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鑒

牛鑒(1785——1858年)，武威人。

清朝乾隆五十年（1785年），出生於涼州城東小北街（今涼州鼓樓巷）一沒落商民之家。少時，父親即死。母親賈氏，粗識文字，經營城南十里牛家車院，與母親賈氏相依為命。

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兒時的牛鑒在叔叔和家人的商量之下，其母親賈氏送牛鑒入涼州復興農私塾，后在復興農劉氏的教導之下，深得劉氏一族的器重。

清朝嘉慶五年（1800年）二月，以童生身份參加涼州武威縣縣試。武威知縣親往主考。牛鑒被取中。四月，牛鑒參加涼州府府試，考了兩場，被知府取中。秋，牛鑒成績優異，被選為生員，成了秀才。

清朝嘉慶十四年（1809年），歲考優等，進入院考前3名，由增廣生拔舉為廩膳生，月享武威縣廩銀六斗米。嘉慶十七年（1812），甘肅學政將牛鑒考為優等，成為“優貢生”，上報朝廷擬錄出仕。

清朝嘉慶十九年（1814年），以二甲第五名的成績，賜進士第，選為庶吉士。在翰林院和國史館擔任官職，且在以一手“台閣體”的好字和生花妙文，深得國子監大學士的賞識，隨成道光的“帝師”。可謂學富五車，理明今古。

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年），兩次獲得道光皇帝召見，外放山東鄉試副主考。此後，任文淵閣校理、都察院記名御史、山東道監察御史、廣西道監察御史、京畿道監察御史、都察院吏科給事中、雲南糧儲道、山東按察使、順天府尹、陝西布政使等職。

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遷文淵閣校理，正六品，此後，拔為御前侍書、侍讀，牛鑒在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期間，還是皇子侍講、侍讀，其中一皇子就是後來的咸豐皇帝，因此，牛鑒又是兩朝帝師，深得道光皇帝、咸豐皇帝的器重。

清朝道光十九年（1839年）8月，轉任河南巡撫，在牛鑒赴任前，道光皇帝6次召見他，諄諄善誘地說：“朝廷大臣沒有人推薦你，我知道你可用，所以用了你。你把官當好，則我就算知人。否則就是我不知人，過失在我。”後來的事實證明，牛鑒沒有辜負道光皇帝這個學生的信任。

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初九，牛鑒被道光皇帝親升兩江總督、兵部尚書銜、撫遠將軍、兼轄兩淮漕鹽，從一品，成為清朝的九個封疆大吏之一。

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中旬，英軍入侵浙東，危及江蘇。牛鑒抵任后，一度曾以“江、浙毗連”為由，奏調防海。道光帝諭其對“江蘇各海口，防堵事宜，亟須籌辦，務使處處有備，不致臨時周章。”實際上，牛鑒對防堵事宜，很少過問，上海、吳淞防務主要是江蘇巡撫梁章鉅會同江南提督陳化成認真經辦。牛鑒只是同意梁章鉅對上海實行開港的主張，以“上海縣口，日久封閉，商船守候多時”為由，與梁章鉅共同向道光奏請開港。牛鑒對道光帝強調江蘇各海口，“務使處處有備”的旨意，根本沒有引起重視，甚至加以抵制。

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京口副都統海齡親到焦山地帶，查看長江形勢，以為當時焦山一帶只有旗兵一千六百人，不敷守御，曾奏請添兵，增強防守力量，並給其營兵預支半年錢米，道光帝即諭牛鑒等“體察情形調派，毋誤事機”，而牛鑒“均以毋庸入告”。

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月，江南著名“謀士”包世臣向前任江南提督陳階平(即陳化成，1842年6月犧牲於上海吳淞)上書，認為“江南海防，狼、福以上三百餘里，並無險隘”，要求在丹徒境內的圌山設立軍事“重鎮”。並具體提出：鑿石開山，修築炮台；木龍扎柵，安設炮位；環山咀三面，分三層安設大中小炮；再用紅船數十，列載小炮，巡徼柵外；並在三江營署前，堅築炮台，從而達到“南北夾擊”使侵略軍“不敢內犯”。陳階平即告牛鑒，但牛鑒對包世臣的這些獻策，十分冷淡，“莫有然其說者”。牛鑒對兩江防務很不熱心，其原因是想坐觀浙江局勢變化，以等待時機，向侵略者妥協“議和”。

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因“疏防火藥被焚，傷斃防護員弁”，牛鑒受到革職留任處分。同月九日，英軍攻佔乍浦，上海、吳淞面臨嚴重威脅。牛鑒便與耆英、奕經等人相呼應，竟無視道光帝“竭力嚴防”諭旨，否認江蘇各口海防的必要，公然縱容侵略者入江內犯。當道光帝聞訊乍浦失守，即諭牛鑒、陳化成當此吃緊之時，務須“督率文武員弁，晝夜竭力嚴防，毋稍疏虞”“紀律嚴明，有進無退”“其有首先退卻者，即以軍法從事”。四月二十五日牛鑒奏復，則對道光帝說：“逆夷行事，雖屬詭詐多端，然其志在牟利通商，並非爭城略地”“故江省海防，止須扼定吳淞一口，由吳淞而入揚子江，逆夷雖有內犯之言，然相距數百里水程，亦不過虛詞恫喝，臣反覆體察，逆夷不犯內河，竟屬確有把握”。實際上，所謂僅“止須扼定吳淞一口”，也不過是牛鑒應付道光帝的哄騙虛詞而已。與牛鑒相反，當時駐防吳淞的江南提督陳化成面對英軍進攻形勢，不分寒暑，深入軍營，與士卒同甘苦，積極備戰，切實加強防守力量，時刻準備著打擊來犯之敵。

1842年8月20日，同耆英、伊裡布代表清政府在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艦“皋華麗”號上，同英國簽定《南京條約》，談判中，他們對英國的條件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十六日，道光皇帝讓牛鑒繼續到河南戴罪立功治理河道，授予七品官銜。兩江總督牛鑒至此職降七品。

清朝咸豐三年癸丑（1853年），任河南按察使，官居五品。

咸豐四年甲寅（1854年），寅木克戌，牛鑒七十花甲，參與平定捻軍起義。

咸豐五年乙卯（1855年），因軍功加正二品大清資政大夫。

1858年，逝世。

任河南巡撫時，整頓吏治，抗洪治河，成績卓著。

參與《南京條約》簽訂。

牛鑒任河南巡撫時，整頓吏治，抗洪治河，成績卓著。幼年刻苦讀書，三十四歲時進京趕考，到河南后，在好心人的資助下及時趕到北京。為此牛鑒對河南人民終身感恩戴德。後來高中進士，於道光十九年八月被授河南巡撫。到職后，他立即整頓吏治。凡是文武官員的德、能、勤、績都親自考察，還要聽取百姓的反映，然後據實填寫年終考評，分別呈請獎罰，決不徇私。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萬錦灘一段黃河連續漲水，不到兩天水位漲到9尺6寸，省城開封萬分危急。牛鑒一邊親自指揮抗汛，一邊派人雇船帶上錢鈔和大餅賑災。六月十六日，下南廳祥符上汛三十一堡南岸決口，河水直逼省城北門。牛鑒趕到決口現場調集官民搶築河堤。

第二天，大水圍了開封，全城商人罷市，不法分子乘機搶劫。牛鑒不顧自身安危，駕小舟抵城下，攀繩越城，將首惡分子斬首示眾，並張榜約法，打擊勒索災民的奸商。之後，他又命官員、紳士在城內分段抗洪，買蘆席、乾糧一救流離失所的難民。

七月初十大雨下了一晝夜，100多尺高的浪頭傾泄而下，開封西門洪水幾與城齊。牛鑒率文武官員購買磚石分段築堤，並設法疏通水路。十九日半夜，西北城陷，大水進城，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牛鑒伏地痛哭，為民祈禱。百姓深受感動，一萬多市民自動集結，運料築城。回民自動組成一隊分路搶險。

根據自然規律，一過白露水勢就會減退。這一天適逢白露，人心逐漸安定。忽然，詔命搬遷省會。牛鑒上報奏稱，危城得保緣於“人心維繫”，一旦遷省，官紳皆逃，百姓定會遭殃。道光帝採納了他的意見，降旨讓他們繼續保護好開封。於是，牛鑒與眾和衷共濟，修築堤壩，增高加厚。不幾天，洪水平息，黃河歸道，抗洪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

兩江總督的牛鑒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表現：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初八日，英軍70多艘戰船對我吳淞口發動攻擊。提督陳化成指揮守軍奮勇抵抗，擊沉英軍火輪船3艘、三桅船1艘，擊斷三桅船高桅一段，打死打傷敵軍三四百人，並斷了英軍後路，清軍取得初步勝利兩江總督牛鑒見形勢不錯便以督軍為名，擺開兩江總督的全幅行頭浩浩蕩蕩向吳淞口前線進發。

即將退卻的英軍忽見清軍陣地上一頂綠呢大轎在眾人簇擁下緩緩而來，就瞅准轎子開了一炮。戰場頓時大亂，英軍乘機攻上岸來，陳化成戰死，吳淞口失陷。牛鑒一直跑到嘉定，寶山、上海相繼陷落。五月十四日鎮江丟失，六月二十九日英軍到了下關，向大清政府提出條件，七月二十四日，《南京條約》正式簽訂。

兩江總督牛鑒，同時也是繼湖北布政使孫詔成之後，西北（地理）的甲科第一名，也是清朝西北（地理）進士甲科中考的最好的一位。

《清史稿》：兩朝帝師，治世循吏。

大清道光皇帝：卿能如此豫備，必奏殊勛，朕憂懷稍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