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

奧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國的一名使女。她是這個國家中為數不多能夠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沒有後代的指揮官家庭，幫助他們生育子嗣。和這個國家裡的其他女性一樣，她沒有行動的自由，被剝奪了財產、工作和閱讀的權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們每天只被允許結伴外出一次購物，她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眼目”的監視。更糟糕的是，在這個瘋狂的世界里，人類不僅要面對生態惡化、經濟危機等問題，還陷入了相互敵視、等級分化和肆意殺戮的混亂局面。並非只有女性是這場浩劫中被壓迫的對象，每個人都是這個看似荒誕的世界里的受害者。

《使女的故事》編輯推薦：《使女》雖然是未來小說，其主題卻是現實和多樣的。它描寫了專制政權對人的迫害和對人性的扼殺，同時也觸及到現代社會共同關注的其他問題：如社會環境問題和污染問題等。除了主題的現實性和多樣化，《使女》在寫作手法上也十分新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特殊的時間敘述方式，時空顛倒。整篇小說是發生在一個前推時間之先的倒敘，只是這前推時間被放在了小說末尾部分，小說一開始便是宛若現實的倒敘，由於沒有時間上的交代，讀者幾乎感覺不到故事中發生的事與其所處的現實在時間上的距離。而在倒敘中作者又一反按照事實發生的先後順序進行敘述的傳統手法，物理時間的先後順序被人物的心理時間順序取代，時空顛倒，大量使用時態，使故事更增加了即時感，彷彿講述者就在我們對面聲淚俱下，侃侃而談。整個故事完全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將已成往事的未來當作現實，又在這現實與回憶、當今與過去做了時間和空間上的交叉，從而突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動，增加了該未來小說的真實感和可企及性。

2、直接引用《聖經》原文。由於小說題材與西方宗教文化傳統的緊密聯繫，作者在小說中不僅針對人物的特點，使用了大量出自《聖經》里的人名，還大膽引用了許多《聖經》原文，將這一西方宗教與文學的經典著作與虛構的故事巧妙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生動地再現了基要主義極端分子的狂熱信仰及其所作所為，同時也使熟悉這一文化傳統的讀者看到，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一旦被專制政權堂而皇之地加以利用，將會多麼可怕！

3、製造懸念。懸念的運用也是這部小說的魅力所在。許多人物、事件剛出現時，作者都有意不予清楚交代，而是設下懸念，讓讀者在欲知結果的好奇心中通過閱讀去逐漸發現答案。如在主人公房間柜子里那行神秘的拉丁文是在第九章出現的，但一直到第二十九章答案才水落石出。男主人公之一尼克的身份從一開始就撲朔迷離，好壞難辨，一直到故事末尾的最後一刻才"真人畢現"。至於書中許多意義含糊、模稜兩可的細節以及整個故事的背景更是到了結尾"史料"部分才令人恍然大悟，豁然開朗。這一切使閱讀本身極具挑戰，也增添了閱讀的樂趣。

4、重複手法的運用。重複作為一種修辭手法，其作用在於能夠強有力地表現情感。書中這一手法的應用主要體現在篇名上。除"史料"部分外，全書四十六章共分為十五篇。而其中以"夜"為題的竟高達七篇！重複使用"夜"為題，使讀者對一個心靈被她屋裡的四面牆壁，被大主教家的深宅大院，被將她一頭秀髮和臉龐嚴嚴遮住的頭巾牢牢禁錮，飽受重創、苦不堪言的女主人公在基列國所經歷的黑暗日子印象異常深刻。

5、跨學科特點。小說的跨學科特點十分突出。涉及的面有醫學、文學、美術、歷史、經濟、電子、生物、人類學、遺傳學、心理學、音響學、網路學等。表現出作者廣博的知識面，也使所探討的主題更有深度。

6、辭彙創新。在辭彙應用上作者大膽創新。由於這是一本未來小說，而未來必定是電腦應用普及的時代。為此，作者利用縮合法將讀者的熟悉的詞進行拼綴，創造出不少這方面的新詞。

1984年春，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開始寫《使女的故事》，它最初並不叫這個名字。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用手寫，絕大多數時候寫在黃色法律記事本上，然後把難以辨識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來的德國鍵盤手動打字機上敲出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剛開始寫《使女的故事》時，它的名字是《奧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這個名字來自一個男人的名，“弗雷德”，再加上前綴“奧芙”（of）表示“從屬”，就好像法語里的“德”（de），或者德語里的“馮”（von），或者英語姓氏如威廉姆森中的後綴“森”（son）。這個名字里隱藏著另一種可能：“獻祭的”（offered），意味著一種宗教的獻祭，一個作為祭品供上的受害者。在寫作的過程中，小說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向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是引入童話和民間故事色彩：這個故事由主人公講述給後來的、遙遠的聆聽者，它具備那種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經歷過驚天動地事件的人們講的故事有共通之處。

● 奧芙弗雷德

奧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國的一名使女。

小說預想22世紀末美國東北部發生政變，原來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建立起一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分子統治的基列共和國”。公元2195年，在努納維特市迪尼大學舉行了一次“基列問題”研討會，會議主席是該校白種人類學系主任瑪安・紐蒙教授，主要發言人則是英國劍橋大學的“2021世紀檔案館”主任詹姆斯・達西・畢埃旭托。22世紀已成為一個少數族裔已從邊緣進入心的種族多元的世界，白種大男子主義咄咄逼人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畢埃旭托教授在會上作了關於發現與確認“使女的故事”錄音盒帶的報告。他說，“使女的故事”是他與一位同事在過去叫緬因州的一個城市裡發掘到的，而細因是基列時代“婦女逃亡地下鐵路”的中轉站之一。他們發現了30盤錄音盒帶，為了把錄音內容用文字記錄下來，他們請一位仿古製作專家特地重做了一架舊式放音機。錄音帶里是同一位女子的聲音，從她敘述的內容可以推斷，她是基列政權用來繁行人口的“生育機器”―“使女"。教授接著說，眾所周知，20世紀未的“基列共和國”曾經是美國的一部分，這個依靠軍事政變建立的國家面臨著嚴重的環境污染：空氣中充斥著化學污染物和放射線，水裡肆溢著有毒成分，核電站在地震中發生泄漏事故；一部分婦女抵制核工業，拒絕生育；性病、艾滋病泛濫；婦女運動抗議強姦、虐待兒童色情出版物等，卻在無形中使人們輕信了右翼鼓吹的性控制、焚書等行為；男權統治者雖然竭盡全力，仍舊無法扭轉人口出生率劇減的局面……為了改變局面，“基列共和國”當權者對《聖經》頂禮膜拜，推行一夫多妻制，亦步亦趨地效法模仿《聖經》里描述的古代以色列人以妾代妻生子的習俗基列共和國”當局宣布，所有二次婚姻及非婚同居關係皆屬通姦行為，把女人們集中起來，經過整訓，分別給沒有子裔的高級官員作“使女”。如果三個月後“使女”未能懷孕，就會被轉移到另一個“崗位”。如果輪了三次仍未能懷孕，這位“使女”便會被送到“隔離營”去清理核廢料，她的下場是很快死去，或是送去妓院，作為男性統治者的洩慾工具。

據查證，基列政權中有一個姓渥特福特的是當時“溫和派"領袖之一，情況與錄音中描述的“大主教”有點相似。女主人公則是已無從查考，但從錄音內容可以推測，她是在與人串連即將被發現時，由“大主教”的司機救走的。這個司機很可能是一個雙重間諜，既是政府的“耳目”，又是地下救亡組織五月日”的成員。至於女主人公後來逃跑成功還是重新被捕，給送到隔離營還是進了妓院，都無法查考了。報告人在掌聲中結束了他的發言。

文學評論界有人將《使女的故事》看做一部政治性科幻小說，更多的評論家將它歸入反烏托邦小說的傳統；而阿特伍德本人則認為，這是一部思辨型小說，是現實生活的邏輯延伸。阿特伍德把小說看做是促使讀者與作家共同思考的途徑，利用虛構的反面烏托邦國家作為與讀者交流的中介，以期喚起世人的憂患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使女的故事所產生的影響超出了純文學的範圍，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小說所虛構的故事以美國為背景，然而影射的卻是整個西方世界的文化傳統。阿特仼德以極其豐富的想象力描繪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未來世界，用這種極端的方式提人們對兩性關係的對立、環境污染道德淪喪獨裁極權政治極端宗教勢力等當前各種隱患的關注和防範。可以說，這部小說既承襲了赫胥黎的《美妙的世界》奧威爾的《1984等文學作品所載負的反烏托邦傳統，描寫陰森恐怖的未來社會圖景，同時又融入了作者特有的女性主題：把當前存在的兩性關係的隱患加以誇張和放大，表現出兩性生存的困境。由於小說具備強有力的暗寓現實的功能，因而被評論界稱為“女性主義的《1984》”。電視劇《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是一部不論在題材上還是表現手法上都十分後現代"的作品，顛倒的句法、誇張的語言、令人費解的比喻和自相矛盾而又支離破碎的敘述，製造出噩夢般的氣氛，使整個作品微妙複雜新穎離奇。同時，作者對《聖經》中的典故與語句進行了大量的援引，不僅生動地再現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極端分子的狂熱信仰和荒誕行為，也恰當地烘托出小說中的那個政教合一的極權社會令人壓抑的氛圍。

2017年4月，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劇集在Hulu電視網播出，橫掃最重要的劇情類劇集獎項，囊括最佳劇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等獎項。

《澎湃新聞》：“儘管《使女的故事》是一篇自傳體式的小說，但捲入這一整套秩序的不僅僅是女性，而包括所有人。”

《深焦》：“《使女的故事》從歷史的縱深處開掘，它延宕了對西方激進女性主義流派的批評，勾勒出女性史的脈絡。”

《觀察者網》：“《使女的故事》並不僅僅是對未來的黑色預言，更是一次對歷史和現實的疼痛反思。”

蕎麥（作家）：“但到了2017年的時候，當我們抵達未來的時候，這一切卻離我們更近了，變得更真實了。這裡面的每一個人，幾乎都能在現實中找到對應。”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39 - ）Margaret·Atwood

1939年11月18日生於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渥太華.

系當代加拿大最有才華和思想的女詩人，享譽國際的文學大師。她生於加拿大渥太華，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受教育，后在一些大學任教。她擅長將日常經驗提升到一種形而上的層次，其詩不僅具有女性特有的細膩而且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在加拿大和英美詩界都很有影響。阿特伍德先後獲過多種重要的文學獎。主要詩集有《圓圈遊戲》（1967）、《那個國家的動物》（1968）、《地下鐵路的手續》（1970）、《強權政治》（1971）、《你是快樂的》（1975）、《詩選》（1976）、《真實的故事》（1981）等。此外，她還是評論家和小說家。如同她那開闊而富有睿智的詩作，她的評論對加拿大當代詩歌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