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

喬納森·斯威夫特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一個貧苦家庭。他父親是定居愛爾蘭的英格蘭人，早在他出生前七個月就已去世。斯威夫特由叔父撫養長大，就讀於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學院（以天主教的“三位一體”命名）。十五歲時就讀於都柏林三一學院，獲學士學位。

早期

（1667—1710年）

斯威夫特在早年就接觸到了當時的社會政治，開始養成分析事物的才能和敏銳的觀察力。對於一位諷刺作家來說，這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他在穆爾庄面讀了不少的古典名著。但是他也受到吞浦爾“崇古非今”傾向的影響。他在這時期寫了《書的戰爭》和《桶的故事》兩部作品，它們是在1697—1698年間寫的，但直到1704年才發表。《書的戰爭》寫作過程是這樣的：古今作品孰優孰劣問題在17世紀末年的英國學術界引起過一場爭論。

1692年吞浦爾發表一篇叫作《論古今學術》的論文，他推崇古代作品《伊索寓言》和《發拉利斯書簡》，認為遠非近代作品所能企及。威廉·渥頓著文駁斥吞浦爾的主張，他認為時代進步，今人作品勝古人，況且吞浦爾所推崇的《發拉利斯書簡》系後人所偽托。當時學者查理·包義耳和理查·本特立分別加入古今學派展開論戰。

斯威夫特受了吞浦爾的影響，傾向於古學，才寫了《書的戰爭》。吞浦爾崇古非今是18世紀英國假古典派復古擬古反動文學主張的先聲，事實上這種傾向代表當時封建貴族保守的要求，企圖標榜古人作品和新文學相對抗。《書的戰爭》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寫成的，就內容而言並沒有進步意義；但是斯威夫特在這部作品中初次顯示了他的諷刺才能，他對當時學究式的繁瑣考證和脫離實際的學術研究予以尖銳的批評。他借用了培根在《新工具》中的關於蜘蛛和蜜蜂的比方，提出文藝和科學應該為人類服務，它們應該像蜜蜂一樣為人類帶來蜜和光，而不應該是一面骯髒無益的蛛網。和《書的戰爭》同時發表的《桶的故事》卻是一部意義深遠的傑出的諷刺作品。斯威夫特這次把矛頭指向教會，同時對於當時貧乏的學術、淺蒲的文學批評和社會惡習也予以抨擊。他通過三兄弟的形象淋漓盡致地諷刺了天主教會、英國國教和喀爾文教派（英國清教徒）。他諷刺這些教派都自認為是基督教的正宗，遵照《聖經》的指示行事，事實上卻陽奉陰違。雖然斯威夫特本人是英國國教的牧師，他卻能大膽地批評基督教徒的虛偽和無恥。《桶的故事》是英國啟蒙主義者批語教會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斯威夫特第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

中期

（1710-1714年）

吞浦爾爵士逝世后，斯威夫特回到了愛爾蘭，擔任都柏林附近拉臘柯爾地區的牧師。他為了教會事務時常到倫敦去，1710—1713年間在倫敦住了兩年半。他在倫敦期間捲入了黨派的鬥爭，很受託利黨首領的器重。1710年托利黨人上台執政后，他擔任了該黨報考《考察報》的主編。托利黨人為大土地所有者，戰爭對於他們是沒有好處的，因此他們為了迎合英國人民厭惡戰爭的心理，猛烈攻擊輝格黨人的好戰政策。斯威夫特寫了許多揭露輝格黨人的貪婪和反對戰爭的小冊子，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同盟國和前任內閣在發動和進行這次戰爭的行為》（1711）。輝格黨人在18世紀初葉執掌內閣政權，推行反人民的戰爭政策。英國和荷蘭、瑞典同盟對法國進行長期的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戰爭給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卻給資產階級帶來巨額利潤。斯威夫特的小冊子喚起英國人民反對戰爭，堅決要求統治集團和法國締結和約，對反對戰爭的英國輿論起了重大影響。斯威夫特當時所寫的政論雖然是為托利黨人服務的，但他反對幾個殖民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爭奪權益的戰爭，卻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他這一段政治經驗使他對英國統治集團的貪污腐化和資產階級的醜惡有了進一步的認識。1714年托利黨人失勢后，他回到愛爾蘭，在都柏林作聖派得立克教黨作教長，終其一生。

晚期

（1714—1745年）

1714年斯威夫特回到愛爾蘭，他對愛爾蘭人民的苦難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於是積極地號召愛爾蘭人民為自由獨立而鬥爭。1720年他發表了《普遍使用愛爾蘭的工業產品的建議》，主張愛爾蘭人民發展自己的工業，拒絕使用英國貨，以抵制英國殖民者的殘酷剝削。1723年英王的情婦肯德爾公爵夫人獲得了在愛爾蘭鑄造半便士銅幣的特許狀，又把它賣給了英國商人威廉·伍德，賺了一萬英鎊。伍德只要用價值六萬英鎊的銅就可以鑄造價值十萬零八百英鎊的半便士銅幣，可獲暴利四萬英鎊。這對於貧困的愛爾蘭人民是嚴重的威脅。斯威夫特就化名垂皮爾發表了幾封公開信。他號召愛爾蘭人民堅持鬥爭，一致拒絕使用半便士銅幣。為什麼伍德敢於以暴利剝削愛爾蘭人民呢？他說那是因為伍德是一個英國人。英國當局在愛爾蘭人民的群起抵抗的壓力下，被迫減少發行額四萬英鎊來緩和局勢，並派出一位大臣到愛爾蘭來鎮壓。兇狠的英國統治者是不肯輕易讓步的，據說反動的英國首相渥皮坡爾曾經發誓要把半便士銅幣塞下愛爾蘭人民的咽喉。斯威夫特對愛爾蘭人民說：“……你們要知道根據上帝的、自然的、各國的和你們本國的法律，你們是也應該是和你們的英國弟兄一樣的自由人民。”愛爾蘭人民在斯威夫特的領導和鼓舞下終於取得了勝利，英國當局被迫收回成命。但是《垂皮爾書簡》卻具有更為深廣的意義，它發出了愛爾蘭人民爭取自由獨立、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雄偉的呼聲。斯威夫特在這一事件后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愛戴，成為愛爾蘭人民的英雄。1726年他最後一次訪問英國歸來，都柏林人民為他鳴鐘舉火，並組織儀仗隊把他送回寓所。

斯威夫特在晚期的作品中，斥責了英國統治集團的腐朽政治，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剝削本質。就在這個時期，斯威夫特完成了他的不朽的諷刺傑作《格列佛遊記》。此後他還寫了許多滿懷憂憤的諷刺作品。最著名的一個小冊子叫《一個使愛爾蘭的窮孩子不致成為他們父母的負擔的平凡的建議》（1729）。斯威夫特用“反語法”提出了一個“公平、全面而可行的建議”，指出愛爾蘭人民已經貧困到什麼地步，對殘酷剝削愛爾蘭人民的英國統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訴。

斯威夫特晚景凄涼。他年幼就患腦病，晚年耳聾頭痛日益加劇，最後幾年精神失常，時常昏睡。這位傑出的諷刺作家於1745年10月19日逝世。葬於聖帕特里克大教堂。

喬納森·斯威文特是英國啟蒙主義時期的作家，但卻不同於大多數反對封建主義，謳歌資本主義的啟蒙主義作家，他對資本主義本質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並反應了普通人生活的艱辛與困苦，同時他放棄了長期統治英國文學界的古典主義文學標準，進行現實主義刨作。從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