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團
幹部團
為適應戰爭形勢的需要,1934年10月1日,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國工農紅軍大學”與第一步兵學校、第二步兵學校和特科學校合併,恢復工農紅軍學校建制,長征開始后改稱幹部團。幹部團由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鍾偉劍(后畢士悌)任參謀長,莫文驊任政治處主任,方強任黨總支書記。幹部團轄三個步兵營、一個特科營、一個上級幹部隊,共1480餘人。長征路上的幹部團,既是培訓和儲存幹部的機構,又是中央縱隊的一支重要戰鬥部隊。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踏上長征之路,幹部團隨中革軍委機關行動,其主要任務是:護衛黨中央和軍委機關,為部隊儲備、培訓和輸送幹部,必要時參加戰鬥。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8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決議,幹部團與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合併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倪志亮任校長(未到職),何畏任政治委員,李特任教育長,劉少奇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職),莫文驊任黨總支部書記。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編有上級指揮科、上級政治科、步兵團和特科團。其中,特科團以原幹部團為主改編而成,韋國清代理團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畢士悌任參謀長。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秦邦憲等中央領導同志出席了在毛爾蓋舉行的中國工農紅軍大學開學典禮。
9月上旬,由於張國燾不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頑固堅持南下川康的錯誤行動,招致中國工農紅軍大學中原屬紅四方面軍的人員離校南下,10月在松崗改稱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原幹部團人員則跟隨黨中央繼續北上。期間,紅一方面軍主力和中革軍委直屬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幹部團與紅一軍教導營合併,在甘肅哈達鋪組成陝甘支隊隨營學校。原紅一軍教導營營長陳奇涵任校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韓振紀任參謀長,莫文驊任政治處主任。
1935年11月,陝甘支隊隨營學校隨中共中央機關到達陝北瓦窯堡后,在永平鎮與陝甘寧紅軍軍事政治學校會合,成立西北工農紅軍學校,由周昆任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郭化若任訓練處處長,莫文驊任政治處主任。
1936年2月,根據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的決定,西北工農紅軍學校擴編為西北抗日紅軍大學,4月1日正式開學,招生600餘名。
西北工農紅軍學校及西北抗日紅軍大學的教學內容,除沿用在中央蘇區辦校時的軍事、政治、文化課程外,還在政治教育中增設了加強與陝北紅軍和紅二十五軍團結的教育;加強與陝北蘇區人民群眾團結的教育;加強與陝北人民政府和地方黨組織團結的教育;加強與駐西北的國民黨軍(主要是東北軍和西北軍)統一戰線的教育。
井岡山教導隊的創立,開啟了興辦學校為人民軍隊培養幹部的先河。這一時期的主要辦學特點:
一是開拓歷史,奠基未來。毛澤東創辦的井岡山軍官教導隊是伴隨我軍的誕生而誕生的,她是國防大學的根,也是人民軍隊所有院校的根。直屬中革軍委領導的中央工農紅軍學校,無論是辦學規模和教學設施,還是教學內容與教學質量,都達到了當時我軍院校建設的最高水平。隨後創辦的紅軍大學校是我軍最早的最高軍事學府。
二是應時而生,應時而變。從井岡山教導隊到紅軍大學校,再到西北抗日紅軍大學,這期間經歷了數次變化,但每次變化都是與當時的鬥爭形勢緊密相連的。例如成立軍官教導隊,就是針對部隊官兵成分複雜、軍事素養差、缺乏教育訓練、對人民軍隊宗旨任務缺乏了解的實際需要組建的。後來,從教導隊到隨營學校,再到中革軍委決定集中舉辦紅軍學校,再到創辦紅軍大學校,無一不是和現實鬥爭密切相關。從“紅校”擴編為西北抗日紅軍大學,更是為適應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開展而創辦的。
三是聯繫實際,學習理論。井岡山教導隊開創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好學風。在創辦教導隊期間,毛澤東不僅注意啟發學員理解革命道理,而且親自帶領他們深入農村,學習和掌握做群眾工作的實際方法;紅四軍軍官教導隊成立后,前委要求學員結合鬥爭實際應用書本知識;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在教學中緊密跟蹤戰術理論發展動態,及時廢止了線式戰術內容,改教集團戰術原則;瑞金“紅校”認真貫徹中共中央“使紅軍中寶貴的實際經驗與軍事政治學理打成一片”的指示,形成並堅持了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原則;紅軍大學校則進一步提出理論聯繫實際、理論與實際並重、前方與後方相結合的教育思想,從而在教學指導思想方面為人民軍隊院校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