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

考古發現，在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60萬年至80萬年前）嶺南境內已有人類活動遺跡。距今1.4萬年前廣東先民就馴化了水稻，或成世界稻作文明源頭。甑皮岩遺址是距今12000至7000年新石器時代典型的洞穴遺址，於1965年被發現，它不僅是現代華南人乃至東南亞人古老祖先的居住地之一，也是古人類陶器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學術界已公認，距今四五千年的廣東石峽文化已出現私有制、階級分化和王權政治。

南方沿海一帶很早就生息著一個人數眾多、歷史悠久的民族。這就是史籍上所說的越族。越族由於種族眾多，各部落差別較大，故稱之為“百越”。在中原文獻描述中嶺南至秦軍南下帶來先進技術始融入文明，但考古學界近年來研究發現，這一觀點是“歷史的誤會”，近代相繼出土大量的青銅器、陶器和水晶等文物，實證了嶺南在秦朝之前已經存在燦爛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高度文明，嶺南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遠古至秦時期

嶺南歷史久遠，廣東花都，就是太古時代“南海盤古國”的所在地。古國時期，廣東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大致是嶺南蒼梧古國統治地域，而廣東的東部和東北部則是閩越族系和揚越族系所建古國。約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嶺南地區出現不少古方國實體。廣東境內，在珠三角地區有“驩兜國”，在粵中地區今博羅一帶有“縛婁國”，在粵北陽山、英德一帶有“陽禺國”，在雷州半島及海南有“儋耳國”、“雕題國”等等。商與西周時代，嶺南先民便與中原的商、周有了經濟文化往來。春秋戰國時代，嶺南與閩、吳、越、楚國關係密切。《國語楚語上》也有“撫征南海”的記載，可見當時嶺南與楚國有軍事、政治關係。約在戰國前後時期，在廣西大部分地區，廣東的部分地區出現了西甌、駱越兩大方國，這是嶺南地區方國的鼎盛時期。

秦至南朝時期

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后，“因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領50萬秦軍攻打嶺南；公元前214年，秦軍基本上佔領嶺南。隨即，秦始皇將所奪取的嶺南地區，設“桂林、象郡、南海”3個郡。南海郡轄境是東南瀕南海，西到今廣西賀州，北連南嶺，包括今粵東、粵北、粵中和粵西的一部分，轄番禺、龍川、博羅、揭陽、四會5個縣，郡治番禺。今廣東省的大部分地區屬南海郡，此外，湛江等地屬象郡，粵西有一部分屬桂林郡，粵北部分地區屬長沙郡。這是廣東歷史上有現存文獻記述的第一次劃分行政區。秦末，南海郡尉任囂病危，委任龍川縣令趙佗代職。任囂死後，趙佗即起兵隔絕五嶺通中原的道路。秦亡之際，趙佗武力攻並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國，自稱“南越武王”。當時，廣東除今連州及樂昌北境屬長沙郡管轄外，都屬南越國地盤。趙佗及其後的南越國，都與漢朝一樣實行郡縣制。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漢武帝派伏波將軍路博德和樓船將軍楊仆率領大軍平定南越。漢朝將南越地重新劃分為南海、蒼梧、郁林、和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個郡。為了便於監督各郡官吏，漢朝又設立13個常駐監察機構，稱為“十三部”，其中設在蒼梧郡廣信縣（今封開）的交趾部，專門負責糾核嶺南九郡。東漢末，交趾部改為交州，除監察權外，還擁有軍政大權，成為郡上一級政府，地方行政制度也就從郡縣二級變為州、郡、縣三級：州設刺史（權重的叫“牧”），郡設太守，縣仍設令或長。今廣東省境包括交州轄下的整個南海郡（粵中、粵東），還包括蒼梧郡、和浦郡、荊州貴陽郡和揚州豫章郡的一部。其中南海郡較秦代增置3個縣：揭陽、中宿（今清遠）和增城。

東漢末，赤壁之戰後逐漸形成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公元210年（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吳國的孫權任命步騭為交州刺史，率兵抵番禺。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步騭把交州州治從廣信東遷番禺。264年（吳景帝永安七年），東吳為便於治理，又把南海、蒼梧、郁林、高梁4個郡（今兩廣大部）從交州劃出，另設廣州，州治番禺，廣州由此得名。而交州則轄交趾、九真、日南、和浦、珠崖5個郡。東吳時期，今廣東省境除廣州轄下的4郡外，還包括荊州始興郡和海南島。

西晉時，今廣東省腹地屬當時的廣州，粵北屬荊州，雷州半島和海南島屬交州。東晉時期，北方戰亂連年，中原及關隴人民大批南遷，廣東人口大增。

南北朝時代，中國政局南北分裂。南朝時州郡縣增置頗多，廢並頻繁，增設的州、郡、縣也多集中在粵中、粵西、粵北地區，粵東地區設置較少。因為當時粵東農業經濟沒有粵西發達，交通也沒有粵西方便。

隋、唐、五代十國時期

隋朝初年，設廣州、循州（今惠州）兩個總管府統領諸州。隋煬帝廢州為郡，改為郡、縣兩級，大加省並，今廣東省境分屬10郡、74縣。唐初地方設州、縣。嶺南45州分屬廣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個都督府（又稱嶺南五管）。655年以後，5府皆隸於廣州，長官稱為五府（管）經略使，由廣州刺史兼任。756年（肅宗至德六年），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862年（懿宗咸通三年），嶺南道劃分為東、西道，東道治廣州，廣東屬嶺南東道，這是廣東省名中“東”字的由來，也是兩廣分為東西的開始。

五代十國時期，嶺南為南漢王劉氏佔據，行政區劃基本上繼承唐朝的建制。南漢升廣州為興王府，在州縣稀疏的粵東和粵北，增置1府4州。南漢後期，全境共轄60州、214縣。

宋、元、明、清時期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分路、州（府、軍）、縣三級。今廣東省境包括廣南東路14州和廣南西路境內的7州，共61縣。宋朝對唐制有所繼承又有所調整。粵西及海南島裁撤8個州，而粵東、粵北除循唐制外，仍保留南漢所增置的4個州。997年（宋太宗至道三年），廣南路分為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東路治所在廣州，西路治所在桂州，廣東大部分屬廣南東路，“廣東”即廣南東路的簡稱。

元朝地方行政制度分省、路、府（州、軍）、縣四級，另有道，是省以下、路府之上的承轉機構。今廣東省境分為廣東道和海北海南道。廣東道道治在廣州，海北海南道道治在今雷州市。

明朝朱元璋開國之際，先平定長江中游之陳友諒，下游之張士誠，以控制五嶺山脈以北的江西和湖廣的部分地盤。三年後，再陸續分兵平定廣西、廣東。直到此時，明朝又將嶺南兩廣與江西、湖廣分開。而這個時期，由於廣西壯、黎、瑤三個民族反明起義猛烈，朱元璋採用分而治之的辦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廣西的門戶欽、廉地區劃歸廣東，以便加強控制，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1965年，欽、廉地區劃歸廣西。1988年4月，海南獨立建省。

嶺南地貌因在歷次地殼運動中，受褶皺、斷裂和岩漿活動的影響，形成了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交錯，且山地較多、岩石性質差別較大、地貌類型複雜多樣的特點。嶺南河流眾多，具有流量大，含沙量少，汛期長，徑流量豐富等特點，這些河流絕大多數源自西北部、北部和東部的崇山峻岭中。嶺南最大的河流珠江，是中國漢地境內第三長河，流量僅次於長江，居全國第二位。

嶺南是以五嶺為界，在江西、湖南與廣東、廣西四省的邊境，有一條東北西南走向的山脈，被稱為五嶺。從古籍中考證凡屬五嶺以南，即為嶺南地區。它位於中國最南部，地處我國南疆邊陲，北枕南嶺，南臨南海，西連雲貴，東接福建。 嶺南地區屬東亞季風氣候區南部，具有熱帶、亞熱帶季風海洋性氣候特點，嶺南的大部分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海南島陵水以南和南海諸島屬熱帶氣候。嶺南的南部與嶺南的北部溫差較大，冬天一般只有嶺南北部降雪，嶺南南部極少降雪。大部分地區夏長冬短，終年不見霜雪。太陽輻射量較多，日照時間較長，以廣東省為例，全省各地的平均日照時數在1450小時—2300小時之間。嶺南為典型的季風氣候區，風向隨季節交替變更。北回歸線橫穿嶺南中部。雷州半島一帶，海南島和南海諸島屬熱帶氣候。北回歸線橫穿嶺南中部，高溫多雨為主要氣候特徵。大部分地夏長冬短，終年不見霜雪。太陽輻射量較多，日照時間較長，以廣東省為例，全省各地的平均日照時數在1450小時-2300小時之間。嶺南為典型的季風氣候區，風向隨季節交替變更。

夏季以南至東南風為主，風速較小；冬季大部分地區以北至東北風為主，風速較大；春秋季為交替季節，風向不如冬季穩定。因全年氣溫較高，加上雨水充沛，所以林木茂盛，四季常青，百花爭艷，各種果實終年不絕。植物資源非常豐富。

森林植物也為動物生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嶺南動物種類較多，是全國動物最繁盛的地區之一。

嶺南自古就有先民在此生息。先秦時期，古籍中對長江以南沿海一帶的部落，常統稱為“越”，文獻上稱之為“百越”，包括吳越、閩越、揚越、南越、西甌、駱越等，嶺南地區分屬南越、西甌、駱越三大部族。南越演化為今天廣東地區的漢族、壯族、瑤族、畲族等，而西甌、駱越演化為今天廣西、海南、西南地區的壯族、瑤族、黎族、布依族、傣族、侗族、畲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仫佬族、水族等的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中，也有南遷的移民融入其中。 

廣東省是56個民族成分齊全的省份。漢族民系主要有廣府民系、客家民系和閩南民系。廣西是以壯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也是全國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區）。境內居住著壯、漢、瑤、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個世居民族。

嶺南擁有較長的海岸線和較早開放的港口，海上對外貿易無時無刻不在刺激著商品經濟和商品意識。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嶺南先民已經利用獨木舟在近海活動。距今5000～3000年期間，東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陽平原，已經形成以陶瓷為紐帶的貿易交往圈，並通過水路將其影響擴大到沿海和海外島嶼。通過對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銅鼓和銅鉞的分佈區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嶺南南越國已能製造25～30頓的木樓船，並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先秦時期，嶺南先民在南海及南太平洋沿岸開闢了以陶瓷為紐帶的交易圈，更對外出口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嶺南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漢代，廣州成為中國與古羅馬帝國的海上貿易中心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說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於漢武帝滅南越國之後。東漢（特別是後期）航船已使用風帆；大秦（羅馬帝國）已第一次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中國帶有官方性質的商人也到達了羅馬。這標誌著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廣州成為中國與古羅馬帝國的海上貿易中心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成為中原商賈締造財富傳奇的地方。《史記·貨殖列傳》說：“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漢書》說：“粵地處近海，中國（即中原，筆者注）往商賈者多取富焉”；《晉書》說：“廣州包出大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 

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在海上絲綢之路2000多年的歷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被認為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明代至清中期，是古代嶺南最繁榮的時期，廣州長時間成為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也是當時最大的商業城市之一。清代時珠江商貿航運更加繁忙。康熙二十四年，在廣州建立粵海關和在十三行建立洋行制度，乾隆年間開始，准許外國人在十三行一帶開設“夷館”，方便經商和生活居住。

古代嶺南，由於山高嶺峻的阻隔，較少受到中原政治風波的影響，經濟發展一直較為平穩。與中原地區“以農為本”的模式相同，農作物為五穀，尤以水稻為首。嶺南的種植歷史相當悠久，在英德考古出土了1.4萬年稻穀文作物印證了嶺南的農耕歷史。除水稻以外，嶺南水網縱橫，氣候溫和，養魚、種果、種桑、育蠶，重視經濟作物與多種經營。

綜述

原始的嶺南文化有其獨立的發展序列，呈現出一個比較單純、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古代的嶺南文化較少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其文化主體是嶺南的土著越族文化，是一種原生型的本根文化。這就表明，嶺南原始文化，同黃河、長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一樣，同是中華民族原始文化的發源地。涵蓋學術、文學、繪畫、書法、音樂、戲曲、工藝、建築、園林、民俗、宗教、飲食、語言等眾多內容。從地域上，嶺南文化又分為廣東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塊，尤其以屬於廣東文化的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為主，構成了嶺南漢文化的主體。

嶺南文化，源遠流長。歷史上，在漢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等多方面，嶺南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史上居於重要地位，起著重要作用。近代嶺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國的一種先進文化，對近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嶺南文化以其獨有的多元、務實、開放、兼容、創新等特點，采中原之精粹，納四海之新風，融匯升華，自成宗系，在中華大文化之林獨樹一幟，對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學術

漢代時期，陳欽、陳元父子是當時嶺南著名的經學家，陳元更設館洛陽，傳授《春秋左氏學》，被譽為“嶺南之儒宗”。廣州漢議郎學者楊孚向皇帝極力主張以孝治天下，得到漢和帝的採納，下詔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喪”，同時獎勵有孝行的臣民，救濟孤寡貧老者，使“孝治”禮教影響後世千餘年。楊孚還寫出了我國第一部地區性的物產專著《異物志》。宋代，廣東出現了林巽、馮元、王大寶等一批經學大師。南宋時期，南宋名臣崔與之與弟子李昴英在廣州創立了嶺南歷史上第一個學術流派--菊坡學派，是當時嶺南學術的主流學派。明代，廣東大儒陳白沙提出了以“自然為宗”、“學貴自得”的哲學主張，打破程朱理學沉悶和僵化的模式，開啟明代心學先河，創立了“江門學派”。清代，廣州形成了以陳澧為代表的“東塾學派”，其著作《漢儒通義》論證了漢學與宋學門戶之見是毫無依據的，主張打破門戶之見。鴉片戰爭后，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容閎等力主變法強國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學，主張興辦學校。康有為更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培養維新變法人才，研究維新變法理論，重要門生有梁啟超、麥孟華、徐勤等。何子淵、丘逢甲等衝破頑固守舊勢力的禁錮，積極創辦和推廣新式學堂。培育了一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社會精英，為辛亥革命積蓄了巨大能量。

文學

東漢時，嶺南文學家有陳元、楊孚。晉代廣東文學代表人物一為黃整，一為王范。南朝陳代，有南海郡人劉刪。嶺南文學從唐代開始興盛，當時以廣東粵北地區為中心，代表人物有張九齡、邵謁等。張九齡是嶺南第一位進士，第一位宰相，也是第一位有影響的詩人。張九齡走上詩壇，進而走上政壇，成為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和政治家。宋代，珠三角地區逐漸取代粵北成為嶺南文學中心，崔與之、李昴英、余靖是當時有全國影響的人物，崔與之更是開嶺南宋詞之始。

明代，廣東以南園前五子、南園后五子詩社為代表的文人社團盛行。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多位青年詩人在廣州南園創立南園詩社，對明代嶺南詩歌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代表人物有孫蕡、黃哲、王佐、李德、趙介，人稱“南園前五先生”（南園前五子）。明嘉靖年間，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五人因追慕“前五先生”而重結南園詩社，被尊稱為“南園后五先生”（南園后五子）。明末，在陳子壯的發起下，黎遂球、曾道唯、高齎明、謝長文、區懷年、蘇興裔、梁佑逵等12人，再結南園詩社，復興南粵詩壇，稱“南園後勁”。明代嶺南文學家還有黎貞、丘濬、倫文敘、梁儲、王佐、唐胄、翁萬達、黃衷等。

清代，廣東出現了以“嶺南三大家”和“嶺南七子”為代表的一批詩人，包括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程可則、王邦畿、方殿元、方還、方朝、張維屏、梁鼎芬、宋湘、黃香鐵等，使嶺南詩壇與中原、江浙詩壇三足鼎立。“嶺南三大家”的詩作在清代詩壇享有極高聲譽，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居於重要地位。近代，珠三角地區仍保持宋元以來的中心地位，出現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物。此外粵東還出現了黃遵憲、邱逢甲等有影響力的人物。據統計，從西漢到近代，廣東境內有籍貫可考的、有文集行世的文學家近1800人。

繪畫

嶺南畫壇從明清起有較大發展，人才輩出，風格獨特，技法紛呈，求新求變。其代表人物有：南海林良的寫意花鳥，東莞張穆著稱畫馬，新會高儼擅長山水，順德黎簡詩書畫皆絕，順德蘇六朋、蘇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蟲，重視取法自然，創造了“撞水”、“撞彩”技法。明清的代表人物還有顏宗、何浩、張譽、謝蘭生、羅天池、陳璞等。20世紀初，在廣東產生了“嶺南畫派”，其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主張以倡導藝術革命，建立現代國畫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為途徑；以形種兼備、雅俗共賞為審美標準；以兼工帶寫，彩墨並重為藝術手法。獨樹一幟，成為在國內外有影響的美術流派。現代，繼承和發展這一畫派藝術的，有方人定、黎雄才、關山月、趙少昂、楊善深等。在香港的趙少昂、楊善深，在廣州的黎雄才、關山月，這四位大師，是當代嶺南畫派的主要代表。

“嶺南畫派”的產生和發展，體現了一種新的文化精神。這種新的文化精神包含革命精神、時代精神、兼容精神、創新精神。特點：主張創新，以嶺南特有景物豐富題材；主張寫實，引入西洋畫派；博取諸家之長；發揚了國畫的優良傳統，在繪畫技術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沒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嶺南畫派在中國畫的基礎上融合東洋、西洋畫法，自創一格，著重寫生，多畫中國南方風物和風光，章法、筆墨不落陳套，色彩鮮艷，學者甚眾，它與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為20世紀主宰中國畫壇的三大畫派之一。代表人物有居巢、居廉、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高劍僧、何香凝、方人定、盧傳遠、李撫虹、伍佩榮、容大塊、黎雄才、關山月、黃獨峰、司徒奇、趙崇正、何磊、楊素影、黎葛民、黃幻吾、何漆園、黃少強、趙少昂、陳凝丹。

書法

從明代開始，廣東湧現眾多知名的書法家及其作品。陳白沙是當時廣東的大書法家，門下弟子甚眾，自成一格，形成“白沙書派”，開嶺南書法之先河，陳白沙晚年以茅根作筆被稱作茅龍筆。“白沙書派”代表人物有湛若水、趙善鳴、鄧翹、蕭文明等。明代中葉的代表人物有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懷三兄弟，黎民表在德慶錦石山（華表石）絕頂壁上的手跡“華表石”三字，是廣東金石中的著名遺跡。

明末至清代是嶺南書壇的興盛時期，代表人物有王應華、鄺露、陳子壯、屈大均、陳恭尹、彭睿、蘇珥、黎簡、宋湘、吳榮光等。彭睿被人稱為“草聖”，其書畫人稱“竹本派”。鴉片戰爭后，嶺南書法風格也出現了新的面貌，代表人物有蘇引壽、蘇仁山、蘇六朋以及朱次琦、陳澧、李文田、康有為等。李文田自創具有嶺南特色的碑派書法，對廣東及整個嶺南書壇作出重要貢獻。嶺南碑派的領袖應推康有為，其門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啟超、崔斯哲、江孔殷、張柏楨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應數梁啟超。

民國時期的嶺南書法名家輩出。除康有為門下弟子外，還有王為、葉恭綽、胡漢民、林直勉等。在帖學書法上的名家有潘飛聲、程景宣、商衍鎏、桂坫等。建國后，除了老一輩的嶺南書法名家如商衍鎏、葉恭綽、容庚、商承祚、祝嘉等外，一些書家更是收徒教學，形成幾個嶺南書藝流派。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吳子復、秦萼生、麥華三、李曲齋等。20世紀六十年代活躍在嶺南書壇的書法家還有侯過、伍根天、阮退之、佟紹甲等。七、八十年代中青年書法家紛紛崛起，如莫仲予、曾景充、陳景舒、黃子厚、關曉峰、李緯、盧有光等。

音樂

嶺南古琴從漢代便逐漸發展起來，歷代都出現不少有名的琴人，寫作了不少琴學的典籍，創造和保藏了不少有名的古琴樂器和琴譜。早在南北朝時期，廣東曲江人侯安都就有很高的琴藝造詣。南宋末年，金元入侵中原，南宋皇帝被迫南遷至岡州崖山，中原琴藝也在岡州留下一批琴譜，相傳《古岡遺譜》就是在當時遺留下來的古琴譜。明代時，著名琴人輩出，有陳白沙、鄺露、陳子壯、陳子升等；藏琴豐富，有琴曲流傳至今。

清代，嶺南古琴學校愈加昌盛，嶺南琴派聲名漸顯。嶺南琴派的創始人是清代道光年間的廣東新會人黃景星。另外，影響較大的琴人還有雲志高、何洛書、何耀琨、楊錫泉、李寶光、何斌襄、陳恭尹、容慶端、容心言等人；藏琴方面，有“天蠁”、“松雪”、“振玉”、“水仙”、“韻馨”、“松風”、“中和”、“谷響”、“流泉”、“蕙蘭”等名琴；琴譜和琴學論著方面，有雲志高的《蓼懷堂琴譜》、黃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譜》、何斌襄的《琴學匯成》、朱啟連的《鄂公祠說琴》、容慶瑞和林芝仙合編的《琴瑟合譜》等。著名曲目有《碧澗流泉》、《水東遊》、《雙鶴聽泉》、《漁樵問答》、《鷗鷺忘機》、《平沙落雁》、《烏夜啼》《神化引》等。

近代，嶺南音樂界的代表人物有冼星海、蕭友梅、馬思聰等。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帶產生了廣東音樂，又稱“粵樂”，是在當地民間“八音會”和粵劇伴奏曲牌的基礎上逐漸形成。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間，是廣東音樂的興盛時期，湧現了嚴老烈和人稱“何氏三傑”的何柳堂、何與年、何少霞等名家，以及“四大天王”的呂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音樂人才，創作出《旱天雷》、《倒垂簾》、《連環扣》、《餓馬搖鈴》、《雨打芭蕉》、《平湖秋月》、《步步高》、《蕉石鳴琴》、《賽龍奪錦》等著名樂曲。20世紀40年代后，不少廣東音樂名曲更成為了國宴、迎賓音樂而被譽為“國樂”。番禺區沙灣鎮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廣東音樂之鄉”。

潮州音樂既有傳統古樂之遺制，又有本地的創造發明，形成一個成熟、豐富的多樂種、多形式的地方音樂。由於符合潮人對音樂的欣賞習慣和心理素質，不僅在文娛演出、節俗禮儀活動中廣泛應用，而且以“閑間”、家庭合樂等方式融入民間的日常生活中。潮州大鑼鼓以其花式豐富、氣勢磅礴而著名，列為中國三大鑼鼓之一。潮樂中以椰胡為流傳最廣泛、民眾最喜愛的特色樂器。潮州箏藝是當代中國古箏的一大流派。

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主要流傳於梅縣、興寧、五華、紫金、博羅等客家人聚居地。題材廣泛，意境含蓄，善用比興手法，語言生動通俗，講究押韻。客家山歌曲調豐富，大致有號子山歌、正板山歌、四句八節山歌、快板山歌、疊板山歌、五句板山歌等。客家山歌旋律優美，幾乎所有曲調中都有顫音、滑音、倚音等裝飾音，因而使本來簡單的旋律變得迴環曲折、委婉動聽。而且因為在山地唱歌，旋律高亢、悠長，節奏自由。

戲曲

粵劇以粵方言演唱，是廣東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地方戲曲劇種。粵劇是由多種外來戲曲聲腔和本地土戲、民間說唱藝術不斷融合而形成、發展起來的。以後又在伴奏樂器上大膽採用了一些西洋樂器，大大增強了烘托唱腔和戲劇動作的效果。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粵劇演員有被稱為“粵劇四大家”的薛覺先、馬師曾、白駒榮、廖俠懷等。紅線女所創的“紅腔”近半個世紀以來影響最大。以粵語演唱的曲藝品種，有粵曲、木魚歌、龍舟歌、南音和粵謳等。

潮劇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地方劇種。潮劇淵遠流長，在潮安縣出土的明宣德年間劇本《新編全相志孝劉希必金釵記》，是國內出土最古老的南戲演出本，戲文語言中已加進一點潮州方言，這是南戲、正字戲傳入潮地后開始發生地方化的本子。明末清初潮州戲漸趨成熟，至光緒年間為鼎盛，有200家潮州戲班。在潮汕民間舊時還流傳著用潮汕方言誦唱的說唱本子，稱為“歌冊”。潮州歌冊廣泛傳誦於婦女間，現存歌冊最早創作年代為明代。歌冊的體裁為兩類，一是傳奇故事體，一是歌行體。潮州歌冊刊刻在清代甚盛，現存傳統本子有數百部，流傳至東南亞及內地，流播甚廣。

漢劇是客家地區流傳較廣的地方劇種，有源於湖北漢劇、徽班、秦戲班底，湖南祁陽戲各說。客家漢劇傳統劇目據稱有800多個，完整劇本有300多個，唱、做、念、打(舞)表演藝術豐富，武打戲還把南派武功融於其中。角色行當分為生、旦、丑、公、婆、烏凈、紅凈七行，唱腔音樂有二簧、西皮、大板等各種聲腔，成為廣東地方一大劇種。客家地方戲劇還有採茶戲和花朝戲，都是由民間歌舞發展而來。客家民間舞蹈品種繁多，多數為風俗道具舞，較為著名的有船燈、鯉魚燈、採茶撲蝶、席獅舞、杯花舞等。

工藝

廣府民系的工藝美術，品類繁多，有的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三雕一彩一綉”是廣州傳統工藝美術的主要代表，即廣州象牙雕刻、廣州玉雕、廣州木雕、廣彩、廣綉。廣府工藝品還有肇慶端硯、朱義盛首飾、佛山陶瓷、木版年畫、剪紙、金銀銅錫箔、染色紙、獅頭、彩扎燈色；新會葵扇；東莞和南海煙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築裝飾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磚雕等，其中以端硯、粵綉、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廣雕雕刻藝術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按雕刻的質體分類，可分為廣州欖雕、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磚雕、骨雕等。廣雕是指以廣州為代表的具有嶺南地方特色的雕刻工藝及其製品。廣雕中最負盛名的是廣州象牙雕刻、廣州玉雕、廣州木雕。清代以來，廣州工匠根據西方客戶的要求，選擇各種名貴材料，精鏤細刻，形成了新穎、生動逼真、精巧細膩的廣雕藝術品，更成為朝廷貢品，故宮博物院均有收藏，代表人物有陳祖章、翁昭、翁榮標、李定寧等。

廣綉與潮州刺繡合稱粵綉，與湖南的湘繡、四川的蜀綉和江蘇的蘇綉並稱中國四大名綉。廣綉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唐代成為朝廷貢品，到明代中期已揚名海外，18世紀風靡了英國皇家及上流社會，英、法、德、美各國博物館均有收藏，故宮博物院也收藏有不少廣繡的優秀作品。廣綉大致分為兩大品類:"一是盤金刺繡，二是絲絨刺繡。"盤金刺繡以金線為主，輔以彩紛刺繡，金碧輝煌，燦爛奪目，雍容華貴。絲絨刺繡開絲纖細，色彩繽紛，綉出的花鳥尤其精美。

廣彩的全稱是“廣州織金彩瓷”，產生於清康熙年間，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所謂織金彩瓷，就是在各種白胎瓷器的釉上繪上金色花紋圖案，彷彿錦緞上綉以色彩絢麗高雅華貴的萬縷金絲，然後用低溫焙燒而成。廣彩是運用中國織錦圖案的手法，以色彩艷麗、構圖嚴謹、繪工精細著稱，宛如無數金銀彩絲織於白玉之上，顯得是那麼光彩奪目、富麗堂皇。作為外銷瓷，廣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國際聲譽，有“世界官窯”之稱，歐洲許多國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廣彩瓷品。

潮汕地區是中國工藝美術10個重點產區之一，潮汕工藝美術品類豐富，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瓷藝、刺繡和木雕。潮汕地區陶瓷生產歷史悠久，楓溪工藝陶瓷最為著名。潮州金漆木雕與浙江東陽木雕並列為中國兩大民間木雕體系。潮州金漆木用於建築裝飾、傢具裝飾、神器裝飾以及案頭擺設。近代以來，在潮綉傳統工藝的基礎上，利用特種材料或吸收外來工藝手法，發展為珠綉、抽紗等新的綉種，在60年代，又發展了通錦繡的新品種。

建築

嶺南建築主要主要分為廣府建築、潮汕建築和客家建築。

廣府民居的代表是鑊耳屋，多用青磚、石柱、石板砌成，外牆壁均有花鳥圖案。因其山牆狀似鑊耳，故稱”鑊耳屋”。粵北客家等地稱為“雲牆”或者是“茶壺環”。鑊，是古時的一種大鍋，鑊耳屋，因此亦稱“鍋耳屋”。據說鑊耳狀的建築防火和通風性能良好：火災時，高聳的山牆可阻止火勢的蔓延和侵入；微風吹動時，山牆可擋風入巷道，進而通過門、窗流入屋內。鑊耳屋是嶺南傳統民居的典型代表，以廣府風格的民居建築為主要代表，因其在屋的兩邊牆上築起兩個像鑊耳一樣的擋風牆而得名。在明清時期的廣府民居中，一般是出過高官的村落，才有資格在屋頂豎起鑊耳封火山牆。鑊耳屋象徵著官帽兩耳，具“獨佔鰲頭”之意，唯有功名的鄉紳方能採用，也是家境殷實的象徵。明清兩代，只要是發了財的村民，都會建造一所鑊耳屋以顯示其富有與氣派。

西關大屋是清末豪門富商在廣州城西“西關角”（今荔灣區）一帶興建的極具嶺南文化特色的廣州傳統民間住宅形式，被稱為“西關大屋”。西關大屋多為磚木結構、青磚石腳、高大正門用花崗石裝嵌。其平面布局按中原傳統的正堂屋形式，基本上是縱深方向展開。其典型平面為三間兩廊；左右對稱，中間為主要廳堂。西關大屋的門廊裝修，設矮腳吊扇門（又叫腳門）、趟櫳、硬木大門三重門扇。大廳是大屋的主體建築，面積最大，屋脊最高。

潮汕民居以傳統的三合院、四合院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稱“下山虎”和“四點金”。規模較小的城鎮平民居屋有布局狹長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點金為基礎橫向或縱向擴大規模，稱“三廳串”、“八廳相向”、“四馬拖車”、“百鳳朝陽”，其外部輪廓則保留十分規整的正方形或長方形。大規模的集居式住宅稱為“寨”，這是清代潮汕地區鄉村居民軍事化的產物。從平面上可分為方案和樓寨，從外圍方式上可分為圍牆和圍樓。潮汕地區建築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採用貝灰和石材。至遲在北宋已開始燒制貝殼灰，以貝灰為主體原料的三合土版築大為盛行，不僅應用於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應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僅應用於建築構件的門框、欄板、抱鼓石、台階、柱礎、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橋、石塔、石橋大型建築物。潮州城內，僅太平路就有47座石牌坊。以巨石為墩的潮州湘子橋，建造年代從南宋至明代，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譽為中國四大古橋之一。

客家建築的代表是客家圍龍屋。歷史上客家人社會宗族制的強化，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質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祠堂設施的完善和族譜連續修撰。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各族都重視祠堂的建造。祠堂住處講究風水，重視堂號家聲。客家圍屋堂號，或有直書故土祖地，或言志明義，這些堂號的命名習慣與唐宋古俗相承。再就是在民居方面出現了超大型的土樓和樓房組合成的大理圍龍屋。土樓建築多以夯土或土坯磚為材料，漸而發展到以花崗石、大青磚為建築材料，十分堅固，規模巨大。現存土樓，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自清康熙初年至20世紀70年代，興建了不少土樓建築。圍樓形制依平面布局大體分為圓形和方形。大型圓形圍樓高達4～6層20餘米，多達四環。建於清代的始興縣隘子鎮滿堂村大圍樓，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佔地10800平方米。各家圍龍屋尤為講究風水。近代，還出現了傳統民居布局而門面裝修西式的中西合壁的客家僑鄉民居。

園林

嶺南園林作為中國傳統造園藝術的三大流派之一，在中國造園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現代園林的創新和發展上，更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嶺南園林有比較鮮明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體型輕盈、通透、樸實；二是裝修精美、華麗，大量運用木雕、磚雕、陶瓷、灰塑等民間工藝、門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細刻，再鑲上套色玻璃做成紋樣圖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猶如一幅幅玲瓏剔透織綿；三是布局形式和局部構件受西方建築文化的影響，如中式傳統建築中採用羅馬式的拱形門窗和巴洛克的柱頭，用條石砌築規整形式水池，廳堂外設鑄鐵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嶺南文化特點。嶺南四大園林分別是清暉園、梁園、餘蔭山房、可園。在18至19世紀初期，廣州海珠區、西關一帶曾湧現出由十三行商人興建的規模宏大、雍容華麗的私家園林，包括潘家花園、伍家花園、海山仙館在內的眾多名園，被稱為“行商庭園”。它們不僅是嶺南園林的巔峰之作，還引發了清代時期歐洲各國模仿“中國式”園林的盛況。

嶺南園林的營建，最重視的是選址，而選址也最能表現出建園者的審美取向和生活意趣。嶺南的建園原則是儘可能離開鬧市，把園林宅第建在真山真水的大自然環境中，甚至將宅園融入大自然，成為其中一部分。建園者崇尚自然，追求平實，不太重視人工製造的假山流水，也不羨慕江南園林那種在咫尺中營造山林的巧構。保留至今的粵中四大名園，清暉園、梁園建在小鎮邊緣，可園、餘蔭山房則建在鄉村，以求得良好的環境條件。嶺南庭園的空間特徵是內收型和擴散型的結合。嶺南宅園的園內空間也是屬於圍合封閉的內收型，但在景觀組織上，特別是在視線組織上，將園內外空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產生了空間的擴散感。嶺南宅園面積較小，園林空間組織較為簡單，通過藉助園外景色，把園外景色組織到園內來，從而形成了園內空間的豐富層次。

飲食

粵菜是中國的四大菜系之一，粵菜即廣東菜，是中國傳統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一，發源於嶺南。粵菜由廣州菜（也稱廣府菜）、潮州菜（也稱潮汕菜）、東江菜（也稱客家菜）三種地方風味組成，三種風味各具特色。廣州菜範圍包括珠江三角洲和韶關、湛江等地，用料豐富，選料精細，技藝精良，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擅長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溫恰到好處。還兼容許多西菜做法，講究菜的氣勢、檔次。潮州菜發源於潮汕地區，匯閩、粵兩家之長，自成一派。以烹制海鮮見長，湯類、素菜、甜菜最具特色。刀工精細，口味清純。東江菜起源於廣東東江一帶，菜品多用肉類，極少水產，主料突出，講究香濃，下油重，味偏咸，以砂鍋菜見長，有獨特的鄉土風味。

清末時期，粵菜被廣東商人帶到上海。民國時期，粵菜在上海逐漸取得霸主地位，贏得“國菜”的殊榮，“食在廣州”的聲譽便由此而起。經典粵菜有烤乳豬、清蒸東星斑、燒鵝、白切雞、紅燒乳鴿、蜜汁叉燒、脆皮燒肉、上湯焗龍蝦、鮑汁扣遼參、菜膽燉魚翅、白灼象拔蚌、椰汁冰糖燕窩、麒麟鱸魚、椒鹽瀨尿蝦、蒜香骨、白灼蝦、干炒牛河、廣東早茶、老火靚湯、羅漢齋、廣式燒填鴨、豉汁蒸排骨、菠蘿咕嚕肉、玫瑰豉油雞、蘿蔔牛腩煲、潮州牛肉丸、潮汕魚丸、生菜龍蝦、鴛鴦膏蟹、潮州打冷、鹵鵝肝、蚝烙、芙蓉蝦、沙茶牛肉、客家釀豆腐、梅菜扣肉、鹽焗雞、豬肚包雞、盆菜。

粵菜其特點是善於在模仿中創新，用料廣博，選料珍奇，配料精巧，做工考究，講究“鑊氣”，注重形象，品種繁多，五味俱全，濃淡適宜。粵菜善於博採眾長，體現了嶺南文化融通善變的韻味。粵菜中，飛禽走獸、山珍海味、野菜山花，皆可入餚。廣式飲菜，興起於19世紀末的廣州，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眾化茶樓興起，漸而蔚成風習，擴展至珠江三角洲城鎮及西、北江流域沿江城鎮。茶樓的點心精美而又豐富，常見的如蛋撻、蛋盞、蛋散、干蒸、燒買以及各類粥品。改革開放以後，引進許多西點，食品更為新潮、精美。

民俗

廣府節俗既有對中原傳統文化的傳承，又有其地方特色。在廣州，有除夕花市。南漢時就已有之，到19世紀中葉，花市例定在除夕前幾天舉行，花木湧入城市，十里長街，市民結伴“行花街”，熱鬧非凡，至今越辦越旺，發展到珠江三角洲的許多城市都有此俗。番禺的飄色遊藝活動，珠江三角洲各地的民俗有生菜會、醒獅、龍獅、鰲魚舞、黃閣麒麟舞、市橋水色、魚燈、乞巧、鳳舞、八音鑼鼓、木魚書、龍舟、北帝誕、波羅誕、鄭仙誕、金花誕、何仙姑誕、日娘誕、盤古王母誕、魚花誕、田了節、龍母誕等，內容多與祭祀本地神仙以及發財致富、出航平安等主題有關。反映了廣東風俗文化的深層結構的品格。

婚姻習俗上，舊時既接受了漢族的封建婚姻制度，在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城鄉，還存在不落夫家和自梳女的風俗，女子出嫁后，除了年節、慶賀、弔唁等紅白喜事以外，一般不回男家，而長住娘家。後者是一些女子為了獨立謀生和擺脫封建婚姻的束縛而宣布自梳，終生不嫁。這種婚俗，既是古老婚俗的變異，又具有個性解放的色彩。建國后，這兩種婚俗已漸而絕跡了。

潮汕民間尊奉的龐雜的神鬼體系中，既有道教、佛教，還有各種土生土長的神靈，地方神靈中，蛇神雨仙備受崇敬，安濟聖王、三山國王是主要偶像。潮汕民間信奉的神靈名目眾多，時令八節祀神各有對象。祀神時，各地要舉行隆重的游神活動，在舊社會，游神活動既是顯示地方財力和宗族勢力的機會，又是以祭神為名的民間歡樂節。在節俗活動中，農曆七月十五的“施孤”活動舊時較為盛行，這與潮人重視紀念客死他鄉的鄉親和超度孤魂野鬼有很大關係。

潮汕地區禮儀風俗，與全國各地大同小異，較有特色的是男女少年到15歲（虛歲）要擇日行“出花園”儀式作為成年之禮。婚禮過程有稱為“倩娘母”的伴嫁娘，在婚禮全過程中即興創作婚禮歌（俗稱“做四句”）以禱祝助興。日常服飾中最具地方特色的是木屐、水布（可作圍腰、汗巾、裹物等多種用途）以及婦女打髻（髮髻）。這些習俗在當代也已日漸式微，唯於舞台上還可見到各種打髻髮式。

行花街

有句諺語：“行過花街先過年”。嶺南廣州地處亞熱帶，長夏暖冬，一年四季草水常綠、花卉常開，很早就享有“花城”的美譽，廣州人種花、愛花、賞花和贈花的習俗由來已久。西漢時期，陸賈出使南越國時，就發現嶺南人愛種花、插花、戴花，屋前屋后，廳堂房內也都擺滿了花，便讚譽這裡都是“彩縷穿花”的人。清代中葉，廣州就已形成了國內首創、聞名海內外的“迎春花市”了，在市中心的藩署前（今廣州市北京路財廳前）一帶形成花市，數里長街，吐艷爭芳，人潮湧涌。

醒獅

舞獅是中國優秀的民間藝術，每逢元宵佳節或集會慶典，民間都以獅舞助興。舞獅有南北之分，南獅又叫醒獅，是地道的廣東民間舞，現流傳於廣東、廣西及各國華僑中間，廣東醒獅較出名的有佛山、遂溪、廣州等地。

南獅流行於南方,北獅則盛行於北方各地。南獅表演有采青過程；北獅的“引獅員”不僅是表演者也是指揮者,但沒有采青程序。南獅“獅頭”與“獅被”緊密相連,而北獅是分開的,表演時捆綁在一起。南獅頭上扎有一隻角,威猛粗獷,講究神似,鼓樂激昂,令人警醒,故稱為醒獅。

游神

游神，是古老傳統賀歲習俗之一，有歷史，乏記載。又稱聖駕巡遊、游老爺、迎老爺、游菩薩、游神賽會、年例、迎神、迎年、菩薩行鄉等，是指人們在新年期間或其它喜慶節日里，又或諸神聖誕的這一天，到神廟裡將行身神像請進神轎里，然後抬出廟宇游境，接受民眾的香火膜拜，寓意神明降落民間，巡視鄉里，保佑合境平安。主旨是酬神、消災、祈福等。游神沿途伴隨有鑼鼓、嗩吶、神偶、舞獅、舞龍、飄色、標旗、游燈、八音、雜技及樂隊演奏等豐富多彩藝陣表演。是集拜神、祈禱、歡慶、宴客為一體的傳統民俗活動。

飄色

在粵地民間，有一種非常獨特的民間遊藝項目，由人們扮成戲劇人物載歌載舞，稱為“出色”。廣東府民間“色藝”項目繁多，以季度分為春色、秋色，以“出色”特點分為飄色、水色、火色、馬色等等。

飄色是一種融戲劇、魔術、雜技、音樂、舞蹈於一體古老的傳統民俗藝術。起源於明末清初的廣東。目前，依然是中國南方地區的重要藝術形式。其形式及原理是由若干人推著一座色板，色板上裝飾著固定姿勢的人物，人物只靠一根看不見的色梗支撐著，在高可逾人的空中手舞足蹈，飄然欲飛故而叫飄色。屬於社火表演藝術形式之一。

在不同地區有飄色、抬閣、彩擎、高抬、彩架、扎故事等各種名稱。表演者站在被稱為"色櫃"的小舞台上，以巡遊的形式表現民間傳說或神話故事的片段，其神奇之處就在於，演員們通過經過精心偽裝的鋼枝凌空而立，看不見的色梗支撐，利用巧妙的力學原理，營造出"飄"的效果。

考古考證

早期古人

據考古發現，嶺南地區60萬年至80萬年前人類活動遺跡，磨刀山遺址的發現被專家譽為填補嶺南地區60萬年至80萬年前遺跡的空白。距今約12.9萬年以前，嶺南出現了早期古人（馬壩人）。南江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存把廣東人類活動史大大提前，從“馬壩人”時代（距今約13萬年）推至“北京人”時代（距今約50萬-70萬年）。據宋羅泌《路史·前紀二·天皇紀》載：“粵有天皇，是曰天靈，望獲強尊”。天皇氏是古越族，講古越語。古越語是一種多音節語言。古文獻均稱天皇始制干支。從天皇所制干支名可見三皇時代古越語之一斑。明代文獻《三命通會》：“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淡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干曰：於逢、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於、執徐、大荒落、敦洋、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我國北宋時編撰的官方正史著作《資治通鑒》就以這套術語紀年。關於盤古神話的被廣泛引用的早期記載之一是南朝任昉的《述異記》：“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里，俗雲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為姓。”在專家們看來，被視為中華民族創世神話的盤古開天闢地的傳說，應當起源於古代“百越”之地。而嶺南，甚或說廣東先民，有可能就是這個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神話之一的創造者。

出土文物

1985年博羅公庄鎮出土七件完好的屬於春秋時期的青銅器和編鐘；1996年，龍溪鎮銀崗村發現先秦時期的陶片，發掘出廣東最大的先秦時期的龍窯窯址。2000年在博羅縣羅陽鎮挖掘的春秋時期墓葬群里（廣東博羅橫嶺山先秦墓地）出土包括青銅鼎、編鐘等在內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銅器、玉器等，使得沉睡了長達3000年之久的神秘縛婁古國重現天日。在氣候潮濕多雨的嶺南能發現三千年以上的金屬銅器遺存實屬不易，這些遺址發現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使嶺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

廣東博羅出土的大量文物實證表明，嶺南地區存在過燦爛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文明，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銅器和玉石製品特別是水晶手鐲、銅甬鍾和青銅鼎，顯示出貴族氣象，顯示了只有皇家貴族才有的“鐘鳴鼎食”的存在。這裡出土的兩個編鐘，其質地和形態，都與中原的編鐘大致相似，而花紋又有所不同，說明這裡曾有高水平的製作工藝，春秋時期文明程度與中原相當。這一實物發現，打破了“嶺南沒有青銅器時代”的說法。這也是廣東省近50年來重大的文物發現，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給人們提供了新的認識，因而被評為2000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惠州博羅縣挖掘出300多座周朝時期古墓，震驚考古界，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然而，這數百座古墳遺址被開建高速公路所毀。博羅縣原文化局副局長、博物館館長黃觀禮說，在古墓被毀之前的半個月左右，他曾起草了一份報告，建議以高速公路改道或者想辦法跨過去等方式保護古墓遺址，但是令他痛惜的是，他的建議如石沉大海沒有迴音。2000年，正在建設的廣惠高速公路通過古墓地，墓地一部分被夷平，變成高速公路路基，另外一小部分被施工泥土埋在下面。變成路基的古墓遺址永遠不可能再恢復。

先民習俗

先秦時期，嶺南先民包括“南越”（廣東一帶）、“西甌”（廣西一帶）、“雒越”（越南北部和廣西南部一帶）等三個部族。廣東被稱為南越首見於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又稱之為“南粵”。嶺南先民在遠古時期有自己的習俗文化特徵：

釀酒文化：在清遠連縣的一座晉代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陶甑，三個陶壇，據專家考證為燒酒蒸餾器。這是中國科技史上劃時代的發現，這不但說明嶺南地區至遲在晉代永嘉時期就可以制燒酒，據《嶺南科學技術史》記述，在沒有更早的證據發現之前，這應當可以證明燒酒技術是嶺南人發明的。甑和壇是廣東舊時燒酒蒸餾器具中的兩個主要部件，近現代的廣州城鄉酒坊、酒廠中仍在使用。

斷髮文身：這也是東南沿海越人的習俗。斷髮就是將頭髮剪短（該習俗與現代人習俗無異，乾淨衛生；古中原人認為膚髮是父母授之，所以無論男女都留長發終身不剪），古越人不但剪髮，而且似乎很“潮”經常變換髮型，越人剪短頭髮，大概與講究衛生方便洗頭或與下水方便有關。文身，是由於古代越人“習水”而避蛟龍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此外近代也有學者指出，古代越人的“文身”是一種“標誌性成人禮”的遺存；如果對各種說法綜合分析，可以推斷文身是中國古代越人一種多功能的文化習俗，包含了部落標誌、圖騰崇拜和成人禮等多方面的文化含義，是帶有神秘色彩的古老遺俗。

稻作文化：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是廣東發現有水稻遺存最早的遺址，考古研究成果將該遺址出土的水稻硅質體年代前推至最早1.4萬年前，並據此推斷牛欄洞很可能是嶺南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源頭。

干欄式建築：主要流行於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濕熱多雨的地區，是一種底部栽以豎立的木樁使得居住面高離地面的木構建築，越人用竹木材料建成分上下兩層的房子，上層住人，納涼、防潮、可避毒蟲禽獸，下層或圈養牲畜。譬如，當今珠三角流行建於水上的農莊飯店、苗族的吊腳樓可能是由干欄式房屋演化而來的。在江浙地區新石器時代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許多遺址都有發現，如浙江的錢山漾、桐鄉羅家角、江蘇丹陽香草河、吳興梅堰等遺址都有此類房子出土。雲南的劍川海門口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也見有這種干欄式住居習俗。江西清江營盤裡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陶制干欄式房子模型，帶有長脊短檐式的屋頂，是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曾流行干欄式住居習俗的一個重要佐證。四川成都十二橋商代遺址和湖北蘄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遺址發現的大型木構建築群，說明夏商周時期干欄式建築和住居習俗尚在中國的南方地區流行和發展。

喜食海鮮、野味：魚、鱉、蛇、蚌、蛤等是嶺南先民的天然美味，但稻作農業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開始發展，曾是嶺南先民的經濟方式之一。這一習俗延至嶺南諸省至今日。在《淮南子》與《史記》中，都提到南方越人吃蛇與貝殼類動物。在廣東發掘的多處文化遺址的堆積層里，均發現有大量的遺骸。其實飲食習俗是與居住環境與食物鏈供應分不開的，這些貝殼之類的動物，現代的名詞叫“海鮮”。隨著改革開放之風吹過了五嶺以北。如今，北方人也崇尚南方人的飲食習慣，無論是蛇類還是貝殼類，都早己成了北方食肆中的席上佳饌。

龍舟競渡：是古代南方越部族的傳統習俗之一。因為南越人使用舟船普遍，往往在船的首尾畫上龍、鳧等動物形象作為本部落的圖騰或保護神。這和越人文身以象徵“龍子”的含義類似，都是為了求得龍神的保護。近年來在嶺南地區發現的銅鼓上，也發現了一些頭戴羽冠的人物操架刻畫有紋飾的船的圖像，有可能就是古代越人龍舟競渡習俗的記錄。至於競渡的時間，在過去並不一定拘泥在端午節舉行。《舊唐書·杜亞傳》記載：“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廣東在宋代也有於元宵節舉行龍舟競渡的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