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華

1909年10月2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1921年入北京孔德學校學習，在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領導人、父親李大釗的引導和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27年4月在父親李大釗被殺害后，根據組織指示，在進步人士幫助下到日本，進入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

1931年5月，李葆華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6月任中共東京特別支部書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回國到上海，參加上海留日學生會、上海民眾反日救國會、上海反帝大同盟等進步組織開展的反日愛國鬥爭。1932年4月到北平門頭溝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參加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工作。6月任中共北平門頭溝區支部書記。后曾歷任中共河北省委京東特委宣傳部部長、中共京東特委書記。

1935年4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部長。1935年6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駐京東特委代表。1936年5月調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1937年1月調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曾歷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員會委員、山西省工委組織部部長。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中共晉察冀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黨內刊物《戰線》負責人、省委黨校校長，晉察冀邊區委員會組織部長、常委兼區委黨校校長、晉察冀分局組織部長。參加了創建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的鬥爭；1940年到延安，曾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工作。

1942年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曾任中央黨校第三支部書記，賀龍同志政治秘書。1944年春回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委員、組織部部長兼分局黨校校長；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常務委員、組織部部長。1948年起任中共北嶽區黨委書記兼北嶽軍區政委和晉察冀軍區第一縱隊政委，中共中央華北局委員、黨校副校長，校長。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1948年12月被任命為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書記（至1951年8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8年2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長、黨組小組書記，水利部副部長、黨組小組書記、黨組書記；1956年9月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1958年3月至1961年2月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黨組書記（1959年12月起）；其中在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956年8月至1958年2月兼任森林工作部副部長。

1954年12月、1959年4月相繼當選為政協第二屆、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61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1962年2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962年6月至1962年9月兼任安徽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62年7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安徽省政協主席，1962年9月至1967年4月兼任南京軍區第六政治委員兼安徽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安徽省貧下中農協會主席。1966年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受迫害。1973年9月至1977年12月任中共貴州省委第二書記，1973年9月至1977年11月任貴州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央黨校省干班黨支部書記，1977年11月至1979年1月任貴州省政協主席、黨組書記。

1978年1月15日至1982年4月15日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組書記（1978年1月起），李葆華同志在擔任人民銀行行長期間規劃金融業發展藍圖，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金融業的恢復和改革工作；在他的推動下，確立和推進了專業銀行從人民銀行分理出來的改革，成立了國家外匯管理總局，相繼恢復或成立了一批保險業、信託業金融機構，我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合法地位，人民銀行開始代表國家參與國際金融事務，與國際金融界的交往日益增多。

1979年12月被推舉為中國金融學會名譽會長，1980年5月被委派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理事，1982年6月當選為中國錢幣學會名譽理事長；1982年5月退居二線。

2005年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李葆華病重期間和逝世后，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干、萬里、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李嵐清、榮毅仁、薄一波和李德生、肖克、張勁夫、黃華、彭沖、廖漢生、王芳、谷牧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李葆華同志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屆、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均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是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對水電事業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李葆華同志擔任過水利部和水利電力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在水利水電戰線上奮鬥了12個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國水利水電事業的主要開創者和奠基人。李葆華為新中國江河治理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之初，江河泛濫成災、水利殘缺不全，李葆華上任伊始就協助傅作義部長，在全國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上提出水利建設的七項方針和任務，初步構成了新中國水利建設的基本框架。在新中國早期實施的淮河、黃河、長江三大江河治理中，李葆華與傅作義籌辦了治淮會議。在黃河治理中，他率領中蘇專家團進行了全面的綜合考察，為制定黃河治理和綜合利用技術經濟報告奠定了基礎。在長江治理開發中，他促成了新中國在長江上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荊江分洪工程順利開工建設，並組織了對長江三峽工程的綜合考察，為中共中央成都會議關於長江三峽工程的決定提供了依據。

主政安徽功績

20世紀60年代以後，李葆華同志調入中央華東局任書記併當上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安徽，他實事求是大力平反右派，堅持發展工農業，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夜操勞，被人民親切地稱為“李青天”；“文革”後期，他出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直到四人幫垮台。

李葆華同志高度重視民主集中制建設，傾力維護安定團結大局。他一到安徽，就著重從三個方面開展政治工作。一是從發揚民主著手，加強民主集中制。二是從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矛盾著手，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三是從確定政策界限著手，分清大是大非，搞好甄別工作。在他領導推動下，當年底，安徽在此之前歷次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和處分的中共黨員和幹部群眾，絕大多數得到平反，黨內民主生活得以恢復，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

李葆華同志大力推動發展農業生產，努力改善農民生活。他任第一書記后，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提出要繼續把恢復和發展生產放在首位，逐步解決群眾吃、穿、用的問題。對於農村生產關係，實行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體制，將農業生產的自主權下放到生產隊，推動了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實現了糧、棉、油產量的大幅增長，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李葆華同志大力推動調整和發展工業，為安徽的工業化奠定了重要基礎。安徽的工業基礎薄弱，“大躍進”時期因建設規模膨脹過快，造成了巨大浪費。

李葆華同志到安徽工作的當月，就著手對449家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進行調整，開展以“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內容的增產節約運動。經過整頓，馬鞍山鋼鐵公司、合肥重型機械廠、淮北煤礦、馬鞍山火車輪箍廠和淮南化肥廠等一批大中型工業企業得到健康發展，成為安徽工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也為後來安徽工業化積蓄了能量，打下了基礎。

金融領域突出貢獻

撥亂反正後的1977年，他參加中共十一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同時被黨中央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兼黨委書記，為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開了一個好頭，把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設出來，成為直屬國務院領導的局級經濟實體，直到1982年黨中央批准他光榮離休；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他對黨對人民殫精竭慮，受到黨內外有口皆碑的讚揚。

李葆華同志在擔任人民銀行行長期間，經常通宵達旦工作，規劃金融業發展藍圖，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金融業的恢復和改革工作。在他的推動下，確立和推進了專業銀行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的改革，成立了國家外匯管管理總局，相繼恢復或成立了一批保險業、信託業金融機構，我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合法地位，人民銀行開始代表國家參與國際金融事務，與國際金融界的交往日益增多。李葆華同志還率團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進行了友好訪問——這些開拓性的工作對於我國現代金融業的發展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李大釗被捕后獲救

當時李葆華就讀於孔德中學。1927年4月6日，這一天是清明節，學校照例放假一天。李大釗的好友周作人去城外燕京大學沈士遠教授家聚會。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與李葆華是同學，便邀請他一起前往。晚上，李葆華住在清華大學李樂光處，兩人下圍棋，沒有回城。而就在當天，李大釗及家人被捕。4月7日，李大釗被捕的消息見報。孔德學校的高年級學生沈尹默讀報大驚，急忙打電話要哥哥沈士遠保護好李大釗的兒子李葆華，叫他千萬不能進城。幾天後，他又將李葆華轉移到燕京大學教授馬鑒家。但是，沈尹默還是不放心，就請周作人負責藏匿。周作人慨然答允，乘到燕京大學上課回城之機，將李葆華藏在車中，帶進城來，然後，把他安置在西城八道灣11號家中最後一進的東廂房中。李葆華在周作人家躲藏了一個多月之後，沈尹默等人設法將他化名“楊震”，並送他去日本留學。

與傅作義在水電戰線上

1951年暮春三月，天氣乍暖還寒。為了根治淮河，他和傅作義部長，親自到深山大河實地考察了半個多月。那時新中國剛剛建立，別說暢行無阻的“高速”沒影兒，就是像樣的公路也少得可憐，淮河上的橋樑也寥寥無幾。

兩位部長雇上私人一葉木舟，順江考察。李葆華總是小心翼翼，先扶年邁的傅部長上船。船家晃晃悠悠地撐船，他們在船上邊看地圖邊觀察地勢水流，技術人員不斷拍照、記錄。遇上小雨，就撐上一把油紙木傘……進入安徽省后，淮委會得知兩位部長的行程，連忙從蚌埠派船來接迎。他們繼續催舟東渡，在到洪澤湖途中受阻，窮山惡水地形險峻，兩位部長攜手徒步而行，後面警衛人員從山民家租借幾頭毛驢，馱著行李書籍用具。

他們沿著崎嶇沙石羊腸小道，邊爬山邊查看地形，此時傅部長已年過花甲，身體發福、胖大，不時氣喘吁吁，汗滴不斷。李葆華部長不忍心，請傅部長先坐毛驢歇歇。可是傅部長拄著竹杖笑哈哈地說：“我能堅持，慢慢爬就是了，小毛驢也很可憐，我這麼重，它受得了嗎？”兩位部長和隨從人員都大笑起來。笑聲振動了春天的深山。

返京不過一個禮拜，有根有據的翔實調查報告就送到了國務院，經周總理滿意簽閱，又速送到了毛澤東手裡。毛主席、周總理根據水利部和專家意見，批准了治理淮河的方針是：“蓄泄兼籌”，也就是雨季能蓄水，旱季能放流灌溉。在水利部的領導下，歷史上最大的治理工程緊鑼密鼓地開工了。

李部長不但自己深入到各個水庫視察指導，一次還陪淮委主任譚震林副總理到了佛子嶺水庫工地。當時附近沒有招待所，兩個人乾脆睡在一個潮濕的工棚里。工棚沒有防雨措施，漏雨夜兩人通宵達旦無法入睡。好在兩位也是從炮火連天的戰爭環境中走過來的，此事在他們看來也不足為奇，算不上艱難困苦。

1957年傅作義部長在山西視察水利工作時突發心臟病，從此傅部長主要養病，李部長肩上的擔子就更重了。他以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團結各層幹部，為水利事業埋頭苦幹了整整12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