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大羽

矯大羽，蘇州人氏，其父親矯毅是著名的篆刻家、西泠印社社員，母親是位校長。1965年19歲的矯大羽，進蘇州開關廠當了工人。廠長問他會幹什麼？他說“我會在石頭上雕刻”——這是家傳，矯大羽7歲時的印章作品，即獲過全國優秀作品獎。工廠送矯大羽去上海華通開關廠學習金屬開模的10個月，真應了中國那句“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的老話。整整10個月，帶他的楊師傅沒有說過只言片字，精湛技藝全靠矯大羽自己心領神會。整天埋頭幹活一語不發的楊師傅，當時正背著沉重的政治包袱，他解放前曾給國民黨政府開模製鈔。

1966年秋天，“文革”已在全國鋪開，上海華通開關廠的進修無法再進行下去，矯大羽回到已經半停產、全面文革的蘇州開關廠

現年75歲高齡的呂德軒離休后住在濟南，38年前發生在蘇州的故事，至今記憶猶新。呂德軒老人興緻很高地告訴《時代人物周報》：“當時那個像章緊張啊，蘇州沒有能做的。大家都怕冒風險，萬一做得歪一點了怎麼辦？但是這個年輕人敢做，做得還很像。”

今天，當《時代人物周報》問他當時是否考慮過後果時。矯大羽脫口而出：“那時候怎麼會想後果呢？誰知道文化大革命會持續10年？要是知道會變成後來的樣子，我怎麼也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呀!”

由於矯大羽當時“只是刻在了別針的下面”，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竟也安然無恙。今天這幾款像章已成為收藏界萬分難得的珍品。

沒有“三基孔”的手錶，催生蘇州手錶廠

矯大羽從小愛搗鼓家裡的鬧鐘和舊懷錶，《時尚時間》的康威凱是矯大羽每次回大陸必訪的朋友，他告訴《時代人物周報》：“那個時候，矯大羽的年齡還不到兩位數”。在矯大羽的記憶中，12歲那年，就修好了家裡一隻跳字懷錶，那隻老古董的“起死回生”，影響了矯大羽的一生。

從學校到社會，都知道矯家有個孩子會修表刻圖章，尤其是“古舊”表。由於“鬥私批修”的成果，人們全無“古董與收藏”的概念。有些老古董竟被當做“舊錶”不要了，就給了矯大羽。有些則很便宜地在“寄售店”出售，當時有位高中校長還要矯大羽陪著去“寄售店”淘寶。

而矯大羽自稱他修表也不是無師自通，他有機會就站在修表匠旁邊“觀摩”。

時任輕工業局一把手的，正是軍代表呂德軒，一位頗有遠見的軍人。

呂德軒拿著這塊手工製品到當時蘇州很出名的“中南錶店”找到“蘇州最有名的林師傅”，經過測試：這是一隻走時準確的手錶，但它不是按照規範工藝製造的，它沒有每一隻手錶上與生俱來的“胎記”——三基孔——因此無人想像得出這隻表是怎麼生產出來的。呂德軒老人還記得當時林師傅的兩句話：這個人太聰明了！這個表怎麼做成的呢？

不久以後，在輕工業局革委會黨組書記、軍代表呂德軒的提儀下，蘇州市成立了“蘇州手錶廠籌備處”。

想調走矯大羽這樣的香餑餑，開關廠可不答應。13歲在娶媳婦當天就“跟了部隊走”的老革命呂德軒，找到了老戰友，時任蘇州軍分區司令的劉金山——大名鼎鼎的鐵道游擊隊隊長劉洪的原型，終於將矯大羽調到了手錶廠“籌備處”。

矯大羽弱冠之年在蘇州城風光無限之時，卻是父親矯毅因為所謂的“封資修歷史問題”挨批挨斗的日子。呂德軒在看了矯家的檔案后，認定那是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我那時是軍代表嘛，手中正好有權”，呂德軒把矯毅從正在文革煉獄的“民族樂器廠”調離，保護起來。

矯大羽沒有辜負呂德軒的知遇之恩，第一批六塊“報喜表”中的一塊被矯大羽刻上“江蘇省革委會許世友主任紀念”的字樣，由蘇州市革委贈予許世友將軍。

當時“上海”牌手錶在國內一枝獨秀，憑“手錶券”買，還得120元一隻(120元在當時相當於一位大學本科畢業生兩個半月的工資，一個中專畢業生4個月的工資)。矯大羽制出了和上海牌機芯SS-1等同的機芯，這種手錶成本只有7元8角，售價45元，拿著手錶券和各種條子的人天天圍堵廠門。

艱難起步香港 拼到瑞士專利

矯大羽的夫人是位印尼華僑，因了這層關係，1980年，34歲的蘇州鐘錶工業公司技術員矯大羽攜夫人及兩歲的女兒矯玫，全家人移居到了香港。

對於矯大羽的赴港，現年73歲的王兆麟老人非常惋惜，當時他負責蘇州市鐘錶工業公司技術科的工作。24年後的今天，他在痛惜人才流失的同時告訴《時代人物周報》他仍然支持矯大羽的選擇。那個年代所謂的“唯學歷論”真是害死人，像矯大羽這樣的技術人才，只能做工人，而無法轉為技術員，更不要說評工程師了。

初到香港那段人下人的日子，是這樣過來的：“當初聽別人說，香港如何如何好啵，但在那裡，知道你是大陸來的，人家就看不起你，怎麼生存下來，是最主要的問題了。”矯大羽發揮自己做手錶的強項，從手錶代理商那裡領取零件回家，按合同規定，將300萬個元件，裝成50萬隻手錶。夫婦二人請了一位鐘點幫工，組裝后交給廠家，以件計酬，每隻1.2元。

起初兩三人一天只能組裝50隻手錶，一年後，每天能裝配1000隻。這種飛速提高的背後是什麼？矯大羽說：“說不吃飯不睡覺，那是不可能的啵。但是當時裝到什麼程度，也就是餓了吃一點，醒了就做活。”

近兩年的艱苦，成就了矯大羽日後事業的基礎。有了幾十萬元的經濟基礎，矯大羽不能忘懷的還是做手錶。

不再單純為了生計的工作，總能激發人的創造性，何況這股創造的慾望早已不可遏制。然而這股創造的慾望帶來的，基本上是一年一塊陀飛輪表的“慢功細活”。從1990年到2004年，矯大羽一共才製造了15塊陀飛輪腕錶。

2004年農曆大年初五，一封來自瑞士的郵件敲響了矯大羽的天儀軒。矯大羽期待已久的認可——這份簽署日期為2003年12月31日，由瑞士專利局“出品”、第一次頒給東方人的天儀飛輪發明證書，終於經由香港專利局轉到矯大羽手中。

事實上，早在1998年7月，矯大羽已因發明矯氏神奇天儀飛輪，獲得了中國專利，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人家會說‘你是中國人，中國專利當然偏袒你’了，那麼我在2002年又獲得了美國專利，人家又說‘美國又不是當今的鐘錶王國，它的專利不權威啵。’我就咬著牙再做我的表，我什麼都不說。”

在2004年的中國國際鐘錶展覽會上，人們看到矯大羽的展位，一邊是他所收藏的1888年11月產自瑞士的瑞士專利第1號表，一邊是瑞士專利局頒發給他的專利證書，專利號為693725的證書上寫著“關於擒縱機構的發明專利”。這就是矯大羽十多年來“咬著牙，什麼都不說”換來的。

申請瑞士專利，矯大羽走過了人們難以想像的路程，“我無法和任何人交流，在你成功之前，沒有人會相信你不是在說大話。”可以想到，矯大羽以一己之力贏得了世界鐘錶王國的尊重，而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標準來衡量二者懸殊的資本和相媲的實力。

對於終於到來的專利權，矯大羽認為並不是天道酬勤那麼簡單，他堅持認為是上天的眷顧：“很多人比我更勤奮，但並不是每個人最後都得到了認可，你說是不是？”

連續14個春天，巴塞爾有他必赴的約會

一年一度的巴塞爾國際鐘錶展覽會被稱為鐘錶界的“奧林匹克”，這個展會有個傳統：一號展館是專門為知名廠商設置的品牌館，即通常說的歐洲館；二號館是珠寶館；三號館是其他鐘表商的展館，矯大羽則是惟一在一號館布展的亞洲人，同時也是AHCI（國際時計獨立創作人學會）惟一的亞洲人。

至今連續14年，巴塞爾的春天是他必赴的約會。

每次展會他都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只展不賣”已經成了矯大羽的LOGO。

2003年春天，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巴塞爾國際鐘錶展覽會拒絕了來自中國和新加坡已經到達展會門口的參展商。惟一參展的中國人就是來自中國香港的矯大羽。

自1991年起，矯大羽每年都赴約瑞巴塞爾國際鐘錶展，每年他都推出至少一款自己的新作品。2003年矯大羽帶來了他的新作，給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難得聰明”和“唯吾知足”。

矯大羽對於“難得”的理解與眾不同：只有在那最重要的時刻，你“聰明一下”，方顯出英雄本色，才有足夠的勇氣把平時並不笨的事說成“不聰明”。當他喊出“難得聰明”這句話時，可能已經成功了—矯大羽坦陳：唯強者才敢示弱也。

“人家說‘難得糊塗’啵，我卻要說‘難得聰明’，沒有那麼多傻事，哪有聰明的事情呢？”矯大羽一再這麼強調，自己做出了外人看來很聰明的事情——他是指獲得了瑞士政府頒發的專利證書，但是有誰知道他有多“傻”呢？每造一塊表，他都把工作日記記得詳而又詳，為了紀錄造每一塊天儀飛輪表的複雜工藝和過程，以第11號表為例，他給製作過程照了800餘張照片。

問到夫人林聖娘對他做“傻事”的看法，和善的矯大羽突然緊張地告誡：“不可以問她這個問題，一提造表，我夫人就一肚子火。”停了停，又給自己的話加了個註解：“你想啊，一個人在家裡什麼事都不做，只做手錶，能不讓她生氣嗎？”然而正是林聖娘，一連12年陪伴矯大羽赴巴塞爾之約。每天要接待訪客，矯大羽夫婦忙得沒有時間進餐：“每年都要到瑞士一次，這麼寶貴的機會，每一分鐘都不捨得浪費，我從不遊覽，你都想不到有多忙”。

每年春天從巴塞爾再趕赴日內瓦參加高級鐘錶展、安帝古倫古董鐘錶拍賣會，這就是矯大羽經年不變的行程。

“那麼多國家採訪過我，還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作為一位國際獨立製表人，陀飛輪表已造了5種不同類別共15隻，下一步矯大羽還要做什麼？對於《時代人物周報》的提問，矯大羽連說“問得好問得好，那麼多國家的記者採訪過我，還沒有人這麼問過。現在我要告訴你——”矯大羽壓低了聲音，俯下高大的身軀“我還想做什麼!”

“我一聲不響地造表，造了這麼多年，有誰知道我的這種努力呢？有多少人知道有個中國人發明了第三代陀飛輪？有多少人知道是中國宋朝人開創了鐘錶史？有誰知道發明創造有多麼艱難？我要做的，就是讓人家知道這些。”矯大羽說自己要做的工作，就是記錄歷史和開創未來。”他肯定地給自己的工作“定了性”。

再看這幾年的工作：2003年12月31日，矯大羽開通了自己的網站。這一天，他並不知道，瑞士政府正在給他簽署專利證書。

開設網站以後，矯大羽把自己的故事和追求以及發表過的文章全無保留地放了上去。一年只做一塊表，只為證明在中國人開創鐘錶史一千年後的今天，是中國人創製了“神奇天儀飛輪手錶”，並獲得了鐘錶王國的認可，連矯大羽自己都覺得自己很傻。

除了網路能夠在壓縮的時空里傳播給人們，矯大羽做手錶的故事還被電話卡所記錄和傳播。1994年江蘇省郵電局首次發行“天儀飛輪表”電話卡，2000年12月18日中國電信專門發行了一套四枚紀念蘇頌誕生980周年、紀念矯大羽在世界首倡“中國人開創鐘錶史”10周年的電話卡。

矯氏專題電話卡承載的歷史與文化何其豐厚和珍貴，中國兩岸四地已為矯氏飛輪表系列發行了31枚電話卡。有些朋友不解地問他：“你不做手錶了嗎？你開始做磁卡生意了嗎？”矯大羽頗為苦惱地告訴《時代人物周報》：“他們無法理解我這種記錄歷史的方式。”980多年前的宋朝宰相蘇頌，若不把他主持製造“水運儀象台”的經過，詳細記載在《新儀象法要》一書中，那麼人們在1000年後要去證實這段歷史，並對它有個正確的認識，將是天方夜譚。

作為亞洲頂級古董鐘錶收藏家，矯大羽說他同時也在用文字的形式“記錄歷史”，他的《Time in Pocket》一書，講述了矯氏藏品中100隻懷錶，被評為1992年度香港最佳印刷書籍獎。這本書被包括日內瓦的“百達翡麗時計藝術博物館”在內的瑞士、德國、英國等國家鐘錶歷史博物館收藏，並被瑞士權威的“WOSTEP”鐘錶學校選作教材。

他是以個人創製時計而載入近代世界鐘錶名人錄之唯一亞洲人；是瑞士、德國和法國用多國文字出版的大型鐘錶典籍《20世紀手錶百年發展歷史WRISTWATCHES：HISTORY OF A CENTURYS PEUELOPMENT》中介紹的唯一東方製表大師；是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權威鐘錶創作人組織"獨立時計師協會"（簡稱：A.H.C.I.）世界各國總共十多名被譽為"國際頂級鐘錶大師"中唯一的亞洲籍會員，亦是瑞士、美國、英國古董鐘錶收藏家協會資深會員，是中國國家計時儀器史學會副理事長。

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向全世界首倡提出："中國人開創了鐘錶史--是中國古代五大發明之一"，並不遺餘力的在歐美各國、日本、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等地區演講、宣傳，已得到國際科技界和鐘錶界的普遍認同，影響極為深遠。

從1991年開始，他創造成功亞洲有史以來首五個不同設計的天儀飛輪手錶（TOURBILLON即第一代飛輪表。其中No.1更是全世界第一個："偏心式天儀飛輪手錶"。No.2是全世界第一個用鉑金（platinum）製造表機夾板的同軸天儀飛輪手錶。）打破了飛輪表全由歐洲傑出製表師獨佔的神話，成為東方唯一和第一位能設計和親手製造天儀飛輪手錶的中國人並開創了亞洲製造最高級機械手錶的歷史。1993年原創設計並親手製造成功全世界第一個飛行天儀飛輪手錶（FLYING TOURBILLON即第二代飛輪表No.6）震驚表壇。1993年7月--1996年，破天荒的以東方的製表大師身份發明並創製全世界首五個不同設計的矯氏神奇天儀飛輪手錶（KIU'S MYSYTERY TOURBILLON即第三代飛輪表（No.7--No.11）。他還在1997年首創前所未有的單支秒針型"飛輪的旋轉框架TOURBILLON'S CARRIAGE"同軸式飛行天儀飛輪："97香港回歸紀念"金錶。（No.12屬第二代）和在1998年又發明在飛輪上帶有"時間顯示"裝置的偏心式（即非同軸式）飛行天儀飛輪："中國人開創了鐘錶史" 金錶（No.13屬第二代）。從No.1--No.13這些不類別，形態各異和互不相同的天儀飛輪手錶，其表機夾板均用18K黃金、18K白金和18K紅金由矯大羽親自用手工製成，如果像他一樣的條件，不依靠大型精密機床，而能成功製造精度要求以頭髮絲的十分之一為基準的飛輪手錶整套夾板等零件，當今世界，恐怕會被人當成神話里才有的故事！

1999年又首創世界第一個，以四種不同文字組成表面的【中文：羅馬和阿拉伯文及中文數字（和日本數字相同）】"千喜紀念" 金錶（No.14特殊設計的自動手錶）……從1991年開始至2001年他創新發明並親手製造的這些自成一家，獨創一格，富有東方藝術魅力和令人不可思議的被譽為"表中之王"的天儀飛輪等17個手錶，其中3個創造了"亞洲第一"的記錄，14個是"世界首創"鑄造了當代鐘錶史中最輝煌的一頁，開創了鐘錶史和中國鐘錶業的新里程，為中國，為亞洲爭光，他已取得十多個鐘錶的發明，創新和設計專利，此空前的鐘錶創作，使他成為有史以來，原創設計和親手製造最多不同類別天儀飛輪手錶的鐘錶界殿堂級人物。注①這些發明和他作為發明人親自製作的這一系列被譽為20世紀的經典"傑作時計"，已使他成為繼瑞士"寶璣"、德國"伯里駒"以來第三人，享有鐘錶界不可逾越的尊崇地位。

他收藏的古董鐘錶，分別奪得香港有史以來，由瑞士著名鐘錶原廠總共在香港舉辦的兩次國際性古董鐘錶大賽中香港唯一獲得的兩個頭獎。（1993年"浪琴"表和1996年"歐米茄"表）廠方還邀請其夫婦暢遊瑞士美麗的湖光山色，交流收藏和鑒定心得，超凡功力可見一斑。他曾應國際著名的"江詩丹頓"和具有當今世界鐘錶界龍頭地位的"百達翡麗"和世界著名"芝柏"表的邀請，分別於1994年5月、1998年1月和2001年8月在台灣多個城市作以"中國人開創了鐘錶史"為主題的演講，轟動鐘錶界。

他著有《袋錶世界》一書（TIME IN POCKET），以其三十多年收藏的古董袋錶為內容，是迄今為止，亞洲唯一的個人袋錶收藏專著，更榮獲香港最佳印製書籍獎。由香港出版，世界發行。歐美、日本等著名鐘錶博物館均收藏，並作為瑞士日內瓦一所鐘錶學校教材。

1998年，他通過研究自己收藏的，在國內外所發現的唯一原版孤本：美華利五十周年紀念冊"等史料的成果，填補了中國鐘錶發展史中部分資料的空白，把中國近代鐘錶工業的起始推進了一大步，此圖冊1925年出版，共112頁，記錄了從1875年以來，最完整，詳實及有案可查的中國近代史中有關鐘錶的：貿易、製造、營業規模、人事框架及同珠寶、眼鏡製造等各方面的珍貴文字記錄和背景圖片。

他在"收藏字"層面，根據自己親身經歷，首次提出了：收藏、研究、創新的學說。他認為：收藏的目的除了"收藏"原本所蘊涵的一切內涵和意義外，最主要和最高層次更應該是作研究之用。是讓各學科作多方面最詳盡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當然是各方面的)主要應是為創新提供條件，是希望讓有需要的人(包括自己)通過這些研究成果而取得各方面的最新科技成就，這就是：收藏研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造發明、開創未來。

他在鐘錶領域中的收藏、研究和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開拓性創造發明的成就，已獲20多個國家1800多篇文章和國際多個電視台的介紹和讚揚。這除了是亞洲500年鐘錶發展史中零的突破和創造了當代鐘錶史中的奇迹外，更在國際上被譽為"亞洲之星"和"亞洲製表第一人"。

從1994年開始，中國和香港、台灣及澳門的電訊某部門，已把他首創"中國人開創了鐘錶史--是中國古代五大發明之一"和他創作的"亞洲第一，世界首創"共17枚天儀飛輪等手錶和他收藏的古董鐘錶精品為主題，共發行31枚電話卡，7枚首日紀念封和16枚紀念明信片等，這些珍貴的歷史證物。除了記錄了鐘錶史中的奇迹外，中國的兩岸四地，以同一題材發行電話卡，亦是當代鐘錶史和電訊、電話卡發展史中的空前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