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清閣

1914年5月9日出生在河南信陽城內一個小官僚地主家庭里。她的祖父是一個清朝舉人，曾當過學官，熟通古文韻律，能吟詩作賦。她的舅舅是進士，母親是一個聰明而有才氣的女子，不僅長於刺繡女紅，還從小就自學文化，會作詩繪畫。可惜紅顏薄命，在她五歲的時候，年僅26歲的母親就離開了人間。幼小的她從此成了孤女，被寄養在舅舅家中，開始與表兄妹一起受舊詩書的薰陶，直到8歲時進入省立女師附小念書。

進入小學不久，她父親續娶了一房太太。她不喜歡繼母，她的繼母也不喜歡她。父親老是站在繼母那一邊，開始逐漸對她疏遠，只有祖母是她相依為命的親人。由於家庭環境的惡劣，她很早就養成了傷感、孤僻的性格，習慣在“孤孤獨獨，凄凄涼涼”中求學，在“孤孤獨獨，凄凄涼涼”中求生。女師附小的教員，蔣光慈的夫人宋若瑜注意到她后，給予她極大的幫助，誘導她學習文藝創作。孤寂中，她將書本當作做知己，雖然它們無法代替母愛，卻幫助她找到了逃避之所。隨著“五四”運動后的新文藝的深入，叛逆的念頭開始在她的心中萌生，走出這個封建家庭的渴望也愈發強烈。

這一切終於在她初中即將畢業時成為現實。有一天，她在父親屋外的石榴樹上無意中聽到父親與繼母的談話，當聽到他們打算讓她儘早退學嫁人時，她好似遭到了晴天霹靂，氣得渾身哆嗦。她終於明白，這個封建家庭已經容不下她，他們連終身大事都要替她包辦了，他們想通過這種封建婚姻，把她從家裡一腳踢出去，以犧牲她來換取好處。她意識到出走是惟一的出路，她在心裡疾呼：“不能容忍！我要讀書，我要求學！”。

1929年嚴冬里一個漆黑、寒冷的深夜，15歲的趙清閣終於下定了決心，懷揣慈愛的祖母僅有的四塊銀元悄悄逃出了信陽老家，搭上了駛往開封的夜車，結束了一生中僅有的家庭生活，開始獨自面對背井離鄉的顛沛漂泊的生活發出的挑戰。

沒有經過專門訓練，她居然考上了河南藝術高中，還得到助學金。離開家庭后一貧如洗的她，終於有了生活保障和較安定的學習環境。在藝術高中期間，她的主課是繪畫和藝術概論，也同時學習音樂。經過兩年扎紮實實的科班訓練，她的西洋畫、素描和國畫都長進不少。她還常常隨學校教務處處長謝孟剛學習樂理，並向校長焦端初借閱了不少中外文學名著。她酷愛唐宋詩詞及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的作品，受他們的影響，她開始寫詩，用它來抒發自己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抨擊舊社會的黑暗。1930年，她第一次向開封《民報》投稿，稿件即被發表，那時她只有16歲。隨後，她的創作慾望越來越強烈，創作熱情也越來越高。

此後，她一邊在河南《民國日報》當編輯，一邊到河南大學旁聽，充實自己，同時還在救濟院貧民小學校教書。在那裡，她接觸了許多下層人民，對他們產生深深的同情，也對貧富懸殊造成的社會罪惡感到不平和憤慨。她朦朧地嚮往革命，渴望自由和平等。當時，她主編《新河南報》的文藝周刊和《民國日報》的《婦女周刊》，並常給《河南民報》《新河南報》和上海《女子月刊》寫“不拐彎抹角”的文章來發表自己的看法，揭露反動統治的黑暗。然而她這種稚氣的仗義行為觸怒了報社，使她在政治上受到威脅，並被視為危險分子而遭解僱。

由於局勢日漸緊張，在師友的鼓勵和協助下，她離開了河南，於1933年奔赴上海，開始了另一段人生之路。

1933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插班，師從既是畫家又是作家的倪貽德教授學習西洋畫。

1931年第一次向報社投稿就得到發表。

1933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成為《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

1934年春，她曾經給魯迅先生寄詩文求教，得到魯迅的關懷和親切接見。在左翼作家洪深等人的鼓勵和幫助下，她轉向寫劇本，從事創作。

1936年在《婦女文化》月刊發表第一部電影文學劇本《模特兒》。

1938年，她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主編《彈花》文藝月刊，寫有五幕話劇《女傑》、三幕話劇《反攻勝利》四幕悲劇《雨打梨花》和改寫的五幕話劇《此恨綿綿》。此後寫有《血債》《汪精衛賣國求榮》《生死戀》《清風明月》《關羽》《花木蘭》等。並與老舍合寫了四幕話劇《桃李春風》。

抗戰勝利后回上海，擔任《神州衛報》副刊主編，並在上海戲劇專科學校任教。出版獨幕劇集《橋》、短篇小說集《落葉》，創作中篇小說《江上煙》《藝靈魂》與長篇小說《雙宿雙飛》《月上柳梢》以及許多雜文散文。解放后，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上海戲劇家協會和電影工作者協會，擔任上海文聯委員，創作了《女兒春》《自由天地》等劇本。打倒“四人幫”后，她創作了《粉墨青青》，在《人民日報》《讀書》《戰地》等報刊發表了許多詩歌和散文。

這是1938年她在散文《漢川行》中的一段回憶。在重慶期間，她還曾兩次見到周恩來。

上海人生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一個製造夢幻的地方。現代經濟使上海空前繁華，而繁華的大上海更讓許多中國女性充滿了嚮往。趙清閣同樣帶著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在讀了三年藝術高中后隻身來到這裡。18歲之前，因為幼失母愛，她變成一個孤僻的孩子；18歲之後，她在上海積極投入時代的洪流，在暴風雨中成長為一株堅強的勁草。

1933年，她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插班，師從既是畫家又是作家的倪貽德教授學習西洋畫。這時，她憂鬱的氣質、倔強的性格表現得更加明顯。沒有錢交學費，她寧願勤工儉學也不向後母索取。生活的現實啟發她思考，畫筆則顯露出她的思想。她在自己的小說集《鳳》中自言“喜歡孤僻”，又說“喜歡寂靜”。她在“寂靜”中思索如何為自己殺出一條路來，於是，她的性格中又多了倨傲頑強的一面。

身為美專學生的她，卻更勤於寫作，逐漸成了黃心勉主編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還兼任上海天一電影公司出版的《明星日報》的編輯，開始其半工半讀的生活。最終，她成了作家，而不是畫家，她願意關注更為複雜的社會和人生。

1934年春，她給魯迅先生寄詩文求教，魯迅很快就回了信，表達了自己的關切並親切接待了她。在她的文學生涯中，這雖只是短暫的一瞬，但給她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給她的鼓舞力量更是永恆的。隨後，由於受丁玲作品《水》的影響，她以家鄉河南赤地千里、餓殍遍野、農民逃荒的悲慘景況為背景，寫下了短篇小說《旱》，連同當時她創作的其他短篇小說，由上海女子書店於1935年結集出版。同時，她也向摩登劇社的左明，復旦劇社的洪深、田漢等左翼劇作家學習戲劇創作。他們是“天一”的導演，常鼓勵她不但要做一個專業女電影編劇，最好也能做導演。這對她的影響十分巨大。這期間，她還結識了歐陽予倩、應雲衛、陳凝秋、袁牧之、陳波兒、安娥、王瑩等許多進步電影、戲劇家，從他們那裡學了不少東西。在學校里，她參加了“美專”的學生會，繼續深入下層群眾中，親身感受他們的苦難，逐漸對上海殖民地的生活有了進一步認識，為今後更好地創作打下了基礎。

“美專”畢業以後，她離開上海回到開封，並受聘於母校藝術高中教書。那時正值暑假，她寫了些針砭時弊的雜文，因其中有兩篇被認為有“共產黨嫌疑”而被判入獄半年。出獄后，她甩掉特務的盯梢再回上海，先後擔任女子書店總編輯和《女子月刊》編輯，還一度在電影公司擔任編劇。

雖然屢屢被特務威脅，生活在不安中，她依然不懈地為投身革命的理想而奮鬥。劉以鬯

先生在文章中說，她的國家觀念特彆強烈，有良知，願意負起匹夫之責。抗戰爆發后，她到武漢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寫劇本。她相信，戲劇所起的宣傳作用遠比其他的表現方式更大，希望藉此喚醒群眾的民族意識。後來，她又去了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大後方重慶。雖然在深重的烏雲下看不見光明，但幾處燦爛的燈火卻日夜照耀著她的心頭。“那時在我的靈魂深處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個中華民族為歷來對日本仇恨而抑鬱的心都開始奔放了！沒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條戰線上來，為同一個‘抗敵’的目標而奮鬥，沒有人不懷著最大希望與勝利的信念。”這是1938年她在散文《漢川行》中的一段回憶。在重慶期間，她還曾兩次見到周恩來。

1945年11月，抗戰勝利后不久，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上海－－這座闊別已久、千瘡百孔的城市。雖然黑暗的統治使她的處境更加困難，她仍然堅持做一些有利於革命的工作。她擔任《神州衛報》副刊主編，並在上海戲劇專科學校任教，直至1979年調至上海社會科學院，從事《紅樓夢》研究及改編工作。雖然1947年間許多革命作家相繼離去，她也一直沒有離開。

佳作流芳

長期的多地奔波和曾經冷酷的監獄生活使趙清閣的身心備受折磨，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極起來，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時期。然而，她並沒有由於缺醫少葯的條件而在與病魔作鬥爭時淪為悲觀者，她用鋼鐵般的意志和毅力奮戰，反而成為一個執拗的樂觀主義者。

許廣平回憶說：她學生氣很濃，緘默文靜，和蕭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性格。因為從小習慣寂寞與孤寂，她喜歡把自己的所有情感用文字表達出來。在她還是個少女時，她就開始寫作。每當她覺得畫稿無法表達出她所目睹的一切慘劇時，她就將其變為文字。她的《打浦橋》就是這樣寫成的。從1933年到抗日戰爭爆發為止，她寫的短篇小說大都收在《旱》與《華北之秋》這兩部集子里。

“七七事變”爆發后，抗日的烽火激起她更大的寫作熱情，使她找到了生命的積極意義。縱使疾病始終困擾著她，她仍然不懈地創作著。她到漢口為中國圖書公司主編宣傳抗日的文藝月刊－－《彈花》。所謂“彈花”，就是說抗戰的子彈必將盛開勝利之花。這正好圓了她親近革命大後方的心愿。後來，武漢吃緊，為繼續辦好《彈花》，她不得不乘船在武漢和重慶間來回奔波。她在《漢川行》中描述了這段艱難的漂泊生活,表達了她堅持抗日宣傳的決心：“我終究不忍心使之停頓，想到創辦時的萬般艱辛，自己遭受了種種的困難才幹起來，雖然沒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以來，每期總有幾百本輪流在加倍數目的第一戰區與第五戰區的前方戰士們手裡翻閱著，使他們在火線上還能得到些後方同胞從文字上所表現的鼓勵和慰勞，這對於他們是精神上的食糧，是武力的後盾，可以令他們感到安悅、興奮，更樂於去和鬼子拼了。只憑這一點，《彈花》就有必要生存在這個大時代里……我要繼續扶植她成長，我不能放棄這個責任……”

雖然發表了許多小說，但她感到自己熱切的心情仍然得不到滿足。她覺得只有把當時的情景完全抒寫出來，用文字活生生地再現生活，才能使她得到滿足。她認為小說局限了藝術形象的生動化，於是在洪深等人的鼓勵下，她產生了嘗試寫電影文學劇本的慾望。

1936年，她在《婦女文化》月刊上發表第一部電影文學劇本《模特兒》。1938年10月，她的戲劇集《血債》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隨後，她陸續寫出了《汪精衛賣國求榮》、《生死戀》、《清風明月》、《關羽》、《花木蘭》等20多個多幕劇以及三本獨幕劇作品集。一時間，戲劇工作者紛紛從事救亡演出活動，話劇成了最受歡迎的戰鬥形式。

在她所創作的戲劇作品中，她最喜歡的是《活》（又名《雨打梨花》）。她說：“我喜歡《活》，並不敢說《活》好。《活》是一個偏於心理描畫，文藝性稍重的‘溫’戲。她既沒有熱鬧的場面，又缺乏所謂‘噱頭’，只是老老實實地表現了激發愛國思想與抗戰情緒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經’上有過分的著眼。這一點，假如你不用戲院老闆的眼光看她，或許你會同我一樣，也很喜歡她。”

對現實的不滿促使她的寫作慾望一發不可收拾。除了這些宣傳愛國思想的作品，她還有不少反映反帝鬥爭的話劇，如五幕話劇《女傑》、四幕話劇《瀟湘淑女》和根據英國女作家勃朗特《呼嘯山莊》改編的五幕劇《此恨綿綿》。在她的筆下，每個人物都富有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和轟轟烈烈的悲壯氣質。她還與老舍合作創作了四幕話劇《桃李春風》（又名《金聲玉震》）。她認為創作這個劇本是“旨在表揚教育者的氣節操守、犧牲精神，並提倡尊師重道，多給教育者一點安慰和鼓勵”。對於合作的過程，她也感到很滿意，認為達到了取長補短的效果：“我不過‘草’寫而已，文字上還是他偏勞整理起來的……老舍的對話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節雖嫌平靜，對話卻調和了空氣，演出博得不少喝彩聲。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賞藝術的眼光去看她，那麼她能夠使你發現兩樣珍貴的東西：一是人類最高的感情－－天倫的、師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

儘管創作了許多作品，但文學上的成績，並沒有使她滿足，她依然不斷地創造著、前進著。她曾經說過這樣幾句話：“如果我的病不再折磨我，我的生命還能延續下去的話，我倒願意矢志終生獻身文藝，永遠學習，永遠努力……”雖然病魔一直在威脅著她，甚至有可能奪去她的生命，她卻仍然活得十分有勁，視文藝為最終目的。在這個時期，她還不斷探索，創作了不少戲劇理論著作，如《抗戰戲劇概論》、《抗戰文藝概論》、《編劇方法論》等，並以此來提高自己的創作水準。

抗戰勝利后，她出版了獨幕劇集《橋》、短篇小說集《落葉》，創作了中篇小說《江上煙》、《藝靈魂》，長篇小說《雙宿雙飛》、《月上柳梢》，以及許多雜文、散文。回到上海，她蟄居虹口，閉門謝客，但一直寫作，從不輟筆。《幾番風雨》就是這樣誕生的。這是她從事電影創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蝶戀花》成了當時很賣座的電影，因為它客觀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的妓女行業的狀況。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一個真實、黑暗而又很少被人注視的角落。隨後，她創作了《女兒春》、《自由天地》等劇本。打倒“四人幫”后，她又創作了《粉墨青青》，在《人民日報》、《讀書》、《戰地》等報刊發表了許多詩歌和散文，可謂是一位“多產”的作家。

諍友情懷

趙清閣一直獨身，她和女傭吳嫂相依為命，常有文章見報，但拒絕為自己寫傳。即便如此，她的一生也不孤寂，她有幸結識了諸多的師友，並得到他們的友誼和關愛。

她早年最景仰的是郭沫若，在中學時代就拜讀過郭沫若的《女神》和《少年維特之煩惱》等譯著。在上海的時候，因為欽羨、嚮往革命的大後方，她向表達了投身革命的意願。郭沫若在回信中問她：“我們這裡是紅幫，‘近朱者赤’，你怕嗎？”她回答道：“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一言既出，駟馬難追。1937年抗戰爆發后她果真去了。她到武漢慰問蘇聯志願軍空軍大隊，還到重慶聆聽郭沫若宣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演講－－《女子是人類的一半》，並將其整理成文，發表在由她主編的《彈花》月刊上。她在給郭沫若寫信時尊稱其為“沫翁”。郭沫若回信時，署名為“羽公”，他幽默地對她解釋說：“你稱我為翁，我還沒有老呢。‘羽公’，就是‘翁’字上下結構的位置對調。你看我這個老翁還能在你面前翻個跟斗，你看我老不老？”後來，郭沫若為她寫了一首五言絕句：“豪氣千盅酒，錦心一彈花，縉雲存古寺，曾與共甘茶。”概括了她的性格、氣質和她在文藝上的貢獻。

她與茅盾的友情維繫的時間最長，也是最深的。他們相識於1937年，那時作為編輯的她常向茅盾約稿。雖然全國解放后，他們各居京滬，但箋問始終未斷。只有文革時有一段時間彼此失去聯繫，直到1975年暮春，病中的她向友人打聽茅盾的近況后，才略知一二。她還冒險給茅盾寫了封信，簡述近況以報平安，信后她抄錄了一首《西湖憶舊》：“黃昏品茗西泠前，酒酣明月夜泛船；洪老求籤卜解放，茅公知津笑書癲。”以此來詢問“第二次解放”的到來。當時年已八旬的茅盾對她很是讚賞，寫了長律《清谷行》贈她，后被收入到《茅盾詩詞》中。

長年曆經劫難使她的膽子越來越小。1976年茅盾80歲生日時，她為他精心繪製了一幅山水小軸《秋江孤帆圖》，即將寄出時又覺題句欠妥，怕招惹禍端，於是只留上下款。茅盾看后回信說：“秋江孤帆圖，甚有飄逸之意致，鄙意原題倘若裁去，則於全布局有損，當珍藏之，不以示人也。”她這才作罷。粉碎“四人幫”后，茅盾即書寫《粉碎反黨集團四人幫》和《過河卒》兩首詩給她，以慶賀他們的“第二次解放”。

雅舍主人梁實秋與她也私交甚篤，還有過愉快的合作。1943年，她為翻譯的英國女作家勃朗特的《呼嘯山莊》所感動，將其譯作收入她主編的《黃河文藝叢書》並出版。後來，她又與梁實秋相互切磋，將其改編為話劇《此恨綿綿》。此劇後來由當時的重慶國立歌劇學校演出，並獲得好評。日本投降后，他們南北分手，各居舊地。1986年在哈爾濱的“紅樓夢國際研討會”上，她邂逅華裔美籍教授周策縱時，還曾探詢梁實秋近況並託言問候。

戰時在重慶，她和老舍同在文協工作，她十分佩服老舍的才華，仰慕之情常溢於言表。她藏有老舍大量的手札，晚年她把書畫捐給了國家，家裡掛的都是複製品，惟一留下的真跡是老舍的對聯：“清流笛韻微添醉，翠閣花香勤著書。”邊上的小字是“清閣長壽”，落款為“老舍恭祝”。它被掛在她書案前方的牆上，與她朝夕相處。

抗戰後期，由於改編《紅樓夢》的成功，她被譽為用話劇詮釋《紅樓夢》的最佳女作家，她說這和冰心對她的鼓勵是分不開的，後來她和冰心還常就健康問題多次通信。

晚年時她自製了一本精美的畫冊，收藏的多是自己的畫作。每幅畫旁分別有郭沫若、冰心、張恨水等人的題詞。她和許多文化界人都有文字來往，這些文稿談詩論畫，縱論時事，才情橫溢，十分珍貴，後來被她贈與上海圖書館。

戰後歲月

田漢曾寫過一首七律：“從來燕趙多奇女，清閣翩翩似健男。側帽更無脂粉氣，傾杯能作甲兵談。豈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敢向嘉陵錄畫料，彈花如雨大河南。”認識這位元多產的女作家的人，都說她“冷”，有男子氣概。其實並不盡然。有男子氣概不錯，但她並不是個缺乏熱情的作家。沒有熱情的人寫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她只不過更願意將熱情注在作品里，而非將它當做面具戴在臉上。

1945后，她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上海。她不僅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及上海戲劇家協會和電影工作者協會，還擔任上海文聯委員。在兩三年內，她創作了許多部電影劇本，有《女兒春》、《自由天地》等。她還先後把許多優美的民間傳說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寫成小說和劇本，如小說《梁山伯與祝英台》、越劇本《桃花扇》、五幕話劇《賈寶玉和林黛玉》等，讓更多的勞動人民得以了解我國的優秀文學遺產。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千萬知識份子深受其害，她當然也不能倖免。她被批鬥抄家，過度的精神迫害使她患了腦血栓，癱瘓了幾年，她後來回憶說：“真是九死一生！”。

打倒“四人幫”后，她獲得平反，創作的熱情又重新被激發起來。她揮筆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粉墨青青》，生動地表現出新舊社會藝人的不同遭遇，同時還發表了不少詩歌和散文。

20世紀80年代，她出版了散文集《滄海泛憶》、《行雲散記》、《浮生若夢》、《往事如煙》及《紅樓夢話劇集》等。1990年以後，她雖然沒有什麼大作品問世，卻也在上海《文匯報》、《新民晚報》和《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不少文章。用她自己的話說是：“老病不堪，腦子還好，筆耕不輟，寫寫小文，日惟三五百字耳。”

“直以見性，柔以見情。”作為作家、劇作家的趙清閣，伴著多變的風雲，顛沛流離在中國文壇上，辛勤耕耘了數十年，以她獨特的藝術表現，向人民展示了獨特的歷史畫面，寫下了豐富多彩的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及電影文學劇本，為中國新文學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1933年奔赴上海。在那裡，經過考試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插班，跟既是畫家又是作家的倪貽德教授學習西洋畫。繪畫是主課，畫筆下，也顯露出她的思想。她曾在畢業刊上發表過《高爾基畫像》的素描，該刊對這幅畫評價甚高，說是：“魯殿靈光，彌足珍貴。”但身為美專學生的趙清閣，卻更勤於寫作，發表的文章越來越多，成了黃心勉主編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她還在上海天一電影公司任該公司出版的《明星日報》編輯，繼續半工半讀。

這段生活十分緊張，白天上課學畫，晚上呆在攝影棚里，找材料寫報道。她在這兒認識了摩登劇社的左明、復旦劇社的洪深等左翼劇作家，他們是“天一”的導演，對趙清閣影響很大。趙清閣還參加了“美專”的學生會，偶爾還到閘北工廠教女工學文化。深入下層，使她對上海殖民地的生活逐漸有了些了解和認識，更具體一點地嚮往革命，希望創作出進步的有分量的作品。

趙清閣給魯迅先生寫過信，寄詩文求教。她沒料到，魯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並約她談話。1935年春天的一個晚上，左明陪她去看望魯迅先生。這位二十一歲的女青年，在偉人面前十分激動，平時本來不愛說話，此時就更張不開口了。魯迅先生慈祥的目光，溫暖的手，使她放鬆了許多。魯迅先生鼓勵她寫散文，因為散文也是既抒情又講究辭藻美的。這是魯迅先生愛護年輕人的一貫作風。解放后，許廣平曾同她回憶起二十年前的印象，說趙清閣與蕭紅不同，蕭紅是活潑的女青年，而她卻學生氣很濃，緘默文靜，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性格。在趙清閣的文學生涯中，這雖只是暫短的一瞬，但給她留下了深刻的教育和記憶，給她的鼓舞力量也是巨大的，永恆的。

一個深秋的傍晚，趙清閣走出“美專”大門，沿著菜市路（今順昌路）盡頭的小河，漫步踱過打浦橋。小河裡的水污濁不堪，不時散發出一陣陣腥臭氣味，兩岸堆滿垃圾。她佇立河邊，拿起畫筆和速寫本，靈感已經爬上心頭，正準備畫點什麼。忽然一陣凄厲的哭聲衝進她的沉思。小河對岸駛來一隻木船，船頭放著一具棺材，一個披麻帶孝的婦女伏相啼哭，上岸后，她一面燒紙錢，一面哭訴，一個五六歲瘦骨如柴的男孩，拄著根哭喪棒站在婦人身邊，畏縮地瞪著眼睛。這凄慘的情景，使趙清閣禁不住走過橋去，向船夫打聽，得知這婦人在生計艱難的關口死了當家人，這對她說來就如同塌了天！婦人安葬了死者，牽著孩子在樞棚前叩了頭，哭著上了船。船駛遠了，“未亡人”依依不捨地立在船頭眺望樞棚。那樞棚前的紙錢灰燼隨風飛揚，四周回復了黃昏時的寂靜。趙清閣目睹這一切，心情又難過又激動，她提筆速寫了荒草叢中新搭的樞棚。但她覺得這是一張空洞的畫稿，於是把它撕掉了。但打浦橋的慘劇仍在她的心中索繞，不久，便寫下短篇小說《打浦橋》，後來收在她的第二個短篇小說集《華北的秋》里（1937年，上海鐵流書局）。

小說發表后，趙清閣感到打浦橋邊受傷的心仍然得不到平復，她覺得只有把那時的情和景抒寫無餘，把文字變成生動的畫面，她才能得到滿足，她認為小說局限了藝術形象的生動化，從此，便產生了寫電影文學劇本的慾望。

杜宣先生關於趙清閣的一段話：“我原本以為才女高標，潔身自好，是一件至善至美之事；可是看到趙清閣的結局，大受刺激。獨身可以，但不要因為一個男人。好的女子一定要有好的感情呵護著，不能給予她們這種保障的男人，不配去接近她們。”這樣的話，無論怎樣的女子讀到，都要感動的吧。

我們遠隔歷史，趙清閣先生的時代對我來說，總是帶著很深的隔膜。卻在文學史中看到過不少女作家的努力與抗爭，有悲有喜的結局。因此，實在是敬佩她的。商羊在《懷念一個人和他的女朋友們》中說，趙清閣與杜宣“在一些公開場合見面，總是會擁抱一下”，總是覺得杜先生的擁抱，“有著安慰的意味”。“可是他憐惜她什麼？不得而知。公公﹙指杜宣﹚讚美女性，最高的褒獎是‘高標動人’，我不知道看他如此讚美了多少女性朋友，都是文字上的；言語中，我只聽他這樣說過的，就是趙先生”。那不得而知憐惜的源頭之一，大概是趙先生為了文壇上名聲顯赫的“某君”，終生未嫁的堅持。因此有了杜先生在趙清閣逝世后的那段關於才女獨身的話。

我突然覺得，像趙清閣這樣的女子，是連女性都會要憐惜的。我曾把杜先生的話讀給一位朋友聽，她說：“女子獨身，多半是因為一個男人，何況才女！”也許正如商羊在文章中說的話：“男女在看待某些問題上先天註定地會天壤之別”，“男人看到的是價值，女人看到的是情義”。

因此，我們只能感動並感激於杜先生的話,，卻無法改變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