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稻

由小站開發，僅有120年。但小站稻卻是自北宋以來，千餘年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在歷代先哲墾拓北海，法式南方的實踐遞鍃推進下，得以問世的，是整個天津屯墾史上的一個突出環節。曾以江淮粳稻為母本，但結果卻優於江淮稻；曾以韓國、日本的稻種為籽種，而品位卻超越了韓國稻和日本稻；其前驅是葛沽稻，但比葛沽稻更勝一籌。“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南運河水夾帶著漳河從黃土高原捲來的泥沙和氮、磷、鉀等有機肥料，注入了小站的土地，以甜刷咸，化鹼成腴，構成了獨特的優質稻生長條件。至1948年津南解放前，小站稻一直是靠限制馬廠減河上游用水，才保證了收穫的，特產也有特殊的局限性。新中國成立到公社化以前，小站稻種植面積，單產，品種進化，都達到空前高峰。其後，馬廠減河、海河上游各河系，攔河截流，建庫蓄水，九河下梢的天津，水量逐漸減少。1968年，獨流減河切斷了馬廠減河，南運河水絕源，靠海河水維持。1973年，全區“稻改旱”。1975年以後，境內小站稻局部恢復。80年代末，津南區重新開發優質小站稻成功。21項有毒物質指標監測，18項為零，3項低於國家要求的數值，被命名為綠色食品。

遼聖宗統和五年

遼聖宗統和五年(987)建立的盤山千像寺講堂碑載：“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薊門為上，地方千里，藉冠百城，紅稻香耕，實魚鹽之沃壤……”，這裡所說千里幽燕的紅稻香耕(粳)，魚鹽等等，其中涵蓋了包括津南在內的天津沿海區域，是較早的種稻文獻記載。宋遼對峙時，以海河為界，因之，海河亦稱界河，當時，海口在泥沽一帶。交界之處，多低洼積澇地區，到處成為塘泊。北宋利用這種地貌特點，擬廣開水田以限遼戎馬侵突。泥沽屬清池縣，清池縣屬滄州，曾任滄州節度副使而“實專郡治”的何承矩，率先提出了在緣邊屯田種稻的理論，宋太宗很贊同何承矩的奏議，命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實施屯田。淳化四年(993)，何承矩“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大作稻田以足食”。

第一年試種，沒有把握好北方的節候，成熟得晚，趕上霜凍，沒有收成，失敗了。何承矩沒有畏難，用江東早季稻的種籽下種，結果，“江東原應七月成熟的早稻，在屯田地八月成熟”，試種終於成功。“自順安以東瀕海，廣袤數百里，悉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其後，宋朝進一步完備該防線，將河北水田永為定製。

天禧四年(1020)

“諸州已屯田四千二百餘頃，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

慶曆八年(1048)

黃河北徙，從“泥沽海口”入海，水源更為充沛。置高陽關路后，沿御河設有“稻田務”，管理種稻。后河北屯田司奏議“豐年屯田，入不償費”，屯田不斷減少。

治平四年(1067)

朝廷“詔罷緣邊水陸屯田務，募民租佃”。

元至大二年(1309)

鎮守海口屯儲親軍都指揮使，“撥漢軍五千，給田十萬頃，於直沽沿海口屯種”。翌年，用鈔9158錠，購買農具耕牛，撥給屯軍。

泰定年間(1324～1328)

翰林直學士虞集倡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河，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為田”，但實效寥寥。

至正十二年(1352)

丞相脫脫上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餘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明寶坻縣令袁黃所著《勸農書》中說：“元虞集、郭守敬所談京東水利，其言鑿鑿，而脫脫丞相循而興之，果獲厚利……”。?

明永樂二年(1404)

明成祖朱棣派功臣親兵，大批移民到津南開荒種稻。弘治元年(1488)，丘浚又重提元虞集舊議，認為華北濱海平原皆可廣行水利，化斥鹵為良田。特別指出直沽“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條，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處築為長堤，隨各為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收淡水，俾不至浸”。

萬曆三年(1575)

工科給事中徐貞明提倡畿輔興水利，“……永平、灤州坻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籍，北起遼東，南濱青齊，皆良田也”。

萬曆十三年(1585)

徐貞明任尚寶司卿兼御史領墾田事。徐光啟在《農政全書》卷十二水利部分，有注提到徐貞明，說他曾指出“在天津北部瀕海屯種，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直到明末，汪應蛟屯墾十字圍田，幾代人的夢想，才算成為現實。

萬曆二十六年(1598)

汪應蛟受命任天津海防巡撫，萬曆二十八年(1600)，於白塘口、葛沽兩處，墾種5000餘畝，其中水田2000畝，每畝最高收四五石，余為旱田，多者每畝收一二石。

此後，陸續開發了東泥沽、西泥沽、盤沽、吳家嘴、辛庄、雙港、何家圈、官莊等處。屯田種稻，採用的是江南圍田耕作辦法。以“求、仁、誠、足、愚、食、力、古、所、貴”10個字命名，編次其圍田，人稱“十字圍”。

圍田的格局是“一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深廣各一丈五尺，四面築堤以防水澇，(堤)高厚各七尺，又中間溝渠之制，條分縷析”。“十字圍”均在海河右岸。地周圍主幹渠挖到5米深，利於排澇和降低地下水位，減輕土壤鹽分，並利用海河一日兩潮，引水灌溉和排出尾水，使土壤鹽鹼成分降低。此種方法，適於低洼及地上水豐沛地區植稻。

汪應蛟見南方的兵士，不獨習水戰，而且能種水田，所以在“倭寇平，撤南兵”的時候，力倡留兵屯田，並“輔以右衛軍人二千三百餘名……，歲得美谷蓋二萬石有奇”。但兵力是經常要調動的，后“因援遼千名，即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稻不如取葦者”。至“萬曆卅五年，因收穫不多，又任從長葦，兩營兵皆采樵，有采廿八萬束者，有水淹無一束者”。汪應蛟在津南種稻事業，興旺了五六年，到萬曆末，平倭退兵后，“已墾之稻田，十有七廢，僅余葛沽而已”。但圍田種稻之法，對天津其後種稻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明代傑出的科學家徐光啟，萬曆四十一年(1613)，因修曆書，為朝臣所不滿，遂託病來到天津。從萬曆四十一年至天啟元年(1613～1621)，先後4次屯田，調查訪問，將開墾、水利、荒政3方面實踐及心得總結於《農政全書》中。

徐光啟初至津南時，大面積稻田荒廢，“僅靜海縣之葛沽高地已田”。他在家書里寫到：“在天津荒田無數，至貴者不過六七分(銀)一畝，賤者不過二三厘錢，糧(賦稅)又輕，中有一半可作水田者，雖低而近大江，可作岸備澇，車水備旱者也。有一半在內地，開河即可種稻，不然亦可種麥種秫也，但亦要築岸備水耳。其餘尚有無主無糧的荒田，一望八九十里，無數任人開種，任人牧牛羊也”。他在在葛沽購置20頃荒田，引來南方優良稻種，仍採用圍田之法防澇，並戽海河水備旱，同時，利用海河潮汐進行灌溉。

萬曆四十四年(1616)

“試種南稻，農師孫彪，用人糞干每畝施八石，結果稻棵瘋長大如碗，根大如斗，含胎不秀，竟不收。后一年，每畝改用麻糝四斗，是年每畝收米一石五斗，科大如酒瓶口”。他因地制宜，把長江一帶稻棉輪作的經驗，拿來推廣，“梵谷仰田可棉可稻者，種棉二年種稻一年，即草根潰爛，土地肥厚，蟲螟不生”。一水二旱的倒茬種植，是節水改土培養地力、防止周圍地塊返鹼和消滅病蟲雜草的成功經驗。此輪作制在解放后尚有應用，不僅稻棉豐收，節水治鹼，還可改種菜田。

徐光啟不僅注意水利措施和種稻，還深入研究改造鹽漬土，總結出因地施肥的重要性。《糞雍規則》載：“天津屯田兵言：鹼地不害稻，得水即去，其田壯與新田同。但葛沽屯田兵又言：初年鹼地不宜稻蒔，下多不發，二年以後漸佳，後來更不須上糞，尤盛不鹼者”。他分析，近海重鹼地初開不宜稻，因洗鹼不夠所致。

萬曆四十五年(1617)

終於完成了南稻北移。

天啟初，后金在遼東戰緊，百萬難民水陸轉徙進關。天津為京都門戶，又是通向遼東要道，天津屯田，對京師和遼東戰場均有重大意義。因而再度出現了屯田熱潮。天啟二年(1622)，巡按御史張慎言提出天津屯田奏議，總結歸納了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5種方式，倡議繼續推行。太常少卿董應舉，也於同年上奏朝廷：“臣近到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辛庄、羊碼頭、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跡尤存，可作水田甚多……”。結果，董應舉獲准經理天津至山海關屯務。他將流民在各地安排屯墾，在津以公款買民田12萬餘畝，合閑田18萬畝，仿效汪應蛟之法，在何家圈、雙港、白塘口、辛庄、葛沽等地圍田種稻，所獲“積穀無算”，屯利益興。這期間，直隸巡按兼提督學政左光斗，河間府水利通判盧觀象，興辦屯學，“屯童入學給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百畝，使自耕之，每畝收租稻一石，專設秀才名額，中秀才后，繼續留在屯學，等待考舉人、進士”，結果“人爭如流水”。明末朝政腐敗，黨爭激烈，終致屯田難以持久。

雍正三年(1725)

海河流域遭受大水災。清政府派怡親王允祥和大學士朱軾主持畿輔水利。雍正五年(1727)，設水利營田府，分立京東、京西、京南和天津4個營田局。陳儀領天津局，“統轄天津、靜海、滄州，興國、富國二鹽場。”陳儀首先恢復了已廢棄的“藍田”，“浚舊渠，引潮水灌溉滋培，秧苗蕃盛……，於是官民相勸，共營田三十餘頃……”。另外，又恢復明朝屯田舊跡，此後官營水田和私營(官民自營)水田競相擴展，在津營田十圍。其中，賀家口圍官營38頃92畝，自營9頃；何家圍官營83頃16畝，自營23頃40畝；吳家嘴圍官營27頃92畝，自營14頃41畝；雙港圍官營38頃25畝，自營38頃72畝；白塘口圍官營64頃67畝，自營4頃72畝；辛庄圍官營61頃62畝，自營59畝；葛沽、盤沽2圍官營59畝，自營4頃91畝；東、西泥沽2圍官營35頃27畝，自營6頃28畝。

陳儀主持開墾水田的方法，基本是沿襲明代汪應蛟的作法，“築十字圍三面通河，開渠與河水通，潮來渠滿，則閉之以灌溉”。這次營田，海河幹流右岸附近的大片土地得到了開發，總面積是明代十字圍的4倍，“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膏腴”。使一部分圍田連成一片，如“藍田”與賀家口圍，東泥沽圍與西泥沽圍等。各圍引水渠道，逐漸向離河較遠的窪地延伸，形成了互相連通的引河。“十圍”持續時間不長，到乾隆四年(1739)，“存者賀家口、葛沽兩圍而已”。

小站建鎮、小站稻拓植成功，是盛軍對天津的兩大貢獻。小站稻卓爾不群，歷史功績繫於馬廠減河。該河兩岸使用南運河水與海河水灌溉的水田，都視作小站稻作區。這一作區內生產的水稻，集中了北方粳稻的優點，作為商品粳稻，均稱做小站稻。在此以前，天津素以葛沽稻著稱。咸豐初年，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在鹹水沽營田3540畝，葛沽營田750畝，其營田方法仍是挑溝建閘，引潮水灌溉，並就地招農民，發給資本認種。其後，移交崇厚管理。崇厚的屯田思路，仍然是依附於海河，而李鴻章、周盛傳則進步為另闢水源，在開拓上超過了前者。

同治十三年(1874)

周盛傳奉李鴻章命，在修築新城(今屬塘沽區)的同時，試辦“海上營田”，在新城門外，試墾萬畝，雖播種不多，獲稻不下數千石，成效已有可觀。

周盛傳總結了元朝以來屯墾廢興的經驗教訓，在實地勘察的基礎上，提出了東自新城，西至馬廠，溝通海河與南運河，大興水利，滌鹵刷咸，墾荒50萬畝，圩田種稻的宏偉設想。在《詳陳津東水利並擬開海運各處引河由營試辦屯墾稟》中說：“自歲內……，由運河沿起，順新辟大道……，親行逐段履勘，見天津、靜海之交，俗所稱南窪水鄉，今年悉已涸出，而彌望荒廢百里，內外盡為石田。益慨然於土曠民稀，非所以衛津輔。而屯政與海防相為表裡，誠不可一日緩矣”。

光緒元年(1875)

周盛傳率馬步13營由馬廠移駐小站，紮營18座，開始了“盛軍營田”。先開小站至新城出海河段15公里。又開小站至鹹水沽引河(今月牙河)10公里。並分別於北閘口、小站西、官港建大石閘，引甜刷咸，實行鹹淡分流。同時，就營前隙地購材建屋，以止商旅。正式命名小站為新農鎮。五月，李鴻章到小站勘工，嘉其節省，奏飭盛軍疏挑減河，兼辦屯墾。盛軍購外洋火輪水車4架，又造風力水車、手搖水車、腳踏水車、畜力水車2300餘架，從山東濰縣購買耕牛800餘頭，以資耕耨。

光緒二年(1876)

盛軍開挖減河下游，自新城至大沽入海河段，在南開(今屬塘沽區)別開支並於西沽、南開、西小站各建石閘1座。翌年，改鹹水沽通天津獨孔木橋為鐵柱3孔石板橋，增建鹹水沽西南2.5公里處5孔木橋。開新城東南經北店子、南天門、寧家圈、黃家台至西小站減河(今八米河)20公里，建閘1座，以排鹹水。又於新城小西河上游，傍減河右堤外，開支河20公里達西小站以進甜水，並在西小站左側建石灰閘1座。光緒四年(1878)，開泥沽通海河至東大站溝通馬廠減河(今雙橋河)10公里，建石灰木閘3座；鹹水沽繞潘家溝至仁字營10公里，溝通海河與橫減河，建石閘、灰閘各1座；鹹水沽減河至小站街心河10公里，建石券閘2座；鹹水沽減河至西小站減河(今四丈河)10公里，建石閘、灰閘各1座；東大站至小站河5公里。光緒五年(1879)，開泥沽、鹹水沽一帶鹹水河(含今躍進河)20公里。改建鹹水沽、小站等地石閘，築新城大閘，基礎密排梅花樁，上覆三合土，蓋青石板，以糯米汁調碎石子和蛤蜊灰粘合。閘板以鐵條、螺釘連接為整體，或以生鐵鑄成，並裝有滑輪，可任意啟閉。並依此法改建、新建了多處石閘。

光緒六年(1880)

周盛傳統率盛軍步隊11個營，銘軍步隊10個營，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間等處練軍步隊13個營，共34個營分段自靳官屯向東開河32.5公里，接盛軍前開之河，並建成靳官屯石質5孔大橋閘。至此，由靳官屯至西大沽出海，全長75公里的馬廠減河全線貫通。沿河分建石、鐵柱板橋4座、大型閘6座，下游開橫河6條(即今四丈河、月牙河、雙橋河、躍進河、新城小西河、南開河)，分注海河。墾區之內溝洫汊河縱橫交錯，引甜水灌溉，排鹹水刷鹼，渠系分明，橋閘涵洞配套齊備，以小站為中心的墾區基本形成。盛軍開墾稻田已達6萬餘畝，民營稻田達13.6萬畝，為小站世稱“北國魚米之鄉”奠定了基礎。

小站墾區以馬廠減河為主幹渠，自靜海靳官屯，導南運河水東北流，經潮宗橋、西小站、小宣閘為5孔大型橋閘，閘孔、閘墩均為1.9丈寬。百餘年保存完好，至今使用，代表了當時國內水利科學技術水平。馬廠減河從西小站至靳官屯閘，長約百里，西小站富民閘與靳官屯閘“互相表裡”，承擔汛期排洪和蓄水灌溉，“乘時蓄泄，操縱在人”。

小站墾區的土地，在盛軍屯墾前，均為私人所有，只是靠近鹹水沽南部有小面積熟田，其餘都是“斥鹵之地”。業主或收刈草之利，或寄糧於灶，略認草課，本無糧差。盛軍屯墾的土地，都是光緒元年(1875)從業主手中購置的。小站墾區購地總數為“一千一百三十八頃六十三畝九分二厘二毫二絲四忽四微”，計發地價“大錢三萬五千零二十七串零二百文。”原業主為鹹水沽的43家，葛沽的16家，楊岑子的29家，鄧岑子的6家，徐家坨子的1家，汪家圈的1家，共96家。

軍能墾而不能盡種，民能種而不能自墾。盛字軍營務處設局，“募人領種，或富民認墾，或流民來歸，或兼募南人為之倡導。”光緒初年，黃河流域大旱，直隸、山東、河南逃荒至小站地區的人很多，安徽人也多有到小站墾區定居者，自光緒六年十月至七年十二月(1880～1881)民戶領種熟田約14500餘畝，“每畝分別等則，酌收大錢一二百文不等。車屋等項照時估計繳價，所收領費分發各營弁勇，藉償勞貰力”。

小站屯墾最大耕作單位仍叫“圍”。1圍長寬各0.5公里，合田540畝，除溝、路占田127畝外，實墾413畝。每圍實積田又分16等份，約25畝1份，叫做一田，墾治一田的計劃投資為牛水車1輛，合大錢20吊；車棚1間，合大錢16吊；莊房4間，合大錢120吊；車水造田牲口1頭，合大錢30吊；犁耙鍬鋤杠筐繩索全副，合大錢8吊；耕牛放喂需人工3名，合大錢72吊；草料合大錢21吊600文，即墾治一田需大錢287吊600文。

周盛傳認識到“南運河會漳河濁流，本有‘石水斗泥’之喻，其肥尤可化鹼而成腴矣。”這一認識是有科學道理的，漳河流經黃土高原，帶大量泥沙匯入南運河。據有關部門測定，每噸黃土含氮0.8～1.5公斤，磷1.5公斤，鉀20公斤，大量沉積的有機肥料，是改良小站墾區鹽漬土地的好條件，是小站屯墾成功的重要原因。

盛字軍總結了前人水利工程癥結之所在，改進了施工技術。認識到歷代屯田失敗“蓋緣引水河溝規制太窄。海濱土質鬆懈，一遇暴雨橫澇，浮沙鬆土，併流入溝，惰農不加挑扌宛，不數年而淤為平地。”汪應蛟圍田，溝渠深廣各1.5丈，而馬廠減河“口寬十至十二丈，底寬四丈五尺至七八丈，深八尺至一丈二三尺，挖出之土於兩岸十丈外各堆成堤，庶堤內共有三十餘丈容水之地”，形成複式河槽，既擴大了容水之地，又防止了主堤岸受澇水坍刷。

前人建閘不牢固，“海上硝土，遇水則瀉”，“上下坍刷，日久必致傾圮墊淤，此閘洞所以易廢也”。為此，盛軍燒用境內的蚌蛤殼代替石灰，摻入碎石，澆以米汁，錘鍊鑲入閘底丈余方圓，以御沖盪。閘板置兩層，上板可以啟動，下板固定，上板提起，水能流過，而泥沙被下板擋住，便利撈泥肥田，又防止了渠道淤塞。此法沿用至今。

光緒二十年(1894)

盛軍調離，20年的苦心經營給小站人民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

盛軍是正軍，為行戰之師，在特定的背景下，他們開闢小站，建成小站墾區。光緒二十年(1894)，盛軍奉調開赴中日甲午戰爭前線，離開了耕耘20年的小站。其時，昔日人煙稀少，滿目鹽鹼荒灘，遍地萑葦叢生的小站，已成為城防儼然，民居櫛比，街道寬暢，店鋪林立，田野廣闊，阡陌縱橫，河渠流水潺潺，岸邊楊柳依依，水裡魚蟹成群，空中沙鷗翔集，夏季一片碧綠，秋成遍地金黃，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北國魚米之鄉。

光緒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面對失去管理，日漸荒廢的小站墾區，設立小站營田管理局，招集農民和遣散士兵耕種。當時規定每戶可領種10畝，每畝年租銀6錢至1兩不等，但一般窮人不敢領地，怕官方言而無信，中途提租，特別是怕無力出錢修河挑溝，因此大部分土地被退職官員和退役士兵所領。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小站曾一度被德國侵略軍佔領，生產受到嚴重破壞。三十一年，小站地區荒地日趨增多，清政府又設立小站墾務局，辦理招墾事宜，后與營田局合併。

民國期間，軍閥混戰，巧取豪奪小站田地。

民國初年，軍閥張敬堯之女在小站一帶收買土地，成立勛記公司，於中塘、孫家甸、大蘆庄、翟家甸一帶，佔有水旱田2萬餘畝，加上大量荒窪草地，共43100畝。1920年，北洋軍閥徐樹錚成立開源墾殖公司，1925年，在軍糧城、茶淀建立農場，在境內佔有大量土地，種植水稻。同時在軍糧城設立工作站，在墾區內設立水稻試驗站，這是著名的軍糧城稻作研究所的前身，也是我國華北地區最早的稻作研究基地。

1928年，小站營田由天津警備司令部營房營田管理局管理。1930年將小站營田贈送南開大學做校產，設校田管理處，徵收地租做教育補助費。1937年由冀察綏公署營田管理處接管。其間，小站墾區的稻作管理流於形式，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停滯不前，產量低，效益差，加之封建剝削，稻農不得溫飽。

1937年，日本侵略軍侵佔華北后，張敬堯眷屬將稻田出賣給日本人。日本侵略軍先後在小站成立軍谷公司、米穀統制協會，跑馬圈地，強佔民田，對津南地區農民進行瘋狂掠奪。同時成立華北墾業公司，統轄小站、軍糧城、茶淀3個稻區。小站82戶農民，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

承租大地主璩姓在西小站一帶的土地4000餘畝，業經數十年辛勞，辟荒成熟，赤鹵不毛，盡成膏腴。1939年，璩姓強行提高租價，每畝增收5角。1940年，租價再次提高，每畝增收一元二三角，並答應保持農民永佃權。1941年冬，裕德堂家長璩華甫擅將稻田盜賣給日本東一公司(農場)。1942年，東一公司勾結小站警備隊長城地永夫，迫令農民將永佃權之地交給東一公司。農民代表范少山等據理力爭，城地永夫對其施用種種酷刑，逼迫交地，並將范少山槍殺。

日本集團和私人經營的藤井、香川、興華等21個農場、公司佔地106939畝；小站電化水利組合佔地92794畝。

另外還有增興農場、大和農場、昌太農場、新橋農場、示範農場、三井農場、大農農場、相川農場等。日本侵佔的總耕地達20餘萬畝，無數稻農被逼得無家可歸，佃農無地可耕，流離失所。日本侵略軍以賤價收集稻穀，充為軍需、民食，嚴禁稻農自食和買賣稻米。淪陷期偽天津市公署規定，津郊所產稻穀由米穀統制會統一徵購，由天津平衡倉庫或軍穀倉庫儲存，嚴格控制。日偽軍警、勤農隊經常進行大搜查，對食用、買賣稻穀(米)者任意殺害。1942年，日偽實行黑豆、豆餅、蠶豆粉限量配給，稻米、麵粉禁絕。天津市內有錢商戶遂有偷向津南農民高價購買稻米的。葛沽人呂寶發，每月向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振德楊家，冒死送稻穀兩包，可得大洋20元，某夜，在茶棚哨卡被日本人“大蓋三”和“小地木”查獲，把呂寶發用槍托打倒，用繩索住脖頸，駕摩托車拖死在路上。

鹹水沽人李家駒與小站人楊作志，用自行車馱運大米，夜間在石柱子河裝船，然後轉道海河去市內，米未裝船即遭查獲，被綁到小站日本侵略軍守備隊門前，縱狗咬殺，李家駒當即斃命，楊作志花200塊大洋請翻譯贖命，商會作保，倖免死難。

王家場劉姓母女，相依為命，母病，女兒拾稻穗搗米，給母親熬稀飯，看病路過花店橋，日本侵略軍小隊長井野抓住劉母向嘴裡灌稀屎，劉母嘔出米粒，被當即用刺刀捅死。隨後強姦劉女，劉女跳老海河自盡……。

日本侵佔后，所設農場完全以軍事封建掠奪為目的，其經營方式極為落後，非常野蠻，土地被分割成碎塊，強迫當地農民或所謂遊民當佃戶，從事奴隸式勞動，佃戶除負擔沉重租額外，稻穀悉被日本侵略軍強行掠取。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北省在小站成立營田管理局，管轄原營田局和大安農場。農林部在天津接管華北墾業局，建立河北墾業農場管理處，下設小站、津郊(原八里台)、軍糧城、張貴庄、茶淀5個農區，經營管理合作農場。國民政府製造種種借口，欺騙壓榨原土地所有者，拒不發還被日本強佔的土地，實行分佃收租或包佃收租，且苛捐雜稅、徵購、征借，不可勝數。1946年，小站地區曾暴發兩次抗立掠奪性租約，堅持永佃權的鬥爭。另外，由於管理混亂，技術落後，水稻品種混雜退化，特別是由於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弊端和國民政府忙於內戰，農業生產無暇顧及，至解放前夕，水稻畝產量僅200公斤左右。

第一次高峰

津南地區1948年12月20日解放，中共天津縣委從1949年初開始領導廣大農民開展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剝削，農民分得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政府加強了對水稻生產的領導。津沽區農墾局對農民使用國有土地的徵收比例，執行《定額分紅制暫行辦法草案》，取消土地收租。為解決農民生產資料不足，進行多次實物放貸。1949年，先後貸放稻種10.35萬公斤，豆餅?450.9萬公斤，硫酸銨19.7萬公斤，硝酸銨4.5萬公斤，柴油356大桶，煤1500噸。同時天津縣政府貸出豆餅307.85萬公斤，硫酸銨13.65萬公斤，玉米2.8萬公斤，小米7.65萬公斤，現金1135元，柴油21大桶，花生2400公斤，稻種20萬公斤。

人民政府從1949年至1957年，先後投資217萬元修建和補修閘涵洞1588處，新建4座大型揚水站，提高了排灌能力，解除了鹹水危害，並連年發放生產及生活貸款，促使全區水稻迅速發展。在這期間農村互助合作運動蓬勃興起，對水稻生產起了巨大推動作用。因此，翻身農民的種稻熱情空前高漲。

1953年，成立天津市農林水利局，進行津南窪改造，建成雙林農場。天津市公安局於1956年在小站寧家圈，墾植稻田2萬畝，建立板橋農場。全區從解放初到1956年，共開墾荒地40835畝。到1957年，擴大水稻面積6.5萬畝。

1949年水稻面積17.24萬畝，平均畝產225公斤，總產量3879萬公斤，發展到1955年水稻面積21.6萬畝，平均畝產369.5公斤，總產量7981.2萬公斤。1957年，稻田面積達到26.44萬畝，平均畝產328.4公斤，總產量8683萬公斤。1957年與1949年相比，面積增加53.4%，平均畝產增加46%，總產量增加1.24倍。

是年，全區水稻播種面積占天津市稻田面積的22.8%，稻穀總產量佔全市的31.6%，出現了建國后水稻生產的第一個高峰。

挫折和低潮

1958年，遇到了大旱，馬廠減河和海河上游修建了許多蓄水工程，致使水源大量減少，水量嚴重不足，全區水稻種植面積急劇下降，到下半年又受到“五風”的干擾，在生產上搞形式主義的“大兵團作戰”，在制定農業生產計劃時，大搞高指標，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由於水源不足以及政治上的各種影響，1959～1961年水稻生產一直處於低潮。1961年水稻面積14.09萬畝，平均畝產230.1公斤，總產量3242.5萬公斤，種植面積和總產量比1949年還低。

第二次高峰

1963年，挖通洪泥河，疏浚月牙河，實施海河水南調。先後改造、新建6個揚水站，擴大灌溉面積。同時經過糾正“五風”，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全面貫徹“農業八字憲法”，大抓科學種田，小站稻經歷1958～1962年連續低潮后，生產又逐漸上升。1963年，水稻面積已恢復到21.34萬畝，比1958年增加5.64萬畝，平均畝產312公斤，比1958年增加79.5公斤，總產量達6662.3萬公斤，比1958年增加3012.05萬公斤，面積、畝產、總產分別增長35.9%、34.2%、82.5%。1964年，水稻面積22.79萬畝，平均畝產339.4公斤，總產7735.5萬公斤。都呈現增長趨勢。到1965年水稻生產形勢更加高漲，種植面積達到24.67萬畝，平均畝產421公斤，總產量達到10380.5萬公斤。區內出現了長青、鹹水沽、葛沽3個畝產500公斤的公社，並有50個畝產500公斤的大隊、297個畝產500公斤的小隊，全區畝產500公斤的稻田達8萬餘畝，占稻田面積的32.4%。畝產、總產創小站稻歷史最高紀錄，是小站稻生產第二次高峰。

1966～1971年，每年水稻種植面積維持在23萬畝左右，平均畝產250～400公斤。其間累計，區內稻田面積和稻穀總產量分別佔全市的18%和23%。

這期間支援外省、市水稻良種200萬公斤。並受河南、山東、寧夏等省區特邀，派出許多種稻能手做技術顧問，前往指導水稻生產，有的在當地安家落戶。

解放后的22年來，小站地區為國家提供了大批優質稻米，為對外貿易爭得了市場，每公斤小站米能從國外換進2.5公斤小麥。從新中國建立到1971年，全區向國家貢獻小站稻穀累計達15億公斤。

全區農業用水原有兩個水源，60年代馬廠減河水源被切斷後，70年代其唯一的海河水源，用水也越來越困難，因海河水量減少，僅能確保居民生活用水和城市工業用水。1972年6月，海河水位下降至0.2米，影響了電廠用水。為此，各級領導多次做出水稻改種旱田作物的決定，但由於改旱思想不夠堅決，且又受當時陳伯達“有水種稻、無水也種稻”謬論的影響，有些社隊不顧客觀條件的變化，一味追求種稻。是年，又遇上特大旱災，大部分稻田插秧后水竭苗枯，全區當年種稻面積7.43萬畝，平均畝產51.5公斤。在此之後，又由於受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干擾和破壞，走向另一個極端，不管有水無水，一律禁止種稻，大搞一刀切，已經插上稻秧的，一旦發現也強行拔掉，不然就是政治路線問題，就是破壞生產，以反對黨的領導進行批判。因此，1973年全區只種水稻1957畝，全市僅剩稻田2.4萬畝。

1974～1977年主要為保護小站稻優良品種，而種了一部分水稻保種田，每年種稻面積控制在5000畝以內。稻田改旱后全區糧食產量明顯下降，一度全區糧食畝產只有135公斤，以致高產糧區變成吃國家返銷糧區，種旱的6年間吃國家返銷糧達2340萬公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天津市委提出“開源節流，自力更生，自備水源，恢復和發展小站稻生產”的指導思想，1977年水稻面積比前幾年略有增加，到1978年面積已發展到?4.35?萬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給水稻生產帶來了新的活力。1979年，水稻面積擴大到10.5萬畝，平均畝產323公斤，總產稻穀3396萬公斤。1980年，水稻面積為13萬畝，平均畝產272公斤，總產稻穀3537萬公斤。到1981年又遇嚴重乾旱，1～6月份降雨量僅74毫米，為常年同期的二分之一。

為抗旱奪豐收，區政府提出“兩手準備，立足種旱”的決策，大量引進抗病高產的旱田作物品種，設法引導群眾種足種好旱田作物，並根據歷年水源變化規律育了一部分水稻秧苗，作好雨季到來時毀旱插秧的“兩手準備”，當年全區利用雨季搶插水稻7.28萬畝(主要是麥茬稻及雨季稻)，秋後平均畝產124.7公斤，總產稻穀907.5萬公斤。是年其他糧食作物產量也低，玉米畝產144.5公斤，小麥畝產38.5公斤，產值仍屬水稻高。群眾對此總結出一些經驗，“種好麥子，育好秧，種上棒子(玉米)等插秧，看雨確定水和旱，兩手準備心不慌”。在全區糧田面積逐年減少的情況下，糧食總產逐年有所提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充分發揮水稻生產優勢。

80年代後期，擴大水田面積。實施了月牙河、衛津河、洪泥河3河打通工程及小水利配套工程，並對二級河道和主要干、支渠進行清淤，使之蓄水量達到540萬立方米。另外開挖坑塘、窪淀建成一批養魚池、養葦塘，小水庫，共新建小水庫13座，坑塘窪淀11處，共可蓄水576萬立方米。小水庫汛期蓄水排澇，旱時送水救急。還將城市污水凈化和科學處理，用於稻田灌溉。並且發揮全部機井作用，實現渠水、井水、淡水和二淋水結合使用，每年種植水稻穩定在5～7萬畝。

1985年，中央農牧漁業部在湖南長沙召開了優質稻米座談會，再次把小站稻列為名特產品，使小站稻區幹部、群眾受到很大鼓舞。全區糧食生產從1985年始連續6年獲得豐收，其中稻穀的增產起了保駕作用。

1995年，糧食總產7289.2萬公斤，稻穀總產3151.8萬公斤，占糧食總產的43.2%。

排水泄水工程

稻田廢水、淋水通過排水毛渠、斗渠、支渠逐級落差，排泄進入大型乾渠，而順流入渤海。初期，馬廠減河南有外邊河排咸系統，在大沽入海河，馬廠減河北及海河南岸的鹹水，當海河落潮時排入海河流入渤海。1958年，提出清濁分流，鹹淡分家。於1959年，開挖了貫通全區的大沽排水河，農田鹹水，各排水河鹹水可自然排入。

小站稻田排灌渠系的設置，都是採用排灌相間方式。灌水乾渠設置在灌區最高地帶，乾渠的長短與大小，根據灌區面積的大小，灌水水源，排水出路的遠近確定。斗渠的長短也依每條斗渠內的稻田面積確定，一般長1000～1500米，斗渠的間距一般為400米，排水間距主要根據土壤鹽鹼輕重和排水性能確定。土壤鹽鹼度輕，排水性能好的毛渠，間距為30米左右，土壤鹽鹼重，排水性能差的，一般間距為20米。排水溝的深度都在1米以下。

排灌形式〓小站稻在育苗期採用水床育秧，用水來調控秧田空氣、溫度、水份，遇有陰雨、低溫天氣，採用大水護苗，有時因水大造成爛秧、不紮根及綿腐病，而又採用適當落幹練苗的辦法，解決不紮根和爛秧問題。現今絕大部分採用改良水床育秧及塑料薄膜育秧，秧田灌水容易掌握。水稻插秧后，各生育階段的灌溉管理方法，也不斷改進，將50年代的大水漫灌法改為小水勤灌及間歇灌溉。只有在插秧后返青階段及幼穗分化期、開花期、灌漿期採用深水灌溉，一般灌水深2～3寸。其餘時期均保持淺水，並重視分櫱後期的落干烤田，以控制無效分櫱及後期倒伏，視稻田土質、肥力和水稻長勢長相，掌握烤田程度，輕的烤田時間1周，重的烤田時間10天。

重視改良鹽鹼地

稻田的拉荒洗鹼，是減低稻田鹽鹼程度的關鍵，它利用淡水把土壤中有害鹽分溶解出來，然後通過水的下滲力，使鹽分滲到排水渠內排出田外，通過充分洗鹽把土壤中氯化物、硫酸鹽等可溶性鹽類，降到0.15～0.01%範圍內。

農民重視拉荒洗鹼的質量，首先是作好拉荒洗鹼前的各項準備工作，檢查田間灌溉排水工程有否壞漏的地方；其次是注意拉荒洗鹼順序和每塊地拉荒次數和用水量，按先窪地、后高地、先近處、后遠處的原則分段進行，順序不能顛倒。拉第一遍荒時利用曬垡後土壤乾燥，空隙度好，鹽分易溶出，脫鹽效果好的特點，用大水、深水且在地里停留時間長些，使土塊內鹽分一次溶出，所以水的深度要淹沒全部土塊，以免鹽分聚集到尖部，形成鹽鹼土塊。

第二遍拉荒水可小些。拉荒洗鹼次數視土壤鹽鹼輕重而定，土地長蘆草、茅草、馬絆草的拉荒2遍，長有馬絆草和間有黃蓿草的拉荒3遍，只長黃蓿草和鹼蓬禾果的地要拉荒3遍以上。

80年代，由於水源逐漸緊張，為了節省用水，拉荒洗鹼次數一般改為1～2遍，特別重視第一遍拉荒洗鹼質量，只要拉好第一遍，可以將土壤中三分之二鹽分排出，水源不足時不再拉第二遍。

農民把平整土地作為改良鹽鹼地的重要措施。

在開挖灌、排溝渠時如果堤埝缺土，則從地內高處取土，如果土方過剩，則把多餘的土墊到地內窪處。還有在高處地塊，每隔一定距離挖一條溝，將表土先放一邊，底土倒在窪處，再把表土蓋在上面，以免造成土壤肥力的懸殊。土地高低相差不大的，耙地時進行平整。鹽鹼地還要通過深耕曬垡，疏鬆粘重土壤，增加通透性能，以利溶鹽和排鹽。深耕在秋季或春季土壤乾燥情況下進行，並盡量提早完成，以增加曬垡時間，深耕要求達到20厘米左右。農民對鹽鹼地改造，重視使用有機肥。小站稻田施用有機肥種類很多，有堆肥、廄肥，還有豆餅、碎皮、乾魚，以及不含有害鹽分的城市雜肥，每畝使用量1～2立方米，在耕地時均勻撒在地里，通過耕翻壓到土中。50年代，每畝稻田施有機肥5000公斤以上；70年代，推廣種植綠肥；80年代，實行氮磷配比，磷肥突破，對鹽鹼地改良起到明顯作用。

不斷開發新技術〓8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優質米生產開發，以滿足市場及經濟騰飛的需要。1985～1988年，共引進優質稻品種20餘個，通過鑒定漣香1號、黑糯、京香1號、京香2號品種獨特，能解決市場上特種需要，1988年，京香1、2號投入批量生產。區農業科技部門從1989年開始，在東泥沽二農場建立100畝無公害水稻生產基地，以有機肥取代化肥，以優種合理栽培，以生物農藥取代化學農藥。所產稻米經中國北方食品監測中心化驗，表明在影響米質的21項有毒物質指標中，18項為零，3項低於國家控制標準。區政府投資在東泥沽村建精米加工車間，批量生產小包裝精米(亦稱免淘米)，專門供應賓館及大飯莊。

區有關部門大力推廣水稻測土配方施肥。1985年，葛沽鎮水稻專業戶鄭永泰承包的500畝稻田，採用配方施肥方案，比原來自行施肥方法，每畝增產稻穀32公斤。1986年，鹹水沽水稻專業戶吳國良承包稻田70畝，採用配方施肥，效果也比較好。

1988年，全區稻田已經普遍推廣。1990年，區建立配方加工車間，批量生產配方複合肥。稻田的機耕、機耙在70年代已普及，而育苗、插秧、收割和加工作業的機械化在70年代僅停留在試驗階段，從80年代開始推廣。80年代末，確立了水稻全方位機械化生產，實施萬畝水稻機械化作業示範工程，各項工序全部由機械化代替人工，再配以模式化栽培技術，南洋、東花園、東泥沽等村首試成功，取得較好效果，通過專家鑒定。

小站稻米質優良，米粒微長淡綠，晶瑩透明，如玉似冰，蒸熟后銀珠粒粒，芬芳四溢，庭院飄香，故而聞名中外，遠銷歐亞各國。小站地區水稻種植形式多樣，有春稻(禾直秧)和晚稻(麥茬秧)之分，春稻品質較優，晚稻前茬種麥子一年兩熟產量高。

稻區農民重視培育壯秧，在育秧方法上，過去一直採用水床育秧。但技術性強，稍有管理不當，即發生爛秧。秧田採用旱耙地及日灌夜排的灌溉方法是防止爛秧的主要措施。1956年後，試驗改良水床育秧，成苗率高，一般都在85%以上，芽象錐尖，粗壯，根數比水床多，到60年代大面積推廣。60年代中期開始塑料薄膜育秧，出苗迅速整齊，保苗率達到90%以上，秧苗生長快、粗壯、根長、根多、葉色綠，此方法延用至80年代。

80年代後期推廣水稻盤育秧(與水稻插秧機配套)，有的還搞鋪紙育秧，都取得成功。

插秧舊有“栽稀長密”的習慣，一般行距在8～9寸，最稀地達到1尺見方。1955年，區推廣水稻密植，依靠主莖爭取分櫱是水稻高產的重要措施，主、櫱穗比例要求達到1∶1.5。

水稻種植密度普遍提高到甩六退六(即六寸)，甩六退七，每畝插秧1.4～1.6萬墩，每墩插6～8株，這種密植延用了10餘年。60年代中期貫徹農業“八字憲法”，水稻密度進一步提高，一般採用甩六退五，每畝插秧1.6～2萬墩，每墩5～7株。1967～1968年推廣遼寧省的拉線插秧法，確保一定行距。70年代，種植密度減小，成為甩六退七。80年代，學習柏各莊農場水稻密植高產經驗及遼寧大壟密植經驗，種植密度又有提高。以行距9寸，株距3寸或4寸，每墩3株的大壟密植提高產量，表現有效穗多，倒伏輕，發病率低，田間管理方便等特點。

撓秧既除去田間雜草及混雜的稻株，且可疏鬆土壤，促進根系發育。對撓秧質量50年代以前要求很嚴格，要搜墩過壠，提稗子抹埂。將稻田用手抓一遍，撓秧要彎腰在秧壠中間用手和腳除草鬆土，把拔下來的草、稗等埋到秧田泥土裡，一可積肥，二可凈地。一般秧田撓2～3遍，個別的撓4遍。

徠北宋在河北沿邊屯田種稻時，系引用江東品種，栽培較為普遍的有紅蓮稻、金城稻、罷亞稻，而津南地區種植較多的屬紅蓮稻。清光緒年間，小站屯墾稻田，種植從安徽引入的大、小紅芒，大、小白芒，齊頭白等早熟稻品種及適應深水處栽種的葡萄紅、葡萄黃品種。1916年，直隸農事試驗場試種水稻新品種，當時栽培的有大白芒、小站糯稻、北京紅馬尾、北京白馬尾、北京紫金，並試種從日本引進的關取、青桿、細桿等品種。

1938年，種植從日本和朝鮮引入的中生銀坊主(簡稱銀坊)、愛國(又名金鋼稻)、陸羽132、水源52、水源85等品種。

1951年，小站幸福之路農民用“一穗傳”的辦法，從水源系統中選育出水源300粒，成為境內第一個自己選育成功的品種，表現高產優質，渤海農墾局要求單打單收，積極繁育，擴大種植面積。到50年代中期銀坊、水源300粒，成為小站稻區種植的兩大主要栽培品種。這是建國以後區內水稻品種的第一次更新。

50年代末期，引入野地黃金(農墾39)、白金(農墾40)。60年代初，引入萬兩(定名小站101)。

到1965年野地黃金、白金、小站101成為主要種植品種，占水稻種植面積的90%，尤其是野地黃金品種占水稻種植面積的60%以上。這些品種普及很快，對提高稻穀產量和品質起了很大作用。成為區內水稻品種的第二次更新。

60年代中期，引進試種天津市水稻育種單位選育出的一批新品種。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393、紅金、紅旗8號、紅旗12號、津輻9號、東方紅1號、京引33種植面積較大，占水稻種植面積的80%，特別是東方紅1號品種占水稻種植面積的50%。成為區內水稻品種的第三次更新。

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恢復小站稻生產，品種變化比較頻繁。引進天津市科研院校選育的紅旗16，紅旗23，花育1號，6702等共有29個品種。

1980年，評選出紅旗16號、紅旗23號、花育1號、墾豐5號、中丹2號、喜峰、京引47為主要推廣品種，1980～1984年占水稻種植面積的67%。成為區內水稻品種的第四次更新。

1985年，豐產性、抗病性好，品質優良的中花8號、中花9號、津稻1187、7708、津粳3號，推廣面積占水稻種植面積的80%。成為區內水稻品種的第五次更新。

到1990年，津稻1187、津稻8311、中系8215、中作321種植面積占水稻種植面積的87%。成為區內水稻品種的第六次更新。

1990年後，中系8215、中作321抗稻瘟病能力減退，種植面積下降。1995年，以種植津稻1187為主，並有少量中花12號、京花101。

天津地區種植水稻歷史悠久，其地理位置、氣候、土壤和灌溉水源等生態條件，適宜生產優質稻米，歷代史料多有記載。據《明史·汪應蛟傳》記載：明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天津巡撫汪應蛟利用駐防兵丁，在葛沽、白塘口兩地墾田種稻5000餘畝，採用築堤圍田，利用淡水洗鹼，種稻每畝收四五石。明萬曆四十一年至天啟元年（公元1613—1621年），大科學家徐光啟曾四次來天津，致力於墾田種稻。從此，葛沽稻大負盛名。而葛沽距小站僅12．5公里，一般把葛沽稻視為小站稻的前身。清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崔旭《津門百詠葛沽》亦有詩云：“滿林桃杏壓黃柑，紫蟹香秔（同粳）飽食堪。最是海濱好風味，葛沽合號小江南。”詩中稻粒長可能是種植的秈稻型品種，後來又逐漸更換成粳稻型品種。葛沽稻米當時能如此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賦詩歌頌粥汁中的米粒晶瑩透亮，像碧玉一樣美好，品嘗起來類似美酒瓊漿，可知在當時很負盛名。天津小站稻米粒橢圓形，晶瑩透亮，堊白極少，潔白有光澤，蒸煮時有香味，飯粒完整、軟而不糊（粘），食味好，冷后不硬。清香適口。清同治十年（公元1859年），防軍提督周盛傳率兵十八營，進駐馬廠（河北省青縣境），修建新城（今塘沽區新城鎮）至馬廠大道，沿途設站，十里一小站，四十里一大站，如今的小站鎮及西小站、東大站村即由此而得名。周為補充軍餉，先在新城附近墾田種稻，並吸取前人種稻經驗教訓，先從興修水利入手，於光緒元年（1875年），令淮軍士兵十四營移屯小站一帶開挖馬廠減河，其首端在今靜海縣大張屯鄉靳官屯村，與南運河（也叫御河）疏通。同時在河邊修攔潮大堤，預防海潮侵襲。遂在小站一帶墾荒種稻，收成頗豐。南運河水源上游來自黃河，含淤泥和腐殖質較多，水質很好，灌溉稻田不僅省肥高產，稻米外觀、蒸煮、食味品質均佳。科學考證，應是形成“小站稻”名特優產品的主要因素。並使其成為清皇室的貢米。聲望遂超過了葛沽稻。20世紀三十年代后，又從日本、朝鮮引進“銀坊”、“水源”等優良品種，米質更佳，真是“一家煮飯，四鄰飄香”，小站稻已成為天津的風物珍品，聞名遐邇。新中國建立后，黨和政府大力發展小站稻生產，推廣普及科學技術，水稻品種不斷更新更換，栽培技術逐步改進，稻米品質和產量大大提高，改善了人民生活，並以特二級質粳米出口，換取外匯，支援國家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