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

宣統二年（1910年），十二歲的豐子愷入石門灣西溪小學。豐潤（豐子愷原名）進入新式小學讀書後，其老師將“潤”字改為“仁”字，說浙江官話中“仁”與“潤”差不多，“仁”在字意上與“慈玉”的“慈”接近些。父母也沒有反對，豐潤於是改名豐仁。豐子愷從小喜歡繪畫，尤愛臨摹《芥子園畫譜》。

豐子愷很早就結婚，娶了崇德縣望族之女徐力民為妻。徐力民的父親徐芮蓀曾任督學，很多年前讀到豐子愷參加小學會考的作文，一讀傾心，十分賞識這位後生晚輩的才華。得知他是當地名人、晚清舉人之子，便希望將女兒許配給他。豐子愷的寡母擔心自家財力單薄，恐門第不當，但徐多次說親，顯示出十足的誠意。於是，豐子愷十六歲（1914年）便與18歲的徐力民定了親。早年求學之後，兩人完婚。

民國三年（1914年），豐子愷到杭州投考，考前母親為他準備好糕和粽子（“高中”之意），后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現杭州師範大學），從李叔同學音樂、繪畫，從夏丏尊學國文。同年2月首度發表作品。在預科班二年級時，上李叔同教授畫石膏像課，豐子愷沉迷其中，畫藝進步很快。在李叔同的指點與鼓勵下，豐子愷一方面努力寫生，一方面觀摩西洋名畫，並學習繪畫理論。也向李叔同學習音樂，苦練鋼琴。李叔同對豐子愷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豐子愷的另一位老師是夏丏尊先生，他為豐子愷打下了堅實的文學基礎與從事文學翻譯的功力。夏丏尊當時在第一師範本任舍監一職，后改任為國文老師。

求學期間，豐子愷因善於寫文章，國文常得第一名，很受老師單不庵的器重。單不庵覺得在“豐仁”這個單名之外應該有一個雙名，因此給學生取號“子愷”。豐仁從此以號易名，並以此名傳世。

民國六年（1917年），豐子愷與同學組織桐蔭畫會，並加入研究金石篆刻的東石社。

民國七年（1918年），豐子愷首度發表詩詞。

民國八年（1919年），豐子愷從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后，只身前往上海，與同學數人發起組織“中華美育會”，編輯出版《美育》雜誌，並創辦了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圖畫、音樂、手工藝各科的藝術師範學校——上海藝術專科師範學校。同年，豐子愷與畫會同仁舉辦第一次作品展。

民國十年（1921年），豐子愷賣祖產，並向姐夫借了四百元錢，到東京展開他的留學生涯。他在東京做短期進修。4個月後，他拉完了三冊提琴練習本和幾個輕歌劇曲子。美術方面，豐子愷專攻炭筆畫。某日，他在舊書攤上看到《夢二畫集·春之卷》，其作者竹久夢二是日本一位自學成功的畫家，專攻簡筆漫畫，自成一家。豐子愷認為，這些畫作簡直就是“無聲的詩”。從竹久夢二的作品中，豐子愷找到了日後美術的途徑。豐子愷在日本遊學10個月，盤纏用盡后不得已返國。

民國十一年（1922年），豐子愷開始漫畫創作，為中國漫畫藝術的先驅，漫畫造形簡約，畫風樸實，饒富童趣，在眾多畫家中，獨樹一格。曾先後在香港、台灣及各地舉辦畫展。

豐子愷平日在上海藝術專科師範學校教學之餘，從事英、日文的翻譯工作。豐子愷創作漫畫的動機，先是因校務會議過於無趣之餘，他便觀察同事不同的姿態，回宿舍后畫成圖稿，頗覺有趣，便開始嘗試其他內容。朱自清與俞平伯合辦一份刊物《我們的七月》，他便向豐子愷要了張畫，刊登在民國十三年（1924年）的期刊上。那一幅圖畫題目為“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辦《文學周報》的鄭振鐸的注意。

民國十四年（1925年），《文學周報》開始連續刊載豐子愷的畫作，鄭振鐸給這些畫定了“子愷漫畫”的標題。畫作發表后，一舉成名，俞平伯、朱自清、鄭振鐸、朱光潛等學者都對他推崇不已。其後，豐子愷在《文學周報》上陸續發表了《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翠拂行人首》等抒情意味濃厚的畫作，並冠以“漫畫”的題頭，自此中國才開始有“漫畫”這一名稱。豐子愷也成了中國漫畫創作的鼻祖。

民國十五年（1926年），創辦開明書店。民國十六年（1927年），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法名嬰行，於上海參加創辦立達中學（後為立達學園）。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十一月，豐子愷率全家逃難，從故鄉出發，經江西，到達湖南長沙，后遷廣西桂林。抗戰期間，豐子愷畫了很多描寫苦難的戰爭主題的漫畫，種種慘狀令人不忍目睹，期盼著勝利的這一天。

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39年到1942年），豐子愷追隨西遷中的浙江大學輾轉遷移，先後執教於廣西宜山和貴州遵義，為浙大師生講授藝術教育和藝術欣賞等課程。民國三十年（1941年），在遵義繪成《子凱漫畫全集》。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秋，豐子愷到達四川重慶，任教於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一年後辭職，在家著述為生。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豐子愷激動不已，特意做了漫畫《勝利之夜》，描繪了一家人歡樂的情景，喝下了久藏的兩瓶茅台。抗戰勝利以後，豐子愷回到杭州定居。

1949年，豐子愷到香港舉行畫展，后一直住在上海。

建國以後，豐子愷主要從事翻譯俄文與日文的文學作品，並歷任上海市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市美術家協會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文學藝術家聯合會副主席。 1960年，上海市中國畫院成立，他擔任首任院長。

1953年，豐子愷與錢君陶、章錫琛、葉聖陶、黃鳴祥等集資在虎跑後山為弘一大師建造了一座舍利石塔，每年都來祭掃。

1961年到1965年，他翻譯日本古典名著長篇小說《源氏物語》，幼女豐一吟協助。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豐子愷蒙受屈辱，背著莫須有的罪名，遭批鬥、迫害，摧折他的身心。漫畫天生具有幽默、諷刺、針砭現實的特徵，因此，擔任美協上海分會主席和上海畫院院長的豐子愷，首當其衝地成了上海美術界的討伐重點。

1967年，出版《打豐戰報》，出版方為“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打倒美術界反動學術權威豐子愷專案小組”，八開四版小報。在“批判毒畫毒文合輯”一書，批判了《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代畫》《元旦小感》《我作了四首詩——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的講話》《阿咪》等。

“批判毒畫毒文合輯”中發表了《豐子愷反革命猙獰面目的大暴露——評〈阿咪〉及其插圖》一文，認為豐子愷寫兩隻貓——小白貓“阿咪”和黃貓“貓伯伯”——“是在影射和攻擊，是在借題發揮”，“竟至於瘋狂到影射、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因為豐子愷寫到，他給黃貓起了個名字“貓伯伯”，並且加註道：“伯伯不一定是尊稱。我們稱鬼為‘鬼伯伯’，稱賊為‘賊伯伯’，稱皇帝為‘皇帝伯伯’。”

1973年早秋時節，豐子愷在弟子胡治均的陪伴下，最後一次來到杭州。同年，在秘密的情況下，豐子愷將《護生畫集》第六集100幅畫稿提早畫完，在1979年由廣洽法師出版。

1974年1月，豐子愷在家重譯日本夏目漱石的短篇小說《旅宿》，這時候，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2月15日，江青等指示中國美術館舉辦所謂“黑畫展”，批判周恩來組織創作的二百一十五幅出口畫，上百名畫家受株連（包括豐子愷）。豐子愷不顧“四人幫”的迫害，仍堅持作畫，並從事翻譯。

1975年8月，豐子愷癌症病發，9月診斷為右葉尖肺癌。后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惡化，同年9月15日12時8分在上海華山醫院急診觀察室逝世，享年77歲。

直到1978年6月5日，豐子愷才被平反，書面通知送交長子豐華瞻。 1979年6月28日，在上海龍華公墓大廳舉行了豐子愷骨灰安放儀式。中共上海市委宣讀了為豐子愷徹底平反的決定。

1975年9月15日逝世。

《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行書七言聯》《清波盒》等。

《音樂的常識》 、《藝術教育ABC》、《構圖法ABC》、《西洋畫派十二講》、《藝術趣味》、《漫畫的描法》、《繪畫與文學》等

《一輪紅日高高升起》《撲蝶圖》《風俗漫畫書法八幅》《置酒慶歲》《無量壽佛》《沽酒人家》《幾人相意在江樓》《千家山郭靜朝暉》《生活小品（四幅）》《衍園課子圖》 等。

人道是豐子愷有一副菩薩心腸，這話可不假。豐子愷是篤信佛教的，他是一位虔誠的居士，一生都苦口婆心地勸人們護生戒殺。豐子愷為什麼篤信佛教呢？他既是受了弘一法師的影響，而更主要的是受了父親的熏陶。在作為佛教居士之後，更加愛好放生。他繪有《護生畫集》六集，流傳於世。每年農曆四月初八相傳是釋迦牟尼誕生日，佛教徒習慣在這一天放生。豐子愷在每年這一天，買來螺螄蜆蚌魚蝦，帶領子女一同去放生，就是平日，也不時親自放生。

藝術家豐子愷愛子女是眾所周知的，他的許多漫畫作品直接就以他的子女作描繪的對象，比如《瞻瞻的車》畫的是他的長子，《阿寶赤膊》描的是他的長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豐子愷自然也知道真正愛孩子是要讓他們受教育，所以，他對孩子的讀書學習極其重視。豐子愷愛子女，而他的子女也十分爭氣，他的3子4女中，皆學有所成：長子豐華瞻攻比較詩學，現任上海復旦大學的教授；次子豐元草長期從事音樂出版，任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編輯；幼子豐新枚通數國語言，任海外專利代表；長女豐陳寶，中外文水平俱佳，曾任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次女豐宛音多年從教，長期供職中學；幼女豐一吟多才多藝，文學、書畫、翻譯兼通，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另有一女豐寧欣，雖非親生，但豐子愷視同己出，此女亦曾在杭州大學數學系任副教授。

片片落英，含蓄人間情味

現代畫家、文學家、藝術教育家。早年曾從李叔同學習繪畫、音樂，深受其佛學思想影響。五四后，開始進行漫畫創作。早期漫畫作品多取自現實題材，帶有“溫情的諷刺”，後期常作古詩新畫，特別喜愛取材兒童題材。他的漫畫風格簡易樸實意境雋永含蓄，是溝通文學與繪畫的一座橋樑。豐子愷出生時，他的母親已生了六個女兒，他是家裡第一個兒子。因為父親也只有一個妹妹，他便是豐家煙火得繼的希望，備受珍惜。父親為他取乳名為“慈玉”，他確實是家人眼中的寶玉，祖母溺愛他，父母、姑姑疼愛他，姐姐們憐愛他，連家裡染坊中的夥計們也喜歡他。豐子愷自小便被包圍在脈脈的溫情中，這種溫情後來跟隨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總是以溫柔悲憫的心來看待事物；發散在他的筆下，就變成平易的文字和純仁的畫風。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著人間的情味。——俞平伯評豐子愷

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藝大師

我國現代畫家，散文家，美術教育家和音樂教育家、翻譯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藝大師。解放后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美協上海分會主席、上海中國畫院院長、上海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等職。被國際友人譽為“現代中國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豐子愷風格獨特的漫畫作品影響很大，深受人們的喜愛。他的作品內涵深刻，耐人尋味。他去世已多年，遺留給後人以豐富的藝術遺產。豐子愷的漫畫可謂別具風格，他有著國畫的深厚根基，寥寥幾筆，就勾勒出生動的圖像。特別是他取材多是人世間的辛酸事，為勞苦大家抱不平，因而他的漫畫深受人們所喜愛。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

早在二十年代，組織發起“中華美育會”。創《美育》雜誌。創辦了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圖畫、音樂、手工藝各科的藝術師範學校——上海專科師範學校。出版了《藝術概論》《音樂入門》《西洋名畫巡禮》等著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達一百八十多部。1943年起結束教學生涯，專門從事繪畫和寫作。陸續譯著出版《音樂的常識》《音樂入門》《近世十大音樂家》《孩子們的音樂》等面向中小學生和普通音樂愛好者的通俗讀物，為現代音樂知識的普及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解放后，曾任上海美協副主席，上海對外文化協會副會長，上海畫院院長。他的繪畫，文章在幾十年滄桑風雨中保持一貫的風格：雍容恬靜，其漫畫更是膾炙人口。豐先生作品流傳極廣，失散也很多，就是結集出版的五十餘種畫冊也大多絕跡於市場，給讀者帶來極大遺憾。

豐子愷的散文，在我國新文學史上也有較大的影響。主要作品有《緣緣堂隨筆》《緣緣堂再筆》《隨筆二十篇》《甘美的回憶》《藝術趣味》《率真集》等。這些作品除一部分藝術評論以外，大都是敘述他自己親身經歷的生活和日常接觸的人事，表現濃厚的生活情趣。有《手指》《白鵝》《竹影》《山中避雨》《給我的孩子們》《黃山松》《雲霓》《送考》8篇文章入選小學、中學、高中重點課文、選修課文和略讀課文，這在中國文學作家中是不多見的。

有思想的書法家

書法具人間情味。古人曾云：“未入深山，焉聞鷓鴣？”品賞豐子愷先生的書法，我們要重真跡，重淵源，重揣摩，重體驗，若僅從印刷品上冒然決斷，難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豐子愷先生的書法從筆調上看，他並不刻意表現軒昂大氣，更不故意著手凌厲鋒芒、豪放粗朴，甚或粗頭亂服。

與那些假、大、空的書法相比，他更注重的是小、巧、精、秀、拙，表現出書法創作中的抒寫真情、真趣，若孩童般的天真、自然。作品圖中如“譽、唯、仁”等字的處理，既天真活潑，又不失古法。他把六朝人的經體書法及北魏墓誌書法寫活了，在運筆中，滲入行書、小草，尤其是章草筆法的自然流露，使原本明顯有楷化傾向的筆畫頓然生出映帶、簡化，平易而明快，充滿了音樂的節律，簡直如跳動的泉水，叮咚而下，令人稱奇。

豐子愷先生以漫畫聞名於世，但他對書法的看重和自許遠在漫畫之上。他曾說：“書法是最高的藝術……藝術的主要原則之一，是用感覺領受。感覺中最純正的無過於眼與耳。訴於眼的藝術中，最純正的無過於書法，訴於耳的藝術中，最純正的無過於音樂。故書法與音樂，在一切藝術中佔有最高的地位。”豐子愷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藝術家，他的書法，是有思想的書法，其宏大氣度，蘊含於毫芒之間，其爛漫氣質又流露在造型結字之內。他的書法源於北魏，兼及章草。風格的形成，既緣師門的影響，也有對現實世界的感悟。首先，李叔同先生在書法上對他的影響極大，據豐子愷先生在文中記載，其求學期間，曾在李叔同先生的指導下，很認真地臨摹過《張猛龍碑》《龍門二十品》《魏齊造像》等碑刻書法。其次，豐子愷先生年輕時也非常服膺於馬一浮的行書，據載，某次豐子愷先生坐船回家，船頭所掛帆布上有馬一浮先生手書，異常瀟灑倜儻，喜愛之極，或有摘下私藏之思。而馬一浮先生的書法就是魏碑與二王行書結合的典範，豐子愷先生後來書法的走向或與此有很大淵源。與豐子愷先生同時代的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曾說：“書畫在中國本來有同源之說。子愷在書法上下過很久的工夫。他近來告訴我，他在習章草，每遇在畫方面長進停滯時，他便寫字，寫了一些時候之後，再丟開來作畫，發現畫就長進。講書法的人都知道筆力須經過一番艱苦訓練才能沉著穩重，墨才能入紙，字掛起來看時才顯得生動而堅實……”再則，就豐子愷先生的漫畫整體布局和內容要旨而言，如果沒有了題畫之書，題畫之妙句的配合，絕對不會有現今大家公認的成就。我們在看了豐子愷先生的漫畫及題款后，無不欽佩其書法風格與漫畫的和諧一致、珠聯璧合，我們不妨把他的書法和漫畫比作一母同胞之孿生兄弟。

書風“尚質”“崇妍”。書法，粗略地分，大致有兩種風格，一種“尚質”為主，另一種“崇妍”為主。前者追求質樸自然之美，富有“拙”趣，後者追求妍媚之美，富有“逸”趣，右軍以下，尚妍為主，清代提倡碑學，尚質之風悄然興起。其實，質與妍，好比男子漢大丈夫與嬋娟美女，是不同之美。學書之人，當順自己之氣質，導自己之性情而追求之。豐子愷先生的書法是順本身之氣質，舒自己之性情，故而味道雋永，絕無矯揉造作之態。“質”並非野辣、霸悍、粗厲、強橫；“妍”也非媚俗、輕佻、甜邪、纖弱。書法的風格儘管有質、妍之分，但大手筆往往質中有妍或妍中有質，並非單一的質或妍，這正如“真漢子未必無柔情”。而豐子愷先生的書法是質中有妍，以魏書為質，故而沉著；取章草、小草之妍，故而多情趣。紹興蘭亭書會會長沈定庵先生曾經著文，表示了他的看法：“豐先生的書法，一如其漫畫和行文，風格獨特，富有創造性。試以豐先生和別人的字幅並陳一起，讀者無需細察，即能辨認出豐先生的廬山真面目來。”沈定庵先生是從風神上界定了豐子愷先生書法的特色和地位。

遭遇迫害含恨長逝藝術大師

十年浩劫期間，豐子愷被林彪、“四人幫”加上莫須有罪名，遭到殘酷迫害，身心備受摧殘。1970年初他患重病，卧病半年。病癒后，他不顧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仍堅持作畫，並從事翻譯。但由於長期受折磨，患了肺癌。1975年9月15日，豐子愷在陰霾蔽日的情況下含恨長逝。

1979年6月28日，在上海龍華公墓大廳舉行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上海市領導同志在骨灰安放儀式悼詞中指出：豐子愷痛恨舊社會的反動統治，用美術創作來表示他的正義感和鬥爭精神；新中國成立后他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忘我地進行勞動，熱情歌頌了中國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宣讀了中共上海市委為豐子愷徹底平反的決定。

豐子愷紀念館，位於浙江省嘉興市桐鄉市石門鎮。是全國唯一的一家專職漫畫館，這裡不僅展出豐子愷本人作品及其生平介紹，還設有諸漫畫名家作品陳列室，每個展廳內容物豐富，各有特色，遊人絡繹不絕。故居“緣緣堂”始建於1933年春，是豐子愷先生積自己的稿費親自設計的，採用中國式結構，全體正直，單純明快，高大軒敞，三開間兩層建築，具有江南民居的深沉樸素之美。但1938年1月毀於日軍炮火，後來在豐子愷方外莫逆之交即新加坡佛教協會主席廣洽法師的創意和捐資下，在1985年9月15日故居“緣緣堂”才得於按原貌重建，並正式對外開放。

2018年10月10日下午，“此境風月好——豐子愷誕辰120周年回顧展”在杭州西湖南山路上的浙江美術館開幕，全面展現他的藝術人生。

2020年，國家天文台提出將小行星1998VV35命名為“豐子愷星”的申請，獲得了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該星於1998年11月9日由國家天文台發現，這天恰逢豐子愷先生誕辰100周年，而該星國際編號后四位9811，也正與豐子愷先生的出生年月（1898年11月）完全相符。

豐子愷是一個具有全面藝術修養的人物。文學、繪畫、音樂、裝幀、翻譯等。他多有涉獵，成就斐然。他是散文家，擅長兒童文學；他是裝幀設計家，善於詩意美學的設計；他是翻譯家，通曉日語，旁及英語、俄語，翻譯文學、藝術理論；他是音樂教育家，創作歌曲，編譯、著述音樂教育書籍，實踐美育；他是畫家，詩意創作，以“子愷漫畫風格”獨樹一幟。

豐子愷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名散文家。民國十四年（1925年），豐子愷與匡互生、朱光潛等在上海創辦了立達學園。這期間，他加入了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高舉“五四”文學革命旗幟，提倡為人生而藝術，主張反映人生、關心人民疾苦的現實主義文學原則。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豐子愷寫下了大量的隨筆，出版過《緣緣堂隨筆》《隨筆二十篇》《車廂社會》《緣緣堂再筆》《甘美的回憶》《率真集》《緣緣堂續筆》等多本散文集，在現代文學史上自成一格。這些作品大多敘述他自己親身經歷的生活和日常接觸的人事，行筆樸素自然，風格雋永疏朗，表達了對現實人生的思索，體現出濃厚的生活情趣。豐子愷的散文以一種特有的情調打動了無數讀者。

● 畫藝特徵

豐子愷的漫畫取法民初曾衍東（七道人），兼受日本畫家竹六夢二影響，單線平塗，用筆流暢，線條簡練，民間色彩濃。特別的是，豐子愷的作品大都不畫出臉上五官的表情，而是讓看畫的人自己推想，引人思索，這成為了豐子愷人物畫的一大特色。豐早期漫畫多暴露舊社會黑暗，針砭時弊，入木三分。後期常作古詩新畫，既幽默，又富哲理。

● 繪畫精神

豐子愷主張藝術要大眾化，要現實化，呼籲中國畫的畫家們走出古代社會。《宇宙風》創刊之際，林語堂先生向豐子愷約稿時說：“你的畫可名為人生漫畫。”於是，《宇宙風》從第一期開始連載豐子愷的“人生漫畫”，每期一題，由四幅構成，從新夫婦、旅客，到商人、醫生，畫筆觸及到了人生的方方面面，既幽默又發人深思。豐子愷把藝術注意力轉向周圍的日常事務和尋常百姓，這使他的漫畫真正受到了大眾的喜愛。

豐子愷以真誠平易的熱情將“藝術”融入到尋常生活中，情趣豐盈，內蘊精粹。他在遵循傳統詩畫觀以水墨線條為本質的前提下，融會西方的速寫與中國的詩意化，涉筆成趣，形成了既有寫實性又有抒情性的繪畫風格。他早年多取材現實生活見聞，帶有“溫情的諷刺”，後期常作古詩新畫，尤其喜愛取材兒童題材，勾畫出人情世態，意境雋永含蓄而耐人尋味。豐子愷的作品溫馨敦厚之中和精神與寧靜致遠之詩意境界，體現了他深厚的文化修養和獨特人格力量。

● 抗日宣傳

抗日戰爭時期，豐子愷編著了《漫畫日本侵華史》。在這個漫畫集中，豐子愷準備把日本侵華的每個事件——自明代時侵擾海疆，直至“八·一三”時的侵略戰爭一一畫出。這個計劃，是豐子愷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決定的。面對日寇的侵略行徑，豐子愷義憤填膺，他決定以漫畫的形式，寫出當時人民的憂慮和鬱悶，用悲憤的筆觸控訴敵人瘋狂的屠殺。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1月16日下午，豐子愷正在創作中。這時兩架日軍飛機在石門灣上空盤旋幾圈之後，在這個小鎮投下12枚炸彈，當場炸死32人，相繼而死者有百餘人。其中兩個炸彈投在緣緣堂後門數丈之外。11月下旬，豐子愷便告別緣緣堂，領著一家十口，開始了長達八年的道經五省、全程達六千里的逃難。

● 收藏精品

豐子愷的作品頗為藏家關注。1993年在朵雲軒首屆中國書畫拍賣會上，豐子愷的力作《一輪紅日高高升起》作為第一張拍品吸引了眾多買家踴躍競拍，最後被香港大收藏家張宗憲以12.65萬元收入囊中，不僅創下當時豐子愷作品最高價，而且首次突破十萬元大關。2012年，豐子愷四尺整紙的《千家山郭靜朝暉》立軸在北京匡時國際推出，被一買家以690萬元收入囊中，創下豐子愷作品市場新高。2018年，由於受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藝術市場呈現疲軟態勢，大名家拍品流標或是低價成交比比皆是，但是豐子愷的作品卻表現不俗。

● 裝幀設計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豐子愷開始涉足書籍裝幀藝術，為大量書籍、期刊設計封面、插圖或扉頁等，風格獨樹一幟，成為中國現代裝幀史上最為重要的設計家。在他看來，優秀的書籍裝幀，必須具備完美的藝術形式與深刻的思想內容相結合。“書籍的裝幀，不僅求形式美感，又要能夠表達書籍的內容意義，以致內容意義的象徵”“這彷彿是書的序言，不過序文是用語言文字表達的，裝幀是用形狀色彩來表達的。豐子愷一生裝幀設計數百種，往往與繪畫相結合，講究筆情墨趣，有幽默感，充滿著詩情，也具有濃郁的裝飾趣味。尤其是所作兒童讀物封面設計，童趣盎然，畫面自然活潑，意境清新優雅，堪稱經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豐子愷既承認文藝的“二為”方針，同時也重視人的審美的獨立性。1950年，上海美術界召開大會，解放區的同志介紹完解放區的美術情況后，主席米穀請豐子愷講話，豐子愷說道：“剛才各位同志對繪畫的方向道路，為工農兵服務都談到了，讚頌工農兵，這是必須的。但我認為，過去中國的梅蘭竹菊，還是要搞的。因為一天工作很累，晚上回家要休息，梅蘭竹菊也不可以拋棄，還有必要。為工農兵（服務）是大拳頭，‘四君子’有利於恢復疲勞。”豐子愷先生提倡真正的、高尚的、健全的美，反對虛偽的、卑俗的、病態的美。

1960年，豐子愷被任命為上海中國畫院首任院長，以高尚的藝品人格和巨大影響力對畫院的創建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海派名家雲涌的上海畫壇，豐子愷像一面旗幟，把眾多中國畫名家團結到畫院周圍，並帶領畫院畫師們貫徹“藝術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文藝方針，投入到火熱的文化建設中。

豐子愷早年致力音樂教育，長期執教於中小學、師範學校和大學，足遍上海、浙江、桂林、遵義、重慶等地。他注重技藝與育人的結合，培養了一大批藝術人才，也為當時的音樂教育培養了師資。民國十四年（1925年）12月，豐子愷出版了第一本音樂讀物《音樂常識》，音樂教育中心逐漸轉向更寬廣的社會音樂教育。他筆耕於音樂啟蒙與普及教育園地，編譯《音樂入門》《生活與音樂》《音樂十課》等三十餘種音樂理論書籍，對普及和提高新音樂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以散文筆法講解諸如樂理、和聲、體裁、曲式、樂器、樂隊、歷史、美學等各方面的音樂知識，語言淺顯形象，文字生動流暢，深受社會的普遍歡迎。

作為翻譯家的豐子愷一生翻譯的著作有三十多部，涉及文學、美術、音樂等領域，譯自俄、英、日等語種，包括英國史蒂文生《自殺俱樂部》、俄國屠格涅夫《初戀》《獵人筆記》、日本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紫式部《源氏物語》等文學作品十四部，日本黑田鵬信《藝術概論》、森口多里《美術概論》、門馬直衛《音樂概論》和蘇聯科茹霍夫《學校圖畫教學》等藝術理論二十三部，促進了藝術教育的普及，也推動了日本文學的譯介。1958年，豐子愷撰寫《漫談翻譯》，明確表達了翻譯的要求。在他看來，翻譯既忠實於原文，又不拘泥於原文，力求“信、達、雅”，語言自然流暢，為譯語讀者所接受。尤其是《源氏物語》是國內第一部全譯本，填補了日本古代文學名著翻譯的空白，譯文文體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絕緣說

豐子愷的藝術思想，其最終的精神指向，就是要在藝術的領域，構築一個對抗現代科技文明的精神世界。這就是他提出的“絕緣說”，以及建立在“絕緣說”思想基礎上的關於“藝術生活”的諸多論述。豐子愷說：“所謂絕緣，就是對一種事物的時候，解除事物在世間的一切關係、因果，而孤零地觀看。”在豐子愷，“藝術生活”是和“現實生活”相對的一個概念。關於現實世界，豐子愷認為這是一個“充滿了順從、屈服、消沉、悲哀，和詐偽、險惡、卑怯的狀態”的世界，一個處處都在“原因結果”之網籠罩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們如欲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放，則惟有動用“絕緣”的方法，過一種“藝術的生活”，即“把創作藝術、鑒賞藝術的態度來應用在人生中”，從而使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藝術的情味來”。

三層樓喻

豐子愷認為：“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關於豐子愷的哲學基礎，豐子愷曾談道：“《護生畫集》之旨，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養成仁愛，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養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說‘護生’就是‘護心’。頑童一腳踏死數百螞蟻，我勸他不要。並非愛惜螞蟻，或者想供養螞蟻，只恐這一點殘忍心擴而充之，將來會變成侵略者，用飛機載了重磅炸彈去虐殺無辜的平民，故讀《護生畫集》須體會其‘理’，不可執著其‘事’。”

現代性反思

在“文革”時期，豐子愷認為，“今世有許多人外貌是人，而實際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機器。這架機器里裝滿著苦痛、憤怒、叫囂、哭泣等力量，隨時可以應用”，“他們非但不覺得吃不消，並且認為做人應當如此，不，做機器應當如此”。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如果不想成為“一架機器”，而恢復到“人”的本來面貌，那麼，“暫時脫離塵世”正是必不可少的條件與途徑，它內蘊的，其實就是要求人們能以一種藝術的眼光來重新看待自己的日常生活，從而消解現實生活中的苦難，包括由各種原因造成的“人”的異化。

豐子愷書法把六朝人的經體書法及北魏墓誌書法寫活了，在運筆中，滲入行書、小草，尤其是章草筆法的自然流露，使原本明顯有楷化傾向的筆畫少了生硬，多了映帶，一如其漫畫和行文，風格獨特，富有創造性。豐子愷的書風初學歐陽詢，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后，受老師李叔同的影響轉學北魏，於《張猛龍碑》、《張黑女碑》等用力甚勤。而後又參章草《月儀帖》之風，形成自家風貌。

豐子愷就業於弘一法師，學習美術音樂，他敬仰法師的道德、學問、品質和愛國精神，在思想上、藝術上和信仰上受其影響頗深。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農曆)，豐子愷在自己生日的這一天，於上海立達學園正式皈依佛教，取法名嬰行。豐子愷信仰佛教后，融繪畫、詩文與佛教思想於一爐，創作了許多有關佛教的繪畫、詩文等文藝作品，受到佛教界的重視。豐子愷信仰佛教后，積極宣揚佛家“戒殺”、“護生”的思想。他為了祝賀弘一法師五十壽辰，繪製護生畫五十幅，此即《護生畫集》第一集(一九二八年開明書店發行，佛學書局重印分送)。之後，六十歲畫六十幅，七十歲畫七十幅，預定在百歲冥壽時畫一百幅。他先後一共畫了四百五十幅護生畫(共六集)，一九七九年全書在香港印就贈送。這套護生畫是根據佛教思想創作的，成為近代佛家的一部藝術作品。豐子愷繪製眾多的護生畫，繪製佛像，為廟宇撰書對聯，1966 年他還翻譯了日本湯次了榮所著《大乘起信論新釋》，自署為“中國一佛教徒無名氏譯”，從這些方面看，他虔誠信仰佛教並為之作出了貢獻；但觀其平時生活，又不為教規所約束。

● 學外語

豐子愷剛到東京時，他隨眾入了東亞預備學校學習日語，讀了幾個星期，嫌進度太慢而輟學，到一所初級英語學校報了名。豐子愷並不想在那兒學英語，而是想聽日本老師是怎樣用日語講解英語的。豐子愷英語有基礎，知道課文的內容，通過聽老師的講解，窺破了日語會話的門道，日語水平因此而大進，不久就能閱讀日本現代文學名著了。

為了提高英語水平，豐子愷又報了一所英語學校，學了一段，又嫌進度太慢，後來在書店裡找到一本英文版的《寫生講義》，裡頭有詳細的註解和日譯文，於是便輟了學。豐子愷每晚伏在東京的旅店中自修，限定於幾個禮拜之內把書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在一張圖畫紙上，把每個字剪成一塊塊的紙牌，放在一個匣中。每天晚上，像算命一般向匣子中摸紙牌，溫習生字。不久，生字都記熟了。

● 學音樂

豐子愷還學習音樂，拉提琴。由於不停地拉琴，豐子愷左手四指練得起了白泡並破裂露出淌水的肉來，但是他還是堅持練。這些手指尖按到細而緊的鋼絲弦上，鑽心地疼。然而，豐子愷熬過來了，在短短的4個月拉完了三冊提琴教本和幾個輕歌曲子，學習進度是同學的3倍。

● 學繪畫

豐子愷進了一所教西洋繪畫的私立美術學校，天天畫人體素描，接受學院式的訓練。1921年春，豐子愷到了東京窺見了些西洋美術的面影，回顧自己的貧乏的才力與境遇，漸漸感到畫家的難做，不覺心灰意懶起來。每天上午在某洋畫學校里當model休息的時候，總是無聊地燃起一支香煙，反覆思量生活的前程，有時竊疑model 與canvas究竟是否達到畫家的唯一的途徑。於是，調整了留學計劃，不再一味守著洋畫，而是把更多的時光泡在淺草的歌劇館、上野的圖書館、東京的博物館、神田的舊書店等，以及游賞東瀛名勝古迹上。拓寬視野的同時，偶遇了竹久夢二的作品。豐子愷買回竹久夢二的作品后，反覆看、仔細琢磨，再從多方面去了解，去尋覓，去研究：夢二的畫，構圖是西洋的，畫趣卻是東洋的；形體是西洋的寫實，筆法是東洋的，富有詩趣，有豐富的人生滋味，立意新奇；筆法雅秀的題字，簡直就是“無聲的詩”。這令豐子愷大喜過望，參透繪畫三昧，由喜愛轉而摹仿。這就是日後獨步天下的“子愷漫畫”的源頭。

豐子愷的作品《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當時有人指出，畫中的月亮方向畫反了，大家認為畫家並非科學家，並未苛責。後來，天文台的專家看了之後，指出畫中描繪的是後半夜的新月，並沒有錯，朋友小聚，盡興聊到深夜兩三點鐘，應正是此景。

豐子愷喜歡從日常生活中取材，抗戰前在故鄉時，他曾畫過一個人牽著幾隻羊，每隻羊的頸上都系著一根繩子，畫好了掛在牆上，正好被家裡挑水的農民看到了，他笑著說：“牽羊的時候，不論幾隻，只要用一根繩系著帶頭的那一隻，其餘的就都跟上來了。”豐子愷聽了恍然大悟，感慨：“看來要畫好畫，不能光憑想象，必須仔細觀察事物，還應多向各種各樣的人請教。”豐子愷說到做到，有一次為了畫一幅背纖圖，他事先特地到河邊去觀察，發現來往貨船走在最前面的縴夫大多是倒著走的，經過了解才知道，倒走能掌握航船動向，可以隨時通知其他的縴夫改變纖法，豐子愷便根據觀察畫出了這幅背纖圖。

自從畫羊得到啟發后，豐子愷十分重視對周圍事物的觀察，為了記下觀察所得，他隨身帶一本自製的速寫本，簡陋而實用，旁邊可以插一枝鉛筆，藏一小塊橡皮。利用這個速寫本，他把捕捉到的可以入畫的每一個鏡頭都畫下來。如果畫的是人，還不能讓他們知道，否則他們的神態態度馬上就變得不自然了。這種“偷畫”常常給豐子愷帶來麻煩，使他遭到懷疑和白眼，所以有時他只好把印象記在心裡，回家之後再憑藉記憶畫出來。

豐子愷的作品在民國時期就有不少“粉絲”，解放前，他曾應邀分別參加了由浙江美協和省民眾教育館舉辦的畫展，結果送去的兩幅，被盜一幅。不可思議的是：兩次畫展唯獨豐子愷的畫被人偷，據說主辦方十分難堪。而當豐子愷得知此事後，感嘆萬千，欣然提筆給《杭州日報》寫了一則啟示：

“近來吾參加了兩次畫展，不斷有觀者發寵愛之心，將吾畫各偷走一幅。偷畫與偷書偷花同，非尋常扒手或貪污等可比，既然有人不惜辛苦，不怕冒險，那定是知己！今此特借報紙一角，公開召請竊畫人來舍下和談，並願為補題上款。”從中可看出人們對豐子愷作品情有獨鍾。

1938年，豐子愷親自設計的故鄉居所“緣緣堂”毀於日軍的炮火，一家人也踏上了逃難的道路。

當時日本軍在廣西南寧登陸，浙江大學學生、教師扶老攜幼，向貴州逃去。豐子愷一家人也加入了逃難的大軍，可是豐子愷居然連路上的盤纏錢都沒有，藝術家不善理財，家中竟無積蓄，最後是孩子們拿出自己每年一元的壓歲錢，湊在一起勉強上路。不過，豐子愷也有自己的辦法，每當錢花完了，他就地開一個畫展，可以籌集到一些路費接著走。

逃難路上，豐子愷為了一家人也不得不做一些違背自己藝術原則的事情，比如，用畫換取搭車，令他痛苦不已。

豐子愷一家人逃到廣西河池時，車子不來，被困在當地，大家十分著急，卻無計可施，只能呆在旅館里。正巧有一位趙先生偶然看到豐子愷為旅館老闆題寫的一副祝壽對聯，知道這裡住著大名鼎鼎的畫家，便主動上樓攀談。

趙先生握住豐子愷的手，連稱“久仰”，“難得”。原來，他是此地加油站的站長，適才路過旅館，看見門口曬著紅對子，認出是豐子愷筆跡，而墨跡未乾，料想一定住在旅館里，便來訪問。聽到豐子愷的難處，趙先生慷慨地說：“先生運道太好，明天正好有一輛運油的車子開都勻，如今我讓先生先走，途中只說是我眷屬是了。”

這天晚上，趙先生拿出一捲紙來，要豐子愷作畫。豐子愷事後感嘆：“為了交換一輛汽車，我不得不在昏昏燈火之下，用惡劣的紙筆作畫，這在藝術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當晚勉力執行了。”

用畫作換來珍貴的搭車機會，豐子愷帶著一家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到達目的地都勻，老姐及年長的兒女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離散十六天後，在安全地帶團聚。當晚豐子愷飲茅台大醉。

次日一早，豐子愷見到比他早到的浙大同事張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說：“聽說你這次逃難很是‘藝術的’ ？”從此，豐子愷“藝術的逃難”就成了親友口中的一個典故。

1939年，因躲避日寇，豐子愷攜家帶口，跟隨浙江大學西遷，來到貴州遵義，一大家人擠在新城獅子橋南壇巷的一個公寓里。當時，為了教導孩子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於是每周六晚上8點，豐子愷都要召集6個孩子（幼子豐新枚當時不到一歲，所以不參加）開一次“家庭學習會”。不過有趣的是，名為開會，但借用其長女豐陳寶的話說就是：“這個家庭會議不但不嚴肅緊張，反而溫馨又令人嚮往。”

當時，每到開會的前一天，豐子愷都會提前買上一盒糕點，供孩子們一邊開會一邊享用。起初，那盒糕點售價五元，於是，豐子愷便將當時的會議定名為“和諧會”。因為用當地的話來說，“和諧”二字的發音與“五元”近似。過了一年多后，物價上漲，要花十元才能買到那盒糕點，於是，豐子愷便風趣地把“和諧會”改名為“慈賢會”，因為“慈賢”二字的讀音又與當地的“十元”相近。令人感嘆的是，雖然當時身處戰亂時期，但豐子愷並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從他給家庭學習會取的那些有趣的名字便可見一斑。

在家庭學習會上，除了每次必講的素質教育外，豐子愷最喜歡給孩子們講解一些詩詞古文，他當時講的都是諸如李白、蘇軾、陶淵明等這些耳熟能詳的詩人的作品。有時候，他也會買一些這方面的書籍，讓孩子自行閱讀，同時還要求他們每周至少能背上一到兩篇古詩文。除此之外，在每周的家庭學習會結束后，豐子愷還會讓孩子們每人寫上一篇會議心得，寫好后交由他來點評。

一次，豐子愷的好友、口琴家黃涵秋先生來探望他，談起有個官商在一次宴會上這樣當眾評論：“豐子愷專門畫那些下等人，什麼車夫、苦工、傭人、鄉下人，甚至叫花子也上了畫，烏七八糟的，簡直是褻瀆藝術！看來此人很俗氣，根本不懂得‘風雅’二字。”

豐子愷聽了一笑置之，依然作畫如故。他曾經對人說：“我不會又不喜作純粹的風景畫或花卉，我希望畫中含有意義——人情味兒或社會問題。”“於是我就當面細看社會上的痛苦相、悲慘相、殘酷相，而為它們寫照。”

《最後的吻》用人和狗之間的強烈對比，控訴了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當時，有一位女讀者在看了以後，寫了一封信給豐子愷，說看了此畫，悲傷至極，並為此流了許多眼淚。她要求畫家賠償她的眼淚。

後來，豐子愷又畫了《人如狗，狗如人》、《魚游沸水中》等諷刺漫畫，一位至親看了勸他：“這樣的畫還是少畫為妙，免惹是非。”豐子愷苦笑說：“滿腹的苦悶與不平，不畫出來憋得住嗎？也顧不得什麼了。”他把這些畫集成兩本集子《人間相》與《都市相》，出版后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反響，很多讀者紛紛給他寄信。一名青年來信訴說他畢業兩年以來一直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代人寫信，抄佛經，他說：“看了你畫的《畢業后》，我深有感觸，個人前途渺茫，社會一片黑暗，到哪裡去尋求光明呢？”

其實豐子愷對人世間這些傷心的景象也是不願多畫的，他曾說：“對社會上殘酷、悲慘、醜惡、黑暗的一面，我的筆不忍描寫……”所以他為這些畫專門刻了一個章，叫做“速朽之作”，他希望這些畫速朽，這些景象快點消滅。

每當豐子愷畫這些“速朽之作”的時候，家人總能看到他臉上流露出嚴峻、悲憤的神色，完成一幅“速朽之作”后，又總是那麼憂心忡忡，悶悶不樂。豐子愷的摯友章錫琛先生常說：“子愷是蘸著淚水畫出來的呀！”豐子愷常引用蘇東坡“惡歲詩人無好語”來比喻，憤憤地聲稱：“我現在正是惡歲畫家。”

1949年4月間，豐子愷正在香港辦畫展，忽然傳來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好消息，他興奮地通宵未眠，謝絕了好友們勸他定居香港的美意，搭上了回上海的末班飛機回到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豐子愷欣喜若狂，他說：“觸目驚心的景象一去不返了，我那些速朽之作，也可以宣告‘朽’了，這些景象都變成了過去的噩夢，我真高興啊！”

家中的大人小孩都知道，豐子愷對自己的速寫本視若珍寶，從不離身，有一次家中李媽不當心，把他的衣服帶本子都浸到洗衣盆里，正要去洗，他發現速寫本不見了，十分著急，立刻發動全家去找。李媽尋到了，忙喊：“小書在這裡！”從此“小書”成了速寫本的代名詞，大家對它也就更當心了。豐子愷的這個習慣一直保存到晚年，一抽屜都是他的速寫本。但經過十年動亂，大多蕩然無存，唯一留下的一本珍貴的“小書”珍藏在宋菲君（豐子愷外孫）手中。

豐子愷是個童心很重的人，他善於和兒童交流，常醉心在兒童的遊戲和生活中，那些看起來司空見慣的兒童生活場景，經過他的細膩觀察和獨到的手法，一一融於他的畫作中。這在他的漫畫創作中，佔了一定的比重。看見兒童搭積木，他畫《建築的起源》；看到孩子們產生好奇心，他畫《研究》《嘗試》；孩子們有了喜怒哀樂，他畫《花生米不滿足》。還有諸如《爸爸不在家的時候》《瞻瞻的腳踏車》……，一幅幅漫畫，只擷取生活中極平常的場景，題上畫家精心提煉的具有文學素養的句子，便使畫面表達齣兒童天真、可愛的品質，耐人尋味，畫盡純樸童真。

有一天，豐子愷的孩子阿寶看到凳子光禿禿的四條腿杵在地上，於是就把自己的一雙鞋和妹妹的一雙新鞋給凳子穿上。正得意時，媽媽一邊跑過來一邊喊道：“軟軟的新鞋給你弄髒了！呀！你怎麼沒穿鞋子站在地上？齷齪了襪子！”這時，豐子愷忙給媽媽使了個眼色，叫她別過去。豐子愷拿起畫筆，迅速記錄下了這一可愛的瞬間。這就是豐子愷的代表作之一《阿寶兩隻腳 凳子四隻腳》。

豐子愷喜歡聽取批評的意見，甚至有時候還會“偷聽”。在嘉興，豐子愷帶著女兒去煙雨樓玩，鄰座幾位遊客忽然提到豐子愷的名字，豐子愷示意女兒不要作聲，自己卻急忙坐到茶客的背後去，偷聽他們的議論。其中有人說：“豐子愷畫的人真怪，有的沒有五官，有的只有兩條橫線，這難道算是時髦嗎？”豐子愷受日本畫家夢久竹二的影響，這種畫法叫做“有意無筆”，或者“意到筆不到”，以求更加含蓄耐人尋味，留給人遐想的餘地。但豐子愷還是吸收了那位茶客的意見，從此在人物的刻畫上下了更多的功夫，注意通過生動的姿態來表達沒有五官的面部的神情。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專門創作了一幅諷刺漫畫《小大人》，緣起是他曾看見：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長袍馬褂，戴上小銅盆帽，教他學父親走路；女孩被父母帶到理髮店裡去燙頭髮，在臉上塗脂抹粉，教她學母親一樣。在豐子愷眼中，這樣的“小大人”簡直是“畸形發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裡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

豐子愷異常珍視兒童的“天真無邪”，他認真而興奮地描摹兒童日常生活中那些耐人尋味的平凡瑣事，稱他們為“全部身心公開的人”。豐子愷對年幼的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他曾作漫畫《兼母的父》就是自己的寫照，他還經常與孩子們一起搭積木，“乘火車”，教他們唱兒歌。孩子看到書桌上放著蘋果想取食，可是手夠不著，大人又不在旁邊，情急之下，孩子就把書桌的抽斗逐個拉開來，組成了一部小樓梯，爬上去取到了蘋果。此情此景，正好被推門進去的豐子愷看到，他驚喜地拿起筆來，把這個可愛的鏡頭捕捉到他的速寫本里去了。

豐子愷曾經寫道：“有時候他們要把一杯茶橫過來放進抽斗里去，要皮球停在牆壁上，要天停止下雨，要月亮下來……”一般家長會笑孩子們傻，但是在漫畫家心中這些都是最動人的題材，他誇讚孩子們有“豐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創造力”、“惟有孩子才是不受大自然支配，不受社會約束的創造者”，他熱烈地讚歎：“孩子們的世界何等廣大！”

豐子愷對家裡孩子們的種種提問十分重視，總是耐心巧妙地回答他們，直到他們的小心靈滿足為止。一次，孩子問：“掛鐘為什麼會敲響的？時針為什麼會走動的？”豐子愷告訴孩子們：“鍾裡面有機件。”孩子還不滿足，他就把掛鐘的后蓋打開來，指著零件一一講給孩子們聽。

後來學校文理分班，外孫宋菲君既喜歡中文、美術，又熱愛數學、物理，拿不定主意，就去徵求外公的意見。豐子愷說，我們家學文學外語藝術的多，你的數理成績這樣好，又喜歡天文，不如去考北大學物理。物理不好學，但有志者事竟成。”聽了外公的話，宋菲君上了理科班，又如願以償地考上北大物理系，最終成為一名物理學家。

豐子愷篤信佛教，是一位虔誠的居士，一生都苦口婆心地勸人們護生戒殺。他既是受了弘一法師的影響，而更主要的是受了父親的熏陶。在作為佛教居士之後，更加愛好放生。他繪有《護生畫集》六集，流傳於世。每年農曆四月初八相傳是釋迦牟尼誕生日，佛教徒習慣在這一天放生。豐子愷在每年這一天，買來螺螄蜆蚌魚蝦，帶領子女一同去放生，就是平日，也不時親自放生。

1934年的一天，豐子愷帶著阿寶在上海南京路散步，在一家公司的傢具部看到一件木雕的站立黑人，雙手向前平舉，手中托著一個小盤，供人放置茶杯或香煙用。豐子愷反感道：“林肯早已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為什麼還要造這麼個木製黑人來伺候人？”後來，有朋友要送這種傢具，豐子愷斷然拒絕。

1928年，豐子愷為預祝弘一法師五十歲生日，在上海與法師合作《護生畫初集》，豐子愷作畫，弘一法師作詩，一詩一畫，共50幅，馬一浮先生作序，由上海佛學書局出版。1939年，弘一法師六十歲時，豐子愷作成《護生畫續集》60幅，弘一法師題詞，由夏丏尊和李圓凈作序，1940年出版。此時弘一法師來信，提出他70歲時豐子愷作護生畫第三集，80歲時作第四集，90歲時作第五集，100歲時作第六集，此為圓滿。豐子愷複信恩師：“世壽所許，定當遵囑。”弘一法師63歲時圓寂，而豐子愷卻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諾言。1949年創作了70幅，由香港大法輪書局出版第三集。第四集80幅，1960年由新加坡廣洽法師出版。第五集90幅，提前在1965年由新加坡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豐子愷預感到自己的世壽無多，1973年，在秘密的情況下，將護生畫集第六集100幅畫稿提早畫完，在1979年由廣洽法師出版。《護生畫集》也成為了歷史上為人守信的一段佳話。

豐子愷與謝冰瑩的第一次結交源於一幅《從軍日記》的封面畫。1928年秋天，謝冰瑩冒昧地寫了封信給豐子愷，請他為《從軍日記》畫一個封面，豐子愷回信一口答應。謝冰瑩把這消息告訴春潮書店的夏康農和方撫華兩位，他們也高興得了不得。

兩天之後，謝冰瑩收到封面了，畫的是一群孩子們，手裡拿著槍，中間有一個比較高大的騎在馬上，很像一個指揮官，帥氣十足，而那匹馬活像一條狗。夏、方和謝冰瑩看了，都笑得合不攏嘴來。“開玩笑，這哪裡是子愷先生畫的呀？”方撫華說，“不是，是豐子愷先生的愛女軟軟畫的，她才6歲呢，你看豐先生的信。”謝冰瑩連忙將信給他們看，原來書名和畫，連子愷的簽名，全都是軟軟的傑作。“你喜不喜歡這封面？”夏康農問謝冰瑩。“當然喜歡，只要有子愷兩字在上面，不論畫什麼都是好的；何況我最愛小孩兒，幼年時，我真的當過‘司令’，這封面太有趣了，明天我要去江灣，親自向子愷先生道謝！”謝冰瑩回答他。

第二天謝冰瑩果真登門拜訪，豐子愷給謝冰瑩的第一印象絲毫沒有大畫家的架子，真有些一見如故。謝冰瑩談北伐時的生活，也沒考慮豐子愷是否有時間聽，反正兩人一談就近兩小時。

豐子愷在上海、漢口、成都、台灣，每次舉行畫展的時候，謝冰瑩都會在場，並得以大飽眼福。1949年春天，豐子愷應邀去台灣展畫，謝冰瑩與豐子愷又意外重逢。

1930年至1943年，謝冰瑩在西安主編《黃河》月刊，常請豐子愷賜畫稿，每次豐子愷都是如期寄來。

1945年，謝冰瑩在成都時，正好豐子愷暫住成都，他們見面的機會就較多，有時謝冰瑩全家請豐子愷去少城公園喝茶，有時做幾樣素菜，請豐到家裡喝兩杯。

豐子愷與朱光潛很早認識。當時，豐子愷和朱光潛都在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教書。豐子愷在湖邊蓋了一座極簡單而亦極整潔的平屋。夏丐尊、朱佩弦、劉薰宇諸人和朱光潛都和子愷是吃酒談天的朋友，常在一塊聚會。後來豐子愷和朱光潛都離開白馬湖，在上海同辦立達學園。兩人擠住在一條僻窄而又不大幹凈的小巷裡。學校初辦，他們奔走籌備，都顯得很忙碌。雖然由山林搬到城市，生活比較緊張而窘迫，朱豐二人還保持著嚼豆腐乾花生米吃酒的習慣。兩人大半都愛好文藝，可是很少拿它來在嘴上談。酒後有時子愷高興起來了，就拈一張紙作幾筆漫畫，畫后自己木刻，畫和刻都在片時中完成，兩人傳看，心中各自歡喜，也不多加評語。在文藝中領取樂趣。

豐子愷喜歡喝酒，但卻不喜歡一大桌子人鬧哄哄地圍著喝，而喜歡淺斟低酌。這是因為喝酒對豐子愷來說，乃是放鬆自己情緒的一種方式，“晚酌是每日的一件樂事，是白天筆耕的一種慰勞”。在這裡，“酒”超越了它具體的“物的形象”，而擁有相當的精神慰藉的意味。這種精神上的象徵意味在晚年的“文革”生活中發揮到了極點。在整個社會“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的政治氛圍中，名列上海市十大重點批鬥對象的豐子愷，其個人的活動空間其實已經非常狹小，而災難則是不斷地襲來。這時的他，過的就真的是“禁錮”式的“閑居”生活了。豐子愷是灑脫的，他的精神情緒相對較好。這並非因為他所受到的衝擊不夠巨大，而是因為他的“閑居”本領在這一時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藉助於吸煙喝酒這樣一些極其普通的生活形式，他部分地消解了現實生活帶給他的苦難與緊張。當他身體不好的時候，面對子女們要他戒酒的建議，他也只說“少飲清歡可也”，而拒絕戒酒。有時候，真病到不能喝酒的境地時，他也會在想象中重溫酒的滋味，從而在“文化上”保持一種喝酒的生活方式。

豐子愷一生中遭受了兩次大劫難。第一次日寇侵略，1937年他離鄉背井，過著流浪生活。第二次就是1966年開始的那場“文革”，豐子愷被抄家隔離，關入“牛棚”，掛牌游斗。但豁達樂觀的豐子愷很快適應了環境。他自尋慰樂，自我解脫把“牛棚”看作參禪之地，把批鬥看成演戲。有次晚上被拉過黃浦江游斗，他說是浦江夜遊”，鬍鬚被造反派剪了，他滿不在乎地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豐子愷的齋號叫做“緣緣堂”，給他定名的人是他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由來也很有趣。有一次，弘一法師雲遊四方的時候住到了豐子愷的家中。豐子愷藉機請老師給自己的住所題個齋號。弘一法師沒有急著動筆，而是先讓豐子愷把自己喜歡的字寫到一張一張的小紙片上，豐子愷雖然感到十分驚訝，但還是依老師之言寫了不少的字。字寫完之後，弘一法師又讓豐子愷把小紙片團成一個一個的小球，而後讓豐子愷自己去隨意挑選――原來是抓鬮。豐子愷頗覺新奇，隨手選擇了兩個小球，展開一看，上面的兩個字都是“緣”。弘一法師微微一笑，十分高興地提筆濡墨，寫下了“緣緣堂”三個字，豐子愷的齋號由此確定。

有一次，為了放生一隻雞，豐子愷專程從自己的家鄉浙江桐鄉石門灣跑到杭州去，路途遙遠，但豐子愷又不忍心把雞捆綁好之後提著，因為那樣會讓雞飽受倒懸之苦。沒辦法，豐子愷只好撩起自己的長袍，把雞放在裡麵包著，輕輕按著以免雞飛出去。在車站候車的時候，有一名便衣偵探看到豐子愷的衣服鼓鼓囊囊的，舉止也十分怪異，竟然疑心豐子愷是小偷。為了最後“偵破”此案，那名便衣偵探竟然一路跟蹤到了杭州。等車到達杭州之後，便衣偵探看到車站上迎接豐子愷的一大群人，又看到豐子愷從自己的長袍里拿出來的雞，這才知道自己判斷錯誤，便上前道歉。聽他這麼一說，豐子愷等人也哈哈大笑起來。

● 祖上

在《浙江鄉試同年齒錄》有載，豐氏其九世祖豐仲顏於明朝末年遷居石門，到豐子愷已是第十代。

上高祖：豐元勳

高祖：豐啟嵩

曾祖：豐峻

祖父：豐肇慶

● 父親

豐? ，有記載為豐璜，字斛泉，長於詩文，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鄉試時中“舉人”。

● 岳父

徐芮蓀，崇德縣望族，曾任督學。

● 妻子

徐力民，徐芮蓀之女。

● 長女

豐陳寶（1920年-2010年），即是“子愷漫畫”中的阿寶。她1945年畢業於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後來從事中學英語教學。1949年後主要做翻譯和編輯工作，先後擔任上海音樂出版社、文藝出版社、譯文出版社的譯文編輯。在音樂和文學翻譯出版了18部文學，音樂著作。退休后專事整理、編輯父親的藝術著作，為研究、傳播豐子愷的藝術思想做出了很大貢獻。1993年被聘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

● 二女

豐宛音（1921年-2007年），原名麟先，后改林先，1949年以後改為宛音。長期從事中學語文教學，退休於上海市行知藝術師範學校。著有《父親豐子愷軼事》。

● 三女

豐寧欣（1922年-2010年），為豐子愷三姐豐滿之女，因自幼隨舅父母長大，視同己出。原名寧馨，小名軟軟。1945年結業於浙江大學數學系后，一直任數學教師。1958年調入杭州大學任教，任幾何教研室主任，主編出版《初等幾何》《空間解析幾何》等教材。1978年評為副教授，1987年退休。

● 長子

豐華瞻（1924年-2005年），即“子愷漫畫”中的瞻瞻。1945年畢業於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後去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研究院英國文學部留學。回國後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專長英文和比較文學，譯著有《格林姆童話全集》《中西詩歌比較》《象徵主義》等。

● 二子

豐元草（1927年-2011年），原名元超。曾就讀於交通大學鐵道管理系。1949年在上海參加人民解放軍，1951年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宣傳隊，后在瀋陽部隊文工團工作。1955年調音樂出版社，從事音樂編輯工作。合著有《豐子愷傳》。

● 幼女

豐一吟（1929年-），原名一寧。1948年畢業於國立藝專（中國美院前身）應用美術系。後跟父親自學俄語，曾任職上海編譯所、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調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外國文學研究室。譯有《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等，幫父親助譯《源氏物語》。退休后專事整理研究父親生平及著作。著有《瀟灑風神——我的父親豐子愷》《我與爸爸豐子愷》《天於我相當厚》等。與大姐豐陳寶編輯出版了《豐子愷文集》《豐子愷漫畫全集》等。同時還繼承父親畫風，創作了大量豐派書畫作品。1995年聘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

● 幼子

豐新枚（1938年-2005年），出生於逃難途中的桂林，故取名新枚。1960年代初畢業於天津大學精密儀器系，又到上海科技大學外語部攻讀英語。獲中科院情報研究所高級理學碩士學位，通曉多國語言。也喜愛文學，尤好詩詞。曾任香港永新專利代理有限公司高級經理。

● 外孫

宋雪君，原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教師，校信息辦主任。童年與青年時代，他一直生活在外公豐子愷的身邊，深受其影響。豐子愷離世后，他長期從事豐子愷藝術研究，學習豐子愷字畫。退休后，宋雪君更加專註於學習外公的字畫，深得其書畫神髓。

張宗祥。張宗祥比豐子愷年長16歲，比豐子愷的父親豐鐄小16歲。清朝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時，20歲的張宗祥與36歲的豐鐄成了同科“舉人”，榜發以後，豐氏族人雇快艇將兩人一同接回，在石門灣設宴慶賀。其後兩年，張宗祥與豐鐄時有往來。1914年，豐子愷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張宗祥則在這所學校任過教。豐子愷稱張宗祥為“年伯”，張宗祥稱豐子愷為“年世兄”則是“世交”的謙稱。

朱光潛、朱自清。

錢君陶、胡治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