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金融票證罪

對於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犯罪構成在理論上分歧不大，意見較為一致：

1、客體。本罪侵害的客體是國家對於金融票證的管理制度；

2、客觀方面。本罪表現為對金融票證的偽造、變造行為。根據行為對象的不同，有如下四種具體。

3、主體。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

（1）偽造、變造匯票、本票、支票等票據；

（2）偽造、變造委託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銀行存單等其他銀行結算憑證；

（3）偽造、變造信用證或者附隨的單據、文件；

（4）偽造信用卡。至於"偽造"、"變造"的理解問題，一般認為，"偽造"是指行為人仿照金融票證的票面、顏色、形狀、質地，採用各種非法方法製作假票證，或者假冒他人的名義偽為票證的行為；"變造"是指沒有變更許可權的人，採用塗改、挖補、拼接等方法，對真票證進行加工改造，變更票證上除簽名之外的記載內容的行為；

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客體，是國家的金融票證管理制度。金融票證是商品交換和信用活動的產物，它對於加速資金周轉，提高社會資金使用效益；及時進行商品交易，促進商品流通；及時清結債權債務，節省流通費用以及規範商業信用等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的快速發展，金融票證在商品交易、清潔債權債務等方面逐漸得到了日益廣泛的應用。金融票證已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信用支付或結算工具。隨著金融票證在經濟生活中重要性的越來越大，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的違法犯罪活動也開始滋生、蔓延。這種犯罪行為不僅損害了有關當事人的正當權益，更影響了金融票證應有的信譽，破壞了國家的金融票證管理制度，妨害了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因此本法將這種行為單獨規定為犯罪，予以懲處。

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偽造、變造各種金融票證的行為。所謂偽造金融票證，是指無權製作金融票證的假冒他人或虛構他人的名義擅自製作金融票證的行為；所謂變造金融票證，是擅自對他人的有效金融票證上所載內容進行變更的行為。偽造和變造金融票證的結果都產生“假金融票證”，但偽造是一種完全的造假行為，變造則以真實的金融票證為前提，變造后的金融票證並未完全否定原來的有效成份。因此相對來說，偽造金融票證的危害性要大於變造金融票證，前者可能給被害人造成更大的損失。

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凡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構成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主體。依據本條第二款的規定，單位也可以構成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主體。

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在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如果行為人因過失而錯寫誤填票證內容的，雖然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但不能讓其承擔刑事責任。即使行為人錯寫誤填票證后又故意使用的，也只能按金融票據詐騙罪等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責任，而不能以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論處。

本條沒有要求行為人必須具有一定的目的才能構成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而過去理論上通常解釋偽造有價證券應有營利目的才能構成犯罪，因而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也應該具有營利目的；還有人認為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應有行使目的才能構成。我們認為，本條既然沒有規定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主觀上必須以一定的目的作為構成要件，那麼行為人只要出於故意而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的，原則上就構成犯罪，而沒有必要再去探究行為人是否具有什麼目的。這也是本條的立法意圖所在。至於那些確實既無營利目的也無行使目的等，而純粹因個人興趣等原因偽造、變造金融票證以自我欣賞、收藏而不讓其流通的，可視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而不認為構成犯罪。

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與非罪的界限

行為人故意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的原則上都構成犯罪，如果行為人是由於過失而誤寫、錯填票證有關內容的當然不能以犯罪論處。同時行為人雖系有意偽造、變造金融票證，但其主觀上確實出於自我欣賞、收藏等個人目的，而且客觀上也確實沒有使票證流通的，可視為本法第13條規定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情形而不認為構成犯罪。

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與偽造、變造國家有價證券罪的界限

1、侵犯的客體和犯罪對象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國家對金融票證的管理制度，犯罪對象是匯票、支票、本票、委託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銀行存單、信用證或者附隨的單據、文件，以及信用卡等金融票證；後者侵犯的是國家對一般有價證券的管理制度，犯罪對象是上述金融票證以外的其他有價證券，如國庫券、政府債券、股票等。

2、兩者在客觀方面表現不同。後者把數額較大作為構成偽造、變造有價證券罪的要件，前者則否。

3、法定刑輕重不同。前者為重，後者為輕。

自然人犯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嚴重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本罪的主觀方面由故意構成，一般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筆者認為，對於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犯罪構成在理論上共識的達成，是建立在對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膚淺、孤立的認識基礎上的，缺乏深層的、比較的分析。這將很可能在金融票證的偽造、變造與非法出具兩個不同的犯罪行為及偽造、變造這兩種不同的行為方式在法律認定上出現偏差，甚至在具體問題的適用上發生張冠李戴的錯誤。比如，有的論者就把"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超越職權範圍或者私自為他人出具金融票據、資信證明，或者假冒本單位的名義為他人出具金融票據、資信證明等"視為非法出具金融票證罪的具體表現。

明顯地，本罪首先侵害了國家關於金融管理的制度，破壞了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然而，僅僅停留在此是不夠的，誠如筆者在非法出具金融票證罪的論述上所提到的，它還侵害了金融票證的公信力（公共信用）。此外，本罪屬於假冒類犯罪，必然侵害被害者的名譽（信譽）。而正是最後這一點，在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犯罪和非法出具金融票證犯罪之間劃上了一道明確的界線。

所以，本罪的客體屬於複雜客體，不僅侵害了國家關於金融管理的制度，還侵害了金融票據的公共信用及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譽。

本罪在主觀上由故意構成已不再有疑問，然是否要求某種特定的犯罪目的，法律並無明確規定，似乎可以解釋為無須特定犯罪目的之要求，凡是故意偽造或者變造金融票證即可構成犯罪。但是，這顯然與事實不相一致，比如，一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繪畫技能或者純粹地為了"好玩"，而偽造了一張銀行匯票，僅為自娛之用，不具有任何危害社會的可能性，我們就無法說其構成本罪。有鑒於此，有的論者主張，本罪在主觀上具有營利或非法佔有的目的，有的論者卻在認為營利（或者非法佔有）目的外延上過於狹窄而存在不足的同時，主張以獲取非法利益替換之。

對此，難以苟同，並認為上述觀點在犯罪目的的理解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就是將金融票證的偽造行為與詐騙行為混為一談，把詐騙行為的目的不適當地混同為偽造行為的目的。我們知道，金融票證詐騙行為是以非法佔有（獲取非法利益）為目的的，而偽造行為就其本身的直接目的而言，卻並非如此。這在存在多個主體的"共同"犯罪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該類犯罪中，有的人就是礙於情面，或者出於哥們義氣而實施偽造行為的。對於這種情況，我們不會因為不存在非法佔有之目的而放棄對其進行懲罰。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出於合法的的意圖而無害於社會的純粹的"偽造、變造"行為不構成刑法上的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犯罪，而將作為手段行為的偽造、變造行為的犯罪目的延伸至作為目的行為的金融票證詐騙行為的犯罪目的，又不適當地提高了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犯罪的構成要件，使得一部分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所以，對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犯罪的主觀構成，既不能脫離規範的評價而從純事實的意義上理解，也不能無視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犯罪行為自身的獨立性。唯一可採取的辦法，是兼顧行為事實的獨立性和刑法評價的需要。而刑法評價的根本在於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包括現實的社會危害及危害社會的現實可能性）的評價。以此為基礎，我們將很容易地發現，偽造、變造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唯有通過在社會上行使、流通、於他人發生關係時才可能得到反映和實現。正是因為具有行使之意圖，才使金融票證的偽造、變造行為具有了刑法上的意義，並使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犯罪行為與一般偽造、變造行為區分開來。儘管這一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限縮了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犯罪行為的構成範圍，但這種限制對於正確地打擊犯罪無疑是必要的。

由此，筆者主張，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主觀上必須有行使之目的，這不僅有利於本罪與貨幣的偽造、變造行為在主觀構成方面理解上的一致性，而且有利於與國外刑法的接軌。例如，美國刑法理論中儘管將偽造罪視為特定故意犯罪，要求偽造人在虛假記載時存有欺詐他人之意圖，但他們對這裡的欺詐的理解與我們頗為不同，"可以是對特定個人的欺詐，也可以是欺詐使用虛假文書的一般目的。"日本刑法在偽造文書罪的規定中均要求"以行使為目的"。德國刑法關於貨幣與有價證券之偽造明確以"意圖供行使或流通之用"作為該罪的構成要件，韓國刑法也在第214條中以"意圖供行使之用"作為限定。其他國家如奧地利、瑞士等國刑法以及我國台灣刑法都作了類似之規定。正如我國有的論者所指出的，以"行使"作為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犯罪的目的要件，既反映了偽造、變造行為的直接意圖，由可彌補"營利目的"或者"牟取非法利益之目的"之不足，應為我國立法或者司法所採納。

至於本罪的客觀方面，考慮到其內在的複雜性，又是本罪認定上的關鍵所在，故擬在下面專門對其作一理論上的全盤研究，籍以廓清我國刑法中偽造、變造、及非法出具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