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

鄂豫皖蘇區紅二十五軍1931年10月成立於安徽金寨麻埠，政治委員王平章，下轄第七十三師：師長劉英、政治委員吳煥先。七十四師、七十五師。

1932年秋，主力隨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

1932年11月30日，奉命留守的紅二十五軍一部編成新的紅二十五軍，軍長吳煥先、政治委員王平章，下轄第七十四師：師長徐海東、政治委員戴季英；第七十五師：師長周希遠、政治委員高敬亭。

1933年9月間，紅二十五軍在演麻公路遭敵包圍，二十五軍被分割。七十五師由吳煥先、戴季英率領突圍到鄂東仍保留二十五軍番號，七十四師由徐海東率領，退回皖西重新組建二十八軍。

1934年1月，紅二十八軍併入到紅二十五軍。

1934年，第二次組建的紅二十八軍再次併入紅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政治委員吳煥先，下轄第七十四師，師長梁從學、政委姚志修；第七十五師，師長王少卿、政委高敬亭，全軍共3000餘人。

不久中央指示，紅二十五軍進行整編，軍長程子華、政治委員吳煥先、副軍長徐海東、參謀長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鄭位三、副主任郭述申、供給部部長吳維儒、軍醫院院長錢信忠。全軍3000人。轄第223、224、225團 和手槍團。

1934年11月，奉命開始長征。

1935年9月到達陝北蘇區，9月18日與陝北的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治委員程子華，副軍團長劉志丹。

1937年，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115師344旅一部，投入抗日戰爭戰場。

紅二十五軍開始是準備在伏牛山區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可是進入伏牛山區后，發現該地區人煙稀少，糧食和物資匱乏，加之敵軍跟蹤而至，在這裡建立蘇區也很困難。因此，省委再次改變計劃，決定轉進陝南商洛地區。這時，敵軍正分兩路追擊，並派兵控制了入陝的要道。我軍在當地群眾幫助下，沿一條人跡罕至的隱蔽小路，直奔豫陝交界的鐵鎖關，一舉突破了敵軍在河南布置的第三道封鎖線。

1934年11月26日，紅二十五軍長征行至方城縣境內，為躲避敵人的追擊圍剿，軍首長在秦房河灘把二二四、二二五團和軍直屬隊編為前梯隊，先行出發；把二二三團改為後梯隊，阻擊尾追之敵，掩護全軍行進。當天，突降寒流，風絞雨雪而下，紅二十五軍指戰員衣著單薄，又被雨雪浸透，饑寒交迫，十分疲憊。而國民黨第四十軍一一五旅和騎兵團於26日上午11時到達七里崗村附近，並在許南公路兩側構築臨時工事，形成東西長10華里的“u”形堵擊線，提前兩小時封鎖了公路。

下午1時許，紅二十五軍前梯隊二二四團到達七里崗並沿崗脊北進，當要接近許南公路時，埋伏在公路兩側的敵軍突然向紅軍行軍隊形進行猛烈攻擊。因氣候惡劣，能見度低，加上戰士們手被凍僵，拉不開槍栓，紅軍先頭部隊一時陷入被動。就在這危急時刻，軍政委吳煥先一面指揮反擊，一面大聲疾呼：“同志們！就地卧倒，堅決頂住敵人，決不能後退!”吳煥先從警衛員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喊：“同志們，現在是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共產黨員跟我來!”正當拼殺激烈之際，徐海東率後衛部隊疾速趕到，立即向敵人發起衝擊，經過一番惡戰，終於打退敵人進攻扭轉危局。入夜，紅二十五軍乘敵空隙突擊重圍，挺進伏牛山。激戰中，紅二十五軍近百名將士英勇獻身，二百餘人身負重傷。

獨樹鎮戰鬥，是紅二十五軍長征中生死攸關的一戰，為紅二十五軍勝利完成戰略轉移任務，並先期到達陝北，迎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北上並在陝北建立革命的大本營奠定了基礎。江澤民同志將這次戰鬥稱之為“血戰獨樹鎮”，並與一、二、四方面軍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轉戰烏蒙山、激戰嘉陵江等著名戰例相併列，充分肯定了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紅二十五軍進入陝西洛南縣境后，於12月10日在庾家河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研究在鄂豫陝邊區建立根據地的問題。會上，省委正確分析形勢，認為鄂豫陝邊區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遂作出了《關於創建新蘇區、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決議草案》，不失時機地解決了新區選擇和當前的方針任務等重大問題，同時決定將中共鄂豫皖省委改為中共鄂豫陝省委。鄂豫陝邊界地區，包括陝西省東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區。該地區北靠秦嶺，南瀕漢江，地勢險要，人民困苦，敵人統治薄弱。紅二十五軍到來之前，這一帶就受過黨和紅軍的影響，適合紅軍立足發展。在這裡建立根據地，可以牽制敵人大量兵力，對西南的川陝蘇區、北面的陝甘蘇區以及長征中的中央紅軍，都可以起配合作用。為此，紅二十五軍堅決執行省委的決議，全力投入創建新蘇區的鬥爭。

進入陝南之初，紅二十五軍只有2500餘人，在集中主力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同時，多次抽調領導骨幹和部隊去做群眾工作，建立地方武裝和基層政權。當時，蔣介石還未能統一鄂豫陝三省邊界地區軍隊的指揮。因此，紅二十五軍抓緊有利時機，廣泛發動群眾，很快在鄂陝邊區建立了第一塊根據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並擴增紅軍400餘名。紅二十五軍在鄂豫陝邊區燃起的革命烈火，引起了蔣介石統治集團的恐慌與不安，便急忙調動軍隊發動“圍剿”。 1935年1月，蔣介石令駐河南的第四十軍兩個團和駐湖北的第四十四師，在陝軍第一二六旅的配合下，以11個團的兵力對鄂豫陝邊區紅二十五軍發動第一次“圍剿”。面對來勢洶洶的進攻之敵，我軍採用避其鋒芒、各個擊破的戰術，以一部分兵力牽制敵人，主力則迅速由山陽、鄖西交界地區北上袁家溝口，突然出現在敵人背後。經過蔡玉窯、文公嶺兩戰，給單獨冒進的陝軍第一二六旅以重創。

戰後，我軍乘勝在藍田、商縣、山陽、鎮安、柞水5縣邊區建立區、鄉蘇維埃政權，在陝東南開闢了第二塊根據地。接著，又連克寧陝、佛坪兩縣城，在華陽鎮東南的石塔寺附近設伏，殲滅陝軍警二旅5個營。戰鬥結束后，我軍在華陽地區建立了7個鄉的革命政權，開闢了第三塊根據地。4月上旬，紅二十五軍從華陽東返，在葛牌鎮以南的九間房設伏，將一路跟蹤追擊的陝軍警備第三旅兩個團打垮，斃俘共1000餘人。隨後，我軍攻克洛南縣城，又在豫陝邊區建立了一批區、鄉革命政權。廣大群眾在紅軍戰鬥勝利和獲得翻身解放的鼓舞下，革命情緒高漲，青壯年紛紛參加紅軍。我軍在粉碎敵人第一次“圍剿”的同時，先後在鄂豫陝邊區建立了4塊革命根據地，成立了中共鄂陝、豫陝兩個特委和5個縣工委，初步建成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下轄鄂陝邊區蘇維埃政府和2個縣、13個區、48個鄉、314個村的蘇維埃政權，蘇區人口近50萬。鄂豫陝根據地的建立，使紅二十五軍得以休整，並不斷發展壯大。到5月初，主力紅軍增至3700人，另外還有游擊師、抗捐軍等地方武裝2000餘人。

紅二十五軍在鄂豫陝邊區的第一次反“圍剿”作戰連戰連捷，使鄂豫陝邊區的革命烈火愈燒愈旺。蔣介石大為震驚，緊急調動原進攻鄂豫皖蘇區的第六十七軍和駐鄭州的第九十五師開入陝南，會同第四十軍、第四十四師和陝軍一部，共30多個團的兵力，發動第二次“圍剿”，並限令在3個月內將紅軍全部消滅。我軍對敵人發動更大規模的“圍剿”早有準備，決定以根據地作依託，針對敵軍運動和補給困難等情況，採取“先拖后打”的作戰方針，先誘敵深入，再調動、分散、疲憊敵人，打亂敵人部署，然後集中兵力殲敵一部。

6月初，我軍以地方武裝襲擾、牽制敵軍，主力自鄖西向北，轉至外線捕捉戰機，經商南奔襲荊紫關兵站，繳獲大批彈藥物資。當敵軍蜂擁增援荊紫關時，我軍又揮師西行，誘敵進至根據地中心區的袁家溝口一帶。袁家溝口是一條長達10多里的深溝，兩側山高林密，我軍在預選戰場設伏待敵。7月2日拂曉，陝軍警一旅進入伏擊區，我軍突然發起猛烈進攻。頓時，群山軍號響，滿谷殺聲起，各種火器向密集之敵雨點般掃射，紅軍各連隊勇猛插向亂作一團的敵群。經過約10個小時的激戰，殲敵1700餘人，俘敵旅長唐嗣桐，繳獲輕重機槍40挺、長短槍1600支。我軍僅傷亡100餘人。袁家溝口戰鬥后，我軍得到了物資和兵員補充，乘勝東進，北出終南山，威逼西安，致使正準備由西安開往天水的東北軍第五十一軍緊急改變計劃，準備保衛西安。

紅二十五軍威逼西安的行動，不僅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也有力的策應了中央紅軍北上的行動。紅二十五軍在鄂豫陝的兩次反“圍剿”作戰中，採取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以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使我軍由戰略上的劣勢轉變為戰役、戰鬥上的優勢，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屢戰屢勝，戰果也愈來愈大，並能夠在一次戰鬥中殲滅裝備精良的整團整旅之敵，其作戰實踐證明毛澤東關於人民戰爭的作戰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也標誌著紅二十五軍領導在軍事指揮方面達到了比較成熟的程度。

舊址位於新縣箭廠河鄉方灣村。原是閔氏宗祠，坐北朝南，背靠太平寨，面臨一條小溪，門前有兩株枝繁葉茂的古楓樹。該祠建於清咸豐元年，系磚木結構的南方民族建築形式，佔地面積316平方米。布局為前後兩排，每排5間，與東西各兩間耳房構成“四水歸池”的天井院，院內地平用條石砌成。祠內建築均為樑柱組合起來的通屋，面向院內的一周前牆全部砌裝木隔扇，隔扇外有寬敞的廊檐。祠堂正面中部為一吞字大門，大門和後排走廊裝有拱形天花板。前後兩排屋頂為古錢形瓦條脊，脊中間有彩瓷“頂子”，兩端有鰲魚獸頭。前後牆用花磚封檐，前檐花磚之間還有彩繪戲劇故事。於1986年11月被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