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爾七

福建晉江縣的革命烈士

沈爾七,原名沈慶炬,1914年生於福建省晉江縣。父親沈日乞,早年到菲律賓,在一家華僑商店當炊事員。母親在鄉持家。沈爾七有一弟一妹,母子四人相依為命,過著清苦的日子。母親克勤克儉,讓沈爾七入村塾讀了幾年書。

福建晉江烈士簡介


沈爾七(1914-1942),原名沈慶炬,福建省晉江縣池店鎮清濛村人。1930年前往菲律賓謀生,1934年加入菲律賓共產黨,被選為菲律賓華僑總工會組織部長,領導菲華工人運動。1936年初,宋慶齡在上海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沈爾七任菲律賓分會秘書長。1938年1月18日率菲律賓華僑抗日義勇隊回國參加抗日,同年2月編入新四軍二支隊。這是參加國內抗戰的第一支抗日華僑隊伍,不久改名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服務團”,沈爾七任團長,並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隨二支隊北上皖南抗日前線,不久調新四軍政治部工作。1938年和1940年又先後兩次返回菲律賓,為新四軍募集經費物資,動員華僑青年回國參戰。1941年11月再一次回國,歷任東江抗日游擊總隊第二中隊(即惠陽游擊隊)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與成中隊”(為紀念何與成烈士命名)指導員。1942年年中,因負傷並積勞成疾染上肺結核住院治療,任總隊醫院(鐵崗醫院)指導員。同年11月,國民黨頑固派調集187師一部,趁我軍主力轉移之機偷襲陽台山區的鐵崗醫院,製造了“鐵崗事件”,殘殺我軍數十名傷病員和醫護人員。沈爾七在敵人的偷襲面前臨危不懼,組織部分傷病員掩護大隊伍突圍,在戰鬥中壯烈犧牲。

生平經歷


沈爾七的父親為菲律賓下層華僑。1930年應父之命,赴菲律賓馬尼拉謀生。先在一家布店當店員,后替兩家小商店記帳。白天處理帳務,晚上參加華僑總工會屬下的“青工俱樂部”的活動,受到進步思想影響。“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政府駐菲律賓領事館奉行不抵抗政策,禁止當地華僑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和一些進步華僑衝破這些限制,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鬥爭。和馬尼拉華僑學生創辦宣傳抗日救亡的文藝刊物《旗聲》。1934年被選為菲律賓華僑總工會組織部長,隨後參與領導菲律賓華僑家器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而舉行的大罷工。1935年,參與組織東北抗日義勇軍後援會和“菲律賓華僑勞工聯合會”。1936年初,參與籌建“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簡稱民武會)菲律賓分會,被推選為主要領導人之一。利用各種形式宣傳反對內戰,呼籲團結抗日,出版會刊《民族戰鬥》。此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爆發后,和菲律賓廣大僑胞一道開展各種形式的支援祖國抗戰活動。1937年9月,民武會菲律賓分會決定組織部分華僑青年回國支持和參加抗戰。自告奮勇,主動承擔組織、訓練華僑青年和籌備回國事宜,挑選組織了由28人組成的菲律賓華僑歸國抗日義勇隊。在馬尼拉進行短期學習后,由他和戴血民帶隊,於1938年1月中旬由馬尼拉啟程回國。他們一行到廈門后,衝破國民黨當局的干涉和阻撓,取道漳州轉到龍岩地區參加新四軍二支隊,隨即改名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服務團”,被任命為團長。該團成為參加新四軍的第一支華僑抗日隊伍。參加新四軍以後,戰鬥勇敢,工作出色,被稱為“模範軍人”。他決心為抗日救國而“犧牲一切,奮鬥到底。”1939年5月17日,他在致母親的信中說:“兒為了革命――抗日救國,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親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國,民眾將永無翻身之日,故兒願犧牲一切,奮鬥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親能以兒為光明事業而努力,勿怪兒之不肖。”這些飽蘸革命激情的語言,表現了他為民族解放事業奮鬥到底的高尚愛國精神。1939年初,為了向旅菲僑胞傳達祖國抗戰的真實消息,發動僑胞回國參戰及募捐醫藥物品,新四軍領導派他重返菲律賓。回菲后,多方奔走,忠實地執行黨交給他的任務,宣傳中共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事迹,募集了大宗慰勞品(藥品為主)。不久,菲律賓華僑勞聯會發起組織了“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回國慰勞團”,由王西雄任團長,他任政治顧問。4月,慰勞團從馬尼拉起程回國,途經越南、廣西、湖南、江西等地,9月,到安徽雲嶺新四軍軍部慰勞。此後,被調到新四軍教導隊第九隊學習,曾受連隊黨支部的表場。結業后,被分配到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工作,曾參加西塔山、鎮寶公路等幾次戰鬥,表現英勇頑強。1940年10月,新四軍黨組織再次派他返回馬尼拉,動員僑胞支援新四軍抗日。由於他在華僑中有較高的聲望,返菲后一度代理勞聯會秘書長。以兩次回國的親身經歷,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的光輝戰績,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反共磨擦的反動行經,使廣大僑胞了解了國內抗戰的真實消息。1941年底,第三次離開馬尼拉回國。正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並佔領香港,他和隨行者撤退到廣東東江游擊區,在東寶人民抗日游擊大隊政治部工作。后又任陽台山傷兵醫院中隊政治指導員。1942年5月,在一次反擊國民黨頑軍進攻陽台山區傷兵醫院的戰鬥中,為了掩護傷員撤退,不幸中彈犧牲。

人物事迹


1930年春,17歲的沈爾七遠離家門,到馬尼拉跟父親謀生。他先在三巴樂一家華僑布店當店員,以後又替兩家華僑小商店記賬。他白天處理賬務,晚上參加菲律賓華僑總工會屬下的“青工俱樂部”的活動。由於他表現積極,不久被選為青工俱樂部的執行委員。
沈爾七出生於貧僑家庭,從小就過著困苦的生活,促使他在童年就有反對壓迫剝削的意識。沈聯溪和沈天淵二人,是當時鄉里領導地下鬥爭的共產黨員,在他們的影響下,少年的沈爾七開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在馬尼拉參加青工俱樂部活動之後,又接受了愛國思想的影響,並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后,菲律賓華僑也和國內一樣積極展開抗日救亡活動。沈爾七參加了馬尼拉普智夜校進步學生為抗日組織出版《族聲》文藝刊物的活動。他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鬥爭,愛國思想日益成熟,於1934年選為菲律賓華僑總工會的組織部長,參與領導華僑工人運動,努力為爭取改善職工生活而鬥爭。1934年,菲律賓煙廠工人為要求提高工資舉行罷工,廠主勾結憲警鎮壓工人,造成菲律賓工人運動史上第一次流血事件。1935年菲律賓爆發了家器工人(主要是華工)大罷工,在工人上街遊行時,又遭到菲憲警的鎮壓。沈爾七是這次罷工領導人之一。
罷工失敗后,沈爾七為避開菲憲警的逮捕,便轉入隱蔽活動,暫時離開馬尼拉市區。為了更廣泛地團結華僑中的店員、教員、學生、文化界人士和愛國華僑商人,青工俱樂部擴大了組織,改名為“工商學業餘俱樂部”,沈爾七仍被選為負責人之一。
1936年初,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由宋慶齡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的,簡稱民武會)決定在菲律賓建立分會,由高劍峰、鄭顯玉、鄭炎火、沈爾七等人負責籌備。於是沈爾七重返馬尼拉市區,參與籌建分會工作。民武會菲分會成立時,各界僑胞參加者達數百人,沈爾七被選為分會主要負責人之一。
民武會菲分會成立后,經常利用各種節日舉行紀念或慶祝活動,宣傳團結抗日;同時出版會刊《民族戰鬥》,作為宣傳陣地。沈爾七在民武會中工作積極,支持各界僑胞的愛國鬥爭。如1937年祖國抗日戰爭爆發時,他極力支持馬尼拉南洋中學的進步學生,為反對校長王爾三無理開除愛國學生而舉行的罷課、罷考的正義鬥爭。
七七事變后,民武會菲分會發動會員和各界僑胞獻款獻物,慰勞前方抗日將士。10月,又發起組織“菲律賓華僑救國義勇隊”,許多華僑青年報名要求回國參戰。11月初,民武分會從報名青年中挑選了身強力壯的沈爾七、戴血民、許振文、鄭顯玉、余志堅、楊血映、陳友節、庄玉英、張光等28位,組成救國義勇隊,由戴血民、沈爾七帶領,於1938年1月18日離開馬尼拉,22日到達廈門。
菲律賓華僑救國義勇隊受到廈門各界人士的歡迎。當時,廈門國民黨當局阻撓義勇隊到前線去,提出要把義勇隊就地編入國民黨部隊。義勇隊是為殺敵救國而離菲返國的,他們熱切地盼望能早日奔赴前線,為祖國效力。為了反對廈門國民黨當局的阻撓和干涉,救國義勇隊於26日印發了《告祖國各界同胞書》,闡明了隊員們回國參戰的緣由和決心,並提出了“僑胞與祖國同胞團結起來!武裝起來”、“肅清一切漢奸賣國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口號,表明了義勇隊員們堅決抗日殺敵的立場。次日下午,又舉行了各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要求廈門當局和各界人士支持隊員們先回到自己的故鄉閩南一帶,向鄉親們介紹菲僑胞抗日救國的情況;宣傳發動家鄉同胞團結起來,抗戰到底;並懇切要求各界同胞給予指導和贊助。隨後,義勇隊的隊員們以“往泉屬的晉(江)、南(安)、惠(安)宣傳”為理由,離開了廈門。當時廈門的《江聲報》曾多次報道了義勇隊在廈門的活動情況。
救國義勇隊於2日初離開廈門后,取道漳州,轉到龍岩白土,編入新四軍二支隊。后改名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服務團”,新四軍二支隊政治部任命沈爾七為隨軍服務團團長,戴血民為副團長,俞炳輝為教導員,許振文為秘書。成為第一支歸國抗日的華僑隊伍。隨軍服務團的任務是負責北上抗日的宣傳工作,於3月1日隨二支隊從閩西開向皖南,沿途開展宣傳活動。至今,在龍岩市郊的小池村,還保存著隨軍服務團寫在牆上的“擁護新四軍上前線殺敵”的標語。在行軍路上,沈爾七關心同志,帶頭遵守群眾紀律,他說:“既然成為抗日軍隊,就要有嚴格的要求,才能打勝仗。”這些愛國的華僑青年,從來沒有經歷爬山涉水之勞,行軍路上的艱辛可想而知。然而團員們報國心切,知難而進。在沈爾七等人的帶領下,一路上互相鼓舞,互相幫助,從白土到贛州,徒步行軍幾百里,隨軍服務團無一人掉隊。
服務團到達皖南涇縣,新四軍軍部在雲嶺陳家祠堂召開盛大歡迎會,沈爾七代表隨軍服務團在會上慷慨陳辭,表明團員們回國抗日的決心。會後,二支隊對這次行軍進行總結時,沈爾七被評為“模範軍人”。沈爾七給母親的第一封家書,就是他初到涇縣時寫的。
1938年3月底,福建省晉江縣南郊清村僑屬楊足娘,突然接到從安徽省涇縣寄來的一封信。她請鄰人讀信時,才知道是長子沈爾七寄給她的。沈爾七在信上告訴母親:他已從菲律賓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並說明回國參戰的道理。沈爾七離家往馬尼拉謀生已八年了,母親很惦念他,複信時催促他回家團聚。
5月下旬,楊足娘又接到兒子從新四軍政治部寄來的回信。信中寫道:
來教敬悉。兒平安,勿念。
兒為了革命——抗日救國,多年不寄分文到家,致母親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國,民眾將永無翻身之日。故兒願犧牲一切,奮鬥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親能以兒為光明事業努力,勿怪兒之不教……
這封充滿革命激情的家書,表現了沈爾七為抗日救國而奮鬥到底的革命精神。沈爾七回國參加新四軍的事迹,在親友中廣為傳播。
在皖南,服務團被安排在軍教導隊參加集訓。為了更快更好地掌握軍事知識,沈爾七經常請教導員俞炳輝給他講課,下“小操”。在沈爾七的帶動下,團員們都勤奮學習,進步很快。結業后,沈爾七被分配到新四軍政治部搞民運工作。
為了向旅菲僑胞傳播祖國抗戰的真實消息,以加深僑胞對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了解,繼續動員愛國青年回國參戰,同時籌募醫藥品支援前線,新四軍領導決定派沈爾七、許振文等人重返菲律賓,開展宣傳、動員工作。葉挺軍長還提出可以組織華僑營(或團)的主張。
沈爾七等人於1939年春回到馬尼拉,受到菲律賓各愛國僑團的歡迎,“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簡稱勞聯會)大力支持他們開展工作。沈爾七利用各種機會,向各界僑胞介紹祖國抗戰的形勢,闡述只有團結抗日,持久作戰,才能奪取最後勝利的道理;發動華僑捐獻財物,支援前方將士;號召愛國青年回國參戰,打擊日本侵略者。他們的宣傳激發了廣大僑胞的愛國熱情,促進了籌募工作的開展。
勞聯會以“慰勞前方抗日將士”的名義,公開發動勸募,同時發起組織“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回國慰勞團”,動員愛國華僑青年報名參加回國勞軍活動。在各界僑胞的贊助下,勞聯會籌購了一批軍需品和一套銅管樂器,又從報名的青年中挑選了23人,組成慰勞團的樂隊,聘請洪光學校音樂教員周東君任樂隊教練,演奏抗日歌曲。
勞聯會回國慰勞團由王西雄為團長,沈爾七為政治指導員,曾心平負責宣慰,王愛奎負責管理,郭汐江負責文書,張匡時負責財務,於1939年6月離開馬尼拉到香港。當時廣州已被日軍佔據,慰勞團根據廖承志的指示,繞道越南,入廣西至桂林。桂林八路軍辦事處派了兩名營級幹部護送慰勞團員們,經湖南衡陽,轉赴江西上饒。
行軍路上,沈爾七以自己前一次到新四軍前線的親身經歷,堅定團員們的意志,並以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來鼓舞大家。1939年7月底,慰勞團克服了種種困難,到達上饒。當時正在上饒的葉挺軍長,立即接見慰勞團全體成員,並和大家照了相;隨後派專車將他們送到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
慰勞團員們在軍部稍事休整后,就出發到前線去,代表菲律賓各界華僑和愛國華僑團體慰勞抗日將士。兩個多月的慰勞宣傳活動結束后,沈爾七留在軍政治部工作。其他同志除另有安排外,都參加新四軍教導隊第三期學習班學習。慰勞團帶回的銅管樂器,交給軍文工團使用,周東君和蔡紫茵直接參加了軍文工團。
1939年10月底,沈爾七調到新四軍教導總隊第九隊(參加者為營級以上幹部)學習。據當時任第九隊黨支部書記的王直回憶:沈爾七在學習中積極勤奮,刻苦鑽研,不怕勞累,進步很快,曾受到黨支部的表揚。1940年4月,因前方急需大量幹部,他和第九隊大部分學員分配到江南前線。在從皖南到蘇南的行軍路上,他不畏艱險,熱情幫助同志,表現很好,受到陳毅、粟裕的讚揚。
在蘇南前線,沈爾七參加了西塔山戰鬥。他英勇作戰,戰鬥中還幫助搶救傷員,積極地做宣傳鼓動工作。8月間又參加了保衛鎮保公路的戰鬥,他跟著伏擊隊做宣傳工作,隨部隊勇敢衝殺。由於他作戰勇敢積極,戰鬥結束后,被提升到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政治部任副科長。
1940年10月,江南指揮部成立了江南四縣(句容、溧水、鎮江、丹陽)總會,沈爾七被調到總會政治部工作。同年年底,遵照江南指揮部的指示,他經由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馬尼松,繼續動員旅菲僑胞以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新四軍抗日殺敵。
因為沈爾七早在30年代初,就積極投身於菲律賓華僑工人運動,在菲律賓華僑中聲望較高,所以這次返菲期間,曾一度代理勞聯會的秘書長。當時,國內的抗戰與妥協,團結與分裂的鬥爭,在菲律賓華僑中也有反映。對於國民黨頑固派於1941年1月製造皖南事變,破壞團結抗日的罪行,愛國僑胞更深表憤慨!沈爾七代表勞聯會和其他愛國僑團,紛紛發出“通電”表示抗議;對於追隨蔣介石製造謊言、迷惑僑胞的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的反動言行,紛紛加以揭露和譴責!沈爾七更以他兩次回國參戰的親身經歷,宣揚八路軍、新四軍的光輝戰績,揭發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陰謀和罪行。這對於提高廣大僑胞的識別能力,加深對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方針的認識,起了良好的宣傳效果。
沈爾七一面宣傳祖國抗戰的消息,一面為籌募物資支援前線而到處奔走。他身在菲島,心在前線。1941年11月間,他第三次離開馬尼拉,準備回國殺敵。當他在香港停留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挑起太平洋戰爭,佔據了香港。於是沈爾七與其他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革命同志,以及一些文化界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等人,在地下工作人員的掩護下,先後撤入廣東省東江游擊區。
到了東江游擊區后,沈爾七被安排在東江游擊總隊(又名第五大隊)的一個戰鬥連任指導員。在一次對敵作戰時他負了傷,加之他原先就患有肺病,組織上送他到陽台山區後方醫院住院治療,併兼任醫院政治指導員工作。
從1942年2月起,東江游擊區展開了反對國民黨頑軍的戰鬥,沈爾七帶病參加反頑鬥爭。5月間,頑軍襲擊後方醫院時,他帶病組織掩護傷員撤退工作。同年12月,他參加寶山縣尖崗山反頑戰鬥時,不幸中彈犧牲,為抗日救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時年28歲。他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堪稱為愛國華僑青年的楷模。
沈爾七在菲律賓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時就加入了共產黨,第一次回國參戰時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的英名永遠載入菲律賓華僑工人運動的史冊,寫進祖國革命烈士英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