此沒有第二條路走。

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嗎？誠然，這是歐美資產階級走過的老路，但無如國際國內的環境，都不容許中國這樣做。

依國際環境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就國際環境，從基本上說來，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的環境，是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環境。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天之恨。一個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打了進來，它是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的；日本在中國發展它的資本主義，卻不是什麼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日本資產階級在中國專政，卻不是什麼中國資產階級專政。不錯，現在是帝國主義最後掙扎的時期，它快要死了，“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⒁。但是正因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過活，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因為日本帝國主義陷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深坑之中，就是說，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國，一定要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它就斷絕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路。

其次，是社會主義不容許。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說，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無產階級在其本國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援助。雖然不能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或其中一二國的革命勝利之後，但須加上它們的力量才能勝利，這是沒有疑義的。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反蘇運動⒂的教訓，不是異常明顯的嗎？就世界而言，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後，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

如果說，由於特殊條件（資產階級戰勝了希臘的侵略，無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還有過一個基馬爾式的小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⒃，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後，就決不會再有一個土耳其，尤其決不容許有一個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由於中國的特殊條件（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性，無產階級的強大和革命徹底性），中國從來也沒有過土耳其的那種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分子不是曾經高唱過什麼基馬爾主義嗎？然而中國的基馬爾在何處？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又在何處呢？何況所謂基馬爾的土耳其，最後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國主義的懷抱，一天一天變成了半殖民地，變成了帝國主義反動世界的一部分。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⒄。

依國內環境說，中國資產階級應該獲得了必要的教訓。中國資產階級，以大資產階級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剛剛由於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而得到勝利之際，他們就一腳踢開了這些人民大眾，獨佔革命的果實，而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結成了反革命聯盟，並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舉行了十年的“剿共”戰爭。然而結果又怎麼樣呢？當一個強大敵人深入國土、抗日戰爭已打了兩年之後，難道還想抄襲歐美資產階級已經過時了的老章程嗎？過去的“剿共十年”並沒有“剿”出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難道還想再來試一次嗎？不錯，“剿共十年”“剿”出了一個“一黨專政”，但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後，就已經“剿”出了一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如果有人還想從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經是新的“剿共”典型，同舊的多少有點區別。但是這種新的“剿共”事業，不是已經有人捷足先登、奮勇擔負起來了嗎？這個人就是汪精衛，他已經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誰要加進他那一夥去，那是行的，但是什麼資產階級專政呀，資本主義社會呀，基馬爾主義呀，現代國家呀，一黨專政呀，一個主義呀，等等花腔，豈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嗎？如果不入汪精衛一夥，要入抗日一夥，又想於抗日勝利之後，一腳踢開抗日人民，自己獨佔抗日成果，來一個“一黨專政萬歲”，又豈非近於做夢嗎？抗日，抗日，是誰之力？離了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你就不能走動一步。誰還敢於去踢他們，誰就要變為粉碎，這又豈非成了常識範圍里的東西了嗎？但是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我說的是頑固派），二十年來，似乎並沒有得到什麼教訓。不見他們還在那裡高叫什麼“限共”、“溶共”、“反共”嗎？不見他們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之後，再來一個《異黨問題處理辦法》，再來一個《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⒅嗎？好傢夥，這樣地“限制”和“處理”下去，不知他們準備置民族命運於何地，也不知他們準備置其自身於何地？我們誠心誠意地奉勸這些先生們，你們也應該睜開眼睛看一看中國和世界，看一看國內和國外，看一看是什麼樣子，不要再重複你們的錯誤了。再錯下去，民族命運固然遭殃，我看你們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辦。這是斷然的，一定的，確實的，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如不覺悟，他們的事情是並不美妙的，他們將得到一個自尋死路的前途。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堅持下去，不是一家獨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業弄個勝利，才是上策，否則一概是下策。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衷心勸告，“勿謂言之不預也”。

中國有一句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敵大家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那種“一人獨吞”、“人莫予毒”的派頭，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拿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來，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們共產黨人對於一切革命的人們，是決不排斥的，我們將和所有願意抗日到底的階級、階層、政黨、政團以及個人，堅持統一戰線，實行長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產黨，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統一戰線，那是不行的。中國必須抗戰下去，團結下去，進步下去；誰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們是不能容忍的。

於是資產階級頑固派就跑出來說：好，你們共產黨既然把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推到后一個階段去了，你們既然又宣稱“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⒇，那末，就把共產主義暫時收起好了。這種議論，在所謂“一個主義”的標題之下，已經變成了狂妄的叫囂。這種叫囂，其本質就是頑固分子們的資產階級專制主義。但為了客氣一點，叫它作毫無常識，也是可以的。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餘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這也就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麼要那樣叫囂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實，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中國，也正是這樣。

誰人不知，關於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因為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產主義，豈非荒謬絕倫之至？在共產黨人，正因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有和自己的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之點，所以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否則就沒有這種可能了。這是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在民主革命階段上的統一戰線，孫中山所謂“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21)，也正是指的這種統一戰線。否認共產主義，實際上就是否認統一戰線。頑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黨主義，否認統一戰線，才造出那些否認共產主義的荒謬說法來。

“一個主義”也不通。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封建階級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有資本主義，佛教徒有佛教主義，基督徒有基督主義，農民有多神主義，還有人提倡什麼基馬爾主義，法西斯主義，唯生主義(22)，“按勞分配主義”(23)，為什麼無產階級不可以有一個共產主義呢？既然是數不清的主義，為什麼見了共產主義就高叫“收起”呢？講實在話，“收起”是不行的，還是比賽吧。誰把共產主義比輸了，我們共產黨人自認晦氣。如若不然，那所謂“一個主義”的反民權主義的作風，還是早些“收起”吧！

為了免除誤會，並使頑固派開開眼界起見，關於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主義比較起來，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這就是兩個主義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基本政綱。一九二四年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同共產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是相同的。由於這些相同，並由於三民主義見之實行，就有兩個主義兩個黨的統一戰線。忽視這一方面，是錯誤的。

第二，不同部分。則有：（一）民主革命階段上一部分綱領的不相同。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些部分。如果它不補足這些，並且準備實行起來，那對於民主政綱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說完全相同。（二）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共產主義於民主革命階段之外，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於最低綱領之外，還有一個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民主義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沒有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綱領，沒有最高綱領，即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宇宙觀的不同。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徹底性的不同。共產主義者是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即有革命徹底性。三民主義者除了那些最忠實於革命和真理的人們之外，是理論和實踐不一致的，講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沒有革命徹底性。上述這些，都是兩者的不同部分。由於這些不同，共產主義者和三民主義者之間就有了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只看見統一方面，不看見矛盾方面，無疑是非常錯誤的。

明白了這些之後，就可以明白，資產階級頑固派要求“收起”共產主義，這是什麼意思呢？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制主義，就是毫無常識了。

不走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路，是否就可以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沒有問題，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

有些惡意的宣傳家，故意混淆這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提倡所謂“一次革命論”，用以證明什麼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裡面了，共產主義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這種“理論”，起勁地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反對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其目的，是想根本消滅任何革命，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性，反對抗日的徹底性，而為投降日寇準備輿論。這種情形，是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地造成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武漢后，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著手於政治進攻和經濟引誘。所謂政治進攻，就是在抗日陣線中誘惑動搖分子，分裂統一戰線，破壞國共合作。所謂經濟引誘，就是所謂“合辦實業”。在華中華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五十一，日資佔百分之四十九；在華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四十九，日資佔百分之五十一。日寇並允許將各中國資本家原有產業，發還他們，摺合計算，充作資本。這樣一來，一些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就見利忘義，躍躍欲試。一部分資本家，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投降了。再一部分資本家，躲在抗日陣線內的，也想跑去。但是他們做賊心虛，怕共產黨阻擋他們的去路，更怕老百姓罵漢奸。於是打伙兒地開了個會，決議：事先要在文化界輿論界準備一下。計策已定，事不宜遲，於是雇上幾個玄學鬼⒆，再加幾名托洛茨基，搖動筆桿槍，就亂喚亂叫、亂打亂刺了一頓。於是什麼“一次革命論”呀，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呀，共產黨在中國沒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軍新四軍破壞抗日、游而不擊呀，陝甘寧邊區是封建割據呀，共產黨不聽話、不統一、有陰謀、要搗亂呀，來這麼一套，騙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時機一到，資本家們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賣給敵人。這個叫做偷梁換柱，實行投降之前的思想準備或輿論準備。這班先生們，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論”，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卻原來不為別的，專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也，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似乎並無惡意，也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於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新民主主義論》這篇著作，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成果，它科學總結了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深刻論述了中國民主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一次飛躍，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有關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成熟。

其次，從學術上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標誌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熟的理論著作，同時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上具有獨創性的學術名著，對於構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都有重要的貢獻。

《新民主主義論》是形成了新民主主義話語體系的淵源。《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全面地論述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連同之前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文章，初步構建起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體系的主體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