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耀

少年闖南洋

1916年，一個動蕩的世紀之初，也正是海南人闖南洋的又一個高峰期。這一年，吳德耀出生於僑鄉文昌一個清貧的私塾之家。九歲那年，吳德耀失去父親，無奈之下，母親將他送往檳城的伯父家，從此，故鄉只能留在記憶里，直到幾十年後吳德耀重新踏上故鄉的土地，他已經是名滿華人世界的著名學人。

那時的檳城是馬來亞的一個州，屬於英國殖民地。受時代風氣的影響，他的伯父認為在英文學校讀書比在華語學校讀書更有前途，於是決定將吳德耀送去教會學校，先進入聖馬哥學校，後轉到英華學校、劍橋九號，天資聰慧而又勤奮的吳德耀成績優秀，表現出很好的學習天賦。也許是骨子裡依然不改的故國情懷，也許是祖父和父親在他小小的心靈里灌注的傳統文化的因子，一個意外事件的刺激，讓他成為一個精通中英文、深研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學者———有一天，說著滿口流利英文的吳德耀遇到一個比他大幾歲的咖啡店夥計，小夥子拿著一份華文報向他挑戰：“雖然你比我聰明，但是我懂得自己的語言，能看華文報，你能看得懂嗎？”吳德耀頓時無語。他是英校高材生，卻不認得幾個漢字，自覺慚愧難當，於是，要求伯父讓他轉到當時最好的華校鍾靈中學。在這個華校里，吳德耀以超乎尋常的努力，只用兩年就讀完了一般學生要用三年才能讀完的課程，能夠自如地欣賞閱讀中國古典文學書籍了，並對儒家學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日後的吳德耀成長為一個學貫中西、偏愛中華傳統文化的大學者所該具備的基礎。

機緣巧合的是，吳德耀在這所華校讀書還給他帶來人生第一次好運，並給他後來的海外留學生涯開闢了新航路。1936年，他代表鍾靈中學（今屬馬來西亞）到中國參加全國運動會，他的三鐵項目成績竟然破了全國紀錄，此事曾一度轟動馬來亞，吳德耀因而獲得獎學金進入聲名赫赫的金陵大學（1952年併入南京大學）學習。1940年，吳德耀獲文學士學位后赴美留學。1942年獲美國弗萊契爾法律與外交學院碩士學位。一路學業優秀、超常發展的吳德耀，考取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46年，當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的博士帽授予這位剛強聰明的祖籍海南的學子時，吳德耀成為馬來亞留學生榮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首位學者。

畢業後任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研究員。后從事外交工作，在聯合國秘書處任職時，吳德耀曾經協助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任職

畢業后的吳德耀留在美國任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研究員。此後，口才很好、風度翩翩的吳德耀從事外交工作，他的精通中英文為他帶來一系列的好運。1947年，吳先生在聯合國秘書處任職時，曾經協助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又擔任聯合國兒童急救基金中國代表，聯合國程序委員會及社會計劃委員會主席。同時參與《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工作的華裔人士，還有時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的中國人張彭春。。那一年他還不到32歲，年輕有為，抱負超群的精神與氣概讓人不敢小視。憑著學識的廣博和追求真理的勇氣，在起草《世界人權宣言》時，吳德耀敢和法國代表(後來的法國總理)法蘭斯辯論；面對世界聞名的法學大師、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卡仙教授(Prof．Cassin)，吳德耀站在公平的立場，與之辯論人權問題。他良好的辯才和氣度，贏得了聯合國官員對他的尊敬。

編寫《方吳報告書》

在聯合國文教處任職時期的吳德耀在1951年與他老師美國教育專家方衛廉(William Fenn)應英國在馬來亞殖民地政府之邀，調查馬來聯邦華文源流學校，併合撰發表著名的《方吳報告書》（Fenn-Wu Report）。《方吳報告書》指出華校缺乏有系統的管理，但贊成各族兒童多學語言，即使三種也不為多。《方吳報告書》也提出，華人必反對忽略自己母語的學習。《方吳報告書》至今對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影響深遠。

1954年到台灣協助創辦東海大學，任政治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56年至1971年退休間，出任東海大學校長，共擔任校長長達14年之久。1966年獲美國翰密爾敦大學贈授榮譽博士殊榮。1971年至1975年，任新加坡大學政治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

1975年至1980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先後任政治行政系教授、研究院院長、南洋大學代理校長等職。1980年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吳教授從教育工作退休後，復任新加坡儒家倫理委員會主席，1986至1988年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理事兼所長。又擔任新加坡聯合早報編輯顧問，撰寫國際時事專論，又常參加各項國際會議及講學。

吳德耀教授於1975年出任南洋大學研究院院長。當李昭銘博士離職后，他於1976年8月16日出任代校長職務。8月30日，吳教授發表《南大展望將來》一文中強調：“南大所具有的特質是：別人不要做的，我們做；別人不能做的，我們能；別人無法容忍，我們可以容忍，這種刻苦耐勞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在未來的歲月里，這種精神不但必須予以保存併發揚，而且更進一步，使我們所作所為能達到至善的境界。南大全體同仁教、職、員、工、學生及校友們都必須盡本身的一份力量發揚這種精神”。

當他出任代校長的期間，正是南大與新大合併的前夕，他可能是不願當“南大末任校長”，不忍南大在他任期內關閉，所以在1977年8月13日便辭去代校長職務，任職僅有一年的時間。但他仍然擔任研究院院長，並於1979年2月19日，致函給南大秘書陳祝強，在該函件《一間還是兩間大學》中指出：“十年、十五年後，如果只有一間偏向西方的大學，新加坡可能就需要另一間偏向東方的大學，以保持文化上的平衡……只要有五年到十年的時間，一間重整及復興的南大，勢必能在學術水平上同新大平分秋色，在一些方面，如數學、中國文學及語文教學等，甚或能超越新大”。

英國學者丹頓爵士在《1979年新加坡教育報告書》中建議：“只要肯特崗建立一間單一而強大的大學”。吳教授於1980年3月17日提呈“南大前途備忘錄”向丹頓爵士陳述：“在擁有二百三十萬人口的新加坡共和國，只要一間大學在教育上是否健全呢？”他認為南大有理由存在。每年進入小學的學生，只有大約五巴仙半進入大學，也許另外一千到一千五百人，也算是好人材，如果這些人被拒於大學門外，對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大損失。

當年對南大應存在的課題，勇於直言的學者不多，而吳教授則再三認為：新加坡應有兩所大學。他以正直、客觀的看法，不贊同新大與南大合併，而應保留南大繼續發展。但南大終於1980年8月13日正式關閉了；2000年，新加坡除了國立大學外，還多了南洋理工大學及新加坡管理大學。由此可見吳教授的眼光遠大，高瞻遠矚，見解獨特，他是一位足以令人敬佩的先知先覺的學者。

吳德耀非常重視中華文化與傳統習俗。他精通中西文化傳統，學問淵博，從教育工作退休後，又致力於儒學研究，在闡釋儒學，弘揚儒學作出了傑出貢獻，對新加坡的儒學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是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設計者。

有《人與社會》、《東方政治——西方政治》、《國際政治研究》、《中國文化的根源》、《政治歷史文化古今談》、《列國春秋》、《客座隨筆》等十多本書籍。英文著作有“Aristotle‘s and mencius ideas of politics”，“The Confucian way”，“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Sinagpore”等三十多種。他在1994年4月17日逝世於新加坡，寄世78載。

吳德耀世不久，他的生前好友與十多個文化團體即組成“吳德耀教授紀念基金”設立文化講座，每年聘請著名的學者專家前來主講有關儒學哲學思想，中華文化。東西方政治思想等學術問題。第一次的講座於1995年舉行，主講人是杜維明教授。第二次講座於1996年舉行，主講人是王賡武教授。

新加坡海南會館為了紀念海南一代哲人吳德耀教授，也為了發揚海南族群文化教育，特設立“吳德耀教授獎學金”，同時於1995年12月出版一本《海南一代哲人吳德耀教授紀念專輯》。

徠吳德耀一生作育英才，桃李滿天下。他被譽為“海南一代哲人”。應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