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梨英

1888年11月，李梨英出生於廣東省潮安縣西坑村一戶貧苦的農民家庭。

1901年，13歲的李梨英被迫提早定親。

1904年，李梨英嫁給潮安縣鐵鋪大坑村勤勞老實的農民林再發為妻。

1926年，李梨英開始以樸素的階級感情接受革命影響。

1932年，李梨英在共產黨員彭莫、傅尚江的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成為大坑村農會、婦女會的積極分子。

1933年春，李梨英被選為大坑村婦女會負責人並光榮地參加中國共產黨。

1935年夏，李梨英帶著小兒子到浮風根據地鳳凰山參加革命鬥爭。8月，李梨英隨潮澄饒紅軍轉移到閩南烏山。

1935年底，李梨英在烏山擔負紅軍閩粵邊區獨立營傷兵站工作。

1938年春，李梨英到福建平和縣大芹山中共漳州中心縣委〈后稱閩南特委〉機關做掩護工作。

1941年6月，李梨英調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設在大埔百侯的直屬電台做掩護工作。

1942年8月，‘南委’事件發生后，李梨英轉移到潮汕惠來縣城。年底，到揭陽從事掩護方方同志的工作

。

1943年5月以後，李梨英在吳南生同志領導下，在潮汕從事交通聯絡工作。接著，又在潮澄饒黨組織負責人周禮平同志的領導下，擔任政治交通員。

1944年7月至11月，李梨英同志在槍決叛徒姚鐸的鬥爭中，不辭艱險，出色完成傳遞情報任務。

1944年底，李梨英隱蔽在澄海華富鄉地下黨員陳續豪家裡作掩護工作。

1945年底，李梨英調到汕頭崎碌華龍里8號〈1946年9月遷到韓堤路7號>中共潮汕特委機關做掩護工作。

1947年冬節后，潮汕特委機關遷到汕頭市外馬路聯和海旁一橫2號。李梨英在這裡擔負著同上級聯絡、傳遞情報、接待領導同志等任務，一直堅持到1949年10月汕頭解放。

1951年，李梨英李梨英作為南方根據地代表團成員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1961年6月24日，李梨英因病在北京逝世。

在嚴峻的革命形勢中，李梨英失去三位親人，部隊要轉移，李梨英將15歲的女兒托養遠親，帶著12歲的兒子與部隊開赴福建烏山，長期作掩護部隊傷員的工作。1941年以後，在黨的領導機關作掩護工作，一直至潮汕解放。

1951年國慶節，李梨英隨南方老區根據地代表團上京，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的接見。1961年6月24日去世。吳南生曾將其一生寫成《革命母親李梨英》一書

“十年游擊戰，十年地下工，匪特、漢奸、日寇，哪在你眼裡，堪稱智勇；為黨獻一生，為國獻三子，挫折、傷亡、失敗、信心永不搖，無愧忠貞。”這是全國僑聯原副主席方方為“革命母親李梨英公祭大會”寫下的輓聯，正是對革命母親光輝一生的高度概括和評價。

1927年蔣介石反共政變，大革命遭遇失敗。但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因此屈服。8月1日，在朱德、周恩來領導下南昌起義打響了我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緊隨其後，共產黨又發動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並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革命形勢呈星火燎原之勢。李梨英的家鄉潮安縣西坑村是潮、澄、饒三縣交界的山地小村，位於鳳凰山脈，緊鄰閩粵邊境。1932年，黨組織派人到大坑傳播革命火種，一群年輕的共產黨人用青春的腳步踏響了鄉村的黎明。當時，李梨英已是一個有著四個兒子、兩個女兒的母親。

她的大兒子林松泉是大坑村農會執委，女婿劉金城是中共秋溪區委委員……那是一個理想注入血液的年代，無數熱血青年為理想為主義為民族的解放為國家的未來奮鬥、犧牲……這一切深深地感染著母親，它讓母親認識到，只有黨和紅軍才是工農群眾的救星。踏著孩子們的腳印，母親走上革命道路，成為大坑村秘密組織農會、婦女會的積極分子。

1932年冬，黨在秋溪區西坑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東江獨立師第二團第三連，並進行擴軍。李梨英的三兒子林松才積極要求參加紅軍，母親便默默地收拾好一個包袱，第二天—早將松才送到大坑村的紅軍營地，成了大坑村第一個送子參軍的母親。當時紅軍編印的《紅潮報》上，曾用紅色大字編髮了“革命母親送兒當紅軍”的報道，這是李梨英第一次以“革命母親”的稱號出現在革命大家庭之中。此時，李梨英一家7口有4人參加革命，成了名副其實的革命之家。

正是在這個革命大家庭中，母親從一個年近半百的普通農村婦女，變得一天天堅強、勇敢起來，她不懼白色恐怖，不怕艱難險阻地參加革命活動——探敵情、送情報、救治傷病員……只要是黨交給她的任務，她就拼盡全力去完成。1933年春天，在南方革命形勢日趨惡化的情況下，李梨英義無反顧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大女婿劉金城在潮州城英勇就義，大女兒林松花被捕入獄，外孫兒流離失散，大兒子林松泉和三兒子林松才也在保衛根據地的戰鬥中相繼犧牲了……母親一生從未見過這麼多的血！親人的血，同志們的血！她咬牙把悲痛化為仇恨，把仇恨化為力量。當黨組織打算勸母親同其他軍烈屬一起暫避南洋(現東南亞)，免遭反動派毒手時，母親一口回絕了。她說：“我要走革命路，絕不走南洋路！我參加革命不是來享福的，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隊伍里。”

母親毅然把14歲的小女兒美花託付給遠親，把省吃儉用存下來的20多塊光洋作為黨費交給留在村裡堅持革命鬥爭的黨組織，帶著12歲的小兒子松森跟著隊伍上了鳳凰山、烏山。

在烏山傷兵站里，李梨英為火線上下來的傷病戰士建起了一個家。沒有藥品，她到深山叢林採集草藥給戰士治病療傷；戰士的衣服髒了，她蹲在冰冷的山澗旁給戰士洗血衣。哪怕再苦再難，母親的嘴角邊總是掛著一縷慈祥的笑容，在她的精心護理下，一批批傷病戰士康復后重回前線，她成了戰士們心中永遠的“阿姆”。

1938年春，李梨英調到平和縣大芹山中共漳州中心縣委(后叫閩南特委)機關，從事掩護黨的領導機關的工作。小兒子松森在縣委屬下的交通站當交通員。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進行隱蔽鬥爭，遠比在游擊區的鬥爭更為複雜、艱險。16歲的松森在執行任務時犧牲了，李梨英又一次承受著失去親人的痛苦。僅僅10年的時間，她的六個兒女、一個女婿，犧牲的犧牲，失散的失散……母親的眼淚流幹了，頭髮花白了，但她依然堅強地戰鬥著，把母愛傾注到革命的大家庭中。

1941年6月，李梨英調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為設在大埔百侯鎮的“南委”直屬電台做掩護工作。按黨組織的安排，在電台工作的同志成立了臨時“家庭”，李梨英是這個“家庭”的母親。由於叛徒出賣，“南委”機關遭敵人破壞，一些領導同志犧牲了，在這緊急關頭，李梨英沉著、機智地處理好黨的機密工作，帶著電台其他同志衝破敵人重重包圍，安全轉移，保住了黨的機密。在這之後，李梨英又繼續負責掩護南委書記方方等領導同志，在槍林彈雨中，在白色恐怖里，在黨的組織最危急的關鍵時刻，母親往往是黨最可靠的傳送情報和文件的人。她以60高齡一天跑八九十里路，渡海過江，翻山越嶺，從游擊區到國統區再到淪陷區，一次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她的任務。

李梨英多次為黨的秘密機關這個“家”作母親，掩護從事地下對敵鬥爭的革命同志。“家”的成員隨著鬥爭的發展而不斷變化著，但李梨英作為這個“家”的母親卻始終沒變。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10年中，她轉移過許多地方，但不論到哪，她總是很快就以自己的善良、勤勞、機智和勇敢贏得機關周圍群眾的尊敬與信任，成功地避開反動派的注意，而妥善地掩護住黨的領導機關，直到1949年10月24日汕頭解放，母親隨歡呼的人群一起涌到大街上，喜迎解放大軍進城。

1951年國慶節，是母親一生最難忘的日子。作為南方革命根據地代表團的成員，她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和宴請。在宴會上，李梨英同彭湃的母親一起，代表南方革命根據地的全體同志，向毛主席、周總理敬酒，表達了南方革命根據地人民對領袖的敬意，對社會主義的嚮往。

1961年6月24日，母親在北京病逝。臨終前，她把自己積蓄的1800元作為最後一次黨費，獻給了引領她走完光榮一生的黨！原中僑委黨組書記、副主任方方曾為母親寫過一幅輓聯：

“十年游擊戰，十年地下工，匪特、漢奸、日寇，哪在你眼裡，堪稱智勇；

為黨獻一生，為國獻三子，挫折、傷亡、失敗，信心永不搖，無愧忠貞。

這幅對聯，是對母親一生的總結。”

曾和母親一起工作過、戰鬥過的原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同志，為母親撰寫了長篇報告義學《松柏長青》。在後記中，他寫到：“老人74年的一生，是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成長為崇高的革命者的一生。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總是平凡的，同時又是崇高的。老人那平凡而又崇高的形象，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