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變

這個辭彙出現於二戰後50-60年代的冷戰時期，由美國國會議員杜勒斯在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由於它所進行的過程中並沒有發生戰爭，所以叫"和平演變". 西方國家以貸款、貿易、科技等各種手段誘壓東歐國家，促使它們向西方靠攏，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國會考慮任命他為國務卿時的證詞中明確提出了所謂的“解放政策”，聲稱要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從“被奴役”狀態“解放”出來，並說：

“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紐約發表演說，明確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六項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舊金山發表演說，明確提出要將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表中國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國的艾森豪威爾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勝”戰略，以促進蘇聯和共產黨“內部的變化”。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杜勒斯對英國電視公司記者說：“我的確相信，這種共產主義會發生演變，這樣它逐漸集中力量為自己的人民謀社會福利，會放棄這種征服世界的荒謬夢想。”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紐約律師協會授獎宴會上發表了題為《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的演講，公開地說：

“要以法律和正義代表武力。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演變。”

同年12月，美國政要肯尼迪也公開說，解決美國同中國這樣的巨大政治分歧問題，目前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歷史演變過程”。他甚至批評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提出的“解放”戰略缺乏具體的措施，是一些“空話”。並明確提出，要“通過援助、貿易、旅遊、新聞事業、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以及我們的資金和技術”，來具體實現“和平演變”的戰略目標。1961年，肯尼迪在當上美國總統后不久，就立即炮製了煊赫一時的“和平演變”的戰略目標。

美國在西歐設立的大型廣播電台——“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這兩個電台公開表示，其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從全人類利益出發，通過向蘇聯、東歐國家的人民特別是青年傳播國際以及蘇聯、東歐國家內發生的重大信息，介紹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及價值觀念，促進蘇聯、東歐的言論自由和人權原則受到尊重，即尊重人權和民主原則、尊重言論自由，促進自由交流思想。

運用經濟手段來誘壓社會主義國家接受西方條件，動輒以“經濟制裁”相威脅。美國等西方國家隨時密切注視著東歐、蘇聯等國的內部動向，例如，當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成立以後，“美聯社”“路透社”“自由歐洲電台”等都大加吹捧。1982年，波蘭宣布取締團結工會之後，美國立即宣布對波蘭進行經濟制裁，1983年7月12日，美國合眾社對1987年7月，美國總統批准了國會關於為波蘭前團結工會的基層組織提供100萬美元津貼的決定，使資助團結工會的行為從暗地裡變為完全公開化。在波蘭發生劇變的過程中，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都對波蘭社會主義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而對團結工會都給予巨大支持。

“冷戰”時期，赫魯曉夫領導的蘇聯同樣寄希望於“和平演變”，提出了西方國家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此，中共給予赫魯曉夫以有力的反駁，從此中蘇就意識形態問題發生矛盾和爭論，中國稱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最後中蘇決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美國核壟斷地位的被打破、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的產生，規模空前的冷戰時期開始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意識到，通過一場真槍實彈的“熱戰”不但難以擊潰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這種戰爭的代價是西方國家自己也難以承受的，於是，以杜勒斯、凱南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他們企圖通過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接觸，用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影響和改造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特別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會主義國家逐步變得對資本主義無害，逐步演變成和西方一樣的“自由世界”。

馬克思、列寧早就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對防止“和平演變”保持著警惕性，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一貫提醒全黨要注意這一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90年代蘇東的巨變，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的理論對當代世界的社會主義具有重大意義！2007年10月《高校理論戰線》一篇文章的觀點，說明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的系統理論。該文指出：在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推進社會主義發展的同時，毛澤東還在思考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如何防止社會主義的蛻化變質以致走向失敗的問題。

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講到從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時就說過：“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為了防止發生這種情況，他發出了“兩個務必”的告誡。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毛澤東最先覺察到了帝國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1959年11月，他講到：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1964年1月，他公開揭露帝國主義“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同年6月，他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毛澤東認為在什麼情況下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有可能得逞呢？他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綜述

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歷史性的悲劇，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思想。比如：

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還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步階段，毛澤東在指出應當以蘇聯為鑒戒、加強獨立思考的同時，就指明了堅持十月革命原則的極端重要性。1957年，毛澤東提出了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必須堅持的六條政治標準，即：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有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這樣，他就把發展社會主義同堅持社會主義有機地結合了起來，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判斷人們言論和行動的原則是非、提高防止“和平演變”的警惕性、自覺地維護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方向。

防止黨內、幹部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毛澤東就敏銳地指出：“在蘇聯的幹部隊伍中是有這麼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於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幹部。”他們成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赫魯曉夫提出的系統化的錯誤觀點，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認為，這類問題在中國也存在，好在“我們正在開始認識，並著手解決。”

應當看到，由於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黨和國家的幹部隊伍中的極少數意志薄弱者發生腐化墮落的情況，是難以完全避免，也不難解決的。但是，如果黨和國家的幹部隊伍中形成了特權階層、貴族階層，那麼，問題的性質就會變得嚴重起來，黨和國家政權就真的面臨變質的危險了。因此，毛澤東強調，為了打掉官風，使幹部與群眾打成一片，防止特權階層貴族階層的形成，我們必須“肅清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錯誤”。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多次強調必須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同毛澤東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毛澤東並且認為，處於執政地位的我們的黨和幹部，為了防止自己脫離群眾直至蛻化變質，除了應當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嚴於律己以外，還必須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他說，“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同時還有民主黨派。“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些主張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必須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鑒於帝國主義勢力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澤東說，“我們要準備後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毛澤東說：“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裡”。他並且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毛澤東深信，只要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接班人在鬥爭實踐中逐步地成長起來，人民政權就能真正地得到鞏固，社會主義事業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發展；而帝國主義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就將最終地遭到徹底的破產。

毛澤東有關思想的先進性

後來發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證明了他的有關思想是多麼的富有預見，對於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堅持和發展又是具有多麼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鄧小平在倡導改革開放、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也明確地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他告誡人們：“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也聯繫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這個情況，強調我們“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很明顯，這些思想正是對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江澤民關於抵禦和平演變、加強黨建的論述

保證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由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來掌握，是一個至為重要的戰略問題，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國際敵對勢力妄圖從我們黨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打開缺口，實現他們所希望的和平演變。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我們務必要高瞻遠矚，採取有力措施，把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好，以保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事業代代相傳。

──1989年12月29日《為把黨建設成更加堅強的工人階級先鋒隊而鬥爭》

反和平演變，必須堅持不懈地開展反腐敗鬥爭。我們黨從總體上來說是好的，腐敗現象只是在少數黨員身上存在，但也決不可輕視。因為它損害黨的威信，破壞黨群關係。它同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有密切關係，反過來又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進攻我們的口實。所以，反對腐敗是非常重要的。

──1991年4月27日《在接見全國黨建理論討論會代表時的講話》

為了把黨建設得更好，我們必須對黨的建設所面臨的形勢和黨的現狀有清醒的全面的認識。毫無疑問，我們黨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環境中，資本主義腐朽的思想、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乘隙而入，侵蝕黨的機體。和平演變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我國的獨立和主權，對我們的建設和改革開放，構成現實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確有一些黨組織軟弱渙散，一部分黨員和黨的幹部經不起考驗，頭腦不清醒，立場不堅定，甚至有的違法亂紀、腐敗變質；有的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喪失國格人格，站到了黨和人民的對立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作風方面都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這種情況說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不僅要繼續經受執政的考驗，而且面臨著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考驗，面臨著反對和平演變的考驗。

──199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要始終警惕國際國內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任何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行為，都是違背中國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論這些破壞社會安定的因素來自哪裡，我們都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並堅決把它們消除在萌芽狀態。

──1998年12月18日《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執政幾十年的政黨先後下台，有的已經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黨的內部出了問題。認真分析這些政黨的興衰，加以借鑒，對我們加強黨的建設很有意義。

──2000年10月11日在十五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關於改進黨的作風》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從嚴。要深刻認識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共產黨喪失政權的教訓。黨執政的時間越長，越要抓緊自身建設，越要從嚴要求黨員和幹部。

──200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