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西南局
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區的代表機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黨中央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進行各項社會改革，恢複發展國民經濟，穩定社會秩序，決定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仍沿用革命戰爭年代的大區制度。為加強黨對各個大區的領導，於各大區所在地設立中共中央的代表機關——中央局。中共西南局成立於1949年7月，撤銷於1954年12月。
鄧小平
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西南局第一書記，劉伯承為第二書記，賀龍為第三書記；同時任命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賀龍為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為政治委員，分別統籌進軍西南和管理建設西南的黨政軍工作。
中共西南局
1949年11月9日，鄧小平在軍隊幹部會上傳達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精神和毛主席、黨中央的有關指示，作戰局形勢報告，要求全體幹部戰士，發揚二野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防止驕傲自滿和貪圖享受的情緒，掌握政策，為西南人民多作貢獻。1949年11月21日，劉、鄧首長向四川、貴州、雲南、西康4省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忠告，要他們停止抵抗，聽候改編。
劉伯承
西南局成立后，配備了西南各省市的幹部，組建西南公安部和重慶市軍管會公安部的領導和接管班子，制定《接管重慶市治安肅特工作計劃》（草案）和入城后的工作、方針、任務、步驟。1949年11月26日，劉、鄧首長在常德向二野第三兵團和四野第四十七軍一部，發出“關於速殲長江南岸之敵，相機佔領重慶”的指示。這一指示發出前後，二野部隊在常德人民的熱情歡送中離開常德，向西南挺進。第十軍於1949年10月31日從桃源出發，沿川黔公路，經沅陵、鳳凰，1949年11月11日解放貴州銅仁。第十二軍於1949年11月1日從石門出發，經慈利、大庸、花垣，9日解放四川秀山，10日攻佔酉陽。第十一軍於1949年11月2日從臨澧出發，經慈利、桑植西進，配合友軍殲滅龍山、來鳳之宋希濂第一一八、第五十軍。
11月下旬，二野主力向川東南、黔西北迅猛推進。為及時指揮部隊作戰，1949年11月28日，劉、鄧率二野前指離開常德，沿川黔公路向重慶方向轉移。留守常德的二野幹部戰士亦於12月份離開常德。至此，常德人民圓滿完成了迎送二野集結整休、挺進西南的光榮任務。鄧小平在常德日理萬機期間，還非常關心和及時指導常德的工作，注意了解新區開創工作情況。他到常德不久，就聽取常德地委書記喬曉光關於常德解放后開展新區工作的情況彙報。11月11日，鄧小平在民眾戲院（現人民電影院），給常德地、市、縣與駐軍領導共1000多人參加的幹部大會，作了長達3小時的形勢報告。他首先分析全國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精闢地評述了新時期的任務和方針政策。他在講話中還肯定常德地區的新區工作經驗。他說“常德地委書記喬曉光同志到新區幾個月的時間，抓了三項主要工作：
一接管城鄉政權；二籌糧支前；三剿匪反霸。這三項工作抓對了，有成績，特別是支前工作抓得及時，保證了部隊的供給和交通運輸。
在這些開創工作中，南下幹部同地下黨同志一起通力合作，初步打開了新區的局面。這些具體經驗，對西南新區工作是值得參考的。”在講到幹部問題時，他指出：聽說常德地區南下幹部很多，地、縣、區三級領導班子齊全，連縣的部長、局長、幹事、科員和區里的書記、區長、助理員等都基本上成套配備。
幹部多、班子齊，這有好的一面，可是，西南地區別說區委的班子，連縣的班子還沒有配齊，這也有好的一面，可能被迫走個正確道路，這就是積極培養，大膽起用地方幹部。鄧小平用這種巧妙的方法，給常德地區要大膽培養起用地方幹部作了明確的指示。
重慶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進駐重慶辦公，先後設立的內部組織主要有：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財經委員會(后改為財經工作部)、紀律檢查委員會、職工工作委員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婦女工作委員會、農村工作委員會(后改為農村工作部)、外事委員會、保密委員會、黨校、西南日報委員會、西南工作雜誌委員會、文教工作組、人民武裝委員會、國際指導委員會、民族工作委員會、直屬機關委員會等。
鄧小平、劉伯承調中央工作后，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又決定宋任窮、張際春、李井泉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副書記。此時，正是西南地區社會經濟發生巨大歷史變革的重要時期，中共西南局在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各項方針政策的同時，還結合西南地區的實際，創造性地制定、頒布了一系列符合西南地區實際情形的方針路線、法規法令、政策措施，全面領導了西南地區的各項重大運動及和平解放西藏的鬥爭，對西南全境的解放、人民政權的建立、社會經濟秩序的恢復和發展、各民族間的團結與進步，都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以適應國家的計劃經濟建設，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的重大決定。
1960年10月，恢復中共中央西南局，李井泉擔任第一書記。書記處書記李大章、廖志高、閻紅彥、張經武、周林、于江震、閻秀峰.
1966年，中共中央西南局取消。
中共西南局在準備解放西藏方面的工作是卓越的。他們在承擔了中央交付的經營西藏的任務之後，即迅速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展開了積極的雙重準備：一方面確定進藏部隊及其軍事首長，籌劃武裝開進西藏所需的諸般物資，一方面努力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各種可能。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草擬了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的十項條件。毛澤東逐一進行了審核和修改，並經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予以同意。
徠這十項條件的具體內容為：①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族來。②實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③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賴活佛之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④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⑤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⑦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⑧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領導人員採取協商方式解決。⑨對於過去親英美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他們脫離與英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一律繼續任職，不究既往。(10)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人民解放軍的經費，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人民解放軍實行買賣公平。
以上談判十條，充分體現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和高瞻遠矚的眼光。為了祖國的統一、各族人民的團結，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讓步，尊重歷史、照顧現實。
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在1950年7月解釋說：“對於我們提出的十條，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覺得太寬了點。就是要寬一點，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騙他們的。因為這個政策符合他們的要求，符合民族團結的要求。”
除因鞏固國防的需要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外，西藏的政治、經濟、宗教、風俗文化等所有的一切，事實上全部維持舊觀。
賀龍在西南局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一九五零年二月八日）
賀龍
第一、關於改造九十萬起義投誠人員問題。他們之中有胡宗南的副長官裴昌會②的部隊，有西南“剿共”游擊司令王纘緒的部隊等等。我們已把這批部隊集中起來，他們對共產黨的改造，表面上表示“歡迎”，但實際上“哭臉來把笑臉裝”，內心是很不情願的。所以，有的說：“我當了三十來年軍閥，現在作了階下囚”，表現很傷心。有的說，他的軍已有三十多年歷史，被共產黨去改造感到痛心，並表白自己過去對各黨派都有幫助。有的在發起義通電和簽字時流著淚，表明他起義是迫不得已的。還有的說他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一貫進步，對中國共產黨很同情。他們共同的特點是：一方面都以起義有功自居，企圖以此為資本，保持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對共產黨改造他們的部隊表現消極甚至抵觸。再加上國民黨特務和反動軍官的破壞，所以對這九十萬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改造，是一項十分複雜和艱巨的任務。
西南局對改造起義投誠人員的指示很明確。首先，要把我們黨的方針對這些人講清楚：第一、你們過去對人民是有罪的；第二、共產黨無個人恩怨；第三、要從組織上、思想上按照解放軍的標準徹底改造；第四、在政治工作制度上，政委有決定權。要實行軍事民主、政治民主，這是人民軍隊與舊軍隊的不同之點。總之，我們對起義投誠人員，無論是個別談話，還是開大會小會，要反覆宣傳黨的方針，並向他們指出：政治改造是痛苦的，進步慢則痛苦的時間就長，進步快則可以縮短痛苦的時間。有的起義將領對我們的改造有抵觸，開始故意穿得破破爛爛，當我同他談了第五次后，他開始轉變了，之後頭髮也理了，好衣服也穿起來了。有的起義將領開始還帶鋼盔，有的穿得比街上擺攤的人還難看，真是無奇不有。他們為什麼這樣做？這表明他們原有的階級立場還沒有改變，在談話中也表明了這一點：有的說：“共產黨要打亂血統③，首先把我的打亂；有的說：“劉先生④來我相信，賀先生⑤來有點怕，徐先生⑥來不歡迎”。還有的對他部下講：“共產黨殺人，我挨第一刀。你們挨第二刀。”上述言論，都暴露了他們的階級本質。所以，對起義投誠人員的改造，也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有人在廣安就有三千人的血債。如果不首先把下面的起義部隊抓緊，就談不到對他們的改造。
其次，選擇好先從哪個部隊開始改造？我們利用起義部隊之間的矛盾，首先，改造王纘緒的部隊。我對王講：“你很有功，有功必有獎，但我只能作穿針引線的人，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但你的部隊必須改編。”這樣，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⑦也不會恐慌。第二步，改編川鄂綏靖公署楊森的部隊。第三步，開大會把改編的部隊調開，一是便於解決糧食問題，二是有利對起義部隊的改編。我十八兵團原有九萬餘人，一下擴大到二十幾萬人，無法熔化，後來照西南局指示分成兩股。最後，改編裴昌會兵團，我們派了一個工作團，由黃陵青同志帶領三四百名幹部到裴兵團去，由一野副參謀長李夫克帶領軍政幹校的三四百名幹部，到董宋珩⑧那裡去。我們發了兩個命令：第一、明確職權，給予軍代表很大的權力。明確規定：軍事代表不簽署，對上對下皆無效。軍代表可以直接召開軍官會議。第二、部隊中建立戰士委員會，取消反動組織，特別是取消特務的政治工作，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第三、要建立一套組織。特別是對電台，政治機關要把所有電台人員集中起來訓練，並割斷他們的橫向聯繫。向劉、潘、鄧的部隊也派去了我們的軍代表。根據我們的工作實踐證明，西南局對改編起義部隊的方針是正確的。同時，我們在今後的工作中，必須注意克服急躁和怕麻煩的思想，其表現是：一部分同志感到與起義部隊在一起搞不慣。一部分同志主張把偽軍官拉出來，或要槍，或要人，簡單從事，這兩種思想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應該了解，改造好舊軍隊，特別是改造好那些土匪武裝，的確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改造它，讓他們流散到社會上去，有的會變成新土匪，就會妨礙社會治安，影響群眾生產。大仗好打，小仗難打。我們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如對改造起義投誠部隊的工作搞不好，就會給我們今後的革命工作帶來損失。
第二、關於接管成都問題。我們對城市工作缺少經驗，幹部多是農村或小城市來的。第一無經驗，第二與舊職員搞不來，有的同志認為“最好是一腳踢開，我來。”以後經過開會批評，這種思想慢慢克服了。接管對象有偽國防部一部分及省的一部分，省的歸軍管會接。接管要有重點，銀行及造幣廠應首先接，其他如學校等可慢一點。已接的差不多了，二月間可以大體接管完畢。
川北部隊很少，情況了解不多。西康才派人進去，還須與劉文輝談判，我同他談了三次，廖志高⑨同志談了二次，最後他才同意把政權交出來。川西在二月份已把工作重點轉入農村。對成都的特務還未開始抓。總之，大亂子未出，小亂子不斷。
第三、關於公糧問題。接西南局指示后，曾作了調查研究。有人反映，廣元城郊不出糧食，川北對糧食問題有講價錢的味道，但執行西南局指示無問題。川西搞了個征糧條例，經西南局批准后，一公布馬上就有反映。首先楊尚倫反映公糧重，因他是代表地主“國大代表”，所以，對他反映並不怕。但是黨內一老同志張秀淑也有反映，雖然尚未聽到農民的呼聲，卻引起了我們的重視，便組織幾批同志下去調查。一號已回來一個組，據說按一般的比例，農民是交得起公糧的，但顧慮是一下交不出來。灌縣有二個村，一個村地主交百分之四十幾，另一個是地主超過了百分之五十。如講民主評議，則川西的糧食是可以拿出來的。西康的糧食，曾和劉文輝談了一下，他也搞不清楚能出多少，總之，比較困難。
征糧是件很大的事情，搞好了，今後困難就少，財政、生產等問題都可解決，否則就會增加我們困難。走群眾路線，民主評議是個很好的辦法，不但完成了公糧，而且發動了群眾。另外保管也是個大問題，要把倉庫、口袋、生蟲子、老鼠吃等等問題解決好，把消耗減到最少。一顆小米須經十八道手續，因此要加以愛護，防止損失。
第四、關於軍隊工作問題。西南局提出反傾向鬥爭。十八兵團某些方面比較嚴重。有的說：“我們對上級對得起，就看上級對我們怎麼樣?”在大陸戰爭結束后，他們還覺人少了，你要二千萬人幹什麼用？過去戰爭時期我們拚命的擴建部隊，壯大野戰軍，但今天還要這樣多的部隊如何養的起？不是要擴大，而是如何減少軍隊的問題。到西康去的同志沒有生根的打算，我要求去的幹部要作二十年的準備，因為去的越久，就能學到更多東西，比新調去的幹部要好得多。有的提出到成都的是一等軍，到川北的是二等軍，到西康去的是三等軍。這是根據生活條件提出來的。此種思想不克服，對工作會有妨害，人雖然在西南，心還是水上浮萍，未紮下根。這次會開的很好，我們要很好教育幹部扎—下根、安下家，西南就是家，只有下決心好好作工作，才會作出成績。
第五、關於進軍西藏問題。正如小平同志說的，我們對西藏的情況很生疏。我曾找一些人談了一下，其中有道士、和尚、博士、留洋學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了一些情況，有些情況很有用。從已了解到的情況看，有兩個問題最困難：第一個是運輸問題，要比用兵困難好多倍。地是冰凍的，雪很厚，卡車很難進去，好的卡車一小時只能走五公里。修路須有特別工具，路比崖還堅硬，路修不起來，運輸就很難解決，因此，對修路及運輸要有一個長遠計劃。據了解，西藏還有帝國主義勢力，故兵可以多去點，但要精，電影隊、劇團等可以慢點去。多路進軍也是一個辦法，可能比較容易些。接濟沒有問題，但有的東西可能搬不進去。第二是政治問題。情況了解得太少，這個人這樣說，那個人又那樣講，因此，要組織一個學習委員會，把對邊疆有經驗的人組織在裡面，集中學習民族政策約法八章。同時，準備藏文的宣傳品。他們對民族問題有些意見，首先要把國民黨的漢化方針丟掉，國民黨要夷人變為漢人的政策是失敗的。其次是國民黨放官放大了，卡不住了。第三是政權未弄清楚，他是政教一體，政為教服務。一般農民無地位，當了喇嘛后才有地位。政教分開的提法不好，還是提信仰自由為好。西藏有的人文化水平很高，有的還懂英語，英國在那裡培養了幾千青年，他們把老年人抬起來，而實權在青年手裡，所以主要是政治問題。我們必須把以上兩個問題很好解決，如果搞得不好，還要被打出來的。
第六、關於財政問題。節衣縮食的口號要提出來，成都公教人員生活水平最低，十分艱苦，開座談會時，他們向我們訴苦，結果我向他們訴了一頓苦，因此，要提出過“節衣縮食”的生活。財政搞不好，其他一切問題都不好解決。但西南地區地廣人多，只要我們把工作做得好，財政問題也是容易解決的。
鋪攤子安家，首先要解決幹部問題，有兩個來源：一從軍隊中調，只要西南局作了決定，保證不講價錢，無論從三五兵團或十八兵團調都行；二是從川西北軍政委員會調。
我聽了小平同志的報告後有兩點感想：第一是方針明確；二是堅決。這表明我們西南局的領導很強。
我堅信有了西南局正確領導，西南地區的工作一定能做好。
由於重慶是當時的西南大區所在地，是大區直轄市和中央直轄市，因而設於重慶、冠以“西南”二字的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政(行政)委員會外，還有眾多的西南大區一級的機關、團體、學校、商場設於重慶，如1950年2月22日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鄧小平，1955年5月撤銷)，以及此後成立的“西南人民紡織公司”、“西南人民廣播電台”、“西南人民圖書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西南團校”、“西南師範學院”、“西南人民出版社”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西南全區性的各種會議在重慶召開。
所有這些都表明：解放初期的重慶，繼承了其歷史上作為西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方面的中心地位，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依然發揮著其西南地區中樞與核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