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2月13日－1834年12月23日）。英國經濟學家，出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他的父親丹尼爾是哲學家、懷疑論者大衛·休謨和讓·雅各·盧梭的朋友。

馬爾薩斯年幼時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劍橋大學耶穌學院錄取。他在那裡學習了許多課程，並且在辯論、拉丁文和希臘文課程中獲獎。他的主修科目是數學。

1791年他獲得碩士學位，並且在兩年後當選為耶穌學院院士。

1797年他被按立為聖公會的鄉村牧師。他是英國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他的學術思想深刻而影響深遠。

馬爾薩斯於1804年結婚，並且養育了三個孩子。

1805年他成為英國第一位（或許是世界上第一位）經濟學教授，執教於東印度公司學院。他的學生親切地稱呼他為“人口”馬爾薩斯。

1833年以前，馬爾薩斯拒絕肖像繪畫，因為他有兔唇。這個缺陷後用手術矯正，他還被看作是個英俊的人。他口腔內上顎左側有裂縫，影響說話。這一先天缺陷在他的家族中很常見。

馬爾薩斯死後葬於英格蘭的貝斯修道院。

我們追溯羅伯特·馬爾薩斯的祖上到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就夠了，他在克倫威爾時期成為北奧爾特的教區牧師，而在復辟時代職位又被剝奪。加拉米稱他為“一個有古風的聖職人員，思維有力，精通至經，富於雄辯和激情，雖然在發音上有缺陷”。但他的教區人員卻認為他“是個無用的神職人員”，這或許是因為他在收取苛刻的什一稅時十分嚴格。在一份要求他調離的請願書中，人們攻擊他曾“對在蘇格蘭的軍事行動口出不恭之辭”，而且稱“馬爾薩斯先生不但說話聲音小，而且表達有障礙”。看來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不但與他的曾曾孫有共同的名字，而且都有下齶撕裂的缺陷。

他的兒子丹尼爾在著名的西德納姆醫生的幫助下成為國王威廉的藥劑師，其後又為女王安妮服務，因此成為物質上富足的人，他的遺孀也擁有了馬車和馬匹。丹尼爾的兒子西德納姆使他的家庭富上加富。作為一個法庭職員，南海公司董事，他的富足足以使他為女兒備下一份價值5000鎊的嫁妝，他還在倫敦附近各郡以及劍橋郡擁有多處地產。

西德納姆的兒子，我們的主人公的父親丹尼爾發現自己能夠過上在英格蘭人們稱之為“自立”的生活，於是決定好好利用這一點。他在牛津的女王學院接受教育，但沒有取得學位，他“在歐洲廣泛旅行，更是遍游本島”，最後在一處鄰里和睦的地方安頓下來，過上了英國小鄉村紳士的生活，在這裡陶冶性情，培植友誼，閑作篇章，自足守拙。在記載中，他“脾氣和善，有一顆仁慈之心，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窮人們都因此蒙惠”。在他死後，《紳士雜誌》（1800年2月號，第177頁）稱他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爾·馬爾薩斯買下“一處多金附近的小小雅宅，被稱作燧石門農莊。這裡美景宜人，山巒溪谷，叢林流水，一覽無餘。如此景緻點綴著這位紳士的家園，他們把這裡稱為‘盧克里’，意為‘群棲之地’”。

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這裡，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丹尼爾的次子誕生了，他就是《人口論》的作者。這個嬰兒誕生三個星期之後，也就是1766年3月9日，兩位先賢讓·雅克·盧梭和大衛·休謨聚首盧克里。也許他們吻過這個嬰兒，就此賜與他種種天賦。

丹尼爾·馬爾薩斯不但是休謨的朋友，而且是盧梭的一位即使不是狂熱的，也可稱得上虔誠的崇拜者，盧梭第一次來英格蘭，休謨就努力把他安頓在與丹尼爾·馬爾薩斯近鄰的薩雷去住，而丹尼爾·馬爾薩斯則“非常樂意為他效勞”，渴望成為他的趣味相投的夥伴，對他懷有一顆愛戴之心。但是，像休謨對他這位不安分的客人的許多好意一樣，這一計劃也破產了。

位於雷恩山腳廠的一座小別墅多年以後被指定給范尼·博內用作“讓·雅克的避難所”，雖然盧梭從未居住於此，但毫無疑問，這正是丹尼爾·馬爾薩斯為他準備的舒適的隱居之所，讓·雅克本人在1766年3月8日到這裡做了一番檢閱，然後他卻拒絕了。兩個星期之後，盧梭就開始了他在德比郡之巔的沃頓的慘淡居留，在那裡，他冷漠、孤寂而令人厭煩，幾個星期之內，他就與大衛·休謨產生了不同尋常的爭吵。

如果當時讓·雅克接受了丹尼爾·馬爾薩斯的盛情邀請，我想，這場著名的筆墨官司也許不會發生。因為他會發現他的感情有了傾訴的對象，他也會獲得安慰和理解。對讓·雅克的熱情洋溢的崇敬之辭，也許是丹尼爾·馬爾薩斯生命中唯一一次徹底打破自己的自我剋制。

我想他們僅僅會見過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的春天，馬爾薩斯到莫捷所做的旅行；一次是1766年3月休謨帶領盧梭對盧克里的訪問；一次是同年6月馬爾薩斯到沃頓去看望盧梭。但從保存下來的馬爾薩斯致盧梭的13封信以及盧梭的一封回信來判斷，他們的會見是非常成功的。馬爾薩斯愛戴讓·雅克，而讓·雅克也回報以熱情與友好，說他“喚起了他的尊重與依戀之情”，並且感謝馬爾薩斯的“殷勤好客”。馬爾薩斯甚至能夠為休謨的品格辯護而不引發爭吵，關於他們一起考察野生植物有很多資料。

盧梭對他在德比郡散步時不能辨認出地名而大加抱怨，因為他說必須“做一些需要運動的工作，沒有什麼比讓我靜坐讀寫更不利於我的了”。後來（1768年）我們發現丹尼爾·馬爾薩斯曾為了使盧梭的植物學藏書更加完整而大費腦筋，這時候，盧梭可能正在構思他在1771年完成的著作《關於植物學的要素與一位女士的通信》。兩年之後，有不時地處理掉自己藏書的癖好的盧梭把這些書又全都賣給了馬爾薩斯，並把自己的一部分植物標本當作禮物送給他。

這些書在丹尼爾·馬爾薩斯的遺囑中出現了，其中的一款是：“我把我所有簽有盧梭名字的植物學藏書和一盒盧梭先生送的植物標本全部贈送給珍妮·多爾頓夫人”。如今在羅伯特·馬爾薩斯先生所有的住所——艾爾伯里的多爾頓小莊園的藏書室中，仍然保留著兩本這樣的書，它們是雷的《英國樹木概要介紹》和索瓦熱的《通過樹葉鑒別植物的方法》，這兩本書都有著盧梭的名字。

奧特稱丹尼爾·馬爾薩斯是盧梭的遺囑執行人，這看來並不可能。但丹尼爾·馬爾薩斯把他的忠誠保持到底，他花費了30個畿尼，訂購了六本盧梭的遺著《我的困苦生活的撫慰》，現在，我以這幾頁文字來虔誠地完成他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成名了，那是因為是盧梭朋友的緣故。”

在丹尼爾1768年1月24日致盧梭的信中，有一段關於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勝的敘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時，“親愛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們與我們一起組成一個大家庭，我們常常去採集植物。我住在那個您可能還記得的小山坡上……冬天我就做一點閱讀（我已經從您的信中感受到影響，因為我被《愛彌兒》迷住了）。我和孩子們做長距離散步，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裡。在一個農莊里總有東西可用，總有一些小的經歷。我追逐狐狸，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習慣，同時也激發了我對野生生活的想象力。”

作為《愛彌兒》的作者的朋友，丹尼爾·馬爾薩斯有意進行教育試驗。羅伯特帶來的希望喚起了丹尼爾的愛與雄心，因此決定讓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師共同教導他。第一位家庭教師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個學識淵博而風趣的紳士”，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還寫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訶德》，用以諷刺衛理公會教徒。

16歲時，羅伯特被轉交給吉爾伯特·威克菲爾德，一個異教的聖職人員，他“粗野、不安分，觀念上自相矛盾，是一個急躁而頑固的辯論者”。他與查爾斯·福克斯通信，是盧梭的信徒，他這樣闡述他的教育信條：“家庭教師最重要的職責是教育青年培養自己的能力，引導他通過身體力行循序漸進地學習知識，並使他為自己能夠心領神會而興高采烈”。

1799年，威克菲爾德被關進多徹斯特監獄，因為他表達了要讓法國革命征服英格蘭的意願。

“一些現存的學生式的信件”說明，羅伯特·馬爾薩斯對威克菲爾德十分依賴。威克菲爾德曾是劍橋基督學院的會員，因此關係，羅伯特·馬爾薩斯，這位第一位劍橋經濟學家，在1784年的冬季學期成為墓督學院的一名自費生，時年18歲。

1784年11月14日，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間里好好地安頓了下來，講座明天就開始。上個星期我抽時間把數學複習了一下，昨天參加了考試。我發現將要和高年級的同學一起學習。我們從機械學以及麥克勞倫、牛頓和基爾的物理學開始。周一和周五的講座是鄧肯的邏輯學，周三和周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傳》。我找到一個書商，我將從他那裡訂購我所有需要的書籍。學院里有一些人很聰明，在這裡閱讀幾乎成為風尚。主要的科目是數學，因為要獲得學位主要看這門功課，而多數人的最大目標都是成功地取得學位。我相信這裡有一些傑出人物，我與其中的兩個相熟識，其中一個與我同年級，他確實非同尋常地聰明，如果他珍惜自己的話，將極有機會獲得優等獎學金。我到教堂做過兩次禱告。”他的花費已經達到每年100鎊。丹尼爾·馬爾薩斯寫信說，如果開銷再增加，教士們將無法讓兒子來學院學習，在國外的萊比錫，開銷僅需25鎊。

這時的劍橋剛剛從長眠中醒來。基督學院曾是睡得最昏沉的，現在卻成了精神之源。馬爾薩斯在這裡受到他的那些精神夥伴的影響可能不亞於他父親對他的影響和誘導。馬爾薩斯的導師是威廉·弗倫德，他曾是佩利的學生，還是普利斯特里的密友。馬爾薩斯入學的第三年，即1787年，他因為從聖公會脫離，擁護一元神教派，思想自由以及堅持和平主義而成為劍橋的一場著名論戰的中心人物。

佩利本人於1775年離開劍橋，但他的《道德法則與政治哲學》，或者稱其原名《道德與政治法則》，是在馬爾薩斯入學的第一年，即1785年在劍橋出版的。我想這本書對這位《人口論》的作者一定影響很大。

馬爾薩斯還是一群出色的本科生組成的小團體中的一員。這一團體中，畢曉普·奧特，即馬爾薩斯的傳記作者，和克拉克教授，一個旅行家，劍橋奇人是較為知名的。在馬爾薩斯獲得文學學位之後，柯勒律治來到基督學院（在1791年）。當年輕的柯勒律治在那間面向大門，樓梯右邊的底層房間里住下來的時候，基督學院不再是個死氣沉沉的地方了——這樣的喃喃之聲在庭院中迴響不絕。

記得那時，繆斯翩翩而來，

我走上前，等待知識女神的稱讚。

她在頭頂，為我戴上桂冠，

同我相吻，算是回答我的誓言。

“在那些房間里，我度過了怎樣的夜晚啊！”一個那個時代的人寫道，“我們一邊享用著簡單的晚餐，也就是‘填鴨’，像他們說的那樣，一邊把埃斯庫羅斯、柏拉圖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和一大堆辭典推到一邊，開始討論當天的小冊子，那些伯克不時寫出的小冊子。我們完全不必把它們拿到眼前，柯勒律治早上讀了，晚上就可以逐字逐句地複述。費倫德的公案正在進展之中，小冊子蜂擁出現，柯勒律治統統讀過。夜晚來臨，伴著我們的尼百斯酒，我們熱烈地討論。”

1793年6月馬爾薩斯成為學院的一名教師，他參與通過了1793年12月19日的那條命令：“同意：如果未經允許而擅離學院的柯勒律治一月之內不能返回，並且支付對導師的酬金或提供支付的可靠證明，他將被董事會開除。”看來，柯勒律治已經以西拉斯·湯姆金斯·庫默貝克的名字被列為第15個暴徒。對柯勒律治在基督學院的經歷我只能記述到此了，需要說明的是，這起惡作劇之後，他被判處在學院區禁閉一個月，並要把德米特里·法萊雷奧斯的著作譯成英文。

後來柯勒律治對《人口論》的攻擊是世人皆知的：“最後，看一看這個強大的國度吧，它的統治者和智士們對佩利，對馬爾薩斯言聽計從！這是非常悲哀的。我莊嚴地宣布，我並不相信那些由人類的無知，虛弱和惡毒造就出來的邪教、異端和宗派比一個基督徒、哲學家、政客、市民以及這討厭的教條更恥辱。”

在學院中，據說馬爾薩斯愛好板球和溜冰，獲得過拉丁語和英語演說獎金，1786年被選為學院的布倫塞爾獎學金獲得者，並在1788年以劍橋數學考試甲等第九名畢業。

在他畢業前夕的一封家信中他說自己正在研讀吉本的著作，即將讀到最後三卷。幾個月之後，他在信中寫道：“我最近正在閱讀吉本的《羅馬帝國的衰落》一書。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知識，內容涉及那些野蠻民族的發源與發展，而正是這些野蠻民族形成了今天歐洲的精緻的政體。吉本還使那一黑暗時期的開端更加清晰，這一時期曾長期佔據歷史舞台，不能不激起人的好奇之心。在我看來，吉本是個令人愉悅的作家，他的文風是有些地方莊嚴，但每個地方都充滿趣味而且用詞得體，儘管對歷史著作來說也許文風過於華麗了一些。我將滿心歡喜地等待看到他的其後諸卷（1788年4月17日）。”

後來的日子裡，馬爾薩斯的柔和謙恭的脾氣和品行也許有些過分，但他在劍橋是個討人喜愛的人。奧特說，他的詼諧的性格“在年輕時就已顯露無遺，成年之後依然未改，尤其是在劍橋，當他興起之時，就會做出滑稽的表情，裝出獨特的聲調，這常常給他的夥伴們帶來無限歡娛。”

據奧特說，甚至在本科時馬爾薩斯就已非常與眾不同，因為“（他具有）那種溫文爾雅、細心明辨的風格，在當時是很少見的。這也體現在他的學術研究中，他穩健而不急躁，對在劍橋培養的各種學術都平等以待，而並不是僅對其中某一方面傾心有加。”

1793年6月10日，當由驅逐弗倫德引起的風波正處高潮的時候，馬爾薩斯被接受為研究員，開始居無定所，直到他於1804年結婚。他已在1788年取得牧師職位，1796年後他就在劍橋和艾爾伯里擔任副牧師職務。1803年11月21日，他離開了該教區，由他的親戚亨利·多爾頓推薦而被任命為威爾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區長，在他的餘生里，他就以此作為一個不定居的牧師。

奧特在他的《傳記》中收錄了一些當馬爾薩斯還是學院本科生時他的父親丹尼爾·馬爾薩斯給他的信。其中一封談論馬爾薩斯被選為研究員一事的信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二人間的關係，因此全文收錄如下：

“我衷心地祝賀你的成功，它給我帶來了歡樂，因為這彌補了我的遺憾。在我的人生經歷中我錯失了它，因此我更有感慨地向你祝福。

唉！我親愛的鮑勃，我沒有權力談論怠惰，但當我給你寫那封你所不喜歡的信的時候，我對我自己的失敗的目標和遺憾的追求感觸良深。我想，從對自己年輕時的回憶中我預見到了你，同樣的自亂陣腳的傾向，同樣的自責的氣質，有希望能使我的不幸經歷有益於你。這也的確是你所需要的，儘管只是一點點，但已讓我更熱切地想要告訴你，我寫信給你時，比我通常裝作的那樣心腸更軟，然而我的這種方式換來的卻是你粗暴的失望之語，這讓我感到自作自受。

如你所說，你已克服了這些，能做到這樣你是很有資格的，因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最無懈可擊的品格，文雅的風度，最明智、最和藹的舉止，避免了我所痛恨的妄自菲薄；你能讓每個人都輕鬆愉快，帶給他們快樂。即使我最易發怒或吹毛求疵，我也不能從一個夥伴身上要求更多了。在我對你的幸福有所期望時，我也未感到還有什麼缺憾，除非我的那些期望過於古怪、不近情理或根本就是錯誤的。在我拒絕向你表達感情，拒絕給你我的嘉許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常常禁不住要握住你的手，流下淚來。

如果我能為你的教堂做些什麼，或者你還需要為你做些什麼，就寫信給我，像我一樣。相信我，親愛的鮑勃，最愛你的，丹尼爾·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機，一個憲法支持者對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顛的狀況的看法》，寫於1796年，這時馬爾薩斯對皮特政府的批評已是第13年。這篇文章沒能找到出版商。由奧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甚至人口問題已經引起他的興趣：“在人口問題上（他寫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觀點。他認為，人口是度量一國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國幸福與繁榮的增進，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說人口總數是富裕程度的標誌的話，它所代表的也僅是過去的富裕。”

1798年，馬爾薩斯32歲之際，匿名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對未來社會進步的影響；兼對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論進行評價》。

正是在與其父丹尼爾·馬爾薩斯的討論中，羅伯特·馬爾薩斯才逐漸為人所知並最終成名。這一典故來自於畢曉普·奧特，而他正是從馬爾薩斯本人那裡聽來的。

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公正》出版。馬爾薩斯父子頻繁地談論未來社會的平等與幸福，父親抱有理想主義的觀點，兒子則抨擊這種觀點。畢曉普·奧特這樣描述說：“在與父親進行這種富有生氣的討論的時候，馬爾薩斯已經確立了他的事業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於人口增長快於人類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給人類社會進步造成的障礙。”為了使這一想法更成熟，他寫下他的論點的要義，這形成了後來的《人口原理》。我們不知道父親是否被兒子說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爾·馬爾薩斯強烈地感受到兒子手稿中的觀點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創造性，因此建議兒子將他的勞動成果公之於眾。

第一版是約5萬字的八開本，與後面諸版相比，這一版幾乎完全不同，並且更宜於傳世。五年以後以四開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時已成為約25萬字的三卷本。正如馬爾薩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釋的，第一版的寫作是“出於一時衝動，僅利用了在鄉村所能接觸到的少有的資料，”不過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內容一方面是與完美主義者的辯論，一方面證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儘管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這第一篇論文運用演繹的方法，富於哲理，文風大膽而精於修飾，語言華美，情緒飽滿；而在其後的諸版中，政治哲學讓位給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被社會學所做的證據歸納所掩蓋，這位年輕人在執政政府後期寫作時所具有的天賦和高漲熱情卻不見了。“冗長與毫無意義的重複”，這是柯勒律治寫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頁邊的評論：“難道這本四開本的書是在教導我們，貧窮將帶來巨大的苦難和罪惡，而在那些嘴多於麵包，頭顱多於腦力的地方，貧困必將達到極致嗎？”

第一版很難見到，可見它的發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馬爾薩斯聲稱他從自己的著作中獲得的收益總數不超過1000鎊），它一經面市，馬上就脫銷了，儘管五年之後才出了第二版。這本書立刻引起注意，小冊子之間的筆仗也隨即展開（據博納博士說，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來，這種筆仗就沒有停止過。反對者們提出理由抨擊那一在進化歷程中從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並且認為，在有意識地對幸福的追求中，人們敢於從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們手中奪得政權。

佩利本人被說服了，而他從前認為“一個國家可能遭受的最慘重的災難就是人口的衰減，人口的增長的目標，在所有國家都應當勝過其他一切政治目標。”《人口論》同樣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奧特記載了皮特與馬爾薩斯於1801年12月的一次會面：“碰巧這時皮特先生正對劍橋大學做一次競選訪問……在基督學院院長住宅舉行的晚餐會上，有幾個年輕的旅行者作陪，特別是羅伯特·馬爾薩斯等人。在談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雅法的大屠殺、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萊爾等輕鬆話題時，皮特先生也放鬆下來與大家閑談。”在1796年，皮特認為一個人多生孩子是“使國家富足”的行為，即使他全家都是窮人。而到了與馬爾薩斯見面的前一年，皮特卻放棄了他的新的《濟貧法》，在眾議院他解釋說，他這樣做是為了向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們表示敬意，“對他們的意見他必須要加以尊重，”據說，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達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類苦難的線索。《人口論》的重要性不在於那些新奇的事實；從這些事實中得出一個簡單的原理，並對這一原理做出極富衝擊性的強調，這才是此書的重要性所在。實際上，他的主導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紀的作家利用過，但由於表達拙劣而沒能引起世人注意。

這本書可以躋身於那些對思想進步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於人文科學的英格蘭傳統之中——植根於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思想傳統之中，在這一傳統之中，我認為，在情感上存在著不同尋常的延續性。從18世紀到現在，如果我要如此表達——這一傳統與這些名字聯繫在一起：洛克、休謨、亞當·斯密、佩利、本瑟姆、達爾文和穆勒，這一傳統表達著對真理的熱愛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沒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學，它代表了公正和民眾精神。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脈相承，在實際內容上也息息相聯。馬爾薩斯身列其間，當之無愧。

馬爾薩斯從他的演繹的劍橋方法——無論是數學學位獲得者佩利，還是一無神論者採用的方法——到後面諸版採用的歸納性論點的轉折起因於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為了搜集資料，訪問了瑞典、挪威、芬蘭和俄羅斯的一些地方，這些是當時對英國旅行者開放的少數的幾個國家。在1802年的短暫和平期間，他還訪問了法國與瑞士。北方的旅行是與基督學院的朋友奧特、克拉克和克里普斯相伴而行……克拉克是個天生的旅行家和收藏家。馬爾薩斯和奧特被他的異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憊不堪，而對克拉克，這不過是稍作表現而已。

克拉克和克里普斯又繼續了兩到三年的旅行，當他們從君士坦丁堡返回時，已經收集了許多五花八門的東西，其中很多目前保存於菲茨威廉博物館。他們在家中的朋友們則坐在基督學院的研究員休息室里，懷著極大的好奇和興趣閱讀克拉克的來信。這些信件有許多收錄在克拉克的《生活與旅行》。克拉克後來成為基督學院的高級導師（1805年），第一位礦物學教授（1808年），最終成為大學的圖書管理專家（1817年）。

與此同時，馬爾薩斯在繼續他的經濟學研究，並在1800年匿名出版（像他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樣）了一本小冊子，其名為《對目前供應的過高價格的原因調查》。這本小冊子不但就其本身來說是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已傾向於使用處理具體經濟問題的一系列方法，這些方法在此後與李嘉圖的通信中進一步展開。我對這種方法我深有同感，並且認為，比起李嘉圖的方法來，這種方法更可能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按照馬爾薩斯的頗令常識的主張，價格和利潤主要決定於他所說的（儘管並不很清楚）“有效需求”。李嘉圖則採用了苛刻得多的方法，在“有效需求”背後，他一方面歸因於貨幣狀況，一方面歸因於產品的實際成本和實際差別，認為這些基本因素以唯一的和清晰的方式自行發揮作用。他把馬爾薩斯的方法看作是十分淺陋的方法。然而，李嘉圖在使他的許多成功的論點要義簡單化的過程中，不由自主地偏離了客觀事實；而馬爾薩斯卻使他的說法接近結論，從而緊緊抓住了那些在現實世界中可能發生的東西。李嘉圖是諸如貨幣數量論和匯價的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創立者。當人們在觀念上痛苦地脫離這些偽算術定律的控制時，人們才能夠，或許是100年來第一次，理解馬爾薩斯的晦澀結構的真正意義。

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在這本早期的小冊子中被天才地表達出來。“這一想法對他的震撼之大以至於他騎上馬從黑斯廷斯跑到鎮里”，在他的“鎮里的閣樓”上呆了兩天，“熬夜到兩點來完成這一想法，以便它在議會開會之前產生出來”。他在思考為什麼供應價格上漲之高遠遠超過收穫不足所能產生的影響。他沒有像李嘉圖幾年之後那樣歸因於貨幣數量。他把原因歸結於勞動階級收入的提高造成的隨著生活費用增加按比例提高教職人員薪金。我極其強烈地感覺到，在王國的多數地區隨著穀物價格上升而按比例提高教職人員薪金的企圖，連同國家的富足，這使得提高薪金的企圖得以實現，相對說來是造成此次供應價格上漲的僅有的原因，因為這次價格上升的程度大大超過了短缺的程度，大大超過了那些以上原因不起作用的國家價格上升的程度……

“讓我們假設存在一種有50個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於生產上的某些失誤，只夠供應40個人。如果第40個人可以花兩先令買這件商品，而他前面的39個人的出價都不同程度地高於兩先令，餘下的十個人的出價都少於兩先令，根據真實的貿易原則，這件物品的實際價格將是兩先令……讓我們假設現在有人給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個窮人每人一先令。現在所有的50個人都能支付兩個先令，即先前確定的價格。根據公平貿易的每條真實原則，這件商品將馬上漲價。如果不是這樣，我就要問，根據什麼原則把能支付兩先令的50個人中的十個排除在外？因為依據假設，商品還只能供給40個人。窮人的兩個先令與富人的兩個先令一樣是錢；如果我們不採取漲價而讓最窮的十個人（或許他們是）支付不起的辦法，就必須擲硬幣、抽籤、摸彩或者動武來決定誰將被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比對同樣的錢進行不光彩的區分的辦法更合理的方式來分配一國的商品，而以上這些方法顯然偏離了我的目標。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據文明的、已啟蒙民族的習俗，根據每一條商品交易規則，價格必定會上漲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點。這一點也許是兩個半先令或更多，將成為商品的價格。如果再給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令：每個人都能支付兩個半先令，價格必然立即隨之上漲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類推。”

語言和道理都是簡單的，但這卻是系統性的經濟學思想方法的開端。小冊子中還有很多——幾乎整篇——都值得引用。這本《調查》是馬爾薩斯所寫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儘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偉大的章節；現在，既然已經從引述開始，我就禁不住引用第二版（第571頁）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達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了更出色的包裝（轉引自佩因《人的權力》中的評說）：“一個人降生在一個已被瓜分完畢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從父母那裡得到應得的財產，如果社會不需要他的勞動，他將無權得到哪怕一丁點食物，而且實際上，是毫無意義地來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沒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個人沒被邀請而前去參加宴會一樣，女主人命令他離開，如果他不能喚起某些宴席中的賓客的同情的話。而如果有賓客站起來為他讓座，其他不請自到人會立刻闖過來要求得到同樣的恩賜。如果來者將分食物的消息傳開，宴會廳里將會擠滿數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會的秩序與和諧就此破壞了，先前的富足變成了現在的睏乏；賓客們的歡樂被破壞了，大廳中的每個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賴的場面，都是被激怒的人們鬧嚷嚷地糾纏不休，因為他們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並沒有找到。客人們將後悔不已，他們不該抵制女主人發布的對闖入者的嚴酷命令，因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夠的享用，但她知道她無法滿足源源不斷的人們，因此當她的宴席已經坐滿時，她就要客氣地拒絕接納那些新來的人。”

馬爾薩斯的另一本小冊子《致薩繆爾·惠特布雷德議員先生的一封信——關於他的修改〈濟貧法〉的建議案》則無如此幸運。這完全是一次對《人口論》中原理的應用。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議“授權教士們建造房屋”，就是一項建房計劃，一方面想補救驚人的短缺狀況；一方面想創造就業。但馬爾薩斯急切地指出無論如何也不能減輕“獲得住房的困難”，因為正是由於住房的困難才使得“針對貧民的法律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刺激早婚”。這些法律提高了稅率，較高的稅率阻礙了建房，而住房的短缺減緩了貧民法律在其他方面刺激人口增加的災難性影響。“這一傾向使得男女關係過早發生，如果在充足的住房條件的刺激下，我毫不懷疑人口將大大增加，這樣大規模的勞動者被隨即投入市場，將使得那些獨立的勞動者陷入絕境。”經濟學是一門本常危險的科學。

1803年，《人口原理》的新版出版，它是精美的四開本，全書600頁，標價一個半畿尼。直到這時，馬爾薩斯才沒有特別職責而專心於經濟學研究。

他於1804年結婚。

1805年他39歲之際，擔當了前些年就已做出的任命，即擔任新成立的東印度學院的現代歷史與政治經濟學教授一職，開始是在赫特福德，不久就遷至海利伯里。這是在英格蘭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經濟學教席。

直到1834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海利伯里。他的住所在鐘樓下面，後來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居住在這裡，他是馬爾薩斯講座的最後一任主持者。馬爾薩斯有三個子女，一個女兒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另外一個女兒，普林格爾夫人活到1885年，而他的兒子，雷維倫德·亨利·馬爾薩斯於1882年去世，沒有留下子女。

《人口原理》在後面一系列的著作中得到引申。

1814年和1815年他出版了關於《穀物法》的小冊子。

1815年出版了他關於地租的著名論文。

182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由實際應用的觀點考察》。

“海利伯里學院存在的時候，馬爾薩斯夫人一直保持著她的歡樂的晚宴的傳統，倫敦的學術界精英經常參加她的晚宴。”“馬爾薩斯的僕人一直跟隨著他，直到他結婚之後生活安頓下來。”他的學生們管他叫“老爹”。他是個輝格黨成員。他的佈道常常是詳細闡發上帝的仁慈。他認為海利伯里學院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地方，認為對那些“不但能理解，並且不以之為枯燥”的年輕人來說，政治經濟學是一項適宜的研究。他的性情和善，脾氣和藹可親，品格忠誠，富於感情，並且天性次快——這些都驗證了他1798年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所寫下的論斷：“人生，一般說來，是一件與未來狀態無關的幸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除了那些在歷史進步大潮中必不可少的罪惡之外，世上再無其他罪惡。”

與這幅畫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論戰中的小冊子作者們描繪的冷酷、惡毒，如怪物一般的馬爾薩斯的形象。對此，馬爾薩斯看來是採取了儘可能不聞不問的態度，但一些朋友們卻十分憤慨。在這件事上，西德尼·史密斯把握得更好一些。

他在1821年7月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哲學家馬爾薩斯上周來到此地。我參加了由未婚者們為他舉辦的令人愉快的歡迎會。其中只有一位婦女是有小孩的。但馬爾薩斯是個性情溫和的人，只要沒有發現有身懷六甲的跡象，他會對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禮……。”

《紳士雜誌》（1835年，第325頁）在訃告辭中告訴我們：“馬爾薩斯先生身材高挑，體態優雅，他在相貌上如同他的品行一樣，堪稱完美紳士的典範。”

約翰·林內爾先生在1833年曾為馬爾薩斯畫過一幅令人欽羨的畫像，現在為羅伯特·馬爾薩斯先生所有。從這幅畫像以及同樣出自於林內爾之手的著名的馬爾薩斯雕像可以看出，他是個紅臉膛，有著紅或褐色的鬈髮，那是一張不同凡俗的俊秀的面龐。馬蒂諾小姐在她的自傳中寫道：“全英國也找不到比馬爾薩斯先生頭腦更單純，更具美德，更充滿生活情趣的人了……在所有人當中，馬爾薩斯是我不用喇叭經常就能很輕鬆地聽到的人之一；——由於下齶的缺陷，馬爾薩斯講話時的毛病簡直不可救藥，當他的朋友有意安排我們認識而邀請我與馬爾薩斯會見時，我不禁心生畏懼。想到我自己的耳聾，而他不能讀出字母表中的一半輔音，以及他的薄薄的嘴唇使我很難把我的助聽管給他，我意識到我們的會見將會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幸運的是，我錯了。他的第一句話——緩慢而溫和，不管輔音怎樣，母音響亮而清晰——就使我完全放鬆下來。我很快就發現他用的母音我實際上都聽到過。他發音最差的字母是，當我毫不困難地聽懂他的問話，——‘難道你不想去看看基拉內的湖嗎？’的時候，我已經沒什麼可擔心的了。”

我們的記憶在經歷了盧俊和休謨之後的漫長空白之後，上面這一愉快的場景又讓我們回到了我們所熟識的年代。約翰遜博士、吉本和伯克對我們影響之深，以至於我們很容易淡忘了馬爾薩斯成長的那個年代，即18世紀最後四分之一的那個年輕、激進的英格蘭；我們也淡忘了帶來沉重失望的法蘭西革命以及它對英格蘭的毀滅性影響，儘管我們還能在從華茲華斯到柯勒律治到懷有不可扼制的熱情的雪萊的作品中了解到它，但我們已經淡忘了這兩個重大事件在從18世紀向19世紀的過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無論如何，隨著一個又一個世紀的過去，馬爾薩斯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與知識範圍中已經完全被忽略了。

盧梭、馬爾薩斯之父丹尼爾、吉爾伯特·威克菲爾德、1784年的劍橋同仁們、佩利、皮特以及《人口原理》的第一版彷彿都屬於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種文明。而馬爾薩斯與我們的聯繫卻日漸緊密。他是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的初始會員，而這一團體仍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三召開聚餐會。他同時還是在他去世之前建立的皇家統計學會的初始會員。他參加了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在劍橋召開的1833年會議。

晚年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與李嘉圖的親密關係，為此他寫道：“除了我的家人，我從沒有像這樣愛過他人，交換看法，我們毫不保留，之後我們共同探討感興趣的問題，只為真理，別無他念，以至於我不得不設想，或早或晚，我們總會取得一致。”瑪麗亞·埃奇沃思與兩人都相熟識。她這樣描繪他們：“他們齊心協力探尋真理，無論誰是第一個發現者，他們都歡呼相慶；我真切地看到他們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動絞盤，讓那痴心眷戀於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馬爾薩斯與李嘉圖之間的友誼始於1811年6月，馬爾薩斯“冒昧地引見自己”，希望“我們在這一問題上能站在一邊，對那些觀點上的分歧，我們只需要私下進行心平氣和地討論，這樣就可以避免一場筆墨官司。”這帶來了他們之間從未斷絕的親密關係。李嘉圖在周末頻頻造訪海利伯里；而馬爾薩斯到倫敦的時候也常常逗留幾天，起碼要與李嘉圖共進早餐，後來的年月里，馬爾薩斯也習慣於到蓋特科姆公園，李嘉圖的家中住上些時日。這表明他們相互之間懷有最深切的愛戴和尊敬。他們在智力天賦上的對比很鮮明，也很有意思。在討論經濟學問題時，李嘉圖是抽象思維和演繹法的理論家，馬爾薩斯則是歸納性的和直覺的調查者，他不願意與可驗證的事實依據和直覺中偏移太遠。然而在實際的財經問題上，這位猶太裔的證券商與這位貴族血統的牧師的角色就會完全顛倒過來。

我記錄下了這樣一件小事。在拿破崙戰爭時期，正如人們所熟知的，李嘉圖是一個辛迪加的主要成員，這個辛迪加從事政府債券的操作，相當於目前的“包銷”。他的辛迪加通過參與招標從財政部的債券總額中得到了包括各種期限的債券，然後作為投資機會逐步向公眾銷售。在這種情況下，李嘉圖往往要幫馬爾薩斯一個忙，馬爾薩斯不用掏一分錢，李嘉圖就把一部分債券份額記到他名下，這意味著，只要馬爾薩斯持有的時間不是太長，一定的收益是毫無問題的，因為辛迪加的初始價格條件比當時的市場價格要低得多。這樣，在滑鐵盧戰役的前幾天，馬爾薩斯發現自己手中的公債正處在一個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經已經無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圖，只要不是“錯的或不方便的”，“就乾脆趕緊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諾給我的收益實現了，哪怕只是一小點也好。”李嘉圖執行了這一指令，儘管他自己絕不會採取同樣的行動，因為他的消息來源告知他公債可以在滑鐵盧戰役那一周達到牛市的峰頂。在1815年6月27日致馬爾薩斯的一封信中，他謙遜地彙報說：“像往常一樣，我從對上漲的預料之中獲益頗豐，我成了公債的大贏家。”“現在讓我談談我們的老課題，”他接著投入到對商品價格上漲原因的探討之中。

可憐的馬爾薩斯禁不住心中懊惱：“（他寫於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認我曾以為第一場戰役的勝機屬於波拿巴，因為他有進攻的機會；的確，從威靈頓公爵的調兵遣將看來，波拿巴一時曾經勝券在握。然而事後看來，法國人並沒有做好應有的準備。如果他們拿出了為保衛獨立而戰應有的力量和熱情，一場戰鬥，無論它如何血腥或徹底，是無法決定法蘭西的命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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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薩斯的思想很大程度是對他的父親及其朋友們（如盧梭）的樂觀思想的反動。他的一些文章也是對孔賽伯爵的回應。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學原理》中，馬爾薩斯作出一個著名的預言：男女兩性之間的情慾是必然的、且幾乎保持現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的這兩個抽象前提出發，斷言在這兩者中間，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力更為巨大。人口以幾何級數增加，生活資料以算術級數增加，因而造成人口過剩，不可避免地出現飢餓、貧困和失業等現象。

"The power of population is so superior to the power of the earth to produce subsistence for man, that premature death must in some shape or other visit the human race. The vices of mankind are active and able ministers of depopulation. They are the precursors in the great army of destruction; and often finish the dreadful work themselves. But should they fail in this war of extermination, sickly seasons, epidemics, pestilence, and plague, advance in terrific array, and sweep off their 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Should success be still incomplete, gigantic inevitable famine stalks in the rear, and with one mighty blow levels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food of the world."

人口學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沒有限制，人口是呈指數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長，而食物供應呈線性速率（即：1，2，3，4，5，6，7等）增長。注意：馬爾薩斯使用的相對應術語是幾何和算術。

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災難（戰爭，瘟疫，及各類飢荒），道德限制和罪惡（馬爾薩斯所指包括殺嬰，謀殺，節育和同性戀）能夠限制人口的過度增長。參見馬爾薩斯災難。

馬爾薩斯傾向於用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慾）手段來控制人口增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馬爾薩斯建議只對勞動群眾和貧困階級採取這樣的措施。公開宣揚財產私有制有助於抑制人口增長，同時極力反對社會救濟事業。那麼根據他的理論，較低的社會階層對於社會弊病要承擔較大的責任。這就從根本上導致了推動立法手段使英國的窮人生存狀況更為惡化，但也減緩了貧困人口的增長。

馬爾薩斯自己注意到許多人誤用他的理論，痛苦地闡明他沒有僅僅預測未來的大災難。他辯解道，“……周期性災難持續存在的原因自人類有史以來就已經存在，目前仍然存在，並且將來會繼續存在，除非我們的大自然的物理結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因此，馬爾薩斯認為他的《人口學原理》是對人類過去和目前狀況的解釋，以及對我們未來的預測。

此外，許多人辯駁道，馬爾薩斯沒有認識到人類有能力增加食物供應。關於這個論題，馬爾薩斯寫道，“將人類與其他動物相區別的主要特性是人的生存能力，和具有大量增加生存手段的能力。

在東印度公司學院，馬爾薩斯發展出一套需求供應失衡理論，他稱之為過剩。在當時這被看做荒唐的理論，卻是後來有關大蕭條的一系列經濟理論的先驅，他的崇拜者、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將這個思想引入了著作。

以前，高出生率被認為有利於經濟因為會為經濟提供更多的勞力。然而，馬爾薩斯卻從一個新的視角看待出生率，並且說服了大多數經濟學家：即使高出生率可以增加毛生產量，它更趨於降低人均生產量。馬爾薩斯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他的崇拜者包括知名的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等人。

他的理論的一個最知名的門徒是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1830年代，馬爾薩斯的著作強烈地影響了輝格黨人，他們改變了托利黨的家長式作風，於1834年引入了《壞法修正法案》。

對馬爾薩斯理論的關注也幫助了英國全國人口普查的實施。1801年，政府官員約翰·李克曼主導了第一次現代人口普查。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門徒還包括知名的神創論者、自然神學家威廉·佩里大主教，他於1802年發表了《自然神論》。他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學原理證明了神的存在。

諷刺的是，馬爾薩斯自己反對節育，他的著作卻強烈地影響了弗朗西斯·普勒斯，後者發動了極端馬爾薩斯主義運動以推動節育。普勒斯於1822年發表了論文《人口學原理的證明》。

馬爾薩斯理論對現代進化論創始人達爾文和阿爾佛雷德·華萊士產生關鍵影響。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中說，他的理論是馬爾薩斯理論在沒有人類智力干預的一個領域裡的應用。達爾文終生都是馬爾薩斯的崇拜者，稱他為“偉大的哲學家”。華萊士稱馬爾薩斯的著作是“……我所閱讀過的最重要的書”，並把他和達爾文通過學習馬爾薩斯理論，各自獨立地發展出進化論，稱做“最有趣的巧合”。

進化論學家們普遍認可馬爾薩斯無意中對進化論做出了許多貢獻。馬爾薩斯對於人口問題的思考是現代進化理論的基礎。馬爾薩斯強化了對“有限增長”條件下“生存掙扎”的觀察。由於馬爾薩斯理論，達爾文認識到了生存競爭不僅發生在物種之間，而且也在同一物種內部進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發起人、進化論學者和人道主義者於連·赫胥黎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進化論的人道主義》中描述了“擁擠的世界”，呼籲制訂“世界人口政策”。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等國際組織關於地球能容納多少人的辯論即起源於馬爾薩斯。

時至今日，馬爾薩斯仍然發揮著重要影響。一個例子就是，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報告《增長的極限》和《環球2000》，送達了當時的美國總統。科幻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發表了許多有關人口控制的文章，反映出來自馬爾薩斯的觀點。

馬爾薩斯被視為現代人口學的奠基人。馬爾薩斯宣稱他的人口學原理不僅對人類，而是對所有物種普適的自然法則。現在可以證明，沒有一種東西會以固定速率呈指數方式增長。

馬爾薩斯關於食物供應的算術模型被普遍拒絕，因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食物供應與人口增長保持了同步。

對馬爾薩斯最高調的反對聲音來自19世紀中葉的共產主義者卡爾·馬克思（1867年，《資本論》）和弗里得里希·恩格斯（1844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他們看來，馬爾薩斯所謂人口對生產力造成壓力的問題，實際上是生產力對人口的壓力。換句話說，馬爾薩斯把生產力低下歸咎於過剩的人口，實際上是動蕩的資本主義經濟造成的後果，危機、失業、貧困等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統治的產物。

恩格斯稱馬爾薩斯的理論“……是現存最冷酷無情、最野蠻的理論，一個摧毀了愛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美好辭彙的、絕望的系統。”

儘管出現了1921年俄羅斯飢荒，共產主義者總的來說仍然反對馬爾薩斯理論。1954年在羅馬召開的聯合國人口會議上，蘇聯代表聲稱，“在社會主義國家，人口過剩問題從來沒有出現……馬爾薩斯理論完全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在大躍進期間對於人口過於自信，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在當時的中國受到批判。三年困難時期之後，中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從而改變了對人口控制的觀點。

馬爾薩斯的結論被許多20世紀的經濟學家所詬病。由於技術進步，大規模的人口增長並未造成馬爾薩斯災難。所以有人稱他是失敗的咒詛先知。

首先，一個廣為接受的事實是，人口增長幾乎從未呈指數方式，裡面的變數太多，絕非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所能概括。自馬爾薩斯的時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變得平緩並且是拜經濟繁榮所賜。馬爾薩斯生活的時代，英國人口經歷了增長率變平之前的增加，而他沒有研究亞洲地區的大量人口以及過去幾千年出生率平緩的證據。

其次，糧食的增長也不是線性方式。特別是由於社會和農業技術的進步，使糧食增長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雖然這樣的增長是以沉重的資源負擔、大量使用化肥為代價，仍未被證明是可持續的。

天主教經濟學者拒絕接受馬爾薩斯理論，批評他只不過是一個17世紀威尼斯某異端邪說的複製品。天主教百科全書寫道，“……他對人類的知識和福祉沒有任何貢獻，……擴散人口過度增長的恐懼，……適當的解決方法是尋求更好的社會和產業方式，更好的醫療保障，促進道德和宗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