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夷

清朝末年，國難深重，民不聊生，其祖父不忍全家挨餓，拼湊路費，舉家遷往馬來亞柔佛洲新山波來港拓荒，以種植橡膠園為業，過著半原始人的生活。一年後，因不堪猛獸侵擾，又舉家遷往新加坡謀生。其父既種地又拉洋車，其母既要養豬，又要做家務。生活的艱辛，使童年的倉夷養成了不怕困難，熱愛勞動，辦事勤快的良好習慣。

倉夷聰穎好學，到了學齡，父母先送他念私塾。在私塾里，他最用功，書念得最好。後來他先後考進新加坡光洋小學和新加坡華僑中學。由於家庭貧困，他只能邊念書，邊擠時間給一家商店記賬、打短工，賺點錢補助學費。他勤奮刻苦學習，各門功課成績都很好，經常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讚揚。倉夷興趣廣泛，練就一手好書法，寫起對聯，路人讚不絕口。他在課餘時間，博覽群書，對中國歷代英雄譜、國內外名著等，無不涉獵，使他從中受到啟迪。他經常給家裡人和學友們講岳飛“精忠報國”、祖國山川名勝以及除惡揚善等故事，使聽者獲益匪淺。

民國26年，年僅16歲，正在初中二年級念書的倉夷，被“蘆溝橋事變”的炮聲驚動，他懷著一顆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放棄學業，告別親人，回到了祖國。倉夷回國后，過了兩年流浪生活，目睹日本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於民國28年，奔赴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參加了革命。從這年4月起，他先後擔任晉察冀邊區政府辦的《救國報》和民族革命通訊社記者。翌年冬，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民國30年1月，轉任《晉察冀日報》、新華社晉察冀總分社記者。

倉夷在邊區工作的7年裡，經常在槍林彈雨中採訪，又經常深入到各區、村，與幹部群眾生活在一起，和抗戰軍民結下了同生死的戰鬥情誼，寫下了大量有血有肉、動人心魄的通訊和報道。他寫的《平原青紗帳戰鬥》、《平原地道戰》、《幸福》、《婚禮》、《爆炸英雄李勇》和《反掃蕩》等通訊和報告文學，極大鼓舞了邊區軍民的抗戰鬥志。民國31年“五·一”反掃蕩后，他採訪了在這場殘酷的戰鬥中最英勇的模範連隊，寫下了4萬多字的報告文學《紀念連》。這篇作品在《晉察冀日報》上連載7天，受到冀中軍區首長的嘉獎。周揚稱讚倉夷是晉察冀邊區最年青、最優秀的新聞記者和報告文學作者之一。

倉夷奮不顧身的工作作風和出色的工作成績，受到邊區軍民的稱讚。邊區軍民都敬重和愛戴他，民國35年解放區選舉人民代表時，他被選為察哈爾省代表，新華總社任命他為特派記者。

抗日戰爭勝利后不久，共產黨參加了在北平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並創立了新華社北平分社和《解放》三日刊。民國35年2月，倉夷奉命走上新的崗位，來到國統區北平擔任記者。新的工作環境，鬥爭更尖銳複雜。當時國民黨北平當局，大肆限制《解放》刊物與人民的聯繫，布置特務、暗探，跟蹤記者。倉夷運用巧妙的鬥爭方式，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有一次，國民黨特務機關出動大批人馬，氣勢洶洶地要查封《解放》三日刊。倉夷既機智地通知北平“軍調部”的中共代表團，又及時拍下一個特務頭子指揮行動的醜惡嘴臉，充分揭露了敵人的陰謀破壞活動。時過不久，國民黨向解放區大舉進攻，並對各大城市實行恐怖政策，新華社北平分社和《解放》三日刊等被無理封閉，倉夷也被迫從北平撤回張家口。

民國35年7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向冀東解放區的安平鎮發動了直接武裝進攻，又造謠是人民解放軍攻擊了美軍，從而釀成了所謂“安平事件”。消息傳來，全國震動。為了弄清真相，“軍調部”成立了第25執行小組，進行對“安平事件”的調處。倉夷與另一記者肖殷，奉命於8月8日由張家口乘飛機趕赴北平，參加該小組的採訪活動。由於該機場被美國人控制以及美軍駕駛員的有意刁難，他們只允許肖殷一人上機，倉夷無奈只得改乘從張家口到大同，再趕當天由大同去北平的班機。就在倉夷在大同短暫候機停留期間，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預謀誘騙，秘密殺害於山西大同馬蓮社西渠溝里，年僅25歲。

為了緬懷烈士的豐功偉績，在倉夷犧牲40周年的1986年，中共山西大同縣委、縣人民政府在倉夷犧牲的地方，建造了“倉夷烈士紀念碑”。並於這年8月15日，隆重舉行烈士紀念碑落成揭幕典禮，以慰先烈，以昭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