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銅

生鑒忠（蕭銅）的作品涉及電影劇本、小說、遊記、散文、雜文等多種文體。在他的寫作生涯中，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初，創作了不少電影劇本，60年代中期以後寫的電影劇本漸少，成為香港多家左翼報刊的專欄作家，7 0年代連續出版了到大陸的三本遊記，以後又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夏衍、侯寶林、端木蕻良、胡絜青、吳祖光、李萬春等眾多大陸文化界人士的訪問稿，這些名人訪問稿是蕭銅重要文稿之一。

在台灣和到香港初期，生鑒忠（蕭銅）除了寫小說、散文外，主要精力用於電影劇本創作，題材多為喜劇、愛情、古裝、武打。1959年，蕭銅編劇的台語喜劇片《王哥柳哥游台灣》 （又名《兩傻奇遇記》，台灣著名導演李行的處女作，李冠章、原名張福財的矮仔財主演），模仿好萊塢的勞萊和哈台一胖一瘦、相映成趣的搭檔，表演極為貧困的兩人突然中大獎后的心態。讓人在“鄉土電影”中窺見台灣的政治文化，在嬉笑之餘時時感受悲涼，是這部喜劇片的出彩之處。這部黑白片，不但為台灣台語電影開發了新片種，也同時創造了極佳票房。20世紀60—70年代，正值台灣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都市轉型的關鍵轉型期。貧窮的底層人民，常有突發橫財的夢想，然而發了橫財之後幹什麼, 耐人尋味。時至21世紀，《王哥柳哥游台灣》仍是台灣喜劇電影史上的代表作之一。至今，台灣人仍將體重過重的人稱為王哥，將體型瘦小的人稱為柳哥，可見其影響力之深遠。由於受歡迎，原班人馬又相繼拍攝了多部續集，“王哥 柳哥大鬧歌舞團”、“王哥柳哥好過年”、“王哥柳哥過五關”、“王哥柳哥百子千孫”、“王哥柳哥007”、“王哥柳哥游地府”……。這種勞萊、哈台式的喜鬧劇，成為台灣喜劇電影的經典模式。

到香港后，蕭銅也與諸多電影界的名導演、名演員合作。蕭銅、王卜一、宋存壽、王月汀等人分組，為李翰祥導演的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編劇，在台灣創下空前賣座紀錄。不但於1963年獲得了第二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女主角、美術音樂獎，還獲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故事參考了蕭銅的世伯張恨水所著同名小說，在台連演162天、930場，打破影史紀錄，台北萬人空巷，成了香港人眼中的“狂人城”。

在兩岸對立的特殊背景下，蕭銅惦念大陸的親人，由台灣 偷渡至香港，他的電影作品因而在兩岸發行都遇困難。為此，他逐漸淡齣電影界。

雜文、散文是蕭銅後期的主要作品。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用專欄刊載雜文、散文和連載小說，逐漸成了香港文壇的第一大文學樣式。處於這一風雲激蕩時代的香港專欄文章，內容無所不包，形式百花齊放，是香港文學的多元化格局在散文領域的體現。《新晚報》老總羅孚於20世紀50年初，奉廖承志指示借兩派比武轟動港九之機，掀起以專欄連載的新派武俠小說熱。金庸、梁羽生、陳凡執筆的《新晚報》“三劍樓隨筆”專欄，對新派武俠小說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蕭銅與羅孚的來往日甚一日。

70—80年代，羅孚、蕭銅、吳其敏等一批側重寫實的老作家，對處於重大轉折時期的香港社會的世態人情尤為關注，他們的作品即便是抒發個人的生活感受，往往也同整個社會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繫。

有文章說：“香港老作家金大力(蕭銅)，寫其喝酒、測羊肉、蹲馬路，像流水賬一般，看似白開水，其味道則‘都在內里’。”報紙的框框專欄是雜文、散文的主要園地。《香港文學初探》有一個統計：“發現在本港銷路好，或者有代表性的十三份日晚報中，一共有接近四百個專欄，其中九十個是小說，大多 數是長篇連載，餘下來的三百一十個，是各式各類的框框雜文”。香港散文創作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或對社會人生有深度的透視，或對景、物、人均有細緻入微的觀察、剖析，或注重意象鑄造。而情真意切，語言圓熟，則是這些散文的共性特徵。

被許多大學選用為教材的《台港澳文學教程》，把蕭銅與張愛玲、陳若曦、余光中、施叔青、鍾玲等並列為“旅港作家”。蕭銅寫的《出城》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科研究所，按藝術成就、歷史意義、文獻價值兼顧的原則選入《香港小說選1948-1969》。

1970年出版的《無風樓隨筆》，是蕭銅離開台灣在香港生活了九年後出版的第一本書，收文40篇，是1967至1969年間發表於《新晚報》上的文章。“無風樓”也是蕭銅到香港后的齋名。他在“後記”中說，集名《無風樓隨筆》，不單單指所租住的小屋連風也沒有，代表的是“無風不起浪”。他說：“這數年來，雖也看了不少、讀了不少、學了不少，可是個人的生活總是以閑散、淡泊的日子佔大多數”。蕭銅居港住在油麻地附近，常逛的是廟街，見的多是低下層的市民生活實況：賣報紙、領帶的小孩，賣香口膠的盲人；擺地攤賣舊書的“醉貓”；在茶樓里挺著大鐵盤賣點心的男孩……都成了蕭銅筆下的題材，激發起他無可奈何而又愛莫能助的同情。這些看似無聊的特寫，卻反映了香港這個繁榮大都市背後的黑暗。

1976年出版的《雪，在回憶中》，收集了如此舊京、舊刑部街、打更、茶館雜談、私塾之憶、舊京市聲、陶然亭、北京思想曲等60篇散文。這些散文分兩類，一類是香港本地的速寫小品，反映了香港底層百姓的生活百態，另一類是回鄉探親的一些感想、瑣記、旅途中的見聞，真實的描寫了“文革”後期 北京等城市的景象，表達了作者的聯想與感觸。

1980年出版的《京華探訪錄》，收集了登門拜訪侯寶林、夜探老舍夫人、白紙坊訪張君秋、李萬春與李小春、程派傳人趙榮琛、在吳祖光、新鳳霞家裡、二上梅府等訪問記，讓讀者對文人、藝人所受的迫害和遭遇有所了解，對“文革”時期“苛政猛於虎”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香港、大陸之間的來往並不方便，有關大陸的文章很受港人和海外華人的注目。

蕭銅自己說：“在我看來，這些雜文的缺點是鬆散、瑣碎、重複，真像是流水賬。”與金庸、倪匡、黃沾並稱“香江四大才子”的蔡瀾卻說：“我一直看蕭銅先生寫的專欄，他所謂的缺點，其實是他最大的長處，散文就是應該鬆散，應該瑣碎。在鬆散和瑣碎之中，我讀到他真實的感情，一句廢話也沒有，是多麼地動人！稱什麼蕭銅先生，應該是蕭銅老師才對。”

1956年，編寫《林投姐》劇本，由台灣台聯電影企業社製作發行，唐紹華導演，主要演員有李冠章、何玉華、武拉運、楊月帆等。

1957年，編寫《火葬場奇案》劇本，由台灣華安有限公司製作發行，梁哲夫導演，主要演員有小艷秋、陳揚、吳非、宋白虹等。

1958年，編寫《明知失戀真艱苦》劇本，由台灣華安有限公司製作發行，梁哲夫、孫俠導演，主要演員有靜江月 矮仔財 何玉華 康明等。

1958年，編寫《血戰（血戰保中華）》劇本，由台灣高和有限公司製作發行，田琛導演，主要演員有周經武、井淼、李行、趙振秋等。

1958年，編寫《郭素月棺中產子》劇本，由台灣東海影業公司製作發行，胡傑 導演，主要演員有武拉運 遊星田 戽斗 天炮枝等。

1959年，編寫《王哥柳哥游台灣（上）（下）》劇本，由台灣台聯影業公司製作 發行，李行、田豐導演，主要演員有矮仔財、李冠章、柯玉霞、戽斗等。

1959年，編寫《豬八戒與孫悟空》劇本，由台灣台聯電影企業社製作發行，李行導演，主要演員有李冠章、何玉華、武拉運、楊月帆等。

1960年，編寫《喋血販馬場》劇本，由香港金鳳影業公司製作發行，王引導演，主要演員有葉楓、王引、王豪等。

1960年，編寫《艷福齊天》劇本，由香港中美影業公司製作發行，楊世慶導演，主要演員 有張仲文、唐菁、黃曼、王琛等。

1960年，編寫《虎妞》劇本，由香港中國電影公司製作發行，汪榴照導演，主要演員有李湄、藍璐、喬宏、唐菁等。

1960年，編寫《天倫淚》劇本，由香港國際電影懋業公司製作發行，易文導演，主要演員有王引、唐菁、張小燕等。

1962年，編寫《一段情》劇本，由香港國際電影懋業公司製作發行，鍾啟文導演，主要演員有張揚、丁皓、羅維、王引等。

1963年，編寫《金箭盟》劇本，由香港國際電影懋業公司制 作發行，羅維導演，主要演員有林翠、田青、洪洋、羅維等。

1963年，編寫《杜鵑花開》劇本，由香港國際電影懋業公司製作發行，周詩祿導演，主要演員有張仲文、杜娟、趙雷、文愛蘭等。

1963年，編寫《梁山伯與祝英台》劇本，由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製作發行，李翰 祥導演，主要演員有凌波、樂蒂、任潔、李昆等。

1966年，編寫《浪淘沙》劇本，由香港新華影業公司製作發行，楊世慶導演，主要演員有鍾情、王引、張小燕、柯俊雄等。

1968年，編寫《我又來也》劇本，由香港鳳凰影業公司製作發行，鮑方、唐龍導演，主要演員有江漢、翁午、石磊等。

1980年，編寫《密殺令》劇本，由香港鳳凰影業公司製作發行，鮑方導演，主要演員有陳思思、江漢、石磊等。

1956年，蕭銅編成《六十名家小說選集》（台北書局出版）。在台灣，由他自己寫的小說，有台灣新新文藝社出版的《哀歌》，台灣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的《紙醉金迷》（1961）、《卧虎溝》（1962）等3本。

在香港，他寫的小說，有《哀歌》（中流出版社1971）、《兇手》（大光出版社 1975）、《柳巷》（大光出版社1976）、《銀海》（中流出版社1978）、《風塵》（香港宏業書局 1979）等5本。寫的散文集有《無風樓隨筆》（大光出版社1970）、《馬路集》（萬葉出版社 1973）、《上京記》（文豐出版社1973）、《雪，在回憶中》（文豐出版社1976）、《二次上京記》（南通圖書公司 1977）、《京華探訪錄》（明報出版社 1980）等6本。

生鑒忠（蕭銅）原籍江蘇鎮江，1929年4月3日（陰曆2 月20日）生於北平（1928年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1930年改稱北平，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為北京），家住宣武門內未英衚衕。的地方，後來取其諧音稱為未英衚衕。當時在成舍我創辦的《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任主編、主筆的張恨水，也租住於此。張恨水與在報館做夜班編輯的生率齋（別名：生性賢）——蕭銅之父，既有鄰居之交，也同為京劇票友，常有往來。此處是清代皇家“喂鷹”

1931年，他們二位曾與徐凌霄、金達志、馬彥祥等新聞界名票在湖廣會館同台登場，為武漢大水災賑災義演。張恨水是“左嗓子”，只能“票”小花臉，甚至“跑龍套”。張恨水的四子張伍，在追憶乃父演戲時，就曾提及生率齋。蕭銅的童年時代是在未英衚衕，看著文人們飲酒、品茶、聊天、聽戲度過的。

1942年，生率齋舉家南遷上海，13歲的蕭銅在浦東中學讀了一年，1943年隨父遷往南京。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日偽時期的報人生率齋無以為業，一家八口的生活難以為繼。1946年，蕭銅跟隨當時擔任河南開封交通銀行襄理的二舅蔣方正去了開封，在銀行里任職員。剛滿17歲的蕭銅，是當時家中唯一有收入的人。雖然還未成年，但作為長子的他，過早地成了一家之棟樑。

蕭銅的家人隨後遷往老家，住在他二舅安排的鎮江三陽巷65號。他的父母在此處於20世紀60年代、80年代先後於此屋仙逝。三個弟弟生懷忠、生治忠、生銘忠和兩個妹妹生慶珠、生慶元均在此屋長大成人。其母蔣佩德、弟生懷忠、妹生慶珠在文革中，被人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為名，“疏散”至丹陽農村勞作，轉成了農業戶口，此屋也被佔用數年。

20世紀70年代，蕭銅通過中國僑聯、中國文聯和安全部門等多種渠道，為二舅討回此屋產權。1974年，卞太中、袁豐兩位同志專程從北京趕赴鎮江催辦，在鎮江、丹陽公安局派人陪同下，敲開皇塘公社管戶口的主任家門，連夜遷出戶口，很快把蕭銅母親、弟弟、妹妹的戶口由農業戶口轉回成非農業戶口。

他母親逝世后，他的妹妹生慶珠、弟弟生銘忠協助二舅於1992年將此屋售出。

1949 年 5 月，20歲的蕭銅向家人告別之後，又向已經在上海工作的二舅告別，跟隨 他的世伯、劇評家劉慕耘，於16 日從上海出發遠赴台灣發展。

蕭銅居台12年，曾任“自立晚報”、“華報”、“大華晚報”、“世界影訊”影劇版記者和編輯，寫小說、話劇及編電影劇本，僅台語劇本就有200多個，偶爾上台演戲，還演過一次電影。與資深劇評家、作家、影人馬芳蹤（1973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台分公司經理）有往來。用北京俚俗語言寫的《百家姓》，是地道的北京百姓生活故事，曾被翻譯成英語版本。1956年在台北書局出版過《六十名家小說選集》獲青年小說獎，這本選集的出版，說明當年僅有27歲的蕭銅在台灣文學界已有相當聲望。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系雷丹在評論台灣出版事業的狀況時說：“有名望的作家也同時擔當主編，如由蕭銅1956年在台北書局出版的《六十名家小說選集》。”1955年任《世界影訊》雜誌主編，1958年11月任台灣中國電影製片廠特約編導，1959年3月，任“中華民國”電影戲劇協會第3屆理事。

1957年，蕭銅以慕容鍾為筆名，把國語片《空谷蘭》改編為宗由執導的台語片《母子淚》（作家包天笑翻譯了日本名作家黑岩汨香的小說《野之花》，又改編成國語電影劇本《空谷蘭》）。後來又編寫了成為台灣喜劇電影經典模式的《王哥柳哥游台灣》（1959）等電影劇本。

他 還為電影插曲撰寫歌詞。例如，邵氏兄弟影片公司、台灣中央電影公司合作的以台灣山地為背景的影片《黑

森林》中的插曲“慶豐年”、“雙手開闢新天地”、“黑森林劇終合唱曲”，由他作詞，著名作曲家周藍萍作曲。

在台期間，與影星黃曼（ 《艷福齊天》主演之一，中美影業公司製作，蕭銅編劇，楊世慶導演）結婚，有女兒生小曼。不久，蕭銅赴港，女兒隨母姓。黃小曼成人後，是一家跨國服裝公司的遠東區採購總經理。蕭銅於1995年10月30日因家中失火燒傷，黃小曼攜母趕赴香港，伺候於病床前，並為蕭銅操辦了後事。黃曼、黃小曼母女二人，與蕭銅的弟弟、妹妹多有往來。

1961年，在台灣電影界已經站穩腳跟、生涯成功並極有發展前景的蕭銅，以32歲的黃金年齡移居香港的重要目的是方便回大陸見親人。他在《雪，在回憶中》（文豐出版社，1976）收錄的一篇散文中說：“此一去，我是要去找我的父母與弟妹，我要看書、看戲。”在台灣思鄉之愁的他，在文中寫：“除了大量的‘金門高粱酒’, 就是僅有的小量‘國劇’演出了!”

可惜的是，20世紀60年代兩岸關係不像當今如此寬鬆。從台灣到香港，到了香港就難以回台灣，更何況蕭銅是用“不合法手段”離台赴港的。在香港也不敢看大陸的電影和演出，而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榮於1961年赴港演出，對蕭銅卻是難以抵禦的誘惑。

由台來港看京劇，新光戲院是必到之地。從以下香港人描述台灣人20世紀60年代看京劇后的小心謹慎，生動地反映了當年來港的台灣人愉快看戲之後，齣戲院的緊張心態：這時只見他配戴上一副淺茶色的墨鏡，把臉龐也輕輕的向著地下，揮手向我示意切莫與他交談。出了戲院大堂之後，他急忙再向我示意，快步越過了戲院門前的交通燈，在對面的行人道上，他才對我說：“老弟，真不好意思，因為擔心被人看到我在新光戲院出現，這才急急忙忙離去。沒法子，誰教我是來自台灣的！”

那個時代，從香港去大陸也不容易，而從台灣來的人經香港去大陸就更難。蕭銅曾在文章中描寫來自台灣的謝家孝（作家）為了不能回四川見家人而痛哭，文中含著作者淡淡的哀愁。食物是最能直接表現感情的東西，蕭銅在北京聽到的小販叫聲：“硬面唵，餑啊餑”，又寫到台北居住時的“蕭媽抓”，是閩語“燒肉粽”。來了香港，雨夜裡聽到的“裹蒸粽”，也是令人憮然。蕭銅在香港苦等了10年，1971年才在廣州，與闊別22年、從江蘇趕來的家人團聚。但他卻沒見到已在飢餓的年代逝世的父親生率齋，也沒見到在湖北安陸“五七幹校”種菜的二舅蔣方正。

蕭銅到香港后，在電影公司里工作了一段，編寫了《金箭盟》、《一段情》、《浪淘沙》(又名“漁家女”，與宋海靈合編)等電影劇本。他與王卜一、宋存壽、王月汀合作，為李翰祥導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編劇，獲台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當李翰祥離開邵氏公司去台灣發展后，他寫的劇本就不多了。那時能在大陸上映的香港電影不多，蕭銅又被台灣列入“拒絕往來戶”管制入境。獨自編劇的電影難以進入海峽兩岸，以寫劇本謀生越來越難。本以為可以“帶藝投師”的蕭銅，用已經在台灣獲得的積澱，在香港電影編劇事業上謀發展。但因當時的政治環境和他的特殊經歷，發展的並不順利。

在香港，他仍然為電影插曲作詞。例如，時裝歌唱片《浪淘沙》（漁家女）中的漁歌、做新鞋、媽祖廟、漁家忙、情深似海、為了活下去、鬧新房、巧梳裝、嚴霜單打獨根草、鐵樹開花、漁家女是好兒男、生離死別、血流淚不流、又入虎口、幸福在望等15首電影插曲，均由蕭銅作詞、候湘(即李厚襄) 作曲、鍾情主演和主唱。從歌曲一系列名字，就能揣摸出影片的梗概。

后得《新晚報》副刊編輯高朗之助，蕭銅用筆名金大力、賈六、趙旺……等在《新晚報》《文匯報》等多家報刊上的專欄上發稿，藉以維生。在香港以專欄作家的稿酬養家糊口的壓力很大，交稿的數量、質量，既決定能否佔住這個欄目，又直接影響收入和每日生計。因而，蕭銅每天喝早茶時看報讀書，午餐和晚餐不定時，常叫份“便當”送到家吃幾口。舊先施百貨附近的一家小茶餐廳是他常去之處，吃點牛筋牛肚，以酒代飯、對酒當歌。

蕭銅的晚餐有時也是他的社交活動。他和唐人（嚴慶澍）、曹聚仁、葉靈鳳、黃蒙田、夏果（詩人、散文家,《文藝世紀》的主編）等文人，以AA制上小館子，飲酒、聊天，消磨一個黃昏。嚴慶澍是他們的司庫，負責收錢付款。這樣的餐敘每月總有一次，維持了好幾年之久。

天樂里附近一家咖啡廳里角的卡座，是他常常慢慢地喝著啤酒、慢慢地寫稿的地方。蕭銅離開香港外出，則要提前寫出幾十篇，交給多家報刊的編輯備用。香港各大報都遠銷世界各華埠，靠副刊專欄吸引讀者。專欄要保持水平，就要邀請名家撰寫專欄。專欄作家的特色、風格各異，既能吸引讀者，報社又可節省人力。一個編輯管幾個副刊，不必在組稿、改稿、編排上用太多精力。每個欄目千把字，框框劃定，一勞永逸，最多每年調整一下版位或變動一二位作者。香港報紙的副刊，被以寫作為生的作家所分，每人有幾個固定的專欄。你每星期兩章，我每禮拜三篇，已成定規，要想多寫幾個專欄，只能等待專欄空出名額。蕭銅晚年患氣管炎，曾輕度中風，健康不盡人意，發稿漸少，生活陷於困頓，原因也在於此。

蕭銅20世紀70年代初住九龍塘的華屋，房子大，兩層樓，他和楊明 住樓上。樓下由別人開了一家戲劇學校，前有院子、後有花園，樓上是如花美眷。后遷旺角龍馬大廈，條件也不錯。晚年稿費漸少，境況不如以往，住在旺角彌敦道552號的一幢舊式樓房內，只有一間。彌敦道是連接旺角與尖沙咀兩個主要商業區的幹道，與外地旅客必去的“女人街”、油麻地廟街不遠。油麻地的天后廟前的土地，20世紀初是漁民曬船用麻纜的地方，21世紀仍開著補漁船的桐油及麻纜商店。天后廟旁有一條因廟而得名的廟街，每天晚上會擺滿售賣各式貨品、食品的攤檔，貨品價格便宜。油麻地還有個建於1913年的果欄，是九龍水果批發市場，有多幢一、二層高的戰前特色石建築。不但本土氣息濃，而且不少居民仍舊保持著香港傳統的生活方式，是香港舊日生活的探詢地。

蕭銅所住之處，使他有機會天天接天天接觸香港平民，能看見低下層市民生活實況：才八歲的小男孩默默地走進餐廳里，對著人客展示他僅售五角的鑰匙鏈；蹲在街角路邊，賣報紙、賣廉價領帶的小孩，賣香口膠的盲人；擺地攤賣舊書的“醉貓”，舊書店那位勢利而貪婪的“肥佬”；在茶樓里挺著大鐵盤賣點心的男孩……，都成了蕭銅筆下的題材，都激發起他無可奈何而又愛莫能助的同情。這些看似無聊的特寫，通過寫中下層的小人物，揭露社會現實中的種種現象，具有強烈的社會性，反映了香港這個繁榮大都市背後的黑暗。蕭銅的雜文是香港文壇的一路奇兵，其妙處在於充溢著生活化之情景, 不像一些南來文人的過客心態，是一位久居台灣、香港，又眷戀故鄉大陸的香港人，對那半中半西、小而複雜的香港社會各階層心態的剖析。此類素描般的剖析，香港人自己寫，往往不易客觀，大陸人寫，則難免隔靴搔癢。對於蕭銅，則是得天獨厚。

“五四”新小說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也正是香港新小說的優良傳統。20世紀下半葉，這種優良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侶倫、舒巷城、金依、夏易、蕭銅、吳羊璧等都寫出了光彩奪目的現實主義作品。毫無疑問，現實主義也構成了香港強大的“主流文學”。

他在70年代三次到大陸之後，80和90年代又 多次往返於香港與京、滬之間，探親、搜書、看戲。198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蘇叔陽所編的《香港小說選1948-1969》，是內地出版最早以“香港”的集體概念為名的文學選本。收入蕭銅的“出城”等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1981年12月，蕭銅和30位香港作家一起作為東道主，和14位大陸作家、5位台灣作家在香港相聚，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4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與會的大陸作家代表團是“文革”后第一個訪港的作家代表團，因此這次研討會，是實現了兩岸三地作家第一次聚會的破冰之舉。

20世紀70年代，他採訪了許多大 陸名人，寫了《謁夏公－－在北京訪夏衍》等文，發表在香港文匯報等報刊。在他的寫作生涯後期，以《明報月刊》特約記者的身份，在北京訪問了侯寶林、端木蕻良、胡絜青、李萬春等大陸文藝界名人，訪問稿在《明報月刊》連載。對這些文藝界名人的白描，樸素簡練，不重渲染，不作虛構，把握人物特徵，用傳神之筆予以點化。例如，為了真實而傳神地描繪吳祖光、新鳳霞，蕭銅住在他們位於北京朝陽門外東大橋的家裡多日，不但與二老促膝談心，也和他們的子女吳歡、吳霜交往。這些白描的事實，本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和歷史中，但時間令人遺忘，而時間也提醒我們應該記住歷史。

蕭銅的大陸文藝界名人系列訪問稿，從獨特的角度向海外華界介紹了這些名人以及那段特定的歷史，是蕭銅作品中的重要的文稿。

他的散文也被一些叢書收錄。如“北京的茶館”不但刊登於金庸在香港創辦的《明報月刊》雜誌上，也收入了明報月刊文叢 《明報·茶酒共和國》；寫與蕭銅年紀相仿、在北平長大、定居美國、同為京劇票友的侯榕生女士故事的“戲迷”，收入侯榕生的《談貓廬》；“舊日的戲院”收入姜德明主編的《七月寒雪》，收入此書的還有吳晗的“海瑞罵皇帝”、葉聖陶的“佩弦周年祭”、老舍的“北京的春節”、張恨水的“天橋”、陶鑄的“松樹的風格”、鄧拓的“白開水最好喝”、蕭乾的“餐車裡的美學”、冰心 的“病榻囈語”、巴金的“說真話”、夏衍的“從點戲說起”、路翎的“答問路的老人”、張友鸞的“鬍子的災難歷程”、流沙河的“文人拉車記”、馮友蘭的“懷念陳寅恪先生”、周建人的“魯迅和周作人”、陸小曼的“泰戈爾在我家作客――兼憶志摩”、黃宗江的“我的芳鄰侯寶林”、余秋雨的“家住龍華”、茅以升的“中國石拱橋”、梁思成的“山西民居”、沈從文的“湘西苗族的藝術”、胡風的“革舊迎新五願”、郭沫若的“讀隨園詩話札記（兩則）”、曹禺的“水木清華”與《雷雨》”、金庸的“歷史性的一局棋”、柏楊的“中文系畢業生何處去”等名人寫的名篇。從蕭銅的文章被收入集子的作者，不難看出他散文的水平。

他關心、扶持青年作者。20世紀70年代移居香港的華而實，在蕭銅逝世后以“摘片心香祭蕭銅”為題，在《作家雙月刊》上撰文說：“我這輩子記住了他。”華回憶到港不久，第一次向蕭銅主編的《香港夜報》副刊投稿，不但變成了鉛字，蕭銅還在給他稿酬時鼓勵：“你的文筆適合寫散文詩，可以向《文匯報》投稿，夜報歡迎你繼續來稿。”在華而實猶豫是否向大報《文匯報》投稿時，蕭銅不但及時鼓勵，還在聽說華在“文革”中失學、偷看小說的事以後，送給他兩部詩集。華而實鼓起勇氣連夜寫了短文，四天之後就在《文匯報》登了出來。此後斷續續寫了20多年，還曾受到《文匯報》老總張雲楓的接見。蕭銅還借與華同為《香港商報》副刊寫專欄遊記的機會，寫文讚賞華的文章。在華寫了南京秦淮河后，蕭銅專門請他吃飯，回憶在南京的往事，還送他一本《二次上京記》。華而實感嘆地說自己有此進步，“可說是蕭銅兄作的‘媒’了。”

蕭銅本名生鑒忠，他的三個弟弟分別為生懷忠、生治忠、生銘忠，兄弟四人姓名的第三字均以“忠”收尾，以鑒、懷、治、銘排序。兩個妹妹分別為生慶珠、生慶元，第二字為“慶”，第三字以珠、元排序。在台灣時，有人寫與京劇有關稿件時涉及他，竟把“生”字誤寫為“王”，生鑒忠變為王鑒忠，可見“生”姓之偏僻。

宋代《百家姓》沒有收錄“生”，這個姓十分罕見，在江浙一帶更少。生鑒忠為清朝兩代重臣年羹堯的後裔，本姓“年”，而非姓“生”。雍正三年，年羹堯遭下獄賜死，並株九族。年家忠僕冒死帶一少主脫離險境，逃至遠離京城的南方。為避耳目，防清廷追殺，改姓“生”。因為把“年”倒寫后與“生”相似，更可借“生”的寓意。

他在台灣時有多個筆名，蕭銅為其常用筆名。蕭管弦索、銅鑼鼓鈸，是對兒時愛戲曲的回憶。他用此筆名時，才二十餘歲，大家習慣上呼他“小童”, 因與“蕭銅”同音。慕容鍾是他在台灣另一常用筆名。他的朋友們說，姓名之誤是在台灣到香港登記時出現的。蕭銅操著一口標準的“京片子”——北京地方話，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的廣東籍官員想不到有人會姓“生”, 就馬馬虎虎地把“生鑒忠”誤登記為“沈健中”。三個字競全錯了，也難怪，其中兩個字在姓名中確屬生僻之字。蕭銅不喜歡這個強加於他的姓名，但為順利“入關”，也就逆來順受、聽其自然。反正“生”、“沈”二字，與“年”均相差甚遠，索性就以蕭銅為常用名了。

到香港后，“金大力”是除蕭銅以外最常用的。眾多筆名中，除“祥子”是崇拜老舍，從京味小說《駱駝祥子》而來，用於寫小說外，其餘筆名大多是從京戲里挖來的“角兒”，隨手拿來就用了，但用的最多的是蕭銅，蕭銅就如同他的本名。港台文人大多都有多個筆名，有的作家筆名不可勝數，香港環境特殊，為了生存，更為如此。例如，1966年1月羅孚創刊的《海光文藝》，為了“在左右壁壘分明，各自發揮，不相往來的年代”，即針對五、六十年的香港文壇的現狀，“開闢一塊不左不右，能容納各方的開放園地”，發文的作家“都用了些不常用的筆名”。而常用筆名往往比本名的知名度高，其它筆名難以查證，因而在文學研究時，要以常用名、筆名、本名、字型大小（齋名）一一列出。蕭銅在香港的齋名為“無風樓”，藏書上蓋的印章卻是原名“生鑒忠”。

到香港后，大家雖然知道他並不姓蕭，但是都習慣稱他為“蕭先生”或“蕭銅先生”，寫回憶他的文章也均稱其為“蕭銅”。20世紀70—90年代，除了“文革”末期外，他每年都參加新華社香港分社召開的國慶招待會，這在海峽兩岸對立、香港回歸前的香港有特殊的寓意。新華社香港分社發給他的請柬均寫“沈健中”，但在招待會上，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員和與會人士均異口同聲地稱其為“蕭銅先生”。

“文革”末期正當他準備和一個有統戰性質的旅行團作江南之行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有人通知羅承勛（筆名：羅孚、絲韋、柳蘇）：不能讓蕭銅去，他有特嫌。莫須有的原因，大半是他從台灣來。同期沒能參加國慶招待會的原因，大概也是有特務嫌疑。這讓他成為一位敏感人物，既受台灣控制，不能赴台，又受大陸制約，不能返鄉。好在“四人幫”倒了台，他於80年代又接到了參加新華社香港分社舉辦國慶招待會的邀請，還受邀參加新華社香港分社組織的“歡迎巴金訪港座談會”（1984年11月）等其它活動，回大陸也暢通無阻了。

1995年11月在他燒傷住院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副部長劉方安到醫院看望，稱他“蕭銅先生”。12月30日他走的那天下午受洗，神父按身份證稱他“沈建中兄弟”時，昏迷中的他競有所反應，手腳嘴一齊動。1996年1月13日在九龍世界殯儀館為蕭銅舉辦安息儀式時，生前親友和香港作家聯會200餘人參加儀式，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發來唁電，分社宣傳部和部長孫南生分别致送花籃。新聞媒體報道此事時，只有一處小字寫了“沈建中”，標題和其它處均用“蕭銅”。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唁電中既肯定他“一生為人耿直，忠於友情，樂於助人”，還讚揚他“一生致力於新聞及文學藝術活動，弘揚祖國優秀文化，貢獻良多”。

他在台灣時常用“生鑒忠”，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中擔任台灣《世界影訊》雜誌主編時。到大陸時偶爾也會用原名“生鑒忠”。又如“文革”后地方政府編寫的《鎮江市志》中，在第四章介紹著作時，在列出他二舅蔣方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賦稅的歸宿與效應》的同時，把生鑒忠的劇本、小說、散文的篇名均列在“蕭銅”名下。但在第九章介紹“鎮江市歸國華僑聯合會”時，又有“市僑聯還接待來鎮江探親的美籍華人南寧博士、香港知名作家兼記者生鑒忠、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國祥（香港回歸前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委任的60位“地區事務顧問之一）……”的表述。他回老家省親，自然要用原名，更何況他的妹妹生慶珠就在市僑聯工作，因此既不能姓“蕭”，也不能姓“沈”了。

蕭銅的父親是獨子，而母親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為此，蕭銅除了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外，還有11個表弟、8個表妹，是母系與他同輩中的老大。除了他的弟弟、妹妹稱其大哥外，表弟蔣乃平、蔣乃慶則稱其鑒忠兄、鑒忠哥哥，那些未曾見過他的則在背後直呼生鑒忠了。

蕭銅操著地道的北京地方話，喜看京劇，是個患思鄉病極重的遊子。他在台灣，喝不到北京二鍋頭，就用金門高粱酒代替。他曾在一篇短文里說：“人間有許多遇合，隱隱中有一根伏線，這根線可以伏上十年，二十年或三五十年。”對於蕭銅而言，這根暗埋的伏線就是他深深的思鄉戀京之情。

1971年首次由香港到廣州見到親人以後，此後二十餘年多次赴京，寫了很多懷念京城的文章。蕭銅一生在北京住了13年，上海、開封與南京之間7年，台灣12年，香港34年。1975年，他與曾主演過電影《嫦娥》（1954年上映，李翰祥導演）的楊明（楊瑞芳）在香港成婚。但他筆下的題材卻以北京為主，香港為次，反映了這些城市在蕭銅心中的地位。他是位京味十足的從台灣來的香港人。

除了寫稿、讀書和看京劇外，蕭銅無時無刻不惦記著孕育他成長的北京。日常生活所見、所思，常聯想到北京：見到國貨公司擺賣“佛手”，他想起小時候在北京吃佛手的情境；見到人家放風箏，他想起北京窮人的幼童，冬天光著屁股，身後系一塊似風箏“帘子”的辛酸；見到朋友因病吃“銀翹解毒片”，他想起小時母親灌他極苦的“同仁堂”葯；雨夜裡聽到小販的“裹蒸粽”的叫賣，就想起小時在北京聽到“硬面唵，餑啊餑”的叫賣聲；回京重見北海雪景，就想起小學時常罰他站的劇老師……，他記掛著以往的舊京，記掛著那段逝去的童年。於是，他拚命抽煙，灌二鍋頭，收藏及捧讀“小人書”，以逃避現實，發泄離鄉的哀愁。

《無風樓隨筆》中的大部份文章是抒發思鄉的情懷，《雪，在回憶中》、《上京記》、《二次上京記》、《京華探訪錄》卻是重返家鄉后的感慨，是新舊北京的對比。雖然都是寫北京，但很不相同，前者是“思鄉”，後幾本卻是對北平與北京的“對比”和對人物遭遇的描繪。

蕭銅1961年移居香港目的之一，是方便回大陸見家人。他1971年首次回大陸到廣州，與闊別22年的家人團聚。1973年母親從丹陽農村遷回鎮江三陽巷后，他不但去了鎮江，而且到了日夜思念的北京。離京30年的遊子，重回生於斯長於斯的“母親城”，感慨萬千、激動不已，卻沒能見到還在“五七幹校”的二舅。回來后即寫了篇“上京記”，記下愁情離緒，發表於《新晚報》副刊，後來由香港文豐出版社出了單行本。

兩年之後的1975年，蕭銅二次上京。他在《二次上京記》（香港南通圖書公司，1977）的“後記”中說：“這次上京，除了去見見上次未遇到的二舅，更要去北京逛逛，看看，走走，拍點照片，買點北京糕點與泥人”。這次返京，他見到了從幹校返京不久的二舅蔣方正和二舅母王榮顯。相聚地點有些特殊：既想見面，又顧慮所處的政治環境，就相約在公園裡見了面。

1978年，政治氛圍有了變動，第三次上京的蕭銅在他住的華僑大廈和二舅父母蔣方正、王榮顯及表弟蔣乃慶、蔣乃平一家在華僑大廈歡聚。見面的“房子”——華僑大廈，也如蕭銅所說的“一根伏線”一樣，是他二舅成為旅遊行業中罕見的“白髮金領”的地方。“房子”成為他一生中暗埋的另一條“伏線”。十年後的1988年，他二舅以73歲的高齡起步，先後擔任了華僑大廈有限公司籌建處總會計師、財務部負責人，自始至終參與了重建華僑大廈。華僑大廈投入運營后，又擔任了財務部總監、顧問等職務。而他二舅40年代購置的鎮江三陽巷的“房子”，也讓他的家人有了數十年的避風遮雨之處。而這所“房子”，又經蕭銅努力，回歸二舅所有。

此次返京，蕭銅又以《京華探訪錄》（香港明報出版社，1980）和讀者見面。蕭銅70年代三次上京，寫了日記體的三本上京記，以15萬字的《京華探訪錄》的份量最重。三本上京記，以身在香港、魂在北京的視角，向讀者述說了北京幾十年來的變遷，反映了“文革”對人的影響。

他在《二次上京記》（南通圖書公司 1977）中感慨地說：不知為了什麼？也許大有原因，在北京觀看許多京劇老藝人演出，總會聯想歌劇“白毛女”一句激越悲奮的唱詞：“我是鬼！我是不死的鬼！……”而悲喜交加，既感慨萬千，也歡喜不已。

僅從在他的《京華探訪錄》中對“文革”前後，探望二舅蔣方正的回憶，就生動地描繪了不同環境下人的精神面貌。

1975年：回想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北京，二舅不願來華僑大廈，怕“訪客登記”、怕“有麻煩”。我與芳到二舅家吃了一頓晚飯，過了兩天，與二舅在中山公園見面，他面色如上，低聲說：你們到我那裡去了一趟，第二天一早就有人來調查，問你是幹什麼的？……

還記得：二舅在中山公園裡膽戰心驚、東張西望，不停地喃喃：“要向工農兵學習啊，要向工農兵學習啊。……”而後匆匆騎車而去。

1978年：變化真大！如今二舅全家大小都來了，進了大廈大堂，登記就登記，然後上樓進房，有說有笑，熱鬧得很！他翻翻我的《上京記》與《二次上京記》，直說：“不容易，不容易！呵，不同了！現在一切都不同了！”

隨著政治氛圍的好轉，蕭銅80—90年代回大陸更多了。他曾上過泰山，去過陝西、甘肅、廣西等多個省市，但他多半是江南冀北之行，即回鎮江探親，把夫人揚明送到上海娘家，再自進京。白天四處逛、會朋友，晚上看戲、寫稿。在北京住上月余，才赴滬攜妻返港，是他樂此不疲的歸去來兮。他的二舅也在新分的房子里多次和蕭銅相聚。自1949年上海一別之後，甥舅在北京相聚，地點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

在這段時期，蕭銅以《明報月刊》特約記者的身份，在北京訪問了夏衍、侯寶林、端木蕻良、胡絜青、吳祖光、李萬春、杜近芳、姜昆、李文華等文藝界名人，訪問稿在《明報月刊》等報刊連載，受各方好評。

蕭銅的文章，從語言到內容，充滿京味、自成特色。他因為不能回台灣而留在香港，後來能回了，台灣有關方面請他回去，甚至表示走一趟也好，但他卻寧肯留在香港。他喜愛北京，留戀北京，夢系北京，他有沒有返京定居的衝動？有，他內心很想回去。時任《戲劇電影報》編輯部副主任、北京市文聯研究部專職研究員的胡金兆，是蕭銅在北京的朋友。蕭銅在80年代，就與胡金兆討論過在京定居事宜，並請他諮詢住房問題。那時的住房均為“分配”，蕭銅最後帶著無限的蒼涼與悲哀終了香港。香港作家許定銘以“蕭銅舊京情未了”來哀悼他的離世。

蕭銅是個京劇“發燒友”，是嗜戲如命的大戲迷，在台灣是戲迷、票友、戲劇版編輯，在香港是權威的京劇評論家，香港作聯每年春節的聯歡會上，常請他清唱京劇。香港報紙撰寫京戲稿的名家僅二人, 一為江上舟, 另一即常以“金大力”為筆名的“蕭銅”。

正因如此，中國藝術報記者寧靜、余寧、雲菲，在採訪任香港美術家協會書法委員會主席、香港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的劉才昌（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文體部文藝處工作）以後，寫了“書法：凝聚中華民族的紐帶”一文。文中提及劉才昌談了杜近芳、袁世海等名家的中國京劇表演藝術家演出團來香港進行文化交流，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弘揚傳統文化、向香港市民展現民族藝術的機會。記者卻據此寫出了劉才昌“以江上舟、蕭銅等筆名發表了很多文章”的張冠李戴的誤報，但也從另一角度反映了蕭銅作為香港劇評家所寫文章的社會意義。

他的父親生率齋, 是當時北平新聞界名票，家學淵源，耳濡目染，對他影響很大，熏陶出非凡的鑒賞品位。蕭銅童年常看京劇，他自己這樣寫：我從八歲那年逃學看戲，日看夜看，風雨無阻，足足看了兩年，跑遍北平各戲院。幼年就學過京戲，學得是裘盛戎，唱的是“銅錘”（還是架子花）。在台灣，蕭銅就是個著名的票友。港台兩地的重要導演之一張徹說：“在台灣曾同我同台的蕭銅，就很欣賞我。《大登殿》的“長安城內把火點”倒板，和《法門寺》的“活活打死你這老蠢牛”的創作新唱法，《大登殿》我薛平貴，他的江海；《法門寺》我趙廉，他的劉彪。”

在香港，位於北角的新光戲院是蕭銅經常聽戲之處。他寫的“香港的京劇活動”，不但介紹了新光戲院，還分析了香港京劇觀眾的數量、年齡、籍貫、喜愛的劇目乃至香港票友的情況，介紹了從1978年開始，李小春、俞大陸、劉秀榮等大陸京劇演員自美國經港公演后，內地的名角在香港演出的情況。

他精通傳統戲曲，當年如有京劇、豫劇。越劇、崑曲到香港演出，蕭銅會到車站迎送，帶這些老鄉逛逛街、認認路。他會坐在新光戲院前排，先睹為快、先頭叫好，看排練、看演出、做記錄。戲一散，他就在報館的飯堂裡邊喝啤酒、邊寫戲評，第二天一早，香港《文匯報》新聞版就會有一篇特稿發出。來港演出的演員也以他的劇評為鏡子，補充、糾正自己的唱念做打，看自己的得失。

蕭銅到北京，除了住賓館外，常住在位於護國寺街的人民劇場內的招待 所。招待所的條件比賓館差多了，但他卻樂此不疲。因為他在此可以一舉多得，既可以經常看看京劇名角的演出和排練，和演員們聊聊天、“砍大山”，又可以到周圍的多個名人故居逛逛，更可以在護國寺街的小吃店和許多家餐館里，品嘗味道正宗的老北京特色小吃，吃吃解饞的涮羊肉、鹵煮火燒。只有喝著豆汁，吃著焦圈，嘗著羊雜湯、驢打滾、豌豆黃、奶油炸糕、麵茶，才能明白老北京人對平淡也是一種幸福的感觸。

演員們也以認識這位戲評家為榮，知道他到大陸的信息后，就會找上門來。他在人民劇場招待所的硬板床下放著箱啤酒，寫字桌上鋪著稿紙，或者和找上門來的演員聊天，或者揮筆而就一篇文章。1987 年，在天津市青年京劇團武生王立軍演出“長坂坡”后，蕭銅短時間一揮而就的文中描繪：大軸子“長坂坡”, 王立軍演趙雲，是一位對劉備恭順，對糜夫人謹慎小心, 而有萬夫不擋之勇的大將。大戰曹將，左腿高抬，一亮，轉身，左腿仍然高抬。上馬，抬左腿，左腿落地，起右腿，跺泥。走三個鷂子翻身，接仰身“踹鴨”、后踢、前踢。在當陽橋前，抬右腿，轉身，右腿仍抬，姿勢不變。右手扔槍，左手在背後接槍，不慌不忙，接個正著。“抓帔”一場，走十個涮腰翻身，身形躍起，踢腿。糜夫人跳井，趙雲急忙趕上前去，抓住黃帔，上井台 (椅)，一個“倒扎虎”自椅上翻下。他又評說：王立軍演“長坂坡”的趙雲，英勇、漂亮，腿功高超。二次戰曹八將，扔槍，自跨下接槍，而後一腿躍起。這個大戰曹將，七進七出的常山趙雲，嗓音高亮，唱念爽朗，武藝高強，真蹓，真帥。

蕭銅有時以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的身份發表“特稿”，其中一篇是寫中國戲曲學院教授王玉敏1985年首次在香港的演出。文章評論說：“釣金龜”中，王玉敏飾康氏，嗓音高亢，吐字講究，老態龍鍾，顫顫巍巍。唱“小張義在一旁不睬不聞”，“不睬”的“睬”字拔高而唱。各個唱段都是氣勢充沛，唱得好，唱得講究。

蕭銅的“李萬春與小春”，有以下一段文字：

1978年8月，中國藝術團自美國回來香港演出，我們看了李小春主演的“鬧天宮”——十幾年沒看正宗的傳統京劇了，都很激動。小春的齊天大聖扮相漂亮，動作邊式，武功堅實，嗓音遼亮。上場唱“醉花陰”：“前呼後擁威風浩”, 行腔吐字如同乃父當年。唱：“穿一件，蟒龍袍, 戴一頂, 金花帽”，踢腿，撩袍，轉身，單手掏雙翎，載歌載舞，美觀瀟灑，令人目不暇給。“偷桃盜丹”，縱跳活潑，與天兵天將開打，既輕快又勇猛，既大方又俏皮，精彩紛皇。老戲迷都說“李萬春有后”。而景榮慶的李天王，俞大陸的二郎神，李嘉林的巨靈，俱是上選。一台戲如火如荼，金碧輝煌，好極了！

蕭銅的戲評文字簡練，僅以片言隻語，就讓讀者如親臨現場一般，立見其功力之深，文筆之爽。他逝世時，香港電台第五台把他昔日兼任主持人主持的戲曲節目編成紀念特輯播出，應該是對他最好的悼念。

蕭銅是個書痴，是位喜歡搜集絕版書的愛書家，家裡藏了不少他歷年來在香港舊書店、地攤檢覓得來的有關戲劇的絕版書以及他珍愛的“小人書”。在他的文章里，也能見到他在廟街舊書店看書的故事，看到他與那位勢利而貪婪的“肥佬”書店老闆鬥智角力之趣事。他的居室簡陋，除了一張大床和不可少的大書桌外，只有一台電視機和冰箱。桌上、床下、牆角全堆滿了書，讓人感到沒有插腳之處。

他到北京也愛逛書店、走訪藏書迷。在中國京劇院先後擔任編劇、研究部主任的徐城北，曾陪同蕭銅專程訪問《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藏書家姜德明。徐城北發表文章，對蕭銅與姜德明相見有如下的描述：

他說想見一見姜，參觀一下敵偽時期的藏書，並一再聲明，他只是想看看、談談，絕對沒有借的意思。我聽了很高興，因為在此之前，我雖多次去過姜的辦公室，但聊天也僅限於京劇而已。當我引見二人握手之後，蕭銅如數家珍般報出一系列書名，姜則不斷聲地回答：“我有，我有，我有！”蕭銅也一迭聲地高呼：“了不起！了不起！”姜隨即打開書櫃，指著那一摞摞的紙色發黃的書籍和雜誌，介紹著它們的名稱和年代。蕭銅沉醉了，瘋狂了，他回述著自己昔日擁有它們又失去它們的慘痛經歷。

香港作家羅孚在一文中回憶：一日，胡金銓和翁靈文（香港作家、翁同酥的曾 孫）突然接到蕭銅的電話，他大喊救命——救書的命。二人趕到現場，看見蕭銅抱一大堆書，氣急敗壞地對二人說：“不得了，楊明要焚書坑儒了”。原來，是兩口子吵架，楊明發了脾氣，說要燒他的書。於晚年困頓之際，仍不忘藏書，收入不高，買書卻不吝惜。有一次聽說中環商務書店停業，忙跑去買書，忘了買書的錢是交房租的。事後，只好硬著頭皮找朋友幫忙才交了租金。

蕭銅年青時就愛藏書，1949年離滬赴台時，留在上海的書中就有豐子愷漫畫集等書刊，這些書在“文革”中遭到不應有的命運。在台灣的藏書於1961年匆忙離台時贈人或遺失，在香港30餘年收集的書，也在一場火災中煙消雲散。這些書如能存世至今，能吸引多少人的眼球？

蕭銅的嗜好是喝酒、抽煙。他喝酒，喜歡喝老白乾；他抽煙，喜歡抽駱駝牌香煙。

“其人在必酒在的蕭銅”一句話，概括了他對酒的嗜好。除了早餐，頓頓有白酒；不喝水，以啤酒解渴。他住的房間里，傢具甚少，但總有酒；外出旅行，背囊中至少有尺把長的一瓶酒；寫稿時，不喝水、不品茶，但一定要有啤酒；吃飯時，飯可少、菜可差，但一定要有白酒。

愛喝酒，但不喝洋酒。白蘭地、威士忌擺在他面前，怎麼勸，也滴酒不進。他只喝國產的白酒，在台灣，喝金門高粱酒，到了北京，一定要喝北京二鍋頭。80年代初，他到北京看望二舅后，到表弟蔣乃平家吃飯。表弟拿出一瓶醬香型名酒，蕭銅卻點名要喝二鍋頭。在上海長大的表弟媳徐錫慧知道他原籍鎮江，就特意做了一桌淮揚風味的菜。他吃菜不多，酒卻喝了多半瓶。

他嗜酒如水，酒量大嗎？不大也不小。柏楊在他所寫的“豪飲之趣”中，對蕭銅酒量有一段傳神的描述：近代夫婦能飲者，據柏楊先生所知，有漫畫家牛哥先生和他的夫人馮娜妮女士，牛哥先生酒量之大，不用說啦，你千萬別跟他碰。他夫人馮女士的量也會嚇你一跳，有一次和劇作家蕭銅先生別苗頭，她連喝三瓶高粱無啥事體，而蕭先生喝到第二瓶，便噗通一聲，雙膝下跪。

蕭銅筆耕之時必飲啤酒，用啤酒澆出靈感，對啤酒是否冰鎮卻不大講究。一位戲迷作家回憶：家父在某左派報社見到坐在一端的蕭銅先生在寫稿，面前放著三大瓶啤酒，一手持筆，一手執樽，邊喝邊寫。家父好奇問了一句：“為何每次都買上三瓶啤酒？凍冰的啤酒不是比溫吞吞的啤酒好得多呢？”蕭銅先生的回答更妙：“沒酒我寫不成文章！三瓶啤酒剛好！我不想寫作半途缺酒才跑去買。只要是酒，那管它是涼還是熱的！”

蕭銅飲酒之時，有時也是他和朋友交流、暢談之時。邊喝酒，邊高談闊論。他曾與蔡瀾在路邊小店對飲時，從下酒的假叉燒，談起和尚自己吃青菜豆腐，卻調製出素鵝素雞招待施主。借和尚吃素之題，精闢地分析了人們在市場環境中的各色心態，在平淡的閑聊中講出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剖析。

年輕時，蕭銅性格火烈而倔強，遇到不平事會發火罵人。五十歲后，“沒關係”卻成了他的常用語。他習慣於一言不發的聽別人爭辯，對不太明白的事不輕易發言。但他一輩子不甘受辱，是個不亢不卑、愛憎分明，硬在骨子裡的男子漢。他也是位性情中人，是個敢怒、敢罵、敢哭的人。1978年，在上海到廣州的火車上，就怒罵過一個自吹自擂、厚顏無恥的香港保險界人士。同年，在北京老舍故居和老舍夫人胡絜青聊天時，由於壓抑不住自己內心的痛苦，也不知用什麼話來安慰舒師母，情不自禁地嗚咽失聲、痛哭流涕。

蕭銅用香煙和烈酒麻醉自己那思鄉戀京的靈魂，也在煙霧和醉酒中燒斷了他的萬縷思鄉未了情。1995年10月31日，蕭銅在一邊抽煙、一邊飲酒、一邊爬格子的深夜裡，模模糊糊、蒙矇矓矓、倦極而睡，煙蒂燒著了稿子和一屋舊書。蕭銅一心救書，陷身火海，大面積燒傷，送進醫院后，就一直沒出來。在1995年12月30日，聽著同為戲迷的忘年交夏婕拿來的錄音帶——裘盛戎的唱段，告別了小曼母女和楊明，在昏迷之中匆匆地走了。

三聯書店總編潘躍明曾向他約稿，要出版“香港文叢”的《蕭銅卷》，對此名垂青史之事，他婉辭了，卻把精力投入文匯報“擬水流年”專欄的“香港京劇簡史”中。他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竭力弘揚傳統戲曲，在燒傷前，四處核對材料，打算從20世紀20年代寫到90年代初，想為有關研究專題提供骨架大綱。沒 想到，此願望卻成了蕭銅未了的遺願。

著名香港散文家、雜文家、詩人、文藝評論家羅孚，寫了《白乾灑處憶蕭銅》《小記蕭銅》《蕭銅的不幸》等文章悼念蕭銅。情辭懇切，真挈感人。《白乾灑處憶蕭銅》文章末段，憶述在火災劫后，他前去廣華醫院病房探望蕭銅。“蕭銅當時已經不能說話了，但仍可以寫字溝通，在那當兒，蕭銅寫下了一張小小的條子給羅先生：‘我想吃餃子, 帶二兩白乾’”。北京人常說：“好吃不如餃子”，病危的北京出生、台灣成名的香港人蕭銅，仍然保留著兒時的記憶。羅孚用兩句話為《白乾灑處憶蕭銅》收尾：“這是他最後的願望，這願望是永遠無法滿足的了。灑二兩白乾吧，灑二十兩白乾吧，往哪裡灑？”

在兩岸三地漂泊一生的蕭銅，生活在兩岸對立、香港未歸的年代。他帶著那一腔念京情懷，在1995年歲末即12月30日21時許，了卻殘生於煙霧及堆積如山的舊書中。一場無情大火，不單燒了他的書，還燒了他的遊子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