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理論

西方的就業理論奠定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之上。以薩伊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將勞動力視為市場經濟中生產資料的一個組成部分，由“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認為勞動力市場上的自由調節必然會實現充分就業，失業只是局部和暫時的現象。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的嚴重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的現實，打破了古典學說市場萬能的神話，凱恩斯的非充分就業理論應運而生。他認為經濟和就業的周期性波動來自於“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資的剛性”,因此主張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以擴張性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擴大內需，解決經濟波動帶來的就業問題。凱恩斯認識到了市場規律的不足，但對就業的本質認識沒有發生變化，依然把勞動力看成市場經濟下的生產資料和條件，為了避免經濟波動，才加上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來調節，並且只考慮需求總量的變化對就業量的影響，忽視就業的結構性變化。

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和國家干預思想在很長時間內都是西方治理失業問題的良方，但對上世紀中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滯脹”卻顯得束手無策，其理論受到了貨幣主義、供給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的挑戰。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提出了“自然失業率”和“適應性預期”的概念，以反對凱恩斯的非充分就業理論；以阿瑟·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否定了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論點，轉而從供給面尋求實現充分就業的途徑；以盧卡斯、穆斯等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將理性預期和自然失業率概念引入經濟變數之中，認為勞動力的供給依賴於人們對工資水平的理性預期。這些學者認為，周期性波動不過是調節過程中的不同階段，經濟絕不會出現嚴重且持續的購買力短缺，政府的擴張性政策只會引起通貨膨脹而無法改變就業。

新凱恩斯主義以隱含合同、搜尋-匹配和效率工資對傳統凱恩斯主義的假設做了修改，成為現代西方就業理論的主流思想。該理論的關鍵在於工資粘性，即工資不能隨需求變動而迅速調整，當有效需求減少時，社會不能用降低工資的辦法來減少失業。因此，新凱恩斯主義也主張國家干預，但不同於傳統凱恩斯主義，其干預政策更側重於供給方面，比如，政府應採取措施降低勞動市場的進入門檻、干預工資合同以使工資富有彈性、向公眾提供有效的勞動力市場信息以降低工作搜尋成本等，並且考慮到工資價格粘性的形成原因，認為政策的干預力度應該適中。

在信息不完備的市場環境下，就業理論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尋找滿足勞動力供求雙方個體理性和利益相容的交易模式，因此，莫滕森(Mortensen)和皮薩里德斯(Pissarides)的搜尋匹配模型成為均衡失業的標準理論，其他學者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拓展，使工作搜尋理論取得了迅速發展。現有的均衡搜尋理論文獻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勞動力市場動態屬性和信息流動不完全性為基礎解釋摩擦性失業。其基本思想是，勞動力供求雙方為完成匹配，不得不為市場摩擦付出搜尋、雇傭、培訓等成本，這些成本決定了均衡失業水平。此類研究一方面集中於對匹配函數作理論探討，討論其微觀基礎及其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並以經驗數據估計匹配函數的具體形式和參數值；另一方面集中於探討工資的決定機制，對集體談判、雙層工資、內部人-外部人、效率工資等進行了拓展研究。另一類模型以勞動力市場的非合作博弈為前提，致力於解釋與勞動者可觀測的技能水平無關的工資差別現象。如波思泰爾-維內(Postel-Vinay)、羅賓(Robin)的工資公告模型，認為引起工資差異的原因包括勞動者異質性、生產率異質性和市場摩擦。其實證研究表明，市場摩擦是工資分散的顯著影響因素，技能差異可以很好地解釋高技能勞動者的工資差異，但對低技能勞動者的工資差異沒有解釋力。這兩類模型各有側重，對兩類模型的綜合成為新趨勢，莫滕森在匹配模型的框架下融入了工資公告的工資決定機制，認為高工資企業為避免工人流失，願意為特定的匹配提供更高的成本，因此工資分散可使勞動者的生產率差異內生化。

對工資和就業差別的另一種解釋是將社會偏好、階級、性別、種族、人權、利益集團等非經濟因素引入分析過程。最早是貝克爾(Becker)依據歧視行為假設建立了分析模型，之後費爾普斯(Phelps)、伯格曼(Bergman)、桑納托斯(Tzannatos)等對此理論進行了豐富。對歧視行為的一種解釋是因信息不完全，企業難以精確判斷工人勞動力水平，而性別、婚姻、人種、倫理及其他外在特徵容易判別，因而成為企業決策的主要因素；另一種解釋是，歧視是一種社會習俗，與經濟結構關係具有相容性，當歧視行為居主流地位時，非歧視性行為會因違背社會規則而招致懲罰，因此歧視是有利可圖的。隨著反歧視法的問世，這些學者探討了相關法案對就業和工資的影響。

上述不同經濟學派是基於西方資本主義就業問題而生，沒有考慮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經濟結構等因素對就業的影響，不考慮“世界經濟一體化”對各國(即便制度不同)就業數量、種類、方式、效果等的“不一體化”影響，更不考慮就業的社會性質。

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馬克思的觀點進行了發展，認為失業現象存在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階級性需要用失業和不安全感鞭策工人、提高生產效率，因此企業所有者會製造“政治的商業周期”或“資本罷工”引發經濟衰退，以達到提高失業率的目的。

發展經濟學的就業理論主要圍繞發展中國家和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就業問題，其“分割理論”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內部市場工資高且工作條件好，工資水平多受最低工資法、工會等制度因素影響；外部市場工資低且工作條件差，工資水平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決定。由於勞動力在兩個勞動力市場間的流動困難，內部市場的勞動者失業后寧願等待也不願將就到工資水平低的外部市場尋找工作，屬於自願失業；外部市場的勞動者如果失業，由於缺乏必要技能而不可能在內部市場就業，屬於非自願失業。勞動市場分割可由種族、性別、教育背景、產業差異及地理限制造成，而經濟學家更關注內部勞動市場與外部勞動市場的結構差別與工資差異的決定機理。現今勞動力市場分隔理論又發展為許多分支，如專用性人力資本理論、隱含合同理論、篩選模型、勞資談判模型等，但都顯示內部勞動力市場具有穩定的雇傭關係和工資剛性，外部人進入十分困難，因此勞動市場並非完全競爭的，工資槓桿調節失效又會影響勞動市場出清。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近年來隨著部分國企工人下崗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我國的就業問題受到極大關注，理論研究也圍繞不同問題從不同角度展開。

第一類是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出發，如戴園晨、辜勝阻等論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勞動力也是商品，也存在失業；胡鞍鋼、楊宜勇、李培林等對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需求及市場結構進行了研究，對發展經濟學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進行了補充；趙履寬、姚裕群等從勞動力主體行為特點、供給狀況等的變化來研究我國就業問題。

第二類強調製度對就業的影響，對我國新舊就業制度的背景、條件、結果進行比較，提出以新的就業制度解決就業。如龔玉泉、袁志剛等從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約束下以勞動力邊際產值等於其工資成本時的勞動力使用量出發，認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導致企業有效勞動的實際增加對就業彈性變化有一定作用。莫榮強調完善就業促進法對建立就業長效機制、保障就業公平的積極作用，主張以完善統籌城鄉就業的相關制度促進城鄉勞動者向充分就業目標推進。馮煜認為國企改革和就業體制轉變對就業彈性影響大，上世紀90年代就業彈性係數下降主要由體制性失業導致。

第三類從人口學角度，即勞動力的健康、教育、性別、勞動參與率等方面差異對我國就業的影響做出分析。蔡昉認為，根據人口結構判斷，我國已面臨“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無限供給開始轉向短缺，此時正是提高勞動者工資、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好時機，宏觀經濟不景氣下的失業問題會隨經濟的恢復得以解決，並不意味著勞動力過剩。

第四類觀點從勞動力屬性出發，將馬克思主義就業理論中國化。例如朱殊洋在馬克思再生產模型中引入就業規律模型，在勞動就業增長率方程中引入勞動密度、勞動資本彈性等，說明了這些參數與就業的關係。徐憲認為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創造公平有效的就業機制和環境，將對促進就業起到巨大推動作用。還有些學者關注勞動力的就業效益、就業權利的保障等問題，例如龍斧等人指出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非線性關係，提出與勞動力社會屬性相關的法律、輿論、工會、政府等諸多因素影響著勞動契約的公平和平等性，造成對就業者權益保護的乏力。

此外還有大量文獻研究了國際因素如實際匯率和貿易協定與國內勞動力市場之間的聯繫。一些文獻側重於國際因素對凈就業創造(總就業創造減去總就業破壞)或特定進口競爭行業就業的影響。從長期看，國際因素基本不影響凈就業創造，而無論短期或長期，這些因素對勞動力在行業內和行業間具有重要的分配效應。因此，衡量國際因素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時應研究凈就業的構成。還有一些研究將重點放在國際貿易和外包對就業、工資率和工資分散的影響，結果表明，國際貿易和外包往往增加了不平等，降低了對低技能工人的需求。

從以上回顧可看出中外就業理論研究的幾個發展趨勢:1、傳統就業理論側重宏觀層面，即就業總量的探討，當代就業理論多考慮勞動力市場的微觀不完善，如信息不完全、工會壟斷、勞動力雇傭的交易成本等。2、就業的周期性波動問題是研究的主要內容，近兩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必將引發新的關於周期性失業的討論。3、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受得到重視，包括技術進步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勞動力市場二元分割和勞動力流動問題等。4、就業問題的國別差異、產業差異是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如國際貿易對不同國家、行業的就業帶來的影響，或專門針對貧困國家的就業進行的研究。5、運用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包括非均衡分析、動態均衡分析、策略分析等。6、體現出經濟學與管理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交叉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