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傳

1949年12月5日，是武訓誕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紀念日。山東省堂邑縣柳林鎮武訓的祠堂前和墳墓前，一位女老師正在向孩子們講述武訓的故事……

清道光二十五年，七歲的小武訓，父親已經去世，跟著母親要飯，雖受盡折磨，卻渴望能夠念書。他拿著辛苦賣藝掙來的200文錢，跑進一家私塾，跪在地上求老師收下他，結果在眾人的笑罵中被趕了出來。不久母親也死去了，他被一位善良的伯母收養。為了不拖累別人，他到處流浪，外出打工謀生。17歲時，他到館陶縣大地主張舉人家做長工，和豪爽粗壯的車夫周大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張家，他親眼見到張舉人剝削農婦張二嫂和四奶奶毒打女傭小桃，聽周大講述女傭小桃因不識字被張舉人騙寫賣身契的經過，更加感到窮人不識字的痛苦。當他想用三年的工錢，為患病的伯母治病時，張舉人拿出假賬，說工錢已經支付完了。武訓與他爭辯，結果被吊起來毒打一頓。最後周大出現，打倒保鏢，救出武訓。

張舉人當晚勾結縣官，將周大關進死牢。小桃因張舉人一家逼她嫁給曹屠夫，自己又無力逃跑幾次想自殺，被錢媽勸阻。她準備找武訓商量，逃出苦海。武訓在破廟裡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沉思苦想，終於感悟到窮人不識字就要永遠受欺負，於是決定要辦一個讓窮孩子上學不要錢的義學。

小桃來到破廟裡找到武訓，此刻，武訓正沉浸在辦義學的計劃中。他將一個泥塑不倒翁送給了隨小桃前來的小茂，以表明自己辦學的決心。這時，張舉人的狗腿子趕來打倒了武訓，強拉走了小桃。狂風暴雨，電閃雷鳴，死牢里的周大、泥地上的武訓發出了“我們要報仇”的吶喊。

無路可走的小桃當天夜裡懸樑自盡。武訓懷著深仇大恨，強裝笑臉，以小丑的身份開始了新的生活。頑皮的孩子們叫他“二豆沫”。他沿街賣藝，跪在地上喊著“來踢吧！來打吧！”“為了窮孩子，為了辦義學。”夕陽西下，他坐在小桃墳前沉思，將桃核埋進土裡。

在李四的幫助下，周大和死牢里的太平軍囚犯越獄出逃。周大找到武訓、李四，要他們一起造反，武訓因一心辦義學，拒絕同去。周大說：“你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倆一文一武，讓那些狗官知道咱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

十年過去了，武訓千辛萬苦積攢下了一百二十吊錢，存在地保高春山那裡。高春山派人偷走字據，翻臉不認賬，武訓十年的心血毀於一旦。在沉重的打擊面前，他想起了自己的不倒翁，堅定了為窮孩子辦學的決心。又是一個二十年過去了，武訓積足了辦學的經費，在德高望重的楊進士門前跪求了三天，終於建起了義學。光緒十四年，崇賢義塾開學了，當孩子們朗朗的讀書聲傳到五十歲的武訓耳邊時，他感動得熱淚盈眶，在母親的墳前長跪，口中喃喃自語：“娘，窮孩子也能念書了。”

實現了辦學願望的武訓此後仍然一囊一缽，到處奔走募化。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周大，周大告戒他要當心受騙，武訓開始懷疑了。郭知縣為他呈報請獎，張撫台要為他向皇上請封號、造牌坊，更使他感到不安和疑惑。清王朝因農民暴動處於危機之中，告急文書雪片似的飛向北京。清王朝的鷹犬們獻技，對周大這樣的“響馬”要剿，對武訓這樣的人要撫。光緒封武訓為“義學正”，賞穿黃袍馬褂。當“樂善好施”的牌坊建好時，武訓卻好像發了瘋，不肯跪謝皇恩。滿腔悲惘的武訓拖著黃馬褂走進學堂，他對孩子們說：“你們記牢了，將來長大，千萬別忘了咱庄稼人！”

黃馬褂被遺棄在塵埃中，武訓向遠方走去。周大帶領著義軍風馳電掣地經過武訓身旁，捲起了滾滾黃塵……

老師給孩子們講完了故事。大家好像看到了年老的武訓肩背布褡，手拿著銅瓢，在北方的原野上堅定而緩慢地走著。

人物原型·武訓

七歲喪父

七歲喪父的武訓（孫棟光飾）原本無名，被稱為武七，跟母親一起在武家莊靠行乞為生。武訓想讀書識字，卻被私塾先生趕了出來。後母親病故，武訓成了孤兒。

當起長工

十三歲，武訓在山東各地流浪，靠打短工過活。十七歲，武訓（趙丹飾）流落到薛庄店村，在富甲一方的鄉紳張舉人家打長工。

被騙·覺醒

二十歲，武訓伯母病重，他要求支取此前三年的工錢。張舉人篡改賬本，還叫人打了武訓一頓。被長工周大救出后，武訓在破廟中昏迷三天，他自認吃虧受欺負都因沒文化，於是決定興辦義學，供窮人的孩子免費讀書。

賣藝攢錢

武訓賣掉辮子，為義學攢下第一筆錢。頭頂留下的一小撮歪辮，成了他的標誌。為興辦義學，他四處行乞、勞作、表演雜耍，善款一攢就是三十年。

興建義學

五十歲，武訓的經歷感動了幾位鄉紳，幫他用積攢的善款在堂邑縣柳林鎮興建了第一所義學——崇賢義塾。

拒收牌坊

五十八歲，武訓已興辦三所義學。山東巡撫賜其名武訓，光緒授其“義學正”名號，賜黃馬褂，並為他修建牌坊。武訓並不適應官府的種種嘉獎，他叮囑義學的學生們讀好書也不能忘記窮人，然後消失在原野中。

教育家陶行知送給電影導演孫瑜一本《武訓先生畫傳》，希望他把武訓事迹搬上銀幕。

1945年

趙丹從新疆獲釋，在醫院養病時讀到《武訓先生畫傳》。

1947年

孫瑜從美國回國的途中開始創作《武訓傳》劇本。

1948年

當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制”開拍《武訓傳》，孫瑜導演、趙丹主演，11月影片因資金枯竭而停拍。

1949年

崑崙影業購得影片拍攝權以及已經成片1/3的底片和拷貝。12月，崑崙申請完成拍攝，經陳白塵、蔡楚生、鄭君里等人組成的編導委員會討論，給出修改意見，由歌頌“行乞興學”的正劇變成“興學失敗”的悲劇。

1950年

《武訓傳》拍竣，孫瑜在廠方堅持下，將影片分為上下集。年底公映，反響熱烈。

1951年2月

《武訓傳》在中南海放映，多位領導、首長給予好評。

1951年5月20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該文經毛澤東修改審定。文 章指出《武訓傳》“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指對武訓那樣的人）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號召“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的同時，批判的矛頭就指向了陶行知，意在引出即將大規模進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5月26日，孫瑜檢討短文在《人民日報》刊登。7月2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武訓歷史調查記》，《武訓傳》開始遭受全國性批判。此後該片在批鬥會上被多次當反面教材放映。

1985年9月6日

《人民日報》刊登《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文 章，被視為《武訓傳》平反的轉折點。

2000年

“電影101工作室”在上海虹口圖書館放過一次完整版《武訓傳》錄像帶。

2005年

在紀念趙丹誕辰90年回顧展上，趙丹之女趙青在相關部門批准下，從中國電影資料館借出拷貝，在上海影城放映，被媒體稱為《武訓傳》“五十多年來重見天日”。

2012年

《武訓傳》正版DVD由廣東大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製作出版發行。

該片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訓的生平事迹為內容的傳記影片。

它從1948年夏天開始由中國製片廠籌攝，解放后又經原編導者修改，於1950年10月由崑崙影業公司完成。影片以細膩的敘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訓的苦難生活和他從青年時代起由“行乞興學”而終於獲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譽的一生經歷。

影片公映后，據《人民日報》的不完全統計，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報刊，在四個月的時間裡就發表了40餘篇讚揚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

為此，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從而發起了我國當代文藝史上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文藝思想論爭。這場論爭的是非影響，遠遠超出了影片本身。

為拍攝《武訓傳》，孫瑜帶劇組去山東調查，向當地農民了解武訓的事迹。

孫瑜原打算只寫一集劇本，後來在資方的苦苦要求下，將一集改成上下兩集，為此增加了很多戲。

趙丹專門到武訓的家鄉體驗生活，經常穿著乞丐的破衣服行走街頭，到達“人戲不分”的地步。

批判紀實

批判緣由：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電影《武訓傳》上映於1951年初。它描寫和歌頌了清末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迹。

《武訓傳》上映后，引起了兩種截然相反意見的爭論。讚揚者認為，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武訓是“永垂不朽值得學習的榜樣”。批評者認為，電影《武訓傳》是一種“缺乏思想性有嚴重錯誤的作品”、“武訓不足為訓”。這本是文藝界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

而毛澤東卻認為，電影《武訓傳》宣傳了反歷史唯物主義的反動思想，必須嚴肅批判。

他嚴厲地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承認或者容忍對它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他說“一些號稱學好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並由引得出“資產階級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的嚴重結論。

批判後果

7月23日，《人民日報》又公布了經毛澤東親筆修改的《武訓歷史調查記》，說武訓是一個“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樣，《武訓傳》的討論就變成了全國性的政治大批判。批判持續一年多。這一批判嚴重地混淆了思想藝術和政治問題的界限，使著名的編導孫瑜受到沉重的打擊，40多位同志受到牽連。也給新中國的電影藝術創作的發展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據統計，1950年，我國拍攝國產故事片29部，1951年僅有1部。1951年至1954年4年中，共計拍攝了16部。

武訓是清末山東堂邑縣人，生於1838年，死於1896年。據傳他出身貧寒，青年時因苦於不識字而受人欺騙，決心行乞興學，以便讓窮人的孩子都能讀書識字，免受有錢人的欺壓，過上好日子。武訓經過30年的乞討，積累了一些錢，在他50歲以後陸續在堂邑柳林集、館陶、臨清辦起了3所義學，而他自己仍然乞討過活，直至死去。武訓的行乞興學活動，受到當時統治階級的讚揚，清末山東巡撫張曜曾奏准光緒帝給予“建坊施表”。武訓死後，其事迹“宣付史館”，被尊為“義乞”、“乞聖”。

批判原文

題目：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時間：（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作者：毛澤東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統治者的偉大鬥爭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於到了如此之多，說明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讚的地方。我們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讚和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象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甚至向這些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裡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註：這是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的節錄。

時間：2005-12-8

報紙：哈爾濱日報

題目：《武訓傳》55年來首見天日 新中國首部禁片開禁

在上海影城日前舉辦的紀念趙丹誕辰90周年電影回顧展上，新中國首部禁片《武訓傳》被完整地展示在觀眾面前，媒體稱這是《武訓傳》被雪藏55年來首見天日。

1950年年底，由孫瑜編導、趙丹主演的《武訓傳》在全國公映，這是趙丹在新中國成立後主演的第一部影片。

一年之後，竟掀起全國性大批判，為窮孩子辦學的武訓成了大地主、大流氓，《武訓傳》也被禁止上映，成為新中國首部禁片。

日前，在上海舉行的紀念中國電影百年暨趙丹誕辰90周年系列活動上，這部攝製於1950年的經典之作在上海放映，並宣稱是被禁后首見天日。

2012年3月，被稱為“新中國首部禁片”的電影《武訓傳》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後，開始發行正版DVD。該片於1951年公映，后遭到批判而被禁。鑒於《武訓傳》複雜的歷史遭遇，DVD的“賣相”仍然有些遮遮掩掩，例如盒套封面左上角特意標明一行字：“供研究所用”。

2012年3月15日，一條消息出現在微博、豆瓣網上：號稱“新中國首部禁片”的電影《武訓傳》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後，開始發行正版DVD，亞馬遜中國、淘寶商城及西單北京圖書大廈等地均有銷售。

就在當天，《武訓傳》的網路下載也隨之出現，畫質還算清晰的完整版(長達197分鐘)更讓不少影迷喜出望外。幾天下來，《武訓傳》在豆瓣的短評從三四條增加到五十多條，而《武訓傳》DVD的來源、現存拷貝的狀況、這部電影所牽涉的複雜背景、歷史遭遇，以及中國國產老電影的保存、修復、流通，都成為業界關注的話題。

《武訓傳》DVD分為上下雙碟，在亞馬遜中國上標明原價99元，折后價64元，淘寶商城則售價58元。一般而言，國產老電影DVD在網路商城的售價通常只在12元至15元，《武訓傳》有些偏貴，但影迷卻仍然買賬。有網友在博客上表示自己花85元在西單北京圖書大廈購買了《武訓傳》DVD並稱“再貴也情願買回去研究”。

截至3月19日亞馬遜中國上的《武訓傳》DVD已斷貨。

由一場批判改寫的歷史

《武訓傳》由曾執導《大路》《小玩意》等經典電影的留美導演孫瑜自編自導，男一號則是中國影史上聲名卓著的表演藝術家趙丹，此外片中還雲集了黃宗英、吳茵等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影星，掌鏡的韓仲良也是當年的優秀攝影師。“我覺得《武訓傳》非常好，它是孫瑜的轉型之作，雖然孫瑜受了很多限制，但故事仍然講得非常流暢，比現在的很多商業電影也要有思想”，崔永元向本報記者如此評價。而國內影迷幾十年來對《武訓傳》抱著高山仰止的態度，與《武訓傳》當年的藝術成就和政治遭遇有直接關係。

連映數月，好評如潮

出演《武訓傳》之前，趙丹已經拍出了《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烏鴉與麻雀》等銀幕經典之作，對藝術的執著和獨創一派的表演方式令他成為那個時代最耀眼的明星。據悉趙丹此後專門到武訓的家鄉體驗生活，經常穿著乞丐的破衣服行走街頭，到達“人戲不分”的地步。

1951年《武訓傳》上映后獲得巨大成功，趙丹的大女兒趙青曾在崔永元的《電影傳奇》節目中回憶，上海各大影院連續數月都在放映《武訓傳》，街頭到處都是巨幅海報，“上海先施公司掛出了三層樓高的廣告，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廣告。大家見了我父親，不叫他趙丹，都圍著他，叫他‘武訓’”，她還透露趙丹曾私下表示《武訓傳》是自己演得最好的一部戲。據悉，《人民日報》曾做過不完全統計，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在四個月內就出現了40多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 章，趙丹也在《大眾電影》上發表連載文 章《我怎樣演“武訓”》作為回應——這樣的盛況在中國電影史上堪稱炫目的一筆。

《人民日報》當頭棒喝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文 章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6月5日，《人民日報》再次刊登了文 章《趙丹與武訓》，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趙丹。

當時江青派出調查組到山東訪問了大量武訓故鄉的民眾，寫出《武訓歷史調查記》。隨後的7月23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武訓歷史調查記》，指武訓是一個“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對於《武訓傳》的討論演變成了全國性的批判，郭沫若、田漢、夏衍等文化藝術名人也紛紛在《人民日報》發表專訪、檢討。

崔永元告訴本報記者，對於這一系列批判的來由有很多說法，但從電影史的角度來看，與當時私營電影公司的處境有很大關係：“當時國營的創作隊伍還沒建立起來，每年將近3/4的國產電影都是私營企業拍的。當時主張公私合營，但私營電影企業不願意，一批判《武訓傳》，就全都願意了。”

全國電影產量銳減

《武訓傳》的全國性大批判給新中國電影創作帶來了不小的衝擊。據《中國影片大典》記載，1952年國產電影的數量從前一年的23部跌到只有8部，直到1956年才恢復為31部。與此同時，不少電影人也對創作失去了信心，不知如何把握和適應新形勢，趙丹在《銀幕形象塑造》一書中透露自己“演戲時猶如在‘九宮格’里學描紅，戰戰兢兢，不敢再想如何才能增加人物的藝術魅力，而只求如何把人物表現得‘正確’，想象力便不夠豐富了。”例如他在自導自演的電影《青山戀》中飾演一名“老紅軍”，口碑便差強人意。

導演孫瑜此後在創作上再也沒有起色，而趙丹之後出演的多個角色都被批為“有武訓的影子”，他一直夢想著飾演齊白石、周恩來、阿Q、李白、魯迅等多個富有挑戰的角色，也因為種種原因，至死都沒有實現。

如何“平反”，眾說紛紜

1966年秋，“紅衛兵”掘開武訓墓，焚屍街頭。1980年開始，民間傳出為武訓平反的聲音，其後各級政府也開始推動為武訓恢複名譽的工作。1986年4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為武訓恢複名譽問題的批複》，算是給武訓“平了反”。

至於對電影《武訓傳》的評價，電影文化工作者妖靈妖認為：“胡喬木的講話，基本上可以視作平反的一個標誌”。這篇講話就是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此後《武訓傳》也確乎在不同場合進行過放映，《武訓傳》DVD的出版似乎讓“解禁”的味道更濃。

崔永元對此有不同的理解，“我認為胡喬木說的話不能算是為《武訓傳》平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是國家、政府來批判的，那當然要用國家和政府的名義給它平反了。”2011年，崔永元、陳 道 明、王興東、馮驥才等五名政協委員曾提交“給‘爭議電影’鬆綁”的提案，其中包括《武訓傳》《清宮秘史》《苦戀》等多部國產老電影，崔永元透露該提案已被駁回，但他會繼續“據理力爭”。

2009年，導演高 希 希曾表示要拍攝電視劇版《武訓傳》，他告訴本報記者，當時小馬奔騰影視公司購買了小說《武訓大傳》的版權，他本打算拍出來，但後來因為檔期、籌備等原因而暫停，“我們簽的版權有7年，以後有機會再說”。他認為，電影版《武訓傳》中的一些理念滯后了，但這個題材的敏感性他並不擔心，“我覺得改革在向前走，政策也有一個完善的過程”。

崔永元：《武訓傳》我看了十幾遍

主持人崔永元向兩會提交的“給‘爭議電影’鬆綁”的提案，其中也提及了要給《武訓傳》一個說法。他個人收藏了兩個該片的拷貝。

如果說把這些老電影拿出來放，被人說成是爛電影、沒人買票，都沒關係，但不能因為沒人看，就把它打成“毒草”吧？藝術、市場評價和人身安全，這是兩回事。——崔永元

收藏兩個《武訓傳》拷貝

《武訓傳》我很久以前就看過，非常震撼，我前後看了得有十幾遍。我自己有倆《武訓傳》的拷貝，一個是我從甘肅一個影迷收藏那兒買回來的，五六年前他打電話來問我要不要，我還問“你這是《武訓傳》還是《魯迅傳》啊？”生怕聽錯了，這個拷貝挺好，有划痕但是不厲害；另一個是我從河北買回來的，質量更好。《武訓傳》在這幾年有一些放映活動，比如在趙丹紀念會或者孫瑜研討會上放一遍，每一次在電影界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我每次都會被告知。在我心裡，《武訓傳》從來不是一個有問題的電影。

批評者後來也都被批評

我做《電影傳奇》採訪過一大批人，比如趙青、謝晉、原《大眾電影》副主編唐家仁、演“小桃”的王蓓，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當時崑崙影業公司總經理任宗德，他也是《武訓傳》的製片人。我採訪的時候他都九十多歲了，他給我們詳細地講解了《武訓傳》的事，老人家已經去世了。

任宗德說當時是希望《武訓傳》的投資加大，所以拍攝跨越了兩個時代，從解放前開拍，到解放后才拍完。影片上映初是一片好評，但後來，看看批判這部影片的名單，全都大名鼎鼎，可這些人後來也都特別慘，他們批判《武訓傳》的時候沒有想到，有一天也會有人這麼批判他們自己的作品——全都倒了霉，從郭沫若開始。

1956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來的時候，人們都認為文藝界的春天又來了，孫瑜寫了一篇翻案的文 章，說自己是怎麼出於好意來拍《武訓傳》的，結果他得到的是下一輪更加猛烈的批判。趙丹勞改完之後放出來，話都不會說了。黃宗英回憶，他有時候會半夜醒來說話，黃問他怎麼了，他說想快點恢復說話，好去演電影，黃宗英就說：“你還演啊？”

這不只是一部影片的事

我和陳道明他們去向政協提案，希望給《武訓傳》這些“爭議電影”鬆綁，因為我覺得這不僅是一部電影的事，那可是關乎背後成百上千人的事啊，他們的後代都背著這個陰影。

我認為，如果要為這些影片平反，就應該發一個通知，或者應該在電影頻道或者院線公開播映，這才意味著沒事了——就是為了還藝術家一個清白嘛。

《武訓傳》的批判被視為新中國“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的發端（《中國電影百年》語）。早先國內放映的時候，可以算是好評如潮的。事實上，正是因為“好評如潮”，才更為突顯其顯現出的政治問題的“嚴重性”。當時在上海的上映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隨後的媒體上還有關於編導孫瑜和演員趙丹對於影片的經驗介紹性的文章，可見當時有樹立典型的苗頭：名導和明星的珠聯璧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應該重視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隨後而來，掀起了批判風潮，從電影攝製人員擴到到整個文藝界，從具體的“武訓評價”到抽象的階級立場，終於成為政治性的運動。此後《武訓傳》永遠都不享有純粹的文藝評價，而緊緊的和政治發生了關係。

在其後的多數關於《武訓傳》的評論文章中，無論是當事人的回憶錄，還是研究者的學術文章，都已經捨棄了電影藝術的標尺，而成為研究“誰之過？”的歷史淘金。比較典型的就是將《武訓傳》批判歸結為江青個人陰謀報復行為，是對知根知底的趙丹等前同事的個人迫害。

江青借著批判《武訓傳》的風潮，組團寫了《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該文考據豐富，旁徵博引，實在是集大成的典範之作。可見當時的人們確實有股韌勁。

如果說《武訓傳》是個政治和文化的符號，那麼這個符號最起碼指代的是一種“嚴謹持重無所不用其極的改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能根據武訓的人物和形象的反面，迅速尋找並打造相應人物和形象予以回擊。這種創造力不僅僅是模仿，更是水平。迪斯尼素來以改造他國童話傳說聞名於世，對中國《花木蘭》的改造，換來的只是上海動畫電影製片廠挖掘原著的《寶蓮燈》，而同是講述母子親情題材的動畫片，迪斯尼隨之而來的《人猿泰山》把親情提高到了一個人獸間的爭議高度。對於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迪斯尼採取精彩講述的方式，夢工廠則選擇了完全解構。《調查記》及“宋景詩”完全證明了這樣的創造力並非國人所缺，只是漸漸的淡忘了。或者說，沒有缺失也沒有淡忘，只是從來沒有用在創作或者娛樂這些形而上的無用方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實踐到“為人處事”的能力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