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壽祺

劉壽祺（1901年-1990年），教育家。湖南省武岡縣高沙市（今洞口縣高沙鎮）人。民國3年（1914）啟蒙於私塾。民國7年（1918）入族祠高等小學。民國8年（1919）以優異成績考入蓼湄中學。

民國9年（1920）7月，劉毅然離家，出走長沙，考入湖南第一師範。

在第一師範學習期間，劉壽祺受毛澤東、李達、熊瑾玎、李維漢等大批進步青年的影響，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民國]2年（1923）。劉與幾名老師和同學發起成立“文學研究社”，創辦《文學周刊》，定期發行。長沙《大公報》社贊稱此刊是“湖南新文學的先鋒旗幟”。被納為該報的副刊，曾出刊39期，后因內容進步，被迫停辦。接著又與--些同學組織“兒童文學研究會”，在長沙《通俗報》副刊上發表兒童文學作品與評論文章。在此期間，劉壽祺還同一些進步青年組織“武岡學友會”，創辦《武岡同鄉會刊》，劉任編輯，接著改為“思思工學社”，隱寓以宣傳馬克思、恩格斯（斯與思諧音）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為創社的宗旨。該社創辦的“思思學校”和“思思工廠”。後來成為在武岡縣內進行革命活動的秘密據點。

民國14年（1925），劉壽祺從第一師範畢業后立志獻身教育事業，以極高的熱情投入變革舊制度的鬥爭。民國16年（1927），劉積極支持家鄉武岡縣興起的農民運動。“馬日事變”后，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親赴安源，營救避難至此而被捕在押的武岡縣農民運動領袖劉德良出獄。在長沙私立晨光大學任教時，教育學生深入社會。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在醴陵鄉村師範工作時。不為因支持當地農民運動而被地主武裝團防局軟禁的手段所懾服，寫出長達一萬三千餘字的《教育與政治》一文，抨擊當時政治的腐敗，揭露舊教育的弊端。民國20年（1931），劉壽祺在長沙私立民范女子職業中學任教導主任。竭力宣傳婦女解放，幫助畢業學生辦起5個縫紉社。劉壽祺在國文教學中，大膽革除陳舊民教材內容，選增秋瑾、黃興等民主革命先烈的事迹、詩詞等新內容，教育影響學生。“九·一八”事變后，劉壽祺帶領學生上街宣傳抗日，抵制日貨。

民國24年（1935），劉壽祺任湖南省教育廳直轄鄉村短期義務教育實驗區主任，創建30多所短期學校。在地下黨的指導下，利用實驗區警特監視鬆懈的長沙市郊的大托鋪、白若鋪一帶為活動據點，以流動書箱的形式，把一批進步書刊，分送教師閱讀。還在；其創辦的《鄉教月刊》上發表《教育不能離開民族生存而存在》、《抗戰是教育的前提》等6篇文章，利用教育陣地大力宣傳抗日救亡運動。

民國27年（1938）春，劉壽祺任教育廳民眾訓練指導處幹事。4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他利用國民黨政府職員的公開身份，掩護了不少進步青年s為地下黨組織提供了許多有關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在《湖南教育》等刊物上發表大量宣傳抗日的文章，在邵陽協助呂振羽創辦培養抗日幹部的塘田講學院$組織"孩子劇團"進行抗日募捐公演，支持、幫助國立第十一中學學生的請願活動，出生入死，傳達黨的指示。頻繁的革命活動，引起了教育廳當局的懷疑。民國31年（1942）秋，劉壽祺離開省教育廳。回武岡縣城創辦湖南省私立延光中學，次年春主持首屆招生和開學工作。

不久，劉壽祺去重慶，任中央大學校長秘書。他遵照紅岩村中共辦事處的指示，在中央大學開展黨的地下活動。先以同鄉名義與學生建立聯繫，逐步引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和馬克思著作。劉壽祺又利用隨後考入中央大學學習的陶蒲生，團結和組織進步學生，進行串聯發動，開展抗日宣傳。劉壽祺還經常參加學生學術團體“明社”的討論。把學生從單純的抗日救國熱忱引向為爭取政治民主而鬥爭，在中央大學校園裡點燃了民主運動的烈火。民國33年（1944） 11月劉壽祺調中央教育部，任專員督學，繼續保持和中央大學進步青年的聯繫。民國35年（1946）1月25日，劉壽祺組織和指揮了以中大為主的重慶大專院校師生萬餘人舉行的歡迎政協、反對獨裁的大規模遊行集會。

民國35年（1946）5月6日，劉壽祺隨教育部遷回南京，兼任湖南省工委與南京中共中央辦事處和上海南方局的聯絡工作。在梅園中共中央辦事處，董必武會見了劉壽祺。董老揭露了蔣介石的和談陰謀，指示其與敵人進行鬥爭的策略。交給他在南京解放時協助接管教育部的任務。民國38年（1949）7月，南京地下黨組織撤離，劉壽祺回到長沙，投入湖南和平解放的鬥爭。劉籌資租房，在長沙北門外油鋪銜，以辦補習學校為掩護，建立市內黨的地下聯絡點，后又四方奔走，廣泛聯繫國民黨軍政要人，協助組織“進步軍人促進社”，策動省工商會理事長等頭面人物，發起成立“湖南人民促進會”，動員工商界人士，對程潛的和平起義提供經濟援助，三次召開中學校長時事座談會，號召教職員工聲援和平解放湖南。民國38年（1949）5月，劉壽祺到邵陽進行“策反”工作，委託吳步程在武岡、洞口等地，發動進步教師向實、蕭雨施，成立新民主主義研究會，先後吸收會員26人，在洞口、竹筒據等地，組織讀書會，閱讀進步書刊，宣傳革命形勢。同時。對國民黨地方軍警編製、武器配備及橋樑、渡口、武器倉庫和糧食倉庫的分佈等情況進行了調查，為解放武岡、洞口等地做了大量準備工作。

劉壽祺任湖南省教育廳副廳長，具體主持了全省教育事業的接管工作。1949年冬，全省農村進行減租退押。不少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教師被傳喚回鄉，教師隊伍發生動蕩，教學秩序紊亂，劉壽祺及時向省委彙報。扭轉了這一嚴重局面。1950年初。劉壽祺對當時教師地位低、生活待遇差以及社會上普遍出現輕視教育的現象極為重視，在《湖南教育》上，連續發表《要深刻認識教育是國家一切建設的重要條件》、《必須尊重與愛護人民的小掌教師》等文章。並向省委做了請示彙報，及時煞住了各地侵佔校舍、侮辱教師的歪風。劉壽祺為了廣泛地團結教育工作者，先後發起組織了省教聯、省教育工會等群眾團體，創辦“湖南教育社”與“科學通訊社”，出版《湖南教育》等多種雜誌，

1955年，劉壽祺在北京馬列主義學院3年學習期滿回省后，擔任湖南師範學院的主要領導工作。他堅持師範的正確辦學方向，系科設置與中學課程對口，建院初設中文、數學和歷史等7系，1958年前後又增設外語、政教、地理3系。劉認真貫徹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來跪不久，立即提請組織，解放了在肅反運動中受到打擊的解毓才等8名教授。糾正了一些人的錯案。為了充實師資力量，不斷從省內外選聘優秀教師，選派一些教師去國內外重點大學深造。他十分重視教育學、教學法等課程的教學，以及對學生進行熱愛教育事業的思想教育。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壽祺成為全省教育界的“重點革命”對象，被永遠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被抄家十多次，關押近6年。但絲毫沒有動搖其對黨的堅強信念。

粉碎“四人幫”后，76歲高齡的劉壽祺又回到省教育廳，墾未“平反”，又元職務，但不怕風險，主動承擔編寫教育學的艱巨任務。從全省師範院校抽調9名教師組成編寫班子，自己赴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初稿寫成后，劉病倒了住進醫院，眼睛看不見，就讓入念讀稿子，躺在病床上逐字逐句地口述修改意見。25萬餘字的教育學初稿，在卧床兩個多月的時間裡修改成試用稿。試用稿經全國教育科學研究規劃會審議后，又經；其認真修改。1980年7月，文化革命后全國第一部《教育學》正式面世。

劉壽祺1985年離休，定為副省級幹部。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省教育委員會聯合舉行的"劉壽祺從事社會科學62周年、教育工作60周年紀念會紗，省黨政軍領導出席了會議。高度評價了劉壽祺對湖南省文化教育事業做出的貢獻，熱情讚揚了他孜孜不倦、奮鬥不止的革命精神，劉壽祺並不以此為滿足，每天仍然工作10餘個小時，撰寫革命回憶錄。已正式出版4篇。1990年12月15日因病逝世，熊清泉、陳邦柱等黨政軍領導和各界人士出席了遺體告別儀式並獻了花圈。

在第一師範學習期間，劉壽祺受毛澤東、李達、熊瑾玎、李維漢等大批進步青年的影響，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積極參加學生運動。

1923年，劉壽祺與幾名老師和同學發起成立“文學研究社”，創辦《文學周刊》，定期發行。長沙《大公報》社贊稱此刊是“湖南新文學的先鋒旗幟”。

1925年，劉壽祺從第一師範畢業后立志獻身教育事業，以極高的熱情投入變革舊制度的鬥爭。

在長沙私立晨光大學任教時，劉壽祺教育學生深入社會，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在醴陵鄉村師範工作時，寫出長達一萬三千餘字的《教育與政治》一文，抨擊當時政治的腐敗，揭露舊教育的弊端。

1931年，劉壽祺在長沙私立民范女子職業中學任教導主任。竭力宣傳婦女解放，幫助畢業學生辦起5個縫紉社。

1935年，劉壽祺任湖南省教育廳直轄鄉村短期義務教育實驗區主任，創建30多所短期學校。

1938年春，劉壽祺任教育廳民眾訓練指導處幹事。1942年秋，劉壽祺離開省教育廳。

1944年11月，劉壽祺調中央教育部，任專員督學，繼續保持和中央大學進步青年的聯繫。

1946年1月25日，劉壽祺組織和指揮了以中大為主的重慶大專院校師生萬餘人舉行的歡迎政協、反對獨裁的大規模遊行集會。

1946年5月6日，劉壽祺隨教育部遷回南京，兼任湖南省工委與南京中共中央辦事處和上海南方局的聯絡工作。

1949年7月，南京地下黨組織撤離，劉壽祺回到長沙，投入湖南和平解放的鬥爭。

1949年5月，劉壽祺到邵陽進行“策反”工作，成立新民主主義研究會。

新中國建立后，劉壽祺任湖南省教育廳副廳長，具體主持了全省教育事業的接管工作。

1950年初，劉壽祺在《湖南教育》上，連續發表《要深刻認識教育是國家一切建設的重要條件》、《必須尊重與愛護人民的小掌教師》等文章；創辦“湖南教育社”與“科學通訊社”；出版《湖南教育》等多種雜誌。

1955年，劉壽祺擔任湖南師範學院的主要領導工作。

1980年7月，劉壽祺擔任主編的全國第一部《教育學》正式面世。

1985年，劉壽祺離休，定為副省級幹部。

1990年12月15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