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共三部分十八章。該小說以時間為順序，描述了三位普通的都柏林人在1904年6月16日從早上8點到晚上2點鐘一天之內在都柏林的種種經歷。故事由居住在都柏林市郊一座古塔里三個主人公展開，一個名叫斯蒂芬·德迪勒斯，他剛剛從巴黎一所院校畢業，他是一位年輕的歷史教師和詩人。斯蒂芬的母親在臨終時請他跪下祈禱，出於對宗教的反感，他沒有聽從母親的要求。斯蒂芬的母親死後，他為此事悔恨終身，始終沉浸在懊喪之中。後來，因家道中落，斯蒂芬幾乎與領著妹妹們艱難度日的父親斷絕了關係，他離家出走，以教書為生。第二位名叫利奧波德·布盧姆，他是一位廣告推銷員，匈牙利猶太人。布盧姆常常串街走巷，終日奔忙，卻總是勞而無獲。布盧姆的幼子夭折使他在精神上受到無法彌補的創傷。而布盧姆的妻子對他不忠使他羞愧難當。第三個就是布盧姆的妻子摩莉，她是位典型的肉慾主義代表，由於布盧姆性功能衰退，她不甘寂寞，常常招蜂引蝶，這一切均使布盧姆蒙受著難言的羞辱和精神折磨。

1904年6月16日清晨，斯蒂芬上完了一節歷史課後，從校長那兒得到了三英鎊二先令的報酬，來到海邊漫步，面對翻滾的海浪，他思緒萬千，人世的滄桑、大自然的奧妙、時空的永恆、藝術的魅力在他的意識中開始了漫無邊際的涌動。他因對母親有過情慾的愛戀而覺得對不起父親。他抱著負罪的感覺渴望在精神上重新得到一位父親。同一日的早上八點鐘，在埃克爾德街某所房子里，廣告推銷員布盧姆正在為自己和妻子摩莉準備早餐。這時，送信人給摩莉送來一封信，內容大致是一名叫波伊蘭的青年約定午後四點來看她。布盧姆懷著黯然的心情借故走出了家門。

布盧姆到郵局取了一封寫給他的情書，在一個僻靜的地方讀了它。而後，布盧姆去參加友人的葬禮。在布盧姆去墓地途中，他看到了妻子的情夫波伊蘭正在向他家的方向走去，於是他腦海里閃現了一系列念頭：死亡、埋葬、以屍體為食物的墓地老鼠，一系列荒誕的想象在他心靈深處流淌。隨後，布盧姆到《弗里曼日報》社去送交了一個廣告圖案設計，又去了一趟醫院探望因難產而住院的一位夫人。在這裡布盧姆遇見了斯蒂芬，二人一見如故，斯蒂芬說要用自己新領到的工資請客，他們還去了妓院。在那裡斯蒂芬酩酊大醉，布盧姆精心照料她。他們終於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精神上最重要的東西。布盧姆找到了失去的兒子，斯蒂芬找到了精神上的父親。布盧姆回家后告訴妻子斯蒂芬以後要加入他們的生活。這位背叛丈夫的放蕩女人剛剛告別了一個情人，從斯蒂芬的到來朦朧地得到一種母性的滿足，又混合著對一個青年男子的情慾衝動。她在快要睡著的瞬間又回憶起她和布盧姆相互熱戀的時光。他們的生活似乎會出現好的轉機。整部小說以斯蒂芬零亂無序、恍惚迷離的意識流開始，又以摩莉長達40多頁的滔滔不絕的意識流結束。

社會背景

愛爾蘭從12世紀初遭到英國侵略后，於1801年併入英國版圖，作為英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地。在史稱繁榮的斯圖亞特王朝（初名為斯迪瓦特王朝，是1371年至1714年間統治蘇格蘭和1603年至1714年間統治英格蘭和愛爾蘭的王朝）後期，當時愛爾蘭184000戶家庭中，只有24000戶擁有一個或幾個煙囪。愛爾蘭有四分之三土地覆蓋著小麥和其它穀物，人民卻要靠馬鈴薯活命。1845年，因馬鈴薯枯萎病造成歉收，大飢荒持續了2年。由於餓死、病死或向美洲移民逃荒，愛爾蘭人口從800多萬降到650萬。愛爾蘭人民不堪奴役，各種形式的抗爭與武裝起義此起彼伏。他們高舉民族獨立的旗幟，流血犧牲，前仆後繼，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到1922年愛爾蘭南部26個郡獲得自治權，1949年這26個郡建立了完全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

喬伊斯幼年時代，愛爾蘭還在英國統治之下。他創作《尤利西斯》時，正值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時期。由於殖民者的血腥鎮壓以及民族解放力量內部的矛盾鬥爭，愛爾蘭的民族鬥爭多次受挫，有遠見受愛戴的帕內爾因個人問題遭受攻擊，被迫放棄領導權后死亡，使民族獨立運動遭受了巨大損失，這曾激怒過支持帕內爾的少年喬伊斯。這也是他成年後因失望而流亡異鄉的原因之一。但在這獨特的歷史過程中，愛爾蘭人民強烈的民族意識，倔強而勇於反抗的民族性格，以及一浪高過一浪的民族解放運 動，已為世界所共識。愛爾蘭的民族解放問題也成了一個世界性問題為全人類所關注。

文學背景

喬伊斯從12歲起就熟讀希臘羅馬神話故事，他十分嚮往奧德修在海上歷經千辛萬苦最後回到家園的故事。中學會考時，喬伊斯曾寫了一篇《尤利西斯——我喜愛的英雄》的作文，獲優秀獎。奧德修海上歷險的故事始終令他難以忘懷。英國散文家查爾斯·蘭姆於1808年出版的《尤利西斯歷險記》給喬伊斯以創作的靈感。在該書的序言中蘭姆寫道：“尤利西斯的故事除了人以外，還有海神、巫婆、巨人、妖女等等。他們象徵著人生外在的力量和內心的誘惑。這些具有雙重意義的艱難險阻是任何一個有智慧、有毅力的人必然會遭遇的”。蘭姆的這段話可以說對日後喬伊斯構思其傳世巨著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喬伊斯一家和布盧姆家（作品原型）相識。艾特爾·斯格密茲也為喬伊斯提供了許多關於猶太文化習俗的信息，他具有布盧姆式的鬍子，而且和布盧姆一樣有一個妻子和女兒。

長篇小說《尤利西斯》文本，以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人這一天形形色色的生活為創作背景。

創作過程

1904年的一天，喬伊斯在都柏林街上和人發生衝突，一位中年人亨特把受傷的他扶起來送回了家。後來他聽說亨特是一個受到歧視的猶太人，而且妻子對他不忠，亨特的精神更是令喬伊斯感動。喬伊斯對弟弟說，他想就此寫一個短篇小說，題目就是《尤利西斯》。後來，他又想把它寫成中篇，直到1914年，喬伊斯才動手寫該題材。

連載出版

早在1916年，安德森和另一位編輯簡·西普有幸結識了龐德，從他那裡看到了喬伊斯手稿的片段。龐德一直在尋求刊登和支持先鋒派文學的雜誌。安德森收到龐德寄來的《尤利西斯》書稿后，安德森知道這部書稿的讀者只能是精英人士，絕不是普通大眾。《小評論》雜誌一直尋找的稿件就是這類的作品。作品雖然有損雜誌的銷量，但卻提升了雜誌的地位。

《尤利西斯》於1918年起開始分章節在一家美國雜誌連載，直到1920年連載到第十三章時，因包含有大量描寫主角行手淫的情節被美國有關部門指控為淫穢。

1921年《尤利西斯》在美國和英國遭禁，直到1922年才由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亞書屋出版了單行本。

2021年，《尤利西斯》新譯本出版，譯者談如何翻譯“不可譯之天書”。

利奧波德·布盧姆

布盧姆無論在長相、性情、行動上都缺乏英雄性，他卑微無能，性格略顯多重。這是個流散到愛爾蘭的猶太人，一個平凡無奇的廣告兜攬員。在外貌上，是個身體稍顯發福、面相頗為敦厚的中年男子。在性情上，他是個“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角色：在家中，關心妻子女兒、狗、鼠等；在家外，他也關心著流浪兒、難產孕婦、盲人青年及斯蒂芬這些需要關愛的人，是“有史以來最為善良、最溫順、最和藹、母雞下蛋都能伸手接住之好人”。在行為上，他是一個忙碌於吃喝拉撒、雞零狗碎，沉浸於七情六慾，具有手淫、意淫等低俗習慣的凡夫俗子。

他知曉妻子摩莉到處招惹情人，卻無力阻止，反而借故離家，為妻子與情人約會創造條件。總體說來，他是一個生性低調謙和、輕聲細氣甚至無聲無息的人。但卻因為他的猶太人身份遭到了周圍大部分人的嘲諷和排斥。在離家流蕩的近19小時內，他受到了戴汐校長、穆利根、愛爾蘭市民、酒館里的閑漢們，甚至妓院老闆等愛爾蘭人的歧視和侮辱，被醫科學生狄克遜叫做“新型女性男人”，被穆利根說成“屬於兩性畸形型”，更被“公民”惡意攻擊為“半陰半陽人，非驢非馬的角色”，他雖偶有反駁但無濟於事，只能默默忍受；同時受到以卡爾和康普頓等英國兵為代表的英國殖民者的欺壓，也只能畏懼地順從。由於社會地位低下，他不得不承受著這雙重壓迫，小心謹慎、卑微地生活著。布盧姆的這些舉動乍看懦弱，實則是弱者無奈中的生存智慧，猶太民族的弱小使他們反抗的形式只能是在精神方面保護自己。作為一個遭受過幾近滅頂之災的猶太後裔，布盧姆對猶太人的歷史遭遇和自身的處境非常明晰，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

摩莉·布盧姆

摩莉（布盧姆的妻子）是一個放蕩不羈的業餘歌手。她出生在直布羅陀，父親是一位軍官。摩莉是一個粗俗性感的、有活力的、沒多少文化的女性，致力於追求自身的快樂。但她又欣賞丈夫的品質。摩莉代表了愛爾蘭的希望，好像她那淫蕩的、自我補充的能量將英國殖民者和羅馬天主教雙重壓迫推向一邊，暗示了她將會生存下來並超越它們。她變成了象徵愛爾蘭的那位老婦人——“貼雷馬科”中的送牛奶的老嫗。她也變成了達奴——凱爾特生殖女神，從而替代了之前無生育力的愛爾蘭的女性形象。摩莉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因為她不關心政治，漠視死亡和道德，而且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摩莉是一個富於啟示性的反常者。從摩莉的獨白中我們看出，她是一個複雜但不世故的人。摩莉在自己的想象中重造現實，她代表了喬伊斯的情感以及《尤利西斯》中潛在的浪漫。

斯蒂芬·德迪勒斯

青年詩人斯蒂芬是一位精神空虛、意志消沉的青年教師。斯蒂芬生活在死氣沉沉、令人窒息的都柏林，斯蒂芬像這座危機四伏的城市中的大多數人一樣無法擺脫道德癱瘓的陰影。他是一個性格上自相矛盾的人物。他孤獨、頹喪，卻又自命不凡，他多愁善感、精神脆弱，卻又憤世嫉俗。然而，斯蒂芬在性格和意識上的逆轉既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像斯蒂芬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在一個嚴重異化的時代，除了沮喪和沉淪之外實在別無選擇。

主題思想之一：揭露殖民統治的罪惡，弘揚愛爾蘭民族解放精神。

《尤利西斯》開卷第一章，小說主要人物斯蒂芬出場的第一句話問同住的馬利根：“海因斯還要在這個碉樓里住多久？”然後又補充說：“要是他還要在這兒住下去，我走。”斯蒂芬討厭馬利根帶來的英國人海因斯，不願讓他住在自己租的碉樓里。不久，他又想到自己是“一名僕人，一個侍候僕人的人。”因為依其宗教觀念，英國人是上帝的僕人，被英國人奴役的愛爾蘭人，包括斯蒂芬，就是僕人的僕人了。當送牛奶的老太婆來到碉樓時，斯蒂芬立刻想到：“一個四處奔波的老太婆，侍候著征服他的人。”窮老太婆是神話中愛爾蘭的形象，“征服他的人”指海因斯所代表的英國人。斯蒂芬剛一出場，就在流動的意識里不斷地控訴英帝國對愛爾蘭的奴役。

當海因斯告訴斯蒂芬打算收集他的言論時，斯蒂芬想到的卻是：“他們洗了又洗，擦了又擦，良心的譴責、內疚。可是這兒還有一點血跡。”這裡，斯蒂芬用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慫恿丈夫殺人後，幻覺自己手上總有血跡的情況來揭露英帝國對愛爾蘭的血腥統治。斯蒂芬看到海因斯“掏出一個光溜溜的銀盒子，盒子上鑲著一顆亮晶晶的綠寶石。”綠寶石象徵愛爾蘭，如同16世紀亨利八世將愛爾蘭琴圖案納入英國王室紋章以示統治愛爾蘭一樣，所以斯蒂芬“心緒不快”。這時，海因斯又對斯蒂芬說：“你是你自己的主宰。”斯蒂芬立即回敬說：“我是一仆二主，一個英國的，一個義大利的。”這句話暗喻並譴責英帝國與羅馬教會對愛爾蘭的雙重奴役。類似這種控訴英國殖民者奴役愛爾蘭的情節布滿了小說第一章。

散見於作品中那些談論民族反抗與愛國志士的話題，那些有關民族問題的議論與鬥爭，以及遍布全書的對被侵略被壓迫人民窒息而麻木生活的描寫，清晰完整地表現了這一主題。

文本第十二章里，作家用反諷手法，正面描寫了殖民統治勢力在集會上公開處決革命者的場面。作品先極盡誇張地描寫了死刑之隆重：“憤怒的蒼天打開了閘門，瀉下一場傾盆大雨，這時場上聚集的人數至少已有50萬，全部未戴帽子而聽任大雨澆透。”連走紅的街頭演唱家也來助興，總督攜夫人登上觀禮台，“外交使團全體出席”，包括中國的“哈鴻章”（李鴻章）。接著小說亦莊亦諧地描繪了革命者刑前與未婚妻訣別的動人場景，使“主持這一悲壯場面的嚴厲的指揮官”也“擦掉了一滴偷偷流出來的眼淚”。“他曾經將數目可觀的印度雇傭軍綁在炮口上轟死而不眨一下眼。”作家頌揚了革命者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慨，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史載1916年愛爾蘭革命兄弟會起義失敗，竟有14位起義領袖被判死刑。這裡，作品於嬉笑滑稽中揭露的正是現實生活里英國殖民統治的殘忍與暴戾。

有侵略就有反侵略。小說第十七章，當布盧姆回憶女兒少年生活時，想起少女摩莉，“她不接受英國遊客的請求，不許他們拍攝和帶走她的人像。”其實這理由是不言自明的——仇恨侵略者。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有如此明確的反抗意識，這揭示了她生存環境的精神特徵——愛爾蘭民族同仇敵愾，反對英國侵略者。不言而喻，群體意識決定個體意識，而個體反過來也影響著群體。小說第十一章，當布盧姆在櫥窗里看到“一幅豪勇英雄像”時，他的意識里泛起了愛爾蘭民族英雄羅伯特·埃米特於1803年起義失敗后在就義前留下的遺言：“我不要任何人為我寫墓誌銘——等到我的祖國在列國之林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到那時，只有到那時，我才要人為我撰寫墓誌銘，我的話完了。”這位民族英雄的最後遺言，震撼著軟弱無助又關心民族興亡的布盧姆，也鼓舞著所有為祖國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地位而鬥爭的人們。

該小說里有些文字，看似與民族解放主題無關，實則是作品通過隱喻、影射等寫作方法來表現此主題。如第12章，布盧姆在巴尼·基爾南酒店聊天，阿爾夫·伯根興緻昂然地回憶起前些日子進行的一場軍民拳擊賽。一方是大個子英國兵珀西·貝內特，另一方是都柏林的邁勒·基奧。邁勒的個子還不及對方的肚臍眼高，卻因拳術高超打了珀西“一個落花流水。”小說用誇張的手法、詼諧的語言，激情澎湃地描述這場拳擊賽是“一場歷史性的大決戰”，是“一場殊死戰，台上你死我活，台下激動萬分”，字裡行間充滿民族自豪。如“愛爾蘭勇士立即對準貝內特的下巴尖回敬一記硬拳。英國兵躲過這一拳，可是都柏林人使了個左肘彎，正落在他身上，打了他個仰天倒。”邁勒獲勝后，“全場觀眾爆發出瘋狂的歡呼聲。”這裡寫拳擊賽，也是寫弱小的愛爾蘭與大英帝國的較量。人們在欣喜地回憶拳擊比賽，也在宣洩被侵略的憤懣以及打敗英國人的狂喜，形象地表達了愛爾蘭人民打敗侵略者的強烈願望。

作品里沒有正面描寫受命於祖國危難之際馳騁疆場、殺敵禦侮的英雄業績，也沒有抒寫金戈鐵馬的壯志豪情。但是，作者以他自己獨特的經歷與體驗為基礎，以超越本民族局限的客觀視角，站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小民族一邊，用獨出心裁的藝術形式，尤其是通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意識的自然流動，描寫了愛爾蘭的歷史與現狀，揭露了殖民統治的罪惡，弘揚了民族解放精神。

主題思想之二：以駁斥反猶太主義為鏡子，批判愛爾蘭的精神癱瘓及歐洲的狹隘思想。

文本中，在布盧姆整整一天的意識流動中，對猶太問題和猶太人命運的思考是最為重要的內容，它們散見在小說 的各個章節。例如，在第四章，布盧姆看到了幾張報紙，他認真地閱讀著報上的信息，並勾起了對猶太人流浪命運的思考： “那一方土地生育了最古老的民族，第一個民族。最古老的人民，在世界各地流浪。”在第七章，當他看到排字工人倒排的“派特里克·狄格南”時，不禁想到了猶太人的歷史，從出埃及，到世界流浪，到重建家園的理想。布盧姆對猶太文明的依戀，對故國的憂心可見一斑。第十七章是總結性的一章，布盧姆一天的活動便和猶太人的精神祭祀與民族歷史對照起來。這些思考反映了布盧姆的民族根性和身份認同。

與此相對的，就是喬伊斯對愛爾蘭人的反猶太活動的描寫。反猶太主義的代表主要有馬利根、戴汐以及聚集在小酒館里的一批閑漢。對愛爾蘭人的這一特徵的描繪，展示了他們的狹隘視野和極端的民族主義。

因為猶太人施行割禮，所以馬利根稱上帝為“包皮收集家”。其他的一些愛爾蘭市民對猶太人的態度與馬利根幾乎如出一轍，如第十二章中提到的鴇母、邋遢女人們和小癟三，都對布盧姆充滿歧視。戴汐校長是反猶太主義的代表。他將歐洲的諸多問題都歸因於猶太人：“無論什麼地方，只要猶太人形成幫，他們就能把國家的元氣吞掉。猶太商人已經在下毒手了。古老的英國快完了。”在戴汐眼中，猶太人理應受到懲罰，無家可歸。當斯蒂芬離開他的時候，他追了上來，說愛爾蘭之所以被稱為唯一沒有迫害過猶太人的國家，是“因為愛爾蘭從來沒有放他們進來過”，這種幽默在我們看來顯得格外狠毒。

所以學者安索尼·朱立斯指出，喬伊斯通過布盧姆的形象表達的是對反猶太主義的駁斥， “《尤利西斯》因此不僅對文學，而且對猶太人都是一個好消息。這部小說是一種美學的、道德的勝利”。而布盧姆則成了世界現代文學史上一位著名的猶太人典型。

面對歐洲日益明顯的反猶太主義思潮，喬伊斯作了深入的思考，表達了反對種族歧視和壓迫的人道主義思想，同時，他又超越了單純的種族問題，反映了普遍的現實批判意識，表現了自己的精神逾越。

猶太問題並非《尤利西斯》關注的絕對中心，其批判的重心實際上是愛爾蘭的精神癱瘓以及遍及歐洲的狹隘思想。憂 太問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了其他民族的缺陷。尤其是愛爾蘭人，雖與猶太人同為受壓迫者，但她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是喬伊斯不能容忍的。所以說，喬伊斯的猶太意識，是以其現實批判精神為依託的，他是偉大的精神叛逆者，他負起了道德的重擔，清醒地面對自己的祖國，用流亡和藝術，揭示民族的痼疾。

愛爾蘭社會封閉保守的思想、狹隘的觀念令喬伊斯難以忍受。他年輕時接受的是嚴厲的教會教育，並且被迫接受普遍公認的價值標準，這激發了喬伊斯的反抗：“教堂對緩解她的羔羊的精神和物質需要無所作為，而只是鼓勵一種敬畏和卑躬屈膝的態度，這有什麼用呢？”他的矛頭指向了教會的虛偽。同時他對所謂的愛爾蘭文化和民族復興進行了尖銳的嘲諷。那些所謂的文化復興者，沉迷於愛爾蘭過去文化的榮耀，以致忽視了人們現實的生存需要。而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又是片面化的、狹隘的。“這不斷興起的民族主義結果變成了和壓迫者一樣的極權主義和令人無法忍受的運動，讓他們來解放人民會有什麼好處呢？”不甘於被限制在這樣狹隘的空間之內，他要脫離這癱瘓的狀態，為了驚醒處於“精神癱瘓”的祖國，獲得精神上的解放，他選擇了流亡。他不願再去為他已經不再相信的東西賣力，不管它是家、祖國或者教堂。這正是喬伊斯反叛精神的體現。

喬伊斯用流亡展示自己的反抗與叛逆。然而在藝術表現上，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愛爾蘭（主要是都柏林）為背景的。這正是他的寓意，即以此來影射整個歐洲。他曾經明確指出：“我之所以選擇都柏林為背景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城市是癱瘓的中心。”是歐洲的象徵，“愛爾蘭是一個否定性的概念，一個威脅藝術家的自由和完整性的地方，剝奪了藝術家的獨立，滋生了地方主義的偏習。”深感於此，喬伊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以“一種無畏的現實主義，像易卜生那樣，剝掉歐洲城市中產階級社會偽裝的面具，暴露他們的精神虛幻和貧瘠蒼白”。

他選擇了流亡以守衛自由，用藝術為武器展開對現實的尖銳批判。這樣，喬伊斯的猶太主義意識，對狹隘的地方主義、種族主義的警惕和批駁，對藝術真實的執著，都反映了他的精神叛逆和現實批判意識，真正體現了一個世界主義者的品質。

人物描寫

一、喬伊斯別開生面地塑造了西方現代文學史上典型的“反英雄”形象。

所謂“反英雄”就是“非英雄”或是與傳統文學中一切具有英雄氣概、高尚精神和非凡能力的人物完全相反的人物。在文學作品中，“反英雄是一個必然失敗的人。”引人注目的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表現出的人物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喬伊斯構思《尤利西斯》這本文學巨著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西方世界瀰漫著空前的悲觀氣氛。此刻，喬伊斯將視線轉向了現代社會中的芸芸眾生，試圖從市井百姓身上去尋找創作素材。他有意將那些街頭巷尾的匆匆過客和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瑣事作為小說的重點對象加以描寫，這不僅體現了他在異化時代對傳統文學中英雄人物形象的擯棄，而且也標誌著將“反英雄”人物作為小說主體的現代主義人物觀的誕生。二、喬伊斯巧妙地將小說的主要人物與荷馬史詩中的人物彼此對應，使其產生強烈的反襯效果和廣泛的象徵意義。

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的人物描寫藝術充分體現了神話與現實之間的巧妙結合和有機統一。他不僅以荷馬長篇史詩《奧德賽》中的英雄尤利西斯的名字作為小說的書名，而且還使其筆下的主要人物在都柏林一天的活動與古希臘神話中的某些人物傳奇般的經歷相互對應。作者憑藉荷馬史詩中智勇雙全的伊塔刻島首領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戰爭結束后飄流淪落、歷盡艱險，最終返回家鄉與妻子拍涅羅拍團圓的故事來諷刺20世紀初西方社會的現實。在小說中，當今的尤利西斯（即小說主人公布盧姆）是個俗不可耐、懦弱無能的庸人；現代的特萊默克斯（即小說中的斯蒂芬）只是個孤獨、頹廢、多愁善感的青年教師；而20世紀的拍涅羅拍（即布盧姆的妻子摩莉）卻是個水性楊花、沉灑於肉慾的蕩婦。不僅如此，《尤利西斯》中的穆利根、狄瑟校長、酒吧女招待、“市民”和格蒂等其他許多人物也能在《奧德賽》中找到彼此對應者。顯然，喬伊斯的人物設計使歷史與今天、神話與現實以及英雄與反英雄互相對照，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反襯效果和廣泛的象徵意義。

三、喬伊斯遵循重精神、輕物質的現代主義創作理念，通過人物內心的微觀世界來反映外部的宏觀世界，使人物描寫藝術發生質的變化。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不僅成功地藉助語言的表意功能，發展了一種符合人物心理特點，與其思維活動相適應的意識流語體，而且深刻揭示了異化時代的精神危機，並以此來反映社會的本質。他在小說中生動地表現了人物言語階段瞬間的意識活動和見諸文字前尚屬隱晦、混沌的思緒與浮想。在喬伊 斯的筆下，人物的精神世界始終處於主導地位。

讀者見到的既有人物最原始、最低程度的模糊感覺，又有人物最完善、最高程度的合理思維；既有流動不已的直線形意識活動，又有輻射形塊狀意識結構。不僅如此，喬伊斯還採用了不同風格的語言來表現不同性格及不同文化素養的人物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意識流，以此來求得形式與內容的統一。應當指出，喬伊斯注重揭示人物的感性生活，採用由里及表，由微觀到宏觀的創作手法是英國小說史上一個偉大創舉。事實證明，《尤利西斯》的成功秘訣在於有效地採用了這種創作手法，將人物混亂不堪的心理世界展示在讀者面前，讓他們直接進人人物的意識領域去把握時代的脈搏。毋庸置疑，喬伊斯重精神、輕物質，重內省、輕外描的創作手法不僅充分反映了他的現代主義人物觀，而且為20世紀英國小說的人物描寫藝術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

在（尤利西斯）的三個主要人物中，布盧姆的形象最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現代主義人物觀。喬伊斯之所以採用“荷馬對應”的原則並將布盧姆描寫成現代西方社會的尤利西斯，因為在他看來，這種人物對應不僅能產生鮮明的反襯效果和廣泛的象徵意義，而且還深刻反映了現代主義作家在塑造人物時所崇尚的價值觀念。喬伊斯曾向其好友明確表示，荷馬筆下的尤利西斯不僅是“文學中惟一完整的人物”，而且也是“歐洲的第一位紳士”。喬伊斯筆下的布盧姆則是西方異化時代芸芸眾生的縮影。布盧姆是一位已過不惑之年的猶太人，謹小慎微地扮演著丈夫和父親的雙重角色，其職業為廣告代理人。他性格溫和，安分守己，善解人意，慷慨大方，且富於幽默感，是一位極其普通的都柏林人。喬伊斯在與友人談及布盧姆這一人物時曾經說：“我全方位地觀察他，因此從雕塑的意義上講，他是一個全面的人。但他也是一個完整的人，一個好人。”顯然，布盧姆這一人物形象標誌著現代主義作家人物觀的重大轉變。讀者不難發現，喬伊斯筆下的主人公形象不僅與荷馬史詩中的英雄有著天壤之別，而且與維多利亞著名詩人丁尼生所謳歌的“尤利西斯”也不可同日而語。

主人公布盧姆是20世紀初西方世界悲觀意識的縮影。作為一個猶太人，他時刻懷有一種強烈的異化感。與愛爾蘭白領中產階級為伍使他自慚形穢，缺乏歸屬感和安全感。他的妻子摩莉水性楊花，與多人私通，讓他覺得無地自容。而父親的自殺和兒子的早夭則使他感到無比的愁悶與悲哀。儘管布盧姆的精神痛苦看來大都由個人問題所致，但這一切卻與愛爾蘭腐敗墮落和道德癱瘓的社會大背景密切相關。悲觀失落、鬱鬱寡歡的布盧姆無疑是為20世紀初西方世界這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儘管西方有些評論家批評喬伊斯未能充分反映愛爾蘭社會上層和底層人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但選擇中產階級這一群體作為表現對象恰恰體現了其小說人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喬伊斯的筆下，布盧姆一天中的社交和遊盪本身實在不足掛齒，而他那嚴重異化的“自我”則是作者和讀者關注的焦點。在人性受到嚴重壓抑，在人與人之間隔著一道無法逾越的精神壁壘的環境中，喬伊斯向讀者展示的是一種時刻纏繞布盧姆心頭的異化感和揮之不去的悲觀意識。作為一部長篇巨著的第一主人公，布盧姆的形象在英國傳統小 說中是前所未有的。他既是一個複雜而又耐人尋味的人物，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物。他既高尚，又平庸，既仁慈，又卑劣；既彬彬有禮，又唯唯諾諾。

《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位主人公斯蒂芬是異化時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化身。斯蒂芬的悲觀失望和不滿情緒在同時代的愛爾蘭青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個人危機遠遠超出了他與同室的醫科學生摩莉根之間的糾紛，或他對母親可能因他拒絕宗教信仰而傷心去世的內疚和悔恨。事實上，斯蒂芬的危機意識具有極其複雜的歷史和社會根源。正如來訪的英國朋友海恩斯在小說開頭與斯蒂芬交談時所說，“看來歷史應該負責。”鬱鬱寡歡的斯蒂芬認為傳統不是一種解放自我的積極力量，而是一股束縛自由乃至扼殺人性的破壞力量。“歷史就像其他一個經常聽到的故事一樣”不斷重演，而他個人則萬般無奈地卷人這種無休止的循環模式之中。顯然，斯蒂芬已經意識到了個人的困境和危機，於是不由自主地發出了心中的吶喊：“歷史是一場惡夢，我正試圖從中覺醒。”毋庸置疑，喬伊斯憑藉斯蒂芬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時刻困擾青年知識分子的深刻的精神危機。

《尤利西斯》的人物體現了現代主義特徵：首先，《尤利西斯》的主人公不是故事情節的驅動者，而是作者調控小說藝術形式的有效工具。堅決淡化小說人物的傳統角色和職能，將其與故事情節剝離，並充分強調其對小說藝術的宏觀調控作用，這無疑是喬伊斯在人物描寫藝術上的大膽革新。儘管西方批評家大都對《尤利西斯》的人物與荷馬史詩中的人物之間的對應關係讚不絕口，並認為全面了解這種對應關係是有效解讀《尤利西斯》的重要前提，但他們對喬伊斯的創作意圖及其人物的藝術作用卻眾說紛紜。

《尤利西斯》的人物無論在其扮演的角色還是在其發揮的功能上均體現出質的變化。顯然，這是一種從情節的驅動者向藝術的調控者的重大轉變。在《尤利西斯》中，建立在“荷馬對應”基礎上的人物不僅為小說提供了一個堅實的藝術框架，而且也使這部表層結構看似雜亂無章且內容包羅萬象的長篇巨著獲得了某種穩定的秩序。在《尤利西斯》中，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不但具有真實感，而且具有極強的層次感和立體感，呈現出多元、複雜、善變的三維世界特徵。人物的意識軌跡雖依稀可辨，但卻恍惚迷離，游移不定。各種思緒、浮想、印象、感覺、回憶和展望互相滲透，不同層次的意識彼此交融。它們代表著一個個看似分散卻並不完全獨立的思想單位，猶如一個個雜亂的“原子”或“光圈”，持續不斷地向四周閃爍和折射，構成一個紛繁複雜、生動有趣的三維世界。不言而喻，喬伊斯的鬼斧神工使英國小說增添了一種全新的人物模式——三維人物。顯然，這種作為現代意識的微型載體的三維人物不但與傳統小說人物之間具有質的區別，而且成為現代英國小說人物畫廊中的藝術瑰寶。

內心獨白：在《尤利西斯》精彩紛呈的創作技巧中，使用最多、作用最大的莫過於內心獨白。顧名思義，內心獨白是默然無聲、一人獨操的心理語言，或者說是用文字形式表達的無聲無息的意識流。通常，喬伊斯採用直接內心獨白來表現人物的意識活動，即讓人物以第一人稱的形式直接將本人的思想與感受和盤托出。讀者看到的是人物原原本本的意識活動。

這種由直接內心獨白表現的意識既不用解釋，也不受作者的控制或支配，顯得極其自然和坦率，的確十分接近思維的實質。《尤利西斯》的內心獨白所涉及的內容包羅萬象，各種離奇複雜的印象、感覺、回憶和慾望混為一體，形成一條來無影、去無蹤，飄忽不定、轉瞬即逝的主觀生活之流，使讀者產生一種直接感和真實感。在《尤利西斯》中，人物的內心獨白不僅暢通無阻，而且同作者的第三人稱敘述之間的接軌也十分自然，作者的敘述語往往與人物內心獨白的視角保持一致，兩者之間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繫。

作者在轉軌或接軌時只是巧妙地將人稱與時態作適當的調整，一般不留明顯的痕迹，讀者往往不知不覺地步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以下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布盧姆先生嚴肅地點了點頭，凝視著對方一雙敏捷的、充滿血絲的眼睛（A ）。神秘的眼晴，神秘而銳利的眼睛（B）。我猜他是共濟會成員，難說（C）。又同他在一起了（D）。我倆走在最後（E）。但願他能說些別的（F）。”這是布盧姆在參加一位朋友的葬禮之後遇到他的熟人科南先生時的一段內心獨白。A句是作者的敘述語，其視角同布盧姆的內心獨白之間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繫，使用的語域也基本符合布盧姆的文化修養和性格特徵。句中“敏捷”一詞同B句中的“銳利”一詞具有邏輯上的聯繫。B句開始便是他的內心獨白，其語義同A句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從“充滿血絲的眼睛”到“神秘的眼睛”，兩者接軌自然穩妥，順溜暢達。C句中的人稱代詞“我”則表明A句的第三人稱已轉變為第一人稱，從而正式向讀者發出敘述語向內心獨白過渡與轉軌的信號。喬伊斯的這種敘述筆法不僅在表現意識時取得了傳神的效果，而且也充分體現了作者對人物內心獨白高超的駕馭能力。

此 外，喬伊斯還採用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表現不同人物的內心獨白。在他看來，既然人物的性格、性別、年齡和文化程度不盡相同，那麼，他們的內心獨白形式也必然千差萬別。他十分強調內心獨白的表意功能，往往將其所表現的“自我”作為對人物性格的一種曝光。因此，在《尤利西斯》中，每個人物的內心獨白都富有極其鮮明的個性，對渲染人物的形象具有重要的輔助作用。該小說中的內心獨白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條理型內心獨白；另一種是自由型內心獨白。通常，條理型內心獨白較為偏重理性的因素，而且具有一定的邏輯性和連貫性。《尤利西斯》所反映的大都是人物的思考、想象和推測等比較清醒的意識。此外，作品的流動也體現出一定的秩序和條理。與此相反，自由型內心獨白則偏重非理性的因素，既不合乎邏輯，也不講究連貫，而且具有明顯的隨意性。《尤利西斯》所包含的大都是人物模糊的印象和朦朧的意識。在小說的三個人物中，斯蒂芬採用的大都是條理型內心獨白；摩莉使用的完全是自由型內心獨白；而布盧姆的內心獨白則是兩者兼而有之。

後世紀念

第一版的《尤利西斯》已經拍賣到了每冊10萬英鎊。在每年的6月16日，也就是奧波德·布盧姆在漫步都柏林的那一天，全世界的喬迷都會舉辦慶典紀念這部發明了現代小說形式的著作。

衍生作品

電影

電影《尤利西斯》由約瑟夫·施特里克導演，1967年上映。

舞台劇

舞台劇《尤利西斯》由安迪·阿諾德導演，2012年10，該劇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特隆劇院首演。

作品爭議

連載風波

《小評論》開始連載《尤利西斯》后，安德森的辯護律師約翰·奎因曾建議安德森停止刊登《尤利西斯》，希望喬伊斯避開圖書審查機構的目光，安心完成整部小說的創作，同時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在美國找到願意出版這本小說的出版商。但是，《小評論》的編輯們拒絕接受這個建議。

1920年夏天，《小評論》雜誌社收到一封詆毀小說第十三章內容的來信。它的觀點代表了普通讀者的憤慨，也預示了紐約抵制邪惡協會不久就會帶給《小評論》的困境。“我認為這是最骯髒、最下流、最可恥的文字。提起它，甚至批評它都會髒了我自己”。這封信讓安德森痛心不已。她整夜都不能入睡，寫了一封回信。“你知道我把他的作品當作文學的最傑出作品。你也知道任何了解我藝術修養的人都會承認你對藝術、科學和生活的無知。他不是為你而創作，他為自己、為那些關心他生活困難和傷痛的人們而創作”。在信中，安德森告訴該讀者，只有飽經心靈重創的人才能像喬伊斯那樣描繪他在人世間的經歷。

1918年至1920年，幾乎沒有任何學者對該小說做任何評論，沒有人喜歡這本作品。《時報》稱《小評論》雜誌為色情文學的走狗。

1921年《尤利西斯》作品在美國和英國遭禁，其結果是郵局要焚燒《尤利西斯》作品，《小評論》雜誌被送上法庭。

安德森的自傳記述了她被捕后辯護律師約翰·奎因對案件的意見，“這是個清教徒國家，你們刊登了《尤利西斯》這樣的作品，肯定不能逃脫法律的懲罰。我無能為力，但我會擔任你們的辯護律師。這場官司從一開始就輸定了。你們兩個真是傻子”。奎因曾為《尤利西斯》的出版捐贈了1600美元；他出庭為安德森辯護的原因是尊敬喬伊斯。因此，他悲觀的態度是由於他深知美國色情圖書法的規定。奎因的辯護包括兩點：喬伊斯的作品晦澀難懂，不可能腐化年輕人的心靈；和第五大道櫥窗里的內衣模特相比，小說人物的所作所為算不上有傷風化。但未能說服法官，安德森被判有罪。

美國的法庭對《小評論》雜誌的出版風波審判結束后，《紐約預言家論壇報》引用了法庭的判決書，“小說晦澀難懂，作者神經錯亂”。對《小評論》雜誌出版事件的審判，證明法庭的不公和色情圖書法的威力。安德森的自傳以飽含諷刺、不乏痛楚的筆觸描寫了一個愚昧、可笑、荒誕的審判場面。

內容爭議

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就有意識地將荷馬史詩作為小說現代題材的“潛文本”，使兩者之間形成平行對應關係。可該部小說面世以來，它的神話類比結構一直引起很多爭論。《奧德修紀》對《尤利西斯》產生的影響，學術界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觀點。

作家郁青認為：《奧德修紀》對《尤利西斯》的影響是深層次的。神話史詩不僅為小說作者在創作時，提供了一個參照框架，幫助小說獲得內在的秩序和連貫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說以《奧德修紀》為神話原型，意在賦予看似平庸瑣碎的現代城市生活以悲劇的深度，使之升華為一篇代表人類普遍經驗的寓言。喬伊斯借用荷馬史詩的原型意義和原型結構，是為了表達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不久，喬伊斯在一封寄給姨媽約瑟芬的信中，建議她將《奧德修紀》作為《尤利西斯》的導讀材料。由此看來，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有必要將它與《奧德修紀》這個“潛文本”對照起來，進行雙重文本的解讀。長篇史詩《奧德修紀》記述了歷時10年的特洛伊戰爭結束后，希臘聯軍中英勇善戰的伊大嘉國王奧德修在返回家鄉的過程中長年漂泊、歷經艱險的故事。史詩圍繞著奧德修的回鄉主題牽動著兩條雙向對應的情節線索——奧德修的回鄉與其子帖雷馬科的迎父這兩條雙向發展的主線。首先，《尤利西斯》與《奧德修紀》在人物設置上存在著平行關係：小說主人公布魯姆與史詩英雄奧德修相對應；大學生斯蒂芬與帖雷馬科對應；布魯姆太太摩莉對應潘奈洛佩（史詩中奧德修忠貞守節的妻子）。小說中有不少次要人物在史詩中也能找到對應的人物。

《尤利西斯》與《奧德修紀》在人物、結構和細節上存在的摹仿關係，這一點已為中外的研究者們所公認。但關於喬伊斯運用神話類比結構的重要性上，學術界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因為古希臘英雄奧德修與該小說究竟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涉及到對小說《尤利西斯》根本意義的理解。對此一些學者的觀點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觀點認為：《奧德修紀》與《尤利西斯》之間的平行關係是將英雄悲壯的歷史和卑劣猥瑣的現實進行對比。在古代英雄光輝的形象反襯下，布魯姆、斯蒂芬等現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會顯得多麼卑微、蒼白和平庸。這種平行對應關係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差別，是《尤利西斯》的諷刺意義和暴露作用的來源。學者約瑟夫．比奇（J. W.　Beach）稱：“將古希臘英雄的歷險與當代愛爾蘭紛亂、‘癱瘓’的狀態並置，很明顯是對愛爾蘭現今狀況的諷刺性暴露”。英國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說《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現卑瑣和幻滅情緒的史詩”。

自《尤利西斯》問世以來。這類觀點在喬伊斯研究界長期佔據統治地位，並且它最容易被人們接受。中國學者袁可嘉、侯維瑞、陳恕、李維屏等人對此均持類似的觀點。以下是侯維瑞教授在《現代英國小說史》中的一段有關的論述：

“忠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變成了追求肉慾的蕩婦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馬科變成了精神空虛的騷客斯蒂芬；馳騁疆場、力挽狂瀾的英雄尤利西斯變成了逆來順受、含羞忍辱的廣告商布魯姆；美麗善良的諾西卡變成了輕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難道不是在走向沉淪和墮落嗎？《尤利西斯》以借古諷今的手法所要表現的，恰恰是現代社會的全部歷史：布魯姆的庸人主義、斯蒂芬的虛無主義和摩莉的肉慾主義正是現代西方社會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寫照”。

第二類觀點認為，喬伊斯的神話類比結構是一種隱喻的媒介，它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超然的透視觀點，以審視作品中人們的舉止和言談；同時它把平凡陳腐的事物提升到藝術的最高境界，給20世紀的現代人灌輸了永恆的尊嚴，體現了喬伊斯對現代人前途和命運的關懷。美國文論家萊文（Levin ）在論述《尤利西斯》時寫道：“將現代主人公瑣屑的生活習慣與深奧神秘的原始儀式聯繫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細節具有了普遍的意義”。

《尤利西斯》（牛津大學版）的作者理查德·艾爾曼稱：“《尤利西斯》是《奧德修紀》的和平主義版本”。他指出布魯姆繼承並側重發展了奧德修身上善良、機智的品性。布魯姆，這位現代的奧德修雖然沒有勇士般的強壯體魄，但他同樣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魯姆的勝利在於他的精神”，“布魯姆身上最神聖之處在於他體現的人性”。

《尤利西斯》的中譯本（天津百花文藝版）譯者金堤教授承襲了艾爾曼的觀點，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頌歌，讚美的是普通人無私的愛，該書的主旨在於歌頌全面的人，布魯姆與奧德修都屬於這類人”。歐美一些學者甚至提出喬伊斯的目的在“借今諷古”。英國學者菲利浦·愛德華茲（Philip Edwards）稱：如果當代與古代之間的比較存在著諷刺的話，那麼這種諷刺也針對古希臘“英雄時代”所謂的“偉大”。“通過與過去的歷史、傳說與信仰的平行類比，在某種程度上，喬伊斯是用今天廉價的事物來揭穿古希臘高貴的偽裝”。學者們立論的依據是《尤利西斯》的創作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四起之時，而戰爭的根源可追溯到荷馬史詩所宣揚的窮兵黷武的“騎士精神”和價值標準。善良的布魯姆對妻子的情夫並沒有如史詩中的奧德修用殘忍的手段殺戮了所有的求婚者，而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尤利西斯》體現了和平主義的一次勝利。

第三類觀點認為：神話類比對理解作品的意義不大。美籍俄裔小說家納博科夫是持這種觀點的一個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文學講稿》中，他寫道：“我尤其要告誡你們不要把布魯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中的無聊的閑逛和小小的冒險看作對《奧德修紀》準確的滑稽摹仿，在書中的每一個物身上，每一個場景當中尋找這種準確的相似，完全是浪費時間。沒有什麼比以陳腐的神話為基礎而引伸，並延續下來的寓言更使人厭煩的了”。

喬伊斯研究專家瓦爾頓·里茲（A.Walton Litz）也覺得不必過分強調荷馬史詩在《尤利西斯》中的重要性。他說：“荷馬史詩的框架，對喬伊斯本人創作時起的作用，或許要比它對讀者在閱讀小說時產生的作用更大”。在創作準備時期，喬伊斯頭腦中積累了成千上萬條素材和記憶，他迫切需要一些參照框架來賦予這部意識流小說某種秩序。《奧德修紀》被證明是最令人滿意的參照框架。可一旦創作結束，里茲認為，這些框架如同建築工程中的腳手架，需要被拆除，它所起的作用隨之減弱了。任何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可能只有一種解讀。就一部作品，讀者可以從各個角度加以探討，見仁見智，不一而足。以上列舉的三類觀點，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不盡全面、失之偏頗之處。

“形式就是意義”，文學作品的內容是已經完成的形式，與形式不同分割。這是歐美現代形式主義者的著名論點。《尤利西斯》的神話類比結構也是一個“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個含有意義、評價和闡釋的結構。因此，荷馬史詩在這部小說中起的作用，絕不僅局限在參照框架這方面。的確，《尤利西斯》中幾乎每一個與荷馬史詩相對應的細節都可以用“反英雄”（anti—hero）的觀點來解釋。只強調諷刺意義而忽視布魯姆與奧德修之間存在的深層次相似性將是個極大的錯誤。

不少將布魯姆稱為“反英雄”的評論，通常會出現兩種錯誤傾向：其一，將奧德修看作一位品行上無可指責的完美英雄的形象，是人類一切優秀品質的典範。事實上，喬伊斯不這麼看。他將奧德修作為一個“完整全面的人”，身上同時包含了人的種種優點和缺陷；第二種傾向，是將布魯姆與奧德修僅作字面上、外在的或表層的比較。這樣的比較往往只能發掘到小說諷刺性的意義層面。然而當讀者以隱喻、象徵的視角來觀照布魯姆時，就能從這位生活上於都柏林的當代凡夫俗子身上找到古代英雄的性格特點。

德國哲學家謝林說過：“假如在反思中認識精神的奧德修斯，就會看到，他不斷地尋找，經歷了許多失望，走過了許多彎路，終於找到了自我”。《尤利西斯》正是繼承了《奧德修紀》“回鄉母題”的意義和結構，給了它一種現代的闡釋，或者說是作者借用了這個神話原型來表達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愛爾蘭著名作家羅迪·道伊爾（Roddy Doyle）：在2004年的時候就曾批判《尤利西斯》乏味、過長，被評價過高，他說“人們總將《尤利西斯》評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部小說之一，但‘我’真的懷疑他們是否為這部小說感動過。”

人民網評：《尤利西斯》作為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被譽為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之首，並被奉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

李維屏（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評：《尤利西斯》不僅因為它淋漓盡致地展示了西方人的現代意識，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整整一代人所面臨的矛盾與危機，而且還因為它在創作手法和謀篇布局上標新立異，別具一格。《尤利西斯》無疑是對傳統文學的有力挑戰，也是西方小說史上最富有新意和實驗性的作品之一。《尤利西斯》以其深刻的內涵和獨特的技巧足足統治了西方文壇半個世紀之久，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創作與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愛爾蘭作家、詩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後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識流”思想對世界文壇影響巨大。

1920年起定居巴黎。其一生顛沛流離，輾轉於歐洲各地，靠教授英語和寫作糊口，晚年飽受眼疾之痛，幾近失明。其作品結構複雜，用語奇特，極富獨創性。

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1914）描寫下層市民的日常生活，顯示社會環境對人的理想和希望的毀滅。自傳體小說《青年藝術家的自畫像》（1916）以大量內心獨白描述人物心理及其周圍世界。代表作長篇小說《尤利西斯》（1922）表現現代社會中人的孤獨與悲觀。後期作品長篇小說《芬尼根的守靈夜》（1939）借用夢境表達對人類的存在和命運的終極思考，語言極為晦澀難懂。

2021年7月，翻譯家劉象愚先生潛心二十年翻譯的華語世界第三個《尤利西斯》全譯本終於完成，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除《尤利西斯》（上、下冊）外，新版本套裝還附贈獨立成書的500多頁翻譯札記《譯“不可譯”之天書——〈尤利西斯〉的翻譯》，3本書共1888頁，共計有4471條註釋。對於喜歡《尤利西斯》的讀者來說，又多了一個途徑走進作者喬伊斯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