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大學

這是新四軍於抗日期間根據革命形勢需要主辦的一所大學，先後兩期，學生120餘人，陳毅命名，韋愨任校長。

為了革命的需要，並吸收上海等地的進步青年，1941年，由中共中央華中局、新四軍軍部、中共江蘇省委聯合開辦，陳毅親自命名“江淮大學”。由曾任孫中山秘書和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的韋愨教授擔任校長。知名經濟學家何封、哲學家李仲融響應黨的號召，自願到江淮大學任教。上海的之江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和北京的清華大學的部分教授也應韋愨的聘請來江淮大學任教。

江淮大學原擬設土木、農業、醫學、教育四個系及普通科。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差，師資缺乏，老師也沒到齊，未能按系開課。學校利用根據地里的祠堂、廟宇以及地主家大院作為校舍，以廣闊的田野和樹林作為課堂，除由教授授課外，新四軍和當地黨政軍領導同志常為同學們作專題報告，陳毅、張雲逸，譚震林、彭雪楓、鄧子恢、羅炳輝、鄭位三、方毅、劉瑞龍、汪道涵、潘漢年、錢俊瑞、范長江、馮定等都到校作過報告。

由於日軍掃蕩，領導上為了保證江淮大學師生的安全，於1943年初春，動員師生員工暫時返滬隱蔽；淮南行署汪道涵親自來校動員，要求同學們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等到情況好轉，環境穩定時再來入學。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學在淮寶縣仁和鎮隆重舉行開學典禮。陳毅、張雲逸、彭雪楓、劉瑞龍、潘漢年、范長江、季方等領導同志都親自參加，淮北地區負責同志和抗大四分校、淮寶中學都派來了代表。會場布置得樸素莊嚴，同學們還以牆報形式辦了一個展覽會，彙報了自己學習、生活和到江大以後的思想變化。上午開會由韋校長主持，他致詞後由陳毅軍長、彭雪楓師長、季方等同志講話，使全體師生受到極大的鼓舞和教育。

1944年春，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作戰連連告捷，敵後根據地迅速發展，新四軍四師在淮北也先後拔除了敵偽44個據點，根據地擴大了，形勢起了很大變化。由於工作的開展，急需補充大量幹部，江淮大學本身也由於師資缺乏原因，不好再辦下雲，同學們也要求走出校門，去參加邊區的建設工作。經領導上研究，接受了同學們的要求，於是江大結束，全部同學由軍部和地方黨委統一安排工作。

1944年6月，同學們懷著對母校難忘的感情和踴躍投身革命的抱負走上新的戰鬥崗位，在根據地的宣傳、組織、新聞、教育、衛生、民運等戰線上，發揮自己的才智。

江淮大學先後辦了兩期，學生共計120餘人，吸收了一批愛國教授進入根據地，在敵後堅持了兩年左右，為我黨的統戰史和中國教育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42年9月至1944年6月，正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之時，在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出現了一所由新四軍軍部創辦的綜合性大學——江淮大學。江淮大學的創建是根據地黨和上海地下黨通力合作的成果，是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生動體現，顯示了黨的統一戰線的無比威力。這所學校是上海抗日愛國青年來根據地學習和工作的橋樑和熔爐。

一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同志在蘇北參議會上講話時說，要在根據地發展文化教育事業，要創辦大學，為革命事業培養和輸送人才。他提出要江蘇省委(當時上海地下黨由江蘇省委領導)來具體組織落實這項工作。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召集省委有關同志和上海地下黨同志，分析了根據地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的形勢，認為黃橋大捷后，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相對來說比較穩定，形勢很好，正需要大量知識分子來根據地參加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侵佔上海租界后，原在這座“孤島”上從事愛國教育的大專院校和一些中等學校被敵偽勒令登記，實施奴化教育，否則禁止開辦。各校師生面臨失業失學的危機，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上海的知識分子是愛國的，具有革命光榮傳統，他們嚮往自由、民主、光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繼續辦學、學習、投入火熱的鬥爭中去，為爭取民族解放貢獻自己的力量。中共江蘇省委經過研究，並與新四軍軍部聯繫，決定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創辦一所綜合性大學，爭取更多的知識分子。

江蘇省委創辦這所大學，經過華中局批准，由新四軍軍部領導並解決經費和給養。陳毅同志親自為學校定名為“江淮大學”。籌辦工作由江蘇省委負責，上海地下黨儘可能組織動員更多的師生去根據地；新四軍軍部籌備接待機構和交通站，四師抽調石青、林光前等同志組成了淮北接待站。地下黨則派出韓述之(張鋼)、姚溱(不久因另有任務調離)、方行等同志前往淮南新鋪設立青年招待所，專門接待由滬來校的師生，保證他們能安全到達根據地。江蘇省委還決定由宣傳部長沙文漢同志負責江大的籌備工作，並指示由省文委梅益同志、省學委張本同志在上海進行教師和學生的組織動員工作，以後待梅益同志到達根據地后，就由他主持這一工作。到校師生先在淮北、淮南兩地集中，后定在新四軍四師淮北根據地淮寶縣仁和集正式開學講課。從1942年9月到1944年6月停辦，前後約二年時間。

江蘇省委決定，經華中局批准，任命韋愨(捧丹)為江淮大學校長。韋愨同志原是上海之江、復旦、大夏大學教授，曾留學美國，早期參加過辛亥革命，後任孫中山先生秘書和廣東省教育廳廳長。他長期和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戰爭時期是進步刊物《譯報》和《上海周報》的撰稿人。知名經濟學家何封、哲學家李仲融也應黨的號召，自願到江大任教。應韋校長聘請任教的，還有復旦大學土木系主任孫繩曾教授，之江大學土木系教授陳端柄，交通大學教授姜長英、葉家俊、葛文錦，清華大學周國英，大夏大學王書倫、馮邦彥和李洪鐘等生物、醫學、教育、外語、體育教授，另有校醫兩人，護士四人。為了使他們能適應根據地生活，還同意他們帶一名廚師。對他們留滬的家屬均作了妥善安排。同時響應黨的號召赴校任教的還有助教王辛南、榮繹蓉、洪之階、許景福、顏秀卿、馬麗娟等十餘人。

江大學生主要來自上海之江、大同、大夏、滬江、東吳等大學和蘇州工專，以及部分中學，前後兩期約一百二十餘名。他們都是由上述各校黨組織動員去的。兩期江大同學大體可分以下幾種類型：一是已經受到敵偽注意、或被組織上派遣去江大作學生工作的地下黨員(第一期十八名，第二期二十四名)；二是參加過黨領導的進步活動的培養對象；三是對國民黨腐敗統治不滿，不甘心在日寇佔領下做亡國奴，要求抗日的愛國青年；四是懷著讀書救國的思想想繼續學習的愛國青年；五是對社會家庭生活不滿，對紙醉金迷的舊世界反感，更不願過剝削階級的寄生生活的學生，有的女同學對重男輕女、包辦婚姻不滿；六是在師長、朋友的影響下，帶著天真美好憧憬的年輕同學。各人的家庭出身、政治覺悟的程度雖有不同，但在要求抗日、嚮往光明上是一致的。如同學中有一對兄妹，祖父曾在清末任兵部尚書，妹妹在家困體弱多病，有兩名僕人服侍，從小嬌生慣養，但她在進步思想影響下，丟棄了優裕的物質享受，毅然離家奔赴解放區，到江大學習。還有一位同學，是在上海北火車站被父母、妹妹攔阻下，毅然說服全家后投奔江大的。有個同學年紀最小，但意志堅強，為了擺脫家庭阻攔，離家出走，在上海過了幾個月的流浪生活，等到了交通員接頭。有的不顧即將到手的大學文憑，毅然投向江淮大學這所革命的大熔爐。

二

從1942年8月至11月，上海一百多名師生在黨內交通的妥善安排下，通過敵偽的重重關卡，全部安全到達淮南根據地。為了避免引起敵偽的注意，選擇了兩條較安全的交通線：一條由鎮江過江至揚州、高郵、寶應，然後乘船到淮北的岔河鎮，再到仁和集；一條從南京過江經六合到淮南新鋪。這兩條路線都由新四軍上海辦事處主任楊斌同志負責，由在上海地下黨專司交通工作的戚原、劉燕如等同志協助，並從準備去江大的同學中挑選黨員沈曾華、沈乃恭(沈正光)、黃友華、戴善(利國)、華之毅(華藻)、張立等以及同學吳天閑(吳孟駟)、朱銘勛(夏水)、鄭志虯(鄭偉)等任臨時交通員，擔負輸送老師和同學們去根據地以及運送江大所需的圖書設備的任務。每個小組之間，或以兄妹相稱，或假裝成夫婦。如有位老憲洪(阿老)同學，滿口廣東腔，是經不起盤問的，就布置一位比較老練的徐秉淵(左政)女同學，充當他的姐姐，要他裝做啞巴，過封鎖線時，阿老只要不語，也就混過去了。至於在路上與交通員坐車、坐船：步行如何相隨等問題，更布置得具體細緻。在寶應還通過地下黨縣委設立了交通接應站。當同學們被送進根據地時，大家禁不住放聲歌唱，看到新四軍戰士時更為激動。到達招待所時，江大領導親切相迎，宛似回到了老家。1942年9月問，韋校長及孫繩曾、陳端柄等教授到達淮南，受到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以及江蘇省委沙文漢等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不久就是新四軍建軍節，他們和江大師生均被邀共同歡慶。大會由張副軍長主持，由二師鄭位三政委講話。韋校長也發了言，表示要把江大辦好。會上新四軍戰士表演了精彩節目。這次集會給從“孤島”上海初到根據地的江大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大原擬設土木、農學、醫學、教育四個系及普通科，於1942年秋分別在淮北、淮南兩地集中，以後由於敵情關係，淮北的同學都集中到淮南。由於師資缺乏，老師也沒到齊，各系都未能開課，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很高，主要是請黨政軍領導同志作專題報告。學校利用祠堂、廟宇以及地主大院作為校舍，以田野和樹林作為課堂，大家認真聽，用心記，熱烈地學習討論。

先在淮北集合的江大師生，受到四師黨政軍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先後聽了彭雪楓師長、鄧子恢政委和淮北行署主任劉瑞龍、區黨委宣傳部長馮定等同志的報告。彭師長把國際國內形勢、淮北地區當前的敵我鬥爭形勢，講得深入淺出，十分生動。1942年11月，淮北的全體師生曾被彭師長邀請渡過洪澤湖去半城參加新四軍四師召開的全師運動大會，觀看了騎兵團的表演和土坦克攻碉堡等軍事活動。彭師長致詞歡迎說，同志們來邊區抗日，條件很差，生活也很艱苦，希望從大城市來這裡的愛國青年，在革命隊伍里百鍊成鋼，和工農分子相結合。彭師長很理解青年喜歡騎馬的心情，下令騎兵團讓同學們練習騎馬，一個個騎得高興極了，盡情體味騎手們躍馬殺敵、馳騁祖國大地的豪邁心情。後來又參加了四師政治部舉行的聯歡晚會，由拂曉劇團演出的精彩節目，使來自大城市的師生讚嘆不已。同學們住在師部附近，三五成群地到彭師長住處作客，師長總是在百忙之中熱情歡迎大家，平易近人。這時天氣已寒冷，彭師長了解到不少同學是從家裡跑出來的，衣服帶得少，就發給每人一件棉大衣。有的同學生病了，他就請軍醫來診治，並開病號伙食。對於不善長途跋涉的教師，他就派驢馬來代步，還給韋校長派了警衛員，送了專用馬匹。中秋佳節，彭師長還送來了月餅和梨子。這次慶祝大會後，大家深切感到敵後堅持戰鬥的新四軍軍容威武，紀律嚴明，裝備整齊，是一支可愛可敬的人民軍隊，更加確信一定能打敗日固本侵略者。為了準備反“掃蕩”，領導上通知江大師生乘船回湖酒東，經洪澤湖時，儘管敵機在上空掃射，但條條船上都很鎮靜沉著，終於平安地抵達仁和集。幾天後的一個傍晚緊急集合，由淮南來到淮北的韓述之同志傳達領導上決定全體師生立即向淮南轉移的命令。同學們於天黑后出發，午夜渡淮河，漆黑的夜晚要在農村的小路上行軍，有人還穿著皮鞋，戴著近視眼鏡，經受了艱苦行程的考驗。經過幾天行軍，終於在第三天晚上全部到達張洪營。兩處師生在淮南軍部附近集中后，學習的條件更為有利了。陳毅代軍長十分關心江大的建設和師生的思想生活情況，他除親題校名外，還專門為歡迎江大師生舉行會餐。1943年陰曆大年夜，陳毅同志同江大師生一起度過難忘的一個夜晚，他和師生們暢談國內外形勢，分析敵我力量的變化，談笑風生，鼓舞了同學們的鬥志和加強了認真學習的決心。還有張雲逸、譚震林、羅炳輝、鄭位三、方毅、汪道涵、潘漢年、錢俊瑞、范長江等同志，也都從百忙中抽空來校作報告。羅師長講長征，錢俊瑞講皖南事變，潘漢年講國際形勢和敵占區的文化鬥爭，葉欽和講上饒集中營，方毅、汪道涵講黨的政策、減租減息、三三制政權組織等。這些報告使師生們懂得了黨的政策，開闊了眼界，懂得了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為民為國的，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江大同學會師以後，抓緊時間組織起來自學整風文件。1942年冬，日寇準備對淮南根據地“掃蕩”，根據地軍民積極作反“掃蕩”準備，進行破路和全面堅壁清野。因江大目標大，決定暫時疏散，分幾路去邊區農村“打埋伏”，韋校長及教授們隨領導機關轉移。在“打埋伏”期間，不少同學參加了當地的冬學工作；有的分成若干組，作農村調查，與農民生活上打成一片，挑水、下地樣樣都干，如奚綠綺(金敏)同學等還受到區里表揚。

由於根據地軍民有了充分的反“掃蕩”準備，日寇未敢輕舉妄動。不久我們重又集合，勝利地經愛了一次臨戰前的鍛煉。這時，江大成立了學生黨支部，由沈乃恭任支書，沈曾華任副支書，支委有侯忠澍、華之毅、邱庄鑫同志。

這一期的黨支部工作，開始是由華中局領導，以後由淮南路東地委領導。工作重點主要是組織政治學習，座談討論聽報告后的感想，樹立革命人生觀；在農村搞調查研究時，要大家克服怕臟怕苦思想，改變大城市小姐、少爺作風。廣大師生通過聽時事形勢、黨的政策、根據地當前鬥爭的報告，實際上是接受了生動的政治教育課程和黨的傳統教育。還先後參加了邊區參政會、路樂八縣總農抗代表大會，和與會同志一起學習討論，並且目睹群眾進行民主選舉，體驗了“三三制”政權的民主精神；後來還參加了邊區婦代大會和冬學運動，很多同學擔任了冬學教師。

．這次日寇“掃蕩”陰謀雖未得逞，可是野心不死，還在醞釀更大規模的“掃蕩”。領導上為了保障江大師生的安全，於1943年初春動員大家暫時返滬隱蔽，由淮南行署汪道涵副主任親自來校動員，要求同學們理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的道理，等到情況好轉環境穩定時再來入學。由於師生們與根據地軍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都要求留在這裡參加反“掃蕩”鬥爭，因而黨支部在做動員工作時相當困難。經過耐心說服，大家才以大局為重，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同學們一面唱著《新四軍軍歌》、《黃水謠》，一面流著眼淚。最後除五個同學不宜回滬留在根據地工作外，其餘均依依不捨地分批回滬。

這是前期的江大，歷時雖僅半年有餘，卻是多麼不平凡的日子啊！在同學們的歷史上，確是深深銘刻於心的珍貴經歷。

三

江大同學陸續回上海“打埋伏”，根據江大校黨支部和上海地下黨的囑咐，一是要隱蔽好，不出問題；二是布置一些黨員和擔任交通的同學，定期與大家保持聯繫，做好思想工作。要求回滬同學儘可能學習一技之長，以便返回根據地后更好地為學習和工作創造條件。因此，有的同學去學習速記，複習外語，學習中英文打字，參加無線電技術學校，學習駕駛技術。有的同學自願承擔風險，發揚了江大團結互助的好作風。把不便回家的同學接到自己家裡，象親姐妹、親兄弟一樣相處，就這樣度過了半年。

1943年春，陳毅同志因病住醫院，把韋校長請去面談，傳達了黨中央對“抗戰必勝”的信心，並指出目前江大雖不開學，但一定要堅持辦下去，要求他抓緊做好開學的準備工作。6、7月間，江大開學的通知到了上海，除少數同學已由上海地下黨分配了工作、一些同學因分散隱蔽未及時接到通知外，大部分都迅速返校。“打埋伏”在上海的同學和新來校的同學共八十八人，又一次在仁和集集中。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學在淮北根據地仁和集隆重舉行開學典禮。陳毅、張雲逸、彭雪楓、劉瑞龍、范長江、季方等領導同志都親自參加，地區負責同志和抗大四分校、淮寶中學都派來了代表。會場設在女生宿舍前面的操場上，布置得樸素莊嚴，同學們還以牆報形式辦了展覽會，彙報了學習、生活和到江大以後的思想變化。大會由韋校長主持，他致詞後由陳軍長、彭師長、季方等同志講話，使全體師生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和教育。下午，首長和來賓參觀了男女生宿舍和教室，傍晚會餐後由同學們自編自演了《霧重慶》片斷、小歌劇等文藝節目。

新的學期開始了，課堂設在一所祠堂里。韋校長教英文，在校的老師也分別開課，李仲融老師的哲學課甚受歡迎。相繼開課的有普通科和教育、土木兩個系，有的系因為沒有老師，開不了課。由於同學們來自不同的學校，有大學各年級的，也有部分高中學生，水平不一，班次也分得較細，如英文課就分做ABC三個班，但大家學得十分努力，程度高的自動幫程度低的，C班的同學總是抓緊一切時機往前趕。自習時間也抓得很緊，互幫互學的空氣十分活躍，這主要是學習的目的性明確了，知道了為誰而學，所以每個同學都能自覺、主動、認真地聽課和複習。

這時江大建立了後期的黨支部，淮北區黨委副書記劉子久同志召集會議宣布支部委員會由沈曾華、侯忠澍、徐秉淵(左政)、褚啟元、王慎行(李耀)等五位同志組成，明確華中局委託抗大四分校領導江大支部，具體工作由該校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同志領導。這一期支書由沈曾華同志擔任，侯忠澍除負責學生會工作外並做統戰工作，徐秉淵負責組織工作，褚啟元負責宣傳工作，王慎行負責保衛工作。邱一涵同志對江大支部工作十分關心，常找文委彙報情況，思想工作抓得緊。她十分強調江大支部工作一定要實事求是，不搞神秘化，要適合青年人心理進行工作，工作方式生動活潑，要做得細，要善於團結群眾。黨的思想教育工作基本上抓了兩頭，一頭是抓原是上海地下黨培養的積極分子，對他們繼續考查培養，要求他們在學習、工作、勞動中起骨幹作用，為今後發展他們入黨作好準備；還有一頭是抓少數進入根據地后思想不夠穩定的同學，對他們則按照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辦法，分配黨員或黨的積極分子，有針對性地做聯繫群眾的工作。由於當時江大支部不公開，黨的工作主要是通過學生會來進行。學生會是由同學民主選舉產生的，主席是侯忠澍，委員有褚啟元、吳天閑、陳南華(陳峰)、朱起葵等同學，分工管秘書、總務、學習、生活、文娛等工作。這一段時間，黨支部領導下的學生會工作做得十分活躍、出色。江大黨支部既有組織紀律性較強、群眾工作做得十分活躍等特點，又有實事求是的作風。每逢節日或紀念日，都要組織同學進行學習座談，如“九·一八”紀念日，以各房間為小組，討論“誰是真正抗日的愛國者?”小組會開得既嚴肅又活躍。1942年年底，還舉行迎新營火晚會。1943年9月中秋節，晚上坐船賞月聯歡，自編自演節日助興。同學之間盡情歡樂，親密無間。為了培養學生的革命人生觀，轉變從城市來的同學輕視勞動的現象，組織學生用自己的雙手，把綠色的竹桿編成一張張竹排床鋪，還鋪起一條從女生宿舍到食堂的磚石路，解決了雨天路滑的困難。為了培養學生為工農服務的感情，組織有醫學常識的同學和護士一起為農民接生、治病。為使學生樹立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觀念，把同學組織起來種植自己帶來的蔬菜種，基本達到自給，既節約了菜金，又改善了生活。冬天，還抽出同學協助村上辦冬學，既上文化課，又上時事教育課，很受農民歡迎。由於同學們在根據地里身受革命熏陶，希望教學內容能與實際鬥爭相結合，提出了改革現有課程和教學方法的要求。在討論辦學方針之際，學生會曾請江大黨代表梅益同志講國際形勢。他的講演深入淺出，甚受同學們歡迎。同時請杭大四分校孫叔平老師來校講授《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並自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黨支部根據青年人的特點，還展開談心和互幫互學活動。以房間劃分互助小組組織談心。全校還舉行作文比賽，王種蘭、姚守懿、陸均(陸慶嫻)的文章被評為最佳作品。學校有歌詠隊，還以房間為單位，成立了歌詠小組，經常展開室與室的比賽，搞得熱火朝天。當時江大歌詠隊中有位傑出的指揮人才——鄭宜琨同學。他十六歲就考上之江大學，不僅功課好，還具有音樂天才；他吹得一口好口琴，還會拉小提琴、吉他、胡琴，會彈鋼琴，可以說樣樣都會。他教歌十分認真，有時大家唱得不夠好，個別人走了調，他一遍遍地教練下去。(自衛戰爭開始不久，鄭宜琨同志隨拂曉劇團開赴前線，身負重傷，在撤離前線時遭到國民黨飛機轟炸，犧牲於運河船上，年僅二十一歲。)

當時，抗大四分校和江大住得很近，抗大學員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樣負責保護江大的安全，江大和抗大常舉行聯歡活動。抗大的學習展覽室、繳自敵人的武器、宿舍、簡樸的集會場所，都是同學們學習參觀的對象。抗大同志還請加入反戰同盟的日本友人表演日本傳統舞蹈，同學們都體會到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的無比威力和黨的俘虜政策的正確。江大和抗大每次聯歡活動，都要舉行籃球、排球等球類比賽，當時江大的九人排球隊可與抗大一博，每當進行這樣的比賽時，更是歡聲震天，達到聯歡高潮。

學生會還經常組織民主生活會，按寢室分組活動。有的同學提出，生活在敵後戰爭環境里，應該有必要的軍事知識。彭師長任開學典禮講話中明確表示，可以請抗大教員講軍事課，學習必要的軍事知識，組織站崗放哨、偵察、緊急集合、夜行軍等，隨時作好反“掃蕩”的思想和組織準備。學生會就及時請抗大四分；校陳秉德教員來校講軍事課，組織大家進行力所能及的軍事訓練。1943年年底，傳達上級通知，有了敵情，要迅速轉移，由身體較為強壯的同學如陸司(陸熙耀)、張克宇、黃淳(黃春)等同學組成警衛班，每人發給了手榴彈，並立即開始急行軍，個個意氣風發地投入戰鬥訓練。從此，白天進行軍事訓練，夜間站崗放哨，以加強敵情觀念。為了使同學們廣泛接觸社會，在實踐中豐富知識，1944年3月還派出了土木系的張敬岳(張汶)、朱銘勛、沈鏵(洪犁)、汪敬業(金堅)、鄭宜琨、趙開琪等六位同學，參加了淮北區黨委領導的治淮工程。同學們還分組進行農村調查，了解農村階級狀況和貧僱農生活變化狀況，向勞動人民學習，並參加減租減息工作。在工作告一段落時進行總結，積累經驗，提高認識，以便更好的學習與理解黨的政策。

1944年春，敵我形勢有了根本變化，日寇在太平洋戰線逐漸失利。希特勒在蘇聯紅軍和英美盟軍嚴重打擊下搖搖欲墜，自身難保。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作戰連連告捷，敵後根據地迅速發展，四師在淮北也先後拔除了敵偽四十四個據點，根據地擴大了。由於工作的開展，急需補充大量幹部，江大本身也由於師資缺乏原因，不好再辦下去；同學們也要求走出校門，去參加邊區的建設工作。經領導研究，接受了同學們的要求，於是江大結束，全部同學(包括新發展的八名黨員)由軍部及地方黨委統一安排工作。在分配工作前，淮北區黨委還請組織部副部長謝邦治、教育處長潘琪、建設處長劉寵光、青救會主任曾謀同志向同要學們作報告，介紹情況。同學們也根據各自志願、特長和工作需要，於1944年6月，懷著對母校難忘的感情和踴躍投身革命的抱負，辭別了韋校長，分頭走向新的戰鬥崗位，在根據地的宣傳、組織、新聞、教育、衛生、民運等各條戰線上，發揮自己的作用。在這之前幾個月，即1944年4月，先期分配去淮南新四軍軍部衛生部學習醫務工作的有：徐歡、王嘉順(賈順)、史思嘉(施稼)，謝寧、邢浩林(林錚)等五位女同學。最後一部分同學因參加淮北區黨委的夏收工作隊，在邊沿區搞了三個月減租減息運動之後，才正式分配了工作崗位。

江淮大學先後辦了兩期，學生共計一百二十餘人，吸收了一批愛國教授進入根據地，在敵後堅持了兩年左右，這在黨的統戰史上，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輝一頁。江大師生由於黨的培養，從韋校長到絕大多數同學，後來均成長為光榮的共產黨員。解放后，韋愨同志擔任了上海市副市長、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后因積勞成疾病逝。鄭宜琨、蔣文華同學在戰爭中光榮犧牲；俞華良同學作為參加萬隆會議工作人員因飛機失事遇難；田超(樓廷芳)、顧芸(田嘉禾)、蔣家驊(姜華)、黃友華、戴善同學，先後病逝。韋校長和這幾位同學，為中國革命而獻出了生命，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江淮大學的創建過程，說明了新四軍和華中局及江蘇省委領導同志的高瞻遠矚，體現了更廣泛地爭取知識分子的政策和進一步擴大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性。從辦學的兩年多時間裡，還證明了這所出現在新四軍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第一所新型的綜合性大學，是一所抗日的革命大學。在兩年多時間裡，同學們在這個大熔爐中得到鍛煉和提高，使從大城市來的這批知識分子，在學校停辦時，都毅然投身到火熱的革命鬥爭中去，為以後的鬥爭和上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四十年前的江大，曾是哺育年輕人的革命搖籃。正如杜淑貞同學詩中所說的：“江淮風雪育新兵，百鍊千錘四十春。夢回躍馬半城鎮，心繫高歌大柳營。喜淚縱橫花怒放，歡顏煥發草初青。今朝共慶神洲好，老驥長存赤子心。”這首詩代表了江大全體同學和老師的心情，願以此作為校史的結束語。(江淮大學校史編寫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