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

水道分為天然河流、渠化河流和人工運河3種，各有其特殊問題。天然河流常因水旱冰凍，被迫作季節性的停航，甚至導致河流改道，形成沙洲。水道工程須側重加固河床河岸，保持原來河道，其法不外消除支流，統一河道截面，裁彎取直，順暢水流。在渠化河流上，可建梯級船閘通航，船舶過閘處，設置低壩和閘門，排泄過剩水量。人工運河在穿過山嶺和跨越河流、河谷時，運河的河岸和河床須有防止浸蝕、滲漏的保護設施。選擇人工運河路線，要為建築能迅速航行的長距離水平河段創造條件，其船閘建築可採用梯級式多級船閘，或採用在兩閘間相隔一小段河道的梯段式船閘。蓄水庫的建設應有向高處供水的高水位水庫，彌補過閘泄水和蒸發的損失；另須建築低水位水庫，以容受船隻頻繁過閘時所泄入的水量。世界有520多條運河，分佈在52個國家，沿線有近3000座城市。

古代河流的改進和人工水道的建設，都是為了灌溉。早在西元前7世紀，亞述人便開了一條運河，長80公里（50哩），寬20公尺（66呎），引入淡水；前5世紀波斯鑿通尼羅河至紅海的運河；埃及曾於尼羅河設壩防洪，並在廣大盆地建立灌溉系統。前3～西元1世紀，中國開河工程給人印象更深。其實早在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在今天揚州開鑿了人類史上第一條運河——邗溝，目的是溝通南北，便於向北方戰線運輸軍餉，沿用至今，這應是世界上有史書記載的最早的運河。另外突出的有廣西的靈渠，漢代京城長安至黃河的水道和河南省的老汴河。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運河，610年已有960公里（600哩）通航，使穀物能從長江下游和淮河運到開封、洛陽。這些運河水位變化平緩，約每隔4.8公里（3哩）設一石墩或木柱閘門，用來蓄水或放水，以控制水位。12世紀，商業擴大，促進歐洲運河建設復興和改善。1373年荷蘭建成一座蓄水閘，設內外閘門控制水位，這種方法在14世紀被普遍採用。中國運河建築走在歐洲前面。1280～1293年，由淮安到北京的大運河北段建成，全長1,120公里（700哩），流經山東丘陵地帶的一段，沿途山巒起伏，是最早的越嶺運河。

19世紀出現了舉世聞名的3大運河建設，即基爾運河、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基爾運河於1784年在基爾灣與艾達(Eider)湖間鑿通試航，百餘年後，經過加寬、挖深和裁直，全長95公里（59哩），使從英吉利海峽到波羅的海的航程，縮短了數百哩。蘇伊士運河是由地中海到印度洋的通道，航程遠比繞道非洲縮短。全部工程歷時10年，於1869年11月17日正式通航，它是一條連接地中海與紅海的無閘水道，全長169公里（105哩）。運河竣工以來，經不斷修繕。1954年主航道能航行吃水11.3公尺（37呎）深的大船。該河於1956年由埃及收歸國有，1967年以阿戰爭起，運河關閉，直到1975年才復航。巴拿馬運河是溝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道，1906年採用高水位設閘的築河方案開始施工，1914年完工。河長85公里（51.2哩），沿河航道深度最少為11.3公尺（37呎），寬91公尺（300呎）。

京杭大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開鑿運河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例如吳王夫差命人開鑿邗溝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北伐齊國，公元前360年魏惠王開鑿的鴻溝，基本都是為了征服他國的軍事行動服務的。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后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其動機已超越了服務軍事行動的目的，因為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400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衝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后，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繫，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繫。隋開運河不僅僅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世族大發展的時期，他們的力量相當強大。隋統一后，他們仍依恃其強大的勢力，企圖與中央政權抗衡。這一尖銳矛盾在江南地區一直存在，使隋政權面臨嚴重威脅，隋統治者要實施對南方的有效統治，貫通南北運河勢在必行。同時，北部邊境少數民族政權對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軍隊駐紮邊境，這些軍隊僅靠屯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江淮和中原糧餉供應。路途遙遠，開鑿運河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隋以後的歷朝歷代，至清朝後期，無論是大一統時期政權，還是分裂時期的政權，都注重運河的疏鑿與完善，其動機無外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充分利用運河漕運。以運河為基礎，建立龐大而複雜的漕運體系，將各地的物資源源不斷的輸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華大地統治者主要手段之一。運河的修復改道，其緣由亦是現實中運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權的都城位置變化。至元代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成為南北水運幹線。運河是由統治者主導開鑿整修而成，統治者們集合龐大的人力、物力開鑿運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漕運。運河是為了實實在在的漕運目的而生的，漕運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與動力供應系統，維持王朝的生命延續。由於海運的海盜、風浪等問題難以解決，在漕運史上運河水運是主要首選方案。開鑿運河是一件名符其實的功在當代、利在萬秋的偉舉，對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時隔不久就能顯現，給王朝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歷朝歷代有見識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運河的修造。

用於溝通廠礦和附近航道，而開挖的支航道。

其他分類

按照是否設置有船閘可分為設閘運河和無閘運河。設閘運河，運河內設有船閘以克服水面落差大的運河，如巴拿馬運河和德國基爾運河；無閘運河，水面落差落差較小，不設船閘的運河，如中國京杭大運河。

運河選線直接關係到運河的工程投資和航運綜合效益，因而應滿足：

①航運路程短、運費省。

②工程造價低。

③管理維護方便和費用少。

④綜合經濟效益高。一般應考慮線路順直，儘可能利用現有河道以減少工程量；避免跨越高山、河流、道路等以減少建築物數量；避免通過地質破碎地段以減少水量的滲漏損失；須有充足的供水水源。

運河的縱坡應在通過最大輸水流量時，最大流速不超過船舶航行允許流速和土質的不沖流速。為了減少縱向坡降可採取的措施有：

①加長運河長度。

②建造船閘和升船機，以集中克服水位落差。

水流沖刷、雨水侵蝕以及船行波的拍擊，對運河岸坡都將產生破壞作用，因而必須對岩坡進行保護。船行波是使運河岸坡破壞的主要動力。一般運河兩岸均需要護坡，工程量很大。船行波是由於水體受到行駛中的船體擠壓，流速發生變化而形成的波浪。船行波傳到岸邊時，波浪沿岸坡爬升，使岸坡受到很大的動水壓力作用而可能導致坍塌破壞。一般運河的護坡範圍應根據運河中的水位變化幅度和船行波的波高確定。

常採用的護坡形式有：①拋石和砌石護坡。②混凝土和鋼筋混凝土護坡。③土工織物護坡。④瀝青和瀝青混凝土護坡。　⑤垂直岸壁等。

運河的建設，將帶來航運成本的降低，也將帶來更多投資機會。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是居美國之後，巴拿馬運河的第二大用戶。巴拿馬運河88%的業務量是美國與亞太地區間的貿易貨物，而來自中國的貿易貨物佔了38%。

中遠集團和中海集團，自然也是這條線路上的主要承運人。早在2010年，中遠集團董事長魏家福就曾在巴拿馬國會演講時公開抱怨稱，巴拿馬運河每天僅能通行40艘船舶，而每天有近100艘船舶在等待過河。

中海集團旗下另一家航運企業的內部人士也告訴本報記者，由於寬度等限制，能夠通過巴拿馬運河的干散貨船只有8萬噸左右，更多10萬噸級甚至40萬噸級的大船，根本無法通過巴拿馬運河，只能繞道南美洲的最南端，航程要多出一萬多公里。

“運河拓寬后，預計10萬噸級的干散貨船就可以通過巴拿馬運河了，而尼加拉瓜新運河是否能有競爭力，關鍵還要看具體的費率和所允許的船舶通行能力。”中海集團上述內部人士指出，而從未來的貨運量需求來看，儘管全球貿易的絕對量仍會增加，但如果航運市場持續低迷，航運企業運用更大船通行的需求可能就會受限。

運河上的建築物一般有：①克服集中水位落差的船閘和升船機等通航建築物。②用以解決運河水源不足時的供水建築物。③運河擔負防洪和排灌任務時的泄水建築物和輸水建築物。④碼頭　⑤橋樑。⑥與天然河道的交叉建築物，如渡槽和隧道等。

運河的開鑿始於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發展和外界的交往，在所控制的區域內開鑿運河，溝通自然水系。

公元前486年泰伯奔吳帶人開鑿伯瀆港即邗溝江南段（即古運河無錫段），又稱古吳水，為古運河重要的組成部分。歷經2500年歷史，至今還在通航，比京杭大運河早了1000多年，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運河。古運河還造就無錫著名的四大碼頭———米市、布碼頭、銀錢碼頭、絲繭碼頭，至今留下工業遺產30多處，是國內工業遺產最多的地區之一。古運河還積澱了無錫獨有的吳地民情民俗，有錫劇、吳歌、江南絲竹等民間藝術，以及惠山泥人、紙馬、錫綉等民間工藝，還有河燈、廟會節場、提燈會等民間民俗。併產生了一批典型的江南傳統歷史街坊，如三里橋旁的接官亭弄、人民橋堍的日暉巷、南門弔橋下的陶沙巷等。

江漢運河，又稱揚水、子胥瀆，楚莊王（前613～前591）時，激沮水作渠，引江水循入古漢水支流揚水，東北流至今湖北潛江西北注入漢水，溝通江漢。楚靈王（前540～前529）時，又自章華台（今湖北監利北）開瀆北通揚水以利漕運。楚昭王（前515～前489）時，伍子胥率吳師伐楚，疏浚此運道以入，故稱“子胥瀆”。巢肥運河，公元前613年楚莊王即位后，任用鄙人出身的孫叔敖為令尹，因晉楚爭霸戰爭以及北上會盟“問鼎中原”的需要，而開鑿的荊漢運河和巢肥運河應當是見於《史記》、《水經注》等書記載的中國最早的運河，荊江運河把發源於荊山流入長江的沮水，與發源於郢都附近流入漢水的揚水連接起來。巢肥運河把淮河的支流肥水，與流入巢湖，經濡須水入長江的施水連接起來。

古江南河，吳國在闔閭、夫差時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區陸續開鑿的運河之一。水出吳都平門（今江蘇蘇州北門），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過梅亭（今江蘇無錫東南梅村）、入楊湖（今江蘇常州、無錫之間）、出漁浦（今江蘇江陰利港）、入長江而抵廣陵（今江蘇揚州蜀岡）。吳都以南，於今海寧境內開“百尺瀆”會古錢塘江，以運送糧秣。古江南河和百尺瀆，系江南運河的前身。

邗溝，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吳王夫差築邗城（古廣陵），並於側近開溝，引江水北出武廣（今邵伯湖）、陸陽（今江蘇高郵南）兩湖之間，下注樊梁湖（今高郵湖），東北流至博芝、射陽兩湖（今江蘇寶應東），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糧道。這條運河利用當時江、淮之間的瀉湖加以聯綴而成，運道曲遠，是今里運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溝。公元前484年吳王夫差於今山東定陶東北開深溝引菏澤水東南流，入於泗水，因其水源來自菏澤，故稱菏水。其故道相當今山東西南成武、金鄉北之萬福河。菏水的開鑿使原來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濟四瀆得以貫通，成為中原地區東西往來的主要航道。

鴻溝，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陽縣北開大溝引黃河水南流入圃田澤（今河南鄭州、中牟之間），又自圃田澤引水至國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城北，繞城趨南，經通許、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陳（今河南淮陽）東南入淮河支流潁水。鴻溝的開鑿聯結了河、濟、濮、泗、菏、瞧、潁、汝、渦等數條河道，形成黃淮平原以人工運河為幹流，以自然河流為分支的水運交通網。鴻溝水系的形成是先秦運河草創時期的總結。

先秦的運河大多藉助當時平原地區自然河流、湖泊分佈較密，便於人工開鑿連通的有利條件，其工程雖未臻完善，卻對後世運河的發展影響深遠。

秦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運河，並開鑿靈渠，將運河水系推展到嶺南地區。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蘇鎮江至丹陽，順應丘陵地勢，開鑿一條彎曲的河道，東南通吳王夫差所開之古江南河，而至會稽郡（今江蘇蘇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開鑿新水道抵錢塘（今浙江杭州）。經過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運河的基本走向。

靈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廣西興安境湘水上游開鑿靈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經今興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溝通湘、漓二水，今稱興安運河。靈渠使長江、珠江兩大水系接通，從此黃、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運河相連，黃河流域的船隻可以由水路直航嶺南地區，這是中國水運史的一大發展。

西漢建都長安，“河、渭漕天下、西給京師”，但是渭水流淺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漢武帝元光六年（前129）發卒數十萬開關中漕渠。自長安城西北（今陝西西安市郊魚王村附近）引渭水東流，截灞、沋諸水，經今西安、臨潼、渭南、華縣以北，至華陰縣東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長三百餘里，歲運四百萬石以上。

蒗盪、浚儀渠，西漢重整鴻溝水系，自河南郡滎陽（今河南鄭州西北）引黃河水東流分為兩支，南支為蒗盪渠，東南入潁水而注淮；東南支自陳留南分流至陽夏（今河南太康）入渦水。又疏汳水為汴渠。在黃、淮之間組成扇形漕運水系。因同受黃河水補給，屢遭河患侵害。東漢漢明帝劉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後，又修汴渠，自浚儀（今河南開封）分蒗盪水東流至徐州入泗水，時稱浚儀渠。積石為堰，壘石門作渠口，使浚儀渠逐漸變成維繫黃淮間漕運的骨幹水道。

陽渠，東漢為解決雒陽供水及聯繫黃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陽城西開渠引雒水一支繞城而東，納谷、瀍二水，至偃師復注雒水以通漕，時稱陽渠。使山東漕船由黃入濟，經陽渠直抵都下。

邗溝東支，西漢初年，吳王濞開通沿海一帶航運，自今揚州茱萸灣向東至如皋幡溪開鑿一條新運河，亦稱邗溝，系今通（南通）揚（揚州）運河的前身，為當時重要的鹽運水道。

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陸續在華北平原上開鑿了六條運河。

①睢陽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陽渠。渠自浚儀西至官渡，東下睢陽（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鴻溝水源，浚儀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儀段為新開渠。睢陽渠修成，漕糧有濟，曹軍遂於官渡之戰大敗袁紹。

②白溝，又名宿胥瀆。九年，曹操欲攻袁紹據點鄴（今河北臨漳鄴鎮），下枋木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糧道。

③平虜渠，十一年，曹操東征烏桓，為解決漳河、滹沱河與泒河、潞河之間的水運聯繫而開平虜渠。自平虜城（今河北青縣西南木門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

④泉州渠，同年，曹操為解決泒、潞河與東北方泃河之間的水運聯繫，又開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區以東海河下游北穿窪澤而接泃河、鮑丘水。因渠近古泉州縣（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

⑤新河，同年，曹操為解決泉州渠以東至灤河間的水運聯繫，再開新河。自泉州渠北會鮑丘水東側的鹽關口（今天津寶坻林亭口一帶）引水東絕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還鄉河）、封大水（今陡河）、緩虛水（今沙河）、素河（今泝河）、清水（今清河），會於濡水（今灤河）。此運河橫截數條自然河流，必築堰閘方得通過，開鑿工程比較複雜。

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為解決鄴都的漕糧和交通，開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溝，自今河北曲周縣南至館陶縣西南。此渠開通，白溝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駛鄴城城下。

曹操主持開鑿的六條運河有利於北方統一和社會經濟發展，導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並為後世隋煬帝楊廣開鑿永濟渠和通濟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礎。

曹魏代漢，遷都洛陽，又以許昌、譙、鄴、長安為陪都。為便利交通，陸續改造舊水道，開鑿新運河。魏文帝曹丕在黃初年間開鑿溝通汝、潁二水的討虜渠，以及溝通洧（今潁水支流）、汝水系的賈侯渠。景初二年（238）開溝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魯口、白馬二渠。正始四年（243）開溝通潁水和汝水的廣淮陽、百尺二渠。

此外，東晉太和四年（369）桓溫北伐前燕，率水軍溯泗水至金鄉，值大旱，菏、濟水斷流，命毛穆之開渠三百餘里，南接菏水（今山東魚台附近），北通巨野澤，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濟三水相連，史稱桓公溝。江淮流域船隻藉助桓公溝可自濟水（又稱清水）入河，西去陝洛。故義熙十二年（416）劉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將到彥之率水軍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區在魏晉六朝時期也陸續開鑿整治了一些運河。

破崗瀆，三國時，孫吳遷都建業（東晉改稱建康），為避長江風濤之險，加強首都與主要經濟區太湖流域的聯繫，於赤烏八年（245）發屯田將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以通吳（今江蘇蘇州）、會（今浙江紹興）艦船，號破崗瀆。這條運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蘇句容西南），橫越高阜，東通雲陽西城（今江蘇丹陽延陵），與原丹徒水道銜接；西連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業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時，因破崗瀆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開一條“上容瀆”，採取“頂上分流”，沿途築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條件。至陳朝，上容瀆亦堙，轉而更修破崗瀆。隋滅陳以後，二瀆皆廢。破崗、上容瀆的開鑿，使太湖地區船隻一度不需經京口入長江而直至建業。

丹徒水道，今江蘇鎮江至丹陽間的運河。秦朝始鑿，初無閘壩設施，地勢高仰，河水易於走泄，航行不便。孫吳末年修治丹徒至雲陽水道，因杜野（今江蘇鎮江東）和小辛（今江蘇丹陽北）間“皆斬絕陵襲，功力艱辛”而罷。西晉惠帝時，陳敏遏馬林溪，引長山八十四溪之水蓄為練湖；東晉元帝時，張闓又建新豐湖，皆為調劑運河水量。晉元帝司馬睿子司馬裒鎮廣陵，為運江東糧出京口，建丁卯埭於今鎮江東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條件得到改善，為隋代修治江南運河北段打下了基礎。

浙東運河，古代錢塘江和姚江之間幾段運河的總稱。紹興地區河道縱橫，越王勾踐時即“以船為車，以楫為馬”。西晉惠帝時，賀循至會稽郡（今浙江紹興）主持開鑿水道，疏浚舊河使其連接，自紹興城下東連曹娥江，西通蕭山縣錢塘江。南朝於西陵（今浙江蕭山西興鎮）建牛埭，挽舟過堰以入江，浙東運河已初具規模。

揚口運河，西晉初，杜預鎮襄陽，在先秦運河基礎上，利用江漢多湖盪的便利條件，開揚口（今湖北潛江境內），穿渠西至荊州（今湖北江陵）城下，連通江、漢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廣西一帶）地區物資北運免去繞行漢水下游的迂遠和風險。

江都新河，東晉永和年間（345～356）長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揚州西南）水斷，向西開渠六十里置歐陽埭，引江水至廣陵城下，與中瀆水相聯，此渠為今征（儀征）揚（揚州）運河前身。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運河多為分裂時期的產物，它促進了交往，使割據不致成為閉鎖的地方系統，也為統一創造了條件。

隋唐時稱運河為漕渠或漕河、運渠。包括廣通渠、通濟渠、山陽瀆、邗溝、江南河、永濟渠，至宋代始稱運河。

隋朝建都大興城（今陝西西安），關中雖號稱沃野，但地狹人眾，所產不足以供京師，要依靠東方諸州（郡）的賦稅。隋文帝楊堅以渭水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常阻塞漕運，故於開皇四年（584）命宇文愷率領水工另開漕渠。自大興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漢代漕渠故道而東，至潼關入黃河，長三百餘里，名廣通渠。自此漕運通利，關中賴之，故又稱富民渠。仁壽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開皇七年，隋為平陳作準備，開山陽瀆，北起山陽（今江蘇淮安），東南經射陽湖與邗溝相接。從而溝通了山陽、江都（今江蘇揚州）之間自淮河入長江的運道。

大業元年（605）隋煬帝楊廣營建東京（今河南洛陽），又徵發河南、淮北諸郡男女百餘萬人開鑿通濟渠。通濟渠西段自東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東漢陽渠故道東流，至偃師東南入洛，由洛入河；東段從板渚（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東北牛口峪附近）引黃河水東流，循汴水故道至浚儀（今河南開封）東，折而東南流經陳留、雍丘（今河南杞縣）、襄邑（今河南睢縣）、寧陵（今河南寧陵東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東南入蘄水故道，經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酇縣（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蘄縣（今安徽宿州東南）、夏丘（今安徽泗縣）至徐城（今江蘇洪澤湖西鮑集附近）東南今盱眙對岸處入淮。同年，又徵發淮南民工十多萬疏浚，並改造春秋末年吳王夫差所鑿溝通江淮的邗溝，取代山陽瀆。通濟渠、邗溝是隋所開運河中最重要的兩段，渠廣四十步。

大業四年，又徵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人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通黃河，又在沁水下游東岸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溝、清河故道東北至今德州（自內黃至武城，渠在衛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衛河之東），沿今南運河抵今天津市，然後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與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長兩千餘里。大業七年，煬帝準備親征高麗，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溝、通濟渠渡黃河入永濟渠，直達涿郡；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

大業六年，煬帝在江都欲東巡會稽，又開鑿了自京口至餘杭（今浙江杭州），溝通長江與浙江間航運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來舊運渠而加以疏導，略同今大運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運河之南。全長八百餘里，寬十多丈，使可通龍舟。但“東巡會稽”的打算並未實行。

在運河兩岸，築有寬闊的御道，種植成行的柳樹。從長安至江都，修建離宮四十餘所。此外，沿運河還建立了許多糧倉，作為轉運或貯糧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陽的黎陽倉（今河南浚縣東南大伾山麓），洛陽的興洛倉（后改名洛口倉，今河南鞏縣東北，周圍二十餘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糧八千石）、回洛倉（回一作回，隋唐洛陽城北七里，周圍十里，有窖三百）、含嘉倉（隋唐洛陽城北部，倉城總面積約四十三萬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陽的河陽倉（今河南孟縣南、黃河北岸），陝縣的常平倉（今河南三門峽西南），華陰的廣通倉（后改名永豐倉，今渭河入黃河處），京師大興城的太倉和山陽的山陽倉（今江蘇淮安西北運河東岸，貯糧達百餘萬石）。

隋代開鑿的這一系列運河，西自京師大興城，北抵涿郡，南至餘杭，全長四五千里。它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並把京師、東都、涿郡（幽州）、浚儀（汴州）、梁郡（宋州）、山陽（楚州）、江都（揚州）、吳郡（蘇州）、餘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聯綴在一起，從而加強了各地區之間的聯繫。當時運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絕”，它對隋唐時期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維護全國統一和中央集權制，都起了促進作用。

隋各段運河至唐代通稱為漕渠或漕河，通濟渠東段則稱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溝、江南河被稱為官河。永濟渠名稱依舊，但已與沁水隔絕，專以清、淇二水為源。各段中仍以連接長安、洛陽與江、淮地區間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為重要，構成了唐朝的生命線。高祖、太宗之時，每年從江淮地區漕運到長安的糧食約二十萬石。自高宗以後，國用日增，至天寶中，每年運米達二百五十萬石。肅宗以後，中原殘破，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區。因而這條運河的通阻，直接關係到皇朝的存亡。永濟渠仍為河北地區運輸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東北）開元時在城西建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寶時被稱為“天下北庫”。

隋唐運河並不能長期全線順利通航，除有時因戰亂被阻斷外，自然因素也給航運造成許多困難。例如關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廢棄了。漕運改由渭水達長安。自洛口西赴關中以黃河為運道，中間有三門砥柱之險，經常會發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從洛陽到陝州這一段路有時不能不改用極為勞費的陸運。汴渠、淮南漕渠則常因淤積而影響漕運。同時，運河路程既遠，沿線各地氣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運常因運河水淺和黃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為了解決長安糧食和國用的危機，玄宗時，裴耀卿提出變東都至陝州的陸運為水運，在黃河三門山北岸開一條長十餘里的山道，來進行短途車運以繞過砥柱險道。於汴河入黃河口處置一倉，江淮漕米納入此倉后，即放船歸江淮。由此倉入黃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載運。於三門山東、西各置一倉，漕舟輸米至東倉，然後陸運至西倉，再用船轉運到關中各倉。水通即運，水細便止，以免浪費時間和減少損失。開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採納他的意見，下令於汴河口置河陰倉（今河南滎陽東北，河陰故城西三里），三門山東置集津倉，三門山西置鹽倉；在三門山北開十八里山道，進行陸運。漕糧從江淮運來的都納入河陰倉；自河陰倉送東都的納入含嘉倉，送關中的先納太原倉（即隋常平倉），然後運至永豐倉（即隋廣通倉）、渭南倉、太倉。耀卿被任為江淮、河南都轉運使，三年共運米七百萬石，節省陸運費四十萬貫。但中間三門峽北十八里仍需以車代舟，峽兩頭都要起卸轉搬，還是很艱苦。二十九年至天寶元年（742），陝郡太守李齊物在三門峽的人門以東岩石中開鑿了一條人工渠道，史稱三門運渠或“開元新河”、“天寶河”。又在山頂上鑿成纖路，候河水漲，使縴夫挽舟通過渠道，從而開創了從江淮至關中全程水運之局。但這條渠道不久還是因山石崩塞而罷廢。天寶元年，韋堅為水陸運使，開浚關中漕渠，自苑西築堰（今咸陽西南）引渭水，攔截灞水、滻水，循隋漕渠故道而東，至永豐倉與渭水合。又於長安城東鑿廣運潭（在隋唐長安城東北九里），以為漕船停泊之所。於是江淮漕船直抵長安，運米達四百萬石及其他錢貨，創唐代最高紀錄。

安史之亂時，黃河南北地區和長安附近遭到嚴重破壞，唐政府更加依賴江淮的賦稅，而當時運河被切斷，江淮地區的租米與庸調錢貨改自長江、漢水而上，經漢中轉運入鳳翔。這條路線迂迴險阻而且勞費。等到亂事平定，欲從運河漕運，而汴渠因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無水，無法通航。代宗即位時，長安斗米千錢，宮中無隔夜之糧，京郊農民搓谷穗來輸官。廣德二年（764），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晏請疏浚汴渠，並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載米千石，十船為一隊，每隊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鹽利的一部分僱用船夫，不徵用民工。沿途派屬吏監督，自揚州至河陰遣軍隊護送。河陰以上，組織專人用竹、麻繩拉船。又根據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點和船夫對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實行分段轉運。規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這既保證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運輸效率，也大大減少了運費和損耗。其時江淮漕渠每年北運百一十萬石，四十萬石貯河陰倉，三十萬石貯陝州太原倉，四十萬石運抵長安。劉晏之後，包佶、元琇等繼任，皆遵其法。

德宗時東南漕運屢因藩鎮叛亂而被阻斷，關中倉廩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極度恐慌。貞元二年（786），在經過歷時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亂后，江南漕米又運到陝州時，德宗高興地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六軍軍士得知這一情況，“皆呼萬歲”。於此可見運河對維持唐朝統一政權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過來說，正是由於運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夠對廣大東南地區進行竭盡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進船》一詩中寫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於農民戰爭和藩鎮割據，汴渠失於維護，自埇橋（一作甬橋，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東南盡成污澤；埇橋以上至汴口也相繼淤淺。歷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四代未予浚治。至後周顯德二年（955）由於準備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導汴渠，自埇橋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繼續予以浚治，東京與江淮間才通行無阻，從而奠定了北宋運河和東京繁榮的基?#ǔ驢晌罰

北宋定都開封，改變長期以陝、洛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格局，隨著長江流域經濟地位日漸提高，宋遼、宋夏對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權“守內虛外”政策的實行，南北水運意義重大。京師開封平疇萬里，四方輻輳，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礎上，形成以首都開封為中心向四圍輻射的人工水運系統。

汴河，“漕運四河”之一，即通濟渠，線路基本未變。開封以西，自河陰縣汴口（今河南滎陽劉溝村北黃河灘）引黃河水東流，入開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門（今河南開封鄭門口村北），穿內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門（今揚門村北）出城。開封以東河段大體沿今惠濟河大勢，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蘇盱眙東北，已沉於洪澤湖）。北宋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汴路而進，故汴河乃建國之本。但汴河因與黃河相接，受其漲落不寧和泥沙的影響，需不時維修。北宋一百七十餘年間進行的汴河建設包括：

①水源建設。汴口因黃河向背不常，每歲變易，北宋改永久性閘門為人工控制汴口深淺寬狹以節制流量：汴河水漲，則墊高塞狹汴口，以減黃河進水量；汴河水落，則挖深浚闊汴口，以增加進水量。設主監官、役卒歲常興作。此工程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因此不得不再尋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導索、須諸水注汴河。神宗元豐二年（1079）又始導洛清汴工程，自鞏縣任村沙谷口至河陰汴口開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斷閉引黃水源，十餘年間，由於洛水含沙量小，對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線還陸續建造陂塘（“水櫃”）以濟運。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長期引黃濟運，泥沙淤積，河床漸高。浚河清淤工程頻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幾乎每歲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深度準則。狹河工程，開封城東南汴河下水門至應天府段汴河岸闊淺漫，水澀而淤，嘉祐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狹河身，加速水流，減緩淤積。固護汴堤，北宋遣軍士日夜巡護汴堤定為常制，工程要求“沙盡至士為限”，以大錐試堤之虛實，臨河岸築短牆為限隔，以防人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護堤腳。汴河沿線開減水河置閘控制以備泄減漲水，所有工程盡歸提舉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運額隨朝廷靡費與日俱增。從宋初的數十萬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萬石，以後大體維持在六百萬石上下，宋朝採用每十至三十隻漕船為一綱的“綱運”法組織運輸。每年汴河成千上萬艘公私船隻往還，帆檣如林，不僅溝通全國政治中心同經濟重心的聯繫，促進物資交流和沿岸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對擴大中外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

北宋後期，汴河淤淺抬高日益加重，開封東水門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滅北宋以後，汴河失去漕運價值，任其淤塞。靈璧以東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陸行大道，維持五百多年的中原水運動脈終於堙沒。

惠民河，北宋開封西南閔水、蔡河諸運河的統稱。“漕運四河”之一。宋初，用兵東南，方隅夫一，京師倉儲需取財於京西諸州縣。建隆二年（961）始鑿閔河。起自今河南新鄭縣，導洧水（今雙河）東北流，經宋樓（今河南尉氏洧川鎮南）、朱曲（今尉氏朱曲鄉）二鎮，至開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溝（即蔡河上源），由東京開封府外郭南垣普濟水門入城，復由廣利水門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盪渠、鴻溝。蔡河南流貫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鎮（今河南淮陽豆門集至項城一帶）入潁水。乾德二年（964）又自長社（今河南許昌）北開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閔，以廣水源，閔水的開鑿不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將許、汝州的物資輸往京師。開寶六年（973）改閔水為惠民河，其後又作為閔、蔡二水的統稱。

北宋為開通西南襄、漢漕路，兩次開鑿方城運河，欲壅白河回入沙、潁，接合惠民河，終因地形高仰複雜而失敗。轉而三次開修溝通汝、潁水與蔡河中游的運河，自合流鎮（今河南西華逍遙鎮）引汝水支流商水（今名沙河）北入潁水，復東流經西華縣長平鎮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區與開封間水運不再繞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運河亦屬惠民河系統。

惠民河是北宋維繫京師與西南地區的重要運河，歲輸陳、潁、許、蔡、光、壽諸州漕糧六十萬石，兼錢帛鹽茶雜物，尤以京師薪炭多取此路。金滅北宋以後，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卻繼續作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黃河不斷奪蔡入淮的影響下才漸次堙沒。

廣濟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運四河”之一。五代時，為加強京師開封與山東北部濱海地區的物資運輸，後周世宗柴榮疏汴水北入白溝（南濟水故道），東流入濟水，以通齊魯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稱“五丈河”。北宋立國，東南未平，繼續規度齊魯水道，西引京、索諸水橫絕於汴，入開封城東匯於五丈河，以增水量。歲調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壩牐以助運。開寶六年（973）改名為廣濟河。

廣濟河西起汴京外郭東北咸通門，東流至濟州合蔡鎮（今山東鄆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濟水。北宋立國之初，廣濟河漕運曾發揮重要作用，歲漕運量由十幾萬石增至六七十萬石，東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廣濟河運至京師，東南既定，廣濟河所運只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北宋中期以後，黃河多次南泛，廣濟河水道淺澀，運力大減，金代堙廢。

金水河，北宋開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開渠導滎陽黃堆山京、索二水東過中牟，凡百餘里，抵京城西，架槽橫絕汴渠，入城東匯於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則入宮苑，濟京師飲水；二則補五丈河水量，漕運意義不大。史稱：汴、惠民、金水、廣濟河為漕運四渠，或以汴、惠民、廣濟、黃河合稱漕運四河，從而形成以京師開封為中心的運河系統。

北宋運河除以京師為中心的“漕運四渠”之外，黃河以北還有御河。

御河，北宋時隋唐永濟渠之別稱。河道走向基本未變，北段因宋遼對峙，自乾寧軍（今河北青縣）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負擔宋朝河北邊防軍糧之送達，江南漕糧由汴入黃，運至黎陽（今河南浚縣）轉入御河，至大名府東、西濟勝倉下卸存儲分配，再自大名順御河轉入胡盧、滹沱河及新開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諸運河分別送至沿邊州軍。歲運近百萬斛，乃備邊之命脈。慶曆八年（1048）以後，黃河北流多次侵奪御河，致河床淤積，不堪承運。

北宋“國家根本，仰給江南”，為集運江南漕糧，重點整治江南運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結合部及補給運河水源。

①淮南運河（即邗溝、山陽瀆）北端，雍熙年間（984～987）自楚州（今江蘇淮安）末口至淮陰（今江蘇淮陰西南甘羅城）磨盤口之間，開鑿四十里沙河；又自淮陰西至洪澤鎮開四十九里洪澤渠。元豐元年（1083）再自洪澤鎮傍淮水開渠五十里，西南至龜山鎮（今江蘇盱眙東北），稱龜山運河。這三段運河使汴河與淮南運河的聯繫可免遭楚州山陽灣和長淮風濤之險。江南、淮南、兩浙、荊湖諸路租糴悉由淮南運河沿岸真（今江蘇儀征）、揚（今江蘇揚州）、楚、泗（今江蘇盱眙東北）四州置倉受納，分船入汴而抵汴京。

②改造淮南運河、浙西運河（即隋唐江南河）原有堰壩一律為閘牐；改土岸為石纖道，截彎取直。在潤州（今江蘇鎮江）京口閘以東開鑿新河、海鮮河、甘露港；以西新鑿蒜山漕渠，作為輔渠引江水濟運。修治丹陽練湖，補給運河水源。於杭州疏浚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潮湖水以助運。使淮南、浙西運河穩定通航直到宋亡。

南渡以後，南宋偏安一隅，綱運糧餉，仰於十七路州軍。但因臨安左江右湖，舟船最便，運河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在維護使用淮南、浙西運河同時，南宋全力整治浙東運河。

浙東運河西起蕭山縣西興鎮，東經蕭山、越州，至上虞縣通明壩，將寧紹平原的錢塘江、浦陽江、曹娥江、餘姚江、甬江和大海聯繫起來。兩宋在唐代原有纖路、斗門基礎上疏浚舊道、開挖新河，增設閘堰（西興、錢清北、錢清南、都泗、曹娥、梁湖和通明七堰），使浙東之鹽米，帝后之梓宮，高麗、日本之使臣，南海之香葯珠犀皆不由錢塘大江，唯泛餘姚小江，易舟浮運河而達於行在（杭州）。浙東運河變成支撐南宋政權的生命線。

宋代是中國運河發展到較高水平的時期，無論選線、布局，還是水運工程技術皆明顯勝過前代，運河發揮了較高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在全國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相脫離的情況下，直接影響著國家政權的興衰。同時，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宋代運河通航和農業灌溉爭水的矛盾以及運河給沿線環境生態造成的不良影響也逐漸形成。

金都於燕，京師用度仰漕山東、河北之粟。時，黃河南流奪淮，汴河、廣濟河相繼淤廢，漕糧轉輸唯依惠民、御河而已。御河因黃河多次沖注、床淺流澀，世宗、章宗之際命沿河州縣官銜內皆帶提控、管勾漕河事，歲發山東、河北、大名諸路軍夫浚治河道，營護堤岸，遂成定製。永濟渠故道久堙，大定十一年（1171）開金口，疏導盧溝河水至京城北入濠，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名閘河。置閘以節高良河、白蓮潭（今北京積水潭），欲借盧溝水轉漕。但因地勢高峻，金口河水性渾濁不能勝舟而仍以陸挽。泰和四年（1204）韓玉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建閘節水，減緩坡降，終於使御河漕船行至都下。貞祐四年（1216）右丞侯摯又開沁水入御河以便饋運。金朝於御河沿線諸縣分別置河倉，設綱船，分春（冰消行，暑雨畢）、秋（八月行，冰凝畢）兩次起運，至通州和中都城通濟、豐備、豐贍、廣濟等倉存儲，歲運近百萬石。

金代還曾於中都東北郊開漕渠通溫榆河（即今北京東郊壩河）；開長直溝穿萬安湖於今安徽省靈璧縣境，連通汴、泗，皆欲通漕粟。金代運河使用的時間都不太長，但是經過金朝的治理，一些行將淤廢的運河得以復生，其金中都漕運線路的規劃設計尤為元、明、清建設通惠河——大運河系統所借鑒。

元代修鑿完成北起大都、南達杭州，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流域的大運河。

元代大運河全長三千多里，可分為下列各部分：從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從通州南入大沽河，西南接御河的通州運糧河；從天津南至臨清，接會通河的御河（即衛河）；從臨清至東平路須城的安山，接濟州河的會通河；從須城的安山到濟州，接泗水入黃河的濟州河；從黃河到揚州入長江的揚州運河；從鎮江經蘇州、嘉興達杭州的江南運河。

元朝滅南宋后，仍依靠舊運河進行水陸轉運，其路線是：由長江輾轉入淮河，逆黃河而上達中灤旱站（今河南封丘西南、黃河北岸），陸運一百八十里至淇門（今河南浚縣西南），入御河（今衛河），再船運至大都。這條隋唐以來的運河舊道，因歷經變遷，久不通暢，漕運諸多不便，所以元朝政府著手陸續修鑿大運河。

①開通濟州河。始鑿於至元十三年（1276）一月。至元十八至二十年，由奧魯赤主持引汶水、泗水，從濟州（今山東濟寧）西北到須城安山（今山東東平西南）開鑿一條一百五十鄉里的濟州河。漕路由淮河入泗水（今中運河），經濟州河北達安山，出大清河（即今黃河下游），經東阿（在今山東東阿南）、利津入海，然後由海運入直沽（今天津大沽口）達大都。此後因海口淤沙壅塞，運道不通，又改由東阿陸運至臨清（在今山東臨清南）入御河。至此，元代南北航運已大致溝通，所不通者，僅東阿和臨清之間一二百里的旱路。會通河開成后，濟州河也通稱會通河。二十四年實行大規模海運前後，元朝主要是實行海運、水陸和海河轉運並重的辦法以解決漕運問題。

②開闢會通河。至元二十六年採用壽張縣（今山東梁山西北）縣尹韓仲暉等人的建議，派李處巽主持開鑿會通河，從安山的西南起，分梁山濼（即梁山泊，在今山東梁山、鄆城等縣間）的水源北流。經壽張西北到東昌（今山東聊城），又西北到臨清入御河。全長二百五十里，歷時六個月完成。中建壩閘三十一處。至此南北航運已全線溝通。而黃河在宋、金之際奪淮入海后，北面的一條故道久已減弱，會通河開鑿后，黃河的一部分水流便可由此流入御河，北流入海，御河因此有“北黃河”之稱。

③開闢通惠河。早在中統二年（1261），郭守敬即上水利條陳六條，其中之一是建議引水通金代中都（今北京），東至通州的舊漕河，南向開河至楊村（今天津武清），但通州至大都五十里之間，水源缺乏，仍然需要陸路運輸。因此，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又建議疏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在今北京昌平境）至大都西門入城內，匯為積水潭（亦名海子），再東南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通州高麗庄入白河。全長一百六十四里，置壩閘二十一座。隔年河成，賜名“通惠”，這樣，漕船即可一直開進大都城。

④整治通州運糧河。通州南下至白河北運河北段一段，上接通惠河，下通大沽河，是南北航行的要道，但是，它所依賴的潞河（由在、榆、渾三水合流而成）水源不足，

河道淺澀。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忽必烈採納漕運使司的建議，另引小渠水入榆河，增加流量，便利行舟。

⑤疏浚揚州運河與鎮江運河。揚州運河相當於舊邗溝，滅宋后，此河逐漸壅塞。至元末年曾加疏治，但成效不大。延祐四年（1317）始疏浚暢通。鎮江運河屬江南運河，從鎮江至常州武進縣呂城壩（今江蘇丹陽東南），長一百三十一里。至治年間（1321～1323）疏鑿，河面加闊至五丈，底闊三丈，深六尺。同時又開浚了鎮江運河的重要水源練湖（今江蘇丹陽北）。

漕運的管理機構，幾經調整，至元十九年改立京畿都漕運使司。二十四年，內外分立兩運司：內司即京畿都漕運司，立於大都，管領在京諸倉出納糧斛及運輸等項事宜，下設新運糧提舉司（置於至元十六年）和通惠河運糧千戶所（置於至元三十一年）；外司即都漕運使司，置於河西務（今天津武漕西北北運河西岸），分司臨清，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通州等處運糧等事，下轄有三十一綱（每綱船三十隻），船九百餘只，船戶八千餘戶。

元代大運河的溝通，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及中外貿易的發展，也為明、清運河的暢通和現代大運河奠定了基礎。

元代開京杭大運河使運河貫通南北。但會通河所經山東地段地勢較高，河道較窄，加以水源不足常苦水淺膠舟，不任重載。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派平江伯陳瑄疏浚江淮運河。又命工部尚書宋禮修治會通河（包括濟州河在內），京杭大運河始暢通。清代繼承明代遺制，繼續疏浚和整治。

清代修治大運河，河道除人工開鑿者外，還利用若干段不同水系的天然河道。天然河道，不時變遷，其中，黃河每次泛濫或者改道，必然嚴重破壞大運河。且天然河道概屬東西走向，而大運河橫貫南北，河床起伏地降差很大，因此河道工程極為浩繁。每段河道各有特點，除河名外，各有漕名。清代沿明舊，大致可分為七段：①北京至通州段稱通惠河，漕稱“里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稱北運河，也稱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稱“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臨清段稱南運河，也稱衛河或御河，漕稱“衛漕”；④臨清至台兒庄段稱會通河，也稱山東運河，共設節制閘四十餘座，故漕稱“閘漕”；⑤台兒庄至淮陰段是利用黃河，漕稱“河漕”；⑥淮陰至揚州段稱里運河，也稱淮揚運河、南河或高寶運河。中經寶應、高郵、邵伯等諸湖，故漕稱“湖漕”；⑦鎮汪至杭州段總稱江南運河或轉運河。又以蘇州為界分為南北兩部分：其北段稱丹徒運河，漕稱“江漕”；其南段稱浙江運河，漕稱“浙漕”。

清代治理運河重點有二：一山東境內會通河，一為江蘇境內里運河。會通河地處魯中山地，南旺號稱“水脊”，地勢高聳，水源缺乏。明代在戴村築壩，導汶南旺，分水濟運，以解決水源問題，又置水櫃陡（牛）門，以調節水源，節制水流，才保證了會通河的順利通航。但到了清代，水源諸泉多被填塞，會通河淤淺，安山、南旺、馬踏、徽山等湖，逐漸淤淀，或被豪戶侵佔，闢田耕種，以致湖水日少，加以民田灌溉與漕運爭奪用水，更影響蓄水濟運。清代治理惠通河，除遵循明代舊例，修築戴村壩，疏浚河道，培護堤岸，引水蓄湖，嚴閘啟閉外，採取了如下措施：①申飭地方疏通泉源；②樹立湖塘封界，禁止侵佔；③將山東諸湖開浚築堤，或增高培厚原有堤岸，蓄積湖水；④嚴禁百姓截流灌溉，違看治罪嚴懲。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連續治理，會通河百餘年暢通無阻。

京杭大運河開工於1300年，全長1794公里，連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是最長的運河。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3000年前，就已經有了運河了。後來，人們把一段段運河連接起來，為的是溝通南北河流。後來，運河兩邊變成了人口最密集、經濟繁榮、文化最昌盛的地段。

運河賦

巨龍裂地，氣沖蒼穹；玉帶飄舞，脈暢國中。盤活萬里黃土，滋潤千載文明。縱橫江河，貫通上下炎黃；冠絕宇內，流澤南北風情。循岸徐行，麥秀青青；古今相望，百感盈胸。正道邪道，人間大別；依民利民，運河乃興。

遙想遠古，思接既往。夫政之通行，多借水之通航。故有吳震江淮，邗溝濫觴；隋戀瓊花，頤指蒼茫。暴政橫行，難填北宸欲壑；驕奢延綿，盡斂東南脂膏。寒鴉數點，空繞兩岸之巍峨；蔽空千帆，赫然繁華之琳琅。至於蒙族問鼎，劍犁交融；河道取直，濤石激蕩。其後黃泛頻繁，朝夕更轍；淤堵重重，巨槳不航。至若日月流轉，運輸變革；陸空呼嘯，水路漸荒。

時至今日，川岳靖安，海不揚波，民豐物阜。乃斥巨資，疏污泥，拓河床，勤維護。遂有兩岸錦繡，千里蔥鬱。蒹葭蒼蒼，蘭芷菁菁，鱸鯉相濡，不分江湖。鶯飛草綠，風清日暖；瀾輕龜閑，車停足駐。時有仙禽出沒，農夫高歌；舟楫搖曳，兒童戲舞。上下一色，碧空伴澄瀾相通；左右千般，玉柳與青荇偕俱。

至於燕京雄略，高瞻遠謀。天然水管，運河樞紐。乃有長江之水，自揚州而上，越黃河不休。活水之來，無論春秋。想夫頤和園內，蕩漾遊人醉；八達嶺上，沛然雲雨稠。自茲晏然，美不勝收。蓋斯河雖無以往之繁華，猶滋養北國之風流。茲如慈母之大愛，源源而不盡；又似老父之無私，默默無始由。

噫！政通八方，水至益親。今借河道，南北調和；萬世不改，以民為本。民意無大小，所慮宜深慎。隋亡斯河，不知載舟覆舟；唐興其波，自是惟政惟人。

詩曰：浩浩大河，揚揚其波。源興龍舟，人亡奈何。後世仰賴，利好頗多。融匯炎黃，通活脈絡。系關千古，歲月蹉跎。堤柳煙水，踏浪慨歌。而今政通，長龍騰躍。但願民安，無復有作。

運用

京杭大運河貫通之後以其特有的溝通功能將全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連接在一起，將不同江河流域的生產區域聯繫在一起。封建王朝當權者以它為基礎建立了將各地物資輸往都城的歷時千年的漕運體系，維持著王朝的生命。漕運之中圍繞運河的水運，相關的漕糧調配、收繳、發送、押運、下卸、進倉儲備等方面，在實際的過程中從實際出發不斷因地制宜更新發展，使得漕運體系發展起來，幾經變化。每一變化都是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發展而來。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達運輸法”為“分段運輸法”，即水通則漕運，水淺則儲倉，設糧倉於運河沿岸。這樣，漕船既不停滯，漕糧也無損耗，極大提高漕運量。唐後期在“分段運輸法”的基礎上創“轉搬法”分段接運，改民運為官運，改散運為標準麻袋盛裝，船隻編組等等，集裝化系統化運輸。建立漕運獎勵制度，以鹽利為漕佣，解決漕運經費問題。這些創新切實促進漕運的發展。宋、元、明、清在漕運方面根據運河的實際狀況也不斷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發揮運河的作用。統治者對運河的使用到明清時期也發生著務實的變化。明清時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市場行為日益增多，南北物資交流的需求大增，漕運一方面帶動刺激了運河沿岸商業活動的發展，另一方面，漕運本身越來越商業化。先是漕運中私帶貨物，由少到多。朝廷見禁不住，轉而主動明確允許漕船北上時可以附帶一定的貨物，漕船南返時允許載客運輸。這種漕運政策的變化是政府務實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實，沒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補貼漕工的生計，同時，官紳大賈們也有這種需求。漕船所帶貨物數額日益增長，漕船貿易日趨活躍，運河沿岸興起了很多商業城鎮。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滄州、德州、臨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絲綢、茶葉、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斷運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等也不斷由運河南下。大運河雖為漕運所開，但當時代對之有商運需求時，統治者也與時俱進使之成為商運之河、民運之河。