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海禁

清廷為辦銅需要，最初並不禁海，後來為了防止沿海民眾通過海上活動接濟反清抗清勢力，才實行海禁，而且較明代更為嚴厲，順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防守，嚴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告平，清廷方開海禁，先後於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間設立閩、粵、江、浙四海關，分別管理對外貿易事務，康熙年間的開海，是全方位的開海，不但東西兩洋，而且一向嚴禁的赴日貿易也在開放範圍之內，較之明代隆慶年間開始的局部開海範圍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僅僅過了三十多年，全面開海的政策就開始收縮，面對日益嚴重的“海寇”活動和西方勢力在東亞海域的潛在威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見大臣，提出禁海問題，次年，規定擬定，正式實行禁海，這就是南洋禁海令。南洋禁海雖然並非全面禁海，但對於正在不斷發展的中國民間對外貿易力量無疑是嚴重的打擊。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覆奏請討論下，擔心閩粵地區因洋禁而引發海患，才同意廢除南洋禁海令，隨即開放了粵、閩、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清朝政府規定的通商口岸有4個，這4個口岸可以理解為有政府設立海關的口岸。但是，實際上與海外通商的口岸超過100個，只不過政府還沒有設立正式的海關而已。乾隆年間（1757年），由於一個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對中國進行的滲透（“洪任輝事件”），乾隆宣布撤銷寧波、泉州、松江三個海關的對外貿易，只留下廣州海關允許西方人貿易。這一規定最多只是給外國商人造成一些不方便而已，並沒有影響貿易額。相反，即便只有廣州一個口岸，海外貿易額依然大幅上升。而且，只留廣州一個海關，主要是針對歐洲商人的來華貿易，對於南洋貿易，並不受此局限。從康熙24年（1685年）到乾隆只留下廣州一個口岸的1757年，72年間，到中國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乾隆關閉三個口岸（被視為閉關鎖國的證據）后，從1758年至1838年鴉片戰爭前夕，80年間，到達廣州海關貿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開放4個口岸年代的16倍。從管理效率來說，4個口岸開放時，每個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個廣州口岸時，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顯大大提高，使海關管理成本大大降低。

清朝海禁政策初期主要是防範鄭成功反攻。鄭成功等政治勢力一直長期依靠海上力量與清朝周旋。據史料記載，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參與明鄭與清朝的軍事鬥爭；而鄭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請求過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國以來，就一直厲行閉關政策，只不過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圖是隔絕大陸與台灣鄭氏抗清力量的交往，並防範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康熙時，清朝政府雖然開關與外國貿易，但對外國商船的活動極為注意，對逗留外國的中國人也防範極嚴。康熙下諭地方官要在沿海各地增設炮台，並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國家承平日久，務需安不忘危"。可見康熙對西方殖民主義者始終是存有戒心的。

隨著當時海上商業的發展，清朝政府對外貿易的限制也日益嚴格，清朝的閉關自守，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乾隆，嘉慶時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等殖民者對中國進行滲透，在沿海進行種種非法的活動，尤其在洪任輝事件之後，清廷大為警惕，於是清朝政府傳諭外國商人，從這年開始，只准在廣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廈門，寧波等地。此外，清朝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如外商不得在廣東省城過冬，外商需聽中國行商的管束，外商不得隨意奴役中國人，外商不得在廣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時也加強了對內地商人的限制，設立了保商制度。保商受政府委派，擁有對外貿易的特權，凡外來的一切人員，船隻，貨物及納稅等事皆由保商擔保。

加稅也是限制與西洋各國通商的辦法之一。清朝政府的關稅分船鈔，貨稅兩種。除康熙時曾一度減輕稅額外，以後各種名目的附加稅日益增多。乾隆時，清朝即以加重浙江等地海關稅以抵制外商北上。同時，清朝政府還先後頒行了禁止五穀，金銀，銅觔，絲斤出洋的種種禁令。

順治三年(1646年)編製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關“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的條文。不過，當時的海禁政策並未真正執行，清人根本不知有海禁。甚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時任江蘇巡撫的慕天顏在《請開海禁疏》也說：“記順治六七年間，彼時禁令未設”。

為了削弱、消滅鄭成功等抗清力量，順治十二年(1655年)浙閩總督屯泰奏請“沿海省份，應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置重典。”順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頒布“禁海令”，敕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省督撫提鎮曰：“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然而，海禁實行五年未達到預期效果。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採納了黃梧的“遷界令”，強令東南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遷界令措施對明鄭有一定打擊成效。不過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失所，其後海盜盛行。

康熙親政后，一些地方逐漸“開邊展界”，人民回鄉復業。康熙七年(1668年)，鄭氏已退守台灣，廣東先行鬆弛海禁。康熙八年（1669年）允許沿海居民復界。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即將結束之際，福建總督范承謨、姚啟聖，江蘇巡撫慕天顏，福建巡撫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等先後上疏，要求廢除海禁，准民出海貿易。其中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慕天顏的《請開海禁疏》最具代表性，由其中所述“今則盛京、直隸、山東之海船固聽其行矣，海洲雲台之棄地亦許復業矣，香山、澳門之陸路再准貿販矣”可知此時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唯江浙閩粵四省尚在禁列之中，但江蘇和廣東的部分地區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台灣，正式展界。所謂“展界”，就是安排在順治十八年前後被遷界令強遷的沿海居民復歸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將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席柱差往福建、廣東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諭曰：“遷移百姓事關緊要，當查明原產給還原主，爾等會同總督巡撫安插，務使兵民得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開海，准許百姓對外貿易，並在“粵東之澳門（一說廣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台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作為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的機構。江浙閩粵四大海關總領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關口岸，通常下轄十幾至幾十個海關口岸。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於自開海禁之後，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並認為南洋各國曆來是“海賊之淵藪”，於是禁止南洋貿易，即“南洋海禁”。但此時並未禁止東洋貿易和西洋貿易。

南洋海禁之後，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後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

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後，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但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同年，由葡萄牙國王第一次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以往清人稱葡萄牙為西洋國，這次稱之為博爾都噶爾國，誤以為初次入貢，接待十分周到。

雍正七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支店於廣州，經營貿易事務。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南巡，在蘇州親眼目睹洋商船隻絡繹不絕，引起警覺，導致乾隆對西方殖民活動嚴加警惕，以海防重地規範外商活動為理由，諭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亦即。但是實際上，當時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許到閩、浙、江海關貿易，特別是閩海關。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十八年(1783年)、五十一年(1786年)，嘉慶十二年(1807年)、十四年(1809年)，均有西班牙商人從南洋呂宋到廈門貿易。

乾隆諭令“本年來船雖已照上年則例辦理，而明歲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這一上諭只是讓“外洋紅毛等國番船”、“番商”只在廣東通商，不得再赴浙江等地，而不是一些資料中所說的關閉江、浙、閩三海關，更不是“廣州一口通商”。

乾隆二十四年，受到“洪任輝事件”影響，清廷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而制定專門《防範外夷規條》，共有五項，故又稱之為《防夷五事》，主要包括：禁制外國人僱人傳達信息；外國婦女被嚴禁來華；嚴禁在華外商在廣州過冬；禁止借外夷的資本及聘請漢人役使；及外商到廣州後由寓居行商管來檢查。

乾隆四十一年諭旨：“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南洋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份夷商貿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等併當體朕此意，實心籌辦。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

乾隆即位后，在對外貿易方面基本上沿襲了先祖的政策。18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開始工業革命，其海外貿易日益擴張。特別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強烈渴望尋找機會打開中國市場。當時，在中國沿海的4個通商港口，前來進行貿易與投機的洋商日益增多。與此同時，南洋一帶也經常發生涉及華人的事端，這些情況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覺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殺華僑，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紅溪慘案”。消息傳來后，舉國震驚。同時，澳門等外國人聚集的地方也經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商人為了填補對華貿易產生的巨額逆差，不斷派船到寧波、定海一帶活動，企圖就近購買絲、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熱衷於到江南一帶巡遊。據說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蘇州時，從地方官那裡了解到，每年僅蘇州一個港口就有一千多條船出海貿易，其中竟有幾百條船的貨物賣給了外國人。乾隆還親眼看到，在江浙一帶海面上，每天前來貿易的外國商船絡繹不絕，而這些商船大多攜帶著武器，他不禁擔心寧波會成為第二個澳門。於是在1757年南巡迴京后，乾隆斷然發布了那道著名的聖旨，並規定洋商不得直接與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廣州十三行”辦理一切有關外商的交涉事宜，從而開始實行全面防範洋人、隔絕中外的閉關鎖國政策。

挑戰清朝封關政策，洋商駕船北上告御狀就在乾隆閉關鎖國的聖旨發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挑起的訟案，又進一步堅定了乾隆皇帝的決心，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洪任輝事件”。

英國人洪任輝，原名詹姆士·弗林特，當時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譯。

乾隆十九年（1754），東印度公司想在業務上有所突破，指示洪任輝設法擴大貿易範圍，開闢新的貿易港，並派遣喀喇生（SamuelHarrison;時任東印度公司董事）前來，一同主持此事。

1755年，在東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輝帶領商船前往寧波試航，希望擴大貿易範圍，開闢新的貿易港。當他們抵達寧波港時，受到當地官員的熱烈歡迎。更令他們驚喜的是，浙海關關稅比粵海關低，各種雜費也比廣州方面少很多。於是，在此後兩年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屢屢繞開了廣州口岸，派船去寧波貿易，致使粵海關關稅收入銳減。兩廣總督等官員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寧波貿易。本就對外商沒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關把關稅稅率提高一倍，企圖通過關稅手段讓洋商無利可圖，使他們不再來寧波貿易。不料英國東印度公司仍不斷派商船前往寧波貿易。頗感無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關閉了寧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廣州一口通商。

英國東印度公司當然不願就此罷休，指示洪任輝再往寧波試航，如達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設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洪任輝率船攜運大量槍炮軍火等違禁品到達寧波，就增稅之事與官員激烈爭執，閩浙總督楊應琚親赴寧波調處並奏報中央。十一月，乾隆帝裁示禁止英國商船進入寧波，由兩廣總督李侍堯傳諭各國商人限於廣州貿易，提高舟山、寧波、廈門關稅一倍，強制起卸軍火、帆具上岸。

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輝接指示后，即於五月九日，由廣州出航，佯言乘船回國。但卻偷偷地直航寧波。此事為南海縣知事所發覺，報告兩廣總督李侍堯，李通知海防同知密切注視他的行蹤。五月三十日，洪任輝坐船到達定海海面時，浙江總兵羅英笏派出水師，不准他駛進寧波。洪任輝按公司的指示，北上天津，停泊在大沽海口炮台水域。當前往檢查的官員登上他的海船時，他自稱是英吉利國的四品官，一向在澳門、廣州兩地做生意，因有冤情，廣東地方當局不予作主，所以前來京師鳴冤告狀，把“狀紙”送給直隸總督方觀承，然後轉呈乾隆皇帝御覽。

此“狀紙”內容長達七項，但主要有四點：第一，狀告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縱容家人屬吏敲詐勒索，徵收陋規雜費68項，核銀1000多兩；第二，狀告資元行老闆黎光華，拖欠東印度公司貨款5萬多兩；第三，狀告廣州官吏不循舊例接見洋人，致使家人屬吏敲詐勒索；第四，保商制度弊病甚多，延誤外國商船正常貿易的進行。

乾隆皇帝閱后，認為“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命給事中朝詮、福州將軍新柱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查辦審訊。審理結果，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被革職處分，海關陋規雜費一體廢除，同時重申外國商船不可赴寧波貿易。洪任輝明知違反律例，不顧地方官多次警告，擅赴天津告狀，判罰圈禁於澳門的前山寨，圈禁期滿驅逐回國；代寫訴狀並呈狀詞的四川商人劉亞匾，以觸犯訟棍教誘主唆、為外夷商謀砌款罪被處死；黎光華家產也公開拍賣抵債，洪任輝供稱指使告狀的徽州商人汪聖儀，與任輝交結、收受英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但潛逃未獲。

洪任輝本人被囚禁在澳門三年（1759年12月-1762年11月），刑滿后被帶到黃埔乘船遣送回英國，終身不得再返回中國。其實，東印度公司可以付一筆贖金，以免去洪任輝的刑期，但東印度公司並沒有這麼做，可見西方殖民者的險惡。不過，洪任輝在六年裡（1760年至1766年）一共賺了8500英鎊，其中2000英鎊是為了補償他受囚時所承受的“苦難”。

乾隆57年農曆10月，英國商人波朗、亞免、質臣等來廣州，奉國王喬治三世命向廣東總督報告說：“因前年大皇帝萬壽未申祝厘，今遣使臣馬戛爾尼等將由天津入貢。”總督郭世勛轉奏乾隆帝，乾隆帝諭“准其所請”。

1793年6月19日，使團船隊抵達廣州，之後馬戛爾尼一行於8月抵達北京。

9月14日（八月初十），乾隆帝正式接見使團，馬戛爾尼代表英國政府向其提出了七個請求，要求籤訂正式條約：

1.派遣駐北京人員管理中英貿易。

2.允許英國商船至寧波、舟山及兩廣、天津地方收泊交易。

3.允許英國商人比照俄國之例在北京設一商館以收貯發賣貨物。

4.要求在舟山附近小海島修建設施，作存貨及商人居住。

5.允許選擇廣州城附近一處地方作英商居留地，並允許澳門英商自由出入廣東。

6.允許英國商船出入廣州與澳門水道並能減免貨物課稅。

7.允許英人傳教至次年。

馬加爾尼以書面列舉請求，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稅，明定海關稅則，俱不準行。馬加爾尼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等地為商埠，由於上述請求涉及割地和免稅，因此清政府嚴正拒絕。

限制商品出口

清代，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不用說那些飲譽遐途的傳統商品，即是“內地賤菲無足輕重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藝，以及女紅針線，皆洋船行銷，歲收諸島銀錢貨物百十萬入我中土”。然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以“江浙等省絲價日昂”，“不無私販出洋之弊”為由，下令沿海各地嚴禁絲及絲織品出口，規定“僥有違例出洋，每絲一百斤發邊衛充軍；不及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柵號一月，杖一百，為從及船戶知情不首告者，各減一等。船隻貨物盡入宮。其失察之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別議處”。同年，又規定，因為“綢緞等物總由絲觔所成，自應一體察禁”。這一愚蠢而苛刻的禁運政策實施五年後，“不特絲價依然昂貴，未見平減，且遇值蠶事收成稍薄，其價較前更昂”，於是被迫“開禁”但仍只許被批准出海之商船，各配搭土絲及二三蠶絲若干，限額出口，“而頭蠶湖絲，綢匹等工頁，仍嚴行查禁”，其綢緞紗羅及絲棉等項，照舊禁止氣清廷禁止傳統的絲綢出海，使“內地販洋商船亦多停駕不開”，直接打擊了民間航海貿易事業的正常發展。

對出海船隻的限制

直至15世紀末葉，中國遠洋海船尚居世界航業界前茅。但從16世紀開始，在明清兩代政府的人為壓制下，中國出海船隻在技術與質量上就走上了相對落後的道路。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規定不許打造雙檐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禁”時又規定，“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隻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衛充軍。該管文武官員及地方甲長，同謀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舉首者，官革職，兵民杖一百。”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雖允許打造雙欖船，但又限定“其梁頭不得過一丈人尺，舵水人等不得過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頭者，不得過二十四名”。若“其有梁頭過限，並多帶人數，詭名頂替，以及訊口盤查不實賣行者，罪名處分皆照漁船加一等“。此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還曾規定，嚴禁“內地商人在外國打造船隻氣違者嚴加治罪”。這些清規戒律，使中國木帆船製造業發生了歷史性的大逆轉。而與之同期，西方的造船行業卻在本國政府的全力支持與先進科技的推動下，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如西班牙，早在16世紀初就擁有1000艘歐洲標準的商船17世紀中葉以前的荷蘭，被譽為“海上馬車夫”的造船業躍佔世界首位。而此後迅速崛起的英帝國，則更以其一支多得數不清的艦船隊，在世界各大洋橫衝直撞，銳意擴張。在船體結構方面，歐洲的“夾板船”，異軍突起。這種船“用板兩層”，“厚徑尺，橫木駕隔，必用鐵板兩旁夾之，船板上復用銅鉛板遍鋪”，其堅固程度比當時受掣於官方而無法發展的中國木船高出許多。同時在帆裝設備方面，歐洲也融合了傳統橫帆與阿拉伯三角帆的優點，創造出既有強大採風驅動力，又能在各處風向下使用的“克拉維爾”帆，以後又製造出著名的飛箭式多檐大型遠洋快速帆船。特別值得指出的是，18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后，隨著以鋼鐵為船殼，以蒸汽機為動力的輪船的問世，世界航海業揭開了劃時代的新頁。在這種東西方航海力量此消彼長的強烈對比下，儘管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中小型傳統術帆船在總數量與總噸位上仍有相當的實力，並與明代相比還有所發展，但是站在整個世界航運界來觀察問題，這種“實力”或“發展”已成了“明日黃花”。在19世紀50年代的西方人心目中，中國帆船的構造與裝備，再也不是幾個世紀之前那種令人嘆為觀止的驚世傑作，而只能是“極為落後”的過時貨色了。造船歷來是航海的基礎，清政府對造船業的種種禁令，無異於對航海業發展的釜底抽薪。

限制出海船隻攜帶武器

清王朝在限制航海工具的同時，還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嚴禁中國出海商船攜帶武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又重申：“沿海各省出洋商船，炮械軍器概行禁止攜帶，如地官不嚴查禁止，致商船仍行私帶者，照失察鳥槍例罰俸一年。”雍正六年（1728年），雖有所放寬，但仍規定“鳥槍不得過八桿，腰刀不得過十把，弓箭不得過十副，火藥不得過二十斤”。雍正八年(1730年)又放寬到每船帶炮不得過二門，火藥不得過三十斤。正當清王朝竟力禁限中國商船攜帶武器之時，歐洲各國的殖民主義海盜船隊卻在本國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以有組織的暴力向東方水域撲來。那些僅有“輕微的防衛的”中國帆船一旦在海上遇到以“火與劍”武裝起來的西方艦船，除了束手待斃，坐遭行劫外，別無選擇當因此，正如一位西方海盜船長消烈所供稱的，連“一隻帆船上的小艇都可以毫無困難地對它進行搶劫”。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之所以能接二連三地公然＃訓令公司總督，“應用武力來加以防止”中國在南洋的航業優勢，正在於看透了清政府作繭自縛政策的極端愚昧與腐敗。由於中國的“和平”商船隊在海洋上迭遭焚劫，清政府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才如夢初醒，意識到“商船出洋攜帶炮位，原為海面御盜之用。不特各國來廣貿易商船，未便禁止，即內地出口商船，概行不準攜帶炮位，倘通海面匪船行劫，臨時不能抵禦，豈有束手待斃之理？況在洋行劫者，不獨內地匪徒，想各國夷匪亦有糾約為盜，攜帶炮位出沒海洋，為行旅之害。而內地出洋商船無炮位抵禦，該商好不保護貨物，亦各愛情自命，若拘泥禁止，何以衛商旅而御盜劫?”接著，嘉慶七年(1802年)宣布允許“出海貿易船隻”，“攜帶炮位”，但仍必須“分別梁頭丈尺”以定多寡。清廷這些上諭頒發之期，中國沿海與南洋、東洋水域的制海權早就盡操於西方殖民艦隊之手。嚴禁雖緩，但為時已晚，中國木帆船航業的蕭條與挨打再也無法挽回。

清朝政府對外貿易的限制政策對於維護封建統治起過一定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卻使中國失掉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性，使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經滋長起來的進步的手工業生產，得不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馬克思在1853年為《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接受了英國商人關於中國“閉關鎖國”的觀點。這一觀點於20世紀50年代納入了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寫入了教科書。於是，在大多數大陸中國人頭腦中形成了一個“常識”：明清時代“閉關鎖國”，“閉關鎖國”是造成中國歷史上由先進轉為落後，以至近代長期挨打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學者不同意這一觀點也立即被主流意識形態淹沒。

第一次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的起因：

一、受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和清政府閉關政策的影響，英國對華貿易一直處於嚴重的逆差，不利於英國工業革命的資金積累。

二、英國商人藉助鴉片貿易取得大量利潤，而傷害中國的財政和社會穩定，清政府不得不派林則徐去禁煙。

三、長期中英就貿易問題交涉未果，一些英國商人不斷地對政府施加壓力，鼓吹對中國採取武裝侵略政策。

四、林則徐禁煙過程中，清帝下令把英國商船全部驅逐出境，斷絕中英貿易關係。這個作法激化了中英矛盾，給英國殖民者入侵中國提供了借口。1840年6月，英國發動了對華戰爭。清政府無抵抗之力，在英軍逼近天津的時候，便試圖通過“磨難”政策來拖延時間，在廣州同英方舉行談判。在談判中，英方提出高額鴉片賠款、開放三處口岸和割讓海島的要求。中方雖表示妥協，但不能完全接受。1841年1月底英軍先攻佔沙角炮台，后強佔香港島。1月27日，無可奈何的清政府對英宣戰。然而，在清軍完成調集之前，英軍迅速佔領了廣州，隨後沿海岸北上，在一年的時間裡接連攻克清軍守城，直逼南京城下。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英國軍艦上同英方代表簽訂了《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給中國歷史進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戰爭的失敗歸咎於落後的體制、腐敗的清朝統治、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和錯誤的戰爭對策。戰爭的結果使中國逐步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被迫向西方打開大門。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

一、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仍基本處於封閉狀態，外國商品依然難以進入中國。

二、清政府仍然堅持閉關政策的作法。

三、列強以修約為名，要求開放中國沿海各口岸及內地各城市，准許外國人自由出入進行貿易，以及准許外國使節常駐北京。對此清政府無法接受。於是，英法兩國分別為發動戰爭製造了借口，一是亞羅號商船事件，一是法國傳教士被處死的事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採用了時戰時和的對策。1858年戰敗后同英法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接受了外國公使駐京等一系列要求，商定一年後在北京正式交換條約批准書。1859年來華交換批准書的英法代表試圖率艦闖進大沽口，被清軍擊退。這次勝利使清政府盲目樂觀。1860年7月，英法聯軍的大批艦隻集結在大沽口外，但清政府竟以為對方是求和而來。英法聯軍趁機在北塘登陸，攻佔大沽和天津。英法聯軍繼而攻入北京。清政府同英法代表分別簽訂了《北京條約》。在這次戰爭中，清政府的態度時強時軟。其原因在於一方面，雖然清朝統治到此時已經顯著衰弱，但統治者決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外敵入侵不僅威脅到中國領土完整和經濟利益，而且直接傷害了大清統治者的尊嚴。所以，咸豐皇帝總想把外國人拒之京都之外，越遠越好。另一方面，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清朝統治者害怕列強，盡量避免得罪洋人。這種雙重性導致其政策上的機會主義和最終的失敗。《北京條約》的簽訂最終決定了清政府閉關政策的破產。

中國曾實行孤立主義長達四百多年。明朝在明成祖至明宣宗的鄭和下西洋（1405－1433）后，實施海禁，並在北方修建明長城，是明朝鎖國的象徵，也因此中國的整體國力及發展落後予西方國家。

1723年（雍正元年），因與羅馬教廷間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白熱化，清政府開始禁教，不許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國內傳教，被視為鎖國的一部分。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

中國清代前期實行了“閉關自守”或“閉關鎖國”政策的觀點源於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這一觀點，後來這一觀點於20世紀50年代納入了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寫入了教科書，並且形成了一個觀點認為“明清時代閉關鎖國”。從“海禁”、“一口通商”和其他限制性政策這三個方面看，即使是明清官方的政策也不是長期“閉關鎖國”，從相關政策執行中實際的微觀行為和宏觀效果上看，同樣不是如此。另外，明清兩代，明朝雖然在明前期至隆慶開關時期近乎全面海禁，但仍然在十六世紀中期隆慶開關時開放了漳州月港一處口岸。明代禁海時期約佔75%，開海時期約佔25%。在鴉片戰爭前的清代，禁海時期約佔15%，開海時期約佔85%。

儘管明朝在明末失去了對海上貿易的控制，但海上貿易仍持續發展，鄭氏集團的規模為此提供了充分證明。當時不僅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穿上了中國絲綢，而且東南亞土著、墨西哥印第安人和黑人也都普遍穿著中國的絲綢與棉布服裝。自康熙開海后，海上貿易量仍然保持著持續增長，康熙開海后的清代對海上貿易的監管較前代有效得多，相對於未進入官方視野的“走私貿易”，“合法貿易”的比例有所提高，這一時期海上貿易數量亦有持續增長的趨勢，無論進出口商船和噸位數量，主要商品數量和種類，主要貿易對像國的貿易量，白銀流入量，進出口總值以及海關稅收，都體現了海上貿易的增長。

閉關鎖國實際上是西方侵略者強加在清朝頭上的貶詞，反映西方國家不顧事實反誣清朝排外，就算是當時的西方各國的口岸也只容許本國船隻進出，本國的進口貨物只容許本國船或原產國船裝運，並稱之為“保護政策”，但又強迫其他國家洞開國門，任由他們自由離去和壟斷，是雙重標準的做法。

乾隆年間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曾經向清朝提出六項要求，乾隆帝隨之覆書批駁英國使臣的要求，雖然信中表現出妄自尊大的一面，但一些人往往斷章獨引“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句話證明清朝“閉關鎖國”，對英國侵犯中國領土完整及關稅自主的六項要求避而不談。另外，清廷限制英國只能在廣州一口通商，是為了防止澳門被霸佔的情況重演，一些國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美國東亞史學家歐立德指出，乾隆不僅熟悉西方地理，同時也清楚歐洲法、俄兩國內部的情勢，他認為乾隆是故意展現他對遠方的英國感到興緻缺缺，因為在當時清朝整體來說是一個和平且富有的國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清朝政府也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只是受限於不同語言的信息在中譯上的整合有困難，以及清朝邊疆政策較為分權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對英國的認識仍屬有限，但並非如過去所想的對外界一無所知。

鴉片戰爭前美國和英國兩個航海大國的船舶總噸位的總和一度遜於清朝，當時中國沿海商船總數約在9,000至將近10,000艘之間，約有150萬噸。加上其他種類的船舶，全國總有大小江海船舶20多萬艘，共計400多萬噸。而在1814年，英國全國有大小21,500多艘船，共240萬噸；美國在1809年全國有船舶135萬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